56法练习七绝 ·《感怀》

却上心头

5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韵一)　　 　　洛阳儿女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韵二)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韵三)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韵四)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韵五)　　 　　婉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韵六)　　 　　这首诗的体裁，名为“七言歌行”。魏晋以来，这种诗体，多用于乐府歌辞，到了唐代，渐渐脱离乐府，成为一种七言古诗的形式，名曰“歌行”。歌行是诗，不是乐府曲辞了。卢照邻，骆宾王等初唐诗人都有篇幅较长的歌行，不过他们的句法，还继承齐梁诗的浓丽风气，又多做对句。刘希夷的歌行，极少用对句，也不多用典故。文字明白流利，诗意也不隐晦。这些特征，都是继承了古诗的传统，和当时流行的文风不合。因此，他这一类诗在同时代是被认为肤浅俚俗，有乖风雅。直到六七十年以后，在玄宗天宝年间，丽正殿学士孙翌，字季良，编选了一部《正声集》，把刘希夷这首诗选进去，以为全集中最好的诗，从此才被人注意。　　 　　《唐才子传》称：刘希夷，字延芝，颍川人。《全唐诗·小传》说：刘希夷，一名庭芝，颍川人。历代选本，或称刘庭芝，或称刘希夷，大概他的名与字已无法辨正了。《唐才子传》又记录他是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的进士，是宋之问的外甥。但宋之问也是上元二年进士及第的，可知甥舅年龄差不多。刘希夷作《代悲白头翁》，宋之问看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联，极其喜爱，知道这首诗还没有流传出去，就向刘要这一联，用入他自己的诗中。刘希夷当时答应了，但后来又反悔，因而泄漏了这件秘密，使宋之问出丑。宋之问大怒，叫人用土袋压死刘希夷，当时刘还不到三十岁。这是唐人小说中所记的一段文艺轶事，未必可信，但由此可知这首诗是很著名的。当时及后世，都有人摹仿，甚至剽窃。《才调集》选录贾曾的一首《有所思》云：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幽闺女儿爱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岁花开君不待，明年花开复谁在。　　 　　故人不共洛阳东，今来空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这完全是剽窃了刘希夷的主题和诗句，甚至连宋之问赞赏的两句也据为已有。直到清朝，曹雪芹作《红楼梦》，代林黛玉作《葬花词》，还偷了好几句。　　 　　这首诗的题目，各个选本都有不同。《唐音》、《唐诗归》、《唐诗品汇》、《全唐诗》，均作《代悲白头翁》。《文苑英华》、《乐府诗集》，《韵语阳秋》作《白头吟》。尤袤【mao】《全唐诗话》作《白头翁咏》。此诗又见于宋之问诗集，题作《有所思》。唐人编《搜玉小集》题作《代白头吟》。闻一多以为应当以《代白头吟》为是，因为《白头吟》是乐府旧题，晋宋人拟作古乐府，都加一个“代”字，例如鲍昭所作乐府，就有《代白头吟》、《代东门行》等。　　 　　按，《乐府古题要解》说：《白头吟》是汉代卓文君所作。因为司马相如要娶一个茂陵姑娘为妾，卓文君乃作《白头吟》表示要与司马相如离婚。相如才放弃了娶妾之意。后世诗人拟作此曲，都以女人被丈夫遗弃之事为主题。如果用比兴的方法，也大多是写忠臣失宠于帝王的苦闷。刘希夷这首诗的主题，显然并无此意。《韵语阳秋》作者葛立方又误解“红颜子”为妇女，因而说此诗是写男为女所弃，离作者的本意更远了。刘希夷另外有两首诗，题为《代闺人春日》，《代秦女赠行人》，这两个“代”字之后，并不是乐府旧题，可见《代悲白头翁》决不是《代白头吟》之误。又同时诗人崔颢有《江畔老人愁》，张谓有《代北州老人答》，都是代老人诉苦的作品，可知当时曾流行过这样的主题。因此，我以为这首诗的题目仍当以《代悲白头翁》为是。题意表示，不是作者自己悲叹白头翁，而是代别人悲叹。代什么人呢?代那些“红颜美少年”。全诗的主题是警告青年人，不要耽于行乐，须知青春不能长驻，公子王孙的歌台舞阁，最后都成为黄昏时鸟雀悲鸣的地方。今天看见一个白头翁，应当怜悯他，也就是怜悯自己的将来。作品的思想倾向是消极的，它只有指出华年易逝，而没有鼓励青年如何抓住华年的积极因素。　　　　 　　全诗二十六句，第一句至第十二句为前半篇，以落花为中心。大意说：花有谢落之时，但明年仍然开花，人则红颜一改，便成老翁。从此转到下半篇，劝告青春旺盛时代的青年人，应该怜悯“半死白头翁”，自己警惕。今天你看到的白头翁，当年也是“红颜美少年”，他也曾和公子王孙一起在花前清歌妙舞，在光禄勋、大将军的园林、楼阁里饮酒作乐。可是，一转眼就病了，老了，不再有人邀请他去参加“三春行乐”。从前在筵席上歌舞的姑娘，也不经久，不到几年，便已满头白发。著名一时的豪家的园林、楼阁，曾经是多少青年宴饮作乐的地方，到后来都成为一片荒地，只有鸟雀在黄昏时候喧噪，好像是有所悲悼。后半篇是全诗的主体，前半篇只是一个引子。这样的艺术手法，用古典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叫做“以落花起兴”。　　 　　什么叫“起兴”，说来话长。但既然讲到了这个语词，就不能不全面地讲解一下。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位姓毛的学者，不知其名。有人说是毛亨，有人说是毛萇，弄不清楚，相传称为毛公。毛公研究《诗经》，给每一篇诗标明了主题思想，称为“诗序”。卷首有一篇总序，称为大序，于是每首诗的序，就称为“小序”。在《大序》中，他提出了诗的“六义”。他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他所谓诗的六种意义，其实是诗的体裁和创作方法。“风、雅、颂”是诗的三种作用。因作用不同而体裁也不同。《诗经》这部古代诗选集是按照“风、雅、颂”三种作用来编定的，“赋，比、兴”是创作方法。但是这位毛公解释了“风、雅、颂”，而没有解释“赋、比、兴”，好像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后来郑玄笺注《诗经》，常常在诗的第一章下注曰：“兴也。”但是他绝不注出“比也”，或“赋也”。他以为比和赋是人人都知道的，不用注明。只有兴，他还特别作了解释：“兴是譬喻之意。意有不尽，故题曰兴。”意思是说：兴也是譬喻(比)，不过不是单纯的对比，而是超越了对比的范围的。因此，他专把用“兴”的手法做的诗注明，使读者了解比和兴的区别。从此以后，我国古典诗歌的刨作方法，就一直用“赋、比、兴”三字来说明。刘勰的《文心雕龙》里有一篇《铨赋》，又有一篇《比兴》，对这三个字作了细致的解释。现在我把他对赋、比、兴所下的定义节录在这里：　　 　　赋——赋者，铺也。铺采捕文。体物写意也。　　 　　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也。　　 　　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蓄愤以斥言，兴则环比以托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这些铨释，为六朝人的文体所局限，今天看来，不够明确。到南宋时，朱熹作《诗经集传》，他在每一首诗下都注明了“赋也”、“比也”或“兴也”。他还给每一个字下了简明的定义：　　 　　赋——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赋就是正面描写某一事物，修辞上可以用渲染、夸张的手法。比是引用一个事物来比拟另外一个事物。兴是先讲一个事物，引起主题思想中要用到的事物。这三种创作方法，赋最单纯，比和兴则似同实异，在某些作品中，不易区别。刘勰也说：“比显而兴隐”。(《文心雕龙·比兴》)朱熹对某些诗的注释，曾用“赋而兴也”，或“比而兴也”，可知他也感到不容易划定。由此，我们应当注意，这三个字并不代表绝然不同的三种创作方法，特别是比和兴。我们可以说，比是直接的比喻，兴是间接的比喻。从比喻这一作用来看，它们原是相同的。所以在文学批评的术语中，“比兴”总是结合成为一个名词，和“赋”对立。而做诗为什么要用比兴手法，为什么不能像散文一样的直说，而偏要用一个事物来比喻或兴起另一个事物?这是为了要用具体的事物形象来说明一个抽象的思想概念，即所谓形象思维。　　 　　现在，我们回头来再看刘希夷这首诗。前半篇里的落花与人的关系是比，但前半篇对后半篇的关系却是兴。按照朱熹的方法来讲，这就是“比而兴也”。先以落花为比，以引起白头翁之可悲。　　 　　这首诗的比兴方法运用得简单，所以一读就可悟到。前半篇和后半篇，区分得很明显。初学作诗的人，可以从这一类诗的习作入门。歌行体诗发展到盛唐，李白、杜甫等大诗人都写了不少著名的歌行。他们的艺术手法更高超，比兴的运用也更复杂、更深刻、更隐晦。　　 　　歌行与律诗不同之处，第一是句数可随作者自由，不象律诗那样有规格。第二是不需要用对句。有些作者偶尔用几联对句，例如此诗只有第四、六、十联是对句。也有作者通篇都用对句，例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第三是平仄粘缀没有律诗那样严格。第四是它不限韵数，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随便转韵。这些特征，都与古体诗同，而与律体诗不同。所以歌行属于古诗，而不属于律诗。　　 　　这首诗用了六个韵脚，即转韵五次。第一联和第二联都是二句一韵。第三、四联四句一韵，第三句(即第四联上句)不协韵，这和一首绝句同。第五、六、七联六句一韵，第三、五句不协韵，这和一首律诗同。第八、九、十、十一联八句一韵，也和一首律诗同。第十二、十三两联四句一韵，第三句不协韵，亦和绝句同。由此可见，一首歌行的句法、章法组织，包含了各种诗体在内。学作歌行体诗，同时就是学作各体诗。　　 　　歌行都是长篇。如果一韵到底，一则音乐性太单调，二则作者不易选择韵脚。因此就需要转韵。盛唐以后，歌行转韵，渐渐地有了规律，一般都是四句或八句一转。转韵处总是在一个思想段落处，隐隐还保存四句一绝的传统，刘希夷这首诗的转韵方式，特别是第一联一韵之后，第二联立刻转韵，第三联又转韵，这种不规则的转韵方式，在以后的歌行中，是极少见到的。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

却上心头

6宋之问：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

春豫灵池会，沧波帐殿开。　　 　　舟凌石鲸度，槎拂斗牛回。　　 　　节晦蓂全落，春迟柳暗催。　　 　　象溟看浴景，烧劫辨沉灰。　　 　　镐饮周文乐，汾歌汉武才。　　 　　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不过比一般的“五律”多二联四句，也就是比四十字的五言律诗多二十字，全诗共六十字。这一类型的五言诗，唐代人就称之为“五言六韵律诗”。元人杨士弘，选了一部唐诗，名曰《唐音》。在这部唐诗选集中，他把这一类型的律诗称为“排律”。从六韵开始，一直可以多到百韵，甚至一百二十韵，一对一对的联句，一排一排地延长下去。明代高棅编的《唐诗品汇》，也跟着杨士弘使用这个名词，于是，排律作为律诗的一种体式，这个名词便普遍被承认了。到了清代初期，有不少人反对这个名词，例如冯班以为这个“排”字容易使诗成为呆板的对句堆砌，所以他曾说；“此一字大有害于诗。”　　 　　在唐代人的观念里，从二韵到一百二十韵的五言或七言诗，只要平仄粘缀，词性、句法都成对仗，就都是律诗，一概称为五律或七律。二韵四句的称为绝句。绝句也是律诗，故又称“小律诗”。六韵以上的称为大律诗。宋元以后，绝句不属于律诗。“五律”、“七律”这两个名词仅指四韵八句的诗。于是，有必要绐六韵以上的律诗另外定一个名目，“排律”这个名词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它有方便处，也未必“有害于诗”。　 　　唐中宗李显，在一个正月三十日到昆明池去游玩，高兴地做了一首诗，命令随从的官员们大家和他一首。当时有一百多人做了诗。宋之问这首诗是被评为最好的作品。题目“奉和”，这个“奉”字，如果按照它的本义来讲，就是“捧”字。意思是双手捧了皇帝的原作，照样也做一首，但现在，它已成为恭敬的礼貌词，如“奉答”、“奉命”、“奉询”等等。　　 　　许多人用同一题目做诗，第一个人做的第一首诗，称为“首唱”；大家跟着做，称为“和”。这整个赛诗的行动，称为“唱和”。和诗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用同样的题目，同样的诗体，但不用同样的韵脚，这是“和诗”。题目、诗体、韵脚，全都与原唱一样，这是“和韵”。在唐代，“和”与“和韵”，意义不同。宋元以后，凡是和诗都必须用原韵，于是“和”与“和韵”就没有区别了。　　 　　晦日是每月最后一日。大月是三十日，小月是二十九日。前面不标明月份，就是正月晦日。唐代的礼俗，以正月晦日、上巳和重阳定为三大节日。在这三天，公私休假，官吏和人民都郊游宴乐。到了宋代，这种风俗已不行了，所以宋代以后的诗中，见不到晦日游宴的题目。　　 　　“幸”是一个封建政治动词。皇帝到了什么地方，就说是“幸某处”，因为这是某处的荣幸。皇帝在某一位妃子的屋里歇宿，就说是“幸某妃”，因为这是某妃的荣幸。　　 　　昆明池在长安东南，原是汉武帝所开，以训练水军的。在唐代，成为一个名胜的游览区。　　 　　“应制”也是一个封建政治语词。皇帝的命令，称为“制”或“诏”。其书面文件称为“制书”或“诏书”。唐初几位皇帝都能作诗，他常常在令节宴会的时候作诗首唱，命诸大臣和作，因此，初唐诗人集中有不少“应制”或“应诏”的诗。题目用“奉和”或“奉和圣制”的，表示皇帝自己先作了一首，有“和”当然必须先有“唱”。题目有“应制”而没有“奉和”的，表示奉皇帝之命而作，但皇帝自己并没有作。例如宋之问有一首《幸少林寺应制》，是他随从武后游幸少林寺，奉命而作。因为武后没有作诗，故只有“应制”而不是“和”。应制诗也有限制定韵脚的，例如宋之问有《九月晦上阳宫侍宴应制得林字》一诗，是九月晦日武后在上阳宫设宴，命大臣各作一诗，每人分配到一个韵脚，宋之问得到“林”字，他的诗就必须用“林”字韵。　　 　　“应诏”和“应制”本来没有区别，但武则天规定用“制”字，不用“诏”字，故武后以后都用“应制”而不用“应诏”。奉皇后，太子的命令，称为“应令”，例如李百药有一首《奉和初春出游应令》，这是随从皇太子初春出游，太子作了一首诗，命大家和作。还有用“应教”的，那是奉诸王之命而作。例如虞世南有一首《奉和咏风应魏王教》。太宗的第四子李泰，封为魏王，他作了一首咏风的诗，请陪同的大臣也作一首，所以题作“应魏王教”。还有一首诗题为《初晴应教》，就不知道是应那一位王子的教了。　　 　　“应制”、“应令”、“应教”诗，总称为“应制诗”。这种诗大多是五言四韵的五律，或六韵至十二韵的长律，偶尔也有绝句。由于这是君臣之间的文字酬答，措辞立意，必须顾到许多方面。要选择美丽吉祥的词藻，要有颂扬、祝贺、箴规的意义，要声调响亮，要对仗精工，要有富贵气象，切忌寒酸相。这样，它就成为一种典型的宫廷文学。唐代诗人官位高的，差不多人人有这种诗。后世皇帝爱好文学者少，自己能作诗的更少，这种君臣唱和的风气就衰歇了。　　 　　为皇帝晦日游昆明池而作诗，题材中主要部分当然是皇帝、晦日、昆明池三项。宋之问这首诗就使用了与此三者有关的典故。第一联是先叙述这件事：春天参与了灵池上的宴会，池边设置了帐殿。灵池、沧波，都是指昆明池。第二联描写乘船在昆明池中游览：船划过了石鲸，好象从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回来。昆明池有石刻鲸鱼，又有牵牛织女的石像立于池之东西，使池水仿佛象银河。槎，就是船。第三联就得照顾晦日：这个节日是正月三十日，春气还没有到来，只是暗暗地催杨柳发芽。据说，唐尧的时候，阶下生了一株草，每月一日开始长出一片荚来，到月半共长了十五荚。以后每日落去一荚，月大则荚都落尽，月小则留一荚，焦而不落。这一荚称为蓂。后世诗文家就用“蓂”字代替荚。此诗说“蓂全落”，可知是三十日。于是，这一联诗，就扣住了正月晦日。第四联要扣住昆明池。他说象北海那样茫茫无涯的水中，正好看落日的景色；看到池底的黑泥，便想到这是劫火烧馀的残灰。这两句用的都是昆明池的典故。当年汉武帝开凿此池，取象北海(溟，即北海)。在池底掘得黑灰，以问东方朔。东方朔说：天地大劫将尽，就会发生大火，把一切东西都烧光，叫做劫火。这是劫火后遗留下来的残灰。第五联就转到皇帝。周武王建设了镐京(今陕西长安)，与群臣宴饮。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宴会的故事。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们乘船泛游于汾水之上，自己作了《秋风辞》这首著名的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君臣游乐唱和的故事。宋之问就很适当地用这两个典故组织了两句诗，顺便歌颂了李显为汉武、周王。镐饮是周武王的事，但这一联诗中不能以“周武”对“汉武”，于是只好硬派作周文王的事了。最后一联是结束，应当使皇帝、晦日、昆明池三者都有交代。宋之问又用了一个汉武帝的故事。据说汉武帝曾救过一条大鱼，后来在昆明池旁得到一双夜光珠，是大鱼报恩献给他的。于是这一联诗就说：不怕三十夜没有月亮，自然会有报恩的夜光珠进来的。　　 　　象这样的诗，全靠运用适当的典故，工致地组织起来。内容是非常空虚的，你不能说它有什么中心思想。这就是宫廷文学的特征。　　 　　唐人小说记载了有关这首诗的故事。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人作了和诗，皇帝命他的昭容(女官名)上官婉儿评选出一篇最好的，以供谱曲。昭容在帐殿旁一座搭起的綵【cai】楼上评选，臣僚们都在楼下。一张一张落选的诗笺被扔下来，各人自己取回。最后只剩沈佺期和宋之问二人的诗笺没有下来。过了好久，才飞下一纸，乃是沈佺期的诗。沈、宋二人当时是齐名的，他们的作品不容易区别高下。这一次，却是宋之问夺得了冠军。上官婉儿是一位女诗人，女学士，对沈、宋二人的诗，好久不能评定甲乙，最后才取宋而弃沈。她的评语说：“二诗工力悉敌，沈诗落句词气已竭，宋犹健笔。”她是从结尾一联决定的。沈诗结尾已经没有意义了，而宋诗的结尾却还很矫健。现在我们参看沈佺期的诗： 　　法驾乘春转，神池象汉回。　　 　　双星移旧石，孤月隐残灰。　　 　　战鹢逢时去，恩鱼望幸来。　　 　　山花缇骑绕，堤柳幔城开。　　 　　思逸横汾唱，欢留宴镐杯。　　 　　微臣雕朽质，羞睹豫章材。 　　用的也是这几个典故，但全诗只是写昆明池，没有照顾到晦日。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区别高下。尾联用《论语》“朽木不可雕也”句意，表示自谦：我现在应制作诗，好比雕刻朽木，看到别人的佳作，自愧不如。这两句诗已经离开了题目，硬凑来做结束，不如宋之问的结句，既扣住晦日和昆明池，又有颂扬的意义。上官婉儿的评语，历代以来，诗家都是同意的。明代诗人王世贞说，沈佺期的结句是“累句中累句”，宋之问的结句是“佳句中佳句”。可见后世评论，亦认为这两联结句，差距很大。　　 　　一首诗的开端和结束，都很重要。沈、宋二诗的结尾，给我们以形象的认识。宋诗的结尾已做到了“言尽意不尽”，而沈诗的结尾却是“言浮于意”。尽管二诗都是宫廷文学，但宋之问作了六韵十二句，才气未尽，沈佺期作了十句，便无法扣紧题目发展诗思了。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三日

却上心头

7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天长地阔岭头分，去国离家见自云。　　 　　洛浦风光何所似，崇山瘴疠不堪闻。　　 　　南浮涨海人何处，北望衡阳雁几群。　　 　　两地山河万馀里，何时重谒圣明君。　　 　　这里讲一首沈佺期的七言诗。这种诗体，初唐时还未定名，就按照韵数计算，称为七言四韵诗。后来才称为七言律诗，简称七律。《旧唐书·沈佺期传》说他“尤长于七言之作”，指的就是这一形式的诗。唐代七言律诗的格式，是沈佺期和宋之问二人奠定下来的。在初唐诗史中，他俩以“沈宋”齐名。　　 　　杜审言于神龙元年(公元七0五年)流放峰州(今越南北境)，同时，沈佺期亦因贪污罪流放驩州。杜审言在过岭的时候，做了一首诗，有人传给沈佺期看。因为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就用同一题目做了这首诗。题目上用“遥同”二字，表示二人距离很远，不是一路同行。过岭是指过五岭。唐代法律，官吏罪行严重者，要流放到岭南，当时认为是蛮荒之地。杜审言降官的时候，官职是膳部员外郎，故称杜员外。　　 　　我国古诗，秦以前以四言一句为主要形式，这是《诗经》的传统。汉、魏、南北朝诗以五言一句为主，这是《古诗十九首》的传统。汉武帝曾和他的大臣在新造的柏梁台上饮酒，君臣连句赋诗。皇帝带头作了一个七言句，群臣就跟着用七言句连接下去，这是七言诗的开始。以后虽然有人作七言诗，但当时还不算是诗。《后汉书·文苑传》说杜笃的著作有“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说崔琦的著作有“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凡十五篇”。这里都不说是诗，而说“七言”，可知东汉时还不把七言列入诗，而且似乎把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名词，与辞赋为一类。　　 　　魏文帝曹丕有一首《燕歌行》，七言十五句，每句都协韵。一韵到底，不换韵。这是最早的一篇七言乐府歌辞。以后追随他的还不多，要到齐梁以后，我们才见到有张率的《白紵【zhu】歌》九首，吴均的《行路难》五首。徐陵有《乌棲【qi】【xi】曲》，江总有《芳树》，庾信有《乌夜啼》、《杨柳枝》。但这些都是乐府歌辞，不是诗。因此可知，从汉武帝柏粱台连句以下，一直到陈、隋，七言句一向属于乐府歌曲。沈宋创造的七言律诗，应当看作是从乐府歌辞演变而来，不是五言律诗的增字发展。　　 　　现在我们举两首南北朝晚期的七言八句乐府歌辞来看它们与唐代七言律诗的关系。　　 　　芳树 　　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鲜。 　　××××　　 　　千叶芙蓉讵相似，百枝灯花复羞然。 　　×　　 　　暂欲寄根对沧海，大愿移华侧绮钱。 　　×　　 　　井上桃虫谁可杂，庭中桂蠹【du】当见怜。 　　×　 　　——(陈)江总 　　乌夜啼 　　促柱繁弦非子夜，歌声舞态异前溪。　　 　　御史府中何处宿，洛阳城头那得栖。 　　×× 　　弹琴蜀郡卓家女，织锦秦川窦氏妻。　　 　　讵不自惊长泪落，到头啼乌恒夜啼。 　　×× 　　——(北周)庾信 　　这两篇乐府都用平声韵。江总一首四联都是对句，庾信一首第一、二、三联都是对句。它们都已具备了七言律诗的规格。但是，它们的上下句之间，上下联之间，平仄还没有粘缀。所以它们仍是齐梁体的七言乐府，而不是唐代的七言律诗。现在我把这两篇中平仄失粘的字用×标出，改换这些字，就都是律诗了。 　　沈佺期这首诗的古本，还有一个题目；《独不见》。这也是一个乐府古题。大约沈佺期原来是写了一首七言八句的乐府歌辞，用“独不见”为正题，是这首歌辞的曲调名。再用“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为副题，是这首歌辞的内容。但是他在和声方面加了工，使这首七言八句的乐府歌辞和江总、庾信等的作品不同，于是它奠定了唐代七言律诗的格式，脱离了乐府歌辞而归入诗的队伍，正如杨炯的《从军行》一样。　　 　　我们把这首诗作为初唐七言律诗的样板。全诗不用典故，句法都是平常的结构，诗意也明显，在唐律中，这是朴素的新产品形式。第一联说：这个山岭分隔了天地，去国离家的人，在此所见唯有白云。“天长地阔”，“去国离家”，这种成语都是用两组形象语词表达一个概念。“天长地阔”就是“天地悠远”。“去国离家”就是远行的旅人。“长”、“阔”二字并不一定要分别属于天地，万不可死讲天如何长，地如何阔。去国就是离家，不必一定要区别家国的不同。欣赏诗歌，要从全篇着眼，不要从一字一语中去求作者的用意。固然有些字是作者寓有深意的，所谓“诗眼”，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但有许多字是作者随意凑用，读者不必求之过深。　　 　　第二联说：这时不知家乡的风光如何美好，在这里，每天只是听到人家讲高山瘴气使人病死的消息。洛浦，洛水之滨，用来指他的家乡，今河南。第三联说：被流放的人还要向南去，渡大海，不知身在何处。回头看望衡阳有多少大雁已经因为飞不过衡山而折回去了。民间传说；大雁南迁，飞不过衡山。这是形容衡山之高，并非真有这回事。这句诗的意思是：我现在所到的地方，连大雁都不会来。第四联说：南北两地，相隔万里江山，不知那一天才能重见圣明的皇帝。这是一切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官吏经常在诗里表现的始终忠于皇帝的思想。这是极有必要的，因为常常有人会诬告他心怀怨恨，有不忠不臣的思想言行。没有这样一首诗，就拿不出为自己辩护的证据。“两地江山”是照应上文“洛浦风光”和“祟山瘴雾”。“南浮涨海”和“北望衡阳”也照应了第一句的“分”字。　　 　　近来有人讲“两地江山”这一句，以为指沈佺期和杜审言二人分在两地。这样讲恐怕不是。如果此诗的题目是“和杜员外过岭”，那么这是一首和诗，结尾应当照顾到杜审言。现在沈佺期这首诗是“遥同”，杜审言没有请他和作，也根本不知道沈佺期有这首诗。所以沈佺期在前三联中既没有照应到杜审言，第四联当然不会关涉到杜审言了。　　 　　此诗第一、二联写过岭以后的见闻。所见者白云，所闻者瘴疠，都是蛮荒景象。第三、四联写旅途心境。结构很简单是顺着思维逻辑写的。用字重复的很多。“何”字用了三次，“地”字用二次，“山”字也用二次。在初唐的律诗中，这些都还不算毛病。盛唐以后，这情况称为“犯重”，诗家都要避免。　　 　　七言律诗的句法是上四下三。上四又应当是二二组合。下三则或为一二、或为二一组合。例如：　　 　　天长地阔——岭头——分，　　 　　去国离家——见——白云。　　 　　这是第一联，本来不必用对句，但作者用“天长地阔”对了“去国离家”。形式很像是对句，词性结构却不成对偶。这种似对非对的句式，也为以后的诗人所忌用。　　 　　“见——白云”是按词性区分的，在吟诵的时候，还应该读作“见白——云”。“头”字，“白”字，都是全句中第六字，都要符合粘缀规律。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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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律·《长城》

逶迤万里贯西东，极目烽台思不穷。

曾御匈奴关塞外，亦维百姓太平中。

此时叹古情虽异，他日吟诗事亦同。
浩气凛然惊五岳，至今犹在啸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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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香子·《咏长城》
一岭风凉，满目秋黄。
燕山下、旧垒斜阳。
雄关慢慢，塞草茫茫。
欲恣嬉游，恣时晚，恣思量。
青冥浩荡，孤鹫翱翔。
巨龙伏、千载流芳。
情留明月，血溅残墙。
更惜如今，惜来岁，惜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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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 ·《听无嗔大师唱歌 有感》
月透青纱入小楼，佳人无事数觥筹。

忽闻窗外清音绕，到此随风送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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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入松 ·《团圆》
窗前桂魄漾空明，时起蛩声。
西风暗度罗衫薄，思离人、睹物伤情。
耿耿誓言不寐，孤灯独对凄清。
今朝闻尔踏归程，百感犹生。
心期已久团圆日，又能与、携手同行。
共醉花间吟诵，任由云气纡萦。


风入松 ·《飘雪》
窗前飞絮似含情，漫舞闲行。
披银堆粉妆佳景，落凡尘，心迹双清。
只爱玉铺满地，素来与世无争。
莫言时短不长生，亦自滋荣。
东风暗度山阴去，又何妨，枯木相迎。
唯耿早春远别，人间谁伴梅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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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野渡无人舟自横”为意境写一副成联

归帆远浦斜阳里
征雁长空碧水中【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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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杂言歌行三首

新曲 　　迴【hui】雪凌波游洛浦，遇陈王；　　 　　婉约娉婷工语笑，侍兰房。　　 　　芙蓉绮帐还开掩，翡翠珠被烂齐光。　　 　　长愿今宵奉颜色，不爱吹箫逐凤皇。　　 　　——长孙无忌 　　拟古神女宛转歌 　　日已暮，长檐鸟不度。　　 　　此时望君君不来，　　 　　此时思君君不顾。　　 　　歌宛转，宛转那能异栖宿。　　 　　愿为形与影，出入恒相逐。　　 　　——崔液 　　采莲女 　　采莲女，采莲舟。　　 　　春日春江碧水流。　　 　　莲衣承玉钏，　　 　　莲刺罥【juan】银钩。　　 　　薄暮敛容歌一曲，　　 　　氛氲香气满汀洲。 　　——阎朝隐 　　以上三首诗是另一种形式。它们是三言句、五言句和七言句的混合体，称为“杂言”。从汉代的乐府歌辞开始，就有了这种杂言体的诗。不过汉代的杂言，是三言、四言和五言句的混合，魏晋以后，四言句渐渐不用，被七言句代替了。　　 　　第一首是长孙无忌的《新曲》，原有二首为一组，现在选了一首。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皇后的弟弟。他辅佐李世民起义，建立唐朝政权，成为唐代的开国功臣，新兴大贵族。这首诗题名《新曲》，其实既非诗题，也不是曲调名。只表示是他新做的曲词，因此，这也是一首乐府诗。　　 　　全诗以七言六句、三言二句组成。用一个韵(王、房、光、皇)。第一句，即全诗主题，用了一个典故，魏陈思王曹植做过一篇《洛神赋》，描写他在洛水边梦见的一个神女。后世人就用洛神来代表妓女。这句诗是说：有一个神女在洛水边上漫步，遇到了陈王。迴雪是形容她的白色衣裳被风飘动，凌波是形容她从水面上走过来。第二句写神女的姿态又婉约，又娉婷，又会说会笑；在兰麝芬芳的房间里侍候陈王。以下二句是描写神女与陈王欢会的情景：绣花的罗帐时开时掩(“还开掩”即“开还掩”)；翠色的珠被灿烂着一色的光辉。第五、六句说神女愿意永远象今夜一样侍候贵人，不爱跟随吹箫的仙人一起骑凤凰上天去。这里用了一个神话典故：传说古代秦穆公的女儿弄玉，爱上了一个能吹箫的仙人，和他一同骑了凤凰上天。 　　此诗的思想内容非常庸俗，不过描写一个封建贵族玩弄一个女人。把这女人比之为洛神，把自己比为胨王，还说那女人爱他，不愿意离开他去嫁给别人。这种近乎****的诗，文学上称为“艳诗”。齐梁以来，从皇帝太子、王公贵人一直到无聊文人，都喜欢做。帝王贵族统治阶级在宫廷里做的，又称为“宫体”。徐陵编的一部《玉台新咏》，就是宫体诗的选集。　　 　　第二首诗的作者崔液，与其兄崔湜，都是武则天时期诗人。“宛转歌”是晋宋时代的东吴民歌，崔液此诗是摹仿古代的“神女宛转歌”。“拟”就是摹仿。历代诗人，常常喜欢摹仿一首古代诗歌，以为习作，这一类诗歌，亦自成一体，称为“拟古”。我国诗歌，本来有悠久的民歌传统，《诗经·国风》里有许多诗都是民歌。从汉魏以下，民歌一向被文人所注意。如果出现了风行一时的民歌，很快就被文人接过去，或者摹仿，或者改造，成为一种新诗的形式。南北朝的民歌，对唐代诗人的影响也很大，象崔液此诗和第三首阎朝隐的《采莲女》，都是例子。　　 　　崔液这首诗不用一个典故，字句也很浅显，可能是有意用接近民间口语的文字来写作的，诗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女子，在屋檐上已没有归鸟飞过的榜晚，等待她的丈夫。但她的丈夫却把她抛弃不顾。她唱起宛转歌，想到既要“宛转相随”，那能又分居两地呢?因此，希望自己成为丈夫的影子，可以永远跟随他出入。 　　这一类主题思想，在我国诗歌中很多，一般称为“闺情”或“闺怨”。光从字面上看，这些诗大多是描写女人怀念丈夫或情人的思想情绪，或者写一个未婚少女希望配合一位称心如意的丈夫。但是这种思想情绪，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比喻。例如此诗的“君”字，可以理解作“你”，即丈夫或情人，也可以理解作“君王”。如果这样讲，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就成为一个没有被君王所重用的官员的感慨了。由此可见，如果以为这个“君”字指的是丈夫或情人，那么这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如果以为这个“君”字是指皇帝或任何一位政治人物，如宰相、节度使之类，那么这首诗的创作方法就是“比兴”。唐代诗人常写闺情诗献给帝王将相，目的是求他们提拔荐举。我们读唐诗，必须了解以闺情诗为比兴的习惯。崔液这首诗，可能也另外有针对性，而不是单纯的描写闺情。但是从文字外表看，还无法判断它是赋，还是比兴。　　 　　第三首诗的作者阎朝隐也是为武则天赏识的诗人，可惜现在他的诗只留存十三首，故后世的名声不大。他还是著名书法家，现在还有他写的碑流传着。这首《采莲女》是描写采莲女子的诗，纯用正面描写的赋体，没有什么比喻作用。汉魏以来，一向就有歌咏采莲女子的歌曲，题作《采莲曲》。但阎朝隐此诗题作《采莲女》，显然表示不用乐府古题，因而它不是乐府歌辞，而是杂言的诗，也就是后来所谓“歌行”。　　 　　这首诗正面写一个采莲姑娘划着小船在春江绿水中采莲。莲衣即荷叶，托住了腕上的玉镯，莲茎上的刺钩住了采莲钩子。天色晚了，采莲姑娘唱起歌，使整个水域都飘浮着香气。这样一首诗，作者既无抒情，又无比兴，可以说是没有诗意的诗，也是宫体诗的特征。　　 　　“采莲”的本意是采莲子，南北朝的民歌里，常有歌咏采莲子的小曲，大多是湘鄂一带，那里的莲子是农民的经济作物，姑娘们去采莲是她们的生产劳动。这种民歌的形式和题材，被文人，尤其是宫廷诗人所采用后，往往会歪曲了本义，成为歌咏美女采莲花的艳诗。阎朝隐这首诗虽然不能肯定他也误为采莲花，但他强调的是“氛氲香气”，似乎也咏的是采莲花了。玉钏、银钩，都不是一个采莲的农民姑娘所能有的饰物，他却把一个农民姑娘装饰成贵族小姐。这些都是齐梁宫体诗的影响，只顾追求辞藻的美丽，而无视作品的现实性。　　 　　我把这三首诗标题为“杂言歌行”，已表明了它们是唐代作品。因为“杂言”虽是六朝时代的名词，“歌行”却是唐代的名词。六朝时代的杂言诗都是乐府歌辞，这三首诗如果在六朝时代，应标题为“乐府杂言”。但唐代的杂言诗，不一定是乐府歌辞，它们是诗，但不是律诗，更不是古体诗，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名词，把这一类诗称为“歌行”。汉魏以来，乐府歌曲常用“歌”、“行”这些字来做曲调名。例如：“团扇歌”、“子夜歌”，“怨歌行”、“东门行”、“饮马长城窟行”等等，唐人用这两个字来概括这一类诗，并表示这类诗已脱离了音乐的关系，成为一种不入乐而可吟唱的诗。　　 　　“歌行”这个名词，在初唐时还没有成立，当时人还用“乐府诗”，例如李颀有一首诗，题云：《送康洽入京进乐府诗》，又称“杂歌”，殷璠评李颀的作品云：“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河岳英灵集》到中唐时，白居易编定他自己的诗集，有一卷是《歌行杂体》。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一文中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又同时诗人张碧的诗集，也名为《歌行集》，可知“歌行”是中唐时代出现的新名词。元稹更说明了唐代的歌行体诗，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这就是说，这一类诗都是作者从内容来定题目，并不依傍乐府古题。如杜甫的《丽人行》、“三吏”，“三别”等，都不是古代乐府调名，也不是唐代的乐府歌辞，它们是唐诗的一种独立形式。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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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子昂：感遇诗(上)

现在要讲到初唐时期一位复古诗人陈子昂，他的主要作品是三十八首《感遇诗》。这些诗的形式都是五言古体(简称“五古”)。自从齐粱以来，诗体日趋浮夸、靡丽，只有文字之美，不见作者的思想怀抱。有汉魏风骨的五言古诗，几乎已没有人做。陈子昂作这三十八首诗，直接继承了汉魏古风，从它们的渊源来讲，可以说是复古。但是，他的诗扫除了齐梁旧格，为唐代五言古诗建立了典范，成为先驱者。从他的影响来讲，也可以说是创新。正如后来韩愈的古文运动一样，口号是复古——“文起八代之衰”，而效果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散文。文学史上有过好几次复古运动，我们应当分别看待。有些复古运动是开倒车，例如明代李攀龙等人的复古运动。他们主张诗复于唐，文复于秦汉——“非三代秦汉之书不读”。又如清代同光朝的一部分桐城派文家。有些复古运动是向前有所发展的，例如陈子昂的诗和韩愈的散文。顺便提一提，十五世纪中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以复古为口号，实质上是对当时奄奄无生气的教会文化的革命，从而产生了人文主义文化。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是个富家子弟，但能刻苦读书。高宗开耀二年(公元六八二年)进士及第。高宗崩于洛阳，他上书请在洛阳建高宗陵墓。武则天召见，有所咨询，很欣赏他的对答，拜麟台正字。武则天将发兵讨伐西羌，他又上书谏止，历官至右拾遗。武攸【you】宜统军北伐契丹，以陈子昂为记室，主撰军中一切文件。屡有建议，武攸宜不能用。圣历初，以父老辞官归。父殁后，县令段简以其家豪富，罗织入罪，逮捕狱中，忧忿而死，年四十三。　　 　　关于陈子昂的生平，两《唐书》本传所记，大略如此。说他是被县令关入狱中，忧忿而死，这是根据当时官方文件，其实他是被县令段简杀害的。段简也不是为了垂涎他的财产，而是由于一个政治阴谋。这件事，大约当时人人知道，但是没有文献纪录。过了一百多年，才由诗人沈亚之透露出来。沈亚之在《上郑使君书》中说：“武三思疑子昂排摈，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死于不命。”这是他真正的死因。大约陈子昂在政治上、言论上触犯了武三思，使武三思恨得非杀他不可。　　 　　《感遇诗》三十八首，全是五言古诗体，有四韵的，有六韵的，有八韵的，字数不等。它们的内容，可以分为三类：(一)引述古代历史事实，借古讽今。这一类诗可以说是继承了左思的八首《咏史》。(二)主题并不涉及历史事实，只是抒写自己的感慨。这一类诗可以说是继承了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和庾信的二十七首《咏怀》。(三)既不涉及历史事实，又不明显地表达自己的感慨，而字里行间，好象反映着某一些时事。这一类诗可以说是继承着陶渊明的《饮酒》和《拟古》，我们把它们称为“感事”。但这三类也不是泾渭分明的，咏史和感事，有时混同；咏怀诗也有时引用一些历史事实来作比喻。　　 　　关于诗题“感遇”的解释，最早见于元代杨士弘编的《唐音》。他注释道：“感遇云者，谓有感而寓于言，以摅其意也。”又有一节说；“感之于心，遇之于目，情发于中，而寄于言也。”前一个注往往使人误会，以为“寓于言”是注释“遇”字的，因此，清初钱良择编《唐音审体》，就在题目下注云：“遇一作寓。”这就错了。 　　清初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注释云：“感遇者，感于所遇也。”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注释云：“感于心，困于遇，犹庄子之寓言也。与感知遇意自别。”此外或者还有不同的解释，手头书不多，未能尽检。我以为吴昌祺的注释最简单明白。“遇”字的涵义很广，凡是见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从书中读到的，都是“所遇”，因为有所遇，而有所感，就拉杂作了三十八首诗，总题日《感遇》。它们和阮籍的《咏怀》並没有区别，所以诗僧皎然指出陈子昂的《感遇》原出于阮籍《咏怀》。　　 　　《旧唐书·陈子昂传》说，子昂“善属文，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shi】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举进士。”《新唐书》所记也差不多。这样说，《感遇》诗是陈子昂举进士以前的作品了。但三十八首诗中，所暗指的有许多是武则天执政时的事，第二十九首起句云：“丁亥岁云暮”，全诗是为“荷戟争羌城”而作，这分明是武后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年)的事，可知史传所述有误。作《诗比兴笺》的陈沆以为陈子昂屡次触犯武氏，深恐得罪，告退归隐。其中有几首诗是归隐后所作。我们可以假定，《感遇》诗非一时一地所作，随遇兴感，陆续写成，大多数在武则天酷政猖狂的几年间。至于成进士以前，或归隐以后，可能也有几首，则为少数。　　 　　现在我们选讲两首属于咏史类型的《感遇》诗。 　　第四 　　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　　 　　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闻中山相，乃属放麂【ji】翁。　　 　　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　　 　　这首诗关系到两个历史人物，乐羊和秦西巴。乐羊是魏国的将军。魏文侯命他率兵攻中山，中山君逮捕了乐羊的儿子，把他杀死后，煮成肉羹，派人送给乐羊。乐羊为了表示忠于魏文侯，就吃下了这碗肉羹。魏文侯虽然重赏他的军功，但是怀疑他心地残忍，毫无父子骨肉之情。秦西巴是中山君的侍从，中山君孟孙出郊狩猎，得到一只小鹿(麂)，分付秦西巴牵回去。小鹿的母亲一路跟着悲鸣不已，秦西巴心中不忍，就把小鹿放走。孟孙以为秦西巴是个忠厚慈善的人，任命他为太子太傅，教导太子。　　 　　陈子昂用这两个故事，每一事概括为四句，作了对比。乐羊为贪立军功，骨肉之情薄到如此，这样的人，对别人岂有忠心呢?而中山国的傅相，却是一个不奉君命，自作主张，释放一只孤兽的秦西巴。　　 　　陈子昂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两个历史故事，做一首诗来批判乐羊，赞美秦西巴呢?陈沆笺释说：这首诗是讽刺武则天的。武则天为了篡政夺权，杀了许多唐朝的宗室，甚至杀了太子宏、太子贤、皇孙重润。影响到满朝文武大臣，为了表示忠君，自以为大义灭亲。例如大臣崔宣礼犯了罪，武刚天想赦免他，而崔宣礼的外甥霍献可却坚决要求判处崔宣礼以死刑。这种残忍奸伪的政治风气，使陈子昂十分愤慨，写了这首诗，表面上是咏史，实质是讽谕时事。　　 　　第二十六　 　　荒哉穆天子，好与白云期。　　 　　宫女多怨旷，层城闭蛾眉。　　 　　日耽瑶池乐，岂伤桃李时。　　 　　青苔空萎绝，自髮生罗帷。 　　这首诗用的是穆天子与西王母的故事。穆天子即周穆王，生活荒淫，爱好狩猎，曾骑八匹骏马，远游至西域，访求神仙。见到西王母，王母在瑶池上设宴奏乐款待他。他流连忘返，不理国事。其神话化的事迹见于《穆天子传》。此诗大意说周穆王荒于酒色，爱好游仙。第二联说：他后宫的许多年轻宫女都虚度青春，不得配偶，一辈子被关闭在宫城里。第三联说：穆王天天耽溺于瑶池宴乐，那里会关心到宫女的桃李年华。第四联说：宫门长闭，满院青苔，这许多终年居于罗帷中的宫女已满头白髮了。　　 　　这首诗也是咏史。为什么咏起穆天子的事来呢?陈沆以为是暗指唐高宗李治的。武则天本来是高宗宫中的昭仪(女官名)，高宗即位后，永徽元年(公元六五O年)，立妃王氏为皇后，不久就被武昭仪所媚惑。永徽六年，废皇后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从此以后，高宗所曾宠受的妃嫔，陆续都被武则天清除掉多少宫女，长年禁闭在宫中。院子里青苔一年一度的萎谢，罗帷中的宫人白髮满头。在此诗中，穆天子的故事起了比兴作用，在咏史的外表下，成为对当时政治的讽谕诗。　　 　　自从左思以来，历代都有诗人作咏史诗，绝大部分是借古讽今的比兴体。另有一些咏史诗，是用诗的形式来评论历史人物或事实，并不影射当时现实的，关于这一类咏史诗，我将在讲到晚唐时胡曾《咏史》诗的时候再讲。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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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子昂：感遇诗(中)

第二 　　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　　 　　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　　 　　迟迟白日晚，嫋嫋【niao】秋风生。　　 　　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　　 　　第二十三 　　翡翠巢南海，雄雌珠树林。　　 　　何知美人意，骄爱比黄金。　　 　　杀身炎洲里，委羽玉堂阴。　　 　　旖旎光首饰，葳蕤烂锦衾。　　 　　岂不在遐远，虞罗忽见寻。　　 　　多材信为累，叹息此珍禽。　 　　以上感遇诗二首，既没有引用历史事实，並不针对时事，有所感慨。只是借芳草珍禽作比喻，抒写自已的遭遇。我把它们作为咏怀式的例子。　　 　　上一首用芳草来作比喻。“兰若生春阳”，原是一句古诗，陈子昂改了一字借用了。兰是兰花，春天生于幽谷。若是杜若，草本药用植物，花很香，夏初生于水滨。这两种芳草香花，生长在空寂无人的树林中，上面是红花，下面是紫茎，表现出幽独的丽色。可是，慢慢地白昼尽了，秋风渐渐吹起，这些花草也随着年华而零落。她们的芬芳的意图毕竟有何成就呢?　　 　　第三句“幽独空林色”，唐汝询解作：“虽居幽独，而其花茎之美，足使群葩失色。”这样就把“空”字作动词用，意思是“使林中群花丽色为之一空”。吴昌祺解作“言幽独自高而显空林之色”。这个注解却很含糊。我现在解作“空林中幽独的丽色”。与吴解相近，而较为明白。“空林”是人迹不到之处，所以空林中的芳草香花是幽独的。“朱蕤”即“红花”，兰和杜若都不是红花，这个“朱”字只表示鲜艳的意思。　　 　　下一首用翡翠作比喻。翡翠是生长于南方的珍贵禽鸟。毛羽翠绿色，有光泽,古代妇女用来做装饰品，价钱很贵。全诗说翡翠雌雄双栖于南方的树林中，本来生活很安全，岂知有许多贵家妇女，却爱上它们的羽毛，与黄金同价。于是这些珍禽便被猎人所杀死，拔取羽毛，卖到贵家后堂，或者作首饰，或者用来装饰锦被。这些翠鸟生长在南海，岂不很遥运。可是避免不了猎人罗网追寻，可见它们是由于多“材”，以致逢到杀身之祸。对于这种珍禽的遭遇，使作者不胜慨叹。　　 　　美丽的羽毛是翠鸟之材，因有此材，而累及生命。以翡翠的“多材为累”比喻多才的人，亦不免于人世间的罗网。　　 　　“劳意竟何成”，是前一首诗的主题。空山幽林中的芳草香花，无人赏识，虚度了春夏，就被秋风所摇落。“多材为累"是后一首诗的主题。尽管生长在蛮荒遐远的地方，还是逃不过猎人的搜索。我们讲这两首诗，只能讲到这里为止。作者当时在什么具体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感慨，我们就无从知道。读者对这两首诗有何反应，也要由读者各人的生活经验，个人体会来决定，我们也无从知道。　　 　　朱熹说：“比，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我在前文曾解释道：“比是利用一个事物来比拟另一个事物。”朱熹的所谓物，是包括事在内的，为了明确起见，我加了一个“事”字。兰若和翡翠，都是物，这是以物来作比喻:“乐羊食子”、“西巴放麂”，“穆天子见西王母”，这些都是事，这是以事来作比喻。早期的诗，都以物作比喻，例如《诗经》里的诗。楚辞才开始用事作比喻，但多数还是用物喻。汉魏诗也是用物作比，晋代左思作《咏史》，阮籍作《咏怀》，才用历史事实作比兴手法。到了唐代，陈子昂恢复了这条旧路，用历史故事作比兴，逐渐盛行起来。冯班《钝吟杂录》云：“古人比兴都用物，至汉犹然。后人比兴都用事，至唐而盛。”这是有深知灼见的经验之谈。用物作比兴，明白易晓，用事作比兴，较为难懂。因为读者必须先了解诗人所用的史事，然后才能懂得所比的意义。唐宋以后的诗人，以用物作比为肤浅，用事为高深渊博，于是用事的手法愈来愈复杂，有明用的，有暗用的；有正用的，有反用的，一般称为“使事”，亦曰“用典”。诗本来是抒情言志的文学作品，用了典故，就等于给读者设置了语文障碍，不能一读即懂。今天我们读汉魏诗，反而比读某些唐宋诗容易了解，大多是由于汉魏诗不用典故，而唐宋人爱用典故。　　 　　作诗用典，忽然盛于唐代，自有其客观原因。律诗产生以后，诗的语言离散文愈远。诗句既要调声，又要协韵，还要对偶，接近散文的五言古诗句法不适用了。有些思想感情，如果用散文来表达，需要一二十字，现在要纳入五、七言律诗的一联一句，便很困难。因此不得不借用典故作比喻，以少数字表达多数字，同时容易协韵，容易找对子。从此以后，使用典故，成为一种作诗的艺术手法。初唐、盛唐诗人，用典故者还不多；到中、晚唐时，韩愈、李商隐、温庭筠这些诗人，几乎每首诗都用典故了。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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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子昂：感遇诗(下)

笫三 　　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　　 　　亭堠【hou】何摧兀，暴骨无全躯。　　 　　黄沙漠南起，白日隐西隅。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　　 　　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 　　第十九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黎元。　　 　　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　　 　　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　　 　　以上二诗，可以代表《感遇》诗的第三类：感事。这两首诗中，虽然有“丁零”、“汉甲”、“匈奴”、“黄屋”，“瑶台”等历史名词,但全诗并不牵涉到历史事实，因而不是咏史。字句之间，好象在指一些时事，而不是为个人身世遭遇发感慨，因而也不是咏怀。　　 　　前一诗的大意是：乌沉沉的边塞，无论在今人或古人的思想里，都以为是荒远的地方。在那里，可见者只有高耸的亭堠(碉堡)，阵亡战士的枯骨。黄沙从南方大漠中吹来，太阳向西方沉落。中国曾以三十万战士对付匈奴，至今只见到沙场上累累尸骸①，而没有人怜惜这些塞上孤军。“丁零”是汉代西北的羌族人，丁零塞是汉人防止丁零人入侵的国防工事。这里用以代表唐朝与契丹的边境。汉甲即汉军，这里用以代表唐军。以古代的语言事物，代替现代的语言事物，这是诗词的一种修辞手法，我们称之为用“代词”，不算是用典故。　　 　　后一诗的大意是：古代圣人并不自私自利，所关心的都在人民的生活②。尧帝的车上开始装饰了黄绸的车篷，原来不是尧帝自己的意志，可是后人已有批评，至于纣王为了荒淫酒色而起造瑶台，更不用说了。我听说西方佛教的宗旨，最重视清净，为什么要用大量的金玉珍宝雕刻佛像，以为尊奉供养的对象。高耸入云的建筑物，用尽了山林中的木材，富丽庄严的宝塔，用去了无数珠宝。这些宏伟的雕塑，建筑，叫鬼工来做，也还做不起来，要用人民的劳动力来做，那里能够干得了。这种愚蠢的行为，只能使自己更多受累，自以为聪明，而治道却愈加黑暗。　　 　　“化”是教的代词，“西方化”就是佛教。“教化”本来是一个同义连绵词，可以互用。诗词里的单字代词，往往用同义相代。如悲惨、怜爱、疑惑、意志，都可以互相代用。“雕刻以为尊”，原句并没有说明是雕刻佛像，这是为讲解方便而加进去的。　　 　　这两首诗，从语言文字所表现的来看，我们似乎感到它言之有物，总是针对某一件时事，前者大约与边塞战争有关，后者大约与佛教有关。但这还是从“丁零塞”、“西方化”等词语中推测出来，终是雾里看花，不够清楚。因此，必须从诗篇以外去求帮助我们了解的资料。　　 　　孟轲有过一段话：“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后世学者把这段话节约为一个成语：“知人论世”，我们在讲王绩诗的时候已提到过。读古代文学作品，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及思想，这是“知人”。要了解一个作家的生话与思想，又必须了解这个作家所处的时代，有些什么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事件，这是“论世”。现在我们来查一查陈子昂所处的时代，有过一些什么事情，足以引起他这样的感慨。　　 　　《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记载道：“万岁通天元年(公元六九六年)，武后遣曹仁师、张元遇等二十八将击契丹，全军覆没。火将皆被掳。武后诏募囚犯及奴隶以击契丹。”这件事，陈子昂曾上书谏阻，可知是陈子昂最为感慨的。诗中所谓“暴骨无全躯”，就是指此次征伐契丹的三十万大军。武则天好大喜功，屡次因用人不当而引起边祸。等到契丹、回纥、吐蕃等大举入侵，她又不能用名将壮士去捍卫国防，只是派遣自己亲信的佞臣或姓武的公子哥儿，让他们去挂帅立功，升官发财。结果是这些将军都打了败仗，使数十万人民死于战场。“汉甲三十万，曾以事匈奴。但见沙场死，谁怜塞上孤”，可知这四句就是咏叹武则天这种军事行动的。　　 　　武则天又迷信佛教。她本来是太宗的宫女，太宗死后，曾走出宫廷在感应寺落发做尼姑。后来被高宗所宠幸，才又选进宫去，封为昭仪。不久就夺取了皇后的大位,逐步篡夺了李唐政权，当时有一群以法明为首的和尚，伪造了一部佛经，名为《大云经》，其中颂扬武则天是西方弥勒佛化身，应当代替唐朝，为中国之主。这些伪造的预言，迎合了武则天的私心，于是下诏各州都要建立大云寺。还要造极大的佛像。佛像的小指里可以容几十个人。为了建寺造像，动用几十万人民的劳动力，耗费了全国的财富。当时宰相狄仁杰曾为此上疏进谏，可是武则天没有听从。陈子昂第十九首诗显然是反映了这件事，并表示了他的愤慨情绪。“夸愚适增累，矜智道愈昏”，这两句尖锐地申斥了武则天的昏愚政治。　　 　　陈子昂的《感遇》诗为唐诗开辟了一条讽谕现实的道路，对封建统治阶级各种不得民心的措施，进行口诛笔伐。在陈子昂以后，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韩愈，张籍等诗人，都有这一类诗作。不过各人的风格不同，有的写得直率，有的写得委宛；有的明写，有的暗写，这一类诗，以后都要讲到。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二日 　　①沙场死，即沙场尸。这个“死”字是名词。死，屍、尸，三字通用。　　 　　②在古典文学怍品中，有许多“圣人”是指帝王的，所以常常和人民(黎元)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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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梵志诗

王维诗集中有两首五言排律，题目是《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题下有一个注：“二首，梵志体。”这两首诗的内容是宣扬佛教无生无有思想的。既说它们是梵志体，可知梵志也是一个禅理诗人。　　 　　与王维同时而稍后的和尚皎然，写了一本论作诗法的书，名为《诗式》，其中也提到梵志，称为王梵志，并且引了他一首诗: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　　 　　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　　 　　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这首诗虽然似乎否定人生，但实质上是饥寒交迫的人民的怨毒语。皎然用它来作“骇俗”诗的例子，说此诗“外似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这是说：表面看是怪论，意义却是通达世故的话。但皎然说这是一首道情诗，可见他以为王梵志是个道士。　　 　　唐末人范摅【shu】写了一部《云溪友议》，记录了十八首王梵志的诗：五言绝句十五首，七言绝句三首，并且有关于王梵志其人的介绍：　　 　　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语，则吟以王梵志诗。梵志者，西域人，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所谓归真悟道，徇俗乖真也。　　 　　在范摅以后不久，有一个署名“冯翊子子休”的人，写了一部《桂苑丛谈》，其中较详细地记载了王梵志的小传。今全录于此：　　 　　王梵志，卫州黎阳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檎树，生瘿，大如斗。经三年，其瘿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抱胎而出，因收养之，及七岁，能语。向曰：“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曰梵喜。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意旨，盖菩萨示化也。　　 　　《太平广记》卷八十二也收有此文，注曰：“出《史遗》。”所谓《史遗》，就是《桂苑丛谈》里的一卷，并非另外一部书。这个故事，除去他的神话部分，可知王梵志是生于隋代，因为失去生身父母，收养在王家，故以王为姓。他作了许多感化世人的诗，其中有道家思想，故皎然以为他的诗是道情诗。较多的是佛教思想，故有人传说他是菩萨化身。　　 　　五代时，何光远作《鉴诫录》，其中有一篇记刘自然变为驴子的现世报故事，也引到一首王梵志的诗： 　　欺谎得钱君莫羡，究竟还是输他便。　　 　　不信但看槽上驴，只是改头不识面。 　　但这首诗已见于《云溪友议》，而文句不同： 　　欺谎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　　 　　来生报答甚分明，只是换头不换面。 　　二诗对勘，可知何光远是从《云溪友议》中转引而加以改动，以适合于他所记故事的。　　 　　北宋时，诗人黄庭坚曾引用了两首王梵志诗： 　　梵志翻着袜，人皆道是错。　　 　　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第一首诗，黄庭坚引用来比喻他的做诗，但求自己适意，不顾别人的爱憎。他说这是梵志翻着袜的办法。古人的袜是用粗布做的，外表光洁，里面粗糙。梵志反穿袜子，人家说他穿错了。他说：宁可叫你看不顺眼，不可使我的脚不舒服。　　 　　南宋时，费衮作《粱溪漫志》，他记录了九首王梵志诗，其中八首已见于《云溪友议》，止有一首未见前人著录：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　　 　　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这是一首教人安分知足的诗。骑驴子虽然不如骑大马，但回头见到挑柴步行的人，心里就会好些了。“较”是唐人俗语，有“胜过”的意思。　　 　　稍后一些，作《庚溪诗话》的陈岩肖也记载了一首王梵志诗：　　 　　倖门如鼠穴，也须留一个。　　 　　若还都塞了，好处却穿破。　　 　　此诗劝人凡事当留馀地。像堵塞老鼠洞一样，要留一个洞让老鼠出入。如果全都堵塞住，老鼠势必在别的地方再咬一个洞，而这地方可能倒是较好的地方。“倖门”是侥倖之门，即让人家钻空子的地方。　　 　　以上是见于唐宋人著作中的王梵志的传记和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不收王梵志的诗集。大约当时还把它看作释道偈【ji】颂之类的俗书，故不得厕于文人诗集之列。到了宋代，佛家的语录、偈颂和道家的道情、步虚，为文人所注意，很多摹拟之作，故王梵志诗也往往为文人所齿及。《宋史·艺文志》有《王梵志诗集一卷》，可知它在宋代流行过。　　 　　以后，元、明、清三朝，没有人提起过王梵志。止有在康熙年间，冯班的《钝吟杂录》中，又引了一首王梵志诗：　　 　　辛苦因他受，肥甘为我须。　　 　　莫教阎老判，自取道何如?　　 　　冯班引这首诗是为了讨论杀生有无报应的问题。他说：天主教徒不信报应之说，故以为杀生无妨。儒家也不信报应。但儒家非但不忍杀生，甚至连正在萌芽的草木都不忍折取，这是由仁心出发，而不是怕报应。下面就引了王梵志这首诗。但这首诗的意义不很明白。它似乎说：为了饲养牲畜，使我很辛苦，所以宰杀生物，是我养生的需要，不必教阎王来判案，这些生物之被杀、被吃，应该说是自取其祸。你说对不对?从文字上看，这首诗止能这样讲，但显然不是王梵志的思想。王梵志是以轮迴报应之说劝戒世人不要杀生的，怎么会这样说呢?我一查，原来《雪溪友议》中已经引过这首诗，但文字大不相同：　　 　　苦痛教他死，将来自己须。　　 　　莫教阎老判，自想意何如。　　 　　诗意却是：为自己的需要而使生物死得很痛苦，不必等阎王审判，自己想想也应该知罪。《云溪友议》还引了另外一首：　　 　　劝君休杀命，背面被生嗔。　　 　　吃他他吃汝，轮迴作主人。　　 　　这两首都是以因果报应劝戒杀生的，与冯班所引的文本完全相反。我怀疑冯班是取《云溪友议》所载妄自改窜，并不是他见过《王梵志诗集》。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00年)，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石窟寺中忽然发现一个封闭了将近一千年的秘密石室，其中堆藏着数千卷古代写本佛经及其他儒道古籍、公私文件。这些古代文物的发现，先后为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所知，他们盗买了一大部分，綑【kun】载而去，收藏在伦敦博物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等到清政府的学部(教育部)知道此事，赶忙派人去收拾，所得者已是被拣剩的少数次货了。这一批文物，称为敦煌卷子。或称敦煌写本。　　 　　收藏在巴黎的敦煌卷子中，有五个卷子都是《王梵志诗集》。今抄录它们的内容及编号如下：　　 　　(一)王梵志诗一卷(第一卷)　　 　　汉乾佑二年(公元九四九年)己酉樊文昇写本(编号4094)　　 　　(二)王梵志诗残卷(存十馀行，亦第一卷中诗)　　 　　己酉年高文口写本(编号2842)　　 　　(此乃儿童习字本)　　 　　(三)王梵志诗一卷(第一卷，最完整)　　 　　宋开宝三年壬申阎海真写本(编号2718)　　 　　(按壬申为开宝五年(公元九七二年)，所写有误)　　 　　(四)王梵志诗一卷(亦第一卷，首尾残缺)　　 　　无书写人名，当在缺纸中(编号3266)　　 　　(五)王梵志诗卷第三　　 　　汉天福三年庚戌金光明寺僧写本(编号2914)　　 　　(按天福三年为戊戌[公元九三八年]庚戌乃乾佑三年(公元九五0年)。)　　 　　这五个卷子，保存了王梵志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第一卷是完全的。第三卷情况不明，可惜不见有第二卷。第三卷以后有没有第四卷，亦无从知道。一九二四年，刘半农到巴黎去抄录敦煌文献，回国后整理出一部分，刊为《敦煌掇【duo】琐》。其中有《王梵志诗一卷》，就是编号2718的那一个卷子。第三卷没有刊出。胡适选了五首，发表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一九三六年，郑振铎编《世界文库》，集合《敦煌掇琐》中的一卷、胡适选录的五首、以及范摅、黄庭坚、黄衮等人所引的几首，刊印在第五集中，但还遗漏了陈岩肖、冯班所录二首。　　　　 　　第一卷诗共九十二首，都是五言四句的古诗，有几首也近似绝句。这些诗所宣扬的是：(一)儒家的伦理道德。(二)佛家的因果报应恩想。(三)待人接物的处世方法，基本上亦是儒家的论调。现在分别举一些例子：　　 　　立身行孝道，有事莫为愆。　　 　　行使长无过，耶娘高枕眠。　　 　　耶娘年七十，不得远东西。　　 　　出后倾危起，元知儿故违。　　 　　养儿从少打，莫道怜不笞【chi】。　　 　　长大欺父母，后悔定无疑。　　 　　以上前二首是宣扬孝道的。第一首教子女不要做坏事，使父母耽忧，不能安眠。第二首说父母年老时，不要出远门。万一父母有生命危险，就是儿子故意不关心父母。这就是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第三首主张教育子女，必须从小就笞打，不要因怜爱孩子而纵容姑息。待到孩子长大来欺侮父母，那就要后悔自己对孩子教育不严了。这亦是儒家“朴作教刑”的观念。　　 　　杀生最罪重，吃肉亦非轻。　　 　　欲得身长命，无过点续朋。　　 　　师僧来乞食，必莫惜家常。　　 　　布施无边福，来生不少粮。　　 　　六时长礼忏，日暮广烧香。　　 　　十斋莫使缺，有力煞三场。　　 　　前二首是佛教的果报教育。不杀生，不食肉，就可以长寿。不惜家常所有之物，多多布施僧尼，来生就不愁没有粮食。第三首劝戒世人修道，要勤于烧香礼忏，多设斋供。“点续朋”，“煞三场”，不可解，恐怕是佛家语，也可能有错字。　　 　　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　　 　　但能辨此意，祸去福招来。　　 　　逢人须敛手，避道莫前荡。　　 　　忽若相冲着，他强必自伤。　　 　　有儿欲娶妇，须择大家儿。　　 　　纵使无姿首，终成有礼仪。　　 　　以上三首都是道德格言。第一首教世人把好事让给别人，不要把恶事推给别人，才可以免祸招福。第二首教人不要和别人冲突，免得万一打起架来，遇到比你强的人，自己就受伤了。第三首说：娶媳妇该选大家闺女，即使面貌不美，到底是个有礼仪的妇女。这首诗充分反映了士大夫的门第观念，以为小家女是不懂礼仪的。　　 　　费衮说王梵志诗“词朴而理到”，文词朴素，说理精到。我们今天读这些诗，觉得文词朴素到没有诗味，既无兴感，亦无形象思维，所以唐人选诗从来不选王梵志的诗，大概是把它们列入民间通俗文学的。至于诗中所宣扬的道理，有许多已和我们的思想认识距离很远，我们不会承认它们精到了。　　 　　在一个偏僻边远的敦煌石室中，就有许多王梵志诗写本，而且其中有小学生习字本，这就反映着王梵志诗在唐宋时代曾广泛流行过。虽然士大夫不承认它们是诗，但人民大众却承认它们是诗。人民对于诗的要求，和士大夫不一样。人民要求整齐的句法,要求韵文，是为了便于记忆。散文句法的格言，不如韵文格言的容易记诵。所以劳动人民往往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编为整齐的韵语，以传诵给子孙辈。我国古代有许多谣谚，都是整齐的四言或五言排句。四句的都用韵。例如：　　 　　触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古农谚)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di】。(古谚)　　 　　射人当射马，擒贼先擒王。(古谚)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古谚)　　 　　善御不忘马，善射不忘弓。《韩诗外传》)　　 　　梵志诗中的“好事须相让，恶事莫相推”。“逢人须敛手，避道莫前荡。”都继承了这种形式。　　 　　印度佛教经典，在一段散文之后，总有一段韵文的结束语。汉文译本都把它们译为五言四句，称为“偈”，这是梵文“Gita”的音译名。Gita，意为诗颂。梵志的诗正象这种偈语，故费衮直接称它们为偈颂。　　 　　以上所说，是王梵志诗体的来源。王梵志可能是一个“儒家思想为主，而接受佛家教义的知识分子。他写了许多格言诗，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被王维所欣赏，摹仿了他的诗体。传到晚唐，这个人被神话化了，在民间传说中出现了关于他出生的故事。因为他的家世无可考，就说他是从树瘿中生出来的。因为他的名字古怪，就附会出关于他的姓名的故事。其实梵志也是一个梵文名词的意译。信仰佛教而不出家做比丘的，叫作梵志，就是今天所谓“居士”。这个名词在佛经中常见，一般世俗人不知道，就编造出“因林木而生，故曰梵天，改曰梵志”的解释，显然是很牵强的。诸家记载都说王梵志是隋代人，似乎也没有根据。初唐时期没有人提到过王梵志，王维是首先提到他的人，我估计他的诗开始流传也正在王维的时候。所以我把王梵志作为初唐诗人的最后一个。　　 　　王梵志的诗对后世也有相当的影响。中唐时期出了一个寒山子，给我们留下了一卷混合儒、释、道思想的格言诗。唐、宋、元三代高僧大德的禅偈，也是梵志诗的变体。或者可以说，梵志诗先受佛经中偈颂的影响而产生，宋元和尚又受梵志诗的影响而为偈颂。此外，还有宋代道学家的诗，特别是邵尧夫的诗，也可以说是梵志诗的苗裔。　　 　　用诗的形式来宣传道德观念或宗教思想，在东西方各国古典文学中都有。在古希腊的一部诗选《花束集》中，特别有一个门类，称为“说教诗铭”(Didactic 　　epigram)，又称“格言诗铭”(Gnomic 　　Epigram)，所收录的也是这样的诗。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王梵志诗在唐诗中虽然显得突出，但在古诗的传统中，它们也代表着一个若隐若显的流派。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 　　【补记】 　　以上王梵志诗话一篇，作于一九七八年。当时但据我所知见的资料编述，明知必有遗误，但亦无能求其完备正确。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华书局印行了张锡厚编的《王梵志诗校辑》，此书我到最近才见到。检阅一过，深愧三十年来，见闻闭塞，关于王梵志诗的许多文献，全未寓目。我这篇诗话，虽然写于一九七八年，其时代性实在只能代表一九四九年。现在已无兴趣重写此文，仅就张氏书提供的一些信息，条列于此，略为补记，以正拙文之缺误。顺便对张氏此书，纠评一二，以贡愚见。　　 　　(一)张氏此书的《附编》极有参考价值，其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著录简况及解说》尤为重要。张氏从下列诸书中汇录各方面所藏敦煌写本王梵志诗目录及编号，这些资料，我均未见到。因此，拙文中所列巴黎藏本目录，应予增补。不过巴黎所藏十四个卷子，并非都题明为王梵志诗。故所写是否梵志诗，还待考核。　　 　　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六二年。　　 　　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　　 　　翟理斯编，伦敦版，一九五七年。　　 　　亚洲民族研究所敦煌特藏汉文写本解说目录(第一，二卷)　　 　　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版，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　　 　　敦煌出土文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日本金罔照光编，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出版．一九七一年。　　 　　(二)本书所著录的王梵志诗写本，最早的是大历六年(公元七七一年)五月沙门法忍的写本。最迟的是朱开宝三年(公元九七O年)正月阎海真的写本。可知二百年间，王梵志诗一直流传在民间，仅有一二文人偶然记录了几首。　　 　　(三)巴黎所藏第4094卷樊文昇写本说明“王梵志诗上中下三卷为一部”，可确定王梵志诗原本为三卷。但第2914及第3833二卷均题作“王梵志诗卷第三”。可知王梵志诗有以一、二、三分卷的，也有以上中下分卷的。　　 　　(四)巴黎所藏第2718卷题云：“王梵志诗一卷。”其后有“乡贡士王敷撰《茶酒论》一卷，乃变文。尾有题记云：‘开宝三年壬申岁正月十四日，知术院弟子阎海真自手书记。”　　 　　(五)张氏此书编辑体例颇为芜乱。王梵志诗既然只有三卷，张氏应先写定三卷的内容，而将不知属于何卷者依各个写本的编号移录，不宜另分卷帙。今张氏此书，将王梵志诗编为六卷，其第一、二、三卷亦非原写本的内容。如此则王梵志诗集原本的面目完全丧失了。　　 　　(六)唐宋人笔记、诗话中所录存的数十首王梵志诗,均不见于敦煌诸写本中，这一情况亦极可研索。难道王梵志诗有许多不同的传抄本，各人所见都不同吗?　　 　　(七)敦煌写本多用民间俗体字，移录写定正楷，颇非易事。张氏此书校注中的释文，有不少尚待商榷。有许多注释，亦不免谬误。如第231诗：　　 　　饮酒是痴报，如人落粪坑。　　 　　情知有不净，岂不岸头行。　　 　　此诗“岂不”二字原写本作“岂合”，本来不错。张氏据别本改作“岂不”，却是用讹本改是本了。“岸头”即“昂头”，张氏注释云：“岸边，佛家指苦海之岸。”这样一注。可知编者并未了解梵志诗意。梵志把饮酒比为落粪坑。人走过粪坑，明知这是不净之处，岂可不小心避开，反而昂头走去，视而不见，就免不掉要落入粪坑里去了。“岂合”是唐宋人俗语。意思是“怎么可以”。改成“岂不”，这句诗就讲不通了。　　 　　又，《庚溪诗话》所载“幸门如鼠穴”一首，张氏注“幸门”云：“权贵亲幸之门。”并引用白居易诗“奸邪得籍手，从此幸门开”。按：“幸门”是侥幸之门。这个“门”是“走门路”的“门”，不能实讲。张氏此注，可知连白居易这两句诗也未了解。　　 　　注释中诸如此类的谬误不少，不敢多举。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记

却上心头

13初唐诗馀话

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公元六一八年建立了唐朝政权，传了二十代。中间经过武曌【zhao】的篡夺，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王仙芝、黄巢的农民起义，李氏政权都几乎倾覆，但最后还是转危为安。到公元九O七年，朱全忠篡夺政权成功，建立了他的后梁王朝，唐朝才彻底灭亡。　　 　　在李唐王朝二百九十一年的统治期间，中国基本上是统一的。其前半期，从太宗李世民到玄宗李隆基，这一百三十年，国家形势不断地有所发展，政治相当清明,中央的权力、命令，亦能贯彻到全国，经济文化都在日益繁荣。人民虽然处于新兴封建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重重剥削之下，生活还比较安定、小康。经过安史之乱，虽然李氏政权幸而保持下来，但社会组织和农业生产，在大动乱中起了极大变化。府库空虚，田地荒芜，公私经济，都已耗竭。藩镇拥兵割据，中央政令几乎不出两京。皇帝深居宫禁，被几个当权的宦官蒙蔽、欺侮、指挥，甚至谋杀。中间虽然有一段贞元、元和之间二三十年的中兴时期，但总的说来，这下半个时期的大唐帝国，早已是分崩离析，李家政权只存一个名义，奄奄一息地拖延着而已。　　 　　随着国家形势、政治经济的兴衰升降，文学艺术也相应地起着变化。二百九十一年唐诗，也经过好几个阶段。宋人严羽作《沧浪诗话》，把唐诗分为五个时期；初唐，盛唐，大历，元和，晚唐。元人杨士弘怍《唐音》，把唐诗分为三段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天宝十五载，共一百三十八年，划为初盛唐，他选了王绩至张志和六十五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玄宗天宝末年至宪宗元和末年，共六十三年，划为中唐，他选了从皇甫冉至白居易四十八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从穆宗长庆元年至唐代结束共八十六年，划为晚唐，他选了从贾岛至韦庄四十九人的诗，以代表这一时期。杨士弘又把唐诗分为“始音”和“正音”两种。初盛唐、中唐，晚唐的诗都是正音，王、杨、卢、骆四杰的诗则列入始音，不划在初盛唐诗之内。他以为四杰的诗还没有脱尽梁陈遗风，对唐诗来说，还在胚胎时期，还不是业已成熟的“唐音”。　　 　　杨士弘这一唐诗分期方法，后人颇有意见。既然按历史年代分为初，盛、中、晚，却又不把四杰列入初唐。那么，始音的诗人，岂非超时代了?既然有初、盛之分，为什么又合并为一个时期?这都是不合理的。明朝高棅编《唐诗品汇》，把杨士弘的分法稍稍改正。他把初、盛，中、晚分为四个时期。从高祖武德元年至武后长安四年，共八十六年，是为初唐，四杰当然应属于初唐诗人，不能另外提开。从中宗神龙元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共六十五年，是为盛唐。杜甫卒于大历五年，故以这一年来结束盛唐。从大历初至文宗大和末，共六十四年，是为中唐。以后七十一年，才是晚唐。按照杨士弘的分法，称为“三唐”；按照高棅的分法，称为“四唐”。现在一般都用四唐分法。　　 　　关于唐诗的分期，有一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为什么严羽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而改用大历、元和?为什么杨士弘知道四杰是初唐时人，而不把他列入初盛唐诗人的队伍?为什么他不把初、盛分开?这几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思考过。现在我们要明确的是：初、盛、中、晚这四个宇，到底是指唐代的政治历史阶段呢，还是指唐诗的各种风格流派?严羽的观点，以为初唐、盛唐、晚唐，这三个时期的唐诗，各有自己一致的风格。但是从大历到元和，这一段时期的唐诗，风格却前后不同，不能用“中唐”这个词语来概括，因此，他的分期法中没有中唐。杨士弘的观点，和严羽近似。如果说是历史年代，他也知道四杰是初唐人。他把四杰屏除在初唐之外，可知他的所谓初唐，是指诗的风格。他把初、盛唐合并为一个时期，这说明他认为初、盛唐的诗，在风格上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也划出了一段中唐时期，这就无视于大历、元和诗风之不同。高棅的四唐分法，只是按照唐代国家形势之兴衰而划分的年期，所谓初、盛、中、晚，不能理解为唐诗风格的分期。　　 　　明清以来的诗人及文学史家，总是把盛唐视为唐诗的全盛时期。他们指导后学，也总是教人做诗宜以盛唐为法。李、杜、王、孟，是盛唐诗人，不错。我们可以说，作诗应当向李、杜、王、孟学习，但不能认为这个时期是唐诗全盛时期。更不能认为盛唐以后的唐诗就差得很了。我以为，我们应当纠正这个错误观点，要知道，盛唐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而唐诗的全盛时期却应当排在中唐。　　 　　我们已选讲了十二位诗人的诗，共十九首，可以代表初唐了。初唐虽说占了八十六年，但在最初的三四十年中，文人还都是陈隋遗老，文艺风格，还没有突出时代的新气象。这十二位诗人中，除王绩之外，都是高宗和武后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们是在太宗所缔造的新政体、新制度、新社会、新文化中培养出来的。他们在继承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运用新的题材，创造新的形式与风格，于是在文学史上出现了“唐诗”。　　 　　唐诗这个名词，不但表明这些诗所产生的时代，它还有别的意义。对前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新形式。对后代来说，它表明的是诗的一种独特的风格。　　 　　初唐诗人，在齐粱以来五、七言诗的基础上，重视并采用沈约的声病理论，使五、七言诗的调声、协韵、对偶，逐渐规律化，从而创造了前代所没有的“律诗”。律诗是唐代的新诗，唐人称为“今体诗”。另一方面，继承汉魏以来五、七言诗的形式，并不需要守一定的规律，而在题材、内容、风格上有新的发展，在旧形式中表现了时代的新精神，这种诗，唐人称为“古诗”。意义是“古体诗”①。古诗和律诗，是唐诗的两大类别，正如我们今天的新诗和旧诗。后世人就把“古律”作为一个文学名词，用以概括唐代以后的诗体。例如韩愈的诗集，就用“古诗”和“律诗”来作为分卷的标题。宋代的苏舜卿，给石曼卿的诗集作序文，称石曼卿有“古、律四百馀篇”，这就是说，有各体诗四百多首。　　 　　诗发展到宋代，形式上已没有什么创新，而在风格上，特别是在修辞、造句、对偶的技巧上，却出现了新的道路。从两代诗的总体看，它们的面目大不相同。于是，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唐诗”和“宋诗”两个有特殊意义的名词。它们表示两种不同风格的诗。　　 　　唐诗所特有的形式和风格，萌芽于隋代，形成于初唐，而成熟于盛唐。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文学史上称为“初唐四杰”，是从齐梁诗演进到唐诗的枢纽人物。明代诗人王世贞评论他们说：“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丽，沿陈隋之遗，气骨翩翩，意象老境，故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艺苑卮言》)意思是说：四杰的辞藻还不脱陈隋的华丽，但题材意境，却变得苍老，不象陈隋的浮浅。五言诗已讲究声韵粘缀，开始了唐代的律体。这个评论，可以概括四杰的风格。但在五言律上，还有不同的看法。明人胡应麟说：“五言律诗，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诗薮》)这段话显然是针对王世贞而说的。胡氏以为五言律诗，在梁陈时已见萌芽，而初唐四杰的五言诗，在辞藻上还有靡丽的倾向；在声韵上还有拗涩的缺点，不能算是唐代律诗的正始(正式的开始)。　　 　　王世贞以为初唐四杰的五言诗是唐律正始，这就是杨士弘以四杰为始音的观点。胡元瑞不承认四杰为正始，也就是杨士弘在始音之外，另分正音。王世贞说四杰是始音，胡元瑞说四杰不是正音，其实并不矛盾。　　 　　从来文学史家，都是以沈佺期、宋之问作为唐代律诗的创造者。他们的诗，声律谨严，对仗精工，尤其是创造了排律，使诗人多一块用武之地。《新唐书》论曰：“魏建安后讫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鲍照、庾信、徐陵，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致。及沈佺期、宋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唐诗变体，始自二公，犹古诗始自苏武、李陵也。”这就肯定了沈、宋为唐律正始的文学史地位。　　 　　当许多诗人都在作新形式的律诗的时候，一个四川射洪县的青年陈子昂却独自走复兴汉魏古体诗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合时宜的、寂寞的道路。他的《感遇》诗在当时并不为群众所注意。只有他的朋友卢藏用竭力赞美说：“子昂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感遇》之篇，感激顿挫，显微阐幽，庶几见变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际。”(《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但是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在一般文人间，还没有反应。因为这样的古诗，不是求名求官的文体，应试、应制、交际、酬答，都用不到。只有不为名利的诗人，才用它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慨。　　 　　杜甫对陈子昂极为推崇。他曾到射洪县去瞻仰陈子昂的故居，写了一首《陈拾遗故宅》：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　　 　　悠扬荒山日，惨淡故园烟。　　 　　位下曷【he】足伤，所贵者圣贤。　　 　　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　　 　　公生杨马后，名与日月悬。　　 　　………….　　 　　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　　 　　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　　 　　又有《观陈子昂遗迹》诗，其最后四句曰：　　 　　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　　 　　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到梓州去作刺史，杜甫在《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中又嘱托他，如果到他的属县射洪去视察，请他代表自己去祭奠陈子昂。诗的最后四句曰：　　 　　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　　 　　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韩愈也对陈子昂诗的高古，一再赞扬。他在举荐诗人孟东野给河南尹郑馀庆的《荐士》诗中，叙述了五言诗的源流：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luo】变风操。　　 　　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兴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嗓。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kun】奥。(下略)　　 　　在以卢照邻、杜甫、韩愈为代表的评论中，陈子昂为唐代古诗的正始，这个文学史地位亦已经确定了。　　 　　初唐诗人是唐诗的奠基人，在他们创业的基础上，唐诗迅即获得发展，王维、孟浩然的五言，李白、杜甫的七言，高适、岑参的歌行，接踵而起，唐诗进入了新的阶段。这时,初唐诗人的作品已经过时，少年气盛的诗人便有些瞧不起他们，在文章中肆意讥笑。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之二中愤慨地申斥道：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shen】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杜甫认为评价前代文学要联系到初唐诗人的时代条件。他指出四杰的作品是当时的文体。他们只能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达到最高的造诣。现在你们这些轻薄少年，无休无止地写文章讥笑他们。要知道你们现在虽然小有名望，如果不能在现代条件下达到最高造诣，那么你们也只有身名同尽，不会象四杰那样留名于后世，如万古长流的江河一样。　　 　　可是，尽管杜甫这样声色俱厉地斥责了当时那些否定初唐诗人的轻薄之徒，在六七十年以后，还有一个诗人李商隐写了一首《漫成五章》之一，讥笑初唐诗人：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　　 　　他以为沈、宋、王、杨的成就，在今天看来，可以肯定的，只是对仗精工而已。这一句诗，把初唐诗人的其他一切长处，一笔抹杀了。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①萧统编的《文选》、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都有“古诗”这个名词，例如“古诗十九首”。这个“古诗”，意义是古代不知名作者所写的诗。两个时代，“古诗”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同。

却上心头

14王维：五言律诗三首

汉江临泛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山居秋瞑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四十三年(公元七一三——七五六年，开元共二十九年，天宝共十四年)，是唐代国家形势的全盛时期。在这时期中，涌现了许多优秀诗人，在诗的内容和形式方面，显示了百花齐放的新兴气象，留下了大量传诵千古的诗篇。最著名的有李白、杜甫(简称李杜)，其次是王维、孟浩然(简称王孟)，还有高适和岑参(简称高岑)。杜甫得名最迟，他的著名诗篇都是在天宝末年安史叛乱时期写的。李白是在天宝年间应诏入宫，供奉翰林，暴得大名的。在较早一些的开元年间，最著名的诗人却是王维。　　 　　王维，字摩诘，太原人。他深于佛学，熟悉佛教经典。有一部《维摩诘经》，是佛教中智者维摩诘和弟子们讲学的书，王维钦佩维摩诘的辩才，故拆开了他的名字，给自己命名为维，而字曰摩诘。开元九年，王维以状元及第，官右拾遗，后迁给事中。天宝末，安禄山攻占长安，王维不及逃出，为安禄山所得，将他拘禁于洛阳普施寺，被迫做了伪官。当他听说安禄山在凝碧池上召集梨园子弟奏乐开宴的消息，写了一首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　　 　　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絃。　　 　　(《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这首诗总算表明了不附逆的心迹。当肃宗李亨重建政权之后，把附逆的官吏分三等定罪，对王维特予赦免。但是，如果他的胞弟王缙不是宰相，恐怕也不能得到如此宽大的处分。此后，王维继续任职，他的最后一任是尚书右丞，故后世称王右丞。　　 　　王维在文学艺术上有多方面的才能，诗文、书、画都著名，又深于音乐，善弹琴，弹琵琶。唐人小说记一个故事：他的状元及第，是因为九公主欣赏他的诗和琵琶，关照主试官录取的。他的第一任官职是太乐丞，大概就因为他懂得音乐。他的诗与画，同样以清淡见长，描绘山水、田野风景，充分表现出大自然的静穆闲适。苏东坡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这两句话，至今成为王维的定评。　　 　　王维的诗，有两种风格。一种还比较绮靡秾丽，是沈、宋馀波，大约其中多早年作品；另一种淳朴清淡，其中写田园生活的，继承了陶渊明的诗境；描写山水风景的，便有鲍照和谢灵运的馀韵。这种风格的诗，已有一百多年不流行了。王维重新走这条晋宋诗人的道路，对初唐诗人的宫体遗风来说，既是复古，也是创新。不过陶、谢的田园山水诗中，常常反映当时文人的道家思想，而王维的思想基础，却是佛家。淳朴清淡，是王维五言诗的本色，而五言诗又是初、盛唐诗的主体，因此，我讲王维诗，只选他的五言律诗。　　 　　律诗的结构，主要是中间二联，应当是对偶工稳的警句。前面有一联好的开端，后面有一联好的结尾。这三部分的互相照应和配搭，大有变化，大有高低，被决定于诗人的才情和技巧。　　 　　中间二联是律诗的主体，但这是艺术创作上的主体，而不是思想内容的主要部分。一首律诗的第一联和第四联连接起来，就可以表达出全诗的思想内容，加上中间二联，也不会给思想内容增加什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律诗的中间二联，只是思想内容的修饰部分，而不是叙述部分。　　 　　正因为这二联是艺术创作上的主体，就要求对得精工。首先是要避免死对，这是初学作诗的人最容易犯的。所谓死对，也很难说死。例如，“青山”对“绿水”，有时可以说是对得好的，有时却反而成为死对。这要看作者如何运用，必须联系全篇来看。词性对偶之外，还要讲究句法，动词、名词、状词之间的安排，往往与散文不同，有倒装句，有节略句，有问答句，也是千变万化的。总之，盛唐诗人，在律诗的章法、句法，乃至字法，各方面都有新颖的创造，我们先在这里略略一提，以后遇到具体例子，随时讲解。　　 　　这里所选的第一首诗《汉江临泛》，是作者在汉水上泛舟的印象。“临”字是登临的意思。登山望远，称为“临眺”，水上泛舟，称为“临泛”，冲锋上阵，称为“临阵”，都是同样的用法。　　 　　第一联就用对句概括了汉水的形势。“接”与“通”两个动词用倒装法。本该是“楚塞接三湘，荆门通九派”。“楚塞”和“荆门”，是同义词，因为楚国古时称荆国。楚国的边塞，荆国的门户，所指的是同一地区。湘潭、湘乡、湘源，合称“三湘”，代表汉代长沙王国的领域。“九派”二字初见于刘向《说苑》：“禹凿江，通于九派。”郭璞《江赋》也说：“流九派乎浔阳。”本意是说长江东流到浔阳，一路吸收了许多川流。“九”字表示多数。这两句诗只是说：汉水流出楚境，注入长江，可以通到许多地方。“荆门”也不是指湖北的荆门县。这些都是用古代地理名词而已。明清以来，有人死讲这两句。唐汝询注目：“汉与湘合而分为九道。”简直是不明地理。汉水何曾与湘水合流，更何从分为九道?近来有人注解说“汉水流过荆门县，分为九派”，也是沿袭了前人的错误。其实，“九派”两个字在诗词中往往泛指长江，是长江的代用词，无须研究长江有哪九个支派。　　 　　接下去二联，就是描写在汉水上泛舟时所见的风景了。江水好象流到天涯地角之外。这是说江水浩渺，一望无尽。唐汝询把“天地外”讲作“殆非人世”，未免想得太远了。山色在若有若无之间，这是形容晴朗日子里的远山。再看前面江边的城市，好象浮在水面上，而江上的波澜，又似乎使遥远的天空也在浮动。　　 　　律诗的第二联，称为颔联，因为第一联既然称为首联，就用人体来作比，第二联的地位恰似人的下颔。于是第三联便是头颈，故称为颈联。第四联是全诗结束处，称为尾联。如果是排律，则颈联以下，尾联以上，也有称为腹联的，但这些名词都是宋元以后人定出来的。　　 　　晚唐诗人作律诗，最忌颔联与颈联平列。他们主张要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或者先写景，后抒情，或者先抒情，后写景。这个窍门，也很有道理，但在盛唐诗人中，还没有意识到。所以王维这两联，同样都是写景。　　 　　尾联二句，用了一个典故。晋朝的山简，做襄阳太守，常常到山水园林中去游玩，醉倒才回家。王维用这个故事，说襄阳这么好的天气，应当留给山老先生饮酒游玩。山翁是比喻自己。这一句的语法是“留与山翁醉”的倒装。　　 　　《山居秋暝》这首诗的组织和《汉江临泛》一样。第一联就点明题目。这种手法，在诗家就称为“点题”。宋代以后，在八股文，试帖诗的规格上，也要求第一联或第一，二句必须贴到题目，称为“破题”。这个“破”字，含有分析的意味，把题目分析开来用一二句诗或文概括一下。破题显然是起源于诗家的点题。　　 　　这首诗的中间二联，也是平列的写景句。文字浅显，不用解释。“归”与“下”两个动词，就是倒装的。听见竹林中笑语喧哗，知道是洗衣的姑娘回家了。看到荷叶摇动，知道有渔船下来了。尾联二句，暗用《楚辞》的修辞。淮南王《招隐士》有句云：“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意思是说：在春草丛生的时候，外出远游的王孙为什么还不归来。王孙就是士，也就是知识分子。古代的知识分子，都是王侯的子孙，故称王孙。王维在此处反用原句，他说：尽管现在已是秋天，春草已经凋零，王孙还是可以居留的。这个“王孙”，是指他自己。魏晋以来的诗人，经常用“春草王孙”这二句来作种种不同的比喻。这不是用古事，所以不是用典故，一般称为“出处”。　　 　　“随意春芳歇”，这“随意”二字向来无人注解，大家都忽略了。其实这个语词的意义和现代用法不同。它是唐宋人的口语，相等于现代口语的“尽管”。王昌龄有一首《重别李评事》诗云：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　　 　　吴姬缓舞留君醉，随意青枫白露寒。　　 　　这首诗的结句也用“随意”。二句的意思是：尽管在青枫白露的秋天，吴姬还在歌舞留客。明代的顾璘在《唐音》里批道；“随意二字难解。”可见明代人己不懂得这个语词了。谭友夏在《唐诗归》里批道：“随意字只可如此用，入律诗用不得。”这个批语可以说是莫名其妙。为什么这两个字只能用在绝句，而不能用在律诗呢?他如果看到王维已经在律诗里用过，只好哑口无言了。其实谭友夏也象顾璘一样的不懂，却故意卖弄玄虚，批了这样一句，使读者以为他懂得而没有说出来。唐汝询在《唐诗解》里讲王维此句云：“春芳虽歇。”这是很含糊的讲法，大概他也不知道“随意”的正确意义。　　 　　第三首《终南别业》，八句全是叙述，没有一个描写句。别业，即别墅。终南别业就是辋川别业，王维的庄园。全诗说：过了中年，很喜欢修道养性，因此在晚年时就迁居到终南山脚下。兴致来时，常常独自出游。这种乐趣，也只有自己知道。胜事，即乐事。是什么乐趣呢?例如：沿着溪流散步，一直到泉水尽处，坐在石上看山中云起。或者偶然在树林中遇到一二老年人，在一起谈谈笑笑，忘记了回家。　　 　　“谈笑无还期”，这个“无”字是平声字，在这里是失黏的。《国秀集》中选录此诗，作“谈笑滞归期”，平仄就粘缀了。但恐怕这已不是王维的原作。因为这首诗与前二首不同，前二首的声韵都符合律诗规格，是五律正体，而这首诗的第一、二联，已经不合律诗规格，试看： 　　中岁颇好道平仄仄仄仄　　 　　晚家南山陲仄平平平平　　 　　兴来每独往仄平仄仄仄　　 　　胜事空自知仄仄平仄平　　 　　这四句根本不是律诗，即使把末句的“无”字改为“滞”字，仍然无济于事。我以为王维作此诗，并不要它成为律诗。这是一种古诗与律诗杂糅的诗体，也是从古诗发展到律诗时期所特有的现象。在孟浩然的诗集里，这种五言诗有好几首。高棅编的《唐诗品汇》里，把这一类诗都编在古诗卷中，这是对的。　　 　　《唐律消夏录》的著者顾小谢对此诗有一段评释：“行坐谈笑，句句不说在别业，却句句是别业。‘好道’二字，先生既云‘空自知’矣，予又安能强下注解。”这两个观点，都使人不解。“句句是别业”，这句解释，似深实浅。既然诗题是“别业”，全诗所写当然是别业中生活。但是，和王维同时的殷瑶所编的《河岳英灵集》里，这首诗的题目却是《入山寄城中故人》。我以为这是王维的原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人妄改了。因此，也可知顾小谢的解释是胡说。“空白知”明明是指“胜事”，就是指下面二句所叙的山居生活，与“好道”毫无关系。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王维的名句。对偶工稳，两句一贯而下，是高超的流水对。作这一联，好象极其自然，并不费力，但当时恐怕也曾苦思冥想了好久，才能得此佳句。　　 　　王维这三首诗，都是正面描写，并无比兴，没有什么寓意，也并不歌颂什么。在诗的创作方法中，这种作法纯然是赋，因此，我们可以一读就了解，无须从字里行间去寻求隐藏的诗意。王维诗的风格大多如此，正和他的画一样，用的是白描手法。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日

却上心头

15王维：五言律诗二首

使至塞上　　 　　单车欲向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观猎 　　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　　 　　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这里再选两首王维的五律。这两首诗的风格和前三首不同，比较雄健。唐代自开国以来，各方面的蕃夷部落不时入侵。唐政府不能不加强边塞防守，以应付战事。有时也乘胜逐北，有扩张领土的意图。开元、天宝年间，有很多诗人参加了守边高级将帅的幕府，做他们的参军、记室。这些诗人把他们在边塞上的所见所闻，写成诗歌，于是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成为盛唐诗人的新题材。这一类诗，文学史上称为“边塞诗”。在王维的诗集中，这一类诗篇并不多，而同时代的诗人高适、岑参和王昌龄，却专以边塞诗著名。　　 　　王维这两首诗是许多唐诗选本都选入的名作。第一首《使至塞上》描写一个负有朝廷使命的人到达边塞时所见景色。有人以为这个“使”是王维自己。因为王维曾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七三七年)出使塞上，在凉州节度使崔希逸幕府中任判官。如果这样，题目就应当写作《奉使至塞上》。现在没有“奉”字，可见这个“使”字是指一般的使者。再看此诗内容，完全是客观的写法，没有表现作者自己的语气，也可知此诗不能理解为王维的自述。　　 　　第一联中的“单车”、“属国”，都是“使者”的代词。李陵答苏武书云：“足下昔以单车之使，适万乘之虏。”原意是说使者没有带许多人马，只用一辆车就够了。后世诗文家就把“单车之使”简化为“单车”，作为使者的代词。“属国”是秦汉官名“典属国”的省略。这个官掌管投降归顺的蛮夷部族。因此，“属国”就成为外交官的代词。居延是古地名，在今甘肃省张掖、酒泉一带，在汉代，此地与匈奴接境。讲明白这三个名词，这一联诗就容易懂了。两句十个字，意思只是说使者要到边塞上去，已经行过居延，进入胡地。上下二句，实在是重复的。既用“单车”，又用“属国”，“过居延”就是“向边”。二句只有一个概念。在诗学上，这算是犯了“合掌”之病，好比两个手掌合在一起。这种诗病，唐代诗人都不讲究，宋以后却非常注意，不做这种联语。杜甫诗曰：“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今欲”就是“即将”，“东入海”就是“西去秦”，两句诗只说了一件事。白居易诗曰：“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咏草的诗，下句就是上句。郎士元诗：“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送别钱起》) 　　“不可听”就是“岂堪闻”，这些都是被宋代评论家举出过的合掌的例子。　　 　　颔联是说使者过了居延，就象滚滚尘沙一样出了汉家的边塞，又象北归的大雁一样飞入胡天的上空。“征蓬”是着地上飞卷的尘沙，现在江南人还把随风卷地而来的尘土叫作“蓬尘”。“出汉塞”和“入胡天”，也犯了合掌之病，所以这种对法也是死对。　　 　　颈联二句，气象极好。在一片大沙漠上看到远处烽烟直冲霄汉，大河上一轮落日，没有云翳，显得格外圆而且大。大漠、长河、孤烟、落日，抓到了西北高原的特色。“孤烟直”，“落日圆”，表示天气平静，无风无云，也是沙漠上的气候特征。　　 　　结尾一联说使者到了萧关，遇到巡逻侦察的骑兵，一问，才知道都护的军部还在离这儿很远的燕然山呢。萧关在今甘肃省固原县，唐时是防御吐蕃的军事重地。燕然山，即杭受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汉时大将军窦宪征伐单于，曾进驻燕然山，在山上刻了纪功的铭文。都护是汉代官名，西域都护是守卫天山南北两路的最高军官。　　 　　王维这首诗的主题是描写当时西域领土的广大。过了居延，已经出了汉代的边塞，可是现在却还是大唐的领土。再向前走，到了萧关，才知都护(当时是节度使)的驻扎地还很远呢。这样看来，唐代的边塞比汉代向西扩张了几千里。但是，王维的地理概念，似乎有错误。萧关在东，居延在西。如果过了居延，应该早已出了萧关。王维另外有一首《出塞作》，自注云：“时为监察，塞上作。”此诗第一句就说：“居延城外猎天骄。”可知他曾到过居延，不知为什么这里却说过了居延，才出萧关。至于燕然山，更不是西域节度使的开府之地，王维用这个地名，恐怕只是对当时的节度使恭维一下，比之为窦宪。这最后一联，非但用燕然山，使人不解，而且这两句诗，根本不是王维的创作，他是抄袭虞世南的。虞世南《拟饮马长城窟》诗云：“前逢锦衣使，都护在楼兰。”在楼兰倒是符合地理形势的。王维此诗本来可以完全借用虞世南这一句，兰字也正好和延、天协韵。可是他大约不愿意被讥为抄袭，改楼兰为燕然，这一改却改坏了。　　 　　第二首《观猎》是完美无疵的好诗。开头一联照例是点题。将军在渭城外狩猎，观众只感到寒风峭紧，弓弦乱响。用“将军”二字，可知是观众口气。颔联接上去就描写狩猎场面。作者抓了两个典型景象：牧草已经干枯，野兽失去荫蔽，放出去追踪的猎鹰一眼就看到奔逃的野兽。积雪已消，驱马逐兽，便觉得马蹄轻快。颈联写的是狩猎归来，很快就经过新丰市，就在市上饮酒休息。新丰市在临潼县东，在唐朝是著名产酒的地方，多酒店。长安人出郊春游，多在新丰买醉。唐诗中讲到新丰，都含有在此饮酒之意。饮酒休息之后，就整队回营。细柳是地名，在渭水北。汉朝的名将周勃，字亚夫，驻军在细柳营。后世诗人要提到军营，就用细柳营或亚夫营，不管它是不是在细柳。尾联结束全诗，在回归军营的路上，回头看刚才射雕的地方，只见大野茫茫，已与暮云合成一片了。　　 　　这首诗八句结构很紧，前四句写出猎，后西句写猎归。观猎的人所得到的印象，只是一番雄壮迅速的军事行动。顾小谢在《唐律消夏录》里评论此诗最好。他说此诗“全是形容一‘快’字，耳后风生，鼻端火出，鹰飞兔走，蹄响弓鸣，真有瞬息千里之势”。这段话确己体会到这首诗的精神。　　 　　施鸿保在《岘傭说诗》里也有一段分析。他在谈到作诗法的时候说；“起处须有崚嶒之势，收处须有完固之力。则中二联愈形警策。如摩诘“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倒戟而入，笔势轩昂。‘草枯’一联，正写猎字，愈有精神。‘忽过’二句，写猎后光景，题分已足。收处作回顾之笔，兜裹全篇，恰与起笔倒入者相照应，最为整密可法。”这段话，注意在律诗的首尾起结。起联有突兀的气势，结联有馀力，可以使中二联相得益彰。王维此诗的起联，不说“将军猎渭城，风劲角弓鸣”，而以“风劲”句放在前面，这就是所谓倒戟法。自从宋之问以尾联战胜沈佺期以后，诗人们都注意到律诗的起结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

却上心头

16孟浩然：五言律诗三首

临洞庭赠张丞相　　 　　八月潮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岁暮归南山　　 　　北阀休上书，南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人老，青阳逼岁除。　　 　　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襄阳(今湖北襄樊)人，生于载初元年(公元六八九年)，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公元七四O年)，比王维年长十岁。王维官运亨通，做了安禄山的伪官，还能获得赦免，继续在朝。孟浩然一辈子没有成进士，更没有一官半职。早年隐居家乡鹿门山，苦吟，有诗名。四十岁才到长安，结识了许多达官名士，诗名大噪，遂与王维并称。但二人穷达不同，孟浩然始终是个襄阳布衣。　　 　　王、孟齐名，由于他们的诗格很相近，都以清淡闲逸为主。在他们的影响下，有储光羲，刘慎虚、王湾、常建等后起之秀，都以同样的诗格形成为开元、天宝时期五言诗的特征。　　 　　孟浩然死后五年，王士源搜集他的遗诗编成四卷，序文中说，共二百十八首。这本诗集传到现在，却有二百五十七首，恐怕已被后世人加入一些可疑的诗篇了。今本孟浩然诗集中有五言律诗一百二十四首，五言古诗六十二首，可知他平生作诗以五律为主。因此，我们也选讲他的五言律诗。　　 　　第一首开头一联直叙八月中的洞庭湖，水涨湖平。涵虚是涵泳于虚空；混太清，是混合于天空。虚与空，都是指天而言。涵虚，实在就是混太清，句意只是说水天一色。第二联描写此时湖上的景色。水气从湖面上蒸发出来，波浪冲激着岳阳城。云梦泽是洞庭湖的古名。这一联是孟浩然的名句，十个字表现了洞庭湖的空阔浩瀚。历代诗人歌咏洞庭湖，都没有能创造更好的句子。第三、四联忽然转了方向，说自己想渡过湖，而没有船可用，在圣明的时代，徒然闲住着，觉得很可耻。因此，坐在湖边看人家钓色，空有羡慕鱼儿上钩的心情。　　 　　这首诗在许多选本中，题目都是《临洞庭》，这样就无从了解下半首诗的意义。《初白庵诗评》云：“后半首全无魄力，第六句尤不着题。”也由于他没有见到全题。此诗的原来题目是《临洞庭赠张丞相》。张丞相是张九龄，开元二十四年(公元七三六年)从尚书右丞相降官为荆州都督府长史。孟浩然集中有好些陪张丞相游荆州名胜的诗，此诗即其中之一。上半首是写洞庭湖，下半首却是赠张丞相的话。第五句的“济”字是一个关键性的字。济字的本义是渡河越水，引伸而有工作或事业成功的用法。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表面上仍是在说洞庭湖。隐藏的意义却是说：我要获得一官半职，可是没有人帮助我。他希望得到张九龄的荐举、提拔，好比给他一条船，使他能渡过大湖。他看见张九龄提拔过许多人，犹如钓上了许多鱼，他的心情就是羡幕这些鱼的被钓上去。　　 　　孟浩然一生不得志，后世称赞他是一位敝屣【xi】功名富贵的隐士。其实他也很希望成进士，由吏部选派一个官职给他。只是他胸怀高洁，不屑作不择手段的钻营。没有机会，也不介意。宁可游山玩水，饮酒赋诗。要说他绝对不求名利，恐怕未必。他和官位较高的人，一起游玩宴饮，诗的末尾常常流露出一些要求荐举之意，例如《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末句云：“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与白明府辨江》末句云：“谁识躬耕者，年年梁甫吟。”《姚开府山池》末句云：“今日龙门下，谁知文举才。”即使在描写农民生活的诗中，结尾还说：“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谁能为杨雄，一荐甘泉赋。”这些诗句，还比较含蓄，因为“明府”只不过一个县令，官还不大。赠张丞相的诗，就把求荐之情表现得很急切了。不过，我这样讲，并不是说孟浩然不配称为隐士。他还是隐士。唐代知识分子由进士及第而从政，叫做入仕。落第回家，终生不得官职，叫做归隐。唐代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象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韬光养晦，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　　 　　写景而兼赠人的诗，一种是赠别，为送人远行而作诗。以写景开始，结尾寓送行之意。另一种便是求荐，动机本来是写景，但借题发挥,转到求荐的意思。如何转法?这就要作者的艺术手法了。孟浩然此诗的第五句，是转得很高明的。 　　初唐时期的诗人。多半是高官、贵族、豪富，他们没有乞怜求荐的需要，所以当时还没有以求荐结束的写景诗。盛唐以后，诗人多半是寒士，总盼望有一位达官贵人提挈【qie】一下，于是求荐的诗就多起来。连杜甫、韩愈这样的大诗人，也曾作过这样的诗。 　　第二首《与诸子登蚬山》，是游岘山而作的诗。“诸子”是“诸君子”的省略，意思是“几个朋友”，不可解作“几个儿子”。岘山在襄阳城外汉水上，是一处与羊祜有关的古迹。我们必须先了解羊祜的故事，才能了解这首诗。　　 　　羊祜是晋朝人，做褰【qian】阳太守的时候，常到岘山上与同僚饮酒游玩。一天，他感慨地对朋友们说：“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山；自古以来，有过许多贤人名士在这里游玩，可是这些人都默默无闻地消灭了，真使人悲伤。如果我死了之后，魂魄也将留恋这个山呢。”后来，羊祜果然死在襄阳，百姓追悼他，在岘山上为他立了一块碑。来读这块碑文的人，都欷歔感慨，不觉下泪。因此，人们就把这块碑称为堕泪碑。　　 　　孟浩然这首诗的前四旬，就是概括羊祜的话。"人事”，人物及其事迹，是有新陈代谢的。一代的人去了，一代的人接上了。这就成为古今。山水今天依然是一个名胜，却轮到我们这一代人来游玩。第三联写眼前所见景色：冬季水落，鱼梁中水浅了，在山上看，云梦泽因水浅而觉得深了。这个“深”字，不是说水深，而是形容从山顶到湖面的距离深远。这里用“梦泽”，只是表示江水、湖水，并不实指洞庭湖。在唐代，襄阳已看不到洞庭湖了。鱼粱是在江水中竖竹积石，做成一道堰，用以捕鱼。利用这道堰，作为一个渡口，就称为鱼粱渡。孟浩然的《夜归鹿门歌》有句云：“鱼梁渡头争渡喧。”即指此处。这两句诗写的是一种萧条荒落的情调，用来陪衬上下文。接下去说：羊祜的碑至今还在，使我读了碑文，也为之感伤得掉泪。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感生命之短促，精神状态很空虚、消沉，大约是诗人在极不得意的时候所作。陈子昂有一首古诗，和孟浩然这首诗是同一种情调：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第三首《岁暮归南山》，是因为在长安没有出路，到了年底，回终南山去住一时，乃作此诗。北阙是皇宫的北门。汉代的制度，人民要向皇帝有建议或申诉，可以把文件送到皇宫北门去，那里有人收纳。“休”字在唐诗里有两种用法：(一)不要，等于莫字或勿字；(二)罢休，停止。这里是用第二义，意思是说：不用再向北阙去上书了，还是回到终南山简陋的屋子里去居住一时。归字是倒装用，本该作“归南山敝庐”。第二联说：上书无效，可见是自己才学不够，为贤明的皇帝所弃；自身又多病，连老朋友都很少来往。第三联写迟暮之感，头上渐生白发，正在催我入老境。“青阳”即“青春”，这里是泛指时序，已逼近年终了。因此有满怀愁绪，不能入睡，只看着空虚的夜窗上，照着松林间的月光。 　　关于这首诗，《唐才子传》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天，王维在宫中办公，私下把孟浩然请进去闲谈。忽然玄宗皇帝来了，二人大惊，孟浩然赶紧躲在橱下。王维不敢隐瞒，只好直言请罪。皇帝听说是孟浩然，就说：“这位诗人，我已听人讲起过，还没有见到。”当下就叫孟浩然出来，并问他：“带了新诗来没有?”盂浩然回说没有。皇帝就要他念几首新作品，孟浩然就念了《北阙休上书》这一首。皇帝听了很不高兴，说：“你自己不要做官，怎么诬蔑我，说我弃你呢?”于是命他仍回终南山去。　　 　　《唐诗纪事》里也有这个故事，稍稍不同。由于丞相张说的推荐，玄宗皇帝召见孟浩然。孟浩然念了这首诗，因而忤旨放归。当时皇帝还说，“你为什么不念‘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呢?”这个故事，显然是后世人编造出来的。洞庭湖一诗求荐之情非常诚恳，容易得人同情；所以编造故事的人断定这个张丞相是张说，并且确实举荐了孟浩然。《归南山》一诗既消沈，而且有怨愤之情，把自己的穷途潦倒归咎于“明主”，做皇帝的当然听不进去。这个故事虽非事实，但可以从此知道，这两首诗，由于表现方法的不同，而所得的效果也很不同。编《唐诗别裁》的沈德潜在这首诗下批道：“时不诵《临洞庭》而诵《归南山》，命实为之，浩然亦有不能自主者耶?”可知沈德潜只看到《唐才子传》的记载，而没有见到《唐诗纪事》。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 　　【增记】 　　今日偶阅《临洞庭》诗诸家旧注，发现有对此诗理解大不同者，增记于此，以备参考。　　 　　唐汝询《唐诗解》在末句下注引《汉书·董仲舒传》云：“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样一注，把“羡鱼”二字的意义弄复杂了。他又把“欲济无舟楫”讲作孟浩然欲求仕而自知无才。因此，他解此诗道：“此临湖而兴求仕之思，复量其才而不欲进也。……见钓者得鱼，不无欣慕意，然结网未遑，则亦徒然兴羡耳。盖襄阳本不欲仕，乃临湖而有此叹，岂抱道之情，犹未战胜耶?”　　 　　唐汝询首先肯定孟浩然不是要求仕的人，而此诗明显地有羡慕别人得仕之情，因而说他好象还不能安贫抱道，思想上未能战胜利禄的引诱。　　 　　这样讲，已经弄错了孟浩然的思想情况。可是还有一个著《而庵说唐诗》的徐增出来把唐汝询大骂一通，而且是站在比唐汝询更不理解这首诗的立场上批斥唐汝询的。现在先看徐而庵对“欲济无舟楫”一句的注释：“‘无舟楫’，言无用我为舟楫者。《书经》云：‘若济巨川，用汝为舟楫。’ 　　”孟浩然这句诗并没有用典故。“舟楫”二字亦不必有根据。“要过湖，可惜没有船。”这句话，谁都能说，不必一定要读过《书经》。可是现在引用《书经》此句，就把“舟楫”与“用汝”连结起来，把孟浩然此句讲作“要过湖，没有人用我作船”，怎么能讲得通?　　 　　接下去，徐而庵说：“垂钓者，喻出仕之人也。垂钓则可得鱼，然不如网之稳。徒有羡鱼之情，见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济，亦犹垂钓者之未必得鱼，徒羡鱼耳。此句当在垂钓者身上说。唐仲言谓浩然‘抱道之情，犹未战胜’，真无目人语。襄阳本不欲仕，何羡鱼之有哉?看诗须细细循作者之思路，方有所得。若泛然论去，所谓有意无意之间，不必求甚解，于诗究为门外汉而己。”　　 　　这位而庵先生一口咬定孟浩然是不要做官的人，也没有通读《孟浩然诗集》，不知道孟浩然有过许多求仕、求汲引的诗句，因此，根据他的注解，此诗后半首的意义便成为：“这个世界，没有人用我为船，因此就无人济世。在这个圣明之世，我却贫贱闲居，深感羞耻。我看那些已做了官的人(垂钓者)，也未必能有所作为。因为钓鱼终不如下网，所得的成果不大。”　　 　　唐汝询是从小就双目失明的人。徐而庵评他的注解为“真无目人语”，可谓刻毒。而他自己讲这首诗，比唐汝询更为不通，又何尝不是“瞎说”?唐、徐二家都不知道此诗题下还有“上张丞相”四字。也都没有从孟浩然全部诗集中去“细循作者之思路”仅仅就这四句诗中去穿凿典故，曲解诗意。至少，对这首诗的理解，我看他们二位都不免是“门外汉”。 　　一九八O年七月十一日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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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 ·《过年有感》
笑语声声庆岁筵，重逢故友咏新篇。

曾经何处同吟月，更在遥遥柳岸边。

七绝 ·《雪竹图》

时常花飐在严冬，独立荒林思不穷。
宁可枝头频覆雪，岂能随叶落西风。

却上心头

五律 ·《咏马》 萧萧鸣野际，烈烈踏长风。 骨骏犹昂首，心高任转蓬。 绝尘千里去, 怀梦八方冲。 力裕焉求逞，超然竞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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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过年
两岸同圆中国梦
九州共醉马年春【却上心头】

合咏·杨妃
马嵬坡下佳人陨
长恨歌中帝子哀【却上心头】

分咏·落叶/龙
起舞斜阳回大地
腾飞碧宇览神州【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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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孟浩然：五言律诗又三首

洞庭湖寄阎九　　 　　洞庭秋正阔，余欲泛归船。　　 　　莫辨荆吴地，唯馀水共天。　　 　　渺弥江树没，合沓海湖连。　　 　　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　　 　　都下送辛大之鄂　　 　　南国辛居士，言归旧竹林。　　 　　未逢调鼎用，徒有济川心。　　 　　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　　 　　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　　 　　洛下送奚三还扬州　　 　　水国无边际，舟行共使风。　　 　　羡君从此去，朝夕见乡中。　　 　　余亦离家久，南归恨不同。　　 　　音书若有问，江上会相逢。　　 　　孟浩然专作五言诗，现在所有的《孟浩然诗集》中，共收诗二百五十七首，五言诗占了二百二十首。五言四韵的律诗又占了五言诗中的大半。开元时期五言律诗的各种篇法、句法、调声、对偶的形式，都可以从孟浩然诗中见到。这里又选了三首孟浩然的诗，它们不是名作，从来也没有选录，宋元以来的诗话里，也没有人提到过。我现在选取这三首诗，目的是想讲一讲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律，用它们来作例子。　　 　　这三首诗都容易了解，不过我们还是先约略解释一下。第一首是以洞庭湖为题，寄给一个朋友阎九的。阎是姓，九是排行。中国知识分子，大约从春秋时代以来，每人都有一个名，一个字。名是正式公文书上用的，长辈叫小辈，可以称他的名，平辈之问，就不能直呼其名，只能称他的字。例如王维，同时友好都叫他摩诘，而不能叫他王维。但是，唐代人连字都不常用，一般熟人都以排行相称呼。排行是从祖父算起的，阎九不是他父亲的第九个儿子，而是他祖父的笫九个孙子。例如祖父有三个儿子，不管那一个儿子，首先生的孙子就是老大。以后第二，第三排下去，诗人高适的排行是第三十五，所以李颀的诗题有《答高三十五留别》。这种诗题在唐人诗集中常见，后世读者往往不知这高三十五是谁。史学家岑仲勉费过一番功夫，把《全唐诗》中用行辈称呼的人名大都考查出来，写了一本《唐人行第录》，对研究唐诗的人，很有帮助。　　 　　此诗大意是说：洞庭湖到了秋天水涨，很阔大了，我也想乘船回襄阳去。接着就用二联描写湖水之空阔，只见水天一片，分不清那儿是楚，那儿是吴。这地区是古代是楚接境，向来称为吴头楚尾。江水和树木都隐没在空虚渺茫之中，湖与海好象也合并为一了，这一句的意义是说湖广大得象海了。最后二句说：等你来做我的船，大家一起渡过这个大湖。这一联的意义和赠张丞相诗一样，用一个双关的“济”字，用舟楫作比喻，就从写景转入为抒情。大约作者希望等阎九回来，给他做一个介绍人，向达官贵人推荐一下。末句说“相将济巨川”，可知是双方有利的事。　　 　　第二首是在长安送辛大回鄂州去的诗。前四句叙述辛大，后四句叙述自己。南方的辛居士，要回家乡去了。他空有“济川”之心，而没有发挥“调鼎”之用。信佛教而不出家的称为居士。“济川”，在这里也是求官的比喻。“调鼎”本来是宰相的职责，这里用来比喻做官。这两句诗，写得很堂皇，说穿了，只是说；他想求个一官半职，可是竟没有到手。有人把“济川心”讲做“救世济民的心”，未免抬得太高了。　　 　　后半首说自己也是一个“忘机者”，家园也在汉水边上，因为听说你要回家去，所以从远地寄这首诗给你，以表慰问之情。“忘机者”是忘却了一切求名求利、勾心斗角的机心的人。这是高尚的比喻，事实上是指那些在功名道路上的失败者。《诗经·邶风》有一首诗，题名《式微》。有一个黎国的诸侯，失去了政权，寄居在卫国。他的臣子做了这首诗，劝他回去。“式微”的意义是很微贱。亡国之君，流落在外，是微贱之至的人。孟浩然说这首诗是“式微吟”，是鼓励辛大回家乡的意思。这个辛大，想必也是一位落第进士，和孟浩然一样的失意人物。所以这首送别诗，没有惜别之意，而表达了自己的式微之感，从而抒写了自己的乡愁。古典文学中用“式微”一词，相当于现在的“没落”。“式馓吟”就是“没落之歌”。　　 　　第三首是在洛阳送奚三回扬州的诗。主题、结构，和送辛大的诗完全一样。前四句说扬州是茫茫无涯的水乡，乘船回去都要依仗顺风。我羡慕你从此路回去，不久就可以见到家乡。“朝夕”即“旦夕”，亦即不久”。下四句说自己也离家已久，恨不能同你一起回南。将来如果你有书信来，我们也许可以在江上会晤。这意思是说：那时我也可能回家了。 　　三首都是送人的诗，第一首是寄赠友人，第二、三首是送别友人。第一首诗还有挣扎着求仕进之意，第二、三首则流露了灰心绝望的没落情绪。孟浩然诗的主题思想，大多如此。许多不得志的唐代诗人，他们的投赠诗也大多如此。史传说孟浩然“文不为仕，行不为饰，游不为利”，恐怕是美化得过分了。　　 　　在讲王绩的《野望》诗时，我曾说五、七言律诗的中间二联必须是对句，但这里三首孟浩然的诗就不符合这条规律。上一篇讲过的《与诸子登蚬山》也不符合这条规律。第一首是颔联不对的例子。第二首是颈联不对的例子。第三首是中二联全不对的例子。《与诸子登蚬【xian】山》是第一联对而第二联不对的例子。这种对法，宋代人称为“移柱”。一联好比一条柱子，第一、二联移换了柱子，以致第一联反而是对句，第二联反而不作对句。　　 　　这些诗的平仄，音节，无疑都是五言律诗，决不是五言古诗。这个情况，值得注意。孟浩然的五言诗，当时是“天下称其尽美”的。他作诗，决不会破体失格，也决不是没有能力作对句。那么，这是什么理由呢?答案很简单：这是初，盛唐五言律诗的格式。是从五言古诗发展到五言律诗的道路上留下来的轨迹。平仄、音节已经固定了律诗的规格，对偶的规格还没有固定，因而还可以有全不对或一联不对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五言律诗，在李白、杜甫及其他同时诗人的诗中，常可以见到，然而在中唐以后，除非偶尔有人摹仿，一般地说是绝迹了。　　　　 　　《岘傭说诗》的作者施鸿保说：“五言律有中二语不对者，有全不对者，须一气挥洒，妙极自然。初学人当讲究对仗，不能臻此化境。”他以为这种形式是五言律诗的最高艺术手法，是入于“化境”，初学作诗的人应当先讲究对仗，从能作对句上升到不作对句。这个理论，我颇有怀疑，为什么中、晚唐诗人都不想追求这个“化境”呢?　　 　　奇怪的是，盛唐诗人作七言律诗，绝没有不对的联句，移柱的方法倒是有的。这或者是因为七言律诗不作对句，就近似歌行，不如索性作歌行体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却上心头

18高适：燕歌行 　　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韵一)　　 　　摐【chuang】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韵二)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韵三)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韵四)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韵五)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黄何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韵六)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韵七)　　 　　这首诗的作者高适，字达夫，渤海郡蓨【tiao】(今河北景县)人。少时家道贫寒，流浪在中原一带。年过五十，才学做诗。进步很快，数年之间，便已成名。他曾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中任书记，因而熟悉边塞生活，写了许多边塞诗。肃宗时，官至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和杜甫有交情，杜甫有几首诗为他而作。唐代诗人，官至节镇的，只有高适一人。他的诗与岑参齐名，称为“高岑”。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置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xie】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二、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yao】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却上心头

19岑参：七言歌行二首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韵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韵二)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著。(韵三)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韵四)　　 　　中军置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韵五)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韵六)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韵七)　　 　　岑参，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天宝三载(公元七四四年)进士及第。安禄山叛乱，攻占长安的时候，岑参年在四十左右。代宗时，官至嘉州刺史。为西川节度使杜鸿渐所器重，奏请以岑参为从事。杜鸿渐罢官后，岑参就终老于蜀中。天宝末年，封常清为安西节度使，岑参在其幕府中，因而熟悉西域情况，写了许多描写边塞的歌行体诗，与高适齐名。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是岑参名作之一。他的同事武判官要离职回家，节度使置酒送行，其时正在大雪天，岑参在酒席上作此诗送行。全诗以描写边地雪景开始，转到送行的意思。论这首诗的作用，也是一首赠别诗。　　 　　此诗前十句都是《白雪歌》。西北塞外，八月就下雪了。好象一夜之间，吹来了春风，使千万树梨花都开放了。这是描写雪之白。下面四句形容雪之寒：将军的弓都拉不开，都护的铁甲也穿不上身。唐代有北庭大都护，是西北边防的统帅。“瀚海阑干百丈冰”这一句却有问题，已有人指出过。“瀚海”就是沙漠，没有水，不会结成百丈坚冰。大约作者用错了名词，指的是蒲类海之类的大湖泊了。　　 　　下面八句就转到送行的事。判官东归，节度使为他送行。中军是中军之将，这里用来代替主将，即指节度使封常清。宴会上有音乐歌舞，以“胡琴琵琶与羌笛”一句来表达。宴会到傍晚，辕门口大雪纷飞，红旗在风中也因冻结而不能翻展。轮台是县名，北庭大都护驻守的地方。在轮台东门送行，这时天山下的大路已为积雪所封，行人转过一个弯，就看不见了，只留着雪上的马蹄迹，供我怀念。　　 　　这首诗不能说有什么突出的好处。武判官大约不是作者的亲密朋友，送行的话并没有深刻的情感。全诗只不过词句通俗流利，集中一个主题，从各方面刻画塞外雪景。在开元、天宝年间，这是一种新题材、新形式的诗歌，一时风行，成为一个新的流派。　　 　　《白雪歌》相传是黄帝时的琴曲。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有客歌于郢中，歌《阳春》、《白雪》，国中和者数十人。”可知当时能唱此曲的人很少。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太常寺乐官取帝所作雪诗，依旧传琴曲制谱，成《白雪歌》曲进呈。岑参此诗歌咏边塞雪景，即以《白雪歌》为题，是借用乐府歌曲名，不是自创题目。下文《送武判官归》才是诗题。　　 　　现在，我们再读一首岑参的歌行： 　　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君不见，走马川，　　 　　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匈奴草黄马正肥，　　 　　金山西见烟尘飞，　　 　　汉家大将西出师。　　 　　将军金甲夜不脱，　　 　　半夜军行戈相拔，　　 　　风头如刀面如割。　　 　　马毛带雪汗气蒸，　　 　　五花连钱旋作冰，　　 　　幕中草檄砚水凝。　　 　　虏骑闻之应胆慑，　　 　　料知短兵不敢接，　　 　　车师西门伫献捷。 　　这一首也是许多选本都选取的名作，走马川不见于地理书，大约在轮台附近。在走马川送封常清出师西征，因此做一首描写走马川的诗，带便写进了送行之意。题目没有说明送谁出师西征，但岑参另外有一首《轮台歌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可知这一首也是送封常清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把这首诗也题为《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虽然大概不错，但总是没有根据的随意添改。　　 　　川，本义是河流。沿着河流两岸的平原，称为“川原”，也简称为川。“行”是歌行的行，不是行走的行。《走马川行》是这首诗的正题，是歌曲名；《奉送出师西征》是副题，是诗题。　　 　　这首诗的第一句，各个版本均有不同。《唐诗纪事》作“君不见走马沧海边”，显然漏掉一个川字。《唐音》、《全唐诗》、《唐诗别裁》都作“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显然多了一个行字。这首诗是每三句一韵，如果依照上面两种句法，则第一韵少了一句。现在我们把它写作：　　 　　君不见走马川，　　 　　雪海边，　　 　　平沙莽莽黄入天。　　 　　句法韵法就与全诗统一了。“川”字也是韵，而且是起韵，下面“边”、“天”二字是跟着“川”字协韵的。沧海的“沧”字肯定是错的，现在定作雪海。岑参《轮台歌》有一句“四边伐鼓雪海涌”，可以为证。　　 　　《白雪歌》描写的是雪，这首诗描写的是风。“轮台九月"三句描写沙漠里的大风,设想和造句，极为雄健。下面三句就转到副题上去，“汉家大将西出师”尤其是一个关健性诗句。金山不知现在是什么山，注释者都引用《嘉庆一统志》，说是“在陕西永昌卫城北”。这样，反而在轮台之东，而且是内地了。《轮台歌》一开头就说“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这两首诗写的是同一件事，可知金山必在轮台之西。烟尘是烽火的烟尘，是敌人入侵的警报。　　 　　“将军金甲”三句写军容之盛，但仍然联系着风。不过“风头如刀面如割”这一句却大有语病。从语法的角度看，既然头面对举，那么这一句的散文结构，就应该是“风头如刀，风面如割”。但作者的意思似乎是。风头如刀，吹在人面上犹如被割裂了一样”。那么，这句诗实在是不合语法了。(问题在这个“头”字用得不好.)　　 　　“马毛带雪”三句，都写寒冷，前二句写奔驰的战马，汗气从身上的积雪下蒸发出来，随即凝结为冰。“五花”、“连钱”是马毛的纹饰，此处用来作马鬣【lie】的代用词。第三句联系到自己，在幕府中起草文书，砚水也结冰了。　　 　　最后三句是颂扬封常清的，也是奉送出征的礼貌语。敌人听到你的大军出动，一定恐慌万分。估计他们决不敢和我军短兵相接，肯定会投降的。那时我们当在车师西门迎接你凯旋归来。车师是古代匈奴部旗名，也是他们居住的地名，在今新疆吐鲁香奇台一带。从地形来看，应在轮台东北。如果封常清从轮台向西出师，则敌人不可能在其东北。因此，这里所谓车师，或者是用一个历史名词，以代替轮台，反正这一带都是汉代匈奴的车师前后王庭所在地。　　 　　岑参在西域多年，写了不少以边塞为题材的诗歌，每一首里都有些精警的句子，为后世所传诵。但观其全篇，往往还有美中不足之处。例如叙述凌乱，重复字多。此诗第五韵上二句写马，第三句忽然写到“幕中草檄”，便毫不相干。也许作者想到的是“据鞍草檄”的典故，故尔有此一句。如果是这样，则“幕中”二字便用得不适当，不如就用“据鞍草檄”，就与马联系上了。　　 　　第三韵中两个“西”字也没有重复的必要。《轮台歌》第一段云：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接西望烟尘黑，汉兵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这八句诗中，“西”字三见，“轮台”三见，“头”字二句中再见。“旄”字二见，都是语病，善于琢磨的作者，都能避免，而岑参却不免粗疏。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首诗中，绝对不许重复一个字。例如此诗第一、二句的“轮台”是故意要重复的，但第六句的“轮台北”就应当考虑了。　　 　　《白雪歌》的用韵方法很不整齐。第三韵与第七韵是四句一韵，其馀都是二句一韵。在一般情况下，一韵表示完成了一个思想概念。全诗用韵的方法，要求匀称，此诗第七韵四句是一个不可断绝的概念，所以应该是四句，况且又在篇未。如果上文都是二句一韵，此处忽然改为四句一韵，可以使读者有从容结束之感。但第三韵的四句却很不适当。分明是两个概念，应当仍用二句一韵，以取上下文的统一。　　 　　《走马川行》的韵法就整齐了。三句一韵，每句尾都协韵，每三句表达一个概念(只有第五韵不合格)，使人读起来就觉得音节流利，意义明白。这种韵法，起源于秦始皇的《峄山刻石》。那是三句一韵的四言诗，现在把这种韵法用于七言歌行，不知是不是岑参的创造。　　 　　韵与音节有关。五、七言歌行的韵法，最普通的是全篇一致，四句一韵，仄声韵与平声韵互用。这样，诗的音节是和缓的。如果二句一韵，音节就较为急促。也有逐句协韵，一韵到底，绝不转韵的，其音节就最为急促。为了调剂音节，可以改变韵法。在四句一韵中插入二句一韵，或在二句一韵中插入四句一韵。但是要求在变化中有规律，不能忽此忽彼，漫无次序。　　 　　韵法约束了思想概念。二句一韵，必须把一个概念约束在二句之中。如果不可能，则改用四句韵。象《走马川行》那样的三句一韵，毕竟很少使用。这种技巧，文学批评家常常称之为“剪裁”。做衣服要把衣料剪裁得合身，做诗也要把诗意剪裁得配韵。或者说，韵要配合思想概念。　　 　　以上所讲韵法，只是普通的、一般的规律，到了李白，由于他才气大，敢于突破常规，他的歌行常有独创的韵法。为了配合他自己的韵法，甚至还敢于改变句法，有时把散文句法也用到诗歌里来了。这种例外情况，每一位大诗人都有某些独创，不独李白一人为然。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

却上心头

20早朝大明宫唱和诗四首

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贾至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liu】。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王维 　　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官之作　　 　　鸡声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　　 　　金阙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　　 　　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　　 　　独有凤皇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　　 　　——岑参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五夜漏声催晓箭，九重春色醉仙桃。　　 　　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　　 　　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　　 　　——杜甫 　　这里有四首七律唱和诗，是宋元以来许多谈诗的人喜欢评论的。唐肃宗至德二载九月，广平王李傲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兵二十万人收复长安，平定了安禄山父子之乱。十月丁卯，肃宗还京，入居大明宫。三年二月丁末，大赦天下，改元乾元。此时李唐政权，方才转危为安，朝廷一切制度礼仪，正在恢复。中书舍人贾至在上朝之后，写了一首诗，描写皇帝复辟后宫廷中早朝的气象，并把这首诗给他的两省同僚看。两省是门下省和中书省，在大明宫宣政殿左右，是宰相的办公厅。中书省有政事堂，是宰相和大臣会议政事的地方。当时，杜甫官为左拾遗，属门下省。岑参官为右补阙，属中书省。王维本来是给事中，做了安禄山的伪官，此时刚才获得赦免，降为太子中允。他们都是诗人。贾至是中书舍人，是他们的上司，因而每人都做一首诗来奉和。当时和诗的一定不止他们三人，不过我们现在只能见到这三首。贾至首先作诗，称为原唱，王、岑、杜三人的诗是和作，合起来称为唱和诗。　　 　　官位较高的诗人，有资格每天进宫中朝见皇帝。他们对于宫廷中那些威严而又华贵的礼仪，印象极深，往往有诗记录。唐宋诗人作这一类诗的不少。方虚谷编《瀛奎律髓》，给这一种诗取了一个分类目，名为“朝省诗”。　　 　　朝省诗和应制诗同样都是宫廷文学。字句要求富丽，对仗要求精工，思想内容要有感恩颂德之意。创作方法纯然是赋，不能用有言外之意的比兴。这种诗，在初、盛唐时期尤其多，诗人们往往用这种作品表示其写作翰苑文章的才学。我们研究唐诗，也应该了解一下，虽然现在它们已没有用处。　　 　　贾至的诗第一联是描写一个“早”字。进宫去朝见皇帝的时候，天还没有亮，还得用蜡烛。到了宫城里，才是黎明。“天”代表皇帝，朝见皇帝称为“朝天”。“紫陌”是紫红泥铺的路。第二联写大明宫的景色：千株嫩柳挂在宫门外，飞来飞去的黄莺绕着宫殿鸣啭。“建章”是汉高祖造的宫殿，规模宏大，传说有千门万户，后代诗人就用来代表宫殿。第三联写百官上殿朝见的情况：穿着朝服的官员肃静无声，走上白玉的阶陛，只听得身上悬挂的剑和佩带物的声音。衣冠端正的身上，沾染着两旁香炉里散发出来的香气。第四联就是感恩效忠的话了。我们大家都在凤池中享受皇帝的恩泽，应该天天写文章侍候皇上。凤池是凤凰池的简称，代表中书省的官署。此诗末一句，《唐诗纪事》作“终朝默默侍君王”，错得可笑。　　 　　王维的和作是紧紧扣住贾至原唱柏。第一联也写“早”：戴红头巾的卫士在宫门外传呼天亮了，宫里专管皇帝衣服的女官才把翠云裘送来伺候皇帝视朝①。汉朝时，卫士在宫门外学作鸡鸣以报晓，称为鸡人。翠云裘见于宋玉的赋，用来指御衣。晓筹是铜壶中报晓的筹子。第二联写朝见情况：宫殿的门都开了，各国官员都来朝拜皇帝。九天是最高的天，阊阖是天门。这一句实际上是宫殿开门的倒装句法。衣冠代表人物，冕旒是皇帝的朝冠,此处用作皇帝的代词。第三联写朝见时的景色：太阳光才照临到殿前的承露盘，薰炉中的香烟要飘浮到皇帝的衣服上去。汉武帝曾铸铜为仙人，掌上托着一个承接露水的铜盘，放在宫殿前。此处用来指宫殿前陈列的装饰物。皇帝的衣服绣有龙纹，称为龙衮，亦可称衮龙。第四联讲到自己的职司：朝罢之后，回到中书省，就应当为皇帝办事，起草各种诏书。“五色诏”是用典故，石季龙的诏书是用五色纸写的，故曰五色诏。此处只是用来作“诏”字的修饰语，其实唐代的诏书是用黄麻纸写的。　　 　　岑参的诗，前三联的内容也是同样的。第一联说：鸡鸣的时候，路上还有黎明的寒气，在这暮春时节，黄莺在皇城里鸣啭不已。从这一句看，可知这些诗都是在乾元元年三月里作的。第二联说：晓钟一响，宫中的千门万户都开了，白玉阶两旁，警卫的仪仗队簇拥着许多官员。“万”、“千”二字，都是多的意思，金阙指宫廷。上一句就是王维的“九天阊阖开宫殿”。第三联也是写“早”：花迎接这些剑佩铿锵的官员，正是星星刚才隐落的时候，柳条吹拂着旌旗，还带着露水。第四联就和贾至的原作不同了。他说：只有这位凤凰池上的人，能做这样一首好诗，正如《阳春》、《白雪》的曲子一样，使大家都难于奉和。这一联就是恭维贾至了。　　 　　杜甫的和诗用一半篇幅来写早朝，另一半篇幅来恭维贾至。第一联说：五更时候，铜壶滴漏的声音，催出了晓箭。这一句只是说：天亮了。古代无钟表，以铜壶滴水计时。每一个时辰有一支竹筹，或称箭，从水壶中升起。所以说“漏声催晓箭”。下面的对句是说：皇宫里的春风使桃花都红了。“九重”是最高的地方，指皇宫。人醉则脸红，桃花红了，就象是醉了。天上的人是仙人，地上的人是凡人，皇帝既称天子，皇宫就是天庭。皇宫里的人物就可以用仙字来形容，“仙仗”、“仙桃”是同样的用法。第二联写宫中日暖风微，画着龙蛇的旌旗在微微飘动，宫墙殿角上有燕雀在高飞。第三联说贾至朝见以后，满袖带着香烟回到中书省，提起笔来写成了一首象珠玉般的好诗。第四联的含意，必须先了解几个有关的典故，方能明白。原来贾至的父亲贾曾在开元初年也做过中书舍人，玄宗皇帝在先天元年即位的时候，玉册文便是贾曾作的。后来玄宗避难入蜀，传位于肃宗，这个传位玉册文是贾至作的，所以他们父子是“世掌丝纶”，两代都职掌皇家的文书。“丝纶”，代表皇帝的话，见于《礼记》。刘宋诗人谢凤的儿子谢超宗，诗文学问都好。有一天，皇帝对谢庄说：“超宗很有些凤毛。”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意思是说：谢超宗的才学，得到他父亲的遗传。后世文人就用“凤毛”来代表能继承家学的儿子。杜甫把这些典故组织在第四联中：要知道世掌丝纶的美事，但看现在凤凰池上有了凤毛。这两句对贾至的恭维，比岑参的两句更贴切了。　　 　　这四首诗是研究唐诗的好资料。同一题材，同一形式，出于同时四位著名诗人之手，后世人就有兴趣给他们评比甲乙，象上官婉儿评比沈、宋二诗一样。　　 　　现在我先抄录明清人的四诗优劣论，看看前人有过多少意见：　　 　　岑作精工整密，字字天成。颈联绚烂鲜明，早朝意宛然在目．独颔联虽绝壮丽。而气势迫促，遂致全篇音节微乖。王起语意偏。不若岑之大体。结语思窘，不若岑之自然，颈联甚活，终未若岑之骈切。独颔联高华博大而冠冕和平，前后映带宽舒，遂令全首改色，称最当时。但服色太多，为病不小。而岑之重两“春”字，及“曙光”、“晓钟”之再见，不无微【】。信七律全璧之难。　　 　　以上是明代胡元瑞的话，见《少室山房笔丛》。他把王维、岑参二诗作比较，以为王维的起、结和颈联都不如岑作，但颔联却好到使“全首改色”，成为四诗之最。至于缺点，则王诗中“绎帻”、“尚衣”、“翠云裘”、“衣冠”、“冕旒”、“衮龙”，尽管作用不同，总觉得衣服方面的词汇太多。岑诗则“曙光”和“晓钟”亦不免重复。　　 　　早朝四诗，名手汇此一题，觉右丞擅场，嘉州称亚，独老杜为滞钝无色。富贵题出语自关福相，于此可占诸人终身穷达，又不当以诗论者。　　 　　这一段是明代胡震亨的话，见《唐音戊签》。他排定了考案：王维冠军，岑参亚军，杜甫殿末。理由是杜甫此诗最为寒伧，富贵庄严的气象不足。接下去讲到有福相的人说话自然有富贵气，不能说富贵话的人，必定是穷途潦倒汉。因此，从诗看人，可以预测杜甫一辈子不会显达。这是他的定命论观点，我们不必重视，也无暇在此批判。他既以“富贵语”为衡量这四首诗的标准，可知他把王维列为第一，是因为王诗的富贵气象胜于岑诗。 　　岑王矫矫不相下，舍人则雁行，少陵当退舍。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当以一诗议优劣也。　　 　　这是明末唐汝询的意见，见《唐诗解》。在岑、王之间，他不能定甲乙，贾至则挂名第三，杜甫考得了背榜。但又赶快申明这仅是四首诗的高下，并不是四人全部诗作的定评。　　 　　岑诗用意周密，格律精严，当为第一。贾亦不能胜杜．　　 　　这是吴昌祺的一段眉批，写在唐汝询的评语上边，见《删订唐诗解》。他定的考案是：岑参、王维，杜甫，贾至。　　 　　岑参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起二句"早”字,三四句大明宫早朝。五六正写朝时，收和诗匀称。原唱及摩诘、子美，无以过之。　　 　　这是清人方东树的意见，见《昭昧詹言》。他以岑参诗为第一，理由是全诗章法匀称。其他三诗，他没有排名次。　　 　　和贾至舍人早朝诗究以岑参为第一：“花迎剑佩、柳拂旌旗”，何等华贵自然。摩诘“九天阊阖”一联失之廓落。少陵“九重春色醇仙桃”更不妥矣。诗有一日短长，虽大手笔不免也。　　 　　这是晚清施鸿保的意见，见《岘傭说诗》。他的最后二句，意思与唐汝询同，表示并不因此诗而否定杜甫的伟大。其实他们这些话是多馀的，他们为什么不反过来说，他们并不以为岑参的诗都是第一呢?　　 　　早朝唱和诗右丞正大，嘉州明秀，有鲁卫之目。贾作平平。杜作无朝之正位，不存可也。　　 　　这是沈德潜的评价，见《唐诗别裁》。他以为王、岑之间，旗鼓相当，不易分高下。贾至诗虽平平，还可列入第三。杜甫诗只做“早”字，没有把“朝”字放在正位上，就使主题落空，因此他根本不选这首诗。　　 　　以上选录了明清二代七家的评语，只是现在手头所有的资料。宋元人诗话中也有过个别论议，但似乎还没有人作综合评比。单就这七家的论定来看，杜甫不及格是肯定的了。岑得三票，王得二票，弃权二票。看形势，岑诗的冠军地位，较王诗为稳。　　 　　从全诗的结构、章法、句法来看，我以为这样的定案是公允的。但从部分诗句的评论来看，还可以有所商榷。胡元瑞说王维诗“结语思窘，不若岑之自然”。这是牵涉到诗的结尾方法的问题。贾至诗是首唱，可以不谈，岑参、杜甫二诗的结尾都是针对原作，谀颂贾至的。因为贾至是中书舍人，是长官。王维诗的结尾，虽然用贾至原意，却并不对贾至一人而言，只是泛说两省僚友退朝之后，就得回到省中去办公。这是因为王维的官位是太子中允，和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阶。他的资格也比贾至老，因此他不作恭维贾至的话。岑参官右补阙，是从七品官；杜甫官左拾遗，是从八品官，他们当然应该恭维一下长官。从恭维的辞藻来比较，杜甫的结联实在高于岑参。胡元瑞说王维思路窘弱，恐怕没有考核一下当时王维的身分。　　 　　贾至的原作，虽然工稳，但没有一联警句，比起来真是平平。其馀三诗，各有一联被推为名句。王维是“九天阊阖”一联，岑参是“花迎剑佩”一联，杜甫是“旌旗日暖”一联。王维这一联，胡元瑞以为“高华博大，冠冕和平，使全诗为之生色"，而施鸿保却说是“失之廓落”。这两家的评价，相去甚远。“廓落”就是空泛，大约岘傭以为这一联是抽象的描写。他把“九天阊阖”误解为天庭，把“万国衣冠”误解为全世界的人，于是便觉得诗意不切“朝”字，流于空泛了。其实王维此联的重点在“万国衣冠”一句。当时有契丹、吐蕃、回纥、南蛮许多国家和部落的军队来协助平定安禄山之乱，每天都有各国的可汗、君主、或将帅参与朝会。王维写的正是当时现实的盛况，而这正是贾、岑、杜三诗所没有表现的。因为有了下一句，才配了上一句来形容宫殿之高大。所以胡元瑞感到这一联所描写的朝会气象和其馀三首诗不同。它非但不是“廓落”，而正是写出了当时朝会的一个特征。　　 　　岑参的一联，也有过不同的看法。唐汝询解释道：“花柳芬菲，星沉露滴，早朝之景丽矣。”吴山民在《唐诗评【】》中也批评这二句“花星无涉，柳露相粘”。可知他们都以为二句之中写了四景，每句的上四字与下三字不相干。这是没有足够的体会。吴昌祺就指出：“花迎二句，或谓为两截语，非也。盖言迎于星落之时，拂于露湛之际耳。”这就把作者的句法讲明白了，怎么能说“花星无涉”呢?至于“柳露相粘”，是说这一句中犯了用双声字之病。一句诗中，忌用双声字，这是关于调合四声的八病之一。在盛唐时候，诗人还不重视这种声病，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杜甫的“旌旗日暖”一联，是苏东坡极口称赞的。但这一联的下句与上句不很相称。因为用了“燕雀”二字便不够富丽。封建时代的宫廷文学，对花鸟之类，也有选择。讲到花，总得用牡丹、芍药、桃李之类。讲到鸟，总得用凤凰、鹦鹉之类。“雀”是田野里的小鸟，放在宫里，就显得寒伧。杜甫这一句本该用“莺燕”，就没有问题，可是这里只许用两个仄声字，老杜也只好配上一个“雀”字了。　　 　　①皇帝在正殿接受群臣朝见．称为“视朝”。 　　一九七八年五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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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王湾：五言律诗二首

江南意　　 　　南国多新意，东行伺早天。　　 　　潮平两岸失，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　　 　　——《河岳英灵集》 　　次北固山下作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国秀集》　　 　　现在选讲一首王湾的诗。这首诗，从唐代传流下来，一开始就有两个文本。除了中二联只差一字外，起结二联，完全不同，连题目也不同。这是研究唐诗的人都感到兴趣的。　　 　　王湾，洛阳人，不知其字。《唐诗纪事》说他登先天进士，开元初为荥阳主簿。以后被马怀素选请去校正秘阁群书，最后的官职是洛阳尉。《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十一年(公元七二三年)进士，比先天迟了十年。天宝年间，国子生芮挺章编选了一部同时代人的诗集，叫做《国秀集》。此书一共选录了诗二百二十篇，王湾这首诗也在内，题作《次北固山下作》。过了十年，丹阳进士殷璠也编了一部当代诗选，题名为《河岳英灵集》。此书一共选诗二百三十四首，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名作，王湾这首诗也被选进了，但题目却是《江南意》。同时的书，选的又是同时代的作品，两个本子文字如此不同，这是极为少见的。后世人选录这首诗，有人用芮本，有人用殷本，对于这首诗的体会和解释，也就不同。　　 　　幸而中间二联只差一个字。颔联写长江水涨风静之景，芮本作“两岸阔”，殷本作“两岸失”，这就有人评比过。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说：“两岸失，言潮平而不见两岸也。别本作两岸阔。少味。”可是，我却觉得用“阔”字好得多。潮与岸平，则感觉到两岸开阔。若“两岸失”，则潮水泛滥成灾了。如果从“平”字去体会，我以为“阔”字是作者的改定本。　　 　　颈联是盛唐名句。王湾的诗名，全靠这一联，垂于不朽①。海上已涌出一轮红日，这边还是残夜；江上已有春意，而旧年还未过完。这是说江南春早。两个动词“生”和“入”都用得灵活。“生”字还比较平常，“入’字却非经过苦心锻炼不能想到。他用的是倒叙句法。不说腊月里已有春意(可能这一年立春在腊月)，而说春意进入了旧年。殷瑶说这两句是“诗人已来，少有此句。”又说：张说作宰相的时候，曾亲手写了这首诗，贴在政事堂中，教人学习。　　 　　这两个文本，不但题目不同，连起结二联也绝然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不是被别人改了诗题，很可能是原作者一诗二用。初稿也许是“江南意”，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起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我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最后一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倍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伸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次北固山下”，即在北固山下宿夜。“次”字作停顿解。无论驻马、泊舟、停车，都可以用“次”字。这个诗题的意义是停船在北固山下过夜，待明天一早开船。北固山在镇江。如果把《江南意》的中间二联用于这个诗题，起结二联就必须改作。于是，作者把起联改为“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以点明题目。结联改作“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以旅客怀乡的情绪作结束。　　 　　芮挺章的《国秀集》先出，他得到是题为《次北固山下作》的文本，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迟出，他得到的是《江南意》文本。但是我以为芮挺章得到的是改定本，殷璠所得却是初稿本。因此，我以为“潮平两岸失”是初稿，而“两岸阔”是作者自己的改定本。　　 　　方回编的《瀛奎律髓》选了这首诗的《次北固山下》文本，在评语中说：“《江南意》似不如此篇之浑全。”周伯弼的《三体唐诗》亦用此本。《唐诗纪事》、《唐才子传》都采录了《江南意》文本。沈德潜的《唐诗别裁》录用了《次北固山下作》文本，但是他把“两岸阔”改回来，仍作“两岸失”。可见他以为从全体看，这首诗以《次北固》本为佳，但在“阔”与‘失”之间，他坚持以为“失”字有味，硬是改乱了二本的真面目。　　 　　顾小谢的《唐律消夏录》选用了《江南意》文本。他有一段很好的评解，今全录于此　　 　　第三、四句潮平岸失，风正帆悬，寻常之景。第五、六句因海天空阔，见日出恁早，故日生残夜。江树青葱，觉春来亦恁早，故曰入旧年。句法虽佳，意亦浅近。妙在是北人初到江南，处处从生眼看出新意，所以中间两联．便成奇景妙语。后人将此题改作《次北固山下作》，起结全换，是何见解，可叹可叹。　　 　　这一段话，对我们很有启发。它说明了诗与题目的密切关系。中间二联写的本来是寻常景色，诗意亦是浅近的。在《次北固山下》这个题目之下，这两联便显不出妙处。用《江南意》为题，而且第一句就点明“南国多新意”，于是这两联便突出了。它使读者感到是典型的江南气象，是初到江南的北方人生活经验中的新意。由此可见，读古代文学作品，连题目都应当注意，看看作品本文与题目是否呼应?题目能否慨括本文全篇?孟浩然的《临洞庭》一诗，岂不是也因为被删去了“赠张丞相”四字而使读者感到结尾几句不着题吗?　　 　　至于顾小谢认为《次北固山下》是后人改换的题目和诗句，这是不可能的。后人窜改古人诗，从来没有这样大幅度的改。而且这两个文本，见于同时代人所编的书，相去不过十多年，要改也只能是同时代人所改，决不可能是后人所改。所以我估计这是王湾自己的改本。 　　一九七八年五月五日 　　①谭友夏在〈唐诗归〉中评此联云：“不朽。”

却上心头

22边塞绝句四首

凉州词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 　　凉州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 　　出塞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来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王昌龄 　　逢入京使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岑参 　　初、盛唐时期，东北，西北，西南各处国防线上常有战事，唐朝政府不得不派大军守卫边境。统率这些国防军的节度使都是著名的将帅，他们需要带一批文人去掌管文书事务。文人进入节度使幕府，有希望由于长官的举荐而获得一官半职。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许多著名诗人都被收罗在边防节度使的幕下。这些诗人熟悉了边塞风物和将士的生活、情绪，用各种形式的诗歌来歌咏、表现它们，于是唐诗中大量出现了这一类的新题材。我们把这一类诗歌称为边塞诗。我们己讲过了高适、岑参的三首七言歌行形式的边塞诗，现在再选讲四首七言绝句形式的边塞诗。 　　第一、二首都题作《凉州词》。“凉州”是当时新流行的曲调。据说有一位龟兹国王爱好音乐，他在大山中听风声水声，和他的乐师们一起谱成许多歌曲，在西域风行一时。唐朝的陇右节度使郭知运搜集到这些曲谱,进献给玄宗，玄宗就交给教坊翻成中国曲谱，并配上新的中国歌词。就以歌曲产生的地名为曲调名，有“伊州”、“甘州”、“凉州”等十多个曲调。诗人们热烈欢迎这些新鲜的歌曲，大家都为它们作词，因此许多人的诗集里都有以“凉州词”、“伊州词”或“甘州词”为题的诗歌，它们是唐代新的乐府曲名，不是诗题。 　　王翰的《凉州词》写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将军，在临阵以前，僚属给他欢送出征。葡萄酒是凉州名产，夜光杯是最好的白玉酒杯，也是凉州名物。用这一句来概括宴席的丰盛。将军还想多喝几杯，可是军士们已骑上马，不便口头催促，只是拨响着琵琶。将军一听，就知道伙伴们在催促他了。但将军此时已喝得醉醺醺的。他是贪杯酗酒吗?不是。他是贪生怕死吗?也不是。他说：我醉倒在战场上，你们也别笑我。你们看，从古以来，上阵作战的人有几个活着回来的?这就表现了将军抱着必死之心，喝饱老酒，上马杀敌的豪壮气概。施鸿保评这二句道：“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他的体会没有错，我们应当把这二句看作幽默话。 　　第二首王之涣的《凉州词》，就用另外一种边塞风光来谱词了。他先写塞上边城，在高山之间露出一片城墙。山下的黄河好象从白云中流出来。他把这个国防重镇的地理形势勾勒出来了。于是在这里听到有人在吹笛子，所吹的曲调恰是“折杨柳”。这是西北一带的横吹曲。从南北朝以来，人民有一种折杨柳枝送别的风俗，因而“折杨柳”的曲子又成为离别时奏的乐曲。现在听到又有人在吹这个曲子，体会到吹笛人一定有怀乡怨别之情。于是，诗人说：玉门关外，只有黄沙白草，春风都吹不到，哪里有杨柳可折。你吹笛的人，也不要怨杨柳了吧。结合前面二句，就可以感觉到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说玉门关外如此荒芜寒冷，身居其地，怀乡恨别之情，极其深刻。“何须怨”不是真的劝他不要怨，而是说怨也无用，这是更深刻的反话。羌笛是西羌人做的笛子，吹笛子的人还是守卫边塞的大唐战士，不能理解为羌人在吹笛子。李白有一首《春夜洛阳闻笛》诗，其二句云：“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可以为解释王之涣此诗的参考。近来有人注释此诗，知道“折杨柳’是曲名，却没有注明这个曲子的意义，因而对全诗的主题思想就无所知了。 　　这首诗最早见于《国秀集》。第一、二句云：“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次序与今本不同。其次是《集异记》所引，第一句作“黄沙远上白云间”。后来在许多宋人书中，都作“黄沙直上白云间”①。“黄河”与“黄沙”，“远上”与“直上”，孰是孰非，引起了后人的推敲。 　　许多人主张应以“黄沙”为是，“黄河”为误。理由是凉州城外没有黄河。我以为“河”与“沙”是传写之误，今天已无法确定到底原本是什么。论句法气势，则应当以“黄河远上”为较好。李白诗“黄河之水天上来”就是同一意境，这都是当时诗人对黄河上游的印象。至于说凉州不在黄河边上，因而肯定了“黄沙”，这也有问题。因为“凉州词”是谱唱《凉州曲》的歌词，其内容本来不限定要描写凉州城。王之涣此诗只是写一个边塞上的戍城，“孤城”是泛用，并非专指凉州。再说，凉州也不在万仞山中，如果认为此诗是描写凉州的，那么连这第二句也得否定了。 　　王昌龄一首题为《出塞》，即出关。在唐诗中，一般用以表示出征，而“入塞”则表示凯旋归来。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先从字面排列讲：看看天上的明月，还是秦朝时候的明月；看看雄壮的关城，也还是汉朝时候的国防建筑。第二句接着说：在这个从古到今景色不变的关塞中，出关万里去参加远征的人都没有回来。于是，诗人不免有些厌恶这种战争。他想，为什么要很远的走出国境去征伐胡人呢?如果有一位象李广一样的飞将军，能坚守边防，不让胡人的骑兵越过阴山来侵略中国，岂不是可以使许多兵士免于死亡吗?显然，这是一首反对侵略战争的诗，写得很含蓄，用“但使”、“不教”两个词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秦时明月汉时关”这一句曾引起过许多争议。王世贞以为是“可解不可解”(《全唐诗说》)的诗句。吴昌祺以为这地方在秦朝还是明月照着的荒野，到汉朝便已有关城了。这都是从字面排列的呆讲，把“秦时明月”和“汉时关”分为不相干的两部分。其实，诗人用“秦汉”二字是活用，也是形象用法。意义只是说：这里天上的月色，和地上的关城，都仍然和秦汉时代一样。但他不能把诗句写成“秦汉明月秦汉关”，这不成为诗，于是他改作“秦时明月汉时关”。无论是“秦”是“汉”，这两个字都代表一个抽象的概念；“古”，并不是要把明月和关分属于两个朝代，而是把“秦汉”二字分在二处作状词。这种诗句的修辞方法，称为“互文同义”。卢纶有一首《送张郎中还蜀歌》，起句是“秦家御史汉家郎”。张郎中是御史兼郎中，都是秦汉以来古官名，诗人亦用互文式的修辞来造句。这可以说是唐人句法，宋以后就不见这样的句子了。 　　第三句的“龙城”与“飞将”，注释家也有许多意见。龙城是汉代匈奴的都城，大将军卫青征伐匈奴，直捣龙城。但匈奴是游牧民族，他们没有固定的都城。所谓都城，只是指匈奴各个部落首领所在地，或者说军事主力所在。飞将军是汉代将军李广，他驻防边疆，匈奴人称之为飞将军，形容他用兵神速。这里是两个典故的合用，“龙城飞将”只是说能打败敌人的名将，并不实指某处某人。有些注释者太拘泥于历史事实，考证出龙城应当是卢龙塞，飞将应该是卫青而不是李广，因为李广与龙城无关。这样讲诗，真是“固哉”!试参看唐诗中用这两个名词的，都是活用，不可死讲。杨炯《从军行》云：“铁骑绕龙城。”卢照邻《战城南》云：“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沈佺期《杂诗》云：“谁能将旗鼓，一为取龙城”。虞世南《从军行》云：“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这几位诗人都在王之涣以前。如果要把他们诗中的“龙城”确定在某一地方，那么一会儿在雁门，一会儿在涂山。后来温飞卿有诗云：“昔年戎虏犯榆关，一败龙城匹马还”。这个龙城，又在榆关外了。岂不是也很难解释?“飞将”也是唐诗人常用的语词，只是猛将、勇将的意思，不必牵扯到卫青或李广，更不必和上下句中的地名联系考索。贺朝诗云：“天子金坛拜飞将，单子玉塞振佳兵。”杜甫《秦州杂诗》云：“故老思飞将，何时议筑坛。”都和王之涣同样用法。 　　最后一首岑参的诗。用另外一种手法来表现他旅居边塞的寂寞。“故园东望”即“东望故园”，因为调声关系，把它们倒装了。东望故乡，路程遥远，被怀念家乡的情绪所激动，两个袖口抖索地擦不干眼泪。恰巧路上遇到一个回京城击的使者，就想托他带一封家信回去。可是随身没有纸笔，无法写信，只好托他带个口信回家，说自己身体健康，平安无恙。这首诗是平平直直的叙述，没有寓意，全用赋的手法。因为所叙的事实深刻地表现了边塞征人的怀乡情绪，尽管是质朴的素描，也仍然很能感动人。 　　关于王昌龄、王之涣这两首诗，唐人小说中记录了一个故事：有一天，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同在旗亭上游春饮酒。恰有几个歌妓在侍候贵人，唱歌劝酒。他们三人便约好，听这些妓女唱什么人的诗最多，借此评定三人中谁最有名。第一个妓女唱了王昌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第二个妓女唱的是高适的“开箧泪沾臆”。第三个妓女唱的是“奉帚平明金殿开”，又是王昌龄的诗。于是王之涣指着一个最美的妓女说：“如果这个姑娘唱的不是我的诗，我就一辈子不做诗了。”后来，轮到这个妓女唱，果然唱的是王之涣的“黄沙远上白云问”。接着，她又唱了两支歌，也都是王之涣的诗。这个故事见于薛用弱的《集异记》，它说明二王、高、岑诸人，在当时同样著名，不易分别甲乙，而小说的作者是以王之涣为第一的。 　　这些绝句，直到后世，还有人评比。明代的李于鳞，以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为唐人绝句第一。王世贞以王翰的“蒲桃美酒夜光杯”为第一。清代的王渔洋以王维的“渭城朝雨挹轻尘”，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王昌龄的“奉帚平明金殿开”，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为唐人七绝最佳作品，而且说：从此以后，直到唐末，也没有人能超过这四首。施鸿保也举出“秦时明月”、“黄河远上”二诗为唐人边塞名作：“意态雄健，音节高亮。情思悱恻，百读不厌。”可知这几首诗之为唐代七绝最高作品，已是众口一辞的定评了。 　　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 　　【增记】 　　唐时玉门关外没有杨柳，故王之涣诗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清代左宗棠收复新疆，想到王之涣这两句诗，就命令各地官员在天山南路大道两旁种了几十万株扬柳。当时称为左公柳。左宗棠幕下诗人、将军都作诗歌颂。 　　邓廷桢诗云： 　　羽林壮士唱刀环，齐裹貂褕振旅还。 　　千骑桃花万行柳，春风吹过玉门关。 　　又杨昌浚诗云： 　　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近来从清人笔记中见到这两首诗，我以为可作唐诗佳话，故附录于此。 　　一九八四年八月五日记 　　①《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诗纪事》均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全唐诗》亦用此句。

却上心头

23五言绝句四首

相思子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王维 　　登鹳鹊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王之涣 　　春怨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一金昌绪 　　哥舒歌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失名 　　现在选讲四首五言绝句。律诗与古诗的关系，在五言绝句这一形式中显示得最为密切。因此，现在打算趁这个机会来看看从古诗演化为律诗的历程。　　 　　先请读一下这四首古体五言诗：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　　 　　作书与鲂鱮【xu】，相教慎出入。　　 　　——汉诗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　　 　　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晋)子夜歌　　 　　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北朝)折杨柳枝歌　　 　　客游经岁月，羁旅故情多。　　 　　近学衡阳雁，秋分俱渡河。　　 　　——庾信：《和侃法师三绝》　　 　　第一首是汉代的五言诗，不讲究平仄粘缀，第一、二、四句尾是韵，用的是仄声韵。这一形式的诗，在徐陵编的《玉台新咏》里，给题上了“古绝句”的名目。第二首是晋代的民歌，也不讲究平仄粘缀，第二、四句尾是韵，用了平声韵。第三句第五字仍用平声字，但不协韵。第三首是北朝的民歌，也没有讲究平仄粘缀。笫一、二、四句尾是仄声韵，第三句末也是仄声字，但不是韵。第四首是北周诗人庾信的诗，平仄粘缀，完全符合唐人律诗。第二、四句尾是平声韵，第一、三句尾都用仄声字。诗题已称为“绝”。庾信另外有一首五言诗，题目就是“绝句”。由此可见，五言绝句不是唐代诗人的创造，而是已完成于南北朝末期。不过，在那时候，象庾信这样平仄和谐、完全符合唐律的五言绝句还是不多，不论是民歌或文人作品，仍以前三首的古诗形式为主。　　 　　在唐代律诗形式完成以后，五律、七律、七绝，这三种诗体都已摆脱了古诗传统。独有五绝还保持着古诗传统。唐代诗人作五言绝句，兼用平韵和仄韵。用仄韵的几乎仍是古诗形式，连平仄都无须粘缀，试举孟浩然的一首《春晓》为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这首诗，尽管选诗的人把它列入近体诗的五言绝句，其实与古诗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五言绝句中，古诗和律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它们的界线并不清楚。　　 　　现在要讲的四首唐人五绝，都用平声韵，平仄粘缀合律，这是五言绝句的正格。作五言绝句，一般都依照这种形式。五绝只有二十个字，比七绝还少八个字，更容不下复杂的内容。因此，我们对五绝的题材内容，不能有奢望。只要它能使人获得清新的感觉，在短小的形式中有回味，这就够了。希腊古代有一种诗铭(Epigram)，也是小诗，希腊人比之为蜜蜂的刺。虽然小，却能刺痛人。这个比喻，也可以用于我们的五言绝句。　　 　　这四首诗，文字都浅显，表现方法都是正面叙述，一读就懂，不必逐句解释。唐宋以来的文学评论家，对于诗，也要求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性，象散文一样。他甚至规定了律诗的第一联必须是起，以下三联，必须分别为承、转、合各一联。对于一首绝句，则第一句至第四句，必须依次序为起、承、转、合。这样论诗，未免太机械，有些诗人不很理睬这一要求。但是，尽管起承转合的句法可以移易，逻辑上的三段论法，每一首诗总是不可违背的。这四首诗的起承转合表现得很清楚，可以用来说明一首诗的逻辑性。　　 　　第一首和第三首，都是起承转合各一句。“红豆生南国”，“打起黄莺儿”，概念都不完全，必须有下面一句。才完成一个概念。所以，“春来发几枝”和“莫教枝上啼”是承接上句以完成一个概念的。第三句都是转句。没有这一句，那么第四句就和第一、二句找不到关系，也就是这首诗上下无从结合。第二首“白日依山尽”二句是平列的对句，没有起和承的关系，只能说这二句都是起。第三句仍然是转。可见这首诗只有起、转、合，而没有承。第四首以“北斗七星高”一句起兴，而第二句“哥舒夜带刀”不能说是承接句，因为它和第一句没有关系，我们只能说二句都是起句。这样看来，所谓起承转合的规律，在于活用，而许多绝句，可以没有承句。　　 　　第一首王维的《相思子》，这是生长在南方的植物，结出鲜红的象豆一般的子，俗名红豆。民间传说以为身上佩带这种红豆，能永远怀念关心的人。王维用这个传说写了这首诗，送给到南方去的朋友。 　　这首诗，刘须溪校本《王右丞集》中没有收。《唐诗纪事》说：安禄山之乱，著名的宫廷歌人李龟年流落在湖南。在湘中采访使的酒席上，他唱了两个歌，都是梨园里作谱的王维的诗。其中之一就是“红豆生南国”。李龟年唱的第二句是“秋来发几技”，第三句是“赠君多采撷”。《唐诗别裁》选入了这首诗，第三句作“劝君休采撷”。《全唐诗》所载此诗，注明了各本异文，而第二句却采用了“秋来发故枝”。这样一首小诗，第二句和第三句有许多异文，使读者感到困难，不知原本到底如何。甚至连这首诗是否王维所作，也可怀疑。　　 　　“春”和“秋”的问题，我以为应作“秋”字。红豆子结于秋天。“发几枝”是说结出几枝红豆，不是说红豆树的枝叶。因此，“发故枝”肯定也是错的，因为如果指枝叶而言，则“故枝”早该在春天就萌发了。“劝”与“赠”的问题，显然“赠”字是错的，因为使这个句子不通了。“劝”与“愿”没有大区别，都可以用。“多采撷”与“休采撷"的距离却远了。因为“此物最相思”，所以劝朋友多采些，就是希望他别后时常相念。这就是汉代人临别时常用的“长毋相忘”的意思。如果劝他不要采，那就是希望他不要相念，免得损了健康。这也就是李陵答苏武的信中所说“勿以为念，努力自爱的意思。两个字义虽然相反，诗意却都可以讲得通。而用“休”字则诗意似乎更深一层。　　 　　现代青年看到“相思”二字，想到的只是男欢女爱。看到“情人”二字，想到的只是男女情侣。用这一观念去读古代文学作品，容易想入非非。古代作家用这些语词，有庄重的用法，用于朋友；有侧艳的用法，用于男女私情；还有比兴的用法，表面上是说男女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用以比喻君臣、朋友的关系。这些都要根据作品的涵义作具体的区别。古诗：“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鲍明远诗：“廻【hui】轩驻轻盖，留酌待情人。”都是指朋友的。费昶诗：“窥红对镜敛双眉，含愁拭泪坐相思。”晋《子夜歌》：“情人刘碧玉，来嫁汝南王。”都是指男女之爱的。张九龄诗：“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就是比兴的用法了。王维这首诗是一般的给朋友的赠别诗。近来有人解释这首诗，先把红豆说成是爱情的象征，于是肯定诗中的“君”字是指一个女子所恋爱的青年。这样讲诗，我看是走错门路了。　　 　　第二首王之涣的《登鹳鹊楼》。这个楼在今山西省永济县，在唐代是河中郡的城楼，以高敞宏伟著名。唐诗人登此搂作诗者不少，除王之涣这一首之外，现在我们还可以读到畅诸、李益、吴融等人的作品。王之涣登此楼，一眼看去，太阳正靠着中条山背后沉下去，黄河正在滔滔滚滚地奔向大海。这样，已是用尽了目力，再也不能眺望得更远了。于是他说：如果要看到千里之外，非得再上一层楼不可。二十个字，诗意不过如此，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著名?因为他把登楼望远这一件平常的生活经验，用形象思维的方法表达了一个真理。前二句写登楼所见，是赋。赋可以夸张，在鹳鹊楼上，望不到黄河入海，离中条山也很远。这一夸张，离现实太远。后二句是比。俗话说：“站得高，望得远。”成语说：“高瞻远瞩。”这是从逻辑思维中得到的概念，放不进诗里去。诗人用比喻来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便耐人思索，不是干巴巴的直说道理了。现在，这两句诗已成为经常被引用的成语，适用于各种类似的情况，因而使此诗成为名作。　　 　　这首诗最初见于《国秀集》，题为《登楼》，作者是朱斌。锺惺的《唐诗归》选录此诗，也以为是朱斌的诗。但在其他选本和《全唐诗》中，都以为是王之涣的诗。另外还有一个不同的记载， 　　于《翰林盛事》：“朱佐日，吴郡人。两登制科，三为御史。天后尝吟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是谁作。李峤曰：‘御史朱佐日诗也。”《翰林盛事》是唐人笔记，记翰苑文人的故事。不知何人所作，现在此书已失传。这一段文字被引用在宋人朱长文所著《吴郡志》中。朱佐日，可能就是朱斌。由此看来，如果《翰林盛事》的记载可靠，那么，武则天已读到过此诗，恐怕其作者可能是朱佐日，而不是王之涣。再说，《国秀集》是一部可信的诗选集。编者与王之涣同时，他决不会把王之涣的诗改署朱斌的名字。又《国秀集》的诗题是《登楼》，不是《登鹳鹊楼》。从“黄河入海流”一句看来，我以为这首诗可能是登近海的楼台而作，因为这一句用在鹳鹊楼，实在太不适当了。　　 　　第三首“打起黄莺儿”，此诗先见于《唐诗纪事》，题目是《舂怨》，作者是金昌绪，馀杭人。“打起”作“打却”，“啼时”作“几回”。有注云：“顾陶取此诗为《唐类诗>。”顾陶是唐末人，编过一部《唐诗类选》，现在只存残卷。由这个注可知此诗从《唐诗类选》中选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也收有此诗，题目是《伊州歌》，作者是盖嘉运。注曰：“开元中，盖嘉运为西凉节度使，进此诗。”盖嘉运和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一样，都是迎合玄宗皇帝的意志，在西域搜集新的歌曲。伊州曲是盖嘉运进呈的。但他进呈的是曲谱，不是歌词。注称“进此诗”，这就错了。诗题《春怨》，恐怕是顾陶所改定。开元，天宝年间，《凉州》、《伊州》、《甘州》等歌曲盛极一时，许多诗人配合这些新曲调作歌词，大多用五、七言绝句形式。这首诗题作《伊州歌》，可能是原题，象王翰、王之涣的《凉州词》一样。　　 　　这首诗用一个妇女的口气来反映一种社会现实。她吩咐侍女赶掉树上的黄莺，不让它们鸣嗓。因为黄莺不停地鸣叫，会惊醒她的梦，因而不能在梦中到辽西去会晤她的从军远征的丈夫。辽西是和契丹作战的地方。当时契丹屡次入侵，唐朝徵发了许多人民去作战，军事连年不解，使无数夫妻长期离别。诗人作此诗，反映了人民的厌战情绪。“辽西”是此诗的关键，当时人读了这首诗，立刻就体会到作者的意志，因为这正是人人都怕去的地方。　　 　　崔颢有一首诗，题目就是《辽西》。诗意是把远戍辽西的士兵的苦况，向安居乐业的洛阳人报导。李白诗有“相思不相见，托梦辽城东”，也是说士兵的妻子不能见到丈夫，只能在梦中到辽城去会面。由此可知，此诗的主题，反映着当时的一种社会现实。后世人见了“辽西”二字，不会触目惊心，联想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因此就把这首诗看成仅仅是描写闺情的诗。作《唐诗合解》的王尧衢解释此诗云：“梦既惊断，辽西便到不得，连梦见良人也不能矣，写闺情至此，真使柔肠欲断。”近来有一个注释本，在“辽西”下注道：“辽西是她所思念的人的居住地。”这都是光从文字表面来理解，什么“闺情”、“春怨”，“居住地”，注解了一大堆文字，都没有指出诗的涵义。　　 　　第四首是西北一带的民歌。开元、天宝年间，吐蕃不时入侵。安西节度使哥舒翰骁勇善战，大败吐蕃主力部队于石堡城。占领之后，把石堡城修筑坚固，成为唐朝的国防要塞，从此吐蕃就不敢侵入青海。当地人民就编了这首歌谣来赞扬他。李白有一首诗，题目是《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有句云：　　 　　君不能，学哥舒，　　 　　横行青海夜带刀，　　 　　西屠石堡取紫袍。　　 　　大约正是这首民歌流行的时候写的。这首歌谣第一句“北斗七星高”是用北斗星来起兴，同时也用来比喻哥舒翰。在全诗中的意义，可以说是“兴而比也”。天上有北斗星，使夜行人辨认方向，不至迷路。地上有哥舒翰，他通宵带刀警备，使人民高枕无忧。第三、四句就说：自从哥舒翰驻守在这里以后，吐蕃人不敢侵入临洮郡来牧马了。临洮是当时的郡名，在今甘肃临潭县。诗说“过临洮”，恐怕应当理解为过洮河。意思是说吐蕃人涉过洮水，到临洮郡草原上来放牧。“窥牧”是一个语词，用作“马”的状词。外族人欺侮我们边防不严，胆敢侵入我们的领土上牧马，这叫做“窥牧”，“窥”有“偷”的意思。这两句诗，就是用了贾谊《过秦论》的一句；“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同时，杜甫也有诗道：“近闻犬戎远遁逃，牧马不敢过临洮。”　　 　　“窥牧”这个名词，似乎许多人都不知道。吴昌祺批道：“牧马加窥字，甚其词也。”这个批语，可谓奇特。他以为加一个“窥”字，就加强了“牧马”的语气。但“窥牧马”到底是什么马，他实在没有明白。近年来有许多唐诗注释本，对这一句的注释，几乎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不了解“窥牧”的意义，而把“窥”字作为动词讲。有一本的解释云：“如今敌人只能远远地窥伺而不敢越过临洮。”又说“牧马，指敌军的马队”。这个注解，使人愈看愈糊涂。既然“窥”是个动词，作窥伺解，而窥伺的又是敌人，那么，“窥牧马”应当是敌人窥伺我们的牧马了。可是又说；“牧马是指敌军的马队。”那么，敌军为什么窥伺他们自己的马队呢?由此可知，注者非但不知道“窥牧”这个名词，连什么东西不敢过临洮也没有理解清楚。　　 　　这首诗原来是洮州一带的民歌。《太平广记》卷四百九十五引温庭筠的《乾【月巽】子》所载《西鄙人歌》云：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吐蕃总杀却，更筑两重壕。　　 　　这是当时的原本，可见我们现在所读的，已是经过文人加工的改本。大概古书上所记载的民歌，都有文人修改的成分。“总杀却”即“统统杀掉”。第四句大约说哥舒翰在石堡城外掘了两道城壕，以加强防御工事。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

却上心头

24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馀钟磬音。 　　常建，长安人，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及第，但他的官运比王昌龄更差。《唐才子传》说他“大历中，授盱眙尉。仕履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有肥遯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于当时。”他的生平，可知者只有这一段记载。但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高才无贵仕，诚哉是言。曩刘桢死于文学，左思终于记室，鲍昭卒于参军。今常建亦沦于一尉，悲夫!”可见在天宝末年，常建已为县尉，可能就是《唐才子传》所谓盱【xu】眙【yi】尉。大约安禄山乱后，就失去官职，寄情琴酒，隐居作诗，这是他的晚年生活。　　 　　常建与王昌龄、储光羲、孟浩然、王之涣，都是开元、天宝年间著名诗人，也同样都是潦倒不得意的诗人。他的诗现在只存五十多首，这首《题破山寺后禅院》是他的著名作品，几乎各个选本都选入的。破山寺在今江苏省常熟县虞山上，遗址犹存，因常建此诗而成为古迹。此诗可能是常建任盱眙尉时所作，因为在他的诗集里，这首诗之后就有《泊舟盱眙》一首，也是五言律诗，可能是同时所作。　　 　　这首诗只是从正面描写一所冷落岑寂的山中古寺，没有寓意，因而只是赋体，没有比兴。自从南朝的鲍照、谢灵运创始了山水诗以来，直到唐代，诗的领域里形成了山水风景诗一派，甚至影响到艺术领域里，从王维起产生了山水画派。　　 　　这一派山水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同。陶渊明作田园诗是表现了他的人格的。他对农民，对田园生活和生产劳动有同情，有欣羡，也有怜悯。而鲍、谢诸人的山水诗大多是客观的描绘，不反映与人民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现实。甚至可以说，这些诗没有主题思想。诗人在写作时，注意的只是如何用精美的词句来刻划自然风景。尽管诗的结尾有时也抒发一点感慨，但从全诗的写作态度来看，却并不是重点，不过借此来做结束而已。因此，这一派的诗，往往只有好的句子，少有好的全篇。鲍、谢等人所作，都是五言古体诗，描写的句子较多，但也不能句句都突出地好。锺嵘《诗品》称谢灵运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称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词”，称谢眺的诗“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这些都是指出他们的优点是有美善的章句。所以谢灵运的诗最为人传诵的是“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眺的名句是“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落”、“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之类。在全篇中虽是警句，而全篇却并不都好。刘彦和总论宋齐间的诗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所竞也。”(见《文心雕龙·明诗》)也说这些山水诗的创作倾向在于刻意雕琢新奇的对句。初、盛唐诗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传统，几乎每人都有些描写山水风景的诗，不过已不用古诗体的五言，而改用律诗体的五言了。五言古诗篇幅较长，可以“俪采百字之偶”，五律则工夫都得放在中间二联二十个字上。随着诗人们的争奇斗胜，五言律诗在唐诗中成为艺术标准最高的一种诗体。　　 　　山水诗既以创造秀句为工，这一风气在文学批评上导致了一种极不好的倾向。即评论诗篇，不谈思想内容，不谈全篇的完整统一，而只摘取其一二“奇章秀句”。《世说新语》记录了一件谢安石的秩事：他问子弟们：《诗经》里那一句最好?他的儿子回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此句最好。谢安石说：我以为“纡谟定命，远猷辰告”这一句最好，因为有雅人深致。这是摘句论诗的开始。其后锺蝾作《诗品》，常常举出各个诗人的秀句。到唐代，殷璠作《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他们评论当时诗人．都举出其传诵一时的名句。宋元以后，许多人作诗话，经常举出某诗人的一二联诗句，致其赞赏，绝不论及全篇的思想内容，似乎诗的好坏，关系全在有无佳妙的联句。这样的文学批评，就犯了纯艺术观点的错误。　　 　　对于诗人自己的用力于锻炼句子，我们的看法应当一分为二。大诗人也讲究做精警的句子。杜甫就说他自己作诗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他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还说李白的诗很多佳句：“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又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这些特别强调“佳句”的资料，反映出盛唐时期诗人极重视锻炼句法，而这所谓“佳句”，往往是律诗中的二联。有人说做诗不宜苦思，苦思则丧失自然风韵。但诗僧皎然却在他的《诗式》中说：“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一段话，大可注意。皎然以为：作诗取境，必须经过苦思，方能炼得奇句。但在全诗完成以后，要使这个奇句，并不显得突出，好象是随便写来，不见苦思的痕迹，这才是高手。由此可见，他是要求奇句与全篇面貌一致的。锻炼奇句，不是作诗的目的，而是作好诗的手段。所以，象杜甫那样的耽于创造惊人的佳句，我们应当肯定的。　　 　　中、晚唐诗人渐渐无视句与篇的关系。他们作律诗，往往先有中间二联，然后配上头尾。他们并不是先有一种思想感情，而后用诗的形式来表达，而是先有佳句，然后配上合适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虚伪的文学。尽管象贾岛那样“二句三年得”，而不能使人“一吟双泪流”，也就等于纸扎花果，徒费精神，无补实用。这样的追求佳句，就不足为法了。　　 　　我们每读一首诗，第一总得研求它的主题思想。纯用赋体的叙事或写景小诗，就以它的诗意为主题。如果是一首用比兴方法写的诗，尤其应当研求它所寄托的意义，即所谓言外之意。其次才赏鉴它的章法、句法，乃至用字的艺术手法。宋元以后的诗话，很多的是摘句论诗，所以很少有高明的见解。　　 　　现在，我们回头来解释常建这首诗。第一联是很好的流水对，初读时不觉得它是对句。“初日”照应上句的“清晨”，“高林”照应下文的“竹径”和“花木”。第二联和第三联是平列的，用几个具体形象来表现古寺的幽静。第一联不必对，作者却做了对句；第二联必须对，作者却不对。这种形式，称为移柱对，又名偷春对，是律诗的变格，一般都出现在五言律诗中，七言律诗中如此者极少见。第三联说清晓的山光使鸟雀都感到喜悦，澄沏的池塘使人心也同样空虚。“山光、潭影”都是描写一个“清晨，初日”。在朝阳临照之处，亮的地方是光，暗的地方是影。“悦”与“空”都是动词。“山光悦鸟性"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虽然说一、三、五不拘，但连用三个仄声字，毕竟音节太硬。因此，下句就不能连用三个平声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这个“空”字不能作平声读，才可以挽救上句“悦”字的拗口。从前有许多人不了解，以为作者用的是平声的“空”字，引起过一些辩论。沈德潜说；“空字平声，此入古句法。”吴昌祺也说：“空字只作平声读，自佳。”他们都以为这是古诗句法，不知其他七句都是律诗音节，怎么可以在此插入一句古诗?　　 　　沈德潜解释这一联云：“鸟性之悦，悦以山光；人心之空，空因潭水。此倒装句法。”他只知道“悦”和“空”都是状词，因此他把“悦鸟性”解作“鸟性悦”，把“空人心”解作“人心空”，所以说这两句是倒装句。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字在诗律上必须读作仄声，那么它肯定是一个作动词用的字。“空人心”，意为使人心地空虚。王昌龄诗云：“萧条郡城闭，旅舍空寒烟。”也是应读去声的。同样，“悦”字也是一个动词。　　 　　第四联结尾。大意说：这个地方除了寺里钟磬声音之外，一切都是寂静的。“此”字用在这里，可以省去下面的名词。不论此事、此物、此地、此时、此人，都可以单用一个“此”字，反正看上文总可明白。“寂”字是全诗的中心，因为整首诗写的只是一种寂静气分。“但馀钟磬音”的“馀”字，一般都讲作“剩馀”。“但馀”就是“只剩”。但锺伯敬却强调这个“馀”字，解作 　　“多馀”。他说：这里一切都是非常寂静，只有寺里的钟磬音是多馀的。我以为这样讲法，没有摸清作者的思路。作者并不以为寺里的钟磬音是破坏寂静境界的多馀之物，反之，他以为寺里的钟磬音加强了此地的寂静。王籍《入若耶溪》诗：“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亦即此意。　　 　　诗就这样讲过，诗意也就这样表白无遗。你如果问，这首诗的主题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很难回答。一个文艺作品，不可能没有主题。否则，作者为什么写它出来呢?但这首诗是纯客观的描写，对读者既没有任何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启发。甚至一点不用夸张手法，说它的创作方法是赋，也似乎说不上。这首诗只是冷冷地勾勒几笔，描绘出一个山中古寺的幽寂境界。这就算是它的主题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盛唐诗人，都有这样的诗。历代评论家对这些诗都非常赞赏，说它们清秀、古淡、闲雅、朴素。“竹径通幽处”一联，更是欧阳修十分欣赏的，他自己说，竭力摹仿，也写不出这样好的句子。　　 　　这一派的诗，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许多诗人把精神浪费在雕琢字句，铸造两副精工的对联。艺术成就可能不坏，而全篇意义空虚，终于只是一种消极的文学。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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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王昌龄：七言绝句四首

长信秋词(三首之一)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闺怨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芙蓉楼送辛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　　 　　莫道蓟门书信少，雁飞犹得到衡阳。　　 　　七言绝句的唐律声调，完成于初、盛者之际，作者愈多。加以西域歌曲大量输入，需要新的歌词以配乐，诗人们都利用绝句的形式。因此，开元、天宝年间，绝句盛行，尤以七言绝句为主。　　 　　七言绝句一共只有二十八字，声韵、章法、句法的错综变化，题材的多样，诗人艺术手法的各有特色，使这二十八字能组织成种种不同图案的万华镜。在盛唐诗人中，王昌龄特别是作七言绝句的高手，他的七言绝句传到今天的也是最多。我们现在再选讲他四首七绝。关于从军，边塞的绝句，已经讲过一首，这里不再选了。现在选取的是其他两种题材的作品。　　 　　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今西安)人。开元十五年进士及第,官秘书郎。二十二年，中宏词科，调汜水尉，迁江宁丞。史传中说他因为“晚节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安禄山之乱，他回到家乡，不知因何事，为县令闾丘晓所杀害。所谓“晚节不护细行”，竟无从查考，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做江宁县丞的时候，大约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因此当时人称他为王江宁。他最后的官职是龙标尉，故后世人称他为王龙标。　　 　　这里所选四首绝句，前二首属于宫词、闺怨一类，后二首属于朋友投赠一类。加上从军边塞诗，就是他全部七绝的题材了。　　 　　宫词是写宫中妃嫔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她们对君王的怨情，或者是失宠了，或者是求宠而不得，或者是悲叹青春虚度。闺怨是写一般民间妇女的情怀，或者失宠于丈夫，或者怀念离别已久的丈夫。二者实在是同样的题材，不过作宫词就需要多用些华丽的辞藻，而且往往是借古喻今，不能明白地直说是当今皇宫中时事情。这一类闺情诗，虽然《诗经》中已开始出现，但在晋宋之间，民歌流行以后，助长了它的波澜。《乐府诗集》中有许多晋代的民间情歌，如《子夜歌》、《读曲歌》，也都是五言四句。到了梁陈时代，文人用这种题材来描写贵族妇女的生活和爱情，就成为宫体诗。唐代诗人继承这一传统，但采用比兴方法，将失宠或不得宠的妇女的怨情，隐喻自己不得志的遭遇。于是使这类诗具有新的意义，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　　 　　《长信秋词》共有五首，这里选的是第三首。五首诗的题材是汉成帝两个妃子的故事。成帝先宠爱上班婕妤。不久又宠爱了赵飞燕。班婕妤失宠后，自请到长信宫去侍候太后，这样才得避免赵飞燕的妒害。班婕妤是史学家班固的祖姑，也有文才。她留下了一篇自叙性的赋，其中有句云；“奉供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供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就是叙述她退居东宫，为太后执酒扫之役，甘心从此终老。王昌龄运用这个历史故事，作《长信秋词》，描写班婕妤在长信宫中秋天里的思想感情。　　 　　第一句说：天色黎明，殿门开了，她捧了扫帚进去打扫。第二句说：暂且拿一把团扇在殿前徘徊休息。将，作持字解。为什么这里忽然用到团扇?因为秋风一起，团扇被人抛弃了，恰好象征妇女的失宠。班婕妤在殿前徘徊，是和团扇在一起，一个是失宠的人，一个是失宠的物，所以诗人说“共徘徊”。昭阳是赵飞燕居住的华丽的宫殿。班婕妤看到从昭阳宫那边飞来的乌鸦，背上还带着太阳光，而自己身上却照不到，因而感叹自己的容颜反而不及乌鸦。太阳，在文学上常是君王的象征，太阳光，是君王恩宠的象征。这样一说明，这两句的形象思维就清楚了。从散文的语法观点来看，“犹带"的主语，应当是“玉颜”，但这是讲不通的。从诗意的分析来看，主语应当是“寒鸦”。这是诗与散文语法结构不同之处。　　 　　第二首较为简单，用正面描写的赋体。一个不知忧愁的青年妇女，在春天里打扮得齐齐整整，上楼去眺望。忽然看到路边杨柳已经抽青，才后悔不该让丈夫离家远去，追求封侯做大官。凝妆即严妆、盛妆。翠楼、朱楼、红楼都是指妇女所居，诗人可以随便用，但青楼却专指妓女所居了。觅封侯是从军的代用词。只有从军杀敌，建立军功，才能得封侯之赏。所以这一句等于说“侮教夫婿去从军”。这首诗有两个曲折。第一个曲折是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关系。为什么她看到陌头柳色，就后悔不该让丈夫远行。不动脑筋，就不能了解。不能体会封建时代妇女的思想感情，也不能了解。原来柳色青青，表示春意浓厚，这时孤独的妇女，为春意所感动，迫切需要爱人在身边。觅封侯是没有把握的事情，而孤独无伴却是当前忍受不了的生活。她这时才觉悟到：牺牲青春的爱情，去追求无把握的富贵，完全是错误了。第二个曲折是前二句和后二句的关系。这里，关键全在“忽见”二字。虽然在春天，她原先并没有什么感伤，照样打扮齐整，高高兴兴地上楼去望远景。这是她“忽见”以前的情况。“忽见”以后，情况大变。从“不知愁”剧变而为悔恨了。四句诗刻划了一个出征军人妻子的心理过程。用散文写，二十八字肯定不够。这就是王昌龄所作七绝的凝炼的特色。　　 　　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评解此诗时指出了一个问题：“伤离者莫甚于从军，故唐人闺怨，大抵皆征妇之辞也。”我们看唐代诗人的闺怨诗，果然大多描写军人的妻子。这是为什么呢?伤离为什么莫甚于从军呢?这里就必须联系到唐代的兵役制度。原来唐代采用府兵制。府兵就是分别隶属于各个军府的常备兵。这种兵士的服役期极长。最初的规定是二十一岁入伍，年满六十退役。武则天时改为二十五岁入伍，五十岁退役。一个青年如果被征召入伍，他的妻子就差不多做一辈子寡妇。因此，兵士的妻子特别有伤离怨别之情。这就是唐人闺怨诗的社会背景。　　 　　第三首是在芙蓉楼上送朋友辛渐回洛阳去而作。芙蓉楼在今江苏省镇江市，是当时的北门城楼，面临长江，大约船码头就在城下。这个楼最近已修饰一新，一定是王昌龄此诗的影响。全诗大意说自己从寒雨中乘江船来到吴地，已是夜晚了。可是第二天清早却要在这里，孤独的楚山下，送人远行。镇江是吴地，也曾经属于楚。上句用吴，下句用楚，没有关系，总之这两个字都代表“此地”。送客时要托他带个口信去给洛阳亲友。如果在洛阳的亲友问起我的情况，请你告诉他们，我的心正象玉壶里的一片冰一样。这是一句隐语，也是一种比喻。向来注解者都引鲍照的诗句“清如玉壶冰”，以为这是王昌龄诗意的来源，以为作者借用来比喻自己对于做官已经冷淡得很。玉壶是比喻自己的清高，冰是比喻自己宦情之冷。　　 　　我们如果查考一下当时诗人用“冰壶”二字的含义，恐怕对王昌龄这句诗，就不能这样解释。开元初，姚崇做宰相时，曾写了一篇《冰壶赋》以告诫官吏。赋前有一段小序，文曰：　　 　　冰壶者，清洁之至也。君子对之，不忘乎清。夫洞沏无瑕，澄空见底，当官明白者，有类是乎?是故内怀冰清，外涵玉润，此君子冰壶之德也。　　 　　赋的最后有铭，铭文的最后几句云：　　 　　嗟尔在位，禄厚官尊。固当耸廉勤之节，塞贪竟之门，冰壶是对，炯戒犹存。以此清白，遗其子孙。　　 　　这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官吏廉洁奉公，象冰壶一样的内清外润。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澄清吏治的指导文件，为官吏和士大夫所熟读，而且连考试也以此为题目。王维有一首诗，题日《赋得玉壶冰》，注曰：“京兆府试，时年十九。” 　　《文苑英华》有失名作《玉壶冰赋》，题下注云：“以坚白贞虚，作人之则为韵。”又陶翰、崔损各有一篇《冰壶赋》，题下注云：“以清如玉壶冰，何惭宿昔意为韵。”这三篇赋显然都是考试时做的限韵的律赋。同时诗人王季友也有《玉壶冰试诗》，其结句云：“正值求珪瓒，提携共饮冰。”卢纶亦有一首题作《清如玉壶冰》的诗，有句云：“玉壶冰始结，循吏政初成。”韦应物有一首《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郎》诗，其句云：“文苑台中妙，冰壶幕下清。”李白有一首诗，赠其侄临漳县令李聿，也说：“白玉壶冰水，壶中见底清。清光洞毫发，皎洁照群情。赵北美佳政，燕南播高名。”这许多诗赋，都是响应姚崇的《冰壶赋》而作，玉壶冰的意义是比喻为官廉洁清正。王昌龄此诗，应该也是寓同样的意思，请辛渐回去告诉洛阳亲友，说自己做官，一定守冰壶之戒。沈德潜代表了明清许多选家，给此诗批道：“言己之不牵于宦情也。”(《唐诗别裁》)我以为全都错了。王昌龄不是一个“不牵于宦情”的人。　　 　　第四首是作者在龙标寄给一位姓穆的朋友，此人官为侍御史，正要到幽州(今河北省地区)去。诗意说：自从我蒙恩降官，度过潇湘二水，来到龙标，我在江南，你却到塞北去了。我们相隔万里，可是，你不要说，你不容易从蓟门寄信来，要知道在秋天里从北方飞来的大雁也飞得到衡阳呢。这两句是希望他多写信来。封建时代的官吏，因有罪而被降职，还得感激皇帝，说是受到恩惠，定罪从宽。“恩谴”二字就是降谪的礼貌语。　　 　　王昌龄这四首绝句，每一首都符合“起承转合”的逻辑程序。第一句当然都是起句，又称为发句。这一句要起得不平凡，不闲空，还要能够控制全诗的主题思想。有些著名的诗，起句非常突然，好象桂林的山，拔地而起，一句就抓住了全篇。例如鲍照的《登黄鹤楼》起句云：“木落江渡寒”，谢朓的《赠西府同僚》起句云：“大江流日夜”，吴均的《春咏》起句云：“春从何处来”，王维《观猎》的“风劲角弓鸣”，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都是以起句雄健著名的。第二句是继承第一句的思路而作补充或发展的。到这里，必须完成一个概念，而全诗的主题思想还没有透露出来。第三句应当转一个方向，提出一个新的概念。然后用第四句来完成这个概念，从而说明了第三、四句与第一、二句的关系，这一句称为结句，或曰落句。一首诗，能否使读者感到有馀味，就要看结句的艺术手法。起句和结句是固定的，承句并不固定。也许第一、二句都是起句而没有承句。第三句转也是固定的，它是全诗的关键句子，读到这里，就看出诗人的用意来了。学习古代诗歌，应当注意绝句的第三句，看作者用什么方法表现全诗的主题。　　 　　现在引用《岘傭说诗》两条，可供参考：　　 　　七绝用意宜在第三句。第四句只作推宕，或作指点，则神韵自出。若用意在第四句，便易尽矣。　　 　　若一、二句用意，三、四句全作推宕或指点，又易空滑。故第三句是转舵处。求之古人，虽不尽合，然法莫善于此也。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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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李颀：渔父歌

白头何老人，蓑笠蔽其身。　　 　　避世常(不)仕，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寓宿湍(与)濑，行歌秋复春。　　 　　持竿湘岸竹，爇火芦洲薪。　　 　　绿水(饭)香稻，青荷(包)紫鳞。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用渔父为文学题材，来源也很古了。传说中有太公姜尚，八十岁还在磻溪钓鱼，被周文王请去做军师，打倒了商朝纣王的腐败政权，成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从此，文学上用磻溪渔父的典故，就代表了怀抱文武全才的隐士。庄周写了一篇散文《渔父》，借一个渔人和孔子的对话，批判了儒家讲礼乐的虚伪性。屈原跟着也写了一篇小品文《渔父》，通过他自己和一个渔人的对话，表现了自己的洁身自好，不受污辱的品德，而渔父却嘲笑他自鸣孤高，不能与世浮沉。于是，在文学上，渔父又代表了一种浪迹烟波，自食其力，不问世务的人格。陶渊明写了一篇诗序《桃花源记》，叙述一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发现了一处与乱世隔绝的太平社会。于是文学上的渔父，又添了一个新的意义，他成为发现理想社会的探险者。盛唐诗人储光羲、高适、岑参、李颀，都有《渔父词》，其主题思想大概都继承了这些传统。中唐诗人有张志和，也写过五首《渔父词》，创造了新的形式，后来成为词的始祖。此外，还有不少歌咏渔人生活的诗歌，以后有机会时还将讲到。　　 　　现在选了李颀的这一首《渔父歌》，借此了解一下初、盛唐五言古诗演变到五言排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这首诗的声调和句法都在五言古诗和律诗之间，既不同于六朝的五古，又还不是唐代的律诗，题目用“歌”字。而诗体又不是歌行。从形式上看来，这首诗可以说是一个“四不象”。　　 　　现在先讲全诗大意。前四句叙述一个白发老人，也不知他是谁．身上披蓑戴笠，远避人间，在清澈的江水边钓鱼。下四句开始描写这个渔父的生活情况：他常常在明亮的沙滩边洗脚，在寂静的月光下垂钓。他住宿的地方无非是浅水沙滩，一年四季只是唱歌消遣。再下面四句继续是描写句。他手里的钓竿是湘江岸上的竹枝，他在船中生火做饭，用的是芦塘里取来的芦柴。他用江中清水煮饭，用青荷叶包裹钓得的鱼。最后四句是结束：这个渔人在这样的生活中悠然自乐，因为他所要的是保全自己天真的品性，因而对那些自以为“众醉独醒”的人，如屈原那样，徘徊于水边，有许多悲哀、苦闷之感，倒觉得很可笑。全诗的主题思想，都在这最后四句。而这最后四句，也正是屈原《渔父》的缩影。 　　这首诗的形式，可以说是加了一倍的五言律诗。每四句只抵得律诗的一联。我们不妨把它删减一半，诗意并无损失：　　 　　白头何老人，钓鱼清江滨。　　 　　浦沙明濯足，山月静垂纶。　　 　　于中还自乐，所欲全吾真。　　 　　而笑独醒者，临流多苦辛。　　 　　这样就成为一首五言律诗。由此可知，所谓排律，就是把五言律诗扩大一倍、二倍、三倍……除了起结之外，中间都是对句。主题思想复杂或丰富的，这些对句还可以有许多变化、转折，主题思想简单的，就只是堆砌许多同样的描写句。这首诗的中间八句，就是其例子。杜甫的五言排律之所以好，就因为他的诗意层出不穷，富于变化转折，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概念上。　　 　　但李颀这首诗还不能称为排律，因为它的声调还不合律体，差不多每一联都有失粘的字。我已把它们用()号标出来，如果改换了这些字的平仄，它就成为排律了。另外一方面，这首诗又因为已经有了调声的倾向，一联之中，粘缀处多于失粘处，声调还是近于律诗，而不能说它是古诗。　　 　　这种四不象的五言诗，正是从古诗发展到律诗的过渡形式。齐粱以前，古诗不讲究平仄谐和，齐粱以后，开始注意到平仄谐和。但规律还不严，就象李颀这首诗。盛唐以后，声律严密了，不容许一联中有失粘的字，象李颀这样的诗就很少出现。关于对偶，谢灵运以前的古诗，绝大多数不用对句，谢灵运开始用对句，但还不成规格。而且不讲究平仄粘缀，还是古诗的对句，不是律诗的对句。李颀这首诗中间八句是律诗的对句，然而是失粘的。这种对句，以后也不再有了，总结起来说，这首诗代表着古诗、律诗界限未清时期的形式。盛唐以后，做古诗就不管平仄谐和，也不作对句；做律诗就严守格律，不许有一字失粘，于是古诗和律诗的界限清楚了。　　 　　李颀，不传其字，东川人(四川东部)，从幼小时即住在颍阳(今河南许昌)。《唐才子传》说他是开元二十三年贾季邻榜进士。《全唐诗小传》说他是开元十三年进士，官新乡尉。二说相差十年，未知孰是。从他的诗集中，可知他和王维、高适、綦毋潜、王昌龄都是好友，这几位诗人都是开元十年前后的进士。看来李颀和他们是同辈，大约以开元十三年举进士为近是。　　 　　李颀的诗，殷璠选入《河岳英灵集》，并评云：“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他不以律诗见胜。与李颀同时的高适也有《渔父歌》，是七言歌行；岑参有一首《渔父》，是五七言歌行；储光羲有一首《渔父词》，完全和李颀此诗一样，也是一首四不象的五言诗。可知这个题材，当时正在流行。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却上心头

对句：

出句1：花市灯如昼
对句1：梅园人似潮【却上心头】

出句2：人约黄昏后
对句2：心期红烛前【却上心头】
出句3：月与灯依旧
对句3：情同梦已残【却上心头】

出句4：泪湿春衫袖
对句4：寒侵柳陌人
对句4：夜寒羁客心【却上心头】

却上心头

题·马
扬鬃昂首鸣荒漠
怀梦奋蹄冲赛场【却上心头】

却上心头

七律 ·《华山》

万仞三峰夕照长，凌云壁翠掩霞光。

天池水净焉知浅，绝顶松多不觉凉。

入梦神仙难见影，临风花草尚余香。
此时谁识留连意，身世今欣已两忘。

却上心头

五律 ·《思》

西风频暗度，似欲远传情。
久别佳音断，常思噩梦萦。

秋光将北转，雁阵已南征。

空对窗前月，时闻叶落声。

却上心头

玉梅令 ·《过年有感》
梅开几许，绰约香频度。
斜阳外、两三游女。
正悄吟浅唱，笑意满枝头。
风乍起，落花乱舞。
来时旧路，惟有溪如故。
春还浅、燕莺未遇。
盼晚筵人至，酒肆过年光。
空望断、远思天暮。

却上心头

27李颀：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国秀集》选录李颀诗四首：五律二首、七绝二首。《河岳英灵集》选十四首：五言古诗七首，七言歌行五首、五律一首、七绝一首。编者殷璠称“颀诗发调既清，修辞亦绣，杂歌咸善，玄理最长”。可知《国秀集》所选是他早年的诗，其时尚未以歌行著名。后来多作歌行，又耽于学道，诗格因而一变。如《谒张果老先生》、《送王道士还山》等，都是语参玄理的诗。歌行诗除《渔父歌》之外，还有一首也常被选录：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蔡女昔造胡笳声，一弹一十有八拍。　　 　　胡人落泪向边草，汉使断肠对归客。　　 　　古戍苍苍烽火寒，大荒阴沉飞雪白。　　 　　先拂商缠后角羽，四郊秋叶惊槭槭。　　 　　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　　 　　言迟更速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　　 　　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　　 　　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　　 　　乌珠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　　 　　幽阴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　　 　　进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长安城连东掖垣，凤皇池对青琐门。　　 　　高才脱略名与利，日夕望君抱琴至。　　 　　诗并不高明，“董夫子”以下七韵十四句都是形容琴声，每句都是孤立的。中间插入五言二句，非但没有好的效果，反而破坏了七言歌行的气韵。我选这首诗，主要是为了解释诗题。因为好久以来，由于无人了解题意，就随便把题目改动。题目改错，作者的本意不明白，讲这首诗也就不很清楚了。　　 　　董大是董庭兰，当时著名的琴师。房给事是给事中房琯。李颀作此诗，是把董庭兰推荐给房琯。房琯为给事中，在天宝五年正月，可知此诗作于天宝年间。大约董庭兰就由于李颀的推荐，做了房琯的门客。肃宗时，房琯为宰相，常常招集琴客，大开筵宴，听董庭兰弹琴。这时董庭兰已成为房琯门下的红人。朝廷官员，要见房琯，往往走董庭兰的路子。董庭兰又倚势招纳贿赂，连累房琯，为御史弹劾。至德二年五月，房琯罢相，贬为太子少师。董庭兰亦得罪而死。　　 　　《胡笳十八拍》是琴曲。相传东汉末年，蔡邕的女儿蔡琰，又称蔡文姬，因董卓之乱，流落在匈奴。她听到匈奴人吹胡笳的声音，谱入琴絃，刨造了表现胡笳声的琴曲，名曰《胡笳十八拍》。建安十二年，曹操派人去匈奴赎回文姬，嫁给董祀，《胡笳十八拍》遂流传于中国，成为最早受胡乐影响的中国琴曲。　　 　　李颁这首诗的题目，在《河岳英灵集》中是：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这是李颀自己写下的原题，懂得这个琴曲的人，当然看得懂这个诗题。　　 　　《唐文粹》、《唐诗纪事》、《唐音》都照录原题，可知编者都了解题义。但《文苑英华》是北宋早年编定的书，这首诗却题为：　　 　　听董庭兰弹琴兼寄房给事。　　 　　此后，明代的《唐诗纪》、清代的《全唐诗》，都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　　 　　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和清人选的《唐诗三百首》都作：　　 　　听董大弹胡笳兼寄语弄房给事。　　 　　最近出版的《唐诗选》也选入此诗，题作：　　 　　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　　 　　《文苑英华》的编者最为干脆，他们把不懂的字一概删掉。《唐诗纪》以下的编者都不了解“语弄”二字，有人以为应当连读，有人以为应当分属上下文。或者以为题中有误钞入的衍文，或者以为有钞写颠倒之字。于是各就己意改定，题尾都改成“弄房给事”。“语”字属上文，于是改成“寄语”。但是，“弄”是戏弄、调谑之意，此诗中实在看不出有戏弄房给事的话。于是把“弄”字移在前，成为“胡笳弄”。　　 　　一九五九年，因为讨论郭沫若的《蔡文姬》，牵连到李颀这首诗，对这个诗题，也引起了一番辩论。有人把诗题读作“声兼语”，声是指琴曲而言，语是指唱词而言。他以为董庭兰是一边弹琴，一边唱歌词的。这个讲法，被许多人否定了，因为诗中看不出有描写歌唱的句子。也有人以为诗题应读作“声兼语弄”，但没有找到“语弄”的释义。只得暂时存疑。后来，这些问题停止了讨论，这个诗题至今没有弄明白。　　 　　《河岳英灵集》的编者殷璠在评论李颀时，引述这首诗，说：“又《听弹胡笳声》云……”他把诗题简缩为五个字，而在“声”字上读断，这是第一个读破句的人。后人跟他误读，下文的“兼语弄”云云就无法理解了。现在我们应当把这个诗题标点清楚：　　 　　听董大弹胡笳，声兼语弄，寄房给事。　　 　　“声兼语弄”是一句，用来形容董庭兰的琴声。“寄房给事”是这首诗的作用，用这首诗来推荐董庭兰，寓意都在最后四句中。“声兼语弄”是说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语”的声音，又有“弄”的声音。什么是“语”呢?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杜甫：《咏怀古迹》)　　 　　不解胡人语，空留楚客心。(刘长卿：《听杜别驾弹胡琴》)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琵琶行》)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白居易：《琵琶行》)　　 　　这里四个“语”宇，都是形容琵琶声的。白居易索性将琵琶声说成“琵琶语”了。原来唐人对西域来的音乐或歌曲，都比之为胡语。“弄”是琴曲的名称，例如“梅花三弄”，至今还有曲谱。“声兼语弄”是形容董庭兰弹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胡笳和琴的声音。也就是说，他的琴声中充分表达了胡笳的声音。戎昱有一首《听杜山人弹胡笳歌》。杜山人是董庭兰的学生。戎昱描写他的琴声之美妙，都用蔡文姬在匈奴的生活情况为比拟，虽然不用“胡”字，可知他亦以为琴声表现了胡地风光。李颀这首诗中也有“断绝胡儿恋母声”一句，亦比之为胡语。尤其可证。　　 　　本文目的，仅在解释诗题，为唐诗学者解决一个问题。诗容易懂，而且已有许多注释，故不再拾人牙慧。我说这首诗的作用是向房琯推荐董庭兰，以前也没有人说过，这是我从最后一句体会出来的。“高才”即指房琯。“乌珠”，今本多误作“乌孙”，“逻娑”即今西藏的拉萨。　　 　　一九七九年十月七日

却上心头

28黄鹤楼与凤皇台

黄鹤楼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登金陵凤皇台　　 　　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 　　现在选了两首极著名的七言律诗。作者崔颢和李白是同时人。崔颢登武昌黄鹤楼，题了一首诗,写景抒情，当时被认为是杰作。据说李白也上黄鹤楼游览，看见崔颢的诗，就不敢题诗，只写了两句：“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李白到南京，游凤凰台，才做了一首诗，显然是有意和崔颢竞赛。从此之后，历代欣赏唐诗的人，都喜欢把这两首诗来评比。议论纷纷，各有看法。现在我们也来欣赏这两首诗，把前人各种评论介绍一下，然后谈谈我的意见。　　 　　崔颢，不知其字。汴州(今开封)人。开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登进士第，累官司勋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五四年)卒。《河岳英灵集》说：“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鲍照、江淹，须有惭色。”崔颢的诗，现在只存数十首，并没有浮艳轻薄之作，可能已删除了少年之作。《唐诗纪事》说他“有文无行”，似乎他的品德很坏，但到底如何“无行”却不见于唐宋人记载。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中才有具体的记载，说他“行履稍劣，好蒲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原来只是爱赌钱、喝酒、好色而已。说他“行履稍劣”也还公平，说他“有文无行”恐怕太重了。　　 　　黄鹤楼在武昌长江边，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解放后建长江大桥，这座楼已拆除，预备换一个地方重建。因此拆除下来的建筑材料都编号保存，听说近来已在重建。　　 　　崔颢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第一句“昔人已乘白云去”，近代的版本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唐代三个选本《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宋代的《唐诗纪事》、《三体唐诗》，元代的选集《唐音》，都是“白云”，而元代另一个选集《唐诗鼓吹》却开始改为“黄鹤”了。从此以后。从明代的《唐诗品汇》、《唐诗解》直到清代的《唐诗别裁》、《唐诗三百首》等，都是“黄鹤”了。由此看来，似乎在金元之间，有人把“白云”改作“黄鹋”，使它和下句的关系扣紧些。但是晚唐的选本《又玄集》在诗题下加了一个注：“黄鹤乃人名也。”这个注非常奇怪，好象已知道有人改作“黄鹤”，因此注明黄鹤是人名，以证其误。这样看来，又仿佛唐代末年已经有改作“黄鹤”的写本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又玄集》，是从日本传回来。一九五九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据日本刻本影印，未必是原本式样。这个注可能是后人所加，而不是此书编者韦庄的原注。《唐诗解》的著者唐汝询在此句下注道：“黄鹤，诸本多作白云，非。”他所谓诸本，是他所见同时代流行的版本。他没有查考一下唐宋旧本，不知道当时的诸本，都作“白云”。他武断地肯定了黄鹤，使以后清代诸家都跟着他错了。此外，“春草萋萋”，唐宋许多选本均同，只有《国秀集》作“春草青青”。从《唐诗鼓吹》开始，所有的版本都改作“芳草萋萋”了。可见这个字也是金元时代人所改。现在我们根据唐宋旧本抄录。　　 　　黄鹤楼的起源，有各种不同的记载。《齐谐志》说：黄鹤楼在黄鹤山上。仙人王子安乘黄鹤过此山，因此山名黄鹤。后人在山上造一座楼，即名为黄鹤楼。《述异记》说：荀环爱好道家修仙之术。曾在黄鹤楼上望见空中有仙人乘鹤而下。仙人和他一同饮酒，饮毕即骑鹤腾空而去。唐代的《鄂州图经》说：费文祎登仙之后，曾驾黄鹤回来，在此山上休息①。总之，都是道家的仙话。有仙人骑黄鹤，在此山上出现，然后把山名叫做黄鹤山。有了黄鹤山，然后有黄鹤楼。或者是先有山名，然后有传说。为了附会传说，才造起一座黄鹤楼。中国的名胜古迹，大多如此。但黄鹤是人名,却毫无根据，这个注是胡说。　　 　　自从唐汝询否定了“白云”之后，还有人在讨论“白云”与“黄鹤”的是非。于是金圣叹出来助阵，在《选批唐才子诗》中，极力为“黄鹤”辩护。他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云，刚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是当一噱已。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二联都以“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所以我们说他讲到这里，便躲躲闪闪地把话支吾开去了。“昔人已乘白云去”，是说古人已乘云仙去，接着说今天此地只剩下黄鹤楼这个古迹。第三、四句又反过来说：黄鹤既己一去不返，楼上也不再见到黄鹤，所能见到的只是悠悠白云，虽然事隔千年，白云却依然如故。四句之中，用了两个“去”字，两个“空”字，完全是“有意”的、“有谓”的。总的意思，只是说：仙人与黄鹤，早已去了；山上的楼台和天上的白云却依然存在。“空”字有徒然的意思，在这千年之中，没有人再乘白云去登仙，所以说这些白云是徒然地悠悠飘浮着。金圣叹又以为“白云”与“黄鹤”不能对峙，因为黄鹤是楼名，而白云没有出典。这个观点也非常奇怪。第一，律诗的对偶，只要求字面成对，并不要求典故必须与典故成对。按照圣叹的观念，则李商隐诗“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马嵬二首》之二)牵牛是星名，驻马又是什么?岂非也不能对吗?第二，如果一定要以典故对典故，那么，此句中的“白云”，正是用了西王母赠穆天子诗中的“白云”②的典故，圣叹不会不知道。第三，在这首诗中，“白云”和“黄鹤”不是对峙，而是双举。唐人七言律诗中，常见运用这一手法。这四句诗，如果依照作者的思维逻辑来排列，应该写成：　　 　　昔人已乘白云去，——白云千载空悠悠。　　 　　黄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馀黄鹤楼。　　 　　原诗第一句的“白云”和第三句的“黄鹤”是虚用，实质上代替了一个“仙”字。第二句的“黄鹤”和第四句的“白云”是实用，表示眼前的景物。经过这样一分析，谁都可以承认原作应该是“乘白云去”，而金圣叹却说：“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世岂有千载白云耶?”这话已近于无赖。依照他的观念，昔人既己乘白云而去，今天的黄鹤楼头就不该再有白云了。文学语言有虚用实用之别，圣叹似乎没有了解。　　 　　元稹有一首《过襄阳楼》诗，以“楼”与“水”双举，今附见于此，作为参考：　　 　　襄阳楼下树阴成，荷叶如钱水面平。　　 　　拂水柳花千万点，隔楼莺舌两三声。　　 　　有时水畔看云立，每日楼前信马行。　　 　　早晚暂教王粲上，庾公应待月华明。　　 　　此诗接连三联都用“楼”与“水”，而彼此都没有呼应作用，手法还不如崔颢严密。而金圣叹却大为称赞，评云：“一时奇兴既发，妙笔又能相赴。”由此可见圣叹评诗，全靠一时发其“奇兴”，说到那里是那里，心中本无原则。他的《选批唐才子诗》，尽管有不少极好的解释，但前后自相矛盾处也很多。　　 　　这四句诗虽是七律的一半，但是用双举手法一气呵成，并无起承的关系。况且第三，四句又不作对偶，论其格式，还是律诗音调的古诗。下面第五、六句才转成律诗，用一联来描写黄鹤楼上所见景色：远望晴朗的大江对岸，汉阳的树木历历可见。江中则鹦鹉洲上春草萋萋，更是看得清楚。可是，一会儿已到傍晚，再想眺望得远些，看看家乡在何处，这时江上已笼罩着烟雾，看不清了，叫人好不愁恼。这样就结束了全诗。　　 　　方回(字虚谷)说：“此诗前四句不拘对偶，气势雄大。”(《瀛奎律髓》)李东阳(字宾之)说：“然律犹可间出古意，古不可涉律，此篇律间涉古，要自不厌。”(《怀麓堂诗话》)吴昌祺说：“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删订唐诗解》)以上三家，都注意于诗体。前四句不对，平仄也不很粘缀，是古诗形式。后四句忽然变成律诗。这种诗体，在盛唐时期，还是常见的，正是律诗尚未定型的时期的作品，并不是作者的特点。“气势雄大”，成为“千秋绝唱”，其实与诗体无关。这首诗之所以好，只是流利自然，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没有矫作的痕迹。在唐诗中，它不是深刻的作品，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因而成为名作。　　 　　李白的诗，绝大多数也是这样的风格，所以他登上黄鹤楼，看到壁上诗牌上崔颢这首诗，感到自己不易超过，就不敢动笔。但是他还写了一首《鹦鹉洲》，其实可以说是《黄鹤楼》的改名，却写得不好，后世也没有人注意。大概他自己也有些丧气，心中不平，跑到南京，游凤凰台，再刻意做了一首，才够得上和崔颢竞赛的资格。　　 　　凤凰台在南京西南凤凰山上。据说刘宋元嘉年间曾有凤凰栖止在山上，后来就以凤凰为山名。李白在唐明皇宫中侍候了一阵皇帝和贵妃，被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说了许多背话，皇帝对他开始有点冷淡。他就自己告退，到齐、鲁、吴、越去旅游。在一个月夜，和友人崔宗之同上凤凰台。最初的感想和崔颢一样：曾经有过凤凰的台，现在已不见风凰，只剩一座空台，台下的江流还在滔滔东流。第二联的感想是崔颢所没有的，他想起：金陵是东吴，东晋两朝的国都，如今吴大帝宫中的花草早已埋在荒山上小路边，晋朝的那些衣冠人物也都成为累累古墓了。“花草”是妃嫔、美人的代词，“衣冠”是贵族人物的代词。这一联使这首诗有了怀古的意味，如果顺着这一思路写下去，势必成为一首怀古诗了。幸而作者立即掉转头来，看着眼前风景：城北长江边的三山，被云雾遮掩了一半；从句容来的一道水，被白鹭洲中分为二，一支流绕城外，一支流入城内，就成为秦淮河。不说山被云遮了半截，而说是半个山落在天外。一则是为了要和下句“白鹭”作对，二则是埋伏一个“云”字，留待下文点明。“二水中分白鹭洲”，其实是白鹭洲把一水中分为二，经过艺术处理，锻炼成这样一联。这一联相当于崔颢的“晴川，春草”一联。最后一联结尾，就和崔颢不同了。李白说：总是由于浮云遮掩了太阳，所以无法望到长安，真叫人好不愁恼。 　　崔颢因“日暮”而望不到“乡关”，他的愁是旅客游子的多愁。李白因“浮云蔽日”而望不到长安，他的愁属于那一类型?这里就需要先明白“浮云”、“太阳”和"长安”的关系，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比喻意义。古诗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二句，这是“浮云蔽日”被诗人用作比喻的开始。《陆贾新语》有一句“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这是把浮云比为奸邪之臣，把日月比为贤能之臣。此外，太阳又是帝王的象征。《诗经》里就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就是人民把太阳来代表君王的。因此，“浮云蔽日”有时也用以比喻奸臣蒙蔽皇帝。《世说新语》里记了一个故事：晋明帝司马绍小时，他父亲元帝司马睿问他“还是长安近呢，还是太阳近?”这位皇太子回说：“太阳近。”皇帝问是什么理由。他说：“现在我抬眼只见太阳，不见长安。”原来他的所谓太阳，指的是皇帝，他的父亲。从这个故事开始，“日”与“长安”又发生了关系。李白这两句诗，是以这些传统比喻为基础的。“浮云蔽日”是指高力士、杨国忠等人蒙蔽明皇。“长安不见”是用以表示自己不能留在皇城。这样讲明白了，我们就可知李白的愁是放臣逐客的愁，是屈原式的政治性的愁。　　 　　这两首诗，在文学批评家中间引起了优劣论。严羽认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搂》为第一。”(《沧浪诗话》)刘克庄说：“今观二诗，真敌手棋也。"(《后村诗话》”)方回说：“太白此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瀛奎律髓》)这是宋元人的意见。顾璘评《黄鹤楼》诗曰：“一气浑成，太白所以见屈。”(《唐音》)王世懋以为李白不及崔颢。他的理由是：二诗虽然同用“使人愁”，但崔颢用得恰当，李白用得不恰当。因为崔颢本来不愁，看到江上烟渡，才感到乡愁。这个“使”字是起作用的。李白是失宠之臣，肚子里早已装满愁绪，并非因登凤凰台才开始感到愁，他这个“使”字是用得不符合思想情绪的现实的。(见《蓺【yi】圃撷馀》)徐献忠评曰：“崔颢风格奇俊，大有佳篇。太白虽极推《黄鹤楼》，未足列于上驷。”(《唐音癸签》引)这都是明代人的意见。吴昌祺批李白诗道：“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后村以为崔颢敌手，愚哉。一结自佳，后人毁誉，皆多事也。”(《删订唐诗解》)这意思是说李诗起句不及崔诗，故没有与崔诗“比肩”的资格。但又暗暗地针对王世懋说，结句是好。金圣叹对李白此诗，大肆冷嘲。他说：“然则先生当日，定宜割爱，竟让崔家独步。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必欲沾沾不舍，而甘于出此哉。”这是干脆说李白当时应该藏拙，不必作此诗出丑。沈德潜评崔诗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诗别裁》)这一评语是恭维得很高的。他又评李白诗云：“从心所造，偶然相似。必谓摹仿司勋，恐属未然。”这是为李白辩解，说他不是摹仿崔颢，而是偶然相似。以上是清代人的意见。此外肯定还有许多评论，不想再费时间去收集了。　　 　　大概《黄鹤楼》胜于《凤凰台》，这是众口一辞的定评。《凤凰台》能否媲美《黄鹤楼》，这是议论有出入的。到金圣叹，就把《凤凰台》一笔批倒了。现在我们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作出评比。我以为，崔诗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可是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却说：　　 　　人传此诗是拟《黄鹤楼》诗。设使果然，便是出手早低一格。盖崔第一句是去，第二句是空，……今先生岂欲避其形迹，乃将“去”、“空”缩入一句。既是两句缩入一句，势必句上别添闲句，因而起云：“凤凰台上凤凰游”，此于诗家赋、比、兴三者，竟属何体哉?　　 　　吴昌祺也跟着说：“起句失利，岂能比肩《黄鹤》?”可见他们都认为李白此诗起句疲弱，不及崔作之有气势。其实他们是以两句比两句，当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崔作第三、四句的内容，李诗已概括在第一、二句中，而李诗的第三、四句，已转深一层，从历史的陈迹上去兴起感慨了。方虚谷说：“此诗以《凤凰台》为名，而咏凤凰台不过起语两句，已尽之矣。”方氏此说有可取处，不过他没有说得透彻。他肯定李诗只用两句便说尽了崔诗四句的内容，故第一句并不是金圣叹所说的闲句。诗家用赋比兴各种表现手法，不能从每一句中去找。李诗前四句是赋体，本来很清楚。“凤凰台上凤凰游”虽然是一句，还只有半个概念，圣叹要问它属于何体，简直可笑。请问《诗经》第一篇第一句“关关雎鸠”属于何体，恐怕圣叹也答不上来。方虚谷的评语是指出李白用两句概括了凤凰台的历史和现状，而崔颢却用了四句。但是他把话说错了，使人得到一个印象，仿佛下面六句就与风凰台无关了。一个“不过”，一个‘已尽”，都是语病。这个语病，又反映出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顺便讲一讲。　　 　　诗人作诗，一般都是先有主题思想。主题思想往往是偶然获得的，可以说是一刹那间涌现的“灵感”。这个主题思想经过仔细组织，用适当的形象和辞藻写成为诗，然后给它安上一个题目。题目可以说明作品的主题，例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也可以不透露主题，例如《登金陵凤凰台》；更简单些，例如《黄鹤楼》。不透露主题的诗题，对诗的内容没有约束。在“黄鹤楼”这样的诗题下，可以用赋的手法描写黄鹤楼,也可以用比兴的手法借黄鹤楼来感今、怀古、抒情或叙事。方虚谷说李白用起语两句咏尽了凤凰台，这是他把这首诗看成咏物诗似的，两句既已咏尽，以下六句岂非多馀。崔颢的四句，李白的两句，都只是全诗的起句，还没有接触到主题。句“尽”或“不尽”，都没有关系，甚至“咏”或“不咏”，也没有关系。作者，尤其是读者，都不该拘泥于诗题。苏东坡说过：“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就是对这种情况而言。例如做一首咏梅花的诗，如果每句都写梅花，绝不说到别处去，这就可知作者不是一位诗人。所以我说，李白以两句概括了凤凰台，在艺术手法上是比崔颢简练，但不能说是咏尽了凤凰台。　　 　　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睛川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李诗则平列两联，上联言吴晋故国的人物已成往事，下联则言当前风景依然是三山二水，从这一对照中，流露了抚今悼古之情，而且也恰好阐发了起句的意境。　　 　　最后二句，二诗同以感慨结束，且同用“使人愁”。二人之愁绪不同，我们已分析过。崔颢是为一身一己的归宿而愁，李白是为奸臣当道，贤者不得见用而愁。可见崔颢登楼望远之际，情绪远不如李白之积极。再说，这两句与上文的联系，也是崔不如李。试问“晴川历历，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这里的思想过程，好象缺了一节。李白诗的“三山二水"两句，既承上，又启下，作用何等微妙!如果讲作眼前风景依然，这是承上的讲法；如果讲作山被霎遮，水为洲分，那就是启下的讲法。从云遮山而想到云遮日，更引起长安不见之愁，思想过程，岂非表达得很合逻辑?而上下联的关系，也显得很密切了。萧士贇【yun】注曰：“此诗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乎?抑亦自伤谗废，望帝乡而不见，乃触景而生愁乎?太白之意，亦可哀也。”这解释也完全中肯。因怀古而动怀君之思，“三山二水”两句实在是很重要的转折关健。　　 　　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李白此诗，从思想内容、章法、句法来看，是胜过崔颢的。然而李白有摹仿崔诗的痕迹，也无可讳言。这决不是象沈德潜所说的“偶然相似”，我们只能评之为“青出于蓝”。方虚谷以为这两首诗“未易甲乙”，刘后村以李诗为崔诗的“敌手”，都不失为持平之论。金圣叹、吴昌祺不从全诗看，只拈取起句以定高下，从而过分贬低了李白，这就未免有些偏见。　 　　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　 　　①此条见《唐诗鼓吹》郝天挺注中所引　　 　　② 　　西王母赠别穆天子诗云：“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见《穆无子传》)亦以白云起兴，希望穆天子能再来。

却上心头

七绝 ·《元宵夜有感》

万盏花灯伴月明，闻歌人醉夜寒轻。

不愁此夕无诗思，页页红笺尽是情。

却上心头

29李白：古风三首

古风第十四　　 　　胡关饶风沙，萧索竟终古。　　 　　木落秋草黄，登高望戎虏。　　 　　荒城空大漠，边邑无遗堵。　　 　　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　　 　　借问谁凌虐，天骄毒威武。　　 　　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　　 　　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　　 　　三十六万人，哀衷泪如雨。　　 　　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山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从王维以下，我们已选讲了十多位盛唐诗人的各体诗。这些诗人及其作品，都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他们合起来，还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的唐诗。没有李白和杜甫，盛唐诗和初唐诗还没有显著的区别。李白和杜甫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盛唐诗风格的创造者，并不是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诗多至千馀首，而是由于他们的诗在思想内容及艺术表现方法上都有独特的创造，在过去许多诗人的基础上开辟了新的道路、新的境界。在天宝至大历这二十年间，他们的诗是新诗。李白才气奔放，提起笔来就用各种形象思维来表达他的豪迈、忧郁、苦闷，愤慨的情绪，而以游仙和饮酒作为他的外衣。他不甘心于搜索枯肠，句斟字酌，因此他的诗虽然极流利，却比较粗疏。他又不肯为律诗所束缚，随时都任情高唱，唱出来就是诗句。有许多句子在别人是以为只能用在散文里的，而他却大胆地组织在诗里。　　 　　杜甫和李白恰恰相反。杜甫的性格沉静稳重，他的诗都是千锤百炼出来的。他刻意创造杰出的句法、章法，要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他非但严守格律，而且还使格律有所发展。他晚年的诗作，句法变化愈多，用他自负的话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在题材方面，他比李白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政治、社会的现象和人民的生活状况。这两位同时代的大诗人，从性格到创作风格，完全不相同。我们用外国文学的术语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诗人，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诗人。　　 　　李白的诗，五言多于七言，古诗和歌行多于律诗。而他的传诵千载的诗篇，大多是歌行。这是由于他的艺术创造，在歌行体最为突出，易于惊动世人耳目。他的古诗，在形式上并没有创造，表现手法比较浅显、直露，因此不惹人注意。其实他的古诗倒是继承了陶渊明的一脉真传，以古淡取胜。一般人读古诗，往往有一种脾气，遇到艰涩难懂的诗，尽管心里不懂，口头却偏要赞赏，恭维这位诗人写得深刻；遇到明白易晓的诗，便有点不屑一顾，以为作者幼稚。再加上青年人大多喜欢辞藻浓丽的诗，不喜欢清淡朴素的诗。团此，从陶渊明到李白这一派五言古体诗，非中年以上的人不能欣赏。　　 　　现在选讲三首李白的《古风》。这个“风”字是“风雅颂”的“风”，用以代表一种反映人民思想和生活的诗。李白写了五十九首五言古诗，总称之为《古风》，古体的风诗。他的第一首诗就有自叙的意味，大意说：《大雅》一类的诗，久已没有人作了。《国风》一类的诗，也因为战国乱世，几乎埋没在荒烟蔓草之中。到了秦代，诗人只有哀怨之歌，而没有中正和平的诗。汉朝则杨雄、司马相如等人创作了许多****的赋，使文风佚荡。魏晋以后，诗体日益绮丽，更不足珍贵。到我们大唐，古道复兴，政治文教以清真为贵，出了许多诗人才子，各有新的作品，象秋空中万点明星。我也有志于此，想用诗歌来垂名于千秋。这篇叙诗，可以说是他对“古风”的解释。 　　《古风》五十九首是陈子昂、张九龄《感遇》诗以后的又一组汉魏古体诗，其内容也有咏史、咏怀、感事等各方面。但是李白喜欢以餐霞炼丹、修真入道这一类道家思想和辞藻组织在诗里，因此他有些诗又很象晋代郭璞的《游仙》诗。他又经常喜欢歌咏饮酒，这些诗又很象陶渊明的《饮洒》诗，读李白的诗，必须了解游仙与饮酒是他的艺术外衣，切不可认为是他的主题思想。清代陈沆在他的《诗比兴笺》中有一段论李白诗的话： 　　诗有必笺而后明者，嗣宗《咏怀》、子昂《感遇》是也。有必选之而始善者，太自《古风》是也。夫才役乎情者，其色耀而不淫,气帅乎志者，其声肆而不荡。不浮，故感得深焉；不荡，故趣得永焉。世诵李诗,唯取迈逸，才耀则情竭，气懔【lin】则志流。指事浅而易窥，摅【shu】肊【yi】径以伤尽。致使性情之比兴，尽掩于游仙之陈词，实末学之少别裁，非独武库之有利钝也。　　 　　这是对《古风》五十九首说的，我以为也适用于李白的全部诗作。陈沆以为李白的《古风》不浮不荡，有深刻的感情,无穷的意趣。而一般人读李白诗，却喜爱他那些豪雄放逸的作品，殊不知这些作品，虽然才气焜【kun】耀，可是感情和思想都比较肤浅，而且没有含蓄，反而使比兴的意义，都被游仙的陈词滥调所掩盖了。这不单是由于李白的武器(诗作)本身有好环，也由于读者没有鉴别能力。　　 　　陈沆这一段语，我以为评论得极为深刻。他说李白的诗“必选之而始善”，我也完全同意。李白的诗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但是挟泥沙以俱下。我们决不要以泥沙来代表李白。　　 　　现在我选了三首《古风》，都是比较平正，接近陈子昂的风格。第十四首也是以边塞为题材，更可以和其他诗人的作品参读。这首诗开头八句概括了新近被胡人入侵，遭到破坏后的边城景状。诗意说：那地方从古以来都是遍地风沙，景色萧条。每到秋天，树叶脱落以后,登高一望，就见得到戎虏嚣张。大沙漠中我方所有的碉堡戍所，都已空空无人，连完整的墙也不留一堵。草莽之中，到处都是古来战死兵士的残骸。接下去四句是一个转折点。是谁在我们边疆上大肆暴虐呢?这是用发问句法。下面一句就是答语：是那些耀武扬威的匈奴人干下的勾当。匈奴人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天帝所宠爱的儿子。见于《汉书·匈奴传》)。后来，文学上即以“天骄”代表匈奴，或其他强悍的少数民族。王维《观猎》诗云“居延城外猎天骄”，是同样用法。“毒”是一个动词，“毒威武”的意思就是“大大的炫耀了他们的威武”。这两句，在诗的修辞上称为问答格。上句问，下句答。陶渊明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之五)也就是用了问答句的格式。“我圣皇”是指玄宗皇帝，他闻报胡人入侵，勃然大怒，立即派遣军队去征讨。李白对这次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所以他用一个“劳”字表明了他的立场。以下六句，就描写皇帝驱使人民出关作战的情况。“阳和”是春天的气象，现在却一下子变为杀气，因为征兵骚动了全国。征募到三十六万兵士，人人都泪下如雨，不得不茹苦含悲去服兵役，还怎么能顾得到经营自己的田园呢?最后四句是诗的结束，说明了主题思想：如果不看见这些从军青年的苦况，岂能知道边疆生活的艰难?由于今天没有李牧那样能保卫国防的名将，以致边塞上的人民被豺虎般的胡人所伤害。这四句诗应当和陈子昂的《感遇》诗第三首的结尾四句参看，同时也可以体会到它们就是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古风第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这是一首讽喻时事的诗。前四句先描写一下富有多金的“中贵”，即权势煊赫的宦官。他们所住的都是甲级大宅院。“连云”是形容房屋高耸入云。他们出来的时候，大车成长列，尘土飞扬，虽在正午，也使道路阴暗。“阡陌”是道路的代词，不必讲做“田间小路”。宦官是在皇宫里服侍皇帝和后妃的人，他们本来没有政治地位，为什么会变得如此阔气呢?因为他们会迎合皇帝的爱好。玄宗皇帝有一个时候，喜欢斗鸡。宦官们就向民间去搜索能斗的鸡，以此得到皇帝的赏赐。以下四句，就说：路上碰到斗鸡的人，他们都是冠带巍峨，气派非常显赫，鼻孔里出气也上冲虹霓。路上行人遇到他们，都战战兢兢，非常害怕。唐人小说中有一篇陈鸿作的《东城父老传》，记载了一个宦官贾昌，因为能斗鸡，玄宗任命他为“五百小儿”的首领。“五百小儿”是宫中训练的五百名斗鸡队员。贾昌声势显赫，玄宗天天赏赐他金帛，当时人民称他为“神鸡童”。李白这首诗，就是为贾昌这类人物写的。最后二句说：现在没有象许由那样高尚的人，谁知道当今皇帝象尧一样好呢，还是象跖一样坏。古史相传，许由是尧帝时的人。尧要把帝位传给许由，许由听了，赶紧到河边去洗耳朵，表示不要听这些污秽的话。唐尧总算是个好皇帝了，可是许由还不以为好。今天没有许由这样的人物，皇帝的好坏更没有人知道了。　　 　　徐祯卿说：“此篇讥时贵也。”(郭云鹏重刊《李太白文集》引)我看此诗的讽刺对象还不是“时贵”，而是直接指向玄宗皇帝李隆基的。李隆基在位四十三年，他的政治设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李白从他的荒淫腐败的行为，看穿了他残虐人民的盗跖面目，因此有这两句诗。《古风》第四十六首有句曰：“斗鸡金宫里，蹴踘瑶池边。”也是讽刺玄宗斗鸡踢球的生活的。 　　古风第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南越商人采得了明珠，象海天明月一样光辉。贩珠商人从南方把明珠带到京都，价值之高轰动都城。可是当他把这颗明珠献给皇帝的时候，皇帝却按剑而有怒色，以为它是假货。贩珠人看到皇帝不识宝物，只好怀珠长叹。而这时候，那些冒充明珠的鱼目珠，却纷纷来讥笑他，使他愈感到心中愤闷。　　 　　这首诗的寓意很明显。李白自比为南海明珠，而玄宗皇帝不能认识，因此没有留用他。玄宗左右那些坏人，如李林甫、杨国忠之流，都是冒充珍珠的鱼目，却对他讥笑不已。这首诗显然是李白被放出长安以后所作。《古风》第三十六首以卞和向楚王献玉为比喻，与此诗同一个主题，可以参看。　　 　　以上选讲了三首李白的《古风》，都是陈沆所谓“指事浅而易窥”的作品。既不披游仙的外衣，也不作曲折隐约的比喻，它们易于为一般读者所欣赏，这是李白诗的大众化倾向。但正因为如此，对于一些文学修养较深的人，他的诗又常常被认为浅俗。元稹曾经对李、杜二人的诗作过比较，他以为李白的“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可以比得上杜甫，但在“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这方面，则李白远不如杜甫(见《工部员外郎杜甫墓系铭》)。“属对律切”，是指律诗的对偶功夫。李白作律诗不多，他似乎不屑费工夫去做对句，这一点确是不如杜甫，至于说杜甫能“脱弃凡近”，分明是说李白的诗浅俗了。苏轼也说：“李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东坡题跋·书学太白诗》)这个“易”字，也是平凡浅显之意。历代以来，有许多人作过李杜比较论。有人扬李而抑杜，有人尊杜而贬李。种种议论，尽管从各种不同的观点出发，但本质却反映了一个诗歌要不要大众化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学习或欣赏李白的诗,在参看各方面评论的时候，必须体会到这一意义。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却上心头

30李白：蜀道难

噫吁戏!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韵一)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　　 　　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韵二)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拊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　　 　　畏途巉【chan】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连峰去天不盈尺，(韵三)　　 　　枯松倒挂倚绝壁。　　 　　飞湍瀑流争喧豗【hui】，(韵四)　　 　　砯崖转石万壑雷。　　 　　其险也若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剑阁峥蝾而崔嵬，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朝避猛虎，夕避长蛇，(韵五)　　 　　磨牙吮血，杀人如麻，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李白的作品，以乐府和歌行最为著名，他的豪迈狂放的风格，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得特别淋漓痛快。乐府和歌行，在诗的形式上，原无分别，如果以乐府曲调为题目，就属于乐府诗，如果自己制造题目，不谱入任何曲调，就属于歌行体诗。“蜀道难”是魏晋时代早就有的歌曲，它属于相和歌辞中的瑟调曲。这个歌曲的内容就是歌咏蜀道的艰难，行旅之辛苦。李白此诗，以《蜀道难》为题，所描写也是蜀道的艰险，所以它属于乐府诗。　　 　　李白此诗极力渲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为什么忽然想到这个题材，为什么做这首诗，对于这一疑问，历来就有好几种解说。　　 　　唐人王定保的《摭言》首先记录了这首诗的故事。李白初到长安，去拜访贺知章。贺知章是玄宗皇帝器重的诗人，他读了李白这首诗，十分赞赏，夸奖李白有“谪仙之才”。接着，孟棨【qi】所著《本事诗》也说：李白从蜀郡到京师，住在旅馆里。贺知章闻其名，首先去拜访他。看到他的状貌姿态，大以为奇。又请他拿出著作来看，李白就把《蜀道难》取出来请教。贺知章读后，赞不绝口，称他为“谪仙”。这两段都是晚唐人的记录，大同小异，可知当时人以为李白作此诗是描写他从蜀郡出来漫游时的行旅艰苦，又可知李白作此诗的时候相当早。李白到长安，在开元、天宝年间，此诗大约作于开元末年。　　 　　《新唐书·严武传》说：严武在蜀中，任剑南节度使兼成都尹，骄恣放肆。其时房琯在他部下任刺史。房琯做宰相时，曾推荐严武。后来房琯因得罪降官，做了严武的下属，可是严武对他却极为倨傲。其时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任节度参谋，因为误犯了严武的父亲挺之的讳字，严武几乎要杀他。李白得知此事，遂作《蜀道难》，为房、杜二人耽忧。《新唐书》这一段记载是从唐人范摅所著《云溪友议》中采录的，可知唐代人对《蜀道难》的写作背景，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宋祁、欧阳修把这个故事写入了官方正史。就肯定了它的正确性。但严武任剑南节度使，是在肃宗末年。请杜甫任节度参谋，是在肃宗的最后一年，即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这年的十一月，李白便故世了。当时李白远在江东，似乎来不及知道房琯、杜甫在严武部下的情况。而且从杜甫写赠严武的诗来看，他们二人间的关系未必坏到如此。因此，如果说《蜀道难》是为房琯、杜甫二人的安危而作，在时间与史实上都有矛盾。　　 　　李白诗集有元人萧士贇的笺注本，他对《蜀道难》提出了新的解释。他以为这首诗是作于安禄山叛军攻占长安，明皇仓皇幸蜀的时候，即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六、七月间。当时李白在江南，听到这个消息，以为皇上幸蜀不是上策，“欲言则不在其位，不言则爱君忧国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此诗以达意。”　　 　　明代的胡震亨，在其《唐音癸签》中，也谈到过这首诗。他以为上文所引三家的解说都是“傅会不足据”。他认为“《蜀道难》自是古曲，梁陈作者，止言其险，而不及其他。李白此诗，兼采张载《剑阁铭》‘一人荷戟，万夫趑【zi】趄【ju】，形胜之地，匪亲弗居’等语用之，为恃险割据与羁留佐逆者著戒。惟其海说事理，故包括大，而有合乐府讽世立教本旨。若但取一人一事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　　 　　以上是历代诗评家对《蜀道难》主题思想的探讨。把这些意见和原诗参研之下，萧士贇【yun】的讲法似乎最合情理，而且使这首诗含有高度的比兴意义。由此，明清两代讲唐诗的人，大多采用他的讲法，例如唐汝询、陈沆、沈德潜等，都肯定《蜀道难》是为明皇幸蜀而作，分析得很详细。　　 　　但是，有一件事，他们都没有注意：丹阳进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选录了与他同时代的二十四位诗人的作品，共二百三十四首。他在自序中说明这些诗起于甲寅，即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终于癸巳，即天宝十三载。他选了李白的诗十三首，其中就有《蜀道准》。这是一个无可推翻的证据，证明《蜀道难》作于安史之乱以前。那么，它显然不是讽谕明皇幸蜀的诗了。如果《摭【zhi】言》、《本事诗》的记载可信，则此诗的创作年代还可以提早到开元末年。为此，我们不取以上那些讲法，而把此诗定为李白赠入蜀友人的诗。　　 　　初唐以来，乐府歌行的形式，一般都是七言古体诗，但李白却创造了新的形式。他善于把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各种句法混合运用，成为一种不同于魏晋的新型的杂言体。甚至，他有时还大胆地在诗里运用散文句法。这是远远地继承着楚辞和汉代乐府歌辞的传统，而加以推陈出新的。就象这首《蜀道难》，七言句不到一半，其馀大半是不拘一格的杂言句。读他的诗，要跟着作者的豪放的感情和参差的句法，一气贯注，而以它的韵脚为段落。长篇的诗，不论歌行或排律，换韵的地方一般总是思想内容分段的地方。读诗的人应当懂得这个窍门。这一点，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现在再提一提。这首诗，我就用依韵分段，以一韵为一句的方法来写定。　　 　　第一段以“天”字起韵，连押五韵。“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分二行写，实在只是一句。全诗一开头就用三字惊叹词“噫吁戏”。屈原用过“已矣哉!”汉乐府歌辞有“妃呼豨”、“伊那何”，都是三字惊叹词。此后也许在民间歌曲里一向存在着，但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的作品中却不再出现。不过“噫吁戏”是“噫”字下再加一个“吁戏”。所以不能说是三字惊叹词，应当标点作“噫!吁戏!”“吁戏”就是“於戏”，而“於戏”是“呜呼”的古代写法。《宋景文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輙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可知“噫吁戏”是“噫嘻”的衍声词。胡元任又引苏东坡的文章来作证。东坡《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又《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我言夸矣。”也就是李白的“噫吁戏”。李白把“噫嘻”衍为三字，苏东坡更衍为四字，都用了蜀郡方言。　　 　　诗的创作方法，完全用赋体。全诗都是夸张地描绘蜀道的危险，行旅的艰苦。第一句先提纲总述：由于山路既高且危，所以蜀道之难比上登青天还难。以下四句，从蜀国古代史讲起。据杨雄所作《蜀王本纪》：上古时蜀国之王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开明等，其时人民椎髻哤言，没有文化。从蚕丛到开明，共三万四千年。李白节取了两位蜀王的名字，说蜀国的开国史多么悠远。“茫然”是悠久不可知的意思，和现在的用法稍有不同。杨雄说蜀国古史三万四千年，已经是夸大了；李白又加上一万四千年，说是四万八千年以来，一直没有和三秦人行旅往来。太白山，或称太乙峰，是秦岭的主峰，峨眉是蜀中大山。这两句说：从太白到峨眉，只有一条狭窄而危险的小路。因此，秦蜀之间一向无人来往。　　 　　《蜀王本纪》又记载了一个关于蜀道的神话。据说秦惠王的时候，蜀王部下有五个大力士，称为“五丁力士”。他们力能移山。秦惠王送给蜀王五个美女，蜀王就命五丁力士移山开路，迎娶美女。有一天，看见有一条大蛇进入山洞，五丁力士一齐去拉蛇。忽然山岭崩塌，压死了五丁力士。秦国的五个美女都奔上山去，化为石人。这个神话，反映着古代有许多劳动人民，凿山开路，牺牲了不少人，终于打开了秦蜀通道。李白运用这个神话的母题①，写了第五韵二句：“地崩山摧壮士死”，也可以说是指五丁力士，也可以说是指成千累万为开山辟路而牺牲的劳动人民。他们死了，然后从秦入蜀才有山路和栈道连接起来。第一段诗到此为止，用四韵八句叙述了蜀道的起源。　　 　　第二段共用九个韵，描写天梯石栈的蜀道。“六龙回日”也是一个神话故事，据说太阳之神羲和驾着六条龙每天早晨从扶桑西驰，直到若木。左思《蜀都赋》有两句描写蜀中的高山：“羲和假道于峻坂，阳乌廻翼乎高标。"羲和和阳乌都是太阳的代词。文意是说：太阳也得向高山借路。而最高的山还使太阳回飞避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这一句就是说：上面有连太阳都过不去的高峰。“高标”是高举、高耸之意，但作名词用，因而可以解作高峰。萧士贇注引《图经》云：高标是山名。这是后代人误读李白诗，或有意附会，硬把一座山名为高标。原诗以“高标”和“回川”对举，可知决不是专名。　　 　　这两句诗有一个不同的文本。《河岳英灵集》、《极玄集》这两个唐人的选本、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唐人写本，还有北宋初的《唐文粹》，这两句却不是“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而是“上有横河断海之浮云，下有逆折冲波之流川”。从对偶来看，后者较为工整，若论句子的气魄，则前者更为壮健。可能后者是当时流传的初稿，而前者是作者的最后改定本。故当时的选本作“横河断海”，而李阳冰编定的集本作“六龙回日”。现在我们根据集本抄录。　　 　　以下一大段又形容蜀山之高且险。黄鹤都飞不过，猿猴也怕攀缘之苦。青泥岭，在陕西略阳县，是由秦入蜀的必经之路。这条山路百步九曲，在山岩上纡回盘绕，行旅极为艰苦。参和井都是二十八宿之一。蜀地属于参宿的分野，秦地属于井宿的分野。在高险的山路上，从秦入蜀，就好似仰面朝天，屏住呼吸，摸着星辰前进。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旅程中，行人都手按着胸膛，为此而长叹。这个“坐”字，不是坐立的坐，应该讲作“因此”。　　 　　以上是第二段的前半，四韵八句，一气贯注，渲染了蜀道之难。下面忽然接一句“问君西游何当还”，这就透露了赠行的主题。作者不象作一般送行诗那样，讲些临别的话，而在描写蜀道艰难中间，插入一句“你什么时侯才能回来呀?”由此反映了来去都不容易。这一句本身也成为蜀道难的描写部分了。　　 　　“畏途巉岩”以下四韵七句，仍然紧接着上文四韵写下去，不过改变了描写的对象。现在不写山高路险，而写山中的禽鸟了。诗人说：这许多不可攀登的峥嵘的山岩，真是旅人怕走的道路(畏途)。在这一路上，你能见到的只是古树上悲鸣的鸟，雌的跟着雄的在幽林中飞绕。还有蜀地著名的子规鸟，常在月下悲鸣。据说古代有一个蜀王，名叫杜宇，号为望帝。他因亡国而死，死后化为子规鸟，每天夜里在山中悲鸣，好象哭泣一样。这一句诗的读法，一向有不同的意见。近年来出版的选注本，都断句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成为七字一句，三字一句。我以为这样读法是错的，应该是两个五字句。古书没有标点，也不断句，很难知道古人把这句诗如何读法。但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钱良择的《唐音审体》，都是清初刻本，都是圈断了句子的。他们把这一句定为“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我以为这样断句较为适当。它是两个五言句，不是七、三句法。理由是：“愁空山”三字不成句。歌行中的三字句，常常是两句连用，很少单独用的。这在李白诗中可以找到不少例证。只因为“子规啼月”、“蟪蛄啼月”在唐诗中往往可见，所以许多人不敢把“夜月”二字和“啼”字分开，于是读成了上七下三的句法。至于“夜月愁空山”这一句的意思是：在空山之中，明月之下，使行人为之忧愁。李白有一首《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绝句也用同样的意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过夜郎西。　　 　　以这首诗的第一句和第三句为证据，可知李白写的是两个五言句，而不是上七下三的句法。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把此句十字连为一句读，而解释道：“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並无有人迹。空山古木间，日之所见者，但是悲鸟雌雄威群而飞；夜之所闻，但是子规月下啼血最苦。”历来讲唐诗者，这段讲解最为突出。他躲躲闪闪地讲了一通，我们竟看不出他怎样分析这个十字句法。　　 　　以下还有一韵二句，是第二段的结束语。先重复一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接着说：使人听了这些情况，会惊骇得变了脸色。“凋朱颜”在这里只能讲作因惊骇而“色变”的意思，虽然在别处应当讲作“衰老”。　　 　　第二段以下，韵法与章法似乎有点参差。现在我依韵法来写，分为三段。但如果从思想内容的结构来看，实在只能说是两段。从“连峰去天不盈尺”到“胡为乎来哉”是一段，即全诗的第三段。从“剑阁峥嵘而崔嵬”到末句是又一段，即全诗的第四段，第三段前四句仍是描写蜀道山水之险，但作者分用两个韵。“尺”、“壁”一韵，只有二句，接下去立刻就换韵，使读者到此，有气氛短促之感。在长篇歌行中忽然插入这样的短韵句法，一般都认为是缺点。尽管李白才气大，自由用韵，不受拘束，但这两句韵既急促，思想又不成段落，在讲究诗法的人看来，终不是可取的。　　 　　这一段前二句形容高山绝壁上有倒挂的枯松，下二句形容山泉奔瀑，冲击崖石的猛势，如万壑雷声。最后结束一句“其险也如此”。这个“如此”，并不单指上面二句，而是总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以下的一切描写。在山水形势方面的蜀道之险，到此结束。此下就又接一个问句：你这个远路客人为什么到这里来呢?这又是出人意外的句子。如果从蜀中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们这地方，路不好走，你何必来呢?如果站在送行人的立场来讲，就是说：如此危险的旅途，你有什么必要到那里去呢?　　 　　接下去转入第四段，忽然讲到蜀地的军事形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于固守，难于攻入。象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亲信可靠的人去镇守，就非常危险了。这几句诗完全用晋代张载的《剑阁铭》中四句：“一人荷戟，万夫趑趄，形胜之地，匪亲弗居。”李白描写蜀道之难行，联系到蜀地形势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事实上已越出了乐府旧题“蜀道难”的范围。巴蜀物产富饶，对三秦的经济供应，甚为重要。所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句就说蜀地“城阙辅三秦”，也是指出了这一点。李白作乐府诗，虽然都用旧题，却常常注入有现实意义的新意。这一段诗反映了初唐以来，蜀地因所守非亲，屡次引起吐蕃、南蛮的入侵，导致生灵涂炭的战争，使三秦震动。　　 　　这一段诗，在李白是顺便提到，作为描写蜀道难的一部分。但却使后世读者误认为全诗的主题所在。有人以为此诗讽刺章仇兼琼，有人以为讽刺严武，有人以为讽刺一般恃险割据的官吏，都是为这一段诗所迷惑，而得出这些结论。但是，这几句诗，确是破坏了全诗的统一性，写在赠友人入蜀的诗中，实在使人有主题两歧之感。明代的李于鳞，曾评李白的歌行诗云：“太白纵横，往往强弩之末，间以长语，英雄欺人耳。”(《艺苑卮言》卷四引)对于这一段诗，我也认为是“强弩之末”的“长语”(多馀的话)。　　 　　现在我们把全诗的骨干句子集中起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问君西游何时还?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侧身西望长咨嗟!　　 　　这就是《蜀道难》的全部思想内容。其他许多句子，尽管写得光怪陆离，神豪气壮，其实都是这些骨干句子的装饰品。读李白这一派豪放的乐府歌行，不可为一大堆描写的句子所迷乱，应当先找出全诗的骨架子。这个读法，我称之为剥皮抽筋法。 　　李白的乐府诗，其句法、章法都是直接继承楚辞和汉乐府的。他用的都是乐府旧题，诗的内容也大多依照传统的题意。从这三方面看，他的乐府诗，对齐梁以来的乐府诗来说，确是复古。但是，他有针对现实的主题，他的辞藻表现着充沛的时代精神，诗的形式也大胆地摆脱了一切古典的束缚。从这三方面看，他的乐府诗是新创的唐诗。他给古老的乐府诗注入了新的生命，影响了以后许多诗人，使乐府诗也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传统。　　 　　历来对李白乐府诗的评论，我以为胡震亨的一段话讲得最好，现在抄录在这里，以代结语：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遭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水旨。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由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迹。今人但谓李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唐音癸签》卷九)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 　　【增记】 　　近日又阅唐写本诗选残卷，李白《蜀道难》诗写本文句与今世传本大有异同，有可以校正今本之误者，亦有抄写者的笔误，不可信从的。惟“子规”一句，唐写本作“又闻子规啼月愁空山”，乃是二、七句法，与上文“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句式相同。“然后”，“又闻”都是衬字，下面各带一个七言句，我以为这个句式比较好，它与上下句和谐，读起来流畅。但是，这一句在《河岳英灵集》中已作“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还在敦煌写本以前，亦不可能定为后人删去“夜”字。因此，李白此句原本如何，已无从考定，我只能依今本字句，读作五言二句。　　 　　又，唐人写本没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二句。我也以为较好。因为上文没有描写锦城之乐，这里就不应该忽然提到锦城之乐。这二句如果用作全诗的结语，倒也还可以，但下面明明还有一句重复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全诗以这一句领起，底下两大段，都以这一句作结束。可知李白作此诗，章法很整齐。唯有这“锦城”一句，又是多馀话中的多馀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五日　　 　　①母题:是英语Motif的译名。用在文学上，即是主题。用在民俗学上，指神话、传说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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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李白：战城南

去年战，桑乾源；　　 　　今年战，葱河道。(韵一)　　 　　洗兵条支海上波，　　 　　放马天山雪中草。　　 　　万里长征战，　　 　　三军尽衰老。　　 　　匈奴以杀戮为耕作，　　 　　古来唯见白骨黄沙日。(韵二)　　 　　秦家筑城备胡处①，　　 　　汉家还有烽火然。　　 　　烽火然不息，　　 　　征战无已时。(韵三)　　 　　野战格斗死，　　 　　败马号鸣向天悲。　　 　　乌鸢啄人肠，　　 　　衔飞上挂枯树枝。　　 　　士卒涂草莽，　　 　　将军空尔为。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战城南”是汉代鼓吹乐中铙【nao】歌十八曲之一。铙歌是一种军乐，行军时用短箫和铙钹伴唱，故又称短箫铙歌。汉代的“战城南”曲辞，大意是描写将士英勇作战，身死阵地，自以为对君对国，效忠尽节，可是刀笔之吏，还有非议，以致功高而赏薄，欲为忠臣而不可得。李白此诗，也是描写捍卫边防的战士。题材是继承了旧传统的，但主题思想却稍有改变，针对着当时的现实情况了。　　 　　《旧唐书·王忠嗣传》说：天宝元年，王忠嗣率师北讨契丹，战于桑乾河，三战三胜。又《李嗣业传》说：李嗣业曾讨伐勃律，打通了去葱岭的道路。李白此诗开头两句，如果就指这两次战役，那么可以推测此诗作于天宝二年(公元七四三年)。　　 　　条支是汉代西域一个小国，在青海边上。这里两句是说唐军在青海上洗兵器，在天山下牧马，他们离家万里，永远过着战斗生活，人都衰老了。以上是全诗第一段，即第一韵六句，首先就说明了题目虽旧，内容却是时事。　　 　　第二段即第二韵四句，说匈奴没有农业生产，他们的生产劳动，就是以杀牛杀羊，乃至劫掠杀人，以代替耕作。自古以来，他们的田，不是稻田、麦田，而是白骨田、黄沙田。秦朝时在边境上构筑的城堡，到了汉朝时还经常燃烧着报告敌人入侵的烽火。这一段是简练地概括一下，在我国漫长的边境上，历代以来都有各个种族的敌人入侵，引起了战争。　　 　　第三段较长，也用一个韵，十句。“烽火然不息”二句是第二、三段之间的一个连锁：从秦汉到如今，烽火燃烧不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参加野战的兵士在格斗中死亡，留下来的败阵之马在向天悲嘶，乌鸢飞下来啄食死人的肠子，衔着飞去挂在枯树枝上。在如此剧烈的激战中，兵士的血污染了草莽，将军也只剩一个空名。“将军空尔为”这一句，在语法上是“空尔为将军”的倒装。空尔即徒然，“尔”字是副词的语尾形式。全句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只成了一个空头将军”。结尾二句，完全用老子《道德经》的话：“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由于看到了这样惨酷的战争，才知道武器实在不是好东西，圣人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贸然使用的。圣人，指帝王。这两句完全是散文句，李白开始大胆地用在诗里。者、而、之这些虚字，虽然先已有人用过，也没有李白那样突出地用。这都是李白诗的特征。“败马”、“乌鸢”一段，只是稍稍改变了汉乐府的辞句。现在把汉乐府的前半首抄在这里，以供对照。 　　战城南，死郭北，　　 　　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　　 　　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　　 　　枭骑战斗死，驽【nu】马徘徊鸣。　　 　　在开元、天宝年间，玄宗好大喜功，在各方面边境上，对奚、契丹、突厥，吐蕃等经常用兵。虽然最初总是敌人先来侵犯，劫掠我边境，但在打退敌人以后，就不免要乘胜远征，而那时便会转胜为败，全军覆没。所以盛唐诗人以边塞为题材的诗，常常反映出一种既肯定战争又否定战争的矛盾心理，这在岑参、高适、王维的诗里，都可以找到例证。李白这首诗的第二段明白地说战争起于胡人入侵，那么第三段应当描写我军人卫国战争的壮烈场面。可是作者却描写了战争的惨酷。而且结句又并不对这场战争有什么赞扬。他主张兵器应该是“不得已而用之”，什么情况才是“不得已”呢?作者没有在这里说明，但已在《古风》第十四首中说了：　　 　　不见征戍儿，岂知关塞苦。　　 　　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　　 　　王昌龄也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他们都是同样的思想，以为只要坚守国防，不让敌人侵入，就可以免得“士卒涂草莽”。万一敌人竞敢于入侵，那就只好动用武器，把他们打退。这就是所谓“不得已”的时候。在我国的历史上，对待强邻压境的政策，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偶尔有几个皇帝发动扩张主义的战争，就会受到人民的讽刺或责怨。盛唐诗人写边塞战争的诗，可以说是反映了人民的意志的。　　 　　《战城南》是李白几十首乐府诗中最浅显明白的。运用汉代乐府歌辞的那几句，可以说是有点抄袭嫌疑，因为基本上还是用了原意，没有脱胎换骨。选李白诗的人，不很愿意选这一首，因为不够代表李白的豪放风格。我现在选讲这一首，是为了给学诗或作诗的青年提供一个适当的范本，如果参看汉乐府原作，可以懂得古诗变为近体诗的道路，用旧瓶装新酒的手法，以及正统乐府诗的模式。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①“备胡”诸本均作“避胡”，惟唐写本作“备胡”，较胜。今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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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李白：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韵一)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韵二)　　 　　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韵三)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邱生，(韵四)　　 　　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鼎玉帛岂足贵，　　 　　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韵五)　　 　　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　　 　　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韵六)　　 　　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现在再讲一篇李白的古题乐府诗《将进酒》，也是汉代短箫铙歌之一。汉代乐府歌辞原文，因为声辞杂写，故不能了解其意义。只有第一句是“将进酒”，后世文人拟作，都是吟咏饮酒之事。李白此诗，也沿袭旧传统，以饮酒为题材。　　 　　这首诗用三言、五言、七言句法错杂结构而成，一气奔注，音节极其急促，表现了作者牢骚愤慨的情绪。文字通俗明白，没有晦涩费解的句子，这是李白最自然流畅的作品。　　 　　全诗转换了六个韵。第一、二韵六句合为一段。此后每韵自成一个思想段落。开头四句用两个“君不见”引起你注意两种现象：“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是比喻光阴一去不会重回，“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是说人生很快便会衰老。青春既不会回来，反而很容易马上进入老年，所以人生在得意的时候，应当尽量饮酒作乐，不要使酒杯空对明月。这是第一段的内容，它也象《蜀道难》一样，一开头就从题目正面落笔。“君不见”是汉代乐府里已经出现的表现方法，意思是“你没有看见吗?”跟我们现在新诗里用“看啊”、“你瞧”一样，是为了加强下文的语气。李白诗中常用“君不见”，这三个字不是诗的正文，读的时候应当快些。我们如果把两个“君不见”都删掉，也没有关系，诗意并无残缺。而且删掉之后，这一段就是整整齐齐的六个七言句，更可以看出这两个“君不见”是附加成分。在七言歌行中，这一类的附加成分，我们借用一个南北曲的名词，称之为“衬词”，因为它们只起陪衬的作用，不是歌曲的正文，唱起来也不占节拍。但是，如果“君不见”三字不在七言句之外，那就不能算是衬词。李白另一首诗云：“君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樽酒中。”(《携妓登梁王棲霞山孟氏桃园中》)这又是一种用法。如果把这个“君不见”也作为衬词，则第一句只有五字，而全诗却都是七言句。如果把“君不见”认为诗的正文，则这一句有八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全句仍是七言，多出来的一个字是衬字。“君不见”三字只抵二字用，应当读得快，让它们只占两个字的音节。南北曲和弹词里，这种衬词很多，因此产生了这个名词。唐代虽然还没有这个名词，但象“君不见”之类的附加成分，实在已是曲子里用衬词的萌芽。此外，李白还有一首《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有： 　　君不见，李北海，　　 　　英风豪气今何在?　　 　　君不见，裴尚书，　　 　　土坟三尺蒿藜居。　　 　　这是构成了两个三字句，也不能说是衬词了。　　 　　第二段四句，大意说：天既生我这个人材，一定会有用处。千金用完，也不必担优，总会得再有的。眼前不妨暂且烹羊宰牛，快乐一下。应该放量饮酒，一饮就是三百杯。这一段诗，表面上非常豪放，其实反映着作者的牢骚与悲愤。言外之意是象我这样的人材，不被重用，以致穷困得在江湖上流浪。　　 　　第三段再对两个酒友发泄自己的牢骚。岑夫子是岑勋，年龄较长，故称为夫子。丹邱生是一个讲究炼丹的道士元丹邱，李白跟他学道求仙，做了许多诗送他。这里，诗人劝他们尽管开怀畅饮，不要停下酒杯。我唱个饮酒歌给你们两位听：钟鼎玉帛，这种富贵排场的享乐，我以为不值得重视，我只愿意永远醉着不醒。自古以来，一切圣人、贤人都已经寂寞无名，谁也不知道他们。只有喝酒的人，象刘伶、陶渊明这些人，倒是千古留名的。从前陈思王曹植有两句诗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名都篇》)是说他打猎回来，在平乐观里宴请朋友和从臣，饮万钱一斗的美酒，大家尽情欢乐谈笑，现在我们的主人为什么说没有钱，舍不得打酒呢?应该立刻就去打取美酒,来请大家喝个痛快。这一段四韵八句就是“请君为我侧耳听”的一曲歌，是诗中的歌。“钟鼎”是“钟鸣鼎食”的简用，“玉帛”是富贵人的服御。这四个字就代代富贵人的奢侈享受。诗人说，这些都不足贵重，只要有酒就成了。“主人”是讽刺他自己，也可以说是自嘲。上文说过“千金散尽还复来”，可见现在正是“少钱”的时候。钱少，也不要紧，酒总得要喝，于是引出了最后一段三句：好吧，现在手头虽然没有钱，家里还有一匹五花骏马，还有一件价值千金的狐裘，立刻叫儿子拿出去换取美酒，和你们喝个痛快，把千秋万古以来的愁绪一起销解掉。　　 　　李白的诗，以饮酒、游仙、美女为题材的最多，后代的文学批评家常以此为李白的缺点。例如王安石就说：“李白诗词，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言妇人与酒耳。”所谓其识污下，就是世界观庸俗。这种批评，虽则也有人为李白辩护，但在李白的诗歌里，高尚、深刻的世界观确是没有表现。他只是一个才气过人的诗人，能摆脱传统创作流利奔放的诗篇。至于对人生的态度，他和当时一般文人并没有多大不同。早期的生活，就是饮酒作诗，到处旅游。后来跑到长安，认识了贺知章。贺知章极欣赏他的诗，把他推荐给玄宗。于是玄宗留他在宫里做一名翰林供奉。“翰林供奉”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当明皇和杨贵妃赏花饮酒作乐的时候，找他来做几首新诗谱入歌曲。这就是翰林供奉的职务。它并不是一个官。然而李白做了翰林供奉却骄傲得很。他有好些诗自画他当时的得意情况：“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东武吟》)又云：“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这是说王公宰相都来和他交朋友了。“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流夜郎赠辛判官》)是说当时和他饮宴的都是王公贵人。“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是说从前瞧不起我的人，现在都来巴结我了。此外，他还有不少诗句，夸耀他的得意时候。大约正是这种骄傲自大态度，得罪了不少人，使玄宗左右那些李林甫，杨国忠之流对他不能容忍，在玄宗面前挑拨了几句，他就被放逐出宫廷。他自己说当时是“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可见他自己也早就觉察到已经处于骑虎之势，正在无法脱身，而被龙尾巴一掉，便从天上摔下来了。此后，他又恢复了饮酒浪漫的生活，把自己装成一个飘飘然有仙风道骨的高人逸士，不时在诗里讽刺一下政治，好象朝廷不重用他，就失去了天下大治的机会。《盐铁论》里有一段大夫讥笑文学的话：“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cu】踖【ji】，窃仲尼之容；议论传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过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这些话都切中文人之弊。他们平时高谈阔论，目空一切，“心卑卿相”，人人自以为是伊、吕、管、晏。及至给他一个官做，也未见得能尽其职守。唐代进士初入仕途，往往从县尉做起，可是诗人中也没有出类拔萃的好县尉，而他们常在诗中发牢骚，嫌位卑官小，屈辱了他这样的人才。这种孤芳自赏的高傲情绪，从屈原以来，早就在我国文学中形成一个传统，而李白的表现，特别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以为我们学习古典文学，对历代作家这一种世界观的过度的表现，可以不必重视，更不宜依据他们的自我表扬，而肯定他们真是一个被压制的人才。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qin】崎、历落①、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但是他对政治社会的认识，还是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因此，我以为李白的诗，还不能说是一种积极的浪漫主义。就以饮酒为例，李白的饮酒和陶渊明的饮酒，显然不同。陶渊明的饮酒是作为一个农民，在劳作之后，饮几杯酒，以养性全神。他的饮酒的态度是：“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之八)李白的态度是：“人生得意须尽欢。”陶渊明说人家“有酒不肯饮”是因为“但顾世间名”(《饮酒》之四)，而李白却说：“惟有饮者留其名。”陶渊明为逃名而自隐于酒，李白则为争名而“一饮三百杯”。由此可知，陶渊明的饮酒，对人世社会好象是消极的，但他的人格却是积极的。李白则相反，他对人世社会好象还积极，而其人格却是消极的。我觉得李白的饮酒诗，只能比之为古代波斯诗人莪玛·哈耶谟和哈菲兹②，而不能和陶渊明相提并论。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两句诗曾引起过一些封建卫道者的批评，以为李白过于狂妄，难道连先圣先贤如孔子、孟子者，都是默默无闻，只有酒鬼留名于后世吗?编《唐文粹》的姚铉就把“圣贤”改为“贤达”，代李白纠正了失言。这种批评，其实是多馀的，读文艺作品不能如此认真，如此老实。这两句诗，仅是艺术上的夸张手法，不必看成思想的真实。宋代人讲究诗的各种炼句方法，把这种格式的诗句称为“尊题格”。在一个对比中，为了强调甲方而大大地压低乙方，这叫作“强此弱彼”的句法。也就是“尊题”的意思。李白为了夸大饮者，而贬低了圣贤的后世之名。白居易的《琵琶行》云：“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为了夸张商妇弹琵琶的美妙，就说得江州地方没有中听的音乐，有的只是很难听的山歌与村笛。韩愈的《石鼓歌》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为了夸大石鼓诗的典雅，甚至责怪孔子编《诗经》为什么不把这首诗收进去。还说，《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两部分的诗都是很“褊迫”而无曲折的。甚至还说孔子是一个“陋儒”。又为了夸大石鼓文的书法，而贬低王羲之的书法是庸俗的：“羲之俗书逞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以上二例，也都是尊题手法，在唐诗中是常见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日　　 　　①李白自己说：“仆嵚崎历落可笑人也。”见其《上安州李长史书》。　　 　　②莪玛·哈耶谟的《鲁拜集》，有郭沫若译本。哈菲兹也是古代波斯(伊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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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李白：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 　　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 　　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 　　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shan】【yan】溪。 　　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 　　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千岩万转路不定①，迷花倚石忽已暝。 　　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层巅。 　　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 　　列缺霹雳，丘峦崩摧。 　　洞天石扉，訇然中开。 　　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 　　霓为裳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 　　忽魂悸兮魄动，恍惊起而长嗟。 　　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 　　别君去兮何时还? 　　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②。 　　这是一首描写梦游天姥山的诗，杂用四、五、六、七言句，句法错落有致。转韵至十二次之多。或两句一韵，或三句一韵，或四句一韵，或五句一韵。韵法亦变化多端，或逐句抒韵，或隔句押韵。这是李白的典型作品。因为全诗以七言句为主，故一般选本都编入七言古诗或七言歌行类。 　　诗题据《河岳英灵集》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近代版本都已省作“梦游天姥吟留别”。前者说明是“别东鲁诸公”，可知是在离开齐鲁，正要南游淮泗的时期所作。当时听到有人夸赞越中(今浙东)天姥山风景之奇，因而中心向往，居然梦到天姥山去游览了一番，醒来就写出了这首诗，并且把它作为向东鲁几位朋友的告别辞。诗的内容是“梦游天姥山”，诗的作用是“留别”。要了解这首诗，必须把它的内容和作用联系起来：为什么作者要把一首记梦诗作为告别辞?这首诗与告别朋友的思想感情有什么关系? 　　因为韵法与思想程序有参差，这首诗不宜按韵法来分段。现在我们按思想程序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开头四韵十句，这是全诗的引言。第二段从“湖月照我影”到“失向来之烟霞”共五韵二十八句。这是全诗的主体，描写整个梦境，直到梦醒。以下是第三段，二韵七句，叙述梦游之后的感想，总结了这个梦，作为向东鲁朋友告别的话。 　　李白在好几首诗中，向往于蓬莱仙界，希望炼成金丹，吞服之后，飘然成仙，跨鹤骑鹿，远离人世，邀游于神仙洞府。但在这首诗中，一开头就否定了瀛洲仙岛的存在。他说：航海客人谈到瀛洲仙岛，都说是在渺茫的烟波之中，实在是难以找得到的地方。可是，越人谈起天姥山，尽管它是隐现于云霓明灭之中，却是有可能看见的。这四句是全诗的引言，说明作此诗的最初动机。“瀛洲”只是用来作为陪衬，但却无意中说出了作者对炼丹修仙的真正认识。“信难求”这个“信”字用得十分坚决，根本否定了海外仙山的存在，也从而否定了求仙的可能性。然则，李白的一切游仙诗，可知都不是出于他的本心。连同其他一切歌咏酒和女人的诗，都是他的浪漫主义的外衣。杜甫怀念李白的诗说：“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已把李白当时的情况告诉我们了。他是“佯狂”，假装疯疯颠颠。他这种伪装行为，在杜甫看来，是很可哀怜的。因为杜甫知道他有不得不如此的理由，下面更明白说出“世人皆欲杀”，这也不是一般的夸张写法。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有许多人憎恶或妒忌李白，或者是李白得罪了不少人，而杜甫呢，他是李白的朋友，他对李白的行为即使不很赞同，但对李白的天才却是佩服的，所以他说“吾意独怜才”。 　　第三韵四句是概括越人所说天姥山的高峻。它高过五岳，掩蔽赤城。赤城是天台山的别名。天台山已经很高了，对着天姥山，却好象向东南倾倒的样子。四万八千丈，当然是艺术夸张，珠穆朗玛峰也只有八千八百四十多公尺高，因为听了越人的宣传，我就想去看看。谁知当夜就在梦中飞渡镜湖(在今绍兴)，再东南行，到达了天姥山。“吴越”在此句中，用的是复词偏义，主要是“梦越”，为了凑成一句七言诗，加了一个“吴”字。 　　第二段，全诗的主体，描写梦游天姥山的所见所遇。文辞光怪离奇，显然是继承了楚辞的艺术传统。作者告诉我们：他飞过镜湖，到了剡溪(今嵊县)，看到了南朝大诗人谢灵运游宿过的地方。湖泊里有渌波荡漾，山林中有猿啼清哀。他也仿效谢灵运，脚下趿着为游山而特制的木屐，登上了高山③。从此一路过去，到了天姥山。走在半峰上，就看到海中日出，又听到天鸡的啼声。经过了许多崎岖曲折的山路之后，正在迷途之间，天色忽已暝暮。这时听到的是象熊咆龙吟的瀑布之声，看到的是雨云和烟水。这种深山幽谷中的夜景，别说旅客为之惊心动魄，就是林木和峰峦，也要觉得战慄。这时候，忽然又遇到了奇迹，崖壁上的石门开了。其中别有一个天地，别有一群人物。他看到许多霓裳风马的“云之君”和鸾凤驾车、虎豹奏乐的“仙之人”，不觉吓了一跳，蓦然醒来，只看到自己的枕席；而刚才所见的一切云山景物都消失了。 　　“云之君”是神，“仙之人”是仙人，合起来就是神仙。李白爱好修道求仙，为什么遇到这许多神仙，非但并不高兴，反而惊慌起来呢?这一惊慌，使他的游兴大受打击，在惊醒之后，便勾引起深深的感慨，甚至长叹起来。于是接下去产生了第三段。 　　就全篇诗意来看，第三段才是真正的主体，因为作者把主题思想放在这一段里。但是在这第三段的七句中，我们可以找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意思是说：人世间一切快乐的事都象做了一个美梦，一下子象水一般流失了。这是一种消极的世界观,对人生的态度是虚无主义的。另一个概念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一个不为权贵所屈的诗人，从趋炎附势的社会中脱逃出来以后的誓言，它反映一种积极的世界观，一种反抗精神。这两种思想显然是不同路，甚至是相反的，然而作者却把它们写在一起。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到底那一个是作者的主题呢? 　　当然，从来没有一个读者只看见作者这一个思想而无视于另一个思想。但在二者的轻重之间，或说因果之间，看法稍有不同，就可能从这首诗得到不同的体会。作《唐诗解》的唐汝询是偏重于前一种思想的。他说： 　　将之天姥，托言梦游以见世事皆虚幻也。……于是魂魄动而惊起，乃叹曰：“此枕席间岂复有向来之烟霞哉?”乃知世间行乐，亦如此梦耳。古来万事，亦岂有在者乎?皆如流水之不返矣。我今别君而去，未知何时可还。且放白鹿于山间，归而乘之以遍访名山，安能屈身权贵，使不得豁我之襟怀乎? 　　这样讲法，就意味着作者基于他的消极的世界观而不屑阿附权贵，因为这也是一种虚幻的事情。诗中所谓“世间行乐亦如此”，这个“此”字，就应当体会为上面二句所表现的梦境空虚。 　　作《诗比兴笺》的陈沆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偏重在后一种思想： 　　此篇即屈子《远游》之旨，亦即太白《梁甫吟》“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之旨也。太白被放以后，回首蓬莱宫殿，有若梦游，故托天姥以寄意……题曰“留别”，盖寄去国离都之思，非徒酬赠握手之什。 　　这样讲法，情况就不同了。它意味着作者基于他的积极的世界观，揭发和控诉了明皇宫中充满着忌才害贤的小人，使他来不及有所作为，就被排挤出来。他回忆在宫廷中的生活，简直象个恶梦，至今心有馀悸。于是“世间行乐亦如此”这一句就应当了解为指宫廷中的快乐生活，也象恶梦一样，只会使人心悸。作者有了这样的觉悟，于是就鄙弃一切，对“古来万事”都有空虚之感。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格，为了维护自己的心灵，宁可从此骑鹿游山，决不再低眉折腰去讨好权贵们了。 　　我同意陈沆的讲法。把第二段诗句仔细体会一下，可知作者所要表达的不是梦境的虚幻，而是梦境的可怕。游天姥山是一个可怕的梦；在皇帝宫中做翰林供奉，也是一个可怕的梦。如果说作者主题是描写梦境的虚幻，那又与“摧眉”句有什么关系?依照唐汝询的讲法，这第二段的创作方法是单纯的赋，依照陈沆的讲法，却是“赋而比也”。 　　陈沆引用李白另一首诗《梁甫吟》来作旁证，确实也看得出这两首诗的描写方法及意境都有相似之处。李白有许多留别诗，屡次流露出他被放逐的愤慨。把这些诗联系起来看，更可以肯定游天姥山是游皇宫的比喻。有一首《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的五言古诗，就紧接编在《梦游天姥山》之后。曹与鲁是邻境。前诗留别东鲁诸公，后诗留别曹南群官，可知是作于同一时期。这首诗开头说自己早年修道求仙，后来碰上运气，供奉内廷。有过一些建议，很少被采用，只得辞官回家。下文说：“仙宫两无从，人间久摧藏。”这是明白地说学道做官都失败了，只落得在民间没落和流浪。《梦游天姥山》开头二句是说求仙“无从”，其次二句是说进宫或有希望。此下描写天姥山景色一大段实质是描写宫廷。结论是宫廷里也“无从”存身。“仙宫两无从”这一句可以说就是《梦游天姥山》的主题。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 　　①“千岩万转”疑为“万壑”之误，李白《送王屋山人》诗云：“遥闻会稽美，且度耶溪水。万壑与千岩，峥蝾镜湖里。”可证。但各本皆作“万转”，不敢妄改。 　　②此句《河岳英灵集》怍“暂乐酒色凋朱颜”。 　　③谢灵运游山，把他的木履改装了一下，上山时去其前齿，下山时去其后齿，当时称为谢公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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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李白：五言律诗三首

现在选讲李白的三首五言律诗，代表他的律诗的几个方面。李白的诗，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以乐府歌行为主。其次是古体，其次是绝句。五、七言律诗止能挂在最后。在五、七律之间，七律更是既少且弱。《金陵凤皇台》一首，恐怕要算是最杰出的了。第一首，我们选：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典型的唐律。李白诗才奔放，适宜于纵横错落的歌行句法。碰上律诗，就象野马被羁，只好俯首就范。这首诗是他的谨严之作，风格已逼近杜甫了。 　　诗是为送别友人而作，开头二句就写明送别之地。北郭东城，不宜死讲，总在城外山水之间。看到这种修辞方法，不必提出疑问：到底是在东城呢，还是在北郭?反正你可以体会作东北郊，也就差不多。如果作者说北郭南城，或西郊东野，那就该研究一下了。 　　第三句紧接上文，点明题目，底下即承以“孤蓬万里征”一句，说明这位朋友是孤身漂泊，远适异乡。可见主客双方，都不以此别为乐事。萧士赟注此句云：“孤蓬，草也。无根而随风飘转者。自喻客游也。”(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他说此句是作者自喻客游，大误!被他这样一讲，这首诗变成“别友人”而不是“送友人”了。这一联诗句，从思想内容来讲，是一个概念，或说二句一意：我们在此地分别之后，你就象蓬草似的飘零到远方去了。上句与下句连属，都不能独自成为一个概念。但从句子形式来讲，它们是很工稳的一对。词性结构，毫不参差。它们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样，也是一副流水对。不过，“一为”对“万里”，也有人认为不够工整。“为”是虚字，“里”是实字。凡词性不同的对仗，例如以状词对名词，象“云雨”对“长短”之类，又如这一联的以虚字对实字之类，晚唐以后的诗人都尽量避免。宋人称为这是犯了“偏枯”之病。但在初、盛唐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不以为是诗病。 　　“浮云”、“落日”一联是即景抒情。友人此去，成为万里孤蓬，他的心情，岂非宛如眼前的浮云；送行的老朋友，对此落日斜阳，更有好景不长、分离在即之感。唐汝询在《唐诗解》中引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为此二句作注释，很容易迷惑读者。因为“浮云蔽日”与“浮云落日”这两个成语，诗人使用时大有分别，决不可混而为一。此诗“浮云”与“落日”分开用，便无“浮云蔽日”之意。“浮云游子意”也不是“游子不顾返”的意思，这里的“落日”，如果要注明来历，似乎可以引用陈后主的诗“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自君之出矣六首》之四)较为适当。李白有许多送别诗，常用“落日”暗示离别之情。例如《送裴大泽诗》：“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又《灞陵行送别》：“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又《送杜秀之入京》诗：“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烟。”又《送族弟錞》诗：“望极落日尽，秋深瞑猿悲。”皆明用“落日”。此外还有《送张舍人》诗：“白日行欲暮，沧波杳难期。”《送吴五之琅琊》诗：“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送裴十八归嵩山》：“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都是写到落日的。这是因为唐人送别必有饮宴，主客分手，必在日落之时。看了以上这些同样的诗句，可以肯定这是即景抒情的句子。 　　结尾一联写友人既已挥手上路。送行者情绪很忧郁。但作者不直说出来，而用“萧萧班马鸣”来表达。班马是离群之马，送行者的马与友人的马，也早就是好朋友。一朝分别，马也不免悲嘶。马尚如此，更何况人!清人顾小谢《唐律消夏录》在此句下批释道：“尚闻马嘶，荡一句。”他的意思是说：友人既别，行行渐远，已望不见，然而还听到马嘶之声。故以此句为荡开一笔的写法。这样讲固然也通，但作者用“班马”一词的意义却透豁不出来。所以我还宁可用我的讲法，认为这是深入一句，而不是荡开一句。 　　第二首，我们选取：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牛渚是一座山名，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山北突出在长江中，称为牛渚矶，是江船停泊的地方。“怀古”是诗的内容类别，在“咏怀”与“咏史”之间。方虚谷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己。”(《瀛奎律髓》)讲得似乎太简单，但大致如此。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怀古诗不知起始于何人，《文选》里有“咏史”、有“咏怀”，而无“怀古”，大约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李白停船在牛渚矶下，想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事。东晋时代，有一个出身孤贫的青年袁宏，能做诗。他有五首咏史诗，是得意之作。他的职业是为大地主或公家运送租米。有一天夜里，他的米船停在牛渚矶下。他闲着就吟诵自己的咏史诗。这时，镇守牛渚的是镇西将军谢尚，当时的大贵族、大诗人。他恰巧带着部下泛船巡江。听到袁宏的吟诗声，便派人查问是谁。知道了是袁宏，便请他上自己的大船，和他投机地谈了通宵。此后就请他在自己幕府中担任参军。从此袁宏的名气大了，官至东阳太守。 　　李白在牛渚停船，想起了袁宏和谢尚的故事，便写出了这首诗。诗很浅显，只要知道这个故事，便能懂得。开头两句是叙述：地点是在西江上的牛渚。时间是夜里。风景是“青天无片云”。这样就点明了诗题“夜泊牛渚”。南朝的京都是建业(今南京)。从建业到现在的九江，这一段长江，当时称为西江。第三、四句说自己在船上赏月，因而想起了谢将军。这就交代了诗题的“怀古”。为什么说是“空忆”呢?因为光是怀念，也无用处。这个“空”字的意义在下面二句。我也能象袁宏那样的高声吟诗，而象谢尚那样的人却听不到。这五、六句是全诗的主题思想。所谓“怀古”，其实是慨叹当今没有赏识他的人，没有提拔他的人。于是，只得待到明天，在纷纷落叶中，挂帆开船而去。 　　这首诗是李白的著名作品。写得极自然、清净。修辞全用白描手法，一点不渲染、夸张，和他的乐府歌行对读，好象是两个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既采用律诗形式，便无法施展其豪迈奔放的才华。但这首诗和第一首诗不同，他的不受拘束的性格，还是表现在这首诗里。我曾讲过孟浩然的《洛下送奚三还扬州》，那是一首全篇无对句的五言律诗。我提出来作为五言古诗发展为五言律诗的轨迹。现在李白此诗也是同一类型。音节、平仄，全是律诗，可是没有一联对句。 　　可以设想，李白大概愿意接受音节和平仄粘缀的规律，而不愿意接受对偶的规律。所以这首诗仍然表现了他的不羁的性格。杨升庵说这种诗是平仄稳贴的古诗，这是依据句法来给它归类。但是，从来选诗者都没有把它选入古诗类中，可知大家都承认它是律诗。 　　李白有《宫中行乐词》八首，现在我选讲其第二首：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宫中行乐词》是乐府旧题，这一组诗原来也编在“乐府”类中，但它们的形式完全是五言律诗，所以和其他二首律诗放在一处讲。 　　李白以布衣身份被玄宗召见后，就被留下为“翰林待诏”。翰林是学士办公的屋子。待诏是职称，还不是官名，意思是还在等待正式任命。他的职务是撰写宫中随时需要的文件，但不是正式的诏令文件。玄宗很欣赏李白的诗才，每当他和杨贵妃赏花饮酒，常常命李白撰作歌词，使乐工谱为新曲，现在李白诗集中有《清平调词》三首和这《宫中行乐词》八首，都是在宫中奉诏而作。 　　孟棨【qi】的《本事诗》中记载了《宫中行乐词》的故事，今节录于此： 　　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三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侍扶掖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立寺】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从这段记载，可知《宫中行乐词》原有十首，今李白诗集中止有八首。“柳色黄金嫩”原是第一首，今本诗集中却编在第二首。采用五言律诗形式，乃是玄宗故意考验李白的。李白总算没有考个不及格，十首诗还写得相当可观。不过，孟棨的《本事诗》止能看作小说家言，未必都是记实。关于这八首诗的故事，也未可尽信。 　　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游乐宴会服务的作品，风格还继承着南朝宫体，使用华丽浓艳的字句，描写宫中奢侈享乐的生活，最后以颂扬作结束。这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没有自己的本色文字。止要能配合曲子，使歌妓唱出一支新歌，博得皇帝贵妃高兴，就是成功。 　　这首诗第一联写时季：是柳色嫩黄，梨花如雪的时候。第二联写地点：是养畜着翡翠和鸳鸯的玉楼金殿。第三联写行乐：精选的妓女，随着皇后的车子。她们都从闺房里出来献歌。第四联用问答句法颂杨贵妃：宫中谁是第一美人呢?是在昭阳宫中的赵飞燕。这首诗对仗极工稳，声调平仄；字字合律。除了重复一个“金”字之外，可以说是标准的五言律诗。但是内容却十分空虚，几乎没有主题思想。一切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奉诏、应制、应令、应教、省试，以至于明清二代的试帖诗，全都是这样一种徒有华丽的衣饰而无血肉灵魂的伪文学。萧士贇【yun】解这几首诗，以为有讽谏的意义。“玉搂金殿”一联是讽刺玄宗不延请贤人君子，而使女子小人居住在那里。这种解释，岂不可笑? 　　李白把杨贵妃比之为赵飞燕，自以为恭维得很恰当。在《清平调词》第二首中，也用同样的比喻：“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因得立为皇后。她在宫中做了不少争宠的坏事，甚至谋杀太子。当时朝野称之为“祸水”。李白以赵飞燕比拟杨贵妃，止是比喻其美貌和得宠，却没有想到高力士在贵妃面前挑拨离间，说李白贱视贵妃，有诽谤之意。因此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玄宗几次要给李白授官，都为贵妃阻挠，终于只得把李白“赐金放还”。这就是李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失败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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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台上忆吹箫·《元宵夜有感》

桂魄澄辉，花灯彩影，闲来南市重游。

盼故人能至，携手寻幽。

又恐相逢心乱，真无奈、何以多愁。

如今是，光阴荏苒，覆水难收。

回眸，薄情一去，同谁话凄凉，独倚高楼。

忆旧时前事，尚觉声柔。

深念良宵共语，牵离恨、兀自淹留。
空期许，风凝泪妆，莫问缘由。

却上心头

35杜甫：哀江头

李白和杜甫都是盛唐诗人。他们的诗，数量既多，又有独特的风格。李白树立了浪漫主义风格，杜甫树立了现实主义风格。在文学史上，他们是齐名的大诗人。但是，在当时，杜甫的声望却没有李白高。李白于开元末年到长安，得到贺知章的吹嘘，玉真公主的提拔，玄宗皇帝的赏识，很快就供奉翰林，成为煊赫一时的宫廷诗人，每一篇新诗，都传诵天下。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他于开元二十三年进士落第后，漫游伊、洛、齐、赵，至天宝五年才回到长安。这时，李白已失宠于玄宗，被放出官廷，开始其漫游生活。杜甫在长安六七年，默默无闻。后来，由于进呈《三大礼赋》、《封西岳赋》，歌颂了玄宗皇帝的几次大典礼，才得授官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明年就发生安禄山之乱，从此在兵慌马乱中过了三年狼狈生活，此后便回到成都。 　　他的诗篇，主要是记录安史之乱一段时期的个人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朝野的现实。在安史之乱以前，他的诗作不多，或者是留存不多。在开元、天宝年间，人们只知道李白，而不知道杜甫。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至天宝十二载(公元七五三年)间二十四位著名诗人的诗二百三十四首，其中有李白的诗十三首，而没有杜甫的诗。可知在开元、天宝年间，杜甫虽身在长安、洛阳，他的诗还没有得名。回到成都以后，诗越写越好，但是因为远离了文艺中心的长安，也还是不很著名。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至德元载(公元七五六年)至大历末年(公元七七九年)二十六位著名诗人的诗一百三十二首，也还是没有杜甫。由此可知杜甫与李白在当时并非齐名。一直要到元稹作杜甫的墓志铭，才极力推崇杜甫，以为非李白所能及。韩愈作诗，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之句，从此以后，论诗者才以李、杜并称。元稹的扬杜抑李，使后代的文学批评家提出了“李、杜优劣论”的问题，对于李、杜二人诗篇的谁优谁劣，历代以来，有过不少论辩。 　　李、杜二人都写了大量诗篇，李有诗一千首，杜甫诗一千四百首。选诗的人，常感到从他们二人的诗集中要选几首代表作，很不容易。元代的杨士弘编选《唐音》，干脆不收李白、杜甫和韩愈的诗。他的理由是“李、杜、韩诗，世多全集，故不及录”。这是掩饰之词。王维、白居易、李贺等人的全集，并未亡失，为什么都有选录呢?其真正的理由，首先是宋元时人以李、杜、韩为唐诗中杰出的三大家。他们地位高了，不可与其他诗人平列。另外一个理由是感到不容易选，故索性不选。 　　我现在选讲唐诗，对李、杜二家，同样也感到难于选材。不过我不是在编唐诗选集，不一定要选他们最好的诗。止因为他们的风格表现在各体诗中，为了全面欣赏，不能不多讲几首，因此作了硬性规定，每人精简到十首。 　　讲杜甫的诗。从《哀江头》开始：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堕双飞翼。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汙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肊，江水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天宝十五载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安禄山军队逼近长安。十二日，玄宗下诏亲征，事实上是仓皇逃难。此时杜甫在鄜州。七月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历史上称为肃宗。杜甫听到消息，就奔向灵武。可是在中途被安禄山军队截获，送回长安。在长安住到明年四月，才得脱身，到凤翔去谒见肃宗。被拘在长安的时候，杜甫看安禄山占领下的京都，一片荒芜杂乱的景象。许多贵族子弟，求生无计，困苦万状。他写下了《哀王孙》、《哀江头》等诗篇。 　　《哀江头》是至德二载春天，杜甫经过曲江时有感而作。曲江在长安城东南，是一个大池，故又名曲江池。据说这里是汉武帝开辟的一个风景区，当时称为宜春下苑。池中种满了荷花，隋文帝改名为芙蓉苑。唐玄宗也喜欢这里的景致，开元年间，曾大加修治，周围造起了离宫别馆，种上几万株杨柳花木。池中除荷花外，还有菱芡蒲苇。玄宗常和贵妃来此游览。长安人民也以此为游乐之处。每年正月晦日，三月上巳，九月重阳这三大节日，游人最盛。现在曲江遗址已在西安城外，只剩一块洼地。 　　这首诗的结构也象一般的乐府歌行一样，四句一转。开头四句用哭字韵。“少陵野老”是杜甫给自己题的别号。他又自称“少陵布衣”。因为他家住在长安城东南的少陵。“吞声哭”就是古文所谓“饮泣”，不敢出声的哭。“潜行”是偷偷地走过去，不敢公然在大路上走。“江曲”即“江头”，是弯曲的岸边。他独自一人，偷偷地到曲江去看了一下，只见江边的宫殿，如紫云楼、彩霞亭、芙蓉苑、杏园等，千门万户，都已锁上。江头依旧生长着细柳新蒲，可是它们已失去了主人，不知为谁而绿了。看了这样荒凉败落的景象，回忆过去的繁华热闹，这位少陵野老不禁暗暗地哭了。 　　以下四句转色字韵。回忆不久以前皇帝还同贵妃一起到南苑来游览，使苑中万物都大有光辉。“昭阳殿里第一人”是赵飞燕，杜甫也和李白一样，借来指杨贵妃。她和皇帝同坐在一辆车里，侍候在皇帝身旁。“霓旌”即彩旗。皇帝出来，前后有彩旗簇拥，故以霓旌代表皇帝的车驾。“南苑”即“芙蓉苑”，因为在曲江池的南头。 　　以下又是四句，仍用原韵。诗意说：御驾前护从的才人带着弓箭，骑着以黄铜为勒具的白马。她们回身仰天向云端里发射一箭，就射下了一只双飞的鸟。这四句诗，向来都解释为回忆玄宗与贵妃行乐的事。“忆昔”以下八句，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都是“追忆昔时之盛”。许多选本都采用“一笑”而不用“一箭”，以为这是指贵妃看到才人射鸟，破颜一笑。这是描写贵妃得宠的娇态。 　　对于这样讲法，我很怀疑。总觉得下文“明眸皓齿”一句接不上。我以为“忆昔”这二字止管到第四句“同辇随君侍君侧”，这是作者回忆到玄宗与贵妃同游曲江的盛况。“辇前才人带弓箭”以下四句，仍用原韵，改用象征手法，暗指贵妃之死。“辇”字是盛衰生死的转折点。前一个“辇”字是与君王“同辇”，后一个“辇”字是“辇前才人”。才人是宫中正五品的妃嫔，共有九名，她们是皇后的侍从，不是武官，向来不带弓箭。而作者却说她们带了弓箭。翻身、向天、仰射，接连用三个形容射箭姿态的词语，有何必要?我以为是作者暗示“犯上”的意思。尤其明显的是“双飞”，岂不是指玄宗与贵妃同辇逃难?一箭射下了其中之一，岂不是象征了贵妃之死?止有这样理解，才能与下句钩连。 　　以下四句，仍用原韵，写贵妃死后的情况。明眸皓齿的美人如今在那里呢?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血汙游魂了。这二句也是问答句法。贵妃之死，正史上的记载是缢死的。既不是被杀，也不是中箭。此句用“血汙”字样，不过夸张其死状之惨，不必根据杜甫此诗，为贵妃之死造成疑案。但是，以贵妃的身份，当时执行缢杀的人，决不会是军将，故作者安排了带弓箭的才人。射箭是虚构，才人可能是实情。以下二句写贵妃死后，玄宗入蜀的情况。一群人随渭水而东流，一群人深入剑阁。“去住彼此”这一句，向来有几种解释：朱熹以为“去”是指从剑阁入蜀的玄宗，“住”是指杜甫自己。唐汝询说：“所幸惟清渭之流，能遁剑阁，然而去住消息，彼此无闻矣。”(《唐诗解》)这是讲错了上句，而没有明释下句。吴昌祺说：“清渭二句，言父子相隔也。”(《删订唐诗解》)这是以为“去”指玄宗，“住”指肃宗。杨伦注曰：“清渭，贵妃缢处；剑阁，明皇入蜀所经。‘彼此无消息’，即《长恨歌》所谓‘一别音客两渺茫’也。”(《杜诗镜铨》)这是把“去”指玄宗，“住”指贵妃了。以上四种解释，朱熹、吴昌祺所释，几乎没有人赞同；杨伦所释，本于唐汝询，大概获得多数读者的同意，一般都是这样讲法。但我还觉得有些讲不通，因为贵妃已死，怎么还能说“彼此无消息”呢?这和“一别音容两渺茫”的意义是不同的。“彼此”是两个人。“两渺茫”的“两”字是指“音”和“容”。意思是既不能听到她的声音，又不能见到她的容貌，所以说“两渺茫”，并不是两个人彼此都感到渺茫。因此，我以为杜甫在此句中用“去住”、“彼此”，必然另外有意义。考《唐书·玄宗纪》说：当时杀死杨国忠、缢死杨贵妃之后，随从玄宗出奔的将士、官吏、宫女都口出怨言，不愿从行。玄宗无可奈何，止得说：“去住任卿。”①于是走散了许多人。玄宗到成都时，止剩军将官吏一千三百人，宫女二十四人。这就是杜甫用“去住”二字的根据。因此，我以为“去”指散伙的人，“住”指留下来护卫玄宗入蜀的人。从此，去者如渭水之东流，住者深入剑阁，彼此都不相干了。 　　最后四句，仍用原韵。大意说：人因为有情，所以看到曲江衰败的景况，不免要下泪；可是江水江花，却是无情之物，永远如此，没有兴衰成败。于是作者在悲怆之中，转身回家。此时已在黄昏时分，安禄山部下那些骑兵在城里乱闯，扬起了满城尘沙，使他提心吊胆，以致迷失了方向。本想到城南去，却望城北走了。 　　这最后一句，也有不同的文本。句尾三字，有的作“忘南北”，有的作“往城北”，同样都表现迷路之意。但历来注释者有不同的讲法。有的说杜甫家住城南，故“欲往城南”。因为肃宗即位于灵武，而灵武在长安之北。杜甫渴想到灵武去，故“望城北”。近人陈寅恪说：“杜少陵《哀江头》诗末句‘欲往城南望城北’者，子美家居城南，而宫阙在城北也。自宋以来，注杜者多不得其解，乃妄改‘望’为‘忘’，或以‘北谓向为望’为释。殊失少陵以虽欲归家而犹回望宫阙为言，隐示其眷念迟回，不忘君国之本意矣。”(《元白诗笺证稿》) 　　这两种讲法，都以“望”为看望。或者说杜甫要看望灵武，或者说他要看望宫阙。使人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走回家去看望城北，为什么不干脆到城北去看呢?再说，此时的宫阙，已被安禄山所占有，杜甫既“不忘君国”，似乎也不会恋念这个伪政权所在的宫阙。 　　把“望”字讲作“向”字，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提出的。他说：他看到的杜甫诗集，此句作“欲往城南忘城北”。但王安石有两首集句诗，都引用杜甫这一句，都是“望城北”。当时有人以为王安石写错了，也有人以为王安石妄改。陆游以为传抄本偶有不同，其意则原是一样。北方人以“望”为“向”。“望城北”就是“向城北”。亦就是遑惑避死，不能记南北之意。 　　这些不同的讲法，都由于没有找出杜甫用字的来历，把一个比喻句误认为实写的叙事句了。朱鹤龄引用曹植《吁嗟篇》的两句作注：“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见《杜诗详注》)这才掘出了杜甫用“南北”二字的依据。可知它与家住城南没有关系，与灵武或宫阙也没有关系。只是说在“胡骑满城”的情况下，惶恐迷路而已。不过朱鹤龄这个注，还没有找到根源。徐斡《中论·慎所从篇》云：“譬如迷者，欲南而反北也。”这才是杜甫诗的原始出处。“欲往城南”分明就是“欲南”的演绎。徐斡和曹植同时。徐斡卒时，曹丕还没有受禅，他的《中论》早已流传于世。曹植此诗，大约作于黄初年间，可知他是引伸徐斡此句作诗的。此外，杜甫自己也有两句同样意义的诗：“过客径须愁出入，居人不自解东西。”(《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二)这就可以用曹植的“谓东而反西”来作注了。又，《贤首楞伽经》是六朝人译的佛经，其中有句云：“譬如迷人，于一聚落，惑南为北。”这是印度哲人与中国学者同样用迷失方向来比喻一个人在学术上走错了路。 　　这首诗并不很艰深，也没有隐晦的辞句。一千多年来，读杜诗者都认为是好诗。有人喜欢将此诗和《丽人行》一起读。《丽人行》写杨贵妃的黄金时代，这首诗是写她的悲剧性下场。借贵妃的盛衰来反映玄宗后期政治从腐败走向崩溃。杜甫的大部分诗篇都是当时政治和社会的一面镜子。在北宋初期，文艺批评家已肯定他的诗是“诗史”，用诗的形式写成的历史。这个称号，已经写进《新唐书》的《杜甫传》，成为定评了。 　　但是，我讲这首传诵已久的浅显的诗，还能提出几处与前人不同的解释。这就说明，我们对古代诗歌的了解，并非简单的事。作者的本意，怎样才能体会到正确，从而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回答的，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个孟轲的故事：孟子的学生咸丘蒙，有一天，问老师道：“《诗经》里有四句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说全国都是舜统治的土地；全国人民都是舜的臣子。那么，难道舜的父亲瞽【gu】叟也是舜的臣民吗?”孟子回答道：“这几句诗不能这样理解。整首诗的主题是有人抱怨劳逸不均。既然人人都是舜的臣民，为什么我特别劳苦呢?”接着，孟子说：“讲诗的人不能以文害辞，更不能以辞害意。必须以意逆志，才有所得。”这是说：讲诗不要死讲一个字，以致误解了一个词语。不要死讲一个词语，以致误解了诗意。必须用你的意志去迎合作者的意志。再接下去，孟子又举了一个例说：“《诗经》里还有一首诗。描写周朝时旱灾严重，人民死了不少。诗人说：‘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如果照字句死讲，‘靡有孑遗’就是没有一个活下来。那么，事实难道真是这样吗?” 　　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成为理解或欣赏诗歌的一个方法，也成为文学批评的术语。对于古人的诗作，不可拘泥于字面，要揣摩作者的本意。不过孟子和咸丘蒙所谈的是怎样对待文学上的夸张手法。我们还可以找一个例子来说明。杜甫写过一首《古柏行》，描写一株古柏树。诗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宋朝一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就批评这两句诗不对。他用数学观念来理解这两句诗，就说这株古柏太细长了。但杜甫的本意不过形容树之高大，他不会运用数学的准确性。我们用“以意逆志”的方法读这两句诗，知道这是夸张手法，也决不会给这株树推算体积比例。 　　对于一首诗的主题思想，我们也只有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求解。不过，作者的志有时隐而不显，读者的意又是各不相同，于是一首诗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讲法。从阮籍的《咏怀》到陈子昂的《感遇》，有过许多人作笺注，都是以各人的意去逆作者的志。到底谁的解释接触到作者的本意，这也无法判断，读者只能挑选一个比较讲得有理的，就此满足了。 　　可是，以意逆志也不能完全从主观出发。必须先尽可能地明确这个作品的写作时期，作者的思想情况，生活情况，把这个作品纳入一个比较近似的环境里，然后用自已的意去探索作者的志。例如《蜀道难》这首诗，自从萧士贇【yun】说是为玄宗幸蜀而作，以后几乎成为定论。许多笺注家都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作品，讲得似乎很能阐发作者的主题思想。可是，一看到《河岳英灵集》中已收入这首诗，证明了李白这首诗是在安禄山叛乱以前所作，才知道萧士贇的解释是逆错了作者的志。由此可知，主观主义的以意逆志也是很危险的。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①要走的就走，愿意留下的就留下，随你们的便。

却上心头

36杜甫：新安吏

安禄山之乱，使唐玄宗李隆基的外强中乾的政权迅速崩溃，暴露出官吏的腐败，将士的懦怯，军队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斗志，社会秩序的紊乱，人民的贫困。杜甫在这几年中，漂泊于长安、洛阳之间，把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许多诗篇。其中有许多组诗，如“二哀”(《哀江头》，《哀王孙》)，“二悲”(《悲陈陶》、《悲青坂》)，“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都是著名的作品。现在从“三吏”中选讲一首。许多选本都选取《石壕吏》，最近又已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我就不选了。改选《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是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冬，安庆绪退保相州(今河南安阳)，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步骑二十万人围攻相州。自冬至春，未能破城。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从魏州(今河北大名)引兵来支援安庆绪，与官军战于安阳河北。九节度的军队大败南奔，安庆绪、史思明几乎重又占领洛阳。幸而郭子仪率领他的朔方军拆断河阳桥，才阻止了安史军队南下。这一战之后，官军散亡，兵员亟【ji】【qi】待补充。于是朝廷下令征兵。杜甫从洛阳回华州，路过新安，看到征兵的情况，写了这首诗。　　 　　第一段八句，二句一意。诗说：有旅客在去新安的路上走过，听到人声喧哗，原来是吏役在村里点名征兵。旅客便问那些新安县里派来的吏役：新安是个小县，人口不多，连年战争，还会有成丁的青年可以入伍吗?吏人回答说：昨夜已有兵府文书下达，规定点选中男入伍了。旅客说：啊，中男还是短小的青年，怎么能让他们去守卫东都啊?　　 　　唐代的兵士，隶属于折衝府。每一个应服兵役的青年，都应在成丁后入伍，为本府卫士，到六十岁方能退伍。“府帖”就是折衝府颁发的文书。玄宗天宝二年，规定二十三岁为成丁，满十八岁为中男。新安县的二十三岁以上男子，都已征发去从军，有的死亡，有的伤残，有的逃散了。所以现在要征发其次的中男，即满十八岁的青年。旅客以为这些青年还没有成长，不能担负守卫王城的任务。洛阳是东都，故称为王城。“借问”的“借”字是一个礼貌词，等于“请问”，现在口语中还用“借光”，亦是礼貌词。　　 　　第二段也是八句，描写旅客所见到的那些应征的中男。肥胖的青年大概家境还不坏，他们都有母亲来送行。瘦弱的青年大多来自贫户，他们都孤零零的，无人陪送。时候已到黄昏，河水东流而去，青山下还有送行者的哭声。旅客看到如此景象，觉得只好对那些哭泣的人安慰一番。他说：把你们的眼泪收起吧，不要哭坏了眼睛，徒然伤了身体。天地终是一个无情的东西啊!这里，白水、青山二句是比喻写法。前一句指应征的中男向东出发了，后一句指留在那里的送行者。我们如果联系《哀江头》中的那句“清渭东流剑阁深”，便可以看出杜甫惯用这样的比喻，并且还可以引“白水暮东流”一句以证明“清渭东流”确是指那些散伙的百官宫女。　　 　　“天地终无情”一句，作《杜臆》的王嗣奭以为“天地”指朝廷，不便正面怨朝廷役使未成丁的青年，故以“天地”代替。作《读杜心解》的浦起龙既同意王说，又说：“然相州之败，实亦天地尚未悔祸也。”这两个讲法，我以为都可讨论。试看这首诗的后段，杜甫并没有谴责朝廷征用中男的意思，对于这次战事，他还肯定是“王师顺”，那么，在这里讲作指斥朝廷无情，就显得不可能了。我以为这“天地”二字是实用，而且是复词偏义用法。作者止是说“天道无情”，在无可解释而又要安慰人民的时候，止得归之于天意。这是定命论的观点，在古代作家作品中是常见的。浦起龙虽然也以为天地是实指，但他说这“无情”是由于“天地尚未悔祸”，却是迂儒之见了。　　 　　接下去十二句为一段。开头四句提一提相州之败的军事形势。官军进攻相州，本来希望一二天之内就能平定，岂知把敌人的形势估计错了，以致打了败仗，兵士一营一营地溃散了。“星散营”，杨伦注曰：“谓军散各归其营也。”(《杜诗镜铨》)这个注解恐怕不对。战败的军队，一般总是逃散，决不会“各归其营”。这三个字应理解作“散营”再加一个副词“星”。如何散法?如星一样地分散。散的是什么?是营的编制。一伙一伙的溃散，称为散伙。一队一队地溃散，称为散队。一营一营地溃散，称为散营。“日夕”在此句中应当讲同“旦夕"，而不必讲作“日日夜夜”。当时郭子仪统率大军二十万围攻相州，满以为旦夕之间可以攻下。所以下句说“岂意”。如果讲作“日日夜夜”地望其平定，那么“贼难料”就不是意外之事了。　　 　　接下去八句，给被征入伍的中男说明他们将如何去服兵役，从而予以安慰。伙食就在旧营垒附近供应，训练也在东都近郊。要他们做的工作是掘城壕，也不会深到见水。牧马也是比较轻的任务。这是说，不要他们去远征，而是就在当地保卫东都。粮食不缺，工作不烦重。接着说：况且这一场战争是名正言顺的正义战争，参加的是讨伐叛徒的王师。主将对于兵士，显然是很关心抚养的。你们送行的家属不用哭得很伤心，仆射对兵士仁爱得象父兄一样。仆射，指郭子仪，当时的官衔是左仆射。　　 　　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复杂的。前半篇诗，对于点选中男，作者感到的是同情和怜悯。但这种怜悯的情绪，并没有发展成为反对战争的思想。因为他不能反对这场战争。于是转到下半篇，就以颂扬郭子仪、安慰送行的家属作结束。“天地终无情”说明前半篇的主题思想；“仆射如父兄”说明后半篇的主题思想。这两个主题思想是矛盾的。但杜甫把它们并合起来，成为全诗的一个主题，表达了他当时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分析这首诗云：“此诗分三段：首叙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先以恻隐动其君上，后以恩谊劝其丁男，义行于仁之中，此岂寻常家数。”他以为杜甫此诗，前半篇是表现了诗人的仁，他要以这种恻隐之心感动皇帝。后半篇是表现诗人的义，他要以从军卫国的责任去鼓励兵士。这就不是平常的创作方法了。　　 　　如果用这一讲法，这首诗就成为维护封建统治政权的作品。前半篇对中男的怜悯成为虚伪的同情，其目的是劝诱他们去为维护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卖命。所谓“义行于仁之中”，这句话的意味就是用假惺惺的仁来实现阴险的义，这就符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了。　　 　　许多人用浦起龙的观点解释这首诗，自以为抬高了杜甫，称颂这首诗“措词得体”，继承了《诗经·国风》的传统，其实是贬低了杜甫。我们在前半篇中，实在看不出杜甫有把点中男入伍的惨状去感动皇帝的意思。近来有人说这一段诗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谴责”。我也看不出有什么谴责的意味。我以为杜甫当时只是抒述自己爱莫能助的感情，不得已而只好喊出一声“天地终无情”。我在讲高适的《燕歌行》的时候，已经提到过唐代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各有不同。对战争本身，他们都是反对的，对于每一次战争，他们的态度就有区别。拥护正义战争，反对不义战争。因此，在从军、出塞的题材中，主题思想常常会出现矛盾。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这一首《新安吏》是同样的例子。　　 　　所以，我宁可说这首诗反映了杜甫的矛盾心理，这就是他的现实主义。他并不是为了“温柔敦厚”而组织成一首“义行于仁之中”的麻醉人民的诗。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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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上心头

37杜甫：无家别

“三别”与“三吏”都是三篇一组的新乐府诗。它们是姊妹篇，都是记录乾元二年春杜甫从洛阳回华州时路上的所见所闻。“三别”是记兵灾后人民生活困苦之状。第一篇《新婚别》，写一个女人，结婚后第二天，便送丈夫应征入伍的景象。第二篇《垂老别》，写一个子孙均已战死的老人，生活无依，只好投杖出门去从军的景象。第三篇《无家别》写一个战败归家的农民，正要在荒寂无人的乡里中，重新种田过活，却还是被县吏召去服本地的徭役。情况各各不同，一律反映了唐代府兵制度对人民的迫害。　　 　　这里，我们研读《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此诗第一段六句。用一个战败归家的农民的自述，描写天宝十五载以后，陕、洛一带人民的田园庐舍都已毁灭，只剩一望无际的蓬蒿藜藿。我的乡里原有一百多家，因为避乱，各自东西逃难，至今活着的人既无消息，死者已化为尘泥。　　 　　第二段也是八句。接着说：我因为相州战败，脱身归来，寻找旧时的道路。走了好久，才找到自家的巷子，可是已经空空洞洞，没有人迹了。这时，太阳也灰白无光，天气非常凄惨。所见到的只有狐狸，竖起尾巴对我凶恶地嗥叫。再访问一下四邻，只见到一二老寡妇。“贱子”是自称的谦词，女曰“贱妾”，男曰“贱子”，汉魏乐府民歌中已有了的。　　 　　第三段四句。叙述自己回到荒芜的家乡之后，好比鸟雀留恋住惯了的树枝，不愿到别处去栖宿，因此，对于这样穷苦的老家，也不欲辞去。气候正是春天，就独自负着锄头去垦地，傍晚还得在菜地里浇水。　　 　　以下十四句为第四段。县吏知道我回家了，就来命我去参加军事训练。虽然这是在本地服役，不比远征，可是反正家里已没有人需要告别了，如果服役就在近地，也只是个光身。如果要我到远处去，终于也不过流落在异乡。家乡既已毁灭精光，无论要我到什么地方去，从理论上说起来，都是一样的。“内顾”本意是“向屋里看”，“携”字作“分离”解。向屋里看，也没有人可以分别。意思是说：我已经是个没有妻室的鳏【guan】夫，随处都可安身。还有一件悲痛的事，是长病的母亲，躺了五年，终于死亡。生了我这个儿子，不能得到我的养生送死，这是我终身辛酸痛哭的事。“两酸嘶”指妻去母亡两件事。最后说，人生到了无家可别的境地，还凭什么来做老百姓呢?这是说：无家之人，只是一个流民而已。“蒸黎”是将“蒸民”与“黎民”二词合用，是“人民”的代词。“蒸”字误，应当是“烝”字。“蒸藜”另有典故。与此不相干。此处是“黎”字，不是“藜”字。　　 　　此诗一韵到底，每二句一韵，不转韵，也不用排句、对句。这是五言古诗的正规格式。这些韵脚，今天也同属于上平声八齐韵，可知这些韵脚的读音从唐代以来没有改变。　　 　　明代诗人李于鳞说：作五言古诗要象说话一样。杜甫此诗，和他的许多五言古诗，都可为例证。这些诗都是直接继承了汉代的《古诗十九首》的传统，语言文字，全是平铺直叙，写景、抒情、叙事，随着思想感情的过程，一路倾吐出来，使读者仿佛在听那个农民的喃喃诉苦，这就容易感动人了。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说：“五言古诗，以简质浑厚为正宗。”又说：“古诗贵浑厚，乐府尚铺张。凡譬喻多方，形容尽致之作，皆乐府遗派也，混入古诗者谬。”杜甫此诗，从诗题看，应该是乐府诗，但他写得正是简质浑厚，不作乐府的铺张，不作比兴，所以在风格上，也是五言古诗的正格。　　 　　此诗止有“宿鸟恋本枝”一句是比，此外全不用比，也不用兴，甚至也说不上是赋体，因为一点没有夸张采饰。这是一种超于赋比兴以外的诗体。我以为唐宋以后，还应当加一个诗创作手法的名目，称之为“叙”。象这首诗，从其内容来看，简直是一篇记叙文，杜甫以后，止有韩愈能作这样的诗。宋代诗人如梅尧臣、苏东坡，也有过这一风格的诗，此后便渐渐地成为一种没有诚挚感情的道学诗、伦理诗了。　　 　　从《哀江头》到《无家别》，我选讲了杜甫的五首乐府诗。它们的题目都是作者依据其题材内容创造的。在古代乐府中，未曾有过。杜甫自己也没有用同一题目再作一篇。而以三字制题，又遵照着古乐府题的传统。这是杜甫在乐府诗方面的艺术特征。李白用乐府古题来写新事物，杜甫则创造了乐府新题。比较起来，李白还是个保守派。　　 　　杜甫的诗，要到中唐以后，才发生影响。他这种乐府诗，要等到白居易和元稹等出来继承和发扬，才确定为一种新的诗体。白居易给它们定了一个名称，叫作“新乐府”。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38杜甫：悲陈陶悲青坂 　　天宝十五载(公元七五六年)七月，皇太子李亨即皇帝位于灵武，改元为至德。九月，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玄宗逊位诏书、皇帝册书及传国玺等自蜀郡至灵武完成禅让大典。十月，房琯自请为兵马大元帅，收复两京。肃宗同意了，又令兵部尚书王思礼为副元帅，分兵为南、北、中三军。杨希文、刘贵哲、李光进各将一军，共五万人。南军自宜寿进攻，中军自武功进攻，北军自奉天进攻。房琯自督中军为前锋。十月辛丑，中军、北军与安禄山部将安守忠的部队在陈陶斜遭遇。房琯是个空有理论的书生，他效法古代战术，采用车战，被敌军放火焚烧，又受骑兵冲突，人马大乱，不战而溃。杨希文，刘贵哲投降敌军。房琯狼狈逃回。本想暂时坚守壁垒，却被监军使宦官邢延恩敦促反攻。于是房琯又督率南军，与安守忠军战于青坂，再吃了一次大败仗。两次战役，死伤了四万馀人，残馀者不过几千人。　　 　　这时杜甫沦陷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一消息，便写了《悲陈陶》、《悲青坂》两首诗。次年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到达风翔，谒见肃宗，拜左拾遗。此时房琯正因兵败待罪。杜甫和房琯是老朋友，便上疏营救房琯。肃宗大怒，诏令三司推问。幸有宰相张镐救援，才得无事。八月，放杜甫还鄜州省视家族。十月，随从肃宗还都。次年，乾元元年六月，改官华州司功参军。这就是因为上疏救房琯，而被排挤出京朝了。　　 　　两首诗所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实。陈陶、青坂虽是两个地方，所悲者同样是房琯被安禄山军队打败。我们且看诗人如何把同一件事分写为二篇：　　 　　悲陈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　　 　　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此诗说：在十月里，从十个郡县中征发来的兵士，他们的血都流作陈陶池河中的水了。清天旷野中，没有听到战斗的声音，而四万义勇军在同一天内死亡。这是写房琯的军队不战而溃。杜甫在长安城内看见安禄山部队得胜回来，箭头上都沾满了人血，他们仍然象出征时一样，唱着胡歌，在酒店里酗酒。这两句写长安城中安禄山军队猖獗的情况。长安城里的人民呢?他们只有回面向北哭泣，日日夜夜地再盼望官军到来。这里“仍唱”和“更望”两个词语用得意义非常深刻，是杜甫炼字精工的例子。“仍唱”表现胡人从占领长安以来，每天都是歌唱饮酒。“更望”表现人民已经望过一次，官军虽然来到，却是不争气，没有能够解救人民。人民只得日夜地再盼望下去。　　 　　“十郡良家子”，注释者都引用《汉书·赵充国传》里的“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这一句。其实不相干。杜甫所谓“十郡”与汉代的“六郡”不同。它是指长安四周的十个郡：扶风、冯翊、咸宁、华阴、新平等十郡，即所谓畿【ji】辅郡，不是汉代郡国的郡。隋代行政区域称郡、县，唐高祖建国后，改郡为州。玄宗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又改州为郡。肃宗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又改郡为州，以后相沿不改。唐三百年间，止有玄宗天宝年间才有郡的名称。杜甫所谓“十郡”正是当时的行政区域名，而不是用汉代“六郡”的典故。“良家子”是汉代征召禁卫兵的人选标准。止有“良家”子弟，才能入选充当禁卫军。什么才是“良家”呢?首先是人民，不是奴隶。人民之中，还要排除巫、医、百工的子弟。事实上，止有士(文士、武士)和农两个阶级的子弟才算是“良家子”。唐代用府兵制，已不用这个标准。杜甫用这个名词，止是代替“兵士”而已。　　 　　“孟冬”是十月。一年四季，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称为孟。正月为孟春，四月为孟夏，七月为孟秋。第二个月为仲，第三个月为季。杜甫作诗，常常喜欢标明年月，这也是他创造的诗史笔法，以前未曾有过。《早秋苦热》诗云：“七月六日苦炎热。”《送李校书》诗云：“乾元三年春，万姓始安宅。”《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上韦左相》诗云：“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时玄宗在位已四十二年。“四十春”是举其整数。《草堂即事》诗云：“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此此诗作于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是年九月，取消上元年号，并以十一月为岁首。十一月为子月，故称“建子月”。这句诗不用年号，又称“建子月”，一望而知是上元二年十一月所作。　　 　　“群胡归来血洗箭”此句从来没有注释，却很不易了解。箭已射中官军，故箭镞上有血。但这枝箭不会仍在群胡手中。我不了解古代战争情况，不知是否在战斗结束后，还要收回这些已发射出去的箭。　　 　　悲青坂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　　 　　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　　 　　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　　 　　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此诗说：我军驻扎在武功县东门外的青坂。天气严寒，兵士都在太白山的泉窟中饮马。这是说官军占据了太白山高地坚守着。可是黄头的奚兵每天向西推进，只有几个骑兵，居然敢弯弓射箭向我军冲击。这时，山上是雪，河中有冰，旷野里一片萧瑟气象。青的是报警的烽烟，白的是战死兵士的枯骨。杜甫在长安城中，听到这个消息，心中非常激动，他想：怎么能托人带个信给我军，嘱咐他们暂时忍耐一下，等到明年再来反攻，千万不要急躁。奚是东胡的一种。有一个名为室韦的部落，以黄布裹头，故称为“黄头奚”。　　 　　此诗中“数骑”和“敢”字都是经过锻炼的字眼。止用三个字就表现了安禄山叛军的强壮和官军的怯弱。“青是烽烟白人骨”这一句，本来应该说“青是烽烟，白是人骨”。缩成七言句只好省略一个“是”字。《同谷歌》有一句“前飞【】鹅后鹙鶬”，本来是“前飞【】鹅，后飞鹙鶬”。省略了一个“飞”字。又《李潮八分小篆歌》有一句“秦有李斯汉蔡邕”，省略了一个“有”字。这种句法，仅见于七言古诗，五言诗中绝对不可能有。七言律诗中也少见。　　 　　“青是烽烟白人骨”止是一个描写句，“白人骨”还属于夸张手法，不能死讲。阵亡士兵的尸体暴露在荒野里，至少要几个月才剩一堆白骨。杜甫此句，只表现“尸横遍野”的情景。他有一首《释闷》诗，其中有一联道：“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也是写战后的原野，它和“青是烽烟白人骨”是同一意境的两种写法。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房琯兵败这一个历史事件，杜甫怎样分作两首诗来叙述。我们先把两首诗的第二联和第三联比较一下。《悲陈陶》的第二联写官军士气怯弱，无战斗力。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群胡”的飞扬跋扈。《悲青坂》的第二联写安禄山部队的强悍，第三联是其后果，所以写官军死亡之惨。这一对比，可以理解杜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同一事件的艺术手法，第四联都是写被困在长安城内的人民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陈陶斜一败之后，长安城中的人民在痛哭之馀，还希望官军马上再来反攻。可是在青坂再败之后，人民知道敌我兵力相差甚远，止得放弃“日夜更望官军至”的念头，而设想托人带信给官军，希望他们好好整顿兵力，待明年再来反攻。这两首诗的结尾句深刻地表现了人民对一再成败的官军的思想感情的合于逻辑的转变。　　 　　但是，《杜诗镜铨》引用了邵子湘的评语云：“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之所以为诗史也。”这个评语，反映出邵子湘认为两个结句有矛盾，因此他把《悲陈陶》的结句说是人民的感情如此；把《悲青坂》的结句说是军事形势有这样的需要。他以为这样讲可以解释矛盾。其实是似是而非。要知道，“军机如此”，也同样是长安城中人民听到青坂之败以后的认识和感情。杜甫写的正是人民思想感情的转变，根本不能以为两首诗的结句有矛盾。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中的字是：上面一个“加”，下面一个“鸟”

却上心头

39杜甫：七言律诗二首

七言律诗虽然兴起于初唐，定型于沈宋，但诗人致力于这种诗体者，还不很多。一般人也不重视七言律诗。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所选录的是至德元载(公元七五七年)至大历末年(公元七七九年)这二十多年间的诗，他的自叙说：“选者三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他所选的主要是五言诗，偶有几首七言诗，都编排在各人的五言诗之后，作为附选。这就反映出，直到中唐初期，五言诗仍然是正统，七言诗只是附庸。在律诗中间，五言律的地位也高于七言律。 　　律诗的“律”是初唐以来逐渐形成的。由于诗人们对声调、音节、对偶的逐渐深入研究，律也从宽疏发展到细密。杜甫回到四川以后，作了大量的五、七言律诗。他从丰富的实践中，掌握了律诗的种种条件和变化。他自己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个“细”字就是细密的意思。他自许晚年的诗，音律极为细密。他又曾写一首诗夸奖他的小儿子宗武，有一联道：“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宗武生日》)这是说宗武近来作诗，已经懂得律法。为了锻炼律法细密的诗句，就得摊开满床的书去找诗料。杜甫给律诗开辟了新的境界。他的律诗里出现了许多新颖的字法和句法，使唐代的律诗，无论在字句结构和思想感情的表现两方面，都达到高度的发展。尽管高仲武当时还不很重视七言诗，但在中唐后期，杜甫的七言律诗已起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选两首杜甫的七言律诗，都是在大历元、二年旅居夔州(今四川奉节)时所作。同时他还写了《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极有名的七言律诗。但这些都是组诗，最好作为一个整体来欣赏。如果抽取一二首来讲，只是窥豹一斑，不能见到杜甫对同一题目的各种变化处理。现在选讲的两首，从思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未必是杜甫的代表作。我之所以选这两首，企图从一些浅显易懂的作品中找一个“诗律细”的典型。因为诗的内容浅显易懂，可以不必多作字句的解释，而偏重于谈谈律诗的律。 　　返照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 　　衰年肺病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 　　不可久留豺虎乱，南方实有未招魂。 　　这首诗第一联是把一个景色分两句写。楚王宫北，正是黄昏时候；自帝城西，还可见下过雨的痕迹。楚王宫和白帝城。都是夔州的古迹，诗人用来代表夔州。两句诗止是说夔州雨后斜阳的时候。第二联说斜阳返照到江水上，好象山壁都翻倒在江中，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云遮蔽了树林，使山下的村庄都看不见了。第三联写自己年迈病肺，止有高枕而卧，况且身在这遥远的边塞，感伤时事的心情，也只好早早闭门，意思是说：没有观赏晚景的心情。夔州是川东的门户，故称绝塞。“愁时”和“肺病”作对，应讲作“哀时”，哀伤时世，不能讲作忧愁的时候。最后一联说：夔州时局不稳，即将有豺虎作乱，这个地方不可久留，一心想回北方去而未能成行。 　　“豺虎乱”是用王粲的《七哀》诗句“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gou】患”。杜甫有《夔府书怀四十韵》长诗一首，其中叙述了当时夔州人民的困苦和军人的跋扈。到大历三年，果然不出诗人所料，发生了杨子琳杀死夔州别驾张忠，据城夺权的乱事。末句意义比较隐晦，旧注以为此句“言在此屡遭寇乱，旅魂已将惊散也”(见《杜诗洋注》)。这是臆解，没有扣上原句字面。“未招魂”不能讲作“旅魂惊散”。而且，“南方”二字也没有着落。“实”字是杜甫的特殊字法，有几处用得出人意外。《秋兴》第二首有一句“听猿实下三声泪”，和这里的“实有未招魂”，从来都是含胡读过，没有人讲出作者本意。 　　我以为，要理解这两个“实”字，都必须揣摩作者的思想基础。屈原被放逐在江南，形容憔悴。他的学生宋玉写了一篇《招魂》以振作他老师的精神。其中有一句“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杜甫想到了这一句，用来比喻自己，所以说南方确实还有一个未招归的旅魂，用以表达自己想回北方去的意志。读杜甫此句，如果不联想到宋玉的《招魂》，就无法体会这个“实”字的来历。杜甫还有一首《归梦》诗云：“梦魂归未得，不用楚辞招”，可以作为此句的笺证。吴昌祺释此句云：“南方非久居之地，何无人招我魂而去此土也。”(《删订唐诗解》)沈德潜注云：“己之惊魂，不能招之北归。”(《唐诗别裁》)这两个注都是仅仅阐发诗意，而没有联系《楚辞·招魂》，因而没有接触到“实有”二字的作用。 　　《水经注》在描写长江巫峡风景的一段中记录了两句渔民的歌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杜甫思想上涌现这个歌谣，所以说：听了巫峡的猿啼，真要掉下眼泪。“三声泪”是摘用原句中三个字。其实“三声”是猿啼三声，“泪”是行人旅客听了猿啼而下泪。如果杜甫思想上没有这两句歌谣为依据，“三声泪”本来不能成为一个词语。杜甫诗集中已注明了这首渔民歌谣，故读者容易了解这个“实”字。但是，除了《唐诗解》以外，都没有注出《招魂》二句，故“南方”与“实有”都使人不易了解。 　　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结构和《返照》一样，第一联也是用两句来概括眼前风景：渚清沙白，风急天高；猿啼悲哀，飞鸟回翔。第二联分别描写两种印象最深的事物：无穷的落叶和不尽的长江。这两句虽然是登高即景，但也是化用了屈原《九歌》的两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不过把洞庭改为长江。登高是九月九日重阳节日的民俗，故登高所见都是秋景；第三联才点明题目：远离家乡的人，常常在客中感到悲秋的情绪，一生多病的人今天又独自登高台，度佳节。按照思想逻辑来体会，这两句的次序应当倒过来。因“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感慨到“万里悲秋常作客”。这种情况，律诗中常见，因为要凑平仄与韵脚的方便。“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一句的思想逻辑是“万里作客常悲秋”。杜甫作此联，肯定是先有下句而后凑配上句的。因为下句是与散文句法相同的自然句子，上句却是构思之后琢磨出来的句子。做律诗的对句，艺术手法的过程大概如此。先抓住一个思想概念，定下一个自然平整的句子。然后找一句作对，这就要用功夫了。在觅取对句的过程中，也需要把先得的句子改动几个字或词语，使平仄或词性对得更工稳贴切。“万里”止是用来代替一个“远”字。“百年”，杜甫常常用来代替“一生”。此处如果用“一生多病”也可以和“万里悲秋”作对，但诗人选用“百年”，就比“一生”好得多。因为他把一个实词改用虚词，就是把逻辑思维改为形象思维。 　　第四联以倾吐自己忧郁的情怀作结束，完成了登高悲秋的主题。“艰难”是指乱离的时世。在这困苦艰难的时世中，愈觉得怨恨自己的满头白发。“潦倒”是指自已的遭遇。在流浪不定的生活中又因病肺而停止了饮酒。 　　杜甫的晚年生活，真是穷愁潦倒。这一时期的诗，都是哀音满纸，使读者悱恻无欢。但是他从广德元年(公元七六三年)夏季，离成都东游，在渝州(重庆)、忠州(忠县)、夔州住了一个时期，又南下到沅、湘而最后死在耒阳，这六七年间写的诗却最多。大概无聊之极，止有天天吟诗，才能稍稍发泄他的忧郁悲愤的情绪。这时他的诗律愈细，艺术上达到了高度精妙，真可以说是“穷而后工”了。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首诗的全篇结构，或者说篇法。第一首诗的前三联都是对句，尾联不对。第二首则四联都是对句。律诗的要求，本来只要中间两联是对句，首尾两联不需要对偶。但是，从初唐以来，有些诗人却喜欢增加对句。前三联是对句而尾联不对的，已见于王维、常建的诗。首联不对而后三联全对的，已见于杨炯的《从军行》。但这一形式的七律，后人作的极少。四联八句全对的，恐怕创始于杜甫。沈德潜评《登高》云：“八句皆对，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这个评语，止有一半没错。八句皆对，是杜甫的“奇变”，而首联起句用韵，并不是始于杜甫。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第一联“城阙辅三秦，风烟隔五津”早已是既对而又用韵了。 　　不论是律诗或古诗，最后几句总得点明主题思想。律诗尾联如果用对句，必须有很高明的艺术手法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登高》的尾联，好象仍然和第三联平列，叙述自己的老病情绪，而不象全诗主题思想的结束语。它不如《返照》的尾联，不作对句，而意旨明白。沈德潜也有一个评语云：“结句意尽语竭，不必曲为之讳。”(《杜诗偶评》)意思是说：此诗最后二句没有结束上文，表达新的意旨。勉强凑上一联，实际是话已说完。这是一个缺点，不必硬要替作者辩护。这个评语，我以为是正确的。杜甫的五律及七律，八句全对的很多，其尾联对句，往往迷失了主题思想。七律中止有《宿府》一首的尾联云：“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可以说是既对偶，又明白，又雄健的结句。 　　两首诗的第一句第七字，都用平声字，都是韵。但两首诗的声调不同。“风急天高”句是仄起平收；“楚王宫北”句是平起平收。所谓起，是指第二个字；所谓收，是指末尾一字。一首律诗的第一句第二字，决定了第四、六字的平仄，也决定了全诗各句的平仄。现在把这两首诗每句第二、四、六字的平仄对照如下： 　　返照登高 　　[句一]王(平)北(仄)黄(平)急(仄)高(平)啸(仄) 　　[句二]帝(仄)西(平)雨(仄)清(平)白(仄)飞(平) 　　[句三]照(仄)江(平)石(仄)边(平)木(仄)萧(平) 　　[句四]云(平)树(仄)山(平)尽(仄)江(平)滚(仄) 　　[句五]年(平)病(仄)高(平)里(仄)秋(平)作(仄) 　　[句六]塞(仄)时(平)闭(仄)年(平)病(仄)登(平) 　　[句七]可(仄)留(平)虎(仄)难(平)恨(仄)霜(平) 　　[句八]方(平)有(仄)招(平)倒(仄)停(平)酒(仄) 　　这两首诗的平仄粘缀完全符合规律，没有一字失粘。每一首诗第二句的平仄与第一句对，第三句的平仄与第二句同。第四句的平仄与第三句对，第五句的平仄与第四句同。第六句的平仄与第五句对。第七句的平仄与第六句同。第八句的平仄与第七句对，与第一句同。这是五、七言律诗调声的正格。但是这两首诗由于第一句的平仄彼此不同，故全诗的平仄完全相反。 　　我们再从句法的观点来分析这两首诗。我曾讲过，律诗的第一联和第四联可以合起来成为一首绝句。这个方法，却不能用于这两首诗。因为这两首诗都以前二联写景，后二联抒情。前二联之间没有起承的关系，后二联之间也没有转合的关系。《登高》的首尾二联，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因而无法截下来合成一首绝句。《返照》的尾联可以相当于绝句的第三、四句，可是它的首联却没有思想的发展，使尾联接不上去，因此也不能合成绝句。 　　一般的律诗，艺术中心在中间二联，思想中心在首尾二联。中间二联要求对偶工稳，一联写景，一联抒情，或一联虚写，一联实写，切不可四句平行。首尾二联要通过中间二联，完成一个思想概念的起讫。杜甫《登高》一首却以前二联写景，后二联抒情。艺术中心强了，思想中心便削弱了。故吴昌祺评云：“太白过散，少陵过整，故此诗起太实，结亦滞。”他指出了杜甫此诗的缺点在过于求整，以致起结二联失之呆板。这个“滞”字就是沈德潜所谓“气竭意尽”。由此诗可见杜甫的过于追求“诗律细”，有时亦会损害思想内容的表现。许多人读此诗，只觉得它声调响亮，对仗工整，气韵雄健，而不注意它思想内容的不明确、不完整。杨伦竭力赞美此诗，评云：“高浑一气，古今独步，当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这样高的评价。必不为吴昌祺、沈德潜等深于诗道者所赞同。至于《返照》一首，由前四句的写景，兴起后四句的抒情。尾联不作对句，仍用散句说明自已衰老厌乱、无家可归的情怀，使读者感到辞旨通畅，气韵苍老沉郁，不失为七律的杰作。 　　以上讲的句法是句与篇的关系。现在再讲一讲每一句的结构。这也称为“句法”，唐人称为“句格”。两首诗共十六句，全是上四下三的句法。但上四与下三结构各不相同。这里先看每句的上四字，可以分出下列五个类型： 　　(型一)风急／天高渚清／沙白｝一对词组 　　衰年／肺病绝塞／愁时｝ 　　(型二)无边落木不尽长江｝状词+名词组 　　万里悲秋百年多病｝ 　　(型三)艰难苦恨潦倒新停｝有动词 　　南方实有不可久留｝ 　　(型四)返照入江｝主谓语全 　　归云拥树｝ 　　(型五)楚王宫——北｝3字+l字结构，读作2+2， 　　白帝城——西｝ 　　每句下三字的结构只有二种类型： 　　(型一)猿啸——哀飞鸟——回｝音节与词性结构统一 　　萧萧——下滚滚——来｝ 　　繁霜——鬓浊酒——杯｝ 　　豺虎——乱未招——魂｝ 　　过雨——痕｝ 　　(型二)常——作客独——登台｝此三字或连读或读作2+1 　　正——黄昏｝ 　　翻——石壁失——山村｝ 　　惟——高枕早——闭门｝ 　　《返照》首联的“正黄昏”与“过雨痕”实在不成对偶，故诵读时必须互相迁就读成“正黄——昏”或“过——雨痕”。 　　七言律诗的句法结构，大概不外乎此。上四字必须是2+2格式。第二字与第三字必须分得开。象“楚王宫北”与“白帝城西”这种结构，读时也只能是“楚王／宫北”、“白帝／城西”。如果把“凤凰”、“松柏”、“琵琶”、“萧条”、“骨肉”等分不开的连绵词作为诗句中的第二、三字或第四、五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却上心头

40杜甫：吴体七言律诗二首

愁　　 　　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　　 　　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　　 　　十年戎马暗南国，异域宾客老孤城。　　 　　渭水秦山得见否，人今疲病虎纵横。　　 　　暮归　　 　　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tuo】复乌啼。　　 　　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　　 　　南渡桂水缺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鞞。　　 　　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杜甫在夔州的时候，极其讲究诗律，写出了不少调高律细的诗篇，同时又想突破律的束缚，尝试一种新的诗体。有一天，他写了一篇非古非律，亦古亦律的七言诗：题目是《愁》，题下自己注道：“强戏为吴体。”接着，他又陆续写了十七八首这样的诗，于是唐诗中开始多了一种“吴体诗”。“强”是勉强，“戏为”是写着玩儿。可知是在无聊的时候，勉强做着玩的，它不是正式的律诗。　　 　　但是，什么叫作“吴体”呢?杜甫自己没有说明，大概当时是人人知道的，而后世却无人能解释。宋朝人改称“拗字诗”，或称“拗体”。清人桂馥说：“吴体即吴均体。”(见《札补》)吴均是梁朝诗人，他的五言诗已讲究平仄，但还不象唐代律诗那样讲究粘缀，所以他的诗还是古诗。吴均诗文，风格轻丽，当时有许多人摹仿他，称为吴均体。这个名词在文学史上代表的是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并不是指诗体。故桂馥的话，不能信从。否则，杜甫为什么不注明“吴均体”而要简称“吴体”呢?　　 　　从两汉到魏晋，我国的文化中心一向在中州，文化人的语言及吟诵诗文，都用中原音。吴越方言，被视为鄙野。吴越人到洛阳，被称为伧【cang】父。东晋以后，文化中心随政治而移到江南，吴越方言语音，成为北方来的士大夫争相学习的时髦语言。江南民间的歌谣也成为流行的吴声歌曲。从隋朝到唐初，政治和文化中心回到中州，吴语又恢复了它的乡土语言的地位。安禄山之乱，江南没有兵灾，中州人士过江避难者很多，吴语吴声又时髦起来。颜真卿、韦应物、白居易、元稹，都曾在吴越做官，同时吴越诗人如皎然，顾况、张志和、严维、戴叔伦、张籍等又以他们的吴语吴音影响了北方诗人。在中唐诗人的诗中，常常可以看到吴音、吴吟、吴歌．越吟、越调等词语。可以推测，用吴音吟诗，其音节腔调，一定不同于中州。杜甫大约得风气之先，首先依照吴吟作诗，成为这种拗体的七律。按中州音吟诵这些诗，平仄是拗的；但用吴音来吟诵，也许并不拗。因此，杜甫戏作十多首，命名为吴体，这个名词从此确定。直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都作过吴体诗。 　　现在先把这两首诗的大意解释一下。第一首《愁》是看到眼前景物而抒写他的愁怀：江边的丛草每天在生长起来，都在唤起我的愁绪。巫峡中泠泠流水，也毫无人情，惹得不能开怀。白鹭在盘旋的水涡中洗浴，你们有些什么愉快的心情呢?一株孤独的树正在开花，也只有你自己高兴。这四句是描写一个心绪不好的人，看了一切景物，都烦恼得甚至发出咒诅。“世情”是唐宋人俗语，即“世故人情”。“非世情”或作“不世情”，即不通世故人情。在这句诗里，可以讲作“不讨好我”。“底”字也是唐宋俗语，用法同“何”字，是个疑问词，即现代语的“什么”。“分明”二字与杜甫在别处的用法有些不同，意义较为含胡。大约强调的是“自”字。现在释为“自己高兴”，还是揣测，恐怕似是而非。　　 　　下四句从写景转到抒情。十年来兵荒马乱，使南方成为黑暗的地区，我这个异乡来的旅客，衰老在夔州孤城中，很想回长安去，可不知渭水秦山，这一辈子还能再见不。因为人已老病，而路上仍然是豺虎纵横。　　 　　这首诗意义很明显，没有曲折隐晦之处。前四句虽然写景，但与《登高》、《返照》二诗的前四句不同。作者已在写景之中表现了自己的“愁”，不是客观的写景了。每一句的艺术手法都表现在下三字。“暗”字也是杜甫的独特用字法。末句“虎纵横”是指上文的“十年戎马”。《杜诗镜铨》引张璁【cong】说：“虎纵横，谓暴敛也。时京兆用第五琦十亩税一法，民多流亡。”浦江清《杜甫诗选》亦用此说作注，以为末句是“借喻苛政”。这是从诗外去找解释。大约脑子里先有一句“苛政猛于虎”，看到杜甫的“虎纵横”就附会到苛政上去。于是再从唐史中寻找当时有什么苛政。于是找到了第五琦的新税法。不知杜甫诗中屡次以豺虎比兵灾。此处的“虎纵横”显然是照应上文的“十年戎马”，杜甫怎么会忽然丢开上文而无端扯到第五琦的苛政呢?毛大可论读《西厢记》的方法说：“词有词例。不稔词例，虽引经据史，都无是处。”我说：读诗也是这样。诗也有诗例，不从诗中去求解，而向诗外去引经据史，决不能正确地解得这首诗。　　 　　第二首《暮归》，篇法与前一首同。前四句写暮归的景色：白鹤都已栖止在被浓霜冻黄的绿梧桐上。城头已有打更击柝的声音，还有乌鸦的啼声。寄寓在此地的客人回进家门时，月光已亮了，不知谁家妇女还在捣洗白练，风传来悲悽的砧杵声。“黄”字是动词。“柝”，现代称为“梆子”。天色晚了，城上守卫兵要打梆子警夜。唐诗中写夜景，常有捣练、捣衣、砧杵之类的词语。大约当时民间妇女都在晚上洗衣服，木杵捶打衣服的声音，表现了民生困难，故诗人听了有悲哀之感。　　 　　下半首四句也同样转入抒情。要想渡桂水而南行，可没有船；要想北归长安，路上还多兵戎。都是去不得。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事事不称心，明天还只得拄着手杖出去看云。这最后一句是描写他旅居夔州时生活的寂寞无聊。只好每天拄杖看云。浦起龙说；“结语见去志。”(《读杜心解》)此评也不确。应该说第三联见去志，结句所表现的并不是去志，而是寂寞无聊。　　 　　现在，我们且看看吴体七律和正体七律的不同处。宋人称吴体为拗体，其实这两个名词的意义并不一样。拗体有两种；一种是一首诗中只有一、两句平仄不合律，成为拗句。这种拗句往往由下面一句或一联挽救过来，故全诗还是正格律诗。另一种是每句都拗，不合律诗调声法度，读起来恰象古诗。所谓吴体，是指这一种拗体。　　 　　在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仄声字。反之，在该用仄声字的地方，却用了平声字，使诗句读起来拗口，这便是拗字的意义。在上一篇里，我讲过，一首律诗的第一句第二字，决定了全诗的平仄粘缀格式，现在即以《愁》这首诗为例，第一句第二字“草”是仄声字，那么第四、六字必须是平、仄声字。我们依正体律诗的调声规律列为甲表。再按杜甫此诗的实际平仄列为乙表，就可以看出此诗的声调如何拗法：　　 　　甲乙　　 　　(句一)仄平仄仄仄平　　 　　(句二)平仄平仄平仄　　 　　(句三)平仄平平仄平　　 　　(句四)仄平仄仄仄平　　 　　(句五)仄平仄平仄平　　 　　(句六)平仄平仄仄平　　 　　(句七)平仄平仄平仄　　 　　(句八)仄平仄平仄平　　 　　乙表中与甲表不合的字，都是拗处。　　 　　一首诗中，偶尔有一、二处平仄不合律谓之失粘。失粘之病，有时是作者平时读字音不准，弄错了平仄。也有些是故意的，这就称为拗句。《愁》这首诗全是拗句，这就是吴体。这种拗法，只有在七言诗中出现，它们是律诗的形貌与古诗的声调的混血儿。　　 　　此外，还有一种拗句，在五、七言诗中部有。那是每句拗在倒数第三字，即五言诗的第三字，七言诗的第五字。例如，杜甫的《大云寺》诗句：　　 　　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　　 　　仄平仄仄仄平仄平平平　　 　　这一联上句第三字必须用平声字，现在用了仄声的“殿”字。使全句有三个连用的仄声字，声调便急促而僵硬。下句第三字本来必须用仄声字，现在却用了平声的“金”字。这是因为上句既拗了一字，此处不得不再拗一字，使这二句不会影响到下面一联的声调，避免一路拗下去。所以这个“金”字的用法是为了补救上句的“殿”字。这就称为“拗救”。　　 　　又如杜甫《咏怀古迹》之二：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　　 　　上句第五字必须用平声字，或第六字用平声字，声调方能谐和。现在连用三个仄声字，就成为拗句。人们也许会问，律诗的平仄既然一、三、五不拘，为什么五言诗的第三字和七言诗的第五字还要斤斤较量。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应当先请注意五言句的上二下三结构，七言诗的上四下三结构。上面二字或四字是一个音段，下面三字又是一个音段。前一个音段，五言诗止有二字，可以随意用平仄。七言诗则有四字，应当使第二字和第四字平仄粘缀。下一个音段，五言和七言都是三个字，只要不连用三个平声或仄声字就没错了。“一洒泪”三字皆仄声，此句的音调就显得僵硬。必须把“一”字改用平声，使其成为平仄仄的句格,才可与下句仄平平和谐。如果“一”字不能改，可以把“洒”字改用平声，成为仄平仄的句格，也可以补救。不过句子还是嫌硬。　　 　　诗有两个“腰”。在每一句中，五言的第三字，七言的第五字，是一句的腰。腰的平仄失粘，就是犯了“蜂腰”之病。“蜂腰”是调声八病之一，以蜂腰来比喻一句诗中两个音段中间的细弱。在整首诗中，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三及第五句，都是腰。这两处腰的平仄不合声律，就称为“折腰体”。这是诗的一种体式，不算诗病。　　 　　《中兴间气集》有一首崔峒的诗，题目是《清江曲内一绝》，题下注曰：“折腰体。”这是这个名词最早出现的地方。可知在天宝至大历年间，诗人们已注意到律诗的这一种变化，给它定了名称。崔峒的诗是：　　 　　八月长江去浪平，片帆一道带风轻。　　 　　极目不分天水色，南山南是岳阳城。　　 　　此诗第二句第二、四、六字是平仄平句格，第三句的第二、四、六字本来应当重复这一句格。可是现在却用了仄平仄，这就好比折了腰，使第四句的句格也不合律了。七言律诗的第三句应当和第二句平仄同，第五句应当和第四句平仄同，第七句应当和第六句平仄同。如果不是这样，也是折腰体了。折腰是律诗的变体，杜甫诗中折腰之例很多。但在七言律诗中，一般只许折腰一次。何义门以为崔峒此诗之所以称为折腰，“似指第四句第三字，非不用粘之谓。”按，此诗第四句第三字“南”，并无问题，不知何氏此言是什么意思。但他不知折腰是第三句的问题，却出人意外。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却上心头

41杜甫：五言律诗二首

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诗一千四百馀首，大半是五言诗。五言诗中又大半是律诗。晚年所作五言律诗，气格高古，律法严密；声调响亮，情感沉郁。诗中所反映的虽然是穷愁潦倒的个人生活遭遇，但也对政治动乱，民生凋敝的殷忧，也同时有充分的表达。可见他的世界观还是积极的，不象后来的孟郊、贾岛那样，写的诗仅是失意文人的哀鸣。　　 　　这里选讲他的两首五言律诗，都是旅居夔州时所作。这两首未必是他最好的作品，但也常常有人提及。不过，对于杜甫的诗，要问那几首是最好的，恐怕从来没有一致的挑选。　　 　　这两首诗都是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首联都是对句，尾联都是散句。篇法和以前讲过的四首七律相同。两首诗所用的韵也恰好相同。　　 　　第一首《旅夜书怀》，前四句写“旅夜”，后四句写“书怀”。在细草微风的江岸边，孤独的夜里，停泊着桅杆很高的江船。天上的星星在四空中闪着光，显得原野很旷大；月亮照在江面上，好象是从大江流水中涌现出来。“垂”是自上而下，“涌”是自下而上。用这两个字分别写天和水，是极费苦心，锻炼出来的。宋朝人论诗，把诗句中突出的、不平凡的字，称为“诗眼”。好比人的眼，有眼才见精神。这里的“垂”与“涌”，也就是句中之眼。　　 　　下四句转到写自己的情怀：我的名望并不是因文章写得好而为人们所知道；我的官职应该说是因为年老多病而罢休的。“名岂文章著”，用的是问句式。“文章”是指诗。唐人把诗和散文一起称为文章。一般人以为杜甫在当时就以诗著名。其实不是。他出名的时候，人家还不很欣赏他的诗。他是以上疏救房琯而著名的。因为当时房琯以兵败得罪，无人敢替他申辩，杜甫不顾自身危险，毅然决然向肃宗上疏。他这一行动，震惊了满朝官员，一时朝野传言，使他出名了。至于罢官，按照制度，年至七十，才算老病，到了退休年龄。但杜甫是因为救房琯得罪，从左拾遗降为华州司功参军。又因关中饥荒，弃官而去，流浪到蜀中。他的罢官，还没有到老病退休的年龄。这两句诗讲的是同一件事，而这件事又是他一生的牢骚，一辈子的思想矛盾。现在用两个反语，很有含蓄地发泄他的牢骚。一个“岂”字，一个“应”字，都是诗眼。最后一联点明主题思想：我现在象个什么呢?象一只在辽阔的天地间飘飘荡荡的沙鸥。这就写出了旅夜的情怀。这一联也是问答句，上句问，下句答。　　 　　第二首《登岳阳楼》的主题也是书怀。前四句也是写景，但第一联与前一首的第一联不同。前一首的第一、二联是平列的，无起承之别。这一首的第一联以叙述语气起始，第二联是承。过去听人家讲过洞庭湖，今天亲自上岳阳楼，看到这个著名的湖泊。在这个大潮之东，是吴国的地域；南方是楚国的地域。在浩瀚的湖面上，天地好象日夜地在浮动。“水”是“湖”的代用词，因为此处不能用平声字。“坼”是土地分裂，此处借作“区分”字用。　　 　　下四句也和前一首诗同样，转到自身。在离乱的时世，亲戚朋友的消息，一个字也得不到。既老且病，所有的止有一条漂泊异乡的船。想回北方去，可是关山以北，还有战事，无法回去。每天靠着楼窗，止有流泪而已。　　 　　这两首诗的思想内容，并没有什么突出。杜甫在这时期所写的诗，多半表达这种情绪。用艺术观点来看，这两首诗可以说是写得极自然、极工稳，是律诗的典型作品。每一首诗的前三联，词语、词性的对法都是正对。如“细草”对“危樯”，“微风”对“独夜”，“岸”对“舟”，“星垂”对“月涌”，“平野”，对“大江”，“阔”对“流”。这种对偶，是律诗的正格，故称为正对。也称为“正名对”，又称为“的名对”。“阔”是状词，“流”是动词，在今天我们以为词性不同，但在古人的观念中，它们都是虚字，可以成对。　　 　　词性完全对稳的联语，容易拘束思想的表达，成为两个平行的呆板对句。因此有时也可以不必遵守正对的规律。改用词性不同而结构相同的词语作对偶。例如杜甫的“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子规》)。此联“两边”与“终日”，一个是抽象概念，一个是具体概念，不能算是正对。又，“不知云雨散，虚费短长吟”。“云雨”是两个名物词的结合，“短长”是两个状词的结合，也不是正对。这种形式的对偶，唐人称为异类对，宋人称为偏对。偏对当然不如正对，但它可以使联语流利、灵活，故作者很多，不以为病。　　 　　“山木”与“子规”，字面不成对偶，只是以鸟对树。又如《山寺》诗：“麝香眠石竹，鹦鹉啄金桃”，是以鸟对兽。又《遣愁》诗：“江通神女馆，地隔望乡台”，是以馆名对台名。这些名词的字面都不成对。律诗中这种对偶也很多。唐人称为事对，意思是对事物不对字面。宋人称为散对，许多人不屑用，以为对法太宽。　　 　　另外有一种字面对，词性也对，而意义不对的。如杜甫的“(《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此联对偶都不是正格。以“登临”对“风物”是偏对。以“侍郎”对“游子”，字面、词性都对，但“游子”是旅客，“侍郎”即是官名，此处用来代表一个官为侍郎的朋友。又杜牧诗云：“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商山富水驿》)以“白日”对“朱云”，字面及词性都对，但朱云是人名，意义与“白日”不对。这种对偶，称为假对，亦名假借对。　　 　　还有一种借同音字作对偶的。例如杜甫的“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一”与“思”是不成对偶的，但“思归客”可以读成“四归客”，那就成对了。又孟浩然诗：“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裴司士见访》)以“杨”字对“鸡”字，是取“羊”字的谐音。又杜甫诗：“枸杞因吾有，鸡牺奈尔何。”(《恶树》)是以“枸杞”读成“狗杞”，就可与“鸡栖”成对了。这种对法，唐人名为声对。宋人也列入假借对。　　 　　此外，还有一种对法。其对偶在一句之中。如杜甫诗：“小院回廊春寂寂，浴凫飞鹭晚悠悠。” 　　《涪城县香积寺宫阁》)“小院”与“回廓”成对，“浴凫”与“飞鹭”成对，而“小院”与“浴凫”却不成对。又李嘉祐诗：“孤云独鸟川光暮，万里千山海气秋。”(《同皇甫冉登重玄阁》)“孤云独鸟”与“万里千山”各自成对，而上下联却不成对。这种对法，称为当句对，《沧浪诗话》称为就句对。李商隐有一首诗，题曰：《当句有对》。每一句都用当句对，而中间两联又是上下句对稳的：　　 　　密迩平阳接上兰，秦楼鸳瓦江宫盘。　　 　　池光不定花光乱，日气初涵露气乾。　　 　　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　　 　　三星自转三山远，紫府程遥碧落宽。　　 　　这首诗虽然作者自以为每句中有对偶，其实只有游蜂、舞蝶，孤凤，离鸾二组可以成对。此外平阳、上兰，秦楼、汉宫和紫府、碧落三组平仄都没有对上。池光，花光，日气，露气，三星，三山，这三组有一字相同，都不是对偶。　　 　　与当句对相反，还有一种隔句对。它不是上下二句相对，而是以第三句对第一句，第四句对第二句。例如古诗：“始见 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来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又，“昨夜越溪难，含悲赴上兰；今朝逾岭易，巧笑入长安。”又杜甫《哭郑广文、苏少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榖贵殁潜夫。”又韩愈《送李员外分司东都》：“去年秋露下，羁旅逐东征；今岁春光动，驱驰别上京。”这种对句，大多用于诗的开头，而且必有双重意思。如第一例咏月是“始见”和“来映”。第二例是“昨夜”和“今朝”。第三例第一、二句是哭郑广文，第三四句是哭苏少监。第四例是“去年”和“今岁’。宋人把这种对法称为扇对，如一柄扇子的左右对称。　　 　　律诗的对偶，还须注意词语的声韵。最好是双声字对双声字，叠韵字对叠韵字，互相对偶也可以。连绵词必须与连绵词作对。重字必须用重字为对。例如杜甫的《湘夫人祠》：“晚泊登汀树，微馨借渚萍。”此联“登”、“借”两个动词本来可以随意选用，但杜甫在“汀树”前用“登”字；在“渚萍”前用“借”字，使“登汀”、“借渚”都获得双声效果，这也是他“诗律细”的一例。　　 　　盛唐是五、七言律诗的形式与规律完成的时期。中唐是继续发展的时期。诗律愈严，变化也愈多。当时有一位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我国学道、学文①，回国后写了一部介绍我国诗学理论的书《文镜秘府论》。其中有《论对》一卷，记录了二十九种对法。除正对、偏对、声对等几种之外，大多流于琐碎苛细，并不为诗家所注意。宋人诗话中也常常讨论到各种对偶方法，但作者总以正对为主，其他对法，只可偶一为之。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日　　 　　①弘法大师(公元七七四——八三五年)，法名空海，遍照金刚是他的灌顶名号。他于贞元二十年(公元八O四年)来中国，回国后，著书多种，介绍中国佛学及文化。《文镜秘府论》钞集了当时我国许多论诗法的著怍，其中有些书早已亡佚。《文镜秘府论》有一九七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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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钟：
【四皓格】秦时明月
长忆秦川于月下
明知汉水在愁时 【却上心头】
2、楹联：
小憩云头沽世味
长留月下惜年光 【却上心头】
忽来一念随花落
已把千愁付水流【却上心头】
燕处超然行物外
风中莞尔笑人间 【却上心头】
0001:题•马
上比：扬鬃昂首鸣荒漠
下比：怀梦奋蹄冲赛场【却上心头】

0002:分咏: 雪/灯
上比：轻如柳絮随风散
下比： 灿若烟花伴月明【却上心头】

0003：诗钟分咏《茶/月》（回月出题）
上比：苦甘有味心神漾
下比：圆缺无常思绪飘【却上心头】

却上心头

七绝 ·《立春》
风拂桃花两岸香，傍堤弱柳亦舒黄。
杜鹃枝上殷勤啭，应喜田间百姓忙。

却上心头

破阵子 ·《雨碎江南》
漠漠江城风雨， 幽幽柳岸桥边。
野草芳菲犹胜画，伞下伊人却黯然。
愁容花亦怜。
世路如今已惯，命中此世无缘。
别后离情凭蝶梦，不见故人枉挂牵。
锦书何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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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盛唐诗馀话

以上讲盛唐诗二十九篇，作者十七人，李白、杜甫占了一半。以后世的观点来评价盛唐诗，李白、杜甫有特殊的重要性，讲盛唐诗以李、杜为主，是当然的。但如果依据当时诗坛的现实情况，则王维、李白，诗名不相上下，杜甫的声望，远不及他们。我们现在评论杜甫诗，都认为他的《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等诗是他的杰作，但宋朝人论诗，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后，在成都、云安、夔州这一时期的作品。特别是在夔州所作许多律诗，为黄庭坚所激赏。这是因为宋元时代的诗人，论诗、作诗，都以律诗为主，他们把杜甫奉为唐律之祖。他们所崇拜的是杜甫的诗律。宋人诗话中讨论的，多半是杜甫的句法、字法，对于他在天宝离乱时期所作许多乐府歌行，即使讲到，也还是从其艺术手法去评论，而极少注意它们反映社会现实的高度思想性。因此，宋人选杜甫诗，都取他的《秋兴》、《咏怀古迹》之类的作品。　　 　　但是，在唐代，情况还更不如。《河岳英灵集》不选杜甫诗，还可以说是他早期的作品尚未知名。《中兴间气集》也不选杜甫的诗，似乎连他晚年的律诗也还没有引人注意。五六十年之后，元稹竭力赞扬杜甫，以为非李白所及。韩愈也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调张籍》)的诗句，这时杜甫的声望才得与李白并列。但是晚唐初期诗人姚合编选《极玄集》，还是不选杜诗。唐末诗人韦庄编选《又玄集》，虽然选了杜甫七首诗，只是五律五首，七律二首。又过了二三十年，后蜀诗人韦縠【hu】编选《才调集》，其序言中明明说：“因阅李、杜集，元、白诗，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可是他所选的一千首诗中，只有李白诗二十八首，杜甫诗还是一篇都没有。可知他虽然看过杜甫诗集，竟以为无“奥妙”可供“采摭”。一个伟大的诗人，其作品在生存时默默无闻，在身后一百多年，虽有文坛巨子为他表扬，仍然是无人赏识。这种情况，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例。　　 　　盛唐诗在唐诗中的成就，我们可以从其承先与启后两个方面来看。承先的收获有二点值得注意：　　 　　(一)律诗的规范确定了初唐沈、宋的五言律诗,还没有完全脱离古诗的音调与风格，平仄粘缀或词句对偶，还不够细密。王维、孟浩然的五言律诗中，还有许多句格音调，留有古诗痕迹。但在杜甫的五言律诗中，这种痕迹几乎都不见了。至于七言律诗，盛唐诗人所作还不多。我们如果从岑参、高适的七言律诗读到杜甫的七言律诗，便可以发现对偶愈来愈工稳，声调愈来愈嘹亮。不过，绝句的第三句，律诗的第五句，盛唐诗人还不考究其平仄应当与上句重复，因此，盛唐七律仍以折腰体为多。中唐诗人才注意到这一音律问题，然后才以折腰为病。　　 　　(二)乐府诗有所发展。初唐诗人作乐府诗，还是沿用乐府旧题，题材内容也还受古乐府的拘束。多数作品，止能说是拟古。盛唐诗人大作乐府诗。岑参、高适的边塞乐府，李白的游仙、饮酒、抒怀、述志乐府，杜甫的记述天宝离乱的乐府，都用新题目、新题材，为汉魏以来的乐府诗开拓了一大片新的园地。　　 　　启后的影响可以指出以下几项：(一)七言诗的地位渐高，中唐以后，不再以五言为诗的主要形式。(二)初唐诗的面貌是艳丽秾缛，还有齐梁体馀风。盛唐诗开始变为秀丽清新。初唐诗的贵族性、宫廷体，在盛唐作品中，已逐渐消失。这是由于初唐诗人，大多数是朝廷大臣，或豪贵子弟。盛唐诗人多数是官位不高的进士。还有一些是象孟浩然那样的潦倒文人。诗人的成份，从封建贵族、官僚地主下降到普通知识分子。这种变化，影响到中唐，诗的面貌风格，愈加清淡朴素。(三)长篇歌行和律诗的出现。李白的长篇歌行和杜甫的一百韵排律，都是前古所未有。中唐以后，这两种诗体大有发展，使卖弄才学的诗人，多了一种武器。(四)开始了摘句论诗的风气。古人论诗，都论全篇的思想内容。锺嵘作《诗品》，开始举出某一诗人的精警诗句，加以评论。这一风气，到盛唐而大为发展。由于律诗兴起，中间二联是精华所在，诗人都用力于这二联。对偶要工，诗意要新。杜甫在许多诗里，都表现过他重视句法。《答岑参》诗云：“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寄高适》诗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 　　《自述》诗云：“为人性癖耽佳句。”要求句法佳妙，也是他“诗律细”的一个方面，虽然他所谓佳句，未必全指律诗的中二联。此外，《河岳英灵集》在介绍每一位诗人的风格时，也常常举出其一二名句。称王维的诗是“一字一句，皆出常境。”称高适则云：“至如《燕歌行》等，甚有奇句。”又举出薛据的《古兴》诗中数句，誉之为“旷代之佳句”。这一切都反映着当时诗家特别重视句法。影响到晚唐，成为一种不好的倾向。许多诗人先刻意苦吟，作得中二联，然后配上首尾，变成为只有佳句而不成佳篇的、没有真实情感的诗。他们只是为作诗而作诗了。　　 　　以上仅是举出一些显著的现象。此外，在题材、风格、气氛各方面，盛唐诗也都有其特征，不过不能划断年月来讲。明代的王世懋在他的《艺圃撷馀》中有过一段论唐诗的话：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便是《离骚》远祖。子美七律之有拗体，其犹变风、变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极是盛衰之介。然钱起、王维，实相唱酬，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其间逗漏，实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隐隐钱、刘、卢、李间矣。至于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句?盖声气犹未相隔也。学者固当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唐，中唐人无一语入晚唐，则亦固哉其言诗矣。　　 　　南宋中期，有一群所谓江湖诗人，专学做晚唐诗。他们的影响，直到明代初期。于是有李于鳞等人出来提倡初、盛唐诗，以改革诗风。他们的理论犯了机械地划分初、盛、中、晚的错误，硬把某甲的诗说是晚唐，某乙的诗说是盛唐。但又无法一篇一篇地说明其特征。王世懋这一段议论就是针对这一派理论而说的。我以为他讲得很透彻，故全文抄录在这里。　　 　　他的意见是：“唐诗固然有初、盛、中、晚的时代区别。一般说来，其声调、风骨，确有不同。但在初唐诗中，也会有几首诗已逗(透)入盛唐的，盛唐也会有些已逗入中唐的，这就是变化的开始。正如《诗经》中有些篇章已经可以看出《离骚》的迹象。杜甫的拗体律诗，已经是中、晚唐硬句的先兆。总的说来，盛唐到中唐是唐诗的分水蛉。大历以后，唐诗便趋于衰落了。但是从个别诗人的情况来看，又不能截然区分。王维和钱起是朋友，彼此都互有唱和。只因钱起辈分略晚，到大历间才成为著名诗人，故王维算是盛唐诗人，钱起却被列为中唐诗人。杜甫虽然列入盛唐，可是他集中的诗，半数以上都作于大历元年至四年。又如王维的“明到衡山与洞庭”(《送杨少府贬郴州》)这首七律，岑参的“到来函谷愁中月，归去磻溪梦里山”(《暮春虢州东亭送李司马归扶风别庐》)这一联诗句，都已经有些大历诗人的风格了。至于大历诗人的作品，也可能有些盛唐的风格。总之，时代虽然不妨划分，当时的文风，并未彼此隔断，所以，学诗的人，一方面固然应该严格区分时代风格，另一方面也不能说：盛唐诗人句句是盛唐，中唐诗人句句是中唐。如果这样论诗，就未免太固执了。　　 　　王世懋这一段话是为某些人在文学史上机械地划分时代和流派而言。它不但适用于对唐诗的分期，也适用于讲别种文学作品的发展史。所以我既抄录了他的原文，又做了译解。不过，王世懋以为唐诗由盛而中，是盛衰之界。这仍然是沿袭了宋元以来对“盛唐”这个名词的误解。所谓“盛唐”，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所谓“中唐”，也应当首先理解为唐代史的中期。唐诗的时期是依历史时期来区分的，但“盛唐诗”并不表示唐诗的全盛时期，“中唐诗”也不是盛唐诗的衰落现象。甚至，我还以为，唐诗的全盛时期反而应当属于中唐。　　 　　现在，我们姑且采用分流派的方法以总结盛唐诗。王、孟、高、岑是第一派。他们是初唐诗的正统继承者。在初唐诗的基础上，有提高，有深入，有变化，有发展。李白是独树一帜的一派。他的创作过程，无论是在文学形式，创作方法及诗人气质各个方面，都是从古典主义进入了浪漫主义。第三派是杜甫。他选择了一条与李白相反的创作道路。他以王、孟、高、岑为基础，而排除了他们的纤巧、温雅和文弱，创造出许多苍老、雄健、沉郁、古淡的篇章词句。盛唐前期是李白诗“飞扬跋扈”的时代①，它们反映着玄宗李隆基统治下的政治、经济上升的气象。盛唐后期是杜甫“暮年诗赋动江关”的时代②，他的诗反映着李唐王朝由盛入衰的社会现实。王、孟、高、岑是盛唐诗的主流，中唐诗人是他们的继承人。李、杜诗是盛唐诗的新变，尽管他们是一代大家，在当时还没有产生影响。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六日 　　①“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是杜甫《赠李白》的诗句。　　 　　②“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是杜甫《咏怀古迹》的诗句，也是他自己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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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句点评

出句1：花市灯如昼。
对句1：水乡舟若星。【梅竹逸韵】
此对句如果逐字来看，花对水，市对乡，灯对舟，昼对星，对仗相当工整，遣词也很雅致，微疵是和上句联系不够，稍稍有点意隔了。
集句1：燕山月似钩。【李贺】【许文富】集
此集句是此次活动中唯一被选上的集句，对仗相当工整，一个月字是上下句联系的枢纽，以月对灯很工整，而且意境也很连贯。燕山是一个专有名词，在这里把“燕”字借对上句的“花”字，对得很巧妙，总之此句是个不错的集句。
对句1：枝头月似轮。【湖畔柳】
以枝头对花市，稍宽了些，月字的衔接用得很好，只是之前已经有句子用过月字，就显得有些缺乏新意了，但是，从整体的意境上看，还是个不错的对句。

出句2：人约黄昏后。
对句2：月融锦瑟中。【五十铃】
此句用表示很多种颜色的锦字来对黄字，很巧妙，而且月字与黄昏在时间上的衔接也用得很好。本人拙见，此句微疵就是缺少了对人的描写，稍显单薄了点。整体上看，此句还是不错的！
对句2：情牵碧水边。【晨曦微露】
此句碧水二字用得很好，首先以碧对黄，很工整，同时以表示地点的碧水来对表示时间的黄昏，上下句的意境很连贯，而且下句的意境很有延展性。总之，此句是个不错的对句！
对句2：心期红烛前。【却上心头】
期红烛三字用得甚好，首先动词期表达了诗人的一种向往，红烛不但工整，而且把诗人向往的对象做了具体细致的描写，造就了一种美妙绝伦的幻境，造句手法在所有对句中显得相当新颖！好句！

出句3：月与灯依旧。
对句3：风怜影寂寥。【晨曦微露】
首先此句的拟人手法用得很好，其次是用寂寥二字反衬出了一种凄美的意境，好句！
对句3：人同花黯然。【夏虫语冰】
此句遣词雅致，造句工整，整句营造了一种悲剧之美！
对句3：情同梦已残。【却上心头】
此句中已残对依旧，尤工，再以“情同梦”的自对来对“月与灯”的自对，很巧妙，整句意境凄美。本人拙见，微庛是缺少对具体意象的描写，略显空洞了些！整体上还是不错的！

出句4：泪湿春衫袖。
对句4：愁凝柳叶眉。【湖畔柳】
此句以愁字作为上下句联系的枢纽，使得上下句意境联系很紧密，遣词雅致，造句工整，微庛就是以柳对春，稍宽了些，但仍不失为好句！
对句4：情痴柳叶眉。【石桥耕夫】
柳字的问题同上句，而且，在有人用过柳字的基础上，再用柳字还显得缺乏新意。但是，整体上，此句遣词雅致，造句工整，是为佳句！
对句4：愁凝秋水眸。【清风素影】
以秋对春，尤工！而且秋水对春衫的比喻也用得很好，微疵就是秋水和眸似乎有些合掌了，然而瑕不掩瑜，此句仍是上上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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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诗话 43张志和：渔歌五首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篛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钓台渔父褐为裘。两两三三舴艋舟。　　 　　能纵棹，惯乘流。长江白浪不曾忧。　　 　　霅溪湾里钓鱼翁。舴艋为家西复东。　　 　　江上雪，浦边风。笑著荷衣不叹穷。　　 　　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蓴羹亦共餐。　　 　　枫叶落，荻花乾。醉宿渔舟不觉寒。　　 　　青草湖中月正圆。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头船。乐在风波不用仙。　　 　　我们讲过李颀的《渔父歌》，也提到过高适有《渔父歌》，岑参有《渔父》，储光羲有《渔父词》，同样都是描写渔人生活的，作者都是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诗人。这里再讲《渔歌》五首，作者张志和，时代稍后，他从仕宦而至退隐。都在肃宗、代宗两朝，应当属于最早的中唐诗人。《唐诗品汇》把他列入盛唐，恐怕不很适当。　　 　　张志和的传记资料不多，生平情况也不很能知其详。但知道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他是颜公座上客。颜公又亲自看见他的死，还替他作了墓碑文，就是现存《颜鲁公文集》中的《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此外还有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也有关于张志和的记录，因为他又是著名的画家。《太平广记》卷二十七引用了一篇《续仙传》，也记录了张志和升仙的情况，后世遂相传以为张志和是一位得道成仙的异人。以上这些资料，都是唐代人的记载，尤其是颜真卿的那篇墓碑铭，应当是最可信的史料。此后，则有《新唐书》的《张志和传》，宋人计敏夫的《唐诗纪事》，元人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其中亦有关于张志和生平的记载，就都是第二手资料了。　　 　　综合诸家记载，我们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张志和，本名龟龄，东阳金华人。父名游朝，清真好道，著有《南华象罔说》十卷、《冲虚白马非白证》八卷。这两部书都没有留传于后世，看来是一位道家兼名家的学者。志和的母亲姓留，梦见枫树生在肚子上，因而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张龟龄。龟龄十六岁，入长安，为太学生。不久，以明经擢第，大约是在天宝年中。安禄山乱后，龟龄献策于肃宗，深蒙器重，令其为翰林待诏，授官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又命他改名志和，字曰子同。不久，降官为南浦尉。此后又获得恩准量移。志和不愿赴任，辞官回家。遭逢亲丧，从此不再从政，泛舟垂钓，漫游于三山五湖之间，自称烟波钓徒。　　 　　以上这一段传记，在关节处都没有交代清楚。他向肃宗献策，获得肃宗器重，是什么策?肃宗为什么要他改名?为什么不久就降官?降官一定是由于得罪了朝廷，那么，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得罪?量移是唐代政治制度，对贬谪官员的初步宽赦，意思是酌量转移一个较高的官职，或转移到一个较近的地方。可是，当时张志和量移到什么地方去任官，又没有说明。因此，张志和从入仕到归隐，这期间一切重要情况，现在都无法知道。 　　张志和曾著述一部书，名曰《玄真子》，凡十二卷，三万字。由于这个书名，便又自称为玄真子。此外还写了一都研究《周易》的书，名曰《太易》，凡十五卷，二百六十五卦。这两部著作，现在也失传了。现在所有的一部《玄真子》，恐怕是后人託名的伪书。　　 　　大历七年九月，颜真卿从抚州刺史调任湖州刺史。大历十三年初，离湖州入朝，升任刑部尚书。在五年的湖州任期中，吴越一带的文士诗人，都在颜真卿幕中，或有来往，著名的诗僧皎然和张志和也成为颜真卿的门客。张志和在这几年中的生活，我们可以从颜真卿的墓碑文和皎然的诗中见到。最突出的是张志和的画。颜真卿的碑文说：“玄真性好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大历九年秋八月，汎真卿于湖州，前御史李【】以缣帐请画，须臾之间，千变万化，蓬壶仿佛而隐见，天水微茫而昭合。观者如堵，轰然愕眙。”皎然诗集中有一诗一文，都是描写张志和作画的神情的。一首诗是《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其诗有云：“手援毫，足蹈节，披缣洒墨称丽绝。石文乱点急管催，云态徐挥慢歌发。乐纵酒酣狂更好，攒峰若雨纵横扫。尺波澶漫意无涯，片岭崚嶒势将倒。”又一首文是《乌程李明府水堂观玄真子置酒张乐、丛笔乱挥、画武城赞》。其句云：“玄真跌宕，笔狂神王。楚奏【金訇】铿，吴声浏亮。舒缣雪似，颁彩霞状。点不误挥，毫无虚放。蔼蔼武城，披图可望。”从这里都可以想见张志和作山水画时豪放的姿态。他喜欢在音乐、歌舞、宴饮的环境中作画，他的画是与乐舞同一节奏的。李明府是乌程县令李晤。　　 　　颜真卿的碑文中还提到他曾为张志和重造一条新的渔船。此事亦有皎然的诗可以参证。诗题曰：《奉和颜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舴艋舟歌》。诗云：“沧浪子后玄真子，冥冥钓隐江之汜。刻木新成舴艋舟，诸侯落舟自兹始。得道身不系，无机舟亦闲。从水远逝兮任风还，朝五湖兮夕三山。停纶乍入芙蓉浦，击洑时过明月湾。”可知当时颜公为张志和造成新船，还为此举行了落至典礼。落，就是落至，也就是现代所谓“下水典礼”。舴艋舟是小船，形容它象昆虫蚱蜢一样。　　 　　颜真卿的碑文虽然详细地叙述了张志和的生平，但关于张志和的死，却说得非常含糊。此文最后只说：“忽焉去我，思德滋深，曷以寘怀，寄诸他山之石。”铭文结句云：“辅明主，斯若人。岂烟波，终此身。”这里所谓“忽焉去我”、“烟波终身”，都是隐隐约约的叙述张志和的最后。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却使后世读者无从了解。幸而《续仙传》留下了一段记录：“其后真卿东游平望驿，志和酒酣为水戏。铺席于水上，独坐饮酌笑咏，其席来去迟速，如刺舟声。复有云鹤，随覆其上。真卿亲宾参佐观者，莫不惊异。寻于水上挥手以谢真卿，上升而去。”这样一说，就明白了。原来张志和采用了道家水解的方法，在吴江平望结束他的生命。在世俗人的观念里，他是象屈原一样的自沉于水；而在道家的术语里，这是用水解的方法上升成仙。颜真卿不是道家思想者，不说张志和浮水升仙，只好说是“忽焉去我”，“烟波终身”。　　 　　《渔歌》五首，是张志和的作品。颜真卿碑文里虽然没有记录，但别的文献中却都提到了。《历代名画记》说：张志和“自为《渔歌》，便画之，甚有逸思。”《续仙传》说：“颜真卿为湖州刺史，与门客会饮，乃唱和为渔父词，其首唱即志和之词‘西塞山前’云云。真卿与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共和二十五首，递相夸尚。”又《唐朝名画录》也说：“鲁公宦吴兴，知其高节，以《渔歌》五首赠之。张乃为卷轴，随句赋象，人物、舟船、鸟兽、烟波、风月，皆依其文，曲尽其妙。”依据这些记载，可知颜真卿、陆鸿渐、徐士衡、李成矩、张志和，每人都做过五首《渔歌》，而张志和还为这五首《渔歌》画成卷轴。　　 　　《渔歌》唱和二十五首和《渔歌图》五轴，在当时一定曾经广泛传抄或临摹。但《渔歌图》已不见于宋代的记载，而其影响则极为久远，宋、元、明代有许多画家画过渔歌图。《渔歌》的失传，年代更早。文宗时宰相李德裕有一篇《玄真子渔歌记》，他说：“德裕顷在内廷，伏睹宪宗皇帝写真访求玄真子《渔歌》，叹不能致。余世与玄真子有旧，早闻其名，又感明主赏异爱才，见思如此。每梦想遗迹，今乃获之，如遇良宝。”原来唐宪宗皇帝李纯在位时，仰慕张志和，要访求其所作《渔歌》，可是始终没有见到。于是画了一幅张志和的像，并题了字，记录了他的遗憾。李德裕在宫中见到宪宗留下的这幅画像和题记，对先帝的爱才思贤，非常感动。因为他家与张志和家有旧交，就注意访觅，才获得张志和《渔歌》五首的全文。他把这五首《渔歌》录存在他的文集《会昌一品集》中，并附了这篇题记。我们现在还能见到《渔歌》五首，应当归功于李德裕。从大历末年到宪宗元和末年，不过四十年。以皇帝之力，还无法得见《渔歌》，可知当时这些诗已无人知道了。　　 　　张志和《渔歌》五首的内容，与李颀、岑参、储光羲诸家所作，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歌咏逍遥自在的渔人生活。但在文学形式方面，张志和却采用了三言七言混合的长短句法。他将一首七言绝句的第三句改为两个三言句，而且在第二个三言句尾协了韵。这样，这首诗的音节就离开绝句较远了。到了唐末五代时，有和凝、欧阳炯、李珣等人，也作同样形式的渔歌，被选入《花间集》，改题为“渔父”，正式被定为曲子词了。到宋代，又被改名为“渔歌子”，与《教坊记》所载曲名“渔歌子”相混。从此“渔歌子”成为一个词牌名，而张志和这五首《渔父》也被视为唐词了。　　 　　张志和这五首《渔歌》描写他到过的各处江湖胜景。第一首写西塞山前的渔人生活。这是湖北的西塞山。陆放翁《入蜀记》云：“大冶县道士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词所云者。”韦应物有《西塞山》诗云：“势从千里来，直入江中断。岚横秋塞雄，地束惊流满。”刘禹锡有一首著名的《西塞山怀古》诗，怀的是‘王濬楼船下益州”的故事。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诗云；“中妇桑村挑莱去，小儿沙市买蓑归。西塞山前终日客，隔波相羡尽依依。”可知唐代诗人所歌咏的西塞山，都是在湖北大冶县境内突出在长江中的一个石矶。但明清以来，许多人注释张志和此诗，常引用《西吴记》的一条：“湖州磁湖镇道士矶，即张志和所云‘西塞山前’也。”由于张志和的渔钓生活，见于文献的，都是在休官归家之后。而且选本所录张志和的《渔歌》，一般都不是五首全部选取。因此，编《词林纪事》的张泳川，竭力申辩这个西塞山是在湖州。他甚至说张志和“踪迹未尝入楚”。可知他非但没有见到《渔歌》五首全文，连张志和的传记资料也没有看过。张志和曾降官为南浦县尉，南浦县就是现在四川省的万县。如果说张志和生平踪迹未尝入楚，他怎么能去做巴东的南浦县尉呢?而且《渔歌》第五首中所提到的青草湖与巴陵，难道也在湖州吗?　　 　　《渔歌》第二首写的是严子陵的钓台，这是富春江上的渔人古迹。“长江白浪”，应该是泛指富春江。第三首写的是霅溪湾里的渔人生活，这就在湖州了。第四首是写松江上捕蟹的渔人。松江就是吴江。“菰饭蓴羹”是用晋代松江人张翰的典故。张翰在洛阳，因秋风起而怀念家乡的菰米饭、蓴菜和鲈鱼。菰，就是茭白。菰米是菱白的籽。古代茭白结籽，可以做饭，现在退化了，不再有菰米饭。　　 　　这五首《渔歌》的次序，看来在李德裕所得的抄本上，已经错乱了。我以为第五首应当是第二首。这两首是张志和回忆做南浦县尉时的渔钓生活。以下三首，是他归隐后从金华泛舟东下的情况。　　 　　《渔歌》有颜真卿、陆鸿渐等四人的和作共二十首，李德裕的《玄真子渔歌记》中没有讲到，看来他当时仅得到张志和的原作五首，而没有得到和作。北宋初期，出现了一本词选集，书名《金奁集》，题云：“温庭筠飞卿撰。”这是《花间集》以后的又一部唐五代词的选集，虽然题作温飞卿撰，其实温飞卿的词只有六十二首，其馀都是韦庄、欧阳炯、张泌等人的词，多数已见于《花间集》。显然，这是一部投机牟利的出版物，东抄西袭，托名于温飞卿的。但是在这部词集的卷尾，却有张志和的《渔父》十五首。其中没有一首是附见于李德裕文集中的。据清末词家曹元忠、朱孝臧的研究，认为这十五首词本该题作“和张志和渔父”，历代传钞，被不学无术的人删去了一个“和”字，于是误传为张志和的作品。又因全书题作“温飞卿撰”，又好像这十五首是温飞卿和张志和的作品。　　 　　《宝庆会稽续志》中有宋高宗赵构作的十五首《和渔父词》，有小序云：“绍兴元年七月十日，余至会稽，因览黄庭坚所书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戏同其韵，赐辛永宗。”原来高宗在会稽看到黄庭坚写的张志和《渔父》词十五首，一时高兴，和韵作了十五首，写了一本给辛永宗。后人就从辛永宗家藏的高宗手迹抄录下来，编入《会稽续志》。宋高宗的十五首《和渔父词》的用韵次第，完全和《金奁集》中所有十五首一样，由此可知黄庭坚所写的，也正是这十五首。既然黄庭坚也以为这十五首《渔父》词的作者是张志和，而《金奁集》这部书的出现也正在黄庭坚的时代，因此，我们可以推测，这十五首词早已迷失了作者的姓名，在北宋初期已误认为张志和的作品。《金奁集》的编者，也以为这是张志和所作，或者以为是温飞卿的和作。这样看来，决不可能是《金奁集》的传钞本被妄人删去了一个“和”字。　　 　　南宋中期，有一位藏书家陈振孙，收集张志和的《渔歌》及其有关文献，编成一部《玄真子渔歌碑传集录》，他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记录道：“玄真子《渔歌》，世止传诵其‘西塞山前’一章而已。余尝得其一时唱和诸贤之辞各五章，及南卓、柳宗元所赋，通为若干章。因以颜鲁公碑述、《唐书》本传，以至近世用其词入乐府者，集为一编，以备吴兴故事。”由此文可知在南宋中期，张志和的五首《渔歌》，只有第一首广泛地流传着，其馀四首，几乎无人得见。陈振孙收集到的“一时唱和诸贤之辞”，想必就是颜真卿、陆鸿渐等四人之词二十首。但陈振孙没有列举人名及篇数，我们就无法肯定。陈振孙还收集到柳宗元和南卓的和作，那么也应当有十首。《金奁集》中的十五首，到底是那三家的和作呢?现在也无法知道。颜真卿、柳宗元的诗集中都没有《渔歌》和作，陆鸿渐、南卓等人，都没有诗文集留传至今。总计和者六人，应当有三十首，而现在只有失去了主名的十五首，还不能不感谢《金奁集》编者。　　 　　《渔歌》在《金奁集》中已改名《渔父》，并注明属黄钟宫，可见它已成为词调名。但苏东坡还无法唱张志和的词，他于是加几个字，用《浣溪沙》的曲调来唱。其小序云：“玄真子《渔父》词极清丽，恨其曲度不传。加数语，以《浣溪沙》歌之。词云：　　 　　西塞山边白鹭飞。　　 　　散花洲外片帆微。　　 　　桃花流水鳜鱼肥。　　 　　自庇一身青篛笠。　　 　　相随到处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补入

却上心头

44李冶：寄校书七兄

年轻时读唐宋名家诗，遇到好处，不觉拍案叫绝。与同学朋友们谈起，也常常有人表示同感。我一向以为既然大家都同样地欣赏这首诗，对于这首诗的了解一定也是彼此一样。当时还没有用详细分析的方法来讲解唐宋诗的出版物，有的止有注明典故的选本。编者批注了某一首诗好，我也以为好，就以为编者对这首诗的了解和我契合了。　　 　　近年来，在单行选本或期刊上看到许多唐诗的分析讲解，才常常发现许多人对诗的理解和我不一样，尽管对某一首诗，我们双方都以为好，可是好的理由却很不相同。　　 　　李冶，字季兰，是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一位风流放诞的女道士、女诗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选了她六首诗，还有一段评论云：　　 　　士有百行，女惟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尝与诸贤集乌程开元寺，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乌欣有託。”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如“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仿班姬则不足，下比韩英则有馀。不以迟暮，亦一俊妪也。　　 　　高仲武在这一段短短的介绍中告诉我们，李季兰的形态性格象个男子，而诗意却很放荡，无所顾忌。接着高仲武记录了她和刘长卿的一次对答，是一个当时传为雅谑的故事。但这个故事的实质却十分不雅，因此，有些刻本的《中兴间气集》中没有这一段。接下去，高仲武摘出了她的一联最著名的诗句，从而给她下了定评。　　 　　刘长卿、李季兰这一番对话，恐怕已有些人看不懂，不知为什么“举座大笑”。我只得用来译成一段白话文的《笑林广记》。原来刘长卿生的“阴重之疾”，中医称为“疝气，俗名小肠气。病象是肠子下垂，使肾囊胀大。这是中年男子的病。患者经常要用布兜托起肾囊，才可以减少痛楚。李季兰知道刘长卿有这种病，所以吟了一句陶渊明的诗：“山气日夕佳。”(《饮酒诗二十首》之五)这山气是借作疝气的谐音，意思是问刘的疝气病近来好些没有。刘长卿立刻也用一句陶渊明的诗来回答；“众鸟欣有託。”(《读山海经诗十三首》之一)这个“託”字借作“托”字，而这个“鸟”字就是黑旋风李逵常用的“鸟”字了。　　 　　这个故事反映了唐代诗人的浪漫精神。男女之间，谈笑谐谑，毫无顾忌。李季兰的风流放诞，也从这个故事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她的诗，现在只存十六首，但是没有一首不是好诗。最为人传诵的就是高仲武摘句的一首：　　 　　寄校书七兄 　　无事乌程县，差池岁月馀。　　 　　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　　 　　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　　 　　因过大雷岸，莫忘几行书。　　 　　讲解这首诗，应当先说明情况。题目所谓“校书七兄”，是作者的兄长，排行第七，官为校书郎。作者耽搁的家乡乌程县(今浙江湖州)，已一年多了，遥念她的七兄，因而寄一封信去问候。这位七兄，大约出使在外，因此作者叮嘱他，在行旅之时，不要忘记给她来一封信。　　 　　唐代诗人作送别怀人的诗，大多是一开头就用一句说自己，一句说对方。或者用一联说自己，一联说对方。这首诗第一联是作者自述：住在乌程县里，虽然没有什么事，却已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差池就是参差，《诗经·邶风》；“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但唐代人用参差或差池，往往作“几乎”或“差不多”解。后代人不了解唐人用词语的习惯，就把这句改为“蹉跎岁月馀”。从《唐诗品汇》到《唐诗别裁》都已改作“蹉跎”，现在依古本《中兴间气集》改正了①。　　 　　第二联“不知芸阁吏，寂寞竟何如”，这是问询校书七兄的话。古人藏书之处，多种芸草，书页中也往往夹着晒干的芸草，因为芸草能辟蠹鱼。校书郎是在宫中藏书处工作的，故称之为芸阁吏。这三个字，就代替了一个“你”字。这一联的意义，只是说“不知道你近来寂寞到怎样”?　　 　　第三联果然是特异的佳句。一句说船，一句说车。这船又是使者的船，车也是使者的车。何以见得一定是使者的船?因为“远水浮仙棹”是暗用汉代博望侯张骞奉使乘槎探索河源的故事。至于使者的车，那么“使车”这个词语早见于《左传》，不妨直接用上。但是，为什么要说“寒星伴使车”，而不说“明月伴使车”呢?这里又是暗用了一个关于使者的典故。根据汉人的传说，天上有一种使星，地上皇帝派使者到什么地方去，天上的使星就向那个地方移动。《后汉书·李郃传》记了这样的故事。据说汉和帝分别派遣许多使者到各州县去微服察访。汉中小吏李郃懂得天文，他望见有二座使星在向益州移动，因而他就预知朝廷派使者来了。由于这个典故，后世的文学修词，就把使者称为“星使”。现在，李季兰又把“星使”二字拆开，描写使者的车在地上行进，天上的使星也伴着同行。这一联二句，从文字表面看，都是写景。描写校书七兄出使在外，乘船坐车的旅况。无论什么人都知道这二句写得好，不必注出典故，大家都能同意是“五言之佳境”。但对于能知道这一联中所使用的典故的读者，这一联之所以为好，体会就更深一层了。　　 　　刘宋时诗人鲍昭，旅行过大雷口(在今安徽省望江县)，把沿途所见山水风景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鲍令晖。这是一篇著名的散文，收在《文选》中，题作《登大雷岸与妹书》。李季兰运用这个故事，写了这首诗的结句。文字表面是说：你如果经过大雷岸，不要忘了写几行信给我。但是，读者应当了解，她的校书七兄，并不真的会经过大雷岸。这两句诗，实在只有下句的作用，即希望他有信来。上句的作用，止是表明她和校书七兄的关系是兄妹。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解释此句云：“倘出使而理棹驱车，因得经大雷之泽，幸无忘裁书寄我。”这样讲便把上一句讲死了。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给他纠正，加了一个眉批道：“此借鲍书以见为兄妹，非真过大雷也。”但是吴昌祺另外又加了一个眉批道：“诗极清丽，但不知校书果为其兄否，亦千秋之玷也。”吴昌祺能了解李季兰运用典故的方法，但又怀疑校书七兄未必真是她的兄长，甚至怀疑这位校书七兄是她的情人，因而认为李季兰作此诗是一个永久的污点。这就反映了吴昌祺的道学气，他评论唐诗，在艺术性方面，常常表现得比唐汝询高明，但对于唐诗思想内容的解说，却有不少封建气、道学气乃至迂儒气。他既知道李季兰此诗用大雷岸的典故，目的是为了点明兄妹关系，为什么还要怀疑他们到底是否兄妹呢?李季兰作诗寄情人，何必一定要讳言是兄妹?唐代的女道士、女校书，有点象是日本的艺妓。她们的生活，主要是在筵席上给主客侍酒，歌舞弹唱，以娱嘉宾。有文才的，便也参加诗酒唱和。李季兰那样的风流放诞，也还是公开的，并不下流淫滥。她也有寄情人的诗，如送阎伯钧赴剡县诗，结句也不过说：“归来重相访，莫学阮郎迷。”这又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而必须假装是兄妹呢?　　 　　李季兰这首诗之所以能获得极高的评价，因为它是一首完整无瑕的标准唐律。论文字，明白易解，雅俗共赏；论音韵，声调格律，毫无缺点；论结构，第一联说自己，第二联说七兄，第三联又说七兄，第四联归结到自己。凡是赠别怀人的诗，唐代诗人通用这种结构，而李季兰这一首可以作为合格的代表。　　 　　第三联、第四联的运用典故，更显出李季兰诗才之高。第三联是暗用典故，从文字上，看不出其中隐藏着典故。这种例子在唐诗中很多，有许多注释家常常忽视失注。但不要紧，一般读者还是能了解诗意的。第四联是虚用典故，大雷岸与诗意毫无关系，但如果不用这个地名，则诗题中的一个兄字就没有着落。作者既然虚用，读者就切忌实讲。　　 　　近来看到一篇对此诗的分析鉴赏，作者概括此诗内容云：“可知此人其时当在自乌程赴任所，沿江而上的途中。”这样说来，第一联也成为校书七兄的事。他沿江而上，去赴任所，就与奉使无关。第三联用星使的典故就落空了。作者指定这位校书七兄也要经过大雷岸，并且要他摹仿鲍昭，寄一个信给他的妹妹。于是这首诗的结句便坐实了。一首圆活隐秀的好诗，如此赏鉴，所得到的恐怕止有禅家所谓“乾矢橛”了。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 　　①其实“蹉跎”与“差池”是古今字。“差”字加了一个“足”旁，“池”字换成“足”旁。“也”与“它”是同一个字的异体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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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初来 发表于 2014-3-1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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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桑子 发表于 2014-3-2 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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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

刘长卿，字文房，河间(今河北献县)人。少时读书嵩山中，后移家鄱阳(今江西)。开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进士及第。至德中，自监察御史出为转运使判官。为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诬告犯赃罪，系姑苏狱久之。贬为潘州南巴(今广东茂名县东)尉。因有人为之辩白，量移睦州司马。官终于随州(今湖北随县)刺史，故其诗文集名为《刘随州集》。　　 　　刘长卿进士及第，比王维仅迟了三年，他应当属于盛唐诗人。但他的诗名著闻于上元、宝应年以后，因此文学史上把他列为中唐诗人。其实在中唐诗人中，他是前辈了。他的诗也属于王、孟一派。五言诗最著名，也最为自负，曾自以为“五言长城”。这是无人能超越的意思。　　 　　现在选讲他的三首五言诗：两首五言四韵律诗，一首五言十韵律诗，即元明时人所谓排律。　　 　　馀干旅舍　　 　　摇落暮天迥，青枫霜叶稀。　　 　　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　　 　　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　　 　　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寒衣。　　 　　馀干是江西省的一个县。他住在馀干旅馆中作此诗。起联说明时候是暮秋傍晚。天空非常幽远，秋风摇落，青枫树上经霜的树叶已很稀少。第二联写眼前景色。水滨的孤城已闭了城门，孤独的鸟正在背人飞去。孤城、独鸟，从写景中透露自己的孤独。第三联仍是写景。此时，渡头已升起了明月，旅舍旁边渔家的人，还在捕鱼，没有归来。尾联点出主题：在这秋暮孤独的情景中，怀乡之情正要达到极度；然而非但没有什么东西来安慰此心，反而听到不知什么地方有捣洗衣服的砧杵声，使我的乡心更加沉重。这一联结句写得非常凝炼。我们必须补充许多话，才能解释清楚。而这些补充的话，都是从“正欲”二字中体会得来的。　　 　　这首诗似乎很平淡，可是音调和修辞都很工稳，为当对传诵之作。我们看张籍的一首诗，即可知受刘长卿的影响：　　 　　宿江上馆　　 　　楚泽南渡口，夜深来客稀。　　 　　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　　 　　旅望今已远，此行殊未归。　　 　　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征衣。　　 　　这首诗是次刘长卿韵而作，但题下未标明“次韵”。全诗的用意，修词、结构，简直逐句摹仿刘长卿，我们不能不说张籍偷窃了刘长卿的诗。同时也可以想到皎然《诗式》有三偷之说。皎然以为偷语、偷意，罪无可逭；偷势则不妨任其漏网。张籍此诗，三偷具全，可为盛名之玷。而宋元以来，竟无人议及。大约此一窃案，还是我首先发觉。　　 　　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古，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穆陵关在今湖北省麻城县北。渔阳即今河北省的蓟县。桑乾水即今之永定河。蓟县在永定河北。这首诗大约作于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安禄山从渔阳起兵，攻入关中。败退后渔阳人民都离乡背井地逃难，现在回老家去。刘长卿在穆陵关北遇到一个回渔阳去的人，便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不是赠行送别的诗，故没有送行的语气。这个人也不是刘长卿的朋友，故没有表达与此人有交情的语气。它只是描写一个乱后回家的人的观感。　　 　　第一联用直叙法点明题目。在穆陵关路上，碰到你单身匹马回渔阳去。第二联上句照应第一联上句。这里是古代楚国，现在惟有青苍的山还是古物。你去的地方是古代幽州之地，淡白无光的太阳也很寒冷。第三联写从穆陵关到幽州，一路上的城池都已因屡次战争而残破了。耆老大户，不知还有几家留存。尾联上句结束第三联的二句，下句结束题意。到处都是蓬蒿野草，你这个乱后归乡的人，恐怕只得擦着眼泪一路看去。　　 　　以上刘长卿五言律行旅诗二首，中间二联全是平列的写景。诗的内容，未免贫弱。当时还不以为病，中、晚唐以后，诗人渐渐考究到律诗中二联的情景虚实。到宋人作律诗，便以这种句法为一种缺点了。　　 　　负谴后登于越亭作　　 　　天南愁望绝，亭上柳条新。　　 　　落日独归鸟，孤舟何处人。　　 　　生涯投岭徼，世业陷胡尘。　　 　　江入千峰暮，花连百越春。　　 　　秦台怜白首，楚水怨青萍。　　 　　草色迷征路，莺声傍逐臣。　　 　　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　　 　　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　　 　　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　　 　　牢落机心尽，空怜鸥鸟亲。　　 　　这首诗是刘长卿得罪降官以后，游于越亭，有些感伤，乃作此诗。于越亭是馀干城外一处名胜。刘长卿另有一诗，题云：《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还有一首《初闻贬谪，续喜量移，登于越亭赠郑校书》。这三首诗可能是同时所作。从此可以揣测，他得到贬官的处分以后，就回到鄱阳，旅居于馀干。此时朝中有人为他辨冤，才得恩许量移。量移是唐宋二代的政治名词。意思是酌量移至较近处。这是对谪降官的从轻处置。刘长卿降为南巴尉，到南巴后不久，即奉勅到苏州去重新推问他的罪案。问题弄清楚后，量移为睦州司马。　　 　　诗的第一、二联点明题目，兼写自己如落日中的独归之鸟，在此地孤舟旅泊，不知要到怎样一个荒远的地方去。以下四联，一联抒情，一联写景。最后四联，正面吐露自己的感伤。篇法极为整齐。　　 　　登上亭子，看见柳条新绿，正是春二三月的时候。亭在山上，远望天南，是自己即将赴任的南巴，不免忧愁至极。看到在落日中孤飞的归林之鸟，不禁想起我这个孤舟南去的人，将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今后的生活，即将投身岭外；回顾老家的产业，此刻还沦陷在胡虏的战尘中。接下去说：江水流入千山万山的暮色中，花一路盛开，与南越的春色相连。如今对镜自照，可怜已有星星白发；感怀遭遇，却象屈原一样，无罪被放，行吟泽畔，怨青萍白芷之香消叶萎。再遥望南方，草色青青，将迷失我的旅路；听听树上莺啼宛转，却不是对一个有闲情逸志的人在歌唱，而是在一个被放逐的小臣身旁歌唱。因而它们的啼声，只能使人悲哀。到此为止，一共四联八句，都是上联抒情，下联写景。写景也不用纯客观手法，每句都有一二字表达作者的心情。　　 　　律诗的中间二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对于绝句，他分为虚起实接和实起虚接两种格式。对于五、七言律诗，他分为四虚、四实、前虚后实、前实后虚四种格式。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二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这部书是针对当时江湖诗人的空虚浮滑而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到后世则颇有异议。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在四句中间分虚实，专为四韵八句的律诗而言。作长篇律诗就不适用了。长篇律诗，唐人以韵数标题。八韵、十韵，十二韵、二十韵、四十韵。甚至百韵以上。高棅编《唐诗品汇》，给这一类的长篇律诗题了一个总名，称为排律。以便于分类。这个名称，至今沿用。排律仍然要注意四句一绝的规格，无论写景或抒情，都必须以四句为一个段落。排律四句，等于四韵律诗的一联二句。试看杜甫的排律，无论转韵或转意，总是四句一转，没有二句一转的。刘长卿此诗是排律，却以二句为一个段落。一联实，一联虚，而且还重迭一次，这种句法，也是极少见的。　　 　　最后四联八句，叙述负谴后的感伤，照应题目的前半。他的被贬谪，是由于被人诬告。被人诬告，是由于得罪了贵人。他说：在人世间，我自以为是个众醉独醒的人，谁知却反而被人诽笑；我凭直道做人，却不能容身于官僚群中。因而得罪，受尽风霜之苫。幸而还能保全生命，不能不感谢天地的仁慈。现在，对此青山，不禁下泪，感念身世，正如大海中一条无路可走的鱼。平时待人接物，用尽心机，结果还是一个不谐于世的失败者，只有鸥鸟对我还有些亲近的感情。这里的“机心”二字，不是贬义字面，不过是说平时小心翼翼地接待人物。另有一首《送路少府》诗的结句云：“谁念沧洲吏，忘机鸥鸟前。”又韩翃有一句“机尽独亲沙上鸟”(《寄雍丘窦明府》)诗意皆同。　　 　　这首诗字句都很明显，容易了解。惟有“天地仁”是比喻用法，指的是皇帝的仁心。“秦台怜白首”一句，因“秦台”词语的意义不定，故有不同的理解。唐汝询在《唐诗解》中讲这两句诗云：“昔尝以御史居秦台，尚悲登庸之晚；今以逐臣趋楚泽，能不采萍而怨乎?”这是把“秦台”讲作朝廷的御史台。“登庸”即登用，这个名词，出于《尚书》。官做到宰相执政，才可称为登庸。刘长卿做过监察御史，是谏议官，非执政官。谏议官的公署称为台，分东台、西台。执政官的公署称为省。在宣政殿东廊的是门下省，西廊的是中书省。宰相议事的政事堂在中书省。唐汝询以为刘长卿作监察御史时年岁已老，故诗云：秦台悲白首。”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也在此句下注云：“长卿曾为御史。”他们都以“秦台”为御史的代词。唐、吴二人都是我的同乡先贤，都是明朝人，但不知谁早些。到了清初，又有一位同乡吴昌祺，作《删订唐诗解》。他对唐氏的讲法有怀疑，在书眉上批了一句：“秦台句疑文房必有老亲。唐解参。”他把“秦台”解作长安，把“白首”解作指老亲。他以为此句是作者悲念在长安的老亲。但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的讲法，故在前面加一个“疑”字，而在后面再表示不推翻唐氏的讲法，可以备参考。“台”字可以指朝廷所在之地。曹魏以邺郡为京都，当时称为邺台。北宋以汴梁(今开封)为京都，当时称为汴台。唐都长安，在秦中，故可以称为“秦台”。　　 　　以上两种解释，都有可疑之处。刘长卿作监察御史，估计不会在安史之乱以后。当时他至多不会过四十岁，似乎还不会“悲白首”。再说，全诗都是抒写目前的情绪，中间忽然插一句回想做监察御史时“悲登庸之晚”，从思想过程上推考，也是不很可能的。同样，全诗对老家的忆念，只用“世业陷胡尘”一句。如果还怀念到老亲，一定会把“老亲”和“世业”并为一联，而决不会隔了一段写景，忽然又想起了老亲。这里“秦台”，“楚泽”二句，显然是叙述自身的事，可知“白首”必然是指自已，而不是指老亲。　　 　　关键还是在于“秦台”二字，到底应当作何解释?刘长卿另有一首诗，是在至德三年(公元七五八年)摄海盐县令时《寄上浙西节度使李侍郎中丞行营》的诗。也是一首五言长律。李侍郎大约是提拔刘长卿的人。全诗上半叙述安史之乱，后半叙述自己的遭遇，其中有一段云：　　 　　昔忝登龙首，能伤困骥鸣。　　 　　艰难悲伏剑，提握喜悬衡。　　 　　巴曲谁堪听，秦台自有情。　　 　　遂令辞短褐，仍欲请长缨。　　 　　久客田园废，初官印绶轻。　　 　　榛芜上国路，苔藓北山楹。　　 　　大意说：成进士后，仍然是一个困骥，没有得志。后来幸喜得到你的提拔。我的那些下里巴人的诗歌，无人赏识，只有你对我很有感情。因此，你使我得以释褐入仕。可是，刚才做官，却逢到安禄山作乱，于是去请缨参军。离家多年，只做了一个江南小官。遥望长安，已是一路榛芜，自己的家屋，也已长满了苔藓。　　 　　这一节诗中，也用“秦台”，显然是指浙西节度使李中丞的。中丞即御史中丞，正是台官。根据这一用法，似乎可以肯定“秦台怜白首”这一句是说朝廷中有执法御史哀怜我年老。但是杜甫有一首诗，题目是《赠裴南部》，题下自注云：“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这是一首五言六韵律诗，其中有二句道：“粱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显然也是与官吏下狱之事有关。此处的“秦台”之下加了一个“镜”字，当然是指铜镜了。铜镜创始于秦代，散文学中常称秦镜。古人用铜镜都放在一个镜架上，称为镜台。故“秦台镜”也可以说就是秦镜。这并不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梁昭明太子萧统有一篇《锦带书》。其中有一句云：“萍叶飘风，影乱秦台之镜。”这里的“秦台”，绝无御史台的含义。“秦台之镜”，干脆就是一个“镜”字的繁文。但是，诗文中用“秦镜”，通常也比喻“明察秋毫”的意思。杜甫诗“秦台镜欲临”，并不是说有一面镜子要来临，而是说御史台中派一位公正清明的官员来审问案情了。这样讲，可见杜甫是把御史台和镜台两个意义混合用了。这又和萧统的“秦台之镜”取义不同。刘长卿诗中的两个“秦台”，一个是指御史台(“秦台自有情”)，一个是指镜台，也就是镜子。“秦台怜白首”，应解作对镜自照，可怜已是头发白了。刘长卿有一首《峡石遇雨》诗，其中二句云：“方寸抱秦镜，声名传楚材。”也以秦楚为对偶。上句意思是说自己心地清白；方寸是心的代词。另有一首《赴南巴书情寄友人》诗，有句云：“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这二句又见于《罪所留系寄张十四》。可见这一诗意，刘长卿曾屡次写到。“秦台怜白首”就是“愁容镜亦怜”。　　 　　对于刘长卿这首诗，历代的好评都集中在“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一联。因为上文既叙述了负谴后的冤屈情绪，又自己说明了得罪是由于“独醒”和“直道”，但在饱历风霜之苦的时候，还感激宽仁的“天地”，保全了他的生命。“天地”显然是指皇帝，“天地仁”实即“君恩”的代用词。他虽然因冤狱而受风霜之苦，还不敢抱怨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了。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论刘长卿，就举出他这两句诗，评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方虚谷在《瀛奎律髓》中说这两句是全诗中“尤佳”者。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评云：“语意温厚。”又说：“诗多凄怆之旨，毕竟心灵冲逸，归宿安闲，怨悱不乱，小雅之伦矣。”沈德潜《唐诗别裁》评此二句云：“归美君恩，风人之旨。”这些论点，都是根据于儒家的诗教理论，读古典诗歌，不可不熟悉“诗教”的意义。　　 　　孔子曾说过：　　 　　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这是孔子论六经的教育作用。到一个地方，看到这地方人民的思想行为的各种表现，就可以知道他们受了那一部经典的教育影响。但这种教育作用，也有缺点，如果人们能避免这种缺点，那才是真正接受了这部经典著作的影响。一部《诗经》，是六经中的文学书。“诗教”就是文学教育。这个地方的人民性格温柔敦厚，就可知他们受到良好的诗教。但温柔敦厚的人往往有一个缺点：愚。因为一味温柔敦厚的人，容易成为不辨是非的老好人，这就是愚笨了。既温柔敦厚而又并不愚笨，这就可知他们是深于诗教了。　　 　　为什么《诗经》这部书能教育人民，使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温柔敦厚呢?因为《国风》里的诗都是“好色而不淫”。《小雅》里的诗都是“怨悱而不乱”。《国风》是各地人民的抒情诗。其中有歌咏男女爱情的，但没有淫诗。《小雅》是士大夫作的讽谕诗，有指摘政治得失废兴的诗，但并不流于暴乱。不淫不乱，就是温柔敦厚的基本条件。男女关系，可“自由恋爱，但不许越礼私奔。越礼就是淫。对于政治，可以诉怨，可以诽议，但矛头只能对准宰相大臣以下的官吏，不能对准皇帝。对准了皇帝，就是鼓动造反，就是乱。儒家把淫与乱作为两个极限，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法与政权。所以把温柔敦厚作为文艺的教育目标。一切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符合温柔敦厚这个标准的，就受到赞扬。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许多人对刘长卿这两句诗的评价，都是继承了这个传统而肯定它们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态度。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阶层的文人所能写出来的最进步的文学作品，仅仅是暴露政治、社会的黑暗面的作品。例如白居易的《秦中吟》之类，要求他们写鼓动革命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诗教的压力十分强大。倒是在民间文学中，有时还出现过一些大胆的歌谣或小说。但是，象《水浒传》那样的公然叫出“替天行道”的革命口号，明目张胆地要夺取政权的，也还是不多。而且，即使是《水浒传》，最后还得把宋江写成一个接受招安的投降派，可见小说的作者还不能不顾到诗教的压力。　　 　　孔子虽然以温柔敦厚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但他并不反对革命。他知道无原则的温柔敦厚会导致愚忠愚孝，所以他立即提出一个“愚”字。对暴君苛政也温柔敦厚，驯如绵羊的人民，他认为是愚民。孟子说：“闻诛独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由此可知儒家并不以诗教来反对革命。革命非但不违背诗教，反而是“深于诗”者。这是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的儒家观点，到了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儒家，就绝口不提孔子的这个“愚”字。从此以后，温柔敦厚的诗教遂成为对付革命思想的麻醉剂。　　 　　刘长卿是被诬为贪污而降官的。事情弄清楚之后，仍得起用。他写诗感谢“天地仁”，也在情理之中。他和皇帝没有矛盾，怨悱的对象不是皇帝，本来不会得“乱”，而明清以来这些诗评家都用温柔敦厚来阐发他这两句诗，我以为全不适合，全是废话。　　 　　刘长卿诗的风格，近于韦应物，仍是王、孟一派。语文功夫显清淡、工稳，篇章结构是自然流利。但是思想内容，却与韦应物不同。第一是诗意没有韦应物的丰富多变。高仲武评刘长卿云：“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也。”(《中兴间气集》)这是指出他常常把同一个观念，重复地用在诗中，而在结句中尤多。刘长卿有诗九卷，三百多首，果然有许多诗意近似的句子。诗的结句，也往往意境相同。不过他的这一缺点，我以为并不是由于“思锐才窄”，而是恰恰相反，由于诗思不能多方变化，与其说是“思锐”，还不如说是“思俭”。不过说他“十首已上，语意稍同”，未免夸张，刘长卿的诗恩还不至于如此贫乏。　　 　　不过，对于这一情况，我们也应当看到，人的思想活动，各人都有自己的方法；人的意识，也各人都有一个区域，到了一定的年龄，这个方法和区域会得固定下来。作诗太多的诗人，往往会有许多雷同或类似的辞句，这就表明他不能超越自己的意识区域，也不能改变他自己的思想方法。高仲武偶然从刘长卿的诗中发现了这一情况，但这个情况并非单独存在于刘长卿的诗中。如果仔细阅读每一位诗人的全部作品，同样的情况肯定也可以发现，差别仅在于多些或少些。陆放翁的诗有一万多首，我曾摘出他许多重复的诗句，全句相同的就有几十句，意同而文字稍有改换者有一百多处。在一万多首诗中，有这些情况，似乎不能说放翁“思锐才窄”或“思俭”。因此，我以为语意稍同，不能算是刘长卿诗的缺点。　　 　　刘长卿与韦应物诗的思想内容，其第二点不同之处是二人性格不同的表现。韦应物自从改任文官之后，表现在诗里的是一个闲静淡泊的人。他的世界观比较消极。刘长卿是一个刚正不阿，负责任事的人。他的世界观非常积极。他的政治生活，屡经蹉跌，但他始终明辨是非，直道而行。被诬蔑，被降谪，虽然不免牢骚满腹，怨气冲天，但他并不后悔，并不变节。他的传记资料很简单，生平不甚可知。高仲武说：“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可见他是个坚持真理，不怕得罪上司的人。现有的传记资料中，只说他任转运使判官的时候得罪了他的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吴仲孺诬告他贪赃二十万贯，因而贬谪为南巴尉。吴仲孺是郭子仪的女婿，是个极有权势的人，这就可知刘长卿的刚了。这件事大约是第二次迁谪。其第一次迁谪的情况，无可查考。刘长卿诗中，充分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的政治和权贵的“怨悱”，颇有自比于屈原的情绪，这也是韦应物诗中所没有的。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却上心头

46韦应物：自叙诗二首

温泉行　　 　　出身天宝今年几，顽钝如锤命如纸。　　 　　作官不了却来归，还是杜陵一男子。(韵一)　　 　　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游幸年。　　 　　身骑厩马引天仗，直入华清列御前。　　 　　玉林瑶雪满寒山，上升玄阁游绛烟。　　 　　平明羽卫朝万国，车马合沓溢四鄽【chan】。　　 　　蒙恩每浴华池水，扈猎不蹂渭北田。　　 　　朝廷无事共欢燕，美人丝管从九天。(韵二)　　 　　一朝铸鼎降龙驭，小臣髯绝不得去。　　 　　今来萧瑟万井空，唯见苍山起烟雾。(韵三)　　 　　可怜蹭蹬失风波，仰天大叫无奈何。　　 　　弊裘羸马冻欲死，赖遇主人杯酒多。(韵四)　　 　　逢杨开府　　 　　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　　 　　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儿。　　 　　朝持樗【chu】蒲局，暮窃东邻姬。　　 　　司隶不敢捕，立在白玉墀。　　 　　骊山风雪夜，长杨羽猎时。　　 　　一字都不识，饮酒肆顽痴。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　　 　　读书事已晚，把笔学题诗。　　 　　两府始收迹，南宫谬见推。　　 　　非才果不容，出守抚茕【qiong】嫠【li】。　　 　　忽逢杨开府，论旧涕俱垂。　　 　　坐客何由识，惟有故人知。　　 　　在玄宗天宝年间，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的诗名鼎盛①。他们的诗流传于众口，许多青年诗人都效学他们的风格。这时，玄宗左右，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卫士，每当玄宗和贵妃出宫游乐的时候，他总是骑着御厩里的骏马，走在仪仗队的前列，气概非凡。这个青年卫士，不读书，不识字，只会横行乡里，做种种违法乱纪的事。倚仗他的官职和地位，使司隶校尉也对他无可奈何。就是这个青年卫士，经过安史之乱，大约一二十年以后，却成为继承王、孟、高、岑的一位大诗人，在文学史上成为一个突出的事例。这位诗人，便是韦应物。　　 　　韦应物的生平不甚可知，连他的字也不见于记载，编《唐诗纪事》的计有功从《宰相世系表》中查出了韦应物的家世，又从韦应物的诗题中考出了他的历任官职，凑合了一篇小传，大约已差不多了。他以为韦应物最后的官职是苏州刺史，罢任后，即寓居在苏州永定佛寺。但其生平年分，还无从知道。刘禹锡文集中有一篇《除苏州举韦中丞应物自代状》，作于大和六年。其时刘禹锡为诸道盐铁转运使，因为改官苏州刺史，上表推荐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韦应物接任他的江淮留后官职。宋人沈作喆根据这篇文章，以为韦应物在任苏州刺史后，还做过盐铁转运使，江淮留后。他写了一篇《韦应物传》，把这一官职也写了进去。但是他自己也有点怀疑。因为根据这个履历推算，韦应物的年龄非九十多岁不可。所以在这篇传记的末尾，也提出了这个疑问。但到元朝时，辛文房作《唐才子传》，在韦应物传中干脆肯定了韦应物在“出为苏州刺史”以后，还在“大和中，以太仆少卿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转运，江淮留后。罢居永定”。这篇传记，曾使许多人跟着错误。其实刘禹锡所推荐的韦应物是另外一个同名的人。诗人韦应物的官位是左司郎中，所以当时人称之为韦左司。这个时代略后的韦应物是御史中丞，所以刘禹锡的表文称之为韦中丞。白居易在谪官江州时，有信给他的好朋友元稹，竭力称赏韦应物的诗。说到韦应物在世时，人家还不很重视他的诗。可见白居易谪居江州时，韦应物已经逝世，而刘禹锡上表推荐韦中丞，还在此事十年以后。这就可以证明韦中丞不是诗人韦应物了。宋人叶梦得、胡元任、姚宽，清人钱大昕，近人余嘉锡，都有关于韦应物生平的讨论。可以参考。　　 　　从韦应物的诗里，可知他在天宝年间，年才十五六岁，充任“三卫”的卫士②，完全是个使气任侠、桀骜不驯的青年。安史乱后，他才读书，学做诗。永泰元年，任洛阳尉，作诗渐多，此时已三十多岁。任苏州刺史时，己六十多岁。从大历到贞元，是他作诗的全盛时期。现在我们可以读到的有《韦苏州集》十卷。　　 　　韦应物的诗，古诗、律诗以清淡闲适著名。古诗继承陶潜的风格。五言律诗继承王维、孟浩然的风格。歌行继承岑参、高适的风格。现在选讲他的两首古诗，一首七言，一首五言，题材内容相同，都是他的自叙。　　 　　第一首《温泉行》是他在安史之乱以后，极其潦倒的时候，到温泉附近一个朋友家去作客，感慨过去的盛况而写的诗。《温泉行》是一个新乐府题目，虽然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但事实上已不是乐府，因为并不谱入曲调。它和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一般都称为“歌行”。乐府诗的范畴小，歌行的范畴大。乐府诗都是歌行体，歌行并不都是乐府。　　 　　这首诗的体式是七言歌行，仍是四句一绝的结构，转韵三次。第一韵四句，大意说自从天宝年中开始担任官职以来。至今已好几年。自己知道性质顽钝得象锤子一样，命运薄得象纸一样，官没有做好，却回了老家，仍然是一个居住在杜陵的普通人。“出身”是一个政治名词。指一个人进入仕宦的最初资格。　　 　　韦应物最早的公职是卫士，他的出身就是三卫郎。以进士及笫的资格进入仕宦的，就是进士出身。“不了”，是不好的意思，这个“了”字是唐宋人俗语。我们现在也还说“这件事干不了”，就是做不好。姓韦和姓杜的，都住在长安城南的杜陵，是两个大家族，也是官僚世家，当时有一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意思是说，城南韦、杜两家人都和皇帝很接近。“天”指皇帝。“尺五”，言其距离很近。三卫的卫士，大多从六品以下官的子弟中选拔充任，韦应物，也象杜甫一样，虽然穷困潦倒，门第还是清高的。“年几”即“几年”。“来归”即“归来”。　　 　　第二韵十二句，三绝。第一绝的大意是，在北风惨惨的天气，来到温泉，忽然想起了玄宗皇帝幸游温泉的那几年。当时我总是骑着御厩里挑选出来的骏马，率引着仪仗队，一直走进华清宫，侍立在皇帝跟前。第二绝说：当时是十月寒天，满山尽是冰枝雪地，一路走上山顶的朝玄阁，仿佛在红色的烟雾中游览。次日天明，我们都拥卫着皇帝，接受万国使臣的朝见。此时车马喧阗，挤满了四面的街市。卫士亦称羽林军，故用“羽卫”。第三绝说自己也蒙受到皇帝的思惠，常常在华清池中洗浴。在扈从皇帝出去狩猎的时候，绝不蹂躏渭北农民的田地。那时的朝廷，太平无事，君臣都兴高采烈地一同宴会，还有奏乐的美女也随从在九天之上。“九天”，指皇帝所在的高楼杰阁。这十二句描绘了天宝年间，玄宗和贵妃每年十月中游幸温泉的繁华情景。《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着有关此诗的几件事。天宝四年，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是年十月丁酉，幸温泉宫，以后每年十月，都到温泉宫去住一个月。天宝六年，改温泉宫为华清宫。七年十二月，玄元皇帝见于华清宫之朝玄阁，乃改为降圣阁。韦应物这首诗，称华清宫、华清池，又称玄阁，可知他所回忆的是天宝六年或七年之事。韦应物对于他这一段历史，是念念不忘的。他另有一首诗《酬郑户曹骊山感怀》，也描写他扈从华清宫的情况。　　 　　以下转入第三韵，四句。大意说：玄宗皇帝一朝仙去，小臣们不得跟从，流落在人间。今天重到温泉，所见的惟有烟雾中的青山。从前的万家市井，都已空无所有，只剩一片萧条的景象。“铸鼎”二句，是用黄帝乘龙升天的典故。据说黄帝在荆山(在今河南阌乡)下铸鼎，鼎成，其地陷为湖。湖中出龙，黄帝乘龙仙去。群臣争攀龙髯，髯断，群臣堕地，不得随帝升天。事见《史记·封禅书》。后世文学中即以喻帝王之死。　　 　　第四韵一绝叙述自己的潦倒，以作结束。他说：可怜我现在蹭蹬失势，如蛟龙之失去风波，纵使仰天大叫，也毫无办法。穿的是弊裘，骑的是瘦马，差一点要冻死。幸而碰到一位好客的主人，以丰盛的酒肴款待我，才得免于饥寒。　　 　　第二首是五言古诗，二十四句，一韵到底。五言古诗，不太长的，一般都不转韵。这首诗是因为遇到了一位知道他少年时情况的老朋友，因而慨念当年的浪漫生活，写下了这首诗。这位老朋友姓杨，没有记下他的名字。开府是官名“开府仪同三司”的简称，等级是从一品。但只是文职散官的虚衔，並非真正做过从一品的职事官。如果这位姓杨的朋友，确实做过从一品的高官，就得称他的职衔，而不称此官衔了。　　 　　这首诗的结构篇法，仍是四句一绝。前面三绝总叙自己：年少时服事明皇，倚仗皇帝的恩私，成为一个无赖子弟。本人是里巷中横行不法的人，家里窝藏的都是些亡命之徒。早晨就捧着赌具和人家赌博，夜里还去和东邻的姑娘偷情。司隶校尉看见我，不敢逮捕，因为我天天在皇帝的白玉阶前站班。骊山上的风雪之夜，侍卫皇帝在长杨宫打猎的时候，我是一个字都不识，只会饮酒放浪的青年。我的顽钝和痴呆，什么也不懂得的。唐代诗人常用汉武帝来指玄宗，故称武皇帝。横字读去声，是蛮横不法的人。樗蒲是一种赌博。局是一块木板，例如棋盘也可以称为棋局。长杨宫是汉武帝狩猎的地方，这里是借用。司隶校尉相等于首都公安局长。　　 　　以下二绝说自从玄宗皇帝死后，失去了靠山，落魄得被人欺侮；再要改行读书，这件事已经太晚了，只好抓起笔来学做诗。做诗有了些成就，居然披两府所收留，也被南宫官所推许，选拔我去任文官。但是，毕竟我的才干不够，京朝中不能容留我，把我派出去去做安抚孤儿寡妇的地方官。“两府”大约是指吏部和兵部，“南宫”指中书舍人。韦应物作卫士时是武职，属于兵部。卫士应选的资格是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年在十八岁以下，做卫士满十年，就可以简试。文理高超者送吏部，授以文职。中书舍人是掌管文武官员考绩的最高官员。韦应物由武职转为文职后，其历官是洛阳丞，京兆府功曹，鄠县令，栎阳令，比部员外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苏州刺史。丞与功曹，都是辅佐官，不是长官。县令和刺史，才有抚育百姓的职责。此诗用“出守”二字，这个“守”字如果是一般用法，则可以假定此诗作于任鄠县或栎阳令时。如果是特定的用法，则应当说此诗作于任刺史时。因为唐代的州，相当于汉代的郡。郡的长官称太守，故汉人以出京去做太守为“出守”。唐人也沿用这个名词，以出去做刺史为“出守”。　　 　　最后一绝是结束语。大概是在一个宴会上遇到杨开府，彼此谈起旧事，不胜感慨。满座的客人都不会知道这些事，现在能知道的只有老朋友了。　　 　　这两首诗是韦应物的自传，他对自己少年时期的浪漫生活，非但並不后悔，反而不胜留恋，因此描写得非常生动，诗的风格很有李白的气息。但他在改任文官以后，性格却大有改变，据李肇《国史补》的记载，说他“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他的许多五言律诗，都充分反映了他的生活和思想的恬退闲静。可见他的一生，后半和前半，判若两人。这也许是社会现实、生活经验和文学修养给他的影响。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①这时，孟浩然已下世。　　 　　②三卫是禁卫军。唐制以亲卫、勋卫、翊卫为三卫，各分左右卫。

却上心头

47韦应物：五言古律三首

初发扬子寄元大校书　　 　　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　　 　　归棹洛阳人，残钟广陵树。　　 　　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　　 　　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寄全椒山中道士 　　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　　 　　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　　 　　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淮上喜会梁州故人　　 　　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　　 　　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　　 　　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这三首韦应物的诗，写在一处，乍看时，很象都是五言律诗。如果读一遍，辨辨音节，就知道前二首是五言古诗，末一首才是五言律诗。不过这二首五言古诗，完全采取律诗的篇法句法，同样是四韵八句，不过用的是仄声韵。同样有两联对句，不过次序小有移动。同样把四联分为起承转合。因此，也有人以为这是仄韵的律诗。不过，再研究研究，如果说它们是律诗，尽管用了仄声韵，平仄还得粘缀，第一、三、五、七句，应该都以平声字收尾，上下句中间的平仄也该协调，而这两首诗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所以，归根结蒂，还是古诗。　　 　　第一首是作者从扬子津①乘船回洛阳时，给一位朋友告别。这位朋友姓元，排行老大，官职是校书郎，故称元大校书。按韦应物诗集中提到过不少姓元的，有元侍御、元仓曹、元六昆季、元伟、元锡、元常，还有弹琴的元老师、吹笛子的元昌。韦应物的哥哥住在广陵。韦家与元氏是姻亲，元家也住在广陵。韦应物有一首《滁州园池宴元氏亲属》，诗中有一句道：“竹亭列广筵，一展私姻礼。”可以从而揣测这些情况。还有一首“送元锡、杨凌”的诗，其一联云：“况别亲与爱，欢筵慊未足”，和此诗首句同。这位元校书，可能就是元锡。　　 　　第一联就点明和亲爱的朋友凄然分别，泛船在江天烟雾中。第二联接着说泛船者是归洛阳去的人，怀念的是广陵城的钟声树影。广陵就是扬州。第三联说今天彼此分别，不知将来还能在何处相遇。最后一联因离情别绪而引起感伤：人世间的事情也正象江上的船，跟着水淌去，永远飘浮无定。　　 　　第二首是因为怀念一个全椒山中的道士，因而寄一首诗去。全椒是滁州的一个属县，这首诗大约是韦应物做滁州刺史时作的。所以第一联说：今天我的郡斋里很冷，忽然想起住在山里的道士。如果作散文，接下去就该说明“冷”与“忽念”的关系，但韦应物作的是诗，这一关系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第二联描写他想念的那个道士此时的生话情况。在山坳里砍了些木柴，捆束起来，挑回去煮饭。饭是什么呢?是白石子。古代曾有一个成了仙人的道士，住在山中煮白石子当饭米吃。后来就用这个典故，形容修道者的清寒生活。第三联说明自己想念之情。在这风雨之夜，很想带一瓢酒，老远的到你那里去慰问你。可是，第四联说，在寂寞的空山中，满地都是落叶，叫我到何处去寻觅你的踪迹呢?　　 　　第三首是在滁州时，遇见一个梁州的老朋友，喜而作诗。唐代的梁州，即今陕西南郑县，在汉水的上游。故第一联追忆自己在江汉一带作客时。认识了这位老友，每次相逢，总是喝醉了才回家。笫二联说：人的行迹象浮云之无定，自从分别以后，时光象流水一样，转眼十年。第三联说：如今在淮河上又遇到了，虽然我们俩欢笑之情，依然和十年前一样，可是两人的头发都已稀疏而花白了。第四联是假设的问答句法。是什么原因，你不回梁州去呢?哦，大概是因为淮上秋山，风景秀美，使你舍不得回家吧。　　 　　这三首诗，文字浅显，绝无费人思索的词句，思想过程，层次分明，极为自然。译成散文，也是一篇散文诗。它们代表了韦应物全部五言诗的风格。历代以来，文学批评家都把这种风格用一个“淡”字来慨括，或曰古淡，或曰雅淡，或曰闲淡。总之是表示文字和思想内容的质直素朴。文字不加雕琢，思想没有隐晦。　　 　　这一种风格的诗，创始者是陶渊明，梁代的锺嵘作《诗品》，品评汉魏以下许多诗人的作品，他对陶渊明的诗，评论道；“文体省静，殆无长语，写意真古，辞必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大意是说陶渊明的文体简净，没有多馀的话。一意求真、求古，文辞和兴趣都和婉惬当，我每次读他的诗，总会想到他的人格。一般人都叹赏他的素朴。　　 　　陶渊明身后，非但没有人继承他的诗风，反而盛行了极其浓艳庸俗的宫体诗，直要到初唐的陈子昂、张九龄才有意用陶渊明的风格，来肃清宫体诗的流毒。跟着就出现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诸人，使当时的五言诗，趋向于清淡一派，成为盛唐诗的一个特征。　　 　　韦应物受王、孟的影响极大，他跟着走这条创作道路，但是后来居上。他是越过了王、孟而直接继承陶渊明的，我们应当注意，为什么锺嵘说：他每次读陶渊明的诗，总会想到他的人格。可见诗的风格，并不光是艺术表现手法的成果，还有作者的性格在内。王、孟等人，只学到了陶渊明的艺术表现手法，他们的性格却远没有陶渊明的冲和旷达。他们的五言诗，多数是具有陶诗的态度仪表，而缺乏陶诗的精神。韦应物诗所反映的是一个品德极为高尚的人格。他淡于名利，对世情看得很透彻，不积极，但也不消极。他的生活态度是任其自然。他的待人接物是和平诚恳。这些性格，都可以从他的诗中感觉到。他的文学风格，主要是产生于性格的流露，其次才是艺术手法的高妙。一个“身作里中横”的无赖少年，到中年以后，却一变而为淡泊高洁的诗人，韦应物一生的思想过程，可见是非常突出的。　　 　　也象陶渊明和杜甫一样，韦应物的诗，在当时却並不被重视。我们说韦应物的诗高于王、孟，但在当时，王、孟的名气还是高于韦应物。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提到过韦应物。他说：“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可知韦应物诗的评价，是在他死后才逐渐高起来的。　　 　　在选讲的三首诗中，第二首《寄全椒山中道士》是最著名的作品。宋元以来，许多人都赞赏这首诗。对于“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两句，几乎公认为奇特之笔。洪迈说：“结尾两句，非复语言思索可到。”(《容斋随笔》)沈德潜说：“这两句是“化工笔，与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妙处不关语言意思。”(《唐诗别裁》)这两个评语的观点是相同的，都以为这两句出人意外，一般人想不到，但又觉得很自然，不象是苦心思索出来的。全诗八句，都是叙述自己，但其效果却都是描写这位山中道士的隐居修道生活。结尾两句更点明了这位道士隐居之深。　　 　　苏东坡极喜欢韦应物的诗，他有两首摹仿韦应物的诗。其一首是在惠州时，读了韦应物这首《寄全椒山中道士》，就用原韵和了一首。寄给罗浮山中的邓道士。现在把那首和诗抄录在这里：　　 　　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　　 　　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　　 　　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　　 　　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　　 　　这首诗用很大的气力来摹拟韦应物诗格，但是得到的评论却不佳。洪迈说，东坡天才，出语惊世，他的和陶渊明诗，可以和陶渊明並驾齐驱，但是和韦应物这首诗，却是比不上。洪迈没有指出，为什么比不上。清人施补华的《岘傭说诗》作了解释：“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诣也。”这个分析，可以认为是中肯的。所谓用力、不用力，尚意、不尚意，实在就是自然和不自然，东坡诗中用“遥知”、“醉卧”、“不可见”、“本无迹”这些词语，都是竭力用描写手法来表现邓道士。这种句法，韦应物却不屑用。即此一端，东坡已是失败了。　　 　　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①扬子津在江苏仪征县东南，是江淮联运转输处，唐时设扬子县。

却上心头

凤凰台上忆吹箫·《元宵夜有感》

桂魄澄辉，花灯彩影，闲来南市重游。

盼故人能至，携手寻幽。

又恐天涯路阻，真无奈、何以多愁。

如今是，光阴荏苒，覆水难收。

回眸，薄情一去，同谁话凄凉，独倚高楼。

忆旧时前事，尚觉声柔。

深念良宵共语，牵离恨、兀自淹留。
空期许，风凝泪妆，莫问缘由。

玉梅令 ·《过年有感》 梅开几许，绰约香频度。 斜阳外、两三游女。 正悄吟浅唱，笑意满枝头。 风乍起，落花乱舞。 来时旧路，惟有溪如故。 春还浅、燕莺未遇。 盼晚筵人至，酒肆过年光。 空望断、远思天暮。

蝶恋花 ·《雪》
极目苍穹飞玉屑。
逸步飘然，同与梅花洁。
细捻瘦枝多默契，临风独对寒香悦。
一片冰心情自烈。
霁后无痕，可叹无人说。
漫舞天涯魂梦叠，千般韵致春来歇。

醉花阴·《顾影自怜》
临近中秋偏细雨
漫忆相携处.
又泪满平芜.

终日销凝、盼与君同度
多年病体成凄楚
顾影怜迟暮
怕蓦地重逢
挽断罗衣、恐也难留住.

蝶恋花 · 《初春》
疏影暗香风雨里
翠飐红轻，渺渺孤烟起
看尽落花能几醉
心中都是凄凉意
日暮天寒追往事
旧迹难寻，点点离人泪
纵写这红笺小字
人间天上无人寄

行香子·《咏长城》
一岭风凉，满目秋黄。
燕山下、旧垒斜阳。
雄关慢慢，塞草茫茫。
欲恣嬉游，恣时晚，恣思量。
青冥浩荡，孤鹫翱翔。
巨龙伏、千载流芳。
情留明月，血溅残墙。
更惜如今，惜来岁，惜辉煌。

行香子 ·《无题》
信步津河，闲觅诗情。

暗杨里、乍见流莺。

衔花送意，隔叶传声。

正不知愁，不知惧，不知争。

一心淡淡，满目青青。

向东风、几许魂萦。

难将离去，最憾孤行。

纵得佳句，无人诉，无人听。

风入松 ·《团圆》
窗前桂魄漾空明，时起蛩声。
西风暗度罗衫薄，思离人、睹物伤情。
耿耿誓言不寐，孤灯独对凄清。
今朝闻尔踏归程，百感犹生。
心期已久团圆日，又能与、携手同行。
共醉花间吟诵，任由云气纡萦。


风入松 ·《飘雪》
窗前飞絮似含情，漫舞闲行。
披银堆粉妆佳景，落凡尘，心迹双清。
只爱玉铺满地，素来与世无争。
莫言时短不长生，亦自滋荣。
东风暗度山阴去，又何妨，枯木相迎。
唯耿早春远别，人间谁伴梅横。

破阵子 ·《雨碎江南》
漠漠江城风雨， 幽幽柳岸桥边。
野草芳菲犹胜画，伞下伊人却黯然。
愁容花亦怜。
世路如今已惯，命中此世无缘。
别后离情凭蝶梦，不见故人枉挂牵。
锦书何处传。

破阵子 ·《联都毕业晚会感怀》

春日华灯初上，联都学子悠然。
笑语笙歌迎庆典，携手同窗咏赋篇。
深情忆往年。
相识相知网上，对诗对句屏前。
不觉光阴如过隙，厚重师恩岂复言。
时时须惜缘。

却上心头

也谈单身女人

    单身女人并不是一种刻意的选择，有时偏偏是上帝关上了门，又开了一扇窗，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孤独的小路，拼命想拐出去，可是，怎么拐也拐不出命中注定的那条路，还是听从心灵的召唤吧。已不再是一个充满喧闹张开空白的天真女孩，宁要太丰富太复杂太明白太痛苦的真爱，也不要稀里糊涂享受女人所谓的幸福。不敢说单身女人是一种弃决于俗世的无奈与隐忍，但我坚信，除了勇气，则更多的是一份清醒一份随意。不用期望倚靠一棵大树，不会羡慕雨后的彩虹，不敢奢望身后有座挡风挡雨的高山。
    单身女人要活的自信明白，最重要的是别对不起自己。我们只有一次的生与死的机会。到了告别这世界的一刻，不至于对自己说声抱歉。能明明白白地看清世间的浑浊，幻象。明明白白地彻悟人生的无常，明明白白自己的感情，那么，我们就不会失去澄明的心境。任何人也不会牵制我们的命运，任何力量也不会摧毁美好的初衷。爱我所爱，得我所得，无怨无悔，将生命的韶华尽情挥洒于实在快乐的每一天。

黄昏独语   
    每当寂寥秋日的黄昏时分，我独自行走在一条铺满梧桐叶的路上，心中总是不免心生感慨。萧索的微风吹动沙沙的树叶，当一片片枯黄的叶子从枝头静静地飘落时，地面似乎就是深秋赋予它的归宿。
不知何处吹来的风如同兰花手，悠然自适间生命便已陨落。风与树叶之间总有细数不尽的故事。春风吹绿了叶，夏风吹肥了叶，秋风把叶儿染黄，冬天的风把叶儿吹进尘埃。树叶的轮回就像是人生的兜兜转转，循环往复间没有永生也没有消亡。每段生命的开始意味着过去的陨落，每段生命的结束又昭示着下一个未来。就像是黄昏，只一掠就走了，带走了它的寂寞和美丽，像是一丝微飕，像是春宵的一个轻梦。就像古人所说：一指弹风花落去，浮生若梦了无痕。

幸福是什么
    看完《从剩女到怨妇》这篇文章，心中只有两个字：悲哀。一个男人能把一个刚满月的孩子锁在家里而去赴朋友的约，能为了朋友的开业典礼而拿走家里所有的钱买几个好看的花篮。这种男人还是不要的好，即使他的外表是多么的英俊潇洒，多么地会甜言蜜语。既然他外在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你的虚荣心，那么你就必须为此而买单，就不要再抱怨生活得不幸福了吧。
　　 婚姻和家庭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呢？在我看来，幸福就是简单的生活，来源于发现真实独特的自我，保持心灵的宁静。当然简单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就是得过苦行僧般的清苦生活，这是对简单生活的误解，重要的是不要被金钱所累，不要让金钱带来烦恼和焦虑。
　　当我们为拥有一幢宽敞的房子，一辆漂亮的小汽车而加班加点拼命工作的时候，为了一次小小的提升而看尽上司脸色的时候，为了无休无止的约会，精心装扮强颜欢笑的时候，内心的悲哀又有谁知道呢？我们总是把拥有物质的多少，外在形象的好坏看得过于重要。用金钱，精力和时间换取一种有目共睹的优越生活，却没有发现自己的内心在一天天的枯萎。相对于豪华舒适的生活我更愿意选择一种简单纯朴的生活，简朴单纯的生活有利于清除物质与生命本质之间的樊篱，让我们认清生活中出现的一切，哪些是我们必须拥有的，哪些是我们必须放弃的。
　　多一份舒畅，少一分焦虑，多一份真实，少一分虚伪，多一份快乐，少一分愁苦。这就是我所追求的简单生活的目标，它会让我的内心更加充实和丰富，远离尘世的喧嚣。只有心灵的满足才能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

也谈钱与健康
   有句俗话说的好，没有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这句话我的感触可谓之深之又深。今天我再一次地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无奈。一个病友又走了，留下一个十岁的儿子，本来她不应该这么快走的，就是因为没有钱坚持吃药。我的表妹卵巢癌刚做完手术，孩子才刚一岁零两个月，她自己才二十九岁。我想跟她孩子先天性心脏病有关。自从生完孩子她就没有快乐过。
　　 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赖于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是令人快乐的。失掉了健康，就失掉了快乐。健康实在是成就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成份。只有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而牺牲健康。不管其他幸福是功，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烟云的感官享受。世间没有任何事比健康来得更重要了。健康就意味着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这只要想想我们对同样的外界环境和事件，在健康强壮时和缠绵病榻时的看法及感受如何不同，即可看出。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并非客观条件，而是那些事件给予我们的影响和我们对它的看法。就像伊皮泰特斯所说：人们不受事物影响，却受他们对事物看法的影响。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金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甚至于可以买来爱情，亲情，但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生命和健康。

却上心头

心头傻语

写字就是写自己的心声，仅此而已。
我于茫茫人海中找寻我人生中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 喜欢徐志摩的这句话。

　 生活就是一种永恒的沉重努力，努力使自己不至于迷失方向，努力使自己在自我中，在原位中永远坚定地存在。
　　静静的夜里任泪水无声的滑落，你可知？。。。。。。
　　雨有时会让人莫名的伤感。
　　做一个好人很难，但我还是愿做一个好人，吃饭也香，睡觉也甜。
　　还有什么比心碎更让人心痛的呢？
　　只要有爱就不会恨。
　　患难时才知谁是真正的朋友 。
　　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自己做，这是我做人的原则。
　　表面弱小不代表就真的软弱可欺。
　　我始终相信上天早已安排好了一切，就等着我一步一步走来，无法逃避 。
　　一个人的痛苦远不是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
　　你若能安好，我便安心离去。但还是会心痛。
　　真的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所有的好与不好·
　　坚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　
　　善良是做人的基本良知。
　　注定有一个人受伤，宁愿是自己。傻、真傻、傻到家了。是不是？一定是的，毫无疑问。
　　适时的放手就是对自己的仁慈。
　　理性不容易受伤太重。
　　自己认定的事不一定就是对的，所以会受到惩罚，就好像心灵的煎熬。。。。。。。
　　夜，可以让思绪漫无边。
　　有时常常想，是不是自己给自己上了枷锁。
　　出淤泥，挣脱俗生百相的桎酷。
　　当一切成为过往，真能随风而逝吗？
　　命中注定的事情无法逃避。
　　生命还得继续，还得面对未知的命运，命中注定的事情都是无力改变的 。相信自己，认清自己，走自己的路。
人与人的交接不得已而戴上假面具，那是人间最残酷最可怜的事实，如果能够在某一个人面前率真，那就是幸福。
　　为了使人生不至于真的幻灭而成为冷寂的虚空，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故意不去看破的执着，这就是认真。
　　生命对谁都没有回归年，谁也无法让历史重演。就这一次让你去编排，让你去主演，迟到了可以喊报告，说错了可以改口，搭错车可以转车，唯独生命你没有第二次。
　　一个人成与败，得与失，在一生中在所难免，不可能一生顺遂，也不可能一生倒霉，成败得失形势固然关键。而人的内心所能承受的喜怒哀乐也至关重要。
　　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你又何必太认真呢？反正我们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把一切的不如意都看作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好了。即使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也要为你在有生之年体验末日而感到幸运。
　　不快乐的人总是相信别人比自己快乐，失意的人总是觉得别人比自己顺心，但事实上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困境，人生如海潮起潮落，既有春风得意高潮迭起的快乐，也有万念俱灰惆怅漠然的凄苦。
　　生于尘世，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经历苦雨凄风，面对艰难困苦，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
　　人生就如善变的天气，有晴有雨，有风有雾。这既是莫测的苦又是多彩的乐，从生到死就像是一场风吹过。
　　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只是人心很复杂。其实人心也很简单，只是利益分配很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很简单，由于利益分配很复杂，才有了尔虞我诈，才有了勾心斗角。
　　生活在凡尘俗世，难免与人磕磕碰碰，难免被人误会，猜疑。你的认真，你的真诚，也许会被别人误解和中伤。如果非得以牙还牙，拼个你死我活，如果非得为自己辩驳，澄清，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适时地咽下一口气，潇洒地甩甩头发，悠然地轻轻一笑，你会发现，天仍然很蓝，生活依然美好。
　　这个世界每天都充斥着利益的调整与分配，人每天都被各种复杂的心情左右着，操控着。
　　只有在现实事件中才能考验出我们的道德底线和良知。
　　如果我们的生命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定于十字架，被盯死在永恒上。如果永劫回归是最沉重的负担，那么我们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的辉煌的轻松来与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那么我们将选择什么呢？沉重还是轻松？
　　简朴单纯的生活有利于清除物质与生命本质之间的樊篱。
　　生者快乐逝者才能安息。
　　秋天带来了伤感，伤感又沉浸在秋天里。
　　爱心到了泛滥盲目的地步，就显不出它的可贵之处了。
　　想念一个人是眼泪交织的幸福。
　　喜欢就该珍惜，珍惜就别放弃。
　　望着自己童年的纪念照，才明白什么是时光的流逝。
　　宁要太丰富太复杂太明白太痛苦的真爱，也不要稀里糊涂享受女人所谓的幸福。一个人的命运冥冥之中好像上帝早就安排好了，使你无法逃脱。
　　生命的价值不在于能活多久，而是怎么活。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人和自己一样同行。唯有孤独，唯有孤独之中的沉默将为我们一生所拥有，并成为我们最感寂寞时刻骨铭心的记忆。
　　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行走在生命的路途上，便会感觉孤独也是一种美丽，一种享受。没有人走近自己，也没有人远离自己。一个人梦想，一个人欣赏日出日落，花开花落。这难道不是一种美丽一种享受吗？
　　在现实生活中如意的事情总是很少，多的却是失意、苦痛。
　　让我们对所有的苦难都心存感激。
　　一个完整的家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保障。
　　静静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实体是独一无二的，不但不可能为最亲密的人所彻底了解，就是自己又何尝能把握那最隐秘的底蕴和玄机呢？
　　世上许许多多的怨恨都是因为太年轻造成的，而几年几十年之后，许多就会化成负疚和自责了。
　　静夜里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情绪涌上心头。
　　素面朝天的我常常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
　　一个人的娇好容貌并不代表她就善良。
　　一个人成与败，得与失，在一生中在所难免，不可能一生顺遂，也不可能一生倒霉。一直以来我都想睡到天昏地暗，可就是睡不着，羡慕能如此睡的人。
　　在黑夜那最安适的时刻里会忽然有一种沁入肺腑的难过。
　　简单的生活并不意味着就是得过苦行僧般的清苦生活，这是对简单生活的误解，重要的是不要被金钱所累，不要让金钱带来烦恼和焦虑。
　　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梦，偶尔地在暗夜里做做也无妨。现实生活中是不适合某些人做的，如果做了必定会受伤。誓言还是不要轻易说得好，一旦说出就要信守承诺。
　　婚姻和家庭无论对男人还是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呢？
　　无才无貌无所谓，只要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足矣。
　　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是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
　　我也一直在想，等待一个人就是在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有一天，当一个无比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时，也许只有死才是根本的解脱吧。
一个人的夜晚最真实。
　　常跟自己说：淡定淡定再淡定，可是还是不能淡定。
　　面对磨难，是向命运屈服，还是与命运搏斗？
　　能在人生的旅途上相遇，相知，幸之又幸。
　　庄子说：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譫漠焉，无忧无虑，无识无知地生活，平静而快乐。”要想达到这种逍遥无待的精神境界，就要有意识地摆脱一切世俗功利牵扯下的欲望和追求，返身向内心去把握住自己婴儿般清纯天真的自然天性。
　　树叶的轮回就像是人生的兜兜转转，循环往复间没有永生也没有消亡。
　　人生的一个美梦能实现就足以。
　　誓言就意味着谎言。世间最可怕的变化当属人心，废话一句。
　　一个人独处，悲伤时便可以放声大哭，欢乐时便可以纵声大笑，一切都如此平平淡淡。一切又如此真真实实。
　　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梦想，一切都听天由命吧。
　　在我们短促而又漫长的一生中，我们在苦苦地寻找人生的幸福，可幸福又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悄悄地爬上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稍稍懂得生活实际上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为什么虚伪的人都会伪装？为什么善良的人总受欺负？
　　自己的痛只有自己知道，别人是无法了解的。
　　爱上一个爱你的人是幸福，爱上一个不爱你的人是痛苦。
　　远离尘世的喧嚣。
　　世间没有任何事比健康来得更重要了。健康就意味着你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自己的苦自己知。
　　在现实生活中，金钱可以买很多东西，甚至于可以买来爱情，亲情，但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来生命和健康。
　　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在很多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美好，而是痛苦和无奈，在面对疾病的困惑和金钱的诱惑的时候，爱情往往会变得黯然失色。
　　婚姻绝对不能仅仅建立在金钱，财产，或地位的基石上，如果没有真挚的感情，那么这种婚姻是不可能持久的。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我恐怕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是因为我的生命和情感的质量达不到这样的浓度。平庸地活着，难如夏花之绚烂，死则不会如秋叶之静美。
　　真爱一个人，就是不指望他让你能在人前夸耀，但一定要在最深的心底有这样的把握：即使全世界与你为敌，他也会站在你的身边，他宁可背判全世界也不背叛你。
　　不知许多许多年以后，是否还会有人记起：“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最古老最浪漫的誓言。
　　真爱只求一件事，要所爱的人紧紧握住自己的手，再不松开。
　　这些至理明言能让人在当今的社会中生存吗？
　　在我短暂的一生中，感谢上帝让我遇见你。
　　虚伪的人总让我不寒而栗，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事情的原委，从今后，绝不和这些虚伪的人打交道。
　　人世间的爱情往往忽生忽灭，虚虚实实，转瞬即逝，纷纭莫测。
　　人生的坚持不一定都能成功，但只要努力了就问心无愧。
　　最初相识的美好是因人而异的。
　　寂寞时就听听歌，千万别想不该想的人。
　　对爱痴情就要经受痛苦。
　　为什么不快乐要比快乐多，大多都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保持自己心灵的澄清，何必在乎别人怎么看呢？
　　为什么我们拥有便会忽略，常见便会厌倦，熟视便会无睹。
　　爱我所爱，得我所得，无怨无悔，将生命的韶华尽情挥洒于实在快乐的每一天。
　　无耻之人任何时候都是无耻的，哪怕他伪装的再好。
　　有的人无耻到一定程度就不知道什么是无耻了。
　　人世间什么样的情谊使我们承受不起？什么样的永恒使我们刻骨铭心？什么样的爱使我们不得不珍惜？
　　虔诚的守候未必就能等来真爱。
　　单身女人要活的自信明白，最重要的是别对不起自己。
　　做一个真诚的人很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方程，有时你真诚的举动可能换来的是别人的冷嘲热讽，一个真诚的人有时可能会。
　　常做出某些傻事，甚至蠢事，但绝不会做出对不起良心的事。
　　世上恐怕只有人最难说得清了。
　　美丽的故事往往没有美丽的结局。
　　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不管以什么目的而活着，还是活得简单点吧，因为世事莫测，生命无常。生命只在一呼一吸间，每一个现在。
　　任何时候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我们为什么还不好好地把握住当下呢？活的平凡但绝不平庸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常常感叹生活的艰辛，生存的烦恼和生命的缺憾，却不曾想到只要还系着一个“生”字，我们就已经承蒙着命运的万分恩宠了。
　　生命对谁都没有回归年，面对死亡我忽然觉得连痛苦都算的上是一种享受。
　　钱本无好坏，钱能买到房子，但买不到家，钱能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钱能买到床，但买不到良好的睡眠。
　　有的人云山雾罩，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交错.
　　人生的痛苦和悲哀大多来源于自己的心，一个人心中如若太过执着，自然会迷失在欲望的丛林中，分辨不出正确的方向。
　　什么时候才能远离已成定局的命运？写字只是释放自己的心情，别人如何评论无所谓。有幸能碰到一两个知己足以。
　　在这静静的夜里聆听美妙的音乐很是惬意。
　　会做梦的人才会生活 。
　　从古至今女人与女人之间的争斗就没有停止过。
　　都说女人如花，看过了所有的花开花谢，在我眼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花能比女人的笑脸更美丽动人的了。 不是每一个女人都有着漂亮的容颜，但是每一个女人都可以有一颗快乐的心和一张写满笑意的脸。
　　火可以融化冰，水可以在石头风化之前把它滴穿。
　　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何惧误解。
　　一朝相遇在天涯 片纸之言气自华 云海渺茫行不惧 浮游尘世眩生花
　　我跟医院打了二十年的交道，感触多多。良医庸医都遇见过，但我从不仇视医生，因为我知道那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给自己带来烦恼，作为一个病人已经很痛苦了，干嘛还给自己凭添烦恼呢。对于现在的医疗体制只有两个字，无语。
　　作为一个多年奔走在北京和天津各大医院的患者，我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你没有必要赶到惊恐，其实出现这种极端的案例很大程度上是现在的医疗体制造成的，医改越改老百姓越看不起病，现在的医院哪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啊，我不否认大多数大夫还是有职业道德的 ，但你也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部分败类。
　　我始终认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无愧于心就好，不要有唇亡齿寒的心态。
　　医疗行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机构建立健全的政策问题。人与人之间就要以诚相待，可是现实中有很多人已经忘记了这两个字，虽然他们内心也非常渴望真诚。
　　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阴暗面呢，作为小人物的我们也只能发发感慨罢了。
　　在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里躺在草地上静静地聆听风的声音该是多么地惬意。
　　我现在相信我的命运上帝早就给我安排好了，就等着我一步一步地去走。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你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就是幸福。
　　相信缘份，坚持走自己的路。
　　不管自己的人生遭遇了怎样的磨难，都不要抱怨生活的不公，好好活着，虽然这很艰难。
　　偶然的相遇，蓦然的回首，注定彼此的一生，勘破，放下，自在。
　　有时孤独也是一种享受。
　　人生就是这么残酷，当你意识到青春已不再。
　　有时会莫名其妙地伤感。
　　在静静的夜里尽情地放飞思绪。
　　活得累往往是因为欲望太多。
　　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只有现实才能让我们看清自己。
　　我相信真正的爱情是不会输给距离的，如果真爱房子车子又算什么呢？现实面前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是真爱。
　　人之相处，应该重承守诺，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轻易承诺，承诺了就得有勇气担当，否则会很伤人的。
　　愿我们都拥有文字人之间美丽而温暖的情谊。
　　幸福与否，只是自己的感觉。
　　熟悉的陌生人不需要解释太多 。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有很多事情不是个人努力就能得到的。
　　苦难丰富了人生。
　　让灵魂留在永恒的黑夜里续写人生喜剧。·
　　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感受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
　　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会过去，就像那些花那些流水。你是不同于那些人的，虽然你同样玩着开心着，但在你生命的本质里，你是感到寂寞的，那是不能否认的事，随你怎么找快乐，你永远孤独。
在感情无处倾吐时，我往往会借助于纸笔。
　　人都有孤影对冷月的时候吧。
　　凡事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不要刻意地去寻找，即使得倒也不会长久。
　　我爸说我永远也长不大，现在看来还真对。
　　不停地走在路上就为了看清自己。
　　在路上，心灵的困境可以豁然。
　　好好珍惜自己吧。
　　到了什么时候才可以理性？
　　没有谁能让你停下脚步。带着梦想去旅行。
　　爱你爱到无路可退，无怨无悔。
　　为所爱的人，付出一生。所以甘心守着这份落寞。
　　岁月流淌 此情不枉，我始终相信网络里也有真情的。
　　高谈阔论谁都会，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做的每件事是否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是先做好自己吧。
　　人之一生，活着即使遭遇到最大的不幸，也不要带着哀容去面对你的生活。其实生命原本都很出色，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是赢家。
　　欲望太多或太少，都会使人失去生活的快乐，一无所求的人自然和快乐无缘，野心勃勃的人也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懒惰和贪婪足以把所有的快乐拒之门外。
　　一个人既要有所追求也要有所舍弃，知道何时应该执着，何时应该放手。
　　人的一生有很多事可以忘掉，有些事是一生也不能忘的，但必须学会放的下。
　　我说： 你是我的未来，你说：我是你的夙愿。
　　人生就是一次旅行，每时每刻都在攀岩。
　　相信奇迹都是自己创造的。
　　不管处在什么现实环境之下，保持良好的心态确实是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
　　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活着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
　　人在怎样的境遇下才能放弃自己呢？
　　时间真是平复伤口的最好良药吗？
　　岁风周流，生活中会有种种不平和磨难，但是只要你心里充满了阳光，所有流汗流泪的日子也会灿烂生花，种种苦涩就会化为唇边云淡风轻的一抹微笑，抱着一份虔诚美好的信念，守着一颗淡泊宁静之心，才能找到心灵栖息的田园。
　　正是因为这些磨难原本就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没有理由不接受，也不能不接受，无法逃避无法退却。
　　疾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战胜自己，虽然战胜自己是个艰难的过程。
　　不管在生活中遭遇了怎样的不幸，都不要抱怨，而是珍惜当下所拥有。
　　相信这世间会有一个懂你爱你的人正在等你 。
　　一个曾经那么健康的人，突然要每天吃大量的药，烦都烦死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好好地活着，我们必须强迫自己坚强起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和磨难，相信奇迹都是自己创造的，你看见我就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尊重生命，善待自己及周围的人。
　　没有生活质量的活着不如有尊严的死去。

这世界我来过
化疗再有两次就结束了，这漫长的八个月我又坚持下来了。不知道是该替自己庆幸呢还是感到悲哀。抗组蛋白抗体，抗核小体抗体，抗双链抗体，抗sm抗体，抗SSB抗体，抗ANCA抗体，都已转阴，就抗核抗体的滴度1：800还是有点高，那也比1：1600好很多了，这个结果已经很不错了，我应该知足了。
　　 最近我常常在想生命的意义是因人而异，因日而异，甚至因时而异的。当一个人遭遇到一种无可避免的不能逃避的情境，当她必须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命运，她对苦难会采取什么态度，会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自己的痛苦呢？也许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这数不清的春来冬去。
　　 红尘中又有谁能够了解这种无奈呢？虽然生活给了我无尽的苦痛折磨，但是我还是觉得幸福多。
　　 拂去岁月的尘埃，追寻那儿时的记忆。在那遥远的戈壁滩，天空永远是那么澄明清澈，夜晚的星星和萤火虫都是那么令人难忘，那盛开的红柳花，芳香扑鼻的沙枣花至今记忆犹新。多想再听听那悦耳的驼铃声，多想再重温一下夕阳西下时置身于大漠，让金色的阳光洒满全身时的感觉。少年的记忆停留在那古老的城市西安，破旧的火车站，弯弯曲曲的山路，但是那里的羊肉泡馍却是我百吃不厌的，大小雁塔，碑林，戏水洞，凌云洞，辋川王维的故居都是让我留恋忘返的地方。那时的秦始皇陵还没有对外开放，没事的时候就会登上华山之巅，感受一下杜甫一览众山小时的心情，静静地聆听风的声音。在那样的时刻才能感受到远离卑琐，远离尘嚣的山水的意境，它其实更接近于生命的本质。
　　虽然命运是如此的残酷，但是我庆幸这世界我来过，这就够了。

给上帝的信

在这静谧的夜晚，我不想哭，可是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仁慈的上帝啊我以一颗虔诚的心祈求你，让我远离病痛的折磨吧。我真的实在是烦透了，自从有病以来，不知不觉中我已放弃了很多东西，别人看到我凡事无所谓的态度，都以为我很坚强，以为我不会苦恼，却不知道我在挣扎。仁慈的上帝啊，看在我对人生已经没有任何奢望的份上，就让疼痛减少一点吧，哪怕是再多吃一些药呢。当初你在造人的时候也不希望人常常受疾病的困扰吧。

　　 曾经以为生命就如这黑夜般漫长，后来才知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岁月真是无情，恍惚间已经没有了做梦的权利。这种无奈上帝你可曾了解，噢，你是不会了解的，否则你怎么会让我忍受这么多年的痛苦和病痛的折磨。噢，仁慈的上帝，你不是洞察人世间的一切吗？你可愿意聆听我的感慨呢。
　　 你可知道我常常处在矛盾之中，就如这变幻莫测的天气。我盼望春天的到来，可是又害怕它的来临，季节的转换带给我的只能是疼痛的加剧，上帝啊，为什么要让天地人合一呢？为什么要让人的病痛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呢？你不是一向都很仁慈的吗？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而不来拯救我呢？你就用你那悲天悯人的心让我回到健康无忧无虑的过去吧。你知道吗，现在的我是多么留恋过往的一切啊。在那开满油菜花的田地里来回穿梭地扑蝴蝶，夕阳西下时置身于大漠中，让夕阳的余晖洒满一身，一个人坐在华山的某一处山坡上，静静地聆听风的声音。这美好的一切都是那么短暂，恍惚间就都已经失去了，所有的眼泪和欢笑也都失去了。如果说愿意忘记过去可以留住时间，那么上帝你就让时间停留吧。
　　 看着父母日益苍老的面容，还要为我夜不能成眠，而我还时不时地冲她们乱发脾气，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忍住，真害怕自己哪一天坚持不下去，不敢想象他们的心情。仁慈的上帝啊，你看看我有多矛盾，这就是你给我安排的人生，让我永远无法逃脱命运的捉弄。在这冷冷的夜里，我乞求你上帝用你那仁慈的心抚慰一下越来越脆弱的我，让我变得再坚强一点，自己的路再艰难都要坚持走下去，再孤独都要学会坦然面对。否则你就给我一个放弃的理由，不要让我愧对所有爱我的人。如果我的爱只能在梦中表白，那么我愿意沉睡不再醒来。如果时间可以停留，那么我真的希望是现在，让一切的苦痛都随风而去吧。

给病友的一封信

晶晶，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好好地谈一谈了。

我知道自从你有病以来，心情一直不怎么好，你的现状我很了解，我也能够理解。在这里我不想给你说什么大道理，相信你也不愿意听。我只想说死很容易，只要你三天不吃激素就会死，你现在有这个勇气吗？
　　人为什么活着，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有新意的问题，我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而活着，我活着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辜负生命。虽然不知道生命会在哪一刻停止，但我会快乐地过好每一天。虽然现实对我们很残酷，但也不要让疾病把我们压垮，疾病有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能战胜自己，虽然战胜自己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呢。即使我们没有病，不也得面对生活中的种种艰辛和挫折吗？既然现在上帝给了我们疾病，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坦然地面对它接受它，就当是上帝在给我们幸福之前对我们的考验吧。
　　 你问我没有钱能活吗？的确咱们这种病没有钱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现实有时就是这么残酷，不是我们不想活，而是没有活下去的条件。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现在的我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着，更重要的是为疼爱我们的父母而活着，我们不能让他们承受由于我们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绝望。我们不能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的痛苦，其实父母又何尝不痛苦呢？他们恨不能替咱们有病，可怜天下父母心。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小时候看小说，伍子胥一夜白了头，我认为是小说的夸张，但是我现在信了。父母为了我所付出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不敢说我有多孝顺，我正在努力去做，因为我是一个被家人宠坏了的一个任性又不乖巧的人，所以做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这个你也是知道一点儿的。
　　 自从有病以来，我也曾认为自己是天底下最不幸的人，抱怨上帝对我的不公平，甚至也绝望过。你看过我以前的照片，你都不相信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更何况我自己怎么能够接受。一个曾经那么健康的人，突然要每天吃大量的药，烦都烦死了，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好好地活着，我们必须强迫自己坚强起来，承受常人不能承受的痛苦和磨难，相信奇迹都是自己创造的，你看见我就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别害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现在的情况比我好很多，更不用担心了。
　　说了这么多，你不会烦吧，本来还有很多话想说，可是今天太晚了，趴在这里打字我也实在是有点累，算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却上心头

我的老爸

关于我的父亲，有着太多的话要说，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那份对老爸的深深爱意。总想写一支深情的歌 ，总想吟一首多情的诗篇，总想用动人的话语来表达对老爸的爱，却总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对自己的父亲深深地爱意。
我心目中的老爸是一位性情耿直、善良豁达 、和蔼可亲、朴素勤劳的父亲，是一位关心别人永远胜过关心自已的父亲。无论是在工作岗位还是日常生活中，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有事找到老爸，他总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从不要求回报。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不敢直视老爸那有些浑浊的眼和爬满皱纹的脸，那花白的头发和青筋暴露的手，老爸那苍老的背影在诉说着岁月的无情和生活的艰辛。抚养我长大的点点滴滴，一幕幕，像电影般浮现在我的眼前。 老爸总说我是温室里的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我自记事起就跟医院结下了不解之缘。当第一次接到我病危通知书时，年轻的老爸为此一夜间出现了白发，小时候看小说伍子胥一夜白了头总认为那是作者的夸张，现在我信了。记得那次半夜发高烧， 老爸背着我一路小跑去了天津医院，路上哥哥要替换他， 老爸却不肯。当大夫确诊我成为残疾人的时候， 老爸没有太多的悲伤，却用颤抖的声音对大夫说：不管花多少钱，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也要给我治好。
从小到大老爸疼爱我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从我蹒跚学步时， 老爸就用那粗糙的手掌牵着我走过无数的寒来暑往。从我懂事的时候， 老爸就教我做人的道理。是 老爸在我午睡时轻轻地摇着扇子，是老爸早出晚归拼命挣钱付我那高昂的医药费，还是老爸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却会满足我的一切要求。
老爸，您操劳了大半辈子，现在也还是没有好好享受过哪怕是半天的安稳舒适生活。 每次看着苍老的老爸，我的心就隐隐作痛，眼泪瞬间就会模糊了双眼。以前，那个能把我高高举起放在宽厚的肩膀上，能趴在地上让我骑大马，能安慰我伤心，那个下了夜班，身体疲乏，也要为我做饭，那个声音洪亮，走路如风的老爸如今已经白发苍苍，老态龙钟了。如果说母爱深似海，那么父爱重如山。如果说母爱是涓涓溪流，那么父爱就是滔滔江河。
如今，我已过而立之年，父亲已经苍老。孩提时并没有在意父爱给予的那份沉沉的爱，经过自身患病之后，我更懂得父爱的可贵。我的老爸不是伟大的，却是世上最疼爱我的亲人，虽然我拖累了老爸，他却不曾有一点的抱怨，总是以宽容的胸怀包容一切。通过自身的病情，我感到老爸的伟大，世间任何珍贵的东西都无法替代我的父爱，我要永远珍惜这份爱，直到生命终结。
行文至此，千言万语凝为一句：老爸我爱您！

对生命的感慨

    昨天去医院顺便去看一个病人，29岁，癌症晚期，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女儿。看着她光秃秃的头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好。短短的半年时间竟然把一个曾经那么健康的人折磨成这样，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多年病友们一个个离我而去，我以为自己可以很达观地看待生老病死了，可当我再一次地面对一个即将离我而去的人的时候，我还是不能自己，让我一再地感受到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在一个生命即将结束的人的面前，我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呢？　　
生命对谁都没有回归年，面对死亡我忽然觉得连痛苦都算的上是一种享受。我们常常感叹生活的艰辛，生存的烦恼和生命的缺憾，却不曾想到只要还系着一个“生”字，我们就已经承蒙着命运的万分恩宠了。生命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不管以什么目的而活着，还是活得简单点吧，因为世事莫测，生命无常。生命只在一呼一吸间，每一个现在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我们为什么还不好好地把握住当下呢？活的平凡但绝不平庸才是最重要的。

论容貌

每一个容貌都是一本生命的图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通行证。亲人们凭着它在茫茫人海里可以找到我们。无论男女谁不希望拥有一个姣好的面容，不求沉鱼落雁之美，但是也不要成为人人瞩目的特异对象。可是上帝偏偏喜欢捉弄人，要让正处在青春妙龄的我们承受因为疾病而带来的痛苦和烦恼。初得病时我常想，疾病可以剥夺我们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但是千万不要剥夺我们的容貌。现在想想其实就是自己的虚荣心在作祟，我们可以不美丽，但是可以很温柔很可爱，这就够了。
　　 一个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有的女孩喜欢用化妆来掩饰脸部的缺陷，这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那样很累，你看我们周围，每一棵树，每一株小草，每一朵花都不化妆，面对骄阳，面对暴雨，面对风雪，它们都是本色自然的。它们也会衰老和凋零，但这却是一种真实。我们又为何要把自己藏在脂粉和油彩的后面呢？磨砺内心要比油饰外表难得多，美丽来自于自信，美丽是一种天赋，而自信就像一颗小树苗一样，可以播种，可以培育，可以蔚然成林。
　　 我相信不化妆的微笑更纯洁更美好，不化妆的眼睛更坦率更真诚，不化妆的女孩更有勇气直面人生。坚强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不要害怕去人多的场合，面对异样的目光，不要自卑，要勇敢地对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自己，虽然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人生又何尝是一帆风顺的呢？
　　 俗话说的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现实生活中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才能微笑面对。只要心情好，一切都会好的。
　　

谨以此文送给大地宝宝和那些有类似经历的病友们。

也谈爱情

神说：相爱的人从来不会怪罪彼此。其实，不是没有怪罪，而是爱融化了一切怪罪。
　　佛说：修五百年只能同舟，一千年方可同枕。人世间什么样的情谊能使我们承受不起？什么样的永恒能使我们刻骨铭心？什么样的爱又能使我们不得不珍惜？
　　在我平凡的生命中，最终从被爱中学会了爱。为什么敢轻易伤害的总是我最亲爱的人，因为只有这个人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我。可是，就是因为这颗心永远不会背弃我，我就一直地不重视他。为什么我们拥有便会忽略，常见便会厌倦，熟视便会无睹？
　　如今我已明白，世上从来就没有平庸的爱，有的只是平庸的爱人。人世间的爱情往往忽生忽灭，虚虚实实，转瞬即逝，纷纭莫测。爱情的天敌是时间，是岁月，爱情要战胜时间和岁月，靠的是温情而不是激情，要的是宽容而不是占有，需要的是忍让而不是索取。否则，又怎会执手偕老？青春和美貌是天生的条件，但总会被无情的岁月夺走。
　　爱情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美，也不在性，而在于两颗心的互相慰藉，互相依托，并以这种结合所增加的力量，驱逐宇宙间的阴冷死寂，给渺小脆弱的人生一线曙光。我总觉得，爱情就是爱情，任何爱情以外的字眼都不足以形容爱情的本身。爱情是一种浑然忘我的感觉，这种感觉来无影去无踪，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当我们认识到这种感情正是爱情的时候，爱情可能已经渐渐从我们眼前模糊，以至于最终消逝。
　　其实，寻一份真爱很难也很简单，难的是理想中的爱可遇不可求，谁也无法急取，更无法控制。这样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既不可重演，也不可修复。说简单是因为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如果不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如果爱了，也没有必要商量，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不会有那么多的算计和犹豫。真爱只求一件事，让所爱的人紧紧握住自己的手，再不松开。真爱一个人，不是因为他能带给你什么而爱他，而是因为爱他而准备接受他带来的一切；真爱一个人，就是不在乎别人对你是否赞美，只在乎他的肯定与怜惜；真爱一个人，不会指望他让你能在人前夸耀，但一定要在最深的心底有这样的把握：即使全世界与你为敌，他也会站在你的身边，他宁可背判全世界也不背叛你；真爱的心愿只有一个，那就是彼此深深地深深地爱着，除此以外都与爱情无关。
　　不知许多许多年以后，是否还会有人记起：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最古老最浪漫的誓言。

却上心头

也谈孤独
        望着自己一周岁的纪念照，你明白什么是时光的流逝。整理初恋时的旧情书，你懂得什么是蓦然回首。其实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行走在生命的路途上，便会感觉孤独也是一种美丽，一种享受。没有人走近自己，也没有人远离自己。一个人梦想，一个人欣赏日出日落，花开花落。这难道不是一种美丽一种享受吗？一个人独处，悲伤时便可以放声大哭，欢乐时便可以纵声大笑，一切都如此平平淡淡。一切又如此真真实实。即使某些时候，走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沉默的我，也将在孤独之中享受一种清纯，一份惬意，一份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抑或忧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人和自己一样同行。唯有孤独，唯有孤独之中的沉默将为我们一生所拥有，并成为我们最感寂寞时刻骨铭心的记忆。

也谈真诚

    真诚是个很抽象的词，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生命的真诚，一种是对生活的真诚。对生命的真诚，其实就是对自己负责，让自己活的更充实。即使在寂寞难遣的日子里，也要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对生活的真诚，其实就是对别人负责，把我的真诚放在你的手心，让那朵真诚之葩，不管寒冬还是盛夏，都能绽放出友爱之花。
　　 做一个真诚的人很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方程，有时你真诚的举动可能换来的是别人的冷嘲热讽，一个真诚的人有时可能会做出某些傻事，甚至蠢事，但他绝不会做出对不起良心的事。真诚的人在他付出自己的真诚的时候，他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具体回报，而是精神上的理解与抚慰。真诚这个词一旦落到具体行动上，就没有虚幻的形式，而是实在的内容。

致乐乐

    你现在的烦恼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曾经历过。命运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你又何必太认真呢？反正我们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把一切的不如意都看作是一种难得的体验好了。即使明天就是世界的末日，也要为你在有生之年体验末日而感到幸运。人生就如善变的天气，有晴有雨，有风有雾。这既是莫测的苦又是多彩的乐，从生到死就像是一场风吹过。走过春夏，卷过秋冬，走过悲欢，卷过聚散，走过红尘遗恨，卷过世间恩情。人生如梦，梦如人生。每个生命都有欠缺，不必与人作无谓的比较，珍惜自己现在拥有的就好。
　　 不快乐的人总是相信别人比自己快乐，失意的人总是觉得别人比自己顺心，但事实上每个人都面对着不同的困境，人生如海潮起潮落，既有春风得意高潮迭起的快乐，也有万念俱灰惆怅漠然的凄苦。生于尘世，每个人都不可避免要经历苦雨凄风，面对艰难困苦，想开了就是天堂，想不开就是地狱。如果我们的一颗心总是被灰暗的风尘所覆盖，干涸了心泉，黯淡了月光，失去了生机，我们的人生轨迹岂能美好？感恩生活，万事随缘，自然海阔天空，风轻云淡。
　　 当我们感觉到生活的枯燥或者痛苦时，并不是因为山河不够壮丽，也不是因为世界不够精彩，更不是因为人生不够炫丽，只是我们的心灵被束缚的不自由了。人的一生很短暂，百年也只是一瞬，在茫茫历史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生活在凡尘俗世，难免与人磕磕碰碰，难免被人误会，猜疑。你的一念之差，你的一时之言，也许会被别人加以放大和责难。你的认真，你的真诚，也许会被别人误解和中伤。如果非得以牙还牙，拼个你死我活，如果非得为自己辩驳，澄清，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适时地咽下一口气，潇洒地甩甩头发，悠然地轻轻一笑，你会发现，天仍然很蓝，生活依然美好。
　　这个世界其实很简单，只是人心很复杂。其实人心也很简单，只是利益分配很复杂。桌上有一堆苹果，人们并不在意这堆苹果有多少，而是在意分到自己手里的有多少。单位里有一摊子的事，人们并不在意这摊子事有多少，而在意自己多干了多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很简单，由于利益分配很复杂，才有了尔虞我诈，才有了勾心斗角。纷繁的尘世也很简单，由于人类情感很复杂，才有了书剑恩仇，才有了离合聚散。人生之简单，是生命长卷中的几笔线条，有着疏疏朗朗的淡泊。是生命意境中的一轮薄月，有着清清凉凉的宁静。人生之复杂，是泼洒在生命宣纸上的墨迹，渲染着城府与世故。是拉响在生命深处咿咿呀呀的胡琴，挥不去嘈杂与迷茫。
　　 这个世界每天都充斥着利益的调整与分配，人每天都被各种复杂的心情左右着，操控着。科技发展到现在，我们利用它几乎可以做到一切，譬如可以准确地登上月球，可以把一周的天气预报的丝毫不差，却无法知道下一刻会拥有怎样的心情。说到底科技掌控的是客观，是理性。而人都是主观的感性动物，然而主观与感性又是最不容易掌控和琢磨的。一眼望到底的似乎很简单，一口百年古井，幽深澄澈，也可以一望到底，但这口古井本身并不简单，人也一样，有时候一个人可以一眼望到底，并不是因为他太过简单，而是他太过纯净，一个人有至纯的灵魂，原本就是一种撼人心魄的深刻。这样的简单让人敬仰。有的人云山雾罩，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其实这种深度是城府的深度，而不是灵魂的深度，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交错，而不是曼妙智慧的叠加。
　　天地有大美于简单处得，人生有大疲惫在复杂处藏。生活中常有大情趣，一定是日子过得很简单，生命常得大愉悦，一定是心灵纯净不复杂。人一简单就快乐，但快乐的人寥寥无几，人一复杂就痛苦，可痛苦的人却熙熙攘攘，这反映出的现实问题是，更多的人要活出简单来不容易，要活出复杂来很简单。简单是生命留给这个世界的美丽手势，而复杂是生命无法永远打捞的苍凉梦境。为了满足日益膨胀的商业利益，很多东西都是失去后才知道珍惜，失去后才追悔莫及。我们深切记得那份懊悔，但是当面对短暂或者一时的商业利益也好，个人进退也罢，我们总是用短浅代替长远，然后当岁月过去，我们才会想起当初做出的决定是多么冲动和仓促。或许我们无法阻止被改变的命运，但是我们最少可以改变自己短浅的目光，让失去以后才追悔的事件尽量“零”可能。虽然谁都有需求与欲望，但这要与人的能力及社会条件相符合。每个人的生活有欢乐也有缺失，我们不能搞攀比，最好的办法就是做到知足常乐，知足便不会有非分之想，常乐也就能保持心理平衡了。人的需求其实是很低的，但是人的欲望却是无限膨胀的，人应该学会尽量满足自己的需求，尽可能地抑制那些无限膨胀的欲望，顺从自然的本心快乐地生活，知足常乐不只是说说而已。
　　 人生的痛苦和悲哀大多来源于自己的心，一个人心中如若太过执着，自然会迷失在欲望的丛林中，分辨不出正确的方向。钱本无好坏，钱能买到房子，但买不到家，钱能买到药品，但买不到健康，钱能买到床，但买不到良好的睡眠。只有心如水般清澈，如月光般轻柔，如莲花般纯净，才能拥有快乐的心境，拥有单纯的幸福。

却上心头

病房趣事集锦

病房趣事·一
时间：晚上八点。地点：医生办公室。
　　　　患者去抄化验单时与主治大夫之间的一段对话。
　　　　患者：大夫，我想抄一下化验结果。
　　　　大夫：你去护理部抄，我正忙着呢。
　　　　患者；我刚从护理部来，护士说没有你的同意不能抄。
　　　　大夫：那你明天再抄吧。
　　　　患者：白天你日理万机比总理还忙呢。
　　　　大夫：你非得今天晚上抄吗？
　　　　患者：是。
　　　　大夫于是气哼哼地打开电脑。
　　　　大夫：抄吧，我说你研究点正事不好吗？
　　　　患者：我这么漂亮的人让你越治越丑了，我不好好研究一下行吗。
　　　　大夫：要不我再给你开点美容膏。
　　　　患者：美容膏就不必了，你把汤药里的全蝎换了吧，98.6元太贵，去市场买螃蟹还能挑挑公母呢。你这全蝎是公是母。
　　　　大夫：要不我去中药房给你查查。
　　　　患者：别查了换一种。
　　　　大夫：换地龙？
　　　　患者：地龙就不必了，我家花盆里就有，还是鲜的。你还是给我解释一下化验单吧。
　　　　大夫：给你解释了你也不懂，就不愿意给你们看病，问这问那的什么也不明白，我就喜欢给农村人看病。
　　　　患者：要不说不能跟你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呢，你们这又不是什么旅游胜地。
　　　　大夫：幸亏不是什么著名的旅游胜地，你们还老来呢。
　　　　患者：这就是风湿免疫科的一大特点。回头率高。

病房趣事·二

昨天去化疗正巧赶上10床患者与主治大夫之间的一段对话
　　　　10床是一个17岁的女孩，正上高二
　　　　大夫：你怎么现在才回来，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10床　我正想问你呢，你干嘛给我们家打电话？尽给我惹祸。
　　　　大夫：找不着你，还有一袋液没输你就跑出去玩，太不像话了。
　　　　10床：像画不贴墙上了吗？早去卢浮宫了，就不待在这了。
　　　　大夫：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贫。
　　　　10床：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不就一小大夫吗。
　　　　大夫：比你大一岁也是大，何况我还是你的主治大夫你就得听我的。
　　　　10床：听就听呗，干嘛这么大嗓门，不知道有理不在音高吗？
　　　　大夫：你到底输不输？
　　　　10床：不输行吗，你又该告状了，等会儿，我先洗一下手。
　　　　于是去水房洗手
　　　　大夫：你又活活凉水。
　　　　10床：我5000块钱押金都交了，你还不让我用点水。
　　　　大夫：你如果觉着心里不平衡，接颗管子往地沟里放也别糟践自己啊。
　　　　10床：不平衡的地儿多了，紫外线消毒不管你消不消，空调不管你用不用，每天照样扣钱。还有这门槛费凭什么找我们要，说的好听，一级医院报销比例高，鼓励人们都去小医院看病，真去了才知道，一没好大夫二要嘛药没嘛药。还得来大医院，只要来了没有一天是回不了家的。如果得了什么病，又够不上门特的标准，可就惨了，一年的门诊费最多用三个月就得花完，一个月挣的钱全给医院送去了，你们一个月拿好几千哪知道小老百姓的难处。
　　　　大夫：这不是我能解决的问题，你跟我说没用，你还是乖乖地配合治疗吧。
　　　　10床：我这条小命现在撰在你的手里，任你宰割。
　　　　扑哧，大夫被气乐了。

病房趣事·三

患者与患者之间的对话
　　患者甲：昨天我倒霉透了。
　　患者乙：怎么了？
　　患者甲：早晨一起来就不顺，去卫生间快到门口了，蹭，过去一个，心凉半截，好容易挪到门口了，蹭，又过去一个，这下全凉了。
　　患者乙：怎么回事？
　　患者甲：尿裤了呗。又赶紧换裤好等着输液呀，没想到这手也不争气，扎了三次愣没见血，最后还是护士长亲自出马解决问题了。
　　患者乙：你这高难度的手，也就是护士长水平高，能够一针见血。
　　患者甲：液还没输完呢拔罐的又来了，换了一个新来的韩国留学生，我这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好容易20个罐都拔上了，衣服还没盖上呢就掉了一个，算了掉了就掉了，没想到她还没有走到门口又掉了一个，兴亏只有20个罐，要是40个罐就不敢想象了。
　　患者乙：只要能拔上就不错了，否则又不知道得等到几点了，你就识举吧。
　　患者甲：我是挺识举的，没想到她忙的把我给忘了，结果起了两个泡。她带着韩腔直说对不起对不起怎么办怎么办，要去问问老师。我怕她挨说就没让她去。
　　患者乙：可不，她们在这也挺不容易的。
　　患者甲：咱们在这更不容易，一进来这一通检查就折腾的够呛，病还没怎么治呢又到日子了，该出院了，不出院也行，办周转十天自费，咱们这些有医保的还能承受，可怜的是那些没有医保的。
　　患者乙：是呀，三大改革改的太好了，教改改的孩子上不起学，房改改的老百姓买不起房，医改改的人们看不起病。
　　患者甲：没办法，咱们连自己还管不好呢哪管得了国家大事。
　　患者乙：对，咱们就别操那闲心了，还是关心关心自己的腿吧。你好好吧唧吧唧你的大夫，关键是让他把你的腿治好了比嘛都强，别的都是次要的。
　　患者甲：嗯，他昨天说了，要让我当刘翔第二。
　　患者乙：哈哈。
　　俩人对着乐。

病房趣事·四 　　

一个抑郁病患者跟主治大夫之间的对话
　　时间：半夜一点，地点：医生办公室。
　　病人：尊敬的医生，我已经看了三小时的《圣经》了，可还是没有丝毫睡意。
　　大夫：你再看三个小时 ，让主引领你。
　　病人：还睡不着怎么办？
　　大夫：要不给你来两片安眠药。
　　病人：我不吃，怕影响智力。
　　大夫：季羡林吃了二十年的睡觉药也没有痴呆。
　　病人：我还是不想吃，怕有依赖性。
　　大夫：来到这你就听我的吧。
　　转天早晨查房
　　大夫：昨晚睡着了吗？
　　病人：就睡了一个小时。
　　大夫：要不给你调到一个半 ？
　　病人：你治病别给我留一手。
　　大夫：我是想留一手，正琢磨留哪只手，我怕留的那只没用。

病房趣事·五

患者与主治大夫之间的对话
　　大夫：今天早点吃的什么？
　　病人：老三篇。
　　大夫：没有忠字舞？
　　病人：那个跳不起来。
　　大夫：你不穿着裙子了吗。
　　病人：关键是没有音乐伴奏。
　　大夫：快把病号服穿上，小心着凉。
　　病人：我怕影响我的光辉形象。
　　大夫：要不申请给你换件裙子。
　　病人：太好了，不要名牌外贸就行
　　大夫：外贸的，哦，知道了。

病房趣事·六

病人与病人之间的对话，好像他们之间认识
　　　　　 病人乙 ：又去看病吗？今天怎么这么晚？
　　　　　　病人甲：去早了没用，预约的号是二十多号，轮到得中午了。
　　　　　 病人乙：听说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
　　　　　　病人甲：是呀，光挂号就得半小时左右。
　　　　　 病人乙：挂号挨个，交费挨个，拿药还得挨个。
　　　　　　病人甲：好容易看病轮到个了，没五分钟就出来了，不做检查还好，一做检查麻烦就大了，尤其是验血，你是没看见那个壮观的场面，就跟血不要钱似地，不验白不验。
　　　　　　病人乙：现在好多城市都闹血荒，有那血贡献给国家不比嘛都好。
　　　　　　病人甲：是啊，以前单位献血，又给钱又给假，领导还买慰问品去家里看。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可不就闹血慌嘛。
　　　　　　病人乙：现在卖血的也少了，如果还给钱，象河南的艾滋病村恐怕还得多几个。
　　　　　　病人甲：唉，现在看病的人就和现在坐车的人一样多，没听说吗，广州坐地铁的人穿着西装进去的，出来变成三点式了，水牛腰的变成水蛇腰了。
　　　　　　病人乙：可不要钱了，可命还得要啊。

病房趣事·七

病人甲是个脑梗塞病人，说话不利索。病人乙是个脑出血病人，走道不利索。他们是病友，每个星期相约一起去医院，相互好有个照应。
　　司机：又碰见你们俩了，还去医院。
　　病人乙：是呀，这么巧，又赶上你的车了。
　　司机：别着急慢慢上，找个座。
　　这时有人主动让座。 病人甲和病人乙连声说谢谢，谢谢。
　　司机：现在一提看病就头疼，不光是头疼挨个，头疼的是大病看不了，小病能看大了。
　　病人甲：凑···凑和活···活着吧。
　　病人乙：是啊，我现在总结出经验来了。
　　司机：什么经验？
　　病人乙：那就是不能着急，既来之则安之。
　　病人甲：着···着急也···也没用。
　　司机：那你们去这么晚挂的上专家号吗？
　　病人乙：我们提前一周电话预约的。
　　司机：哦，好约吗？
　　病人乙：不好约，有时也约不上。
　　司机：那约不上怎么办？
　　病人乙：那只能早点来加号了。那些外地看病的如果挂不上号可就惨了，只能晚上睡在门诊大厅的椅子上，转天再看了。就是没病也累出病来了。
　　司机：唉，没嘛别没钱，有嘛别有病，一旦有了什么病，不光是自己受罪，全家人都跟着受罪。
　　病人乙：可不是吗，可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得病本来就够难受的啦，再碰上冷脸的大夫，就更堵心了。
　　司机：是啊，等了好几个小时，没用五分钟就给打发出来了，又气又累，没嘛病也给气出病来了。
　　病人甲：没···没办法，只···只能忍···忍着。
　　病人乙：下辈子重新投胎也当把大夫。


病房趣事·八

病人与病人之间的对话
　　病人甲：现在看病是排队烦心，红包闹心，医托堵心，号托揪心。
　　病人乙：是啊，现在小老百姓看病真是太难了，比李白笔下的蜀道还难。
　　病人甲：你说这医改怎么改的人们都晕头转向了，不知该去哪儿看好了。
　　病人乙：其实老年人基本上都是一些慢性病，当然是去社区医院最好了，离家又近。
　　病人甲：可是社区医院要嘛药嘛药没有，即使有的，一次拿药也不能超过一百块钱，还得去大医院。
　　病人乙：是啊，谁也不想大老远地一跑就是一天。累得要死，来回坐车还得遭白眼。
　　病人甲：没办法，又不能叫孩子们去。
　　病人乙：是啊，孩子们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大。趁咱们现在还能动，就帮他们多分担 一些吧。
　　病人甲：咱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别给孩子们找麻烦。
　　病人乙：对，我现在就特别注意食疗，能不吃的药就尽量不吃，是药三分毒，本来上岁数的人各个器官就不怎么好了，况且大部分药物都从肝肾排泄，长期用药，这病还没好呢，那病又来了。
　　病人甲：你说得对，古人看病第一步就是食疗，第二是砭石疗法，第三是针灸，第四是药酒，第五才是药。可是你看现在，动不动就输液，尤其是抗生素的使用很不规范，在美国买抗生素比买枪还难呢。
　　病人乙：是啊，可是咱又不懂，去医院就得听大夫的。现在的大夫眼里只有钱哪还有病人啊，但凡有点良心的还有点职业道德。
　　病人甲：其实他们也挺不容易的，小医院的大夫闲的聊天，大医院的大夫忙得连吃饭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病人乙：嘛，他们不容易，总比咱小老百姓强吧。
　　病人甲：唉，算了，咱还是回家好好食疗吧，饮食注意到了比吃药还管用呢，就用不着看他们的脸色了。
　　病人乙：对，就这么办了。
病房趣事·九
　
患者甲要出院，患者乙去跟她告别，正碰上他们的主治大夫在跟患者甲交代出院的注意事项。于是患者乙也想去问几个问题。
　　患者乙：大夫，我的化验结果都正常吗？
　　大夫：你是我的病人吗?
　　患者乙：你都给我看了半个月的病了还不认识我吗？
　　大夫：哦，是吗？我给你看看去。
　　很尴尬地快步走出病房
　　患者乙：还博士呢，你说他怎么给我看的病，我这钱不白花了吗。
　　说着说着眼泪下来了
　　患者甲：你别难过了，现在这种高分低能的人有的是。还不知怎么进来的呢？听说现在进大医院没有几十万根本进不来，不光有钱还得有人才行呢。
　　患者乙：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
　　患者甲：现在医院只认钱，哪还有什么救死扶伤啊。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唉，谁叫咱命不好呢，没赶上三联单的好时候。
　　患者乙：这就叫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患者甲：就咱这腿恐怕是永远也赶不上了，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家吧。
　　患者乙：哎，没办法，谁叫咱有病呢？

病房趣事·十
　
15床病人起了一身疱疹，大夫要给她刺络拔罐，7根针一块扎，她有点害 怕。为了转移注意力她没话找话说。
　　15床：大夫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大夫：什么问题？
　　15床：为什么现在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
　　大夫：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一部分人是因为压力太大。
　　15床：你看现在有好多明星都是因为抑郁症自杀的。
　　大夫：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心理问题。
　　15床：那你有吗？
　　大夫：有。
　　15床：什么？
　　大夫：出去必回来。
　　15床：是不是看看门锁没锁？
　　大夫：你怎么这么了解我？
　　15床：因为我老干这手活。
　　大夫：哦，原来如此。
　　15床：哦，疼。你下手真狠，趁机报复是不是？
　　大夫：我这下手还是轻的，我也有恻隐之心，你要是疼就喊出来，别忍着，你还真够坚强的。
　　15床：哦，真难得，我还以为你们当大夫时间长了都麻木不仁了呢。
　　大夫：那倒还不至于。
　　15床：刚才主任查房别人都查了怎么没查我？主任一星期就查一次房，你还把我给忘了。
　　大夫：哦，刚才主任有事。
　　15床：那什么时候查？
　　大夫：一会儿你去看看主任有没有时间。
　　15床：我去看，我又不是给主任划考勤的。
　　大夫：那明天吧，主任查一区，你来找我。
　　转天早晨主任还真来了
　　15床：主任，我到底嘛病？
　　主任：四不像。
　　15床：嗯？
　　主任：确切地说是未分化结缔组织病。
　　15床：哦，我还以为自己是麒麟呢。

现在的食品还敢吃吗？
         好久没有去市场了，在这个温暖的冬日里去遛了一圈，在卖螃蟹的摊位前听到了几个人一段有趣的对话。
　　 市民甲：你又买螃蟹，多贵。
　　　　市民乙：唉，家里来人了，你说吃嘛呢？
　　　　市民甲：可不，一天到晚也不知道吃点嘛好。
　　　　市民乙：瞎吃呗，都吃出病来了。
　　　市民甲：什么病？
　　　　市民乙：你看我这肚子，还能是什么病，糖尿病呗。
　　　　市民甲：哦，是吗？我也是。你看看我这肚子不比你小，我“白眼子”老 说我是“嘎嘎”。
　　　　市民乙：什么“嘎嘎”？
　　　　市民甲：两头小中间大呗。
　　　　市民乙：你说这孩子。现在得这种病的人怎么这么多？
　　　　市民甲：是啊，都说是富贵病，吃出来的病。
　　　　市民乙：过去日子不好过时也没这病那病的，怎么现在好过了病也来了。
　　　　市民甲：就是生活方式不当造成的。据说咱们国家现在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有九千多万人，已取代印度成为第一了。咱天津市发病率逐年上升，且有年轻化趋势，现在已接近一百万人了。
　　　　市民乙：哦，好家伙的，还真够吓人的。
　　　　市民甲：是啊，其实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比如说眼睛容易失明，脚容易坏蛆，心脏，神经都会病变。
　　　　市民乙：哦，那怎么办呢？
　　　　市民甲：改善生活方式呗。糖尿病是跟高血压，高血脂，肥胖分不开的。
　　　　市民乙：怎么改善？
　　　　市民甲：简单地说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市民乙：那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呢？
　　　　市民甲：多吃粗纤维的蔬菜和粮食，少吃肉，油，盐。
　　　　市民乙：那你说这螃蟹还买不买？
　　　　市民甲：买呀，你家不是来人了吗？多贵也得买。
　　　　摊贩：咱天津卫不是有句老话吗，借钱买海货不是不会过。
　　　　市民乙：对，今天就“豁”出去了。

却上心头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天
我悄然离去

请不要

为我难过

替我庆幸

为我祝福

我终于解脱
从此

远离

人世的沧桑

远离

尘嚣和寂寞

远离

已成定局的命运

远离

已放弃的追寻

远离

我的痛苦

你的忧伤

在另一个世界

在无法预知的重逢里
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睡梦里

寻找我最初的爱

在盼望的时刻

与你擦肩而过

在相视的刹那

只听见心的破碎

孤独
在喧嚣的城市

常感觉孤独

我祈求生活

留给我一点自由

我不愿也不能

向我之所爱寻求

只许诺一份爱

在痛苦里挽留

曾几何时

我辜负了你的心

也许有好多事

都变成了我们的愁

谁都无可奈何

唯有苦苦守候

常感觉孤独

我祈求喧嚣的城市

留给我一份孤独与自由

我不愿也不能

向我之所爱许诺

这很痛苦

但我身不由己

曾几何时

我辜负了别人的心

也许有好多事

我们谁都无可奈何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黑夜里

我不会哭泣

多少前尘往事

难忘记

每每想起

不能呼吸

时间随风而逝

也许早该放弃

却身不由己

我该如何接受你这炽烈的爱

在一个渐凉的季节里
我怀着凋残的幻想
靠回忆生活
逝去年华的幻影蜂拥在眼前
你的形象偶然出现在他们当中
像夜半朵朵行云中
辉耀着的一轮明月
我尝到了这第一次的爱情滋味
落进了痛苦而又甜蜜的情网
我闭上双眼在梦里走着
谁能相信这样的命运
你风华正茂而我的良辰已不再
你愿意替我承担起一切
难以忍受的疾病和忧伤
我的唯一的幸福是你的心愿
你的好意已让我泪水涟涟
我该如何接受你这炽烈的爱

悼病友

你终于还是走了
走得那样匆匆
甚至来不及告别
说声再见
八年的抗争
　　终究没有能够挣脱死亡
　　如果上帝有知
　　应该帮助你升入天堂
　因为
　　你是那样纯洁善良
　　命运的天平
为什么不倾向于你
死亡的阴影
同样笼罩着你我
而你却先走一步
也许岁月
会将往事褪色
或许空间
会将彼此隔离
但是值得珍惜的
依然是我们知心的友谊
　　

生命无所谓长短，无所谓欢乐哀愁，无所谓爱恨得失。一切都会过去，就像那些花那些流水。你是不同于那些人的，虽然你同样玩着开心着，但在你生命的本质里，你是感到寂寞的，那是不能否认的事，随你怎么找快乐，你永远孤独。

静夜心语

偶尔开启了爱情这扇窗
　　却看到了黑夜的漫长
　　独守寂寞空惆怅
　　才知是梦一场
　　早知道这样
　　又何必把泪锁在眼眶
　　在没有你的地方
　　独自默默疗伤

失落

在芸芸众生的人海里
你是否有勇气
独善其身
任周围的人们喧嚣
你却冷落孤寂
像一朵红柳花
在荒凉的沙漠里
不愿向微风吐馨
是否
只有用尽一生的等待
才能明白
生命中的最爱
是否
只有那命运之线断了
才知道柔肠寸断
悲伤不已
是否
只有喝着悲哀的苦酒
才能梦想
遇见所爱的人
在天堂里
永远不再分手

却上心头

七绝 ·《冬雪》

轻如柳絮本无根，漂泊何方独断魂。

意与梅花今世约，寒香沁满净乾坤。

七绝 ·《听无嗔大师唱歌 有感》
月透青纱入小楼，佳人无事数觥筹。

忽闻窗外清音绕，到此随风送旧愁。

七绝 ·《过年有感》
笑语声声庆岁筵，重逢故友咏新篇。

曾经何处同吟月，更在遥遥柳岸边。

七绝 ·《雪竹图》

时常花飐在严冬，独立荒林思不穷。
宁可枝头频覆雪，岂能随叶落西风。

七绝 ·《元宵夜有感》

万盏花灯伴月明，闻歌人醉夜寒轻。

不愁此夕无诗思，页页红笺尽是情。

七绝 ·《立春》
风拂桃花两岸香，傍堤弱柳亦舒黄。
杜鹃枝上殷勤啭，应喜田间百姓忙。

古风 ·《中国梦》 回眸岁月话沧桑，积弱华夏暗夜长。 千古世事东逝水，盛衰荣辱自炎黄。 禹尊九州汤伐夏，秦吞六国汉天下。 多少英雄竞折腰，前驱功名史书写。 家园安后绝戎装，继往开来图自强。 几代追求为圆梦，众志成城齐兴邦。 豪杰热血洒荒漠，原子两弹适时落。 魄力魂气万夫惊，茫茫四野旗闪烁。 京都鸟巢炬火明，五环奥运汇群英。 振臂高呼浩歌唱，数度登顶何其荣。 又闻海上春雷震，三军崛起争先奋。 铁舰巡航扬国威，洋为中用谁敢近。 再看嫦娥游碧穹，玉兔相迎在月宫。 多年夙愿今实现，吴刚携酒候飞龙。 万里征程同心聚，和谐发展艰辛路。 岂容老虎与苍蝇，反腐携手思远步。

却上心头

题：过年
两岸同圆中国梦
九州共醉马年春【却上心头】

合咏·杨妃
马嵬坡下佳人陨
长恨歌中帝子哀【却上心头】

分咏·落叶/龙
起舞斜阳回大地
腾飞碧宇览神州【却上心头】

0001:题•马
上比：扬鬃昂首鸣荒漠
下比：怀梦奋蹄冲赛场【却上心头】

0002:分咏: 雪/灯
上比：轻如柳絮随风散
下比： 灿若烟花伴月明【却上心头】

0003：诗钟分咏《茶/月》（回月出题）
上比：苦甘有味心神漾
下比：圆缺无常思绪飘【却上心头】

0004：分咏《桥/柳》
上比：心牵两岸遥相望
下比：身系千枝叹别离【却上心头】

出句1：花市灯如昼
对句1：梅园人似潮【却上心头】

出句2：人约黄昏后
对句2：心期红烛前【却上心头】
出句3：月与灯依旧
对句3：情同梦已残【却上心头】

出句4：泪湿春衫袖
对句4：寒侵柳陌人
对句4：夜寒羁客心【却上心头】

1、诗钟：
【四皓格】秦时明月
长忆秦川于月下
明知汉水在愁时 【却上心头】
2、楹联：
小憩云头沽世味
长留月下惜年光 【却上心头】
忽来一念随花落
已把千愁付水流【却上心头】
燕处超然行物外
风中莞尔笑人间 【却上心头】

以：“野渡无人舟自横”为意境写一副成联
归帆远浦斜阳里
征雁长空碧水中【却上心头】

却上心头

七律·《雪》
轻如柳絮下凡尘，极目山川万象新。
麦润原田迎首岁，梅开野陌唤初春。

但观笋石皆披玉，犹喜松萝尽挂银。

乘兴临风吟绝句，天涯谁是和诗人。

七律 ·《冬至》
洛城岁暮日相催，残叶随风卷地来。

久住他乡多寂寞，常思旧事极悲哀。

曾书锦字无心寄，今梦孤鸿有意回。
佳节何时能对饮，夙期同醉尽余杯。

七律·《长城》

逶迤万里贯西东，极目烽台思不穷。

曾御匈奴关塞外，亦维百姓太平中。

此时叹古情虽异，他日吟诗事亦同。
浩气凛然惊五岳，至今犹在啸西风。

七律·《感怀》
卷地西风送夕阳，依窗独坐怯流光。

偏逢岁暮佳音断，又见街前满树黄。

多事不堪因纵酒，薄情或许可无伤。

寂寥寒日谁询问，唯有诗书伴枕旁。

七律 ·《东海用兵》 寒风肆虐狂澜起，钓岛临危要细论。 甲午云烟还未散，南京血案尚犹存。 曾经铁舰群雄勇，今日蟠龙众所尊。 碧屿纷争同敌忾，动时一念定乾坤。

七律 ·《华山》 万仞三峰夕照长，凌云壁翠掩霞光。 天池水净焉知浅，绝顶松多不觉凉。 入梦神仙难见影，临风花草尚余香。 此时谁识留连意，身世今欣已两忘。

五律 ·《咏马》
萧萧鸣野际，烈烈踏长风。
骨骏犹昂首，心高任转蓬。
绝尘千里去, 怀梦八方冲。
力裕焉求逞，超然竞技中。

五律·《思》

西风频暗度，似欲远传情。
久别佳音断，常思噩梦萦。

秋光将北转，雁阵已南征。

空对窗前月，时闻叶落声。

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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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上心头

48钱起：湘灵鼓瑟

钱起，字仲文，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年轻时在家乡已有诗名。天宝九年，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旅馆中，一个月夜，听得有人在院子里吟诗，走来走去的吟着两句：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钱起就走出到院子里，一看，没有人。觉得很奇怪，但这两句诗却一直记住着。明年，到长安去参加礼部考试。试题是《湘灵鼓瑟》。钱起就用这两句诗为结尾。主试官李暐看了他的考卷，非常赞美这个结句，以为“必有神助”。于是录取了他，名次很高。从此钱起以进士成名，从校书郎开始，官至尚书考功郎中。他这首诗成为唐代三百年间省试诗中的著名作品：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徒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在唐代，各地品德、文学都好的士子，经过地方长官的访查考核，由县报名给州，由本州长官提名推荐到中央。这时这个士子就称为“乡贡进士”。乡贡进士还不是进士，止是由本乡贡献给朝廷，已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　　 　　乡贡进士聚集在长安，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考上榜的，就成进士。一日之间，扬名全国。考不上榜的，永远是个乡贡进士。考上的称为及第，或曰登第。考不上的称为落第，或曰下第。乡贡进士每年有几百人到一二千人，进士及第的每年最多不过二三十人。礼部属于尚书省，故进士考试称为“省试”，又称为“礼部试”。每一届考试，都任命一位文学和品德都有威望的大官为主试官。这个官职是临时性的，称为“知贡举”。　　 　　省试的考试项目，主要是诗赋。一篇律赋，一首律诗。赋用八韵，诗限作五言六韵。题目或用古事，或用时事，或用三字四字成语，或用一句五言古诗。应试者可任意取题目中一字为韵，也有由试官指定题目中某一字为韵的。一般都用平声韵。天宝十年的省试诗题是“湘灵鼓瑟”。这是屈原《远游》篇中的句子：“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古代相传的神话：尧帝的两个女儿，一个名叫娥皇，一个名叫女英，都嫁给舜帝做妃子。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今梧州)，二妃不久也悲伤而死于湘江之滨。她们死后成为湘水之神，故称为湘灵。灵就是神。湘灵常常在月夜弹琴鼓瑟，声调悲凄，感动旅客。屈原作《九歌》，也采用这个神话，有《湘君》、《湘夫人》各一首，就是湘灵。　　 　　省试诗不是诗人自己一时发兴，为抒情述志而作的。题目既由试官指定，题材就受了限制。作诗的目的是博得试官中意，榜上有名。一生的命运，全靠这一首诗。所以诗的思想内容，不能犯政治错误。因此，凡是省试诗，绝大多数都用赋体，而不用比兴。钱起这首诗也只是运用丰富的想象力，从一个听者的角度描写湘水女神的鼓瑟。　　 　　现在把全诗释译成散文：常常听说湘水之神善于弹奏云和瑟，而黄河之神只会跳舞①。楚地的人都不忍听她的哀音。这种悲苦的曲调使无情的金石都感到凄凉，清怨的声音一直传入太空。这种音乐也使苍梧山都感动得如怨如慕，使水边的白芷花也迸发出芳香。这种声音随着流水和悲风，传过湘江，吹过洞庭湖，直到曲终声寂。可是却看不见鼓瑟的人，所看见的止有湘水上的几座青山。　　 　　此诗第一联以叙述句起始。第二联接着说瑟调的悲哀，也是叙述句。第三、四联是正面的描写，四个句子都是形容声音的悲哀。第五联虽然仍是描写，但已经在转向结句。用一个“传”字，一个“过”字，透露出曲终的意味。尾联二句再点明题目：鼓瑟的是湘灵。全诗只是形容湘水女神鼓瑟的哀音，没有别的含义。所以说它纯用赋休，一点没有比兴作用。省试诗都是这样的作品。能做到对偶工稳，辞句切题，声调嘹亮，文字华美，就算是佳作了。钱起这首诗的结句，设想得很巧妙，描写湘灵，能引起读者的幻想：在青山绿水之间，仿佛见到一个刚放下云和瑟，悠然远去的神女形象。这一联使全诗生动得有馀味可寻。无怪主试官大为赞赏，以为有“神助”。可见它已远远超出一般省试诗的水平，因而成为名作。在传诵多年之后，爱好编造神话故事的小说家，从主试官的“神助”之说，得到了启发，就造出了镇江旅馆中的故事。　　 　　作诗得佳句，被称为有“神助”，这也是一个文学典故。刘宋诗人谢灵运有一个族弟谢惠连，诗才亦高。谢灵运每次遇到惠连，常常会获得佳句。有一次，他做诗觅句，恍忽看见了惠连，就得到“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这一联名句。他说此句有神助，不是我自己做得出来的(见《诗品》)。　　 　　一九三五年，朱光潜忽然也欣赏钱起这两句诗，写了一篇《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把它们作为文艺作品中表现静穆境界的例子，用以阐发他的艺术哲学观点。鲁迅读了此文，不以为然，就在他的《题未定草》中提出了驳议。我们现在不想评论他们二人的论点，不过引用这一件事来说明钱起这两句诗，到现在还有影响。　　 　　钱起是中唐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他和郎士元齐名，称为“钱郎”。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卷上第一人就是钱起；卷下第一人就是郎士元，可见当时的口碑，以此二人为诗坛领袖。此外还有卢纶、吉中孚、韩翃、耿湋、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李端等九人，和钱起合称大历十才子，因为他们都是活跃于大历年间的诗人。刘长卿、郎士元、韦应物不在十才子之列，可能是他们得名较早，或年齿较长。　　 　　高仲武称钱起的诗“体格新奇，理致清淡”。又说：“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shan】齐宋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高仲武编定《中兴间气集》是在大历末年，其时钱起官为考功员外郎，故称之为员外。王维死后，钱起为诗坛雄长，这大约代表了当时的公论。从此也可知钱起是以清新的五言诗继承王维的传统。《湘灵鼓瑟》这首诗，虽然著名，却不为当时选家所重视。从《中兴间气集》到《才调集》这几部唐人选的诗集，都没有选入《湘灵鼓瑟》。这是由于六韵的省试诗不算正式的诗，所以各种选本里都不收省试诗。除此以外，这首诗尽管结句很好，前八句的描写却很不够变化。作者费力地堆砌了许多同义字：苦、凄、清、怨、悲，无非是要表达声音的悲哀，这种句法都是很单调的。在钱起的全部诗作中，这首诗不是代表作。但在唐代的省试诗中，它却是杰出的作品。　　 　　《全唐诗》收陈季、王邕、庄若讷、魏璀四人所作《湘灵鼓瑟》。他们与钱起同榜及第，诗也幸存着。相较之下，看来确实不如钱起的空灵。今抄录陈季一首：　　 　　神女泛瑶瑟，古祠严野亭。　　 　　楚云来泱漭，湘水助清泠。　　 　　妙指徵幽契，繁声入杳冥。　　 　　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　　 　　调苦荆人怨，时遥帝子灵。　　 　　遗音如可赏，试奏为君听。　　 　　这是四首中最好的一首，设想也和钱起相近。“一弹新月白，数曲暮山青”，也可以算作佳句。但钱起以这一诗意用作结句，配上“曲终人不见”，便觉空灵有馀韵。陈季此诗的结句，却离开了上文，另立一意，勉强凑合一联作结。正如沈佺期的《奉和晦日昆明池应制》诗，被上官婉儿评为“词气已竭”，其缺点完全相同。　　 　　一九七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①云和是产瑟的地名，冯夷是黄河之神。但屈原诗云：“令海若舞冯夷。”海若是北海之神，冯夷又似乎是舞名。此事从来没有人弄清楚。

却上心头

49韩翃：七言绝句三首

韩翃【hong】，字君平，南阳人，天宝十三载(公元七二五年)进士。在淄青节度使侯希逸幕府中为从事，罢职后闲居十年。以后在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幕府中，郁郁不得意。但诗名日著，为大历十才子之一。德宗即位后，知制诰缺人，中书省提名两次，德宗都不批准。只好请旨，应该让谁做这个官。德宗批道：“与韩翃。”当时另有一个江淮刺史韩翃，中书省不知德宗的意思是要哪一个，便把两个韩翃的名单一起进呈。德宗便批道：“‘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于是就任命诗人韩翃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以后又升任中书舍人。大历十才子中，官位以韩翃为最高，而他之所以能做到中书舍人，却由于他的诗获得皇帝的欣赏。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韩翃的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又说：“比兴深于刘长卿，筋节成于皇甫冉。”这是说韩翃的诗意较为深隐，风格较为矫健。韩翃诗今有五卷，总的看来，这个评语也还合适。具体地说，韩翃的五、七言律诗，中间二联，佳句很多，确在刘长卿之上。但现在我们只选讲他三首绝句。　　 　　寒食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此诗就是德宗皇帝欣赏之作，大约当时万口传诵，连皇帝也记住了。要了解这首诗，必须先了解古代的寒食节，而寒食节又与古人用火的生活情况有关。每年从冬至节后一百零四日，就开始寒食节。寒食节一共三日，过了寒食节，就是清明节。从寒食节第一天起，到清明节后三日，共七日，在唐朝是假期。这几天里，无论官民，都举行郊游宴会娱乐，故唐诗中提到寒食清明的很多。寒食节三日是禁火的日子，在这三日中不准用火，饮食物都是前几天准备好的熟食。因为这三日中吃的都是冷餐，故名寒食节。关中人又名为熟食节。因为禁止烟火，故又名禁烟节。　　 　　古代没有火柴，人民取火很不容易，最原始的方法是钻木取火。春天钻榆、柳，夏天钻枣、杏、桑、柘，秋天钻柞、【木酋】，冬天钻槐、檀。一直到唐宋，都是如此。用铁刀、艾绒，击石取火，方便得多，但这是宋元以后的事，恐怕是从西域传来的方法。因为取火不易，故人家每天都留有火种。留火种的方法是把烧红的水炭或炭结埋在草灰里，便可以随时用纸拈(江南人称纸煤头)点火。这个火种，继续不断地保持一年，到寒食节，便完全熄灭不用，因为人们认为这个火种已失去了热量，称之为旧火，或曰宿火。到清明节，再钻木取火，称为改火，这火就是新火。为什么寒食节要延长到三日?为什么不在第二日就取新火呢?这是为了便于检查人民是否遵守法令，连续三日不见炊烟，才可以知道这人家确是熄灭了旧火。这种风俗，由来已古，据说在商周时代，已有这祥的法令。周朝有一个官职，名曰司爟氏，是主持火禁的官，与主持水利的官同样重要。但传到后世，不知其来源，山西人就以为是纪念介之推的节日。　　 　　寒食清明，在唐朝是个大节日。清明日，宫中宴请百官，吃的还是冷餐。到傍晚，宴会散了，就取当日钻得的新火。燃点蜡烛，赐给贵戚近臣，这叫作“赐新火”。这个制度，到北宋时还沿用着。南宋以后，用燧石敲火，已很普遍，就淘汰了禁烟改火的风俗习惯。因而后世人都不很懂得了。　　 　　韩翃这首诗，应当从第二句讲起。在寒食节，东风把御苑中的杨柳吹得歪歪斜斜，使得城中到处都飞舞着杨花。为什么说这个“花”字是指“杨花”?理由是：(一)第二句有“柳”字，可知是杨柳的花，这两句才有关系。第二句是因，第一句是果。(二)唐诗中用“飞花”，多半是指杨花。或用“飞絮”，是指柳絮，柳絮即是杨花。如果指别种花朵，一般都用“落花”。如果一定要用“飞”字，下面都避免“花”字，而改用“飞英”之类的字。(三)贾岛有诗云：“晴风吹柳絮，新火起厨烟。”(残句，见《事文类聚》)陈与义诗云：“飞絮春犹冷，离家食更寒。”(《道中寒食》)胡仔诗云：“飞絮落花春向晚，疾风甚雨暮生寒。”(见《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可见唐宋诗人咏寒食清明的诗，经常提到满天飞舞的杨花。　　 　　还有一个问题：杨柳到处都有，为什么要专提“御柳”，难道城中飞舞的都是宫苑里的杨花吗?对这个疑问，可以有两个解释：(一)唐朝宫中杨柳最多，唐代诗人关于宫廷的诗，往往写到杨柳。贾至早朝诗云：“千条弱柳垂青琐。”岑参的和诗也说：“柳拂旌旗露未乾。”杜甫《晚出左掖》诗亦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都可以为证。(二)“用御柳”，就可以和第三句的“汉宫”互相照应，使这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句的“日暮”，是指寒食节第三日的傍晚。寒食节总在三月初。开元七年颁布的历日，以三月九日为寒食节。那么，清明应该是三月十一日。“汉宫”就是“唐宫”，当日下午，内侍们把用新火点燃的蜡烛分送给贵戚大臣，所以人民见到一路轻烟分散到“五侯”的家里。　　 　　“五侯”有三个出处，其一是西汉成帝河平二月六日，封王皇后的五个兄弟王谭等为列侯，当时称为“五侯”，权势极盛。其二是东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擅权，他的儿子和叔父等五人都封为列侯，当时称为“梁氏五侯”。其三是梁冀失败后，诛灭梁冀的宦官单超等五人都封为列侯，后世亦称为“五侯”。在诗歌中用“五侯”这个典故，一般都是指最煊赫的贵族，或者是皇亲国戚，或者是皇帝最宠爱的官员。唐汝询讲这首诗，以为是讽刺肃宗、代宗时得宠弄权的宦官。吴昌祺以为作者是用王氏五侯，代表贵戚。沈德潜以为无论指哪一个“五侯”，总之是指“贵近臣”。这三种讲法，沈德潜的讲法当然是较为灵活，无可非议。如果要在唐、吴两家的讲法中有所取舍，那就要考查韩翃这首诗作于什么年代。要是作于天宝年间，可以认为这是指杨贵妃一家人。贵妃的三个姊姊都封国夫人，两个堂兄国忠和銛都为大官，当时称为“五家”。要是作于大历年间，就可“认为是指擅权的宦官了。现在，我们既无法考定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只得用沈德潜的解释。　　 　　唐汝询有一个评语：“时方禁烟，乃宫中传烛以分火，则先及五侯之家，为近君而多宠也。”(《唐诗解》)他以为寒食节还在禁烟，而宫中已传烛分火，可见这是五侯家享有的特权。他还引用元稹的诗句“特敕宫中许燃烛”为例证。吴昌祺则批道：“清明赐火，则寒食之暮，为时近矣。”(《删订唐诗解》)这是他对唐氏提出的异议，他以为在寒食节末一天的傍晚，已经可以钻取新火，所以这并不是什么特权。这里，就有了一个疑问，取新火是不是必须在清明日。在清明日前一天的傍晚，是不是已经允许钻取新火。这个问题，宋人葛立方早已在《韵语阳秋》中提出了：“按《辇下岁时记》云：长安每岁清明，内园官小儿于殿前钻火，先得上进者，赐绢三匹，金椀一口。”这是明说宫中也是在清明日由管理御花园的官员的孩子在殿前树上钻火的。　　 　　杜甫《清明》诗云：“朝来断火起新烟”，又云：“家人钻火用青枫。”可知杜甫家是在清明日早晨在枫树上钻取新火的。戴叔伦《清明日》诗云：“晓厨新变火，轻柳暗飞霜。”王建《寒食》诗云：“田舍清明日，家家出火迟。”韦庄《长安清明》诗云：“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从这些唐人诗句来看，可知都是在清明日早晨才开始用新火。张籍有一首《寒食内宴》诗，记寒食日宫中宴会，其情况是上午入宫，中午宴会。饮食的时候，殿前有打马球的游戏。宴会之后，还有杂技表演，到傍晚才散出。诗中有一句云：“廊下御厨分冷食”，可知当时筵席上所供都是冷食。寒食赐宴是唐代宫中的老规矩，一般是每年都举行的，可以说是一年一度的冷餐会。　　 　　但是，赐火与用火，恐怕不同。用新火必须从清明日早晨开始，赐火则可以在前一日傍晚。韩愈有一首《寒食直归遇雨》诗，有句云：“惟时新赐火，向曙著朝衣。”这是记他在寒食日从宫中值班回家，被雨淋湿了衣服，幸而刚才得到赐火，可以把衣服烘干，在天明时仍可穿了去上朝。这个“曙”字，显然指清明日的黎明。由此可见，赐火是在清明日的前夕，即寒食节末一天的傍晚。　　 　　宋代沿用了唐代赐火的制度，据《迂叟诗话》说，能够获得赐火的只有“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这些高官贵族，除了新火之外，还有其他赏赐。唐代情况想必亦是如此。可知“轻烟散入五侯家”并不是五侯的特权。吴昌祺的批注，大概是正确的。　　 　　赠李翼　　 　　王孙别舍拥朱轮，不羡空名乐此身。　　 　　门外碧潭春洗马，楼前红烛夜迎人。　　 　　这首七绝是赠李翼的。这个李翼，不知何许人。作者称他为“王孙”，可知是皇族。“别舍”就是别墅。这位王孙不住在府第中，而住在别墅里，而这个别墅门前经常簇拥着许多达官贵人乘坐的车子。这第一句七个字已勾勒出李翼是一个纨袴公子了。第二句恭维他的奢侈淫佚的生活，说他是为了“不羡空名”，而使此身得到享乐。这样一说，显得他的追求享乐是很高尚的了。第三、四句描写这位贵族公子的奢侈生活。只允许用十四个字，要概括一位贵族公子的奢侈生活，并不容易，你看作者如何处理?他选择了两个特征；在这别舍的大门外，绿水潭中，驭夫都在洗刷马匹，可知他们的主人还在里面饮酒作乐，一时还不会回家。别舍里的楼前，还点着红烛迎接客人，可知虽在夜晚，还有宾客来参加宴饮。两句诗，说明了一个情况：朝朝取乐，夜夜追欢。　　 　　这一联是韩翊的名句，取材极好，对仗工整，能从侧面表现出富贵气象，与李翼的身份配合。北宋词人晏几道曾偷取这两句写入他的《浣溪沙》词：“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 　　。但“系马”的意境就不如“洗马”的深了。　　 　　这首诗有一个缺点。第三、四句用平列的句法，都是赋。因此全诗只有起、承，而无转、合。它好像只是半首七律，还该有下文，然而作者却截住了，不说下去，显得诗意没有结束。所有的选本中都不选这首诗，恐怕是这个原故。　　 　　送客贬五溪　　 　　南过猨声一逐臣，回看秋草泪沾巾。　　 　　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　　 　　这首《送客贬五溪》倒是许多选本都收入的。客，不知何人，总不是他的亲戚朋友，故不必举出姓名及关系。只用一个“客”字。这是一种应酬作品，有人因贬官而到湘西去，作者因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就写一首诗赠行。作者和这个“客”既无交情，也无密切的关系，自然没有什么离情别绪可说，所以这首诗完全用描写的手法。　　 　　第一句的散文结构是：一个被放逐之臣，从猿啼声中一路南去。“逐臣”是主语，“过”是动词。“猿声”是宾语的精简，概括了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过的是巴东三峡，这个“客”过的是湘西五溪。有人说，诗句不讲语法，这是错的。诗句也有一定的语法，不过它和散文不同，为了平仄、对仗或押韵的方便，它的语法结构可以有极大程度的变易，甚至往往连动词也省掉。读诗的人，仍然应该从语法观点去推求作者的造句艺术。　　 　　第二句“回看”二字是照应上句的“过”字，这个被降谪的官员，愈走愈远，深入五溪苗家所住的区域，就不免常常回头看看来路。来路上只是一片秋草，早已望不到家乡，于是不禁泪落沾巾。下面二句说，这一段旅程尽是在寒天、暮雨、不见人迹的空山中。夜晚了，总是在苗家歇宿。“蛮”是古代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当时少数民族所住的地区，都是荒野的山区，故有“蛮荒”之称。作者设想这个“客”深入蛮荒，以蛮家为逆旅主人，是最不幸的遭遇。湘西的秋雨是整天整夜连绵不绝的，为什么作者偏说是暮雨呢?这是为了与下句挂钩，引出此“客”在暮雨中向苗家借宿的诗意。吴山民评此诗曰：“一诗酸楚，为蛮、主二字挑出。”即以为此诗末句写出了贬官的酸楚之情。这是古代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今天我们读此诗，就不会和古人有同感了。住在兄弟民族的家里，有什么可酸楚的呢?　　 　　韩翃所作七言绝句不多，但大多是佳作，胡应麟最称赏韩翃的七绝，他在《诗薮》内篇中举出“青楼不闭葳蕤锁，绿水回通宛转桥”、“玉勒乍回初喷沫，金鞭欲下不成嘶”、“急管昼催平乐洒，春衣夜宿杜陵花”、“晓月暂飞千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等五六联，以为是“全首高华明秀，而古意内含，非初非盛，直是梁陈妙语，行以唐调耳”。他又举出“柴门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万木中”、“寒天暮雨空山里，几处蛮家是主人”这二联，以为“自是钱、刘格，虽众所共称，非其至也”。这一段评论，反映出胡应麟所喜爱的是秾丽的句子。骨子里仍是梁陈宫体，风格却是唐诗。这种诗句之所以“非初非盛”，因为初唐则还没有唐调，盛唐则已排除宫体。而在中唐诗人，渐渐地又在唐调中纳入宫体诗的题材，成为一种秾艳的律诗。这个倾向，发展到晚唐的李商隐，温飞卿而达到了极度。至于“柴门流水”、“寒天暮雨”这样的句子，还是清淡一派，属于钱起、郎士元的家数，而且还不是其中最好的，所以胡应麟似乎不很喜欢。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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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韩翃：送中兄典邵州

官骑连西向楚云，朱轩出饯昼纷纷。　　 　　百城兼领安南国，双笔遥挥王左君。　　 　　一路诸侯争馆榖【gu】，洪池高会荆台曲。　　 　　玉颜送酒铜鞮【di】歌，金管留人石头宿。　　 　　北雁初回江燕飞，南湖春暖著春衣。　　 　　湘君祠对空山掩，渔父焚香日暮归。　　 　　百事无留到官后，重门寂寂垂高柳。　　 　　零陵过赠石香溪，洞口人来饮醇酒。　　 　　登楼暮结邵阳情，万里沧波烟霭生。　　 　　他日新诗应见报，还如宣远在安城。 　　这里选的是韩翃的一首七言歌行。本来是应当连接写的，我现在把它每四句分为一段，段与段之间空出一行，这样，全诗被分为五段，每段是一首七言绝句。读者就容易看出全诗是用三首平韵绝句和二首仄韵绝句交织而成。每四句的音调，无论平韵或仄韵，都完全符合于七言绝句，而不是古诗。但这五段连起来，却是一首七言歌行，或说七言古诗(七古)。这种形式的七言歌行，其特征是以律诗的音调，用入古诗。在盛唐、中唐诗人的七言歌行中，此种作法比较多见，高适的《燕歌行》恐怕是其先例。　　 　　现在按照每四句一个段落的次序来讲，亦就是按照每一首绝句来讲。诗题是“送中兄典邵州”。“中兄”即仲兄，是作者的二哥。“邵州”，即今湖南省邵阳市。“典邵州”，即去邵州作刺史。做州郡的行政长官，用“典”字，汉代人称为“典郡”。去做县令、县长，该用“知”字，汉代人称为“知县事”。到了明、清二代，不用县令、县长，而改称“知县”，又不用“州、郡”，而改名为“府”，于是古代的郡守、刺史，都改称为“知府”了。　　 　　韩翃是河南南阳人，他的二哥从南阳到邵州去上任，大约先向西行，沿汉水南下，渡长江，经湖北而入湖南,过长沙而抵邵州。这是从诗中所叙地理方位推想出来的。　　 　　第一段四句是一首平韵七绝。叙述他的二哥带着从人骑马出发，向西行，入湖北境。每到一城，都有乘坐朱漆车轮的地方官员为也迎送。邵州是个大州郡，管领着一百多个城市，还兼管着安南国。这是夸大得不合事实了。邵州本来是邵阳县，唐贞观十年，升为州。天宝元年，改为邵阳郡。乾元元年，又改为邵州。从县而州，是由于户口增多。从郡改为州，这是唐代政区名称改来改去的结果，与户口增减无关。在唐代，邵州全境东西为四百七十里，南北为三百七十六里。一共只有两个县：一个是邵阳，一个是武岗。两县的民户，在开元年间，一共只有一万八千户(据《太平寰宇记》)。邵州既没有一百个领县，更统治不到安南国。大概韩翃的地理知识很贫乏，把他的二哥吹捧得不像一个刺史，而像一个藩王了。第四句不甚可解。《唐书·百官志》云：“汉制，丞郎见二丞，呼曰左君、右君。”丞与郎，都是七八品的小官，见到尚书左丞，就尊称为左君，见到尚书右丞，就称为右君。此句中所谓“王左君”，也许是指王维，“双笔遥挥”，是指他二哥能诗，不亚于王维。但王维的官职是尚书右丞，似乎应该称王右君才对。也许他的二哥擅长书法，故比之为王羲之，但王羲之的官职是右军将军，也不该用左君。我怀疑此句原文应是“右君”或“右军”，否则，这个“王左君”就待考了。　　 　　第二段四句是一首仄韵七绝。设想他二哥经过湖北时的旅途情况。一路上的诸侯(即地方官)都争着供应住宿和伙食。到了洪池，有盛大宴会；到了荆台，听到美妙的歌曲。洪池，今曰洪湖；荆台，即楚国的京都，即今江陵。到襄阳，有妓女给你唱《襄阳白铜鞮》(襄阳民歌)，给你劝酒。在石城(今锺祥县)，有人设宴张乐留你歇夜。这一绝中所提到的地方，都在今湖北省，但南北次序，並不符合地理现实。　　 　　第三段四句又是一首平韵七绝。设想他的二哥行到湖南境内的情况。南来过冬的北方大雁都回去了。江上有燕子飞了。这是春天。所以下句说南湖春暖，该换春衣了。湘君的祠庙，闭门对着空山。在傍晚，渔翁在庙里烧过香，都回家去了。湘君、渔父，都见于《楚辞》，是湖南的典故。　　 　　第四段又是仄韵七绝。设想他的二哥到邵阳后的情况。到官就职之后，公事随时办讫，一切都没有积压。官署中高柳垂荫，十分闲寂。第三句“过赠”二字不可解，恐有误字。零陵属永州，在邵阳之南三百多里。这里作者又弄错了地理方位，他的二哥到邵阳去上任，决不会过零陵的。大约他把邵阳误为祁阳了。石香溪，想必在零陵，也没有关系。第四句是说他二哥的治绩优良，使少数民族也对他有好感。在封建时代，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每年春节或腊日，州县官都要请少数民族的头人来喝酒。他们肯来，就表示拥护。州县官以此作为自己能“安抚蛮夷”的政绩。“洞”字或写作“峒”，指少数民族聚居的山谷，现在称为“坝子”。　　 　　第五段以一首平韵七绝作结束。傍晚在酒家楼上为你饯行，从此相去万里，水有苍波，山生烟霭，使我将时时怀念邵阳，好比和邵阳结了情分。不久以后，希望你有新作的诗篇寄来，正如古代诗人谢宣远在安城时常有诗寄给他的堂弟谢灵运一样，这是已把他的二哥比为谢瞻(字宣远)，而自比为谢灵运。　　 　　这首诗，就内容而论，不是一首好诗。它只是一段一段堆砌着闲文，没有真挚的思想感情。但从形式上看，显然是作者有意在尝试这一种新体歌行。在作者的诗集中，还有《别汜水陈尉》、《寄雍邱窦明府》、《赠别华阴道士》等好几首七言歌行，也都是用平韵仄韵绝句交织而成。或者二平二仄，或者三平三仄，或者三平二仄，也有二仄一平的，篇幅长短不等。歌行长篇转韵，一般都是平仄交互的。平韵转仄韵，仄韵转平韵。以平声韵开始的，也以平声韵结束。以仄声韵开始的，最好亦以平声韵结尾。但作者有一首《送巴州杨使君》，以仄平仄三个绝句组合，这更是突出的形式尝试。　　 　　这种用许多绝句组成的七言歌行，向来没有人注意。高适的《燕歌行》，评讲者不少，但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形式特征。因此，我选讲韩翃此诗，作为中唐诗人追求文学新形式的一个没有被发现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

却上心头

51卢纶：七言律诗二首

至德中途中书事寄李僴　　 　　乱离无处不伤情，况复看碑对古城。　　 　　路绕寒山人独去，月临秋水雁空惊。　　 　　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问姓名。　　 　　今日主人还共醉，应怜世故一儒生。　　 　　晚次鄂州　　 　　云开远见汉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　　 　　三湘愁鬓逢秋色，万里归心对月明。　　 　　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卢纶，字允言，河中郡蒲城(今山西永济)人。天宝末，避安史之乱，流寓鄱阳。大历初，举进士不及第。由于宰相元载一向器重他，取其诗进呈，并为他推荐，因得补阌乡尉，逐渐升迁为监察御史。因事托病辞职，回河中。其时浑瑊为河中帅，便请他为帅府判官。卢纶在朝中时，德宗皇帝也极欣赏他的诗，皇帝自己做了诗，常常令卢纶和作。纶既回河中，有一天，德宗忽然想起他，问卢纶在何处。既知其在河中帅府，便下诏召之入京。恰在此时，卢纶死了。从他的小传看来，卢纶虽然没有成进士，但他的诗为皇帝宰相所称赏，官运却也显赫。纶死后二十馀年，文宗皇帝也很爱读他的诗，问宰相李德裕：“卢纶有多少诗作?有没有儿子?”李德裕说；“卢纶有四个儿子，都成进士，在朝中任职。”文宗就派人到他家里去访求遗稿，得诗五百首。这一事，更可知卢纶的诗，在中唐时曾传诵长久，他虽然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他的诗名却更盛于大历以后。　　 　　卢纶的诗，《全唐诗》编为五卷，大约有五百首左右，似乎並没有遗佚。诗大多是送别怀人之作，和其他大历诗人一样。因为十才子都是朋友，互相唱酬，也互相标榜。诗的题材，很少接触到社会现实。现在选讲卢纶的七言律诗二首，可以作为中唐七律的典型。　　 　　第一首是在至德年间旅途中所作，寄给他的朋友李僴的。“书事”即“记事”，但这首诗的内容并不记什么具体的事，只是记述他在旅途中的情绪，所以这个“事”字不可死讲，唐宋人诗题中常用“书事”，几乎都和“书怀”相同。　　 　　现在我们用金圣叹的方法，把此诗分为前后解。前解四句是叙述在乱离中的飘泊生活，后解四句叙述乱平后回归家乡时的感慨。一开头就从正面说起，在乱离中，无论到哪里都是伤情的境地，何况天天在古城中看残碑断碣!下面用一联来概括这种凄凉孤独的生活：一个人在山路上曲曲折折地走去，月光照着秋水，使空中飞过的雁也饱受虚惊。上句是赋，下句是比，用雁来比喻自己。接着就转入后解。现在，虽然喜的是重返乡园，可已经是个垂老之人了。多年离开家乡，家乡的人都已不认识我，就有人来问我姓名，这一下，又感到惭愧了，因为我还是个微贱之人，没有名望，说出了名字，人家也从来没有听见过。今天幸而有东道主人款待我宴饮，想必是对我这个饱经世故的书生很有怜悯之情。从末联的诗意看来，大概作者在归家的途中，受到李僴的招待，在辞别李僴之后，又在路上寄此诗与李僴，有感恩之意。　　 　　第二首也是归乡时旅途所作。晚上，船停泊在鄂州(武昌)，写了这首诗，抒写他的情绪。前解四句二联。第一联说云雾开朗的时候，可以远远望见汉阳城，既然望得见，应该是很近了，可是还需要一天的航程。武昌在长江南岸，汉阳在北岸，隔江相对，在古代的交通情况下，渡江还得费一天的时间。第二联以描写估客和舟人来反映自己的情绪：同船的商人们都安心地午睡，可知风平浪静，不用耽忧；夜间，船夫都在闲谈，可以感到潮水高涨，行船并不紧张。商人和船夫的闲适态度，和自己的归心如箭恰成对比。这种情绪，在“犹是”二字中充分表现了出来。因为到了汉阳，他就可以取陆路北上归家了。后解第一联就点明他此时此地的情绪：在三湘地区流浪了几年，已是两鬓秋霜，如今在船上独对明月，愈觉得万里外的归心急迫。然而，想到自己家乡的产业已被战争毁灭完了，即使回到故乡，也还是无家可归，更那堪江上还听到战鼓之声，似乎战争还没有结束。诗词里用“堪”字，往往就是“不堪”、“那堪”、“何堪”之意，正如“肯”字，往往就是“岂肯”、“不肯”或“肯否”之意。　　 　　在《唐诗鼓吹》中，廖文炳讲解此诗第一联云：“在鄂州云开而望汉阳，固甚远矣，但以路计之，孤帆前去，不过一日之程耳。”这样讲法，完全没有体会到“犹是”二字的含义。朱东岩讲此诗前解非常精辞，现在抄录在这里：　　 　　通篇只写急归神理耳。卢公归心甚切，望见汉阳，恨不疾飞立到，无奈计程尚须一日，故曰“远见”，又曰“一日程”也。三四承之，言明知再须一日，而心头眼底，不觉忽忽欲去，于是厌他估客昼眠，而知浪静。曰“浪静”，是无风可渡矣。喜他舟人夜语，而觉潮生。曰“潮生”，又似有水可行矣，总是彻夜不眠，急归情绪也。　　 　　但是他讲后解却有些迂曲，故不录取。　　 　　“舟人夜半觉潮生”句中的“潮”字，曾引起疑义。吴昌祺批道：“此处无潮，岂诗人不必有据耶?”吴昌祺是松江人，生长海边，只知道潮就是海潮，因而以为武汉没有潮，怀疑诗人没有根据。其实这个“潮”字是指江潮，长江中水位高涨，船家就说是涨潮了。　　 　　卢纶这两首诗，都用赋体，没有什么比兴，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诗意，在中唐诗中，也只能算是平稳之作。“估客”、“舟人”一联，是他的名句，一向获得长江旅客的称赏，因为写出了行旅生话的经验。我们现在乘轮船走长江，读这一联时就无动于衷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四日 　　52戴叔伦：七言歌行二首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笋成竹，谁家二女种新榖。　　 　　无人无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　　 　　自言“家贫母年老，长兄从军未娶嫂。　　 　　去年灾疫牛囤空，截绢买刀都市中。　　 　　头巾掩面畏人识，以刀代牛谁与同?”　　 　　姊妹相携心正苦，不见路人唯见土。　　 　　疏通畦垅防乱苗，整顿沟塍待时雨。　　 　　日正南冈下饷归，可怜朝雉扰惊飞。　　 　　东邻西舍花发尽，共惜馀芳泪满衣。 　　屯田词　　 　　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　　 　　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　　 　　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馀枯茎。　　 　　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　　 　　十月移屯来向城，官教去伐南山木。　　 　　驱牛驾车入山去，霜重草枯牛冻死。　　 　　艰辛历尽谁得知，望断天南泪如雨。　　 　　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今江苏金坛)人。贞元十六年进士，先在盐铁使刘晏幕下，后在嗣曹王李皋幕府，均被器重。迁任抚州刺史，再迁容管经略使，清明公正，民乐其治，是唐代诗人中官位较高、政绩卓著者。他的诗和政治都为德宗皇帝所赞赏，《唐才子传》称他“诗兴悠远，每作惊人”。现在我们选讲他的两首七言歌行，可见他是能关心人民生活疾苦的。　　 　　《女耕田行》描写两个农民姊妹，家道贫困，有一个母亲，已是年老，不能劳动。有一个未娶嫂子的哥哥，已被征召去从军。有一条牛，去年生瘟病死了。现在已过春深，人家已经犁田播榖，而她们俩却无法耕种，不得已，只好向织机上割下一段绢来，到城里去买了刀。两姊妹用刀耕地，非常劳累，心头又极其痛苦。　　 　　第一句“乳燕入巢笋成竹”，是用形象思维的方法来说明季候。雏燕已经长成，住进了它们自己筑成的巢窝；笋也已经长成为竹。这就是说，在暮春的时候。以下三句是作者叙述他所见的情况：不知谁家的两个姑娘在耕田种榖；无人，意思是说没有男的劳动力；又无牛，就无法犁田，她们只得用刀在砍地，把泥土翻起来。“自言”以下六句是用二女自述的方法来说明情况，因为这不是作者能见到的。“牛囤空”，意思是说牛死了。“头巾掩面畏人识”是她们感到羞耻，除了她们俩之外，还有谁用刀来代牛呢?“畏人识”是怕人家认识她们，所以将头巾遮掩了脸。以下八句，又用作者的叙述和描写。当作者知道了她们用刀耕地的原由之后，看到她们姊妹合力劳动，体会到她们心中的苦楚。又知道她们用头巾掩面，是为了“畏人识”，所以她们也不敢抬起头来看过路的人，只是低头看着土地。有人解释这两句，以为她们“低着头，只因有头巾遮面，所以看不见路人，只看见地面。”这样讲法，是没有注意“畏人识”三字的意味。“疏通畦垅”一联是概括她们艰苦的劳作。“日正南冈”是正午时候；“下饷”是停止田作回家吃饭。在回家的路上，看到山鸡雌雄相逐惊飞，便不禁有孤单无伴之感。又看到东邻西舍家家园子里的花都已开过，两姊妹对这些零落的残花，不胜惋惜，联想到自己的青春正在逝去，还未得到配偶，也好比残花一般的可怜。“馀芳”就是“残花”，因为上句用了“花”字，此处不宣重复，所以用“芳”字代替。在诗词的修辞技巧中，使用代字的理由，不外二种：第一是为了避免直说，改用形象思维。例如用“乌云”以代替“发”(妇女的)，用“柔荑”、“春葱”以代替“手指”，用“断肠”以代替“悲哀”、“伤心”。用“沾巾”，“沾襟”以代替“哭泣”。第二就是为了避免字面与上文重复。但字面重复并非绝对的禁例，在某种情况下，有时也正需要重复。这就要随机应变了。　　 　　“朝雉惊飞”这一句，表面上看来，好象是叙述，是赋体。但事实上，作者是用了一个典故。乐府中有一个曲子，名叫“雉朝飞”，据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说：这个曲子是齐宣王时一个别号犊沐子的人所作。此人年七十而无妻，到野外去砍柴，看见山鸡雌雄相逐而飞，不觉心中悲哀，乃仰天长叹道：“圣王在上，恩及草木鸟兽，而我独不获。”于是把他的悲感谱入了琴曲。后世就名此曲为“雉朝飞”。从此以后，诗人作“雉朝飞”曲词，其内容都是表现男女孤独，过时不能成婚。而他(她)们之所以不能成婚，是由于没有获得“圣王”之恩。这就是指政治不够清明，使人民不能获得室家之好。　　 　　懂得了“雉朝飞”这个曲子的来历，就能了解这一句诗的表现手法还是比兴。两姊妹回家去吃饭，已在午时，而作者在此句中还说是“朝雉”，可见作者是有意要联系到这个曲子的故事，所以把“雉朝飞”三字分拆开来使用，加一个“扰”字，意思是说：山鸡被她们打扰而惊飞。也就是象征受苦难的人民到如今还不能结婚成家。这样一讲，比兴的意义就明白了。　　 　　此诗的最后四句，显然是全诗的主题。作者看到了二女刀耕的辛苦，对她们的虚度青春，寄予同情。但是，上文十四句所表现的，尽是她们的贫困，没有人及牛的劳动力，故不得不含羞忍辱，采用了原始的刀耕火种，以维持生产。这完全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如果要抱怨“圣王”无恩，也应该从经济角度去控诉民不聊生的原因，而作者却把观点一变，代她们表达了“共惜馀芳”的情绪，这样一来，使此诗的主题成为描写“有女怀春”，与上文描写劳动人民极不相称。前十四句的描写，不是为了突出主题，后四句的主题，不是前十四句的自然结论。所以，我以为此诗存在着这一个很大的缺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缺点?从作者的传记看，我们知道作者是一个能关心人民生活的好官，这两首诗，也证明了他有心记录人民的苦难，多少有一点向上层统治阶级反映社会现实的意图。但是他毕竟是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个诗人，他不能在社会现实中看清楚矛盾的本质，或者说主要矛盾。以致用一大段关于人民生活艰苦的描写去烘托一个不相干的主题，这种缺点，不仅戴叔伦的作品中有，别的一些唐宋诗人的作品中也经常可以发现。但是，在杜甫、韩愈、张籍、白居易这几位大诗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这种缺点，特别是杜甫和白居易所作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篇，都是扣紧了主题思想来进行渲染描绘的。　　 　　但是，清初人贺裳在他的《载酒园诗话》中评论道：“此诗语直而气婉，悲感中仍带勉励，作劳中不废礼防，真有女士之风，裨益风化。”后来沈德潜在他的《唐诗别裁》中又发挥了贺裳的论点，他批道：“末二句一衬，愈见二女之苦，二女之正。”他们这样一讲，就意味着作者写两姊妹悲叹青春虚度，就是反映她们的贞洁无邪，不是淫荡妇女。这完全是一个迂腐的道学家观点。不用说唐代诗人决无这种思想，就是从诗句的文字本身去探索，也无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许多唐诗，被道学家架着礼教的眼镜来体会，往往会给以奇异的曲解，我们对于沈德潜批解的《唐诗别裁》，应当批判他这种不正确的观点.　　 　　第二首《屯田词》的结构就很完整了。屯田是唐朝的寓兵于农的制度，类似现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旧唐书·职官志》云：“凡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可知屯田制是在粮食运输困难或不足的边疆上，由驻守边防的兵士自力更生，开荒播种，以解决一部分粮食。但田地是固定的，驻屯的兵士则时常换防。因此，屯田的劳动力随时在流动。这首诗开头四句写一些驻屯兵在戈壁滩上春耕种麦，老的少的都欢欢喜喜。可是等到麦苗渐长，天却不下雨，以致土地干燥得无法下锄。以下四句写种榖子的地方。庄稼没有熟，就闹了蝗灾，所有的青苗都被蝗虫吃尽，只留下满地桔茎。于是出动全体老小去驱捕蝗虫，好容易把蝗虫赶走，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空洞洞地无衣无食。禾是榖物的总称，小米、玉米、高粱、稻都称为禾，不过此处肯定不会是水稻。以下四句叙述这些驻屯兵到了冬季，没有粮食，只好移屯到靠近城市的地方。应该是生活得好些了，谁知又被长官派去南山中伐木。于是驾着牛车进山去，在霜重草枯的严寒气候里，牛都冻死了，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以上共十二句，四句一绝，每绝描写屯田兵士的一种艰辛的生活面。于是用两句来做结束：边疆上的驻屯军历尽种种艰辛，何人知道?仰望南天，有家而归不得，只有眼泪簌簌地如雨水一般落下。　　 　　《屯田词》也是一首边塞诗，但它和岑参，高适等盛唐诗人所作的边塞诗不同了。高、岑等人都是镇守边塞的节度使幕下的参军、记室、或判官，他们所接触到的边塞生活，还是军府中统治阶级的生活，因此他们的题材不外乎宴会、送别、送主将出征、或欢迎主将凯旋，偶尔带到一点兵士的生活，在诗中都是闲笔。像戴叔伦这样专题描写屯田兵士生活的，可以说是没有。再说，开元、天宝年间，是唐代国势全盛时期，驻守边疆的文武官吏，都自信能威服戎夷，因此都是意气风发，抱乐观主义的。兵士的生活也比较丰衣足食。这些情况，反映在诗里，除了思念家乡、厌倦沙碛之外，一般情绪是积极的。在戴叔伦的时候，国势衰弱，边境多事，许多地方，又沦于吐善、回纥。驻屯在边境上的官兵，常常提心吊胆。加以府库空虚，军粮不继，不免要更多依赖军垦。遇到旱灾蝗灾，就不能不移屯内迁。因此，中唐时期的边塞诗，都充满了愁苦之音。到晚唐时期，根本没有人作边塞诗了。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

却上心头

53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　　 　　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　　 　　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　　 　　诗人作诗，如果是思想感情的自然发泄，总是先有诗，然后有题目，题目是全诗内容的概括。这首诗的题目是《除夜宿石头驿》可知诗的内容主要是“除夜”和“夜宿”。夜宿的地点是“石头驿”，可知是在旅途中夜宿。　　 　　第一联“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就写明了一个孤独的旅客夜宿在旅馆中。接着用第二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补充说明这个“夜”是“除夜”，这个“人”是离家很远的人。　　 　　第三联就转到这个“人”，独宿在旅馆中，又是在大年夜，他的思想感情怎样呢?“寥落悲前事”是说过去的一切事情，也就是种种生话遭遇，都是非常寂寞，非常失意，只会引起悲感。“支离笑此身”是说现在这个漂泊天涯的躯体，又如此之支离可笑。上句回想过去，没有得意事可供现在愉快地回忆；下句是自怜，现在已没有壮健的躯体能忍受流浪的生活。　　 　　第四句紧紧地承接上句。“愁颜与衰鬓”就是“此身”的“支离”形状。这样一个既忧愁，又衰老的旅客，独宿在旅馆里，明日又将逢到春天，真不知今后的命运如何。“明日又逢春”这一句，有两个意义：第一，它的作用是点明题目，结束全诗。今晚是除夕，明天是新年初一，春季的第一天。写的是明日，意义却在今夕。第二，作者用了一个“又”字，有点出人意外。仔细玩味其意义，可以体会到作者的思想基础是对于“逢春”并没有多大乐观的希望。年年逢春，年年仍然在漂泊中，而到了明天，又是一年的春天了。这一句底下，作者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让读者去体会。这就是所谓“馀味”。　　 　　宋代诗人姜夔在他的《白石道人诗说》中曾谈到诗语以有含蓄为贵，他说：　　 　　诗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　　 　　可知最好的诗，必须做到句有馀味，编有馀意，总起来说，就是不可把话说尽，要留有让读者思考的馀地。作诗者固然要达到这样一种艺术高度，读诗者也需要具备一种探索馀味、馀意的高度欣赏力。　　 　　这首诗，一向被认为是唐人五律中的著名作品。其所以著名，完全是由于颔联“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历代以来，到年三十还住宿在旅馆里的人，总会感伤地朗诵这两句，以为诗人已代他形象地说出了寥落支离的情绪。因此，这两句诗成为唐诗中的名句。但是，这两句诗并不是戴叔伦的创作成果，而是他偷得来的。早在二百年前，梁武帝萧衍有一首《冬歌》：　　 　　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　　 　　君志固有在，妾躯乃无依。　　 　　王维《送丘为下第归江东》诗曰：“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这就是戴叔伦的赃证。梁武帝写的是一个妇女在除夕怀念她出门在外的丈夫。戴叔伦改了一个字，换了两句的结构，强调了“夜”和“人”，放在他这首诗中，就成为警句。　　 　　偷用古人现成句子，在文艺创作上并不是禁律，向来是允许偷的。一字不改的偷，也可以，只要运用得好。改换几个字，更不算罪行了。但是，与戴叔伦同时，有一个能作诗的和尚，法名皎然，写了一本书，叫做《诗式》。这是一部研究作诗方法的书，也算是唐代诗学理论书。他谈到诗有三种偷法：一曰偷语，就是偷取前人的句子。二曰偷意，是偷用前人的意境。三曰偷势，是偷袭前人的风格气势。他以为偷势者才巧意精，可以原宥，偷意就情不可原了，而偷语则是公行劫掠，最为钝贼，必须判罪。按照他的意见，戴叔伦作这两句诗是钝贼行为，完全要被否定的。　　 　　读唐诗的人，未必都知道诗人也能作贼，戴叔伦这两句诗，一般读者也不知道他偷用梁武帝的成句，只是就诗论诗，公认这两句写得很深刻，极能引起同情。于是，在梁武帝诗里默默无闻的句子，忽然在戴叔伦诗里发出光辉，这是点铁成金的技巧。这样偷法，恐怕不能说是“钝贼”。　　 　　但是肯定这两句诗为警句的评论家，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吴山民批道：“翻古却健。”(《唐诗正声评醳》)意思是说，虽然翻用古人成句，却翻得很矫健。而吴昌祺的批语却说：“句警则不免于诞，犹胜‘舍弟江南没’二句也。”(《删订唐诗解》)他承认这一联是警句，但以为情事虚诞。宋人笔记中曾记一件趣事，据说有人做了一首描写自己身世的诗，其中有一联道：“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有人读了，为之恻然，说：“你真是太不幸了，兄弟都死于离乱。”那诗人回说；“我实在没有弟兄，这是做诗罢了。”这是一个讽刺诗人虚夸的故事。吴昌祺说戴叔伦这一联不免于夸诞，但还比“舍弟江南没”好些。这个评语，我以为过火了。戴叔伦这一联，除了“万里”二字外，都是写实，岂可与无中生有的“舍弟江南没”作比较。吴昌棋这个评语是发挥唐汝询的评语。唐评云：“幼公去石头不远，而曰万里未归，诗人多诬，不虚哉。”(《唐诗解》)他以为戴叔伦是金坛人，石头是指南京城，距离很近，所以用“万里未归”就是虚假不实之词。考《全唐诗》中收戴叔伦此诗，注曰：“一作石桥馆”。可知这个诗题原有问题，有过一个版本是题作《除夜宿石桥馆》的。再说，“石头”也不一定指南京城，湖北有石城，诗人也常常称之为石头城。如此，则我们就不能肯定作者除夕所宿的旅馆，离开他的家乡并不远。以“万里”二字来代表一个“远”的概念，在诗人笔下是常用词，杜甫诗中就屡次用过，从来没有人评之为虚夸。李白诗“白发三千丈”，以“三千丈”代表一个“长”的概念。万里的旅途，是可有的，三千丈的头发，是绝对没有的，然则李白此句，岂不是更“诬”了吗?唐、吴两家评讲唐诗，常有很好的议论，但对于戴叔伦这一联忽然大肆奚落，对文学上的夸饰作用，几乎完全否定，这就未免有些迂气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特别写了一编《夸饰》，专论文学修辞中的夸张作用，他以为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来形容事物，可以获得“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的效果，“成状”是描写得生动，“得奇”是描写得突出。但是他也说：“饰穷其要，则心声锋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所以应该“夸而有节，饰而不诬”，这就是夸张的限度。戴叔伦的“万里人未归”，还不能说是越过了这个限度。沈德潜对于“万里”二字也有怀疑，他作了一个新的解释，他说：“应是万里归来，宿于石头驿，未及到家也。不然，石城去金坛相距几何，而云万里乎?”(《唐诗别裁》)他也肯定石头驿是南京城下，所以把“万里未归人”讲作从万里之外归来，而尚未到家的人。这个讲法，似乎可通，实则还是讲不通，因为戴叔伦如果从万里之外归家，碰到除夕，船停在南京城下，那么，这一二天，他就可以到达金坛家中，他还会有这样的思想情绪吗?通读全诗，谁都可以感到这个讲法是不符合诗意的。　　 　　从汉诗到魏晋诗，从魏晋到宋齐，从宋齐到梁陈宫体，从宫体到唐诗，在形式、音调、句法、题材各个方面，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发展，形成各自的风格。但在语言文字、思想感情、表现方法上，后代的人总不免有向前代人借鉴的迹象。魏晋五言诗和乐府诗中，常常有借用汉诗成句的情况。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很多六朝诗句的影子。王渔洋在《带经堂诗话》中曾指出王维诗的“积水亦可极，安知沧海东”是用了谢灵运的“洪波不可极，安知大壑东”。又“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是用了庾信的“何必游春草，王孙自不归”。又“结庐古城下，时登古城上”是用了何逊的“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又“莫以今时宠，能忘昔日恩”是用了冯小怜的“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又“飒飒秋雨中，潺潺石溜泻”是用了王融的“潺湲石溜泻，绵蛮山雨闻”。此外，还有孟浩然诗“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是用了鲍照的“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郎士元诗“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是用了吴均的“落叶思纷纷，蝉声犹可闻”。以上所举王、孟、郎三家的诗，都是他们的名句，一经揭发其来历，才知道他们都是偷来的。有的全句偷用，有时略加改换，有的偷用其意。他们都在戴叔伦以前，可知戴叔伦偷取梁武帝诗句，在当时并不以为有损于创作道德。说不定当时还有许多人的诗句，都是明偷暗换得来，所以皎然要在他的《诗式》中特别提出，斥之为“钝贼”，以煞住这一股风气。但是，尽管如此，偷句的风气，还是历代都有。就说戴叔伦这两句，在他同时的或稍后的诗人中，也还可以找到互相套用的句法。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访宿》诗云：“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崔塗《除夜》诗云：“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马戴《灞上秋居》诗云：“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都可以说是一偷再偷。皎然说是“钝贼”，黄庭坚说是“点铁成金”、“脱胎换骨”，我们不妨说是“古为今用”。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却上心头

54王建：乐府歌行二首

凉州行　　 　　凉州四边沙浩浩，汉家无人开旧道。(韵一)　　 　　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　　 　　万里征人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韵二)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韵三)　　 　　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　　 　　养蚕缲茧成疋帛，那将绕帐作旌旗。(韵四)　　 　　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韵五) 　　温泉宫行　　 　　十月一日天子来，青绳御路无尘埃。　　 　　宫前内里汤各别，每个白玉芙蓉开。(韵一)　　 　　朝玄阁向山上起，城绕青山笼暖水。　　 　　夜开金殿看星河，宫女知更月明里。(韵二)　　 　　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鸡昼啼宫中树。(韵三)　　 　　温泉决决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楼。　　 　　禁兵去尽无射猎，日西麋鹿登城头。(韵四)　　 　　梨园弟子偷曲谱，头白人间教歌舞。(韵五)　　 　　“王建，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大历十年进士，释褐，授渭南尉，调昭应县丞。诸司历荐，迁太府寺丞、秘书丞、侍御史。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从军塞上，弓剑不离身。数年后归，卜居咸阳原上。”　　 　　以上一段王建的小传，见于辛文房的《唐才子传》，以后诸书所载王建传记大多抄用此文。《全唐诗》所载也相同，但删去了一句“弓剑不离身”。辛文房编写唐代诗人小传，他的资料来源，极为可疑。有许多叙述，显然是从作者本人的作品中意会而得的。即如说王建在边塞时“弓剑不离身”，就见于他自己的《从军后寄山中友人》诗，其末句云：“劳动先生远相示，别来弓箭不离身。”这是做诗，不能作为生话实录。辛文房却改掉一个字，作为诗人在塞上的生活实况。由此看来，他这部传记恐怕很不可靠，不能作为信史。《全唐诗》删掉这一句，可知也看出了这个缺点。　　 　　这段小传中最可疑的是说王建于太和中出为陕州司马。“太和”是“大和”之误，宋元人的著作中常常把唐文宗的年号“大和”误为“太和”。大和一共九年，“大和中”就假定是大和五年(831)。王建于代宗大历十年(775)举进士，假定他是二十五岁，到大和五年，已是八十一岁的老人了，岂能还出任陕州司马?因此，我怀疑“大和”是“元和”之误。“元和”是宪宗的年号，止于十五年。元和八年是公元813年，王建六十三岁，出任陕州司马，这就极有可能了。王建诗集里提到的人物，有武元衡相公、张弘靖相公、李吉甫相公、裴相公。考武元衡、李吉甫，元和二年拜相。裴垍，元和三年拜相。张弘靖于元和九年拜相。而文宗大和年初的历任宰相，如李宗闵、裴度、牛僧孺、李德裕诸人，王建集中均无其名，可知王建历官止于元和。长庆以后，以至大和，可能他还生存，但已经退隐于咸阳原上自造的新居中了。他有《原上新居诗》十三首，其中有句云：“长安无旧识，百里是天涯。”又云：“近来年纪到，世事总无心。”皆可推测其情况。　　 　　王建的文学活动时期主要是唐德宗、宪宗二朝，他和张籍、李益、贾岛、孟郊都有交往，也有寄上韩愈的诗。张籍是他三十馀年的老朋友，他们在未成进士前已相识，彼此一起从师学道，又以诗篇相切磋。这些情况，均见于他的《送张籍归江东》诗和张籍的《逢王建有赠》诗。　　 　　可能是由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王建和张籍都作了许多乐府诗，文学史上所谓“张王”，就是专指张籍和王建的乐府诗。张籍有《酬秘书王丞见寄》一诗，是王建官秘书丞时有诗给张籍，张籍回答一首，这首诗的前四句云：“相看头白来城阙，却忆漳溪旧往还。今体诗中偏出格，常参官里每同班。”其第三句大概就是指他们二人作乐府诗，在当时是被目为“出格”的今体诗的。“出格”，是格调与众不同的意思。　　 　　现在我选讲两首王建的乐府诗。　　 　　第一首《凉州行》。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县，在盛唐时期是河西节度使的治所。大历年间，州城为回纥所侵踞，此诗即描写当时的边防情况。　　 　　第一、二句是倒装句，“汉家”即指唐朝。“旧道”是指开元、天宝年间的西域通道。因为现在无骁将能开拓边疆，以致凉州城外又是黄沙浩浩。　　 　　下四句说凉州所属各县都已为胡兵所据，守边的将军只好另外建筑防秋的城堡。西北胡人常常在秋季入侵中国，唐朝在每年秋季都要向河洛、江淮一带征发兵士，到西域去增防，当时称为“防秋”。这些万里从征的人都已战死在边塞上，可是京城里还在年年发令输兵。“旌节”指发兵的符节，“西京”即首都长安。张籍有《西州》诗一首，也描写这些情况。　　 　　下四句说入侵的胡人都从中国掳去妇女，其中有半数妇女生了男孩，都能说汉语。这些胡人从前是不懂农作的，如今却学我们汉人种起禾黍来了。“蕃人”即“胡人”，唐宋人写作“蕃”，明清人写作“番”。　　 　　再下四句说这些胡人，现在牧羊的时候也穿了丝织的锦衣。他们本来是披毛毡或兽皮的，但现在却爱惜毡裘，把它们收藏着，预备作战时用了。他们现在也能养蚕缲丝，织成一匹一匹的绢帛，却是用来做旌旗围绕在营帐四周。这里的“那将”二字用得较为少见，不知有无误字。“那”，大概可以作“挪”字讲，“那将”，犹言“拿来”。　　 　　最后二句说，城上的山鸡已经在角角地报晓，而洛阳城中，家家都还在演奏胡乐呢。　　 　　这首诗的主题是表现凉州沦陷、回纥入侵之后，胡人日渐汉化，而汉人却胡化了。胡人的汉化，是学习汉人的农桑生产，以加强他们的武备；汉人的胡化，却只是学习胡人的音乐歌舞，作长夜荒淫的宴乐。　　 　　这首诗的韵法也真有些“出格”。全诗共十六句，如果四句一韵，可以使韵法很整齐，但作者却以开头二句为一韵，末尾二句为一韵，中间十二句用三个韵。这样，使读者不能在开头的时候就依照四句一绝的规格读下去，似乎有些不顺口。但是，如果仔细研寻诗意，可以体会到作者是按诗意配韵的。首二句点题，用一个韵。次四句描写凉州之荒芜和胡人的猖獗，也用一个韵。以下两组各四句，分写胡人也从事农耕和蚕织，各用一韵。最后写洛阳城中汉人之胡化，以为对比，又另用一韵。韵脚的转换，应当和诗意的段落配合，这个原则，作者没有违背，但如果首韵和尾韵的诗意，都能扩大为四句，这首诗的韵法就整齐了。尤其是尾韵，如果有四句，则诗意的对比性可以更为明显，现在，作者匆匆以二句表过，读者往往会忽略了它的讽喻意义。　　 　　第二首《温泉宫行》描写当时骊山温泉宫的衰败景象。前半篇八句，先描写唐玄宗全盛时期的温泉宫。玄宗于每年十月一日驾幸温泉宫，住一个月才回归长安。故第一句就点明“十月一日天子来”，确是玄宗的事。御驾从长安到骊山，一路都用青丝绳拦隔，不准人民侵入御路，以资警戒。路上还要打扫干净，铺洒黄沙，故无尘埃。宫前和宫内的温泉，各有区别，但每一处温泉浴池，都用雕刻莲花的白石砌成。“内里”是当时称宫内的名词。“芙蓉”是莲花，不是木芙蓉。朝玄阁在骊山上，天宝七年十二月，玄宗梦见了他的远祖老子(李耳)，把胡玄阁改称降圣阁。但民间和后世诗人都仍称朝玄阁。这个“玄”字，因清朝人避康熙皇帝玄烨的讳，古书上所有的“玄”字都被改为“元”字，沿用了几百年，我们现在把它改正过来。骊山上下都是温泉宫的建筑物，四周有城垣田护，连骊山也围在城内，故曰“城绕青山”。“龙暖水”的“龙”字，诸本均同，惟《全唐诗》下注曰：“一作笼”，可知有过一个古本是“笼暖水”。这样，这句诗就有两种讲法。如果原本是“笼”字，则是一个动词，其主语仍是“城”字。城绕青山，又把温泉笼在城里。如果是“龙”字，则是一个名词，而“暖”字是一个动词了。温泉浴池中，泉水都从铜龙口中流出，这样，可使泉水保暖，故曰“龙暖水”。但吴昌祺注曰：“龙暖水者，烧铜龙投水中也。”这个讲法，异想天开，肯定是错的。温泉本来是暖的，何必烧铜龙投入水中呢?而且“烧铜龙”也不可想象，每人入浴，都要烧一条铜龙吗?下面“夜开金殿”二句就是写玄宗与杨贵妃在夜半同看天空中星河的故事。这是他俩爱情的秘史，宫女们不敢停留在殿里，都被打发到殿外月光下去守卫了。“知更”即每人值班守一个时辰。白居易《长恨歌》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李商隐《马嵬驿》诗云：“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都是说玄宗与贵妃在七月七日同看星河，有感于牛郎织女的故事，订了密约，愿意世世为夫妇。这件事也记载于《太真外传》，大概当时广泛地流传于人民口头。王建采用这件事写入这首诗，其实不很适当。“看星河”是七夕的故事，十月里已看不到星河了。　　 　　下半篇八句就描写开元、天宝以后的温泉宫。“武皇”指玄宗，“王母”指贵妃，“得仙”与“去”，都代替一个“死”字。山鸡是野禽，现在飞到宫中树上来叫了。华清池中的温泉，无人沐浴，决决地流出宫外。宫中楼阁，经常损坏，管理宫城的官员年年要加以修葺。守卫宫城的禁兵已经撤退，无人射猎，每到太阳西下，野鹿居然都跑上城头，这一切就是温泉宫的现状。至于往日住在宫中的人物呢，自从皇帝和贵妃死后，侍候他们宴乐的梨园子弟都失去了生活依靠，大家把宫中的曲谱偷走，流落在民间作歌舞教师。唐太宗名为世民，唐人都要避讳，遇到“世”字，都改用“代”字，遇到“民”字，都改用“人”字。因此，在唐人著作里，“人间”就是“民间”。　　 　　这首诗的韵法，也不能令人惬意。第三韵和第五韵，都是单句韵，音节太急促。第五韵的诗意与《凉州行》的尾联同样是表现得不够强烈。此外，“山鸡”和“麋鹿”二句意味重复，显得思想窘促。这些都不能不说是缺点。　　 　　我们不妨把这首诗与韦应物的《温泉行》作比较。韦应物是从自己的回忆来描写的，所以用一大段诗句写温泉宫的繁盛情况，也是他自己的得意时期。王建没有这种生活经验，所以用客观的写法。因此，他这首诗就显得缺乏感情了。　　 　　乐府诗复兴于李、杜。李白所作，多数还是拟古乐府，仍沿用乐府旧题，杜甫则创造了新乐府，为唐诗开辟了一个新园地。王建、张籍、李益继承杜甫的传统，也作了很多新乐府诗，于是后世有“张王”之称，实则张王之间，还有优劣，历来诗评家大多以为王胜于张。　　 　　自从“张王”并称以后，李益却冤枉地被遗忘了。李益在当时也善作歌诗，与李贺齐名。《旧唐书》本传称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以略求取，唱为供奉歌辞。好事者画为屏障。”现存的李益诗，歌行只有《六州胡儿歌》，《汉宫少年行》等六七篇，而绝句式的小乐府却有数十首，或者就由于他专作小乐府，故后世不与“张王”并论。然而他的边塞绝句，也不在王昌龄、王之涣之下，只因生在中唐，不得与盛唐诸诗人角逐，这也还是一件冤事。　　 　　张王二家乐府，上不及杜甫，下不及白居易。杜甫雄浑沉郁，白居易讽喻锐利。至于结构布置，杜甫和白居易同样严谨。张王所作，则气息清淡，组织松懈，无惊人的章句，只能在大历、贞元间，暂时擅名而已。前人评论张、王乐府，都不免溢美，惟有胡应麟说：“张籍、王建，稍为真澹，而体益卑卑。”(《诗薮》)这个评语，我以为是中肯了。　　 　　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

却上心头

55王建：宫词八首

除了乐府诗之外，王建还有一百首宫词，也是诗史中应当注意的作品。他的乐府诗，还是继承前人传统的作品，宫词则是他的创造。从齐梁以来，已有许多诗人以宫女的生活和情感为题材，例如乐府诗《长门怨》，都是写失宠的妃子。王昌龄有《长信秋词》五首，《西宫春怨》、《西宫秋怨》各一首，韩翃有《汉宫曲》四首，也都是代宫中妃嫔申诉失宠或不得宠的情感。崔国辅有《魏宫词》一首，开始出现了“宫词”这个名称。但这些诗都写的是古代的宫女，即使作者用以影射当代的宫女，至少从文字上看来，还是赋咏古事。这一类的诗，后世称之为“宫怨”，因为它们的主题是宫女的怨恨情绪。　　 　　王建的《宫词》不属于这一类。他写的是当代宫廷里的种种生活琐事，从皇帝和宫女的调情说爱到后宫中的宴饮娱乐，每次听到一件事，就作一首七言绝句，一共写成了一百首。皇宫是个禁地，不用说人民绝对进不去，即使官吏，也只有少数几个宰执近臣，才偶尔有机会进宫。在人民大众心目中，皇宫是个神秘的地方。如果有关于皇宫里的事情流传出来，立刻就成为广泛传述的小道新闻。王建的宫词不假托古事，明明白白地暴露了当今皇帝的后宫生活，而且有一百首之多，可谓内容丰富，非但为当时人民所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后世，为历代诗人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唐诗纪事》记录了关于《宫词》一百首的故事：王建作渭南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太监王枢密，两人谈得很投机，就互相认为本家。但是后来大家都有些意见。王建作宫词后，有一天和王枢密一起宴饮，王建谈起汉代桓帝、灵帝，因为信任太监，惹起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党锢之祸。王枢密听了，觉得王建是在讽刺自己，心里很不高兴，就对王建说：“老弟所作宫词，天下人都传诵于口，皇宫是深邃之地，不知你怎么会知道这许多事情?”王建当时感到无从回答，心中害怕王枢密会给他罗织罪名。过了一二天，就做了一首诗送给王枢密，其诗曰：　　 　　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　　 　　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　　 　　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对边情出殿迟。　　 　　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前代皇帝不论是在行或坐的时候，你总是随从在左右的，当今的皇帝，住在东宫做太子的时候，你是看他长大起来的。皇帝脱换下来的御衣，只有你能穿得着，外面进贡来的骏马，也常常给你试骑。你常常因为接受密令，很少还家，有时被留在殿里独自报告边塞军情，以致出来的时候很迟了。这一切事情，如果不是你这位本家老哥自己屡次对我讲，那么，宫禁森严，内里的事情怎么会让外边人知道呢?　　 　　这样，他把宫词的内容都说是王枢密讲给他听的。王枢密一看此诗，怕被他牵累，就不敢告发他了。　　 　　这个故事，不见于唐人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唐诗纪事》，元人的《唐才子传》里也有此事，文字和诗句小有不同。这件事情可能是有的，但情况未必如此。王枢密是宦官王守澄，宪宗元和末年，他还是一个普通宦官。元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夜里，宪宗被宦官陈弘庆等杀害，年四十三。王守澄和中尉马进潭、梁守谦等人册立太子即皇帝位，因此擢升为枢密使。这位皇帝庙号穆宗，年号长庆，只做了四年皇帝就中风死了。以后，文宗皇帝即位，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充右军中尉。大和九年九月戊辰，迁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十月辛巳，为李训诬陷，文宗使内侍李好古赐以毒酒，逼令自杀。根据这一节史传，可知王守澄为枢密使是在长庆元年至大和元年之间。长庆共四年，以下还有敬宗皇帝宝历二年。他这个枢密使一共任了六年。王建这首诗所谓“先朝”，是指宪宗皇帝，所谓“今上”，是指穆宗皇帝。宫词第九首云“少年天子重边功”，可知也是指穆宗，因为穆宗死时才三十岁。由此推测，可知宫词一百首所透露的宫廷生活，都是长庆年间的事。但是，渭南尉是王建举进士后第一任官职，总在大历十二三年之间。王守澄为枢密使还在四十年之后，那时，王建已从陕州司马任上退休了。因此，说王建作渭南尉时认识了王守澄，这是可能的，但如果说认识了王枢密，则不可能了。　　 　　现在，我们可以假定，王建认识王守澄是早年的事，王守澄因册立穆宗有功，擢升为枢密使，成为掌大权的宦官。王建以桓灵时期中官乱政的历史教训讽喻王守澄，同时他把听得来的官闱秘事写为宫词，都是长庆年间的事。但此时王建的年龄已在七十以上，王守澄即使比王建小十岁，也该有六十多岁了。　　 　　王建宫词一百篇，传到宋代，曾有遗佚，蜀中刻王建集时，但抄得九十首，就取王昌龄、张籍、杜牧诸人诗十首混入。谬本流传，引起过许多人的考校。幸而所失十首，存在于洪迈编的《唐人万首绝句》中，后人得以剔出伪篇，补足百首。但蜀中刻本，传到明代，还有七首不是王建原作。这些情况，见于宋赵与时的《宾退录》、周紫芝的《竹坡诗话》、明杨慎的《升庵诗话》和朱存爵的《存馀堂诗话》。现在，我们根据《全唐诗》本选讲其八首。　　 　　丹凤楼前把火开，五云金辂下天来。　　 　　阶前走马人宣慰，天子南郊一宿回。　　 　　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拜舞齐。　　 　　日照彩盘高百尺，飞仙争上取金鸡。　　 　　以上二首是同一件事。《旧唐书·穆宗纪》云：“长庆元年正月己亥朔，上亲荐献太清宫、太庙。是日，法驾赴南郊，祀昊天上帝于圆丘。即日还宫，御丹凤楼，大赦天下。”穆宗李恒是宪宗的第三子，元和十五年正月丙午即位后，至第二年正月朔日方才改元为长庆。这一天，他先到太庙去祭祖，后到南郊去祭天，回来后，登上丹凤门楼宣布大赦。丹凤门是大明宫南的正门。前一首诗说丹凤楼前火炬明亮，在天色未明时开了宫门。皇帝乘坐在彩绘的车中出宫来，阶前骑马的侍卫官员向群众传话，说皇帝现在到南郊去祭天，当日就回来的。“一宿”二字，有的版本作“当日”，这是因为不了解“一宿”的意义而误改的。其实“一宿”即“一夜”，亦即“当夜”。因为皇帝出宫去南郊时，还在残夜，故“一宿回”的意思就是说明天早晨就回来。　　 　　第二首是写皇帝回来之后在丹凤门楼上宣赦。唐代的制度，每逢大赦，都在丹凤门楼前举行宣赦仪式。楼前排列着皇帝的仪仗队，应被赦的罪犯(一部分代表人物)跪伏在楼下。楼前竖起一根长竹竿，竿顶上有一个彩盘。到正午时分，楼上放下一只用金纸饰首的鸡，鸡嘴里啣着赦书。这时，被赦的人和人民观众一齐拜舞，高呼万岁。于是,有五坊小儿爬上竿顶，争取金鸡，下来当众宣读。这首诗就是描写了这次的仪式。从“飞仙争上取金鸡”这一句看来，攀上竿顶的健儿大概是称为“飞仙”。这整个仪式，唐人诗文里常称之为“金鸡放赦”，李白诗云：“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流夜郎赠辛判官》)　　 　　少年天子重边功，亲到凌烟画阁中。　　 　　教觅勋臣写图本，长生殿里作屏风。　　 　　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画二十八位开国功臣像于凌烟阁上。以后诸帝，都有增加，故凌烟阁是唐朝历代功臣的画像陈列馆。这首诗说穆宗亲自到凌烟阁去看功臣画像，命令画师摹写功臣的像，放在自己寝殿里作屏风。唐代皇帝的寝殿都称为长生殿。这件事，本纪里不载，但穆宗对边防的重视，则是见于史书的。　　 　　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　　 　　每遍舞时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　　 　　这首诗所咏的是字舞。《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这种舞法到现在还有。金凤银鹅，大概是穿著黄色和白色绣花罗衫的舞女，各自成为一丛。每一遍舞蹈的时候，她们分开在两边，中间一大队舞女卧在地上，排列成“太平万岁”四字。　　 　　新调白马怕鞭声，供奉骑来绕殿行。　　 　　为报诸王侵早入，隔门催进打球名。　　 　　对御难争第一筹，殿前不打背身球。　　 　　内人唱好龟兹急，天子鞘回过玉楼。　　 　　这两首诗是写宫中球戏的情况。“元和十五年十二月壬午，帝幸右军击鞠”(即打球)。又：“长庆二年十一月庚辰，帝与内官击鞠禁中，有内官欻然坠马，如为物所击。帝恐，罢鞠升殿，遽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这是本纪里提到的穆宗爱好打球的事，而且他就是因打球而得了中风症，终于在一年后“崩”掉。　　 　　前一首诗说新调驯的白马还怕鞭策，所以让内廷供奉先试骑着绕殿走一圈，这就是所谓“进来龙马每教骑”，“供奉”就是宦官。下二句说：要宦官们传令给诸位王爷。明天清早进宫来打球作乐。宦官们还隔着宫门催促外边的官员把打球人的名单送进来。　　 　　后一首写打球情况。球员们对着皇帝打球，不容易争取第一名，因为在殿前不允许背着皇帝打球。打球完毕之后，宫女们唱过了龟兹乐曲，皇帝就骑着马经过玉楼回宫去了，龟兹是西域国名，这里是指龟兹歌曲。鞘是马鞭，这里用来代表马。宋代诗人周彦质也有一首宫词，其句云：“当殿不教身背向，侧巾飞出足跟球。”也是说在殿前打球不许背向皇帝，只能用脚跟斜踢。这两句诗可以为王建诗的注释，也可知唐宋二代，都有这一条打球规则。　　 　　御前新赐紫罗襦，步步金阶上软舆。　　 　　宫局总来为喜乐，院中新拜内尚书。　　 　　唐代宫中女官有“六尚”。“尚”即“司”，意义是管理。为皇帝管衣裳的女官，称为“尚衣”，管膳食的女官，称为“尚食”，管文书的女官，称为“尚书”。但这个官名与外廷尚书省的各部尚书相同，故加一个“内”字，称“内尚书”。这首诗是写宫中新近请到了一位内尚书，皇帝赐她一件紫罗袄子，她从殿上一步一步下阶，登上软车回自己的院里去，宫中各局的宫人都来贺喜。“总来”即“都来”。六尚女官的办公处称为“局”，如“尚衣局”、“尚食局”等等。《穆宗纪》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戊寅召故女学士宋若华妹若昭入宫掌文奏。”这首诗大概就是指这件事。贝州处士宋廷芬有五个女儿：若华、若昭、若伦、若宪、若茵，都有才学，欲以学名家，不愿嫁人。贞元中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义，帝叹美之，悉留宫中，呼为女学士。贞元七年，诏若华总管禁中图籍。元和末，若华卒，故穆宗于嗣位后诏若昭掌文书，历穆、敬文三朝，皆呼为先生。若宪，文宗时以谗死。若伦，若茵早卒。王建有《宋氏五女》诗赞美之①。此诗所言，即指若昭。　　 　　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苦春。　　 　　白日卧多娇似病，隔簾教唤女医人。　　 　　这首诗描写后妃的娇态。每逢花开时候(即春天)，就娇弱得象生病一般。“苦春”是“春困”、“春倦”之意，就如夏天身体不健叫作“疰夏”。御厨房里供应的菜餚都不想吃，只要索取时鲜食物。白天都躺在床上，有时起身来隔着簾子吩咐宫婢去叫女医生来诊病。　　 　　从以上八首诗，王建宫词的题材可见一斑。一般的宫怨诗，题材总不过伤春、悲秋、望幸、失宠，毕竟是空洞的，而王建宫词的题材却是现实的、具体的。当时天下传诵，评价如何，我们现在固不可知，但可以设想，一定有许多人艳羡宫廷生活的奢侈逸乐，也一定另外有许多人憎恨封建帝王的生活腐化，这是随各人的感受而异。至于我们现在读这些宫词，则是把它们作为诗史。杜甫的诗是安史之乱的社会史料，王建宫词是元和、长度年间的宫廷生活史料。　　 　　王建宫词对后世产生了两种影响。一种影响是宫词这种诗体。五代时，孟蜀的花蕊夫人也作了一百首宫词，记录了蜀王孟昶宫中的情事，现在称为《花蕊夫人宫词》。北宋时有王珪亦作宫词一百首，又有杨太后宫词。此后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人作宫词，不过题材来源已不是直接从宫中传出，而是抄撮文献，编组为诗，不成为诗史了。另一种影响是用一百首七言绝句成为一个组诗，分之则为一百幅小景，合之则为一大幅画面，用这个方法，歌咏一种事物。例如晚唐时有胡曾作《咏史诗》一百首，评赞一百个历史人物，罗虬作《比红儿诗》一百首，追悼亡妓红儿。宋人许尚有《华亭百咏》，歌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地方的风土、人情、古迹。这种诗，后世就称为“百咏诗”。 　　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 　　①宋氏五女事见宋尤袤《全唐诗话》，惟若华作若莘。若昭作若照，若茵作若荀。今从王建诗题。

却上心头

56张籍：节妇吟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张籍，字文昌，先世苏州人，居于和州，贞元十五年进士，释褐，授秘书郎。历官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终于国子司业。唐宋以来，诗文中称人多用官名。同时人相称呼，则用其现任官名，官改则称谓亦改，如张籍为太常寺太祝时，则称之为张太祝，改官水部员外郎之后，即称张水部。后世人则称其最后的官名，如张籍为张司业，韩愈为韩吏部，因为他最后的官位是吏部侍郎。　　 　　张籍与韩愈为至友，韩愈给他以很大的帮助。他为水部员外郎时，已过五十岁。由于韩愈竭力举荐，才得任国子博士，由博士而至司业。他官位虽不高，但诗名极大。乐府诗与王建齐名，白居易赠以诗曰：“张公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词，举代少其伦。”但张王两家的乐府诗，后世人的评论，颇不一致。或以为王胜于张，或以为张胜于王。大概他们两人的语言，都很平易通俗，不用艰涩隐晦的辞藻。张籍的乐府诗，纯用赋体，单叙事实，不下断语，绝不自己揭出主题思想。故胡震亨说他是“祖国风，宗汉乐府”(《唐音癸整》)。王安石《题张籍诗集》云：“苏州司业诗名老，乐府皆言绝妙词。看是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赞扬他语言虽然很浅显，功夫却很深,不是容易写成的。　　 　　现在进讲他的一首《节妇吟》。　　 　　全诗只用两个韵。第一韵四句，用五言。第二韵六句，用七言。五言四句是叙述这首诗的本事，七言六句是由事而抒情。都用一个女人对一个男子说话的口气。前四句说：你知道我已有丈夫，却还赠送我一双明珠。我感激你对我的爱情，就把这一双明珠系在红罗袄子上。后六句说：我家里有的是高楼大厦，我的丈夫是在明光殿里执着长戟当禁卫军的。我虽然知道你赠我明珠的意思非常明白，但是我不能背弃丈夫，立誓要和他同生同死。因此，我只好滴着眼泪把明珠还你，只怪我们为什么不在我结婚以前遇到。　　 　　一个男子，热烈地恋爱着一个已结婚的女人．因而赠送她两颗明珠。这个女人对这个男子也有爱情，但她不能离弃她的丈夫。对这个矛盾，她就作出了这样的处理。把明珠收下，“系在红罗襦”，是表示接受了他的爱情。终于又把明珠还给他，是表示自己既已结婚，就不应当背弃丈夫，改适他人。　　 　　张籍这首诗的全题是“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别人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李师道是什么人呢?他原本是高丽人，父李正己，兄李师古，相继为淄青节度使。师古死，师道于元和元年十月，继任郓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当时的节度使虽是棣王李审，但只是名义上的遥领，李师道虽是副大使，却是实际上的节度使。他们父、兄、弟三人踞有平、卢、淄、青一带前后四十年，是今天的河北南部、山东北部地区的一个大军阀。李师道终因造反失败，于元和十四年被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所杀。东平郡即郓州，是节度使治所。张籍诗题称“李司空师道”，《容斋随笔》称“郓帅李师古”，这里有一点疑义，查《唐书》本传，只有李正己的官衙有“检校司空”，师古、师道都是“检校尚书左仆射”，因此就不能确知张籍此诗是为谁而作，也不能考定此诗的年代。但李氏父兄弟三人都是跋扈的军阀，为人民所怨恨，名声很坏。张籍不受他们的征聘，决不会表现得如此感激。大概是在畏惧李氏威权的情况下，他故意这样措辞，使李氏看了，不至于发怒结怨。或者也是当时文人明哲保身之计，我们可以存而不论。　　 　　如果撇开这首诗的比喻作用，单就其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首诗反映了一个封建礼教问题。　　 　　张籍给他这首诗题作《节妇吟》，肯定了这个女人是一个节妇。在北宋初姚铉编的《唐文粹》里，也把这首诗编在“贞节”类目下。可知唐宋人都认为一个女人可以接受别一个男子的爱情，也可以对他表示自己的“感”，只要她不抛弃丈夫私奔或改嫁给那个男子。这样一个女人还没有踰越礼教，她可以算是一个“节妇”。《毛诗·大序》解释“变风”之诗云：“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张籍这首诗的女主人公的态度，先是“发乎情”，暴露了她的得之自然的人性。接着是“止乎礼义”，没有违反人为的礼教。可知这首诗应当属于“变风”，因而也还是不违背诗教的。　　 　　到南宋时，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歪曲了儒家的礼教观念，他们对妇女的行为定出了许多灭绝人性的禁条。他们只要求妇女驯服地被束缚在礼教界限中，绝不容许她们暴露人性，非但不许暴露，甚至根本不许她们有人性。这种残酷的礼教观念，影响了以后的文人，在文学批评中也沾染上了毒素。　　 　　明末的唐汝询，在这首诗后批道：“系珠于襦，心许之矣。以良人贵显而不可背，是以却之。然还珠之际，涕泣流连，悔恨无及，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诗解》)　　 　　同时，贺贻孙在他的《水田居诗筏》中评此诗云：“此诗情辞婉恋，可泣可歌，然既系在红罗襦，则已动心于珠矣，而又还之。既垂泪以还珠矣，而又恨不相逢于未嫁之时。柔情相牵，展转不绝，节妇之节，危矣哉。”　　 　　这两段评论，对于系珠、还珠这一行为，已经有些贬意，但没有说这不是节妇的行为，只说这个“节”很危险了。　　 　　《诗筏》刻于清康熙二十三年。三十年之后，即康熙五十六年，沈德潜编成《唐诗别裁》，他不选这首诗，而在张籍的小传下说明其理由：“文昌有《节妇吟》，时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道以书币聘之，因作此词以却。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他断定诗中的女主人公不能算作节妇,可见他对“节妇”的观念与唐宋人大不同。而且他对诗教的观念，也和汉代人大不同。《唐诗别裁》是有相当影响的书，从此以后，有许多唐诗选本都跟着不选此诗了。　　 　　贺贻孙还指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从汉代乐府诗《陌上桑》得来的，他把这两首诗作了比较：　　 　　“恨不相逢未嫁时”即《陌上桑》“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意，然“自有”二语甚斩绝，非既有夫而又恨不嫁此人也。“良人执戟明光里”，即《陌上桑》“东方千馀骑，夫婿居上头”意。然《陌上桑》妙在既拒绝使君之后，忽插此段，一连十六句，絮絮聒聒，不过盛夸夫婿以深绝使君，非既有“良人执戟明光里”而又感他人“用心如日月”也。　　 　　贺贻孙以为罗敷之拒绝使君，态度严峻决绝，而在张籍此诗中，女主人公的态度太软弱柔婉，因而他提出了疑问：　　 　　忠臣节妇，铁石心肠，用许多转折不得，吾恐诗与题不称也。　　 　　“诗与题不称”，这是他的措辞委婉，如果坦率地说，就是这首诗里描写的并不是节妇。他以为，如果描写一个节妇，就应当表现她的“铁石心肠”，对赠送明珠的人坚决拒绝，不应该有一点感情。罗敷与此诗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是同样的，但张籍把他的女主人公描写错了。这是基于宋元以来儒家的贞节观念，从描写手法来评论的。沈德潜所说“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亦是此意。　　 　　但贺贻孙又自己解答他的疑问：　　 　　或曰文昌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重币辟之。不敢峻拒，故作此诗以谢。然则文昌之娩恋，良有以也。　　 　　他把这首诗的描写方法结合到它的创作动机。张籍辞谢李帅，不能象罗敷辞谢使君那样决绝，所“不能不婉转其辞，表现得既有感情，又不受聘。因此他肯定此诗的描写方法，是有道理的。　　 　　现在，我们把贺贻孙的观念总结一下：①从这首诗的本身来讲，它所表现的还不能算是节妇。②从这首诗的比喻作用来讲，可以这样表现。　　 　　我们知道，一个文艺作品的表现手法是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的，而主题思想是为这个作品的教育作用服务的。按照贺贻孙的观念，他显然认为这首诗的表现手法可以为它的教育作用服务，但不能为它的主题思想服务。这样，他的观念就显出矛盾了。　　 　　矛盾的根源产生于禁止人性的宋儒的礼教观念。　　 　　锺惺在《唐诗归》中给这首诗的评语，只有短短的一句，却很高明。他说：“节义肝肠，以情款语出之，妙妙。”他肯定这首诗的女主人公是有“节义肝肠”的，但她不是从礼教观念出发，而是从对双方的感情出发。这首诗的好，就好在不宣扬礼教。这个评语，决非唐、贺、沈诸人所能了解，锺伯敬之所以被明清两代正统文人目为异端，我们从这首诗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歧。　　 　　对于系珠这一行动，贺贻孙说是“已动心于珠矣”，似乎以为这个女主人公因得珠而动心。这就把她描写成为一个贪财的人了。汉乐府诗云：“何以结相思，双珠玳瑁簪。”可知赠珠是表示爱情，这个女主人公所动心的是赠珠的意义，而不是两颗明珠。故诗句明白地说是“感君缠绵意”。　　 　　对于“妾家高楼连苑起”二句，贺贻孙的指摘却很有道理。这两句使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夸耀丈夫的豪贵，因为有此豪贵的丈夫，所以“事夫誓拟同生死”吗?那么，万一她丈夫是个贫贱的人，她又将怎样呢?贺贻孙批评作者摹仿《陌上桑》而把这两句放在不适当的地方，这倒是击中了此诗要害的。　　 　　一九七九年回月十六日 　　【增记】　　 　　前两天看明初瞿佑的《归田诗话》，也提到张籍的《节妇吟》。他大不以为然，给张籍改作了一首，题为《续还珠吟》：　　 　　妾身未嫁父母怜，妾身既嫁家室全。　　 　　十载之前父为主，十载之后夫为天。　　 　　平生未省窥门户，明珠何由到妾边。　　 　　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　　 　　这是一首封建礼教的顽固卫道者写的诗。他以为一个女人应当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平生连大门口都不去站一会儿，怎么会有人赠我明珠?所以现在还你明珠，不是“感君意”，而是“恨君意”了。为什么“恨君”呢?不是赠珠的人不规矩，而是怪自己一定有行为失检的地方，引得人家来诱惑了。　　 　　不过这首诗有一个漏洞。既然把这个女人写得如此贞节，连大门口都不出，又怎么会收下这两颗明珠呢?既未收下，又怎么说是“还君明珠”呢?　　 　　这位瞿诗人写了此诗，自己很得意，以为思想观点非常正确。还说：他的同乡杨复初读了他的大作，评云：“心正词工，使张籍见之，亦当心服。”　　 　　从这首诗看来，明末的唐汝询似乎还比这位瞿诗人开明些。　　 　　作《而庵说唐诗》的徐增，也有一段对张籍此诗的评语。他说：“君子之道，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若在今人，则怒形于色，掷珠痛骂矣。”这位徐而庵讲唐诗，常常有些迂论，但对于此诗，他的理解却比瞿佑、唐汝询、沈德潜都通达得多。他能够理解古人“贵在守己，不恶人妄为”。也知道今人在礼教桎梏下逢到这种情况，必须“怒形于色，掷珠痛骂”，才算贞节。　　 　　这是明清二代，六百多年间，论张籍此诗最开明的论调，我却想不到在《而庵说唐诗》中发现。锺伯敬还只是从艺术手法这个角度去肯定此诗，徐而庵却是很了解唐人的伦理观念与宋元以后道学家的不同。 　　一九八O年四月十七日

却上心头

57韩愈：山石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　　 　　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支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　　 　　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　　 　　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　　 　　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　　 　　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羁。　　 　　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发展倾向于轻浮靡丽的时期，尤其是齐、梁、陈三朝一百年间，诗文都只讲文字之美，而内容空虚，思想庸俗。诗则盛行宫体，文则堆砌骈语。经过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盛唐的王维、孟郊、李白、杜甫，诗的风气总算纠正过来了，但文体却还以骈语为主。开元、天宝以后，张说、贾至、李华、独孤及、元结等人，曾有志于改变文风，写作醇朴通畅的新散文，但只是个人的努力，而没有成为风气。到韩愈出来，猛力攻击近体文的陈言滥调，主张写散文要学习“三代两汉之书”，要学习孟子、荀子、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除了他自己的实践以外，他的学生李翱，皇甫湜等人也跟着写作新散文。他们的口号虽是复古，其成就却是在继承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扫荡了六朝以来浮靡骈俪的文风。因此，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首先是一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但是，在诗的领域中，韩愈也是一位唐诗的大家。他的作诗，也实践了他对散文的理论：文字要排除陈言滥调，排除隐晦诘曲。思想内容要“言之有物”。就是要求先有情感，然后作诗，不要无病呻吟。这也就是刘勰所谓要“为情造文”，而不是“为文造情”(见《文心雕龙·情采》)。他把诗的语言和散文的语言统一起来，散文里用的词藻，也可以用在诗里。又把散文的语法结构和诗的语法结构统一起来，诗的句法並不需要改变散文的句法。这样，他的三百八十首诗就呈现了一种新的面目：因为不避免散文词语，他的诗里出现了许多人以为生涩、怪僻的词语；因为引进了散文的句法、篇法，他的诗就象是一篇押韵的散文。守旧的人不承认他的诗是诗，说他是“以文为诗”，但无论如何他给唐诗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的诗，影响了一些同时的诗人，如孟郊、贾岛、卢仝、刘叉、李贺等。这些人又各自有发展和变化，创造了各人独特的风格。但是，在韩愈死后不久，他的影响就消失了，晚唐、五代的诗文，都起了回潮。直到宋代，才有穆修、欧阳修等人起来重振古文运动，而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显然也是韩愈诗派的继承者。　　 　　宋元以来的诗论家，对韩愈的诗有极不相同的看法。《苕溪渔隐丛话》记沈括和吕惠卿二人谈诗，沈括说：“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吕惠卿说：“诗正当如是。我朝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这两人的观点，可以代表历代评价韩诗的两派。苏东坡说：“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七引)这句话，和沈括的观点一样。承认韩愈的诗是好的。但是由于他们对于诗有一个固执的、保守的认识，他们从诗的面目看，终觉得韩愈是“以文为诗”。尽管“押韵”，还是文而不是诗。吕惠卿从诗的精神看，肯定诗正应当这样做，尽管用了散文的表现方法，但表现得成为诗了。　　 　　“以文为诗”，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不用或少用形象思维，象散文一样直说的句法较多。诗的装饰成分被剥落了，就直接呈现了它的本质。本质是诗，它还是诗；本质不是诗，它才是“押韵之文”。　　 　　韩愈的诗，已经一反他以前诗人的规律，极少用形象思维了。但由于他毕竟是个诗人，他的诗有丰富的诗意，所以他还有许多很好的诗篇。《山石》是韩愈的著名作品，可以代表他的七言古诗的风格，我们现在就选讲此诗。诗题《山石》，是用全篇开始二字为题，並不是赋咏山石。　　 　　全诗二十句，一韵到底。描写他在某一天下午游山，在寺里住了一夜，次日早晨出山归家途中的所见所感。这是一首朴素简净的记游诗。开始用二句叙述游山到寺，一路上都是坚硬的山石，行走在若有若无的山路上，到寺时已是蝙蝠乱飞的黄昏时候了。接着又用二句写寺内景物。走上寺院里的客堂，坐在台阶上休息。由于连日雨水饱足，院子里的芭蕉叶都舒展得很大，栀子花也开得很丰肥。以下便写寺中和尚待客人的情况。和尚和客人闲谈，讲起佛殿里有很好的壁画，说着就取灯火照来给客人看，可是客人能见到的画面不多，因为墙壁年代古远，画面大多剥落或黝黑。于是和尚铺床拂席给客人供应晚饭。虽然饭米粗糙，仍然可以解饥。此下二句写夜晚的情况。夜深了，院子里各种昆虫的鸣声已都停止。客人静卧在床上，看见清明的月亮从山岭背后升起，立刻有亮光照进了窗户。接着用四句描写天明后出山回家的情况：这时晓雾还未消散，独自在山里走，出山又入山，上山又下山，随意走去，没有一定的道路。时时看到红的山花，绿的涧水，煞是缤纷烂漫。还有几人合抱的大松树和栎树。如果碰到溪涧，就赤脚踏石而过，这时水声激激，微风吹衣。最后就用四句感慨来结束：象这样的生活，自有乐趣，何必要被人家所拘束，不得自由自在呢?我们这两三个人，怎么能在这里游山玩永，到老不再回去呢?　　 　　韩愈在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三年)登进士第后，一直没有官职。贞元十一年，三次上书宰相，希望任用，都没有效果。贞元十二年，在汴州，宣武节度使董晋请他去当观察推官。到贞元十五年，董晋卒，军人叛乱，韩愈逃难到徐州。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留他当节度推官。十六年夏，辞职回洛阳。这首诗就是贞元十六年秋在洛阳所作。当时他还是初任官取，已经感到处处受人拘束，因而发出了这些牢骚。结句的“归”字是“回去”之意，有人讲作“归隐”，就和“不更”二字矛盾了。　　 　　初、盛唐诗人作七言古体，往往喜欢用一些对偶句法。即使在杜甫的大篇七古中，也屡见对句。只有韩愈的七古，绝对不用对句。他只象说话一样，顺次写下去，好象不在语言文字上做雕琢功夫。这就是“以文为诗”的一个特征。但是如果把这篇游记写成散文，字句一定还要繁琐，而韩愈则把他从下午到次日清晨的这一次游览的每一段历程，选取典型事物，用最精简的字句，二句或四句，表现了出来。这就毕竟还不同于散文了。他的叙述，粗看时，好比行云流水，没有细密的组织，但你如果深入玩味，就能发现他是处处有照顾的。“无道路”呼应了上文的“行径微”。“出入高下”呼应了上文的“山石荦确”。“赤足踏涧石”呼应了上文的“新雨足”。在黄昏时看壁画，是“以火来照所见稀”；在清晨的归路上，则看见了山红涧碧和巨大的松栎。前后两个“见”字，形成对比。在一句之中，也有呼应。“蝙蝠飞”，是“黄昏”时候，“百虫绝”，所以“静卧”。只有“吾党二三子”和上文的“天明独去”似乎有些矛盾。他这次游山，恐怕是和两三个朋友结伴同行的，要不然，为什么说“嗟哉吾党二三子”呢?但如果有两三人同行，又为什么说“天明独去”呢?看来这个“独”字，不可死讲，不能讲作“独我一人”，而应该讲作“只有我们几个人” 　　。《项羽本纪》叙述沛公兵败成皋时，“独与滕公出成皋北门”。又在鸿门宴上“脱身独去”，其实当时还有从人。这里的独字也是同样用法。　　 　　何义门(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评这首诗云：“直书即目，无意求工，而文自至。一变谢家模范之迹，如画家之荆关也。”这是赞扬作者的创作方法纯用自然，不刻意做作，而达到极高的境界。宋齐时代。谢灵运、谢惠连、谢眺等一派诗人，创造了描写风景的诗，极力模山范水，在选字造句方面，终有费力的痕迹，而韩愈此诗，却如“荆关画派”的白描山水，不用色采渲染。　　 　　字句精简而朴素，思想内容直率地表现，使韩愈的七古有一种刚劲之气。施补华在《岘傭说诗》中评云：“七古盛唐以后，继少陵而霸者，唯有韩公。韩公七古，殊有雄强奇杰之气，微嫌少变化耳。”这也可以说是公论。杜甫以后，韩愈的七古，确实可以独霸诗坛。至于嫌他“少变化”，则是思维方法的问题。韩愈为人直爽，他的诗，也象他的散文一样，不喜婉转曲折，始终是依照思维逻辑进行抒写，因而篇法上就没有多大变化。　　 　　元代诗人元好问写过三十首《论诗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涉及《山石》的：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技。”　　 　　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有情芍药”二句是秦少游《春雨》诗中的句于。元好问以为这样的诗句，如果和韩愈的《山石》诗来比较，就知道秦少游这二句是“娘儿们”的诗。说秦少游诗是“女郎诗”，是形容它柔弱无力，反过来也就烘托出韩愈此诗的“雄强奇杰”，有丈夫气了。美学上有温柔的美和刚健的美，韩愈的七古，属于刚健的美。　　 　　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却上心头

58韩愈：落齿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　　 　　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　　 　　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　　 　　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　　 　　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　　 　　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　　 　　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　　 　　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　　 　　馀存二十馀，次第知落矣。　　 　　倘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　　 　　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　　 　　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　　 　　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　　 　　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　　 　　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　　 　　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　　 　　因歌遂成诗，时用诧妻子。　　 　　选韩愈诗者，大多选他的五、七言古诗，因为韩诗的风格突出地表现在古体诗中。但在唐人的选集中，《极玄集》、《才调集》均不选韩愈诗。《又玄集》选韩诗二首，一为《贬官潮州作》七律，一为《赠贾岛》七绝，都是属于当时一般风格的诗。可知韩愈那些风格独特的古体诗，在当时还没有被重视。因此也和他的古文一样，没有立即产生影响。　　 　　选韩愈的古诗者，取舍亦有不同。有的选其“古”，如《琴操》、《元和圣德诗》、《南山》之类，有的选其“怪”，如《陆浑山火》、《月蚀》之类。有的选其比较流利平稳，如《山石》、《雉带箭》、《秋怀诗》之类。这三种面目必须合起来看，才能认识整个韩愈的风格。　　 　　《落齿》诗从来没有人选取，也几乎没有人齿及。现在我选讲这首诗，作为“以文为诗”的一个典型例子。　　 　　这首诗完全不用一般人所熟习的诗的修辞。除了押韵和五言句这两个诗的特征之外，可以说全是散文的表现法。因此，讲这首诗一点也不费力，思想段落仍是四句一绝，我们现在把它译成散文：第一绝说：从去年开始落一个牙齿，今年又落了一个，不久便连续落了六七个，看来落势还不会停止。牙与齿虽然有一点区别，但这里是互文同义。第二绝和第三绝说：“留存着的牙齿都在动摇了，看来总要到落尽才完结，想当初落下第一个牙齿时，只觉得口中有了缺缝，怪羞人的。及至后来又落下两三个，才耽忧年寿衰老，恐怕快死了。因此，每一颗牙齿将落的时候，常觉得中心懔懔。第四绝描写将落的牙齿。歪斜颠倒，既妨碍咬嚼，又不敢用水漱口，可是它终究还是舍弃我而落下了。这时我的情绪好比崩塌了一座山似的。“叉牙”是个连绵词，歪斜旁出之意，是状词，不是名词。第五绝和第六绝叙述习惯于落齿的心理状态。近来已经对于落掉牙齿习熟了，落一个，也不过和上一个差不多，现在还留馀二十多个，也有了思想准备，知道它们会得一个一个地落掉。如果经常是每年落一个，那么还可以支持二十年。如果一下子全部落光，那么，和慢慢地落光也是一样。第七绝说：有人说，牙齿在掉了，看来生命也靠不住了。我说：人生总有一个尽头，寿长寿短，同样得死。第八绝说：有人说：牙齿落空了，左右的人看了也会吃惊。我说：庄子有山木和鸣雁的比喻，山木因不中用，故得尽其天年；雁因为能鸣，故得免于被杀，可知有才与无才，各有好处。我的牙齿落光了，说不定也是喜事。第九绝说：落了牙齿，说话多误，那么就经常缄默也好。没有牙齿，不能咬嚼，那么就专吃软的东西，也同样味美。最后两句是结束：因为歌咏落齿，就写成了这首诗，常常用它来给老妻和孩子们读读，让他们惊笑。　　 　　全诗只用了一个《庄子·山木篇》里的典故，此外没有必须注释才能懂的辞句，我们演译为散文，宛然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小品文。牙齿一颗一颗地落掉，是每一个渐入老年的人都会遇到的事。作者就利用这一件平常的事，描写他每一个阶段的思想情绪。从紧张到旷达，从忧衰惧死到乐天知命，整个过程，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的态度，是从执着到自然，基本上还是老庄思想。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体会，也可以说，作者不因落齿而消沉，对人生的态度，仍然是积极的。　　 　　这样的题材；这样的表现方法，在初、盛唐诗中，确是不曾有过。因此，韩愈的诗和文，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都被认为是一种怪诞的文学。他的门人李汉在《昌黎先生集》的序文中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这是记录了当时人对韩愈的态度：始而惊讶，继而讥笑，最后便大施攻击。但韩愈并不动摇，他坚守他的原则：第一，不用陈辞滥调(“惟陈言之务去”)。第二，有独创的风格(“能自树立”)。他说：“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这是说：如果跟着一般人的路走，而没有独创的风格，在当时虽然不被人排斥为怪，可是也必不能流传到后世。从此也可以了解，韩愈自己很清楚地知道他的文艺创作，不是迎合当世，而是有意于影响后世的。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的创作是为将来的。　　 　　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口号下实现革新的目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是“师古”，要向古圣贤人学习。学习些什么呢?他说：要学习古人的意，而不是学习古人的文辞。(“师其意，不师其辞。”)什么是古人之意呢?就是“务去陈言”和“能自树立”。他的散文，以“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师，就是学习他们的创作方法。同样，他的一部分诗，虽然当时人以为怪，其实也还是远远地继承了汉魏五古诗的传统，或者还可以迟到陶渊明。从陶渊明以后，这种素朴的说理诗几乎绝迹了三四百年，人们早已忘记了古诗的传统，因而见到韩愈这一类诗，就斥为怪体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日

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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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上心头

59韩愈：华山女

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庭。 　　广张罪福资诱胁，听众狎恰如浮萍。 　　黄衣道士亦讲说，座下寥落如晨星。 　　华山女儿家奉道，欲驱异教归仙灵。 　　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 　　遂来升座演真诀，观门不许人开扃。 　　不知谁人暗相报，訇然振动如雷霆。 　　扫除众寺人迹绝，骅骝塞路连辎輧。 　　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 　　抽钗脱钏解环佩，堆金叠玉光青荧。 　　天门贵人传诏召，六宫愿识师颜形。 　　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 　　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 　　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 　　仙梯难攀俗缘重，浪凭青鸟通丁宁。 　　这首《华山女》，在韩愈的诗作中，是另外一种风格。它和《落齿》比，是不怪，没有散文气。和《山石》比，是从清淡变为秾艳。 　　这首诗也是四句一绝，一韵到底。第一绝四句是叙述街东街西处处都有和尚在讲佛经。撞钟，吹法螺，使寺院里喧闹得很，宫庭是指梵王宫庭，即寺院，不是指皇帝的宫庭。和尚们宣扬积福赎罪，以此来诱骗、威胁愚民，听众像浮萍一样挤得满满的。 　　第二绝和第三绝共八句，叙述穿黄衣的道士也在讲道家经典，以对抗佛教。可是讲座下没有几个人听。可见当时佛教势力大于道教。忽然，这时来了一个华山女道士，她一心要驱逐佛教，使群众归依道教。于是她洗妆拭面，穿著起华美的道家冠帔。红红的面颊，雪白的颈子，青黛的长眉，非常美艳。她就来到道观里升座讲道。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许人开闭。真诀就是仙诀，使人成仙的秘诀。演真诀，就是演讲道家经典。 　　第四绝和第五绝八句，叙述这位美艳的女道士正在讲道的消息，不知给什么人传了出去，一下子群众轰动，如雷震一般。在各个寺院里听讲佛经的人跑空了。骑马的男子，乘车的妇女，都一齐涌到道观里来。道观里人坐满了，后来的人止得坐在院子里，没有地方挤，也听不到。这位女道士讲经的收获，是许多妇女布施了金珠饰物，堆金叠玉，宝光青荧。 　　第六绝四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轰动京城的讲道，被皇帝知道了。就传出诏书召唤她进宫去，说是皇后妃子等都要见见她。在皇宫里耽了一时之后，皇帝才点头允许她回去。于是她乘着云龙仙鹤的车子从皇宫里回来了。天门贵人，指宫中派来的使者，如太监之类。玉皇，指皇帝。青冥是天的代词。来青冥，即来自天上。天上，即指皇宫。 　　最后六句叙述这位女道士自从进过皇宫以后，名气越大。就有许多豪家子弟来追求她。这些少年並不是真要修道，而是恋慕她的美色。他们两脚不停地在观门外面绕着走，尽管买通了人去传达情意，可是他们到底是俗缘太重，够不上成仙得道，托人也是浪费。至于那位女道士呢?她住在云窗雾阁之中，有重重翠幔和混金屏风遮掩着。她屋子里的一切事情，都是恍恍惚惚，不是外人所能看见、所能知道的了。 　　整首诗的创作方法是赋，即描写和叙述。最后六句的赋体是隐寓讽刺意义的，但辞句也写得恍恍惚惚，使读者捉摸不定，不知道作者对这位华山女道士的态度到底如何，我们如果把这六句中的第三、四句抽出，把一、二、五、六句连起来读，可知豪家少年都没有能够攀上仙梯，获得女道士的青睐。如果这样讲，那么中间二句的意思，止是说那位女道士是深居修道，非讲经不露面的规矩人物了。 　　韩愈另外有一首《谢自然诗》，叙述贞元十年果州南充县一位女道士白日升天成仙的异事。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其末尾一大段是正面批判在秦皇、汉武的影响之下，人民崇道求仙的愚昧。以《谢自然诗》和《华山女》相比较，显然可见前诗主题明确，后诗主题隐晦。因为隐晦，所以这最后六句可以解为诗人对这位女道士还是肯定的。 　　宋人许彦周说：“退之此诗，颇用假借。”(《彦周诗话》)这“假借”二字，意义非常含蓄。他的意思是：韩愈虽然不喜欢佛道二教，但在二教之间，他的态度微有不同。他更反对佛教。因为这是外来的异端，而道教是唐朝的国教。一位女道士能讲经打垮佛教徒，他是赞扬的。至于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尽管有各种流言，但豪家少年到底无人能勾搭到她。韩愈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她，但诗意並没有贬斥她。这就是“假借”的涵义。 　　但多数人讲这首诗，都以为是有讽刺的。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诗，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惑人也。”又在“云窗雾阁”下批道：“中藏亵慢之意。”这两条批语，说明了沈德潜对此诗的体会。他以为从“云窗雾阁”这一句看来，作者透露了这位女道士的私生活是有暧昧的。以一个淫泆的女道士而能倾动京城里的男男女女，可见神仙之说很能迷惑人。因此，得出评断，说这首诗只是微微地讽刺了一下，不象《谢自然》诗那样明显地谴责。 　　三百年来，大家都依照沈德潜的讲法，说这首诗是讽刺“神仙之说”的“惑人”。而且讽刺得並不尖锐，因为作者对这位女道士还有肯定的一面。我几次读这首诗，总觉得还有可疑。这首诗前半篇十韵二十句，可以说是笔酣墨舞地赞扬这位女道士“扫除众寺人迹绝”的功劳。开头四句叙述和尚讲经的盛况，显然是用了贬斥语气。“广张罪福资诱胁”是说佛家之说惑人，而接下去十六句描写女道士讲经，却全是正面舞墨，並没有揭出神仙之说惑人的意思。后半篇最后六句，除了“事恍惚”三字有点隐晦之外，其馀辞气也都明白。豪门少年追求不到这个女道士，那么她也並不坏啊!能说她是以神仙之说惑人吗? 　　我认为这首诗是讽刺诗，並不是微微地刺了一下，而是狠狠地刺了一下。不过所刺的不是“神仙之说之惑人”，而是当今那“玉皇”和女道士之间的宫闱秘史。这首诗的关键全在“天门贵人”以下四句。这四句隐约地透露了一件事：皇帝派人来宣召华山女道士进宫去，说是六宫后妃都要见见她。既然是后妃要见她，那么见过之后，后妃就可以允许她回去。为什么要皇帝点头，她才能从宫中回来?如果“玉皇”不“颔首”，她还能回来吗?由此可以恍然大悟，原来“六宫愿识师颜形”，不过是“玉皇”的托辞。懂得了这个秘密，才能解释“事恍惚”的“事”字。华山女道士既然和皇帝有过关系，她还瞧得起那些豪家子弟吗? 　　佛道二教极盛于唐代，和尚道士不必劳动而享受十方供养，生活比一般人民富裕得多。不但男子争求出家，妇女也愿出家。不过出家做尼姑要剃光头发，妇女不很愿意，因此女道士多于尼姑，妇女出家做女道士，称为“入道”。唐诗中有许多“送宫人入道”诗，就是送年老宫人出家的诗。她们止有入道，才能出宫，否则就得老死在宫中。道士又称为炼师。唐人有许多赠炼师的诗，多半是赠女道士的。 　　许多妇女以入道为摆脱礼教束缚，取得生活自由的手段。唐朝有许多公主都出家做女道士。著名的有睿宗李旦的两个女儿：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玄宗李隆基的女儿万安公主，她们入道之后，就从宫里搬出来，住在为她们修建的豪华的宫观里，过着奢侈而放浪的生活。金仙公主和玉真公主都招集诗人文士宴会作乐，俨然像法国十七、八世纪贵族夫人主持的“沙龙”，当时许多诗人都有为这两位公主写的诗。 　　妇女入道也是改变阶级地位的一个办法。在宫里做公主，不能随便接见外人。做了女道士，就改变了身份，可以自由邀集门下清客了。社会阶级、家庭门第本来不高的妇女，做了女道士，就不属于她原来的阶级，因为僧道不在四民之列。这样，她们就有资格结交达官贵人。皇帝不能宣召一个平民妇女进宫去，但可以请一位有道行的女道士进宫去。 　　武则天本来是太宗李世民宫中的才人，被高宗李治看中了。太宗死后，高宗不能把父亲的宫嫔接收过来。他就暗示武则天出家做尼姑。这样就改变了她的前朝宫人的身份。然后把武则天召进宫去，封为昭仪。这就是宠爱了一个尼姑，不是宠爱了他父亲的宫女。 　　杨太真原来是玄宗第十八子寿王瑁的妃子。被玄宗看中了，就暗示她去做女道士。然后召她入宫，册为贵妃。这样就算爱上了一个女道士，不是爱上了自己的媳妇。 　　大约在盛唐、中唐这一段时期，女道士特别多。诗人李冶、鱼玄机都是女道士，名声也不很好。李治曾被玄宗召进宫去，不过算来她那时年纪已老，不会有什么秘史。韩愈所写的华山女，是个美丽而有口才，轰动一时的女道士，她的被“玉皇”所赏识，这件事就有些“恍惚”了。 　　中唐诗人韦渠牟有《步虚词》十九首，张继有《上清词》一首，都是用道家的歌曲来歌咏女道士的。韦渠牟的第三首落句云：“天高望不见，暗入白云乡。”第四首头尾四句道：“鸾影共徘徊，仙官使者催，何须生羽翼，始得上瑶台。”张继的绝句云： 　　紫阳宫女捧丹砂，王母今过汉帝家。 　　春风不肯停仙驭，却向蓬莱看杏花。 　　这些诗句，恐怕都是暗射女道士入宫的“恍惚”事。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

却上心头

60刘禹锡：竹枝词九首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　　 　　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　　 　　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　　 　　江上朱楼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纹生。　　 　　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　　 　　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两岸山花似雪开，家家春酒满银杯。　　 　　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　　 　　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今徐州)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时王叔文得宠于皇太子李诵，及德宗病，皇太子即位，是为顺宗。王叔文推荐韦执谊为宰相，而自为度支盐铁转运副使，这是执掌经济大权的官职。转运使杜佑是挂名的，实权都在王叔文手里。其后，王叔文转官户部侍郎，刘禹锡转官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柳宗元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顺宗在即位以前，早已中风，口不能说话，躺在床上。因此王叔文得以结交太监王伾，专权执政。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这个政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故当时称为“二王刘柳”。王叔文当权只有八个月，因为当年八月，顺宗病危，传位于皇太子李纯，是为宪宗。宪宗即位后，立即贬斥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接着又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此外，陈谏，韩晔等六人也都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唐代政治史上所谓“八司马”。王叔文这个集团的政治措施在新旧《唐书》里几乎没有记载，但反对王叔文最猛烈的是各地藩镇，可以想见王叔文必有抑制藩镇的计划。刘禹锡和柳宗元，在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时候，史书上说他们是“颇怙威权，中伤端士”，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的罪名是“挟邪乱政”，由此也可以想见这是封建官僚内部的权力斗争。关于这个政治集团的评价，我们让历史学家去探讨。　　 　　刘禹锡做了十年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召还。宰相本想起用他为省郎。这时他做了一首《玄都观看花诗》，讥讽了执政官，于是又被放逐外出，去做连州刺史。后来改夔州刺史，又改和州刺史。到大和二年(公元八二八年)，才又召还，拜主客郎中。可是他又做了一首《重游玄都观》诗，执政官大不高兴，虽然有宰相裴度的赏识，也只能举荐他为礼部郎中，集贤直学士。裴度罢相，刘禹锡也就被排挤出去做苏州刺史。任满回朝，任和州刺史，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会昌二年(公元八四二年)卒，年七十一。刘禹锡的最后一任是太子宾客，故后世题他的诗文集为《刘宾客集》。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是同样的。文学声望，在贞元、元和年间，也同样是惊动一时的。但刘禹锡活到七十一岁，柳宗元只有四十七岁。柳宗元终于柳州刺史，刘禹锡在连州刺史之后，还做了三任刺史，一任郎官。晚年还和白居易结交为好友。白居易极口称赞刘禹锡的诗，称之为诗豪。因此，刘禹锡的诗名超过了柳宗元，在长庆、大和年间，他和白居易同为诗坛领袖。　　 　　因为做了多年的外州刺史，到的地方多，熟悉各处的风土人情，这就丰富了他的诗料。他特别注意民间歌谣，吸收民歌的题材和风格，创作了著名的《竹枝词》，为唐诗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　　 　　刘禹锡诗集中有《竹枝词九首》，又有《竹枝词二首》，又有《堤上行三首》，都是民歌风格的七言绝句。《竹枝词九首》是最初的作品，因为有一篇序引自作说明：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俚，乃写为《九歌》，到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歙，知变风之自焉。　　 　　这一段序引，讲到几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句是说各地的民歌，声音虽有不同，但都是乐曲。“岁正月”，没有说明是那一年的正月。“建平”是个旧郡名，当时称为归州，即今之秭归。这两句，应当是说明作《竹枝词》的时和地，但时既不明白，地亦可疑，因此曾引起后人的研讨，我们留着以后再讲。下文是叙述作者在建平时听到儿童唱竹枝词的情况。这是一种联唱的歌曲，有人吹短笛伴唱，击鼓为节拍，歌的人同时也舞。谁能唱得多，就是胜者。以下五句，是作者对这种民歌的印象。黄钟是正宫音乐，其声词是和平中正的，但羽声是激昂慷慨之音。“黄钟之羽”是和平中带有激昂的音调。激昂是在歌曲的最后部分，象苏州的山歌那样。但也分不出那里是吴声，那里是楚声。“伧”是对吴人的鄙称，“儜”即“狞”，唐诗中常用此字来表示猛烈、激越，这里是指楚声。总之这些歌曲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很宛转的，有些象《诗经·卫风》中的那些情诗。以下六句说屈原在湖南，因为民间巫师唱的迎神送神歌都用鄙陋的歌词，所以改作较文雅的《九歌》，至今当地人民还在用他的歌词作为舞曲。刘禹锡也摹仿屈原作了九首《竹枝词》，使能唱的人流传开去。最后二句是说他把这九首《竹枝词》附在屈原《九歌》之后，使后世听“巴歙”的人了解“变风”的来源。“巴歙”是巴郡(今四川东部)的民歌，“变风”是关于《诗经》的名词。郑、卫二国的诗，虽然是淫辞艳曲，但还是稍稍变样的“风”诗。十五国风中有正风、变风，文辞音调雅正的诗称为正风，文辞音调有些不端庄的称为变风。这里所谓“变风”，就是指上文的“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　　 　　从这一段序引看来，刘禹锡开始作《竹枝词》九首是有意继承《九歌》的，后来他又作二首，就另外题作《竹枝词二首》，并不合在一起。另外他又作了《堤上行三首》、《踏歌词四首》，其实也是“竹枝词”，因为这两组诗中都提到“竹枝”。　　 　　“竹枝歌”是有地区性的民歌，所以其第一个特征是地方色彩。刘禹锡在建平初次听到竹枝歌，仿效屈原拟作九首，也就运用这个地区的山水、古迹、风土、人物。他歌咏到白帝城、白盐山、瀼溪、昭君坊、永安宫，滟滪堆，瞿塘峡中的十二滩、巫峡，都是从夔州到归州这一段长江两岸的山水古迹。杜甫在这里旅居的时候，也有诗提到。《水经注》卷三十三对这些山水古迹有详细的叙述描写，可以参看。　　 　　至于风土、人物，在这九首歌词里反映出来的有人民在白帝城头和瀼溪桥上的唱歌，有昭君坊里和永安宫外的游女，有旅居在此地的妇人托返回成都的船带信给丈夫，有住在山头的女子到江边来取水，男子到山下来烧草灰肥田。九首诗组成了一幅风俗画。　　 　　民歌的第二个特征是不讲究平仄粘缀。七言四句的民歌往往用拗体，表现在第三句。刘禹锡这九首也都用拗体，而不用绝句正格。拗体绝句的下半首音调较为急促，苏州山歌也大多如此。所以杜甫作拗体绝句，即称为“吴体”，刘禹锡序引中所谓“激讦如吴声”，也说明了民歌的这一个普遍特征。　　 　　所谓“竹枝歌”，大概是当地青年男女在竹林里劳作时的对唱歌谣。这个名称也是当地特有的，正如苏州称为“山歌”，是山上劳动人民的歌谣。福建有“采茶歌”，是采茶姑娘的抒情歌谣。山东有“渔歌”，是渔民的歌谣。各个地区的这一类歌谣，都是劳动人民歌唱他们自己的工作与生活，就是所谓“劳者歌其事”。因此，歌词的题材内容不会越出他们的生活范围以外。歌词的语气也大多自白，很少代言。这是民歌的第三个特征。刘禹锡这九首诗中，第二、四、六、七、八首都是用唱歌者自白的语气。　　 　　民歌的第四个特征是用眼前景物来作比喻。第二首以“花红易衰”比男子的薄情，以“水流无限”比自己的愁绪。第六首以“波浪不能摧”的滩石来对比来去不定的情人之心。第七首以瞿塘峡中危险的水道来对比“平地起波澜”的人心。意思是说，江水之所以有波澜，是因为底下有石头，而人心则在平地上也会起波澜。　　 　　利用同音假借字作文学的隐语，是民歌的又一个传统特征。晋代的《子夜歌》有一句：　　 　　雾露隐芙蓉，　　 　　见莲不分明。　　 　　“芙蓉”即是莲花(荷花)，在雾露里的莲花，看不分明。这个“莲”字被用来作“怜”的谐声字。“见怜”即是“被爱”。这里表达一个女子的忧虑，不知道那个男子到底爱不爱她。　　 　　又有《读曲歌》一首：　　 　　奈何许!　　 　　石阙生口中，　　 　　衔碑不得语。　　 　　“石阙”即是碑。碑生在口里，即是口里含着碑。“衔碑”是“含悲”的谐声字，这首民歌是一个不幸的女子的叹词，“怎么办啊!我满含悲哀，话都说不出来”。“雾露隐芙蓉”和“石阙生口中”这两句都是为谐声字而作的比喻，不是诗歌的本意。刘禹锡另外有一首著名的《竹枝词》，也用这个传统手法：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东边日出西边雨”，既是晴天，又不是晴天。一个女子听到她的爱人在江船上唱歌，捉摸不定，不知他对自己到底有无爱情。这里就用“晴”字来借作“情”字。　　 　　这种诗体，称为“风人体”。这个名词，最早见于锺蝾《诗品》。他说谢惠连“工为绮丽歌瑶，风人第一”。似乎是指民歌风格的诗。严羽《沧浪诗话》论杂体诗，有“风人诗”一格。注云：“上句述一语，下句释其义，如古‘子夜歌’、‘读曲歌’之类，则多用此体。”这就是以“晴”字谐“情”字音的方法了。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古有采诗官，命曰风人，以见风俗喜怒、好恶。”这里说明了“风人”是古代的采诗官。但古书中却未见有这个官名。总之，这个名词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唐代才开始流行。当时所谓“风人诗”，后世却称为“谐音诗”。皮日休、陆龟蒙都有几首风人诗，大约在中晚唐时代民歌中盛行这种谐声法，所以刘禹锡也采用在他的竹枝词中。　　 　　以上举出了民歌的五个特征。事实上，它们是一切民间文学的特征。民间文学的题材内容、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丰富多彩，各地区有它自己的特征，当然不限于以上所提到的五种。刘禹锡能注意到巴东、湘、汉一带的民歌，汲取其内容和形式，写出自己的新颖的诗歌，这就可见他善于向人民学习。自从刘禹锡的竹枚词盛行于世，以后各地文人都摹仿他，用这种形式来歌咏本地的风土人情。于是出现了“广东竹枝词”、“扬州竹枝词”之类的作品，有些还在每首诗下附一段说明，于是“竹枝词”这个名词就变成了“风土诗”的代称，而失去了它的地区意义。　　 　　《旧唐书·刘禹锡传》说：　　 　　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襄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溪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词也。　　 　　这是说刘禹锡作《竹枝词》是在贬官朗州司马时，朗州旧称武陵，就是现在的湖南沅陵。如此，则“竹枝歌”是湘西的民歌了。但是，刘禹锡的自序里明明说这些《竹枝词》是在建平时所作，而且刘禹锡从夔州刺史转扬州刺史时作过一首《别夔州官吏》诗：　　 　　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　　 　　青帐联延喧驿步，白头俯伛到江滨。　　 　　巫山暮色常含雨，峡水秋来不恐人。　　 　　惟有九歌词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　　 　　这首诗明确地说九首“竹枝词”是在夔州时所作，可知《旧唐书》的记载是错了。夔州和归州是邻郡，可能建平郡原先包括夔、归二州，后来分为二州，故夔州亦可用建平这个旧名。　　 　　刘禹锡创作的《竹枝歌》，很快便流传到长安、洛阳，成为流行的新歌词。孟东野有一首《教坊歌儿》诗，有句云：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技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可知佛寺讲经的时候，有伶人唱《竹枝词》的娱乐节目。伶人以能唱《竹枝词》，得到丰厚的供养。孟东野感慨自己能诗而遭遇不如能歌，因而悼念诗道的没落。又有《自惜》诗云：　　 　　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　　 　　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　　 　　这是说他竭尽昏花的老眼，抄写自己的诗送给朋友，却又怕自己的诗已经过时，反而会被巴州的竹枝词嗔笑。　　 　　在同时的诗人中，也有许多跟着做竹枝词。现在所能见到的有顾况一首，白居易四首，李涉四首。晚唐五代有皇甫松作六首，孙光宪作二首。　　 　　“竹枝歌”这个歌名的意义，从来未见解释。我们说它是巴东、湘、汉一带在竹林中劳动的青年男女的抒情歌，也只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测，没有文献可以证实。但《花间集》中收有孙光宪的《竹枝》二首，《尊前集》中收皇甫松的《竹枝》六首，都以“竹枝”和“女儿”二字为和声，因此，又可以推测它是以和声为歌名的。但是，为什么用“竹枝”和“女儿”为和声呢?这又可以回到第一个推测去，大概最初是有些在竹林里劳动的男青年，爱恋女青年，即景生情，唱出了他们的情感，就以“竹枝”、“女儿”为和声。现在抄录一首孙光宪的《竹枝》：　　 　　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　　 　　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　　 　　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　　 　　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　　 　　由此可知当时每一个七言句都分二段唱，每段之后都有和声。唱的是一人，和的可以是许多人，这就是所谓“一人唱，千人和”。“千”是虚数，意思只是说“许多”，白居易《何满子》词云“一曲四词歌八叠”，我们也可以从竹技词的形式中体会到它的意义。“四词”即四句，“八叠”即八段。四句诗分八段唱，可知是唐代歌唱绝句的谱式。　　 　　皇甫松的六首《竹枝》，形式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同，它们每首只有二句，例如：　　 　　芙蓉并蒂竹枝一心莲女儿，　　 　　花侵橘子竹枝眼应穿女儿。　　 　　而且有一首是用仄声韵的：　　 　　山头桃花竹枝谷底杏女儿。　　 　　两花窈窕竹枝遥相映女儿。　　 　　皇甫松是巴蜀人，他这六首《竹枝》，显然不是依照刘禹锡的诗格写的，很可能他是直接采取了民歌的本来形式，只是两句的短歌。例如《水经注》所载巴东渔人的民歌，也只有两句：　　 　　巴东三峡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不论是两句或四句，它们的和声都同样用“竹枝”和“女儿”，这就可知不是文人随意制作，而是民歌的原来样式。竹枝歌之所以用“竹枝”为歌名，可以肯定是这个理由。　　 　　和声虽然只有两个字音，但也是协韵的。“枝”和“儿”是韵。皇甫松另外有一首民歌《采莲子》：　　 　　菡萏香连十顷波举棹，　　 　　小姑贪戏采莲迟年少。　　 　　晚来弄水船头湿举棹，　　 　　更脱红裙裹鸭儿年少。　　 　　此诗以“举棹”和“年少”作和声，“棹”与“少”也是协韵的。　　 　　竹枝词都用七言绝句的形式写作。绝句是言其诗体，竹枝词是言其内容。清代有一个刘大勤，去问他的老师王士祯：“竹枝词和绝句有什么不同?”王老师回答道：“竹枝词是专歌咏风土的，琐碎的、诙谐的，都可以写进去，一般是要求有风趣，和绝句完全不一样。”(见《师友诗传录》)　　 　　看来这一对师生的观念都很糊涂，学生的问题已经不合逻辑，老师的回答也还是不合逻辑。这种情况，在清代人的诗话里，经常可以发现。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

却上心头

61刘禹锡：绝句二首

石头城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没有到过南京，但他有五首赋咏南京的诗。南京是六朝故都，江东繁华之地。到刘禹锡的时代，这个城市已不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了，它已荒落得差不多成为一个“空城”。有人写了五首关于南京的诗：《金陵五题》，刘禹锡有感于这个废弃了的故都，也和作了五首。这里我选录了二首。　　 　　“山围故国”二句是白居易极为赞赏的，认为是“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的佳句。这个故国空城，现在只被山围潮打，不必说出寂寞，已写出了它的寂寞。到了夜晚，城里有些什么?还象当年一样的有灯火楼台、清歌妙舞、彻夜热闹吗?没有了。有的只是当年的明月，还在从女墙上照连城来。诗人说“过女墙来”，这是城里人的语气。夜深了，惟有旧时月色，还象当年一样地照进城来。可知这是一个“空城”。淮水是指秦淮河，不是淮河。　　 　　朱雀桥边、乌衣巷口，是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六朝豪门大族的聚居地点。刘禹锡想象中来到这里一看，只见桥边野草开花，巷口夕阳斜照。当年在王、谢家厅堂前结窝栖宿的燕子，倒也还在，不过它们现在已飞到普通老百姓家里去了。　　 　　两首诗都用“旧时”，今昔盛衰的对比就明白了。旧时月色，所照临的是什么?诗人没有说。旧时的燕子，当年曾飞入王、谢家的堂前，而现在的燕子则飞入了寻常百姓的屋里。前者是含蓄的对比，后者是正面叙述的对比。　　 　　唐人绝句，一般说来，都不难理解。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例如王之涣的“黄河直上白云间”、王昌龄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人人都爱读，人人都以为好，可见人人都懂得。其实不然，即使是一首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各人的理解也不会完全一样。现在选讲刘禹锡这两首诗，我打算以《乌衣巷》这首诗来作例子，搜集宋元以来许多人的解说，看看各人的理解有多少差距。　　 　　宋人蔡梦弼的《草堂诗话》和蔡正孙的《诗林广记》都引用了刘斧的小说《青琐摭遗》，来说明这首诗的本事：“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其家。有二燕栖粱上，榭以手招之，飞至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其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真数’合，如今暌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雁飞。’至来岁，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有诗云：朱雀桥边野草花……。”　　 　　这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的妄人胡诌出来的故事。他把王、谢改为王榭，作为一个人的姓名。又把乌衣说成是乌衣国，而乌衣又是燕子的别名。最后又引了刘禹锡这首诗，仿佛以为刘禹锡这首诗所咏的就是这个故事。幸而这个故事编得太离奇了，稍有历史知识的读者不会受其欺哄，因而它没有给后世留下影响。　　 　　“世异时殊，人更物换，岂特功名富贵不可见，其高名甲第，百无一存，变为寻常百姓之家。……朱雀桥边之花草如旧时之花草，乌衣巷口之夕阳如旧时之夕阳，惟功臣王、谢之第宅今皆变为寻常百姓之室庐矣。乃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风人遗韵。”这是宋人谢枋得《唐诗绝句注解》中的评语。　　 　　“此叹金陵之废也。朱雀、乌衣，并佳丽之地，今惟野花夕阳，岂复有王、谢堂乎!不言王、谢堂为百姓家，而借言于燕，正诗人托兴玄妙处。后人以小说荒唐之言解之，便索然无味矣。”这是明人唐汝询《唐诗解》的解释。他以为王、谢住宅，依然存在，不过已为寻常百姓所居，燕子虽然还是飞来栖止，但已不是飞入王、谢堂前，而是飞入寻常百姓之家了。“小说荒唐之言”，即指刘斧的《青琐摭遗》。对于这一解释，吴昌祺的《删订唐诗解》批了一句：“此解最是胜叠山(即谢枋得)。”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批云：“言王、谢家成民居耳，用笔巧妙，此唐人三昧也。”　　 　　施补华《岘傭说诗》云：“乌衣巷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若作燕子他去，便呆。盖燕子仍入此堂，王、谢零落，已化作寻常百姓矣。如此则感慨无穷，用笔极曲。”　　 　　以上诸家的解释，互有同异。谢解以为王、谢第宅已百无一存，旧时燕子现在只能飞入寻常百姓人家。唐、沈二家以为王、谢第宅犹在，但已为寻常百姓所居。施氏之意，以为王、谢家已经式徽，但还住在这屋子里。燕子虽然仍入此堂，可是此堂已不属于豪门大族，而沦为一寻常百姓的住宅了。　　 　　一般人读此诗，对这第三、四句，从来不深入分析。总的体会，都以为作者借燕子来反映南京的盛衰。至于诗人笔下的那些燕子，到底是飞来原处呢，还是飞到别的屋子里，也没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谢枋得的讲法，还是一般读者所理解的。自从唐汝询指出了此诗的“托兴玄妙处”，于是许多人若有所悟，觉得这是诗人的曲笔。原来这些燕子，今天飞进去的老百姓的堂屋，仍是从前王、谢家的堂屋。诗句“飞入寻常百姓家”不能讲作“飞到别处去了”。三百年来，许多人都以为这样说诗，深得作者之意。　　 　　但是，近来已有人提出了异议。刘永济在《唐人绝句精华》中评施补华之说云：“其说真曲，诗人不如此也。说诗者每曲解诗人之意，举此一例，以概其馀。”又沈祖棻在《唐人七绝诗浅释》中也说；“这‘王谢堂’与‘寻常百姓家’是二还是一，问题并不大。施说的好处在于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客观现象，每每大于作者的主观思想，所以也无妨留供参考。”　　 　　刘、沈两家的意见是相同的。不过刘说得坚决，以为施补华所代表的讲法是曲解了诗人的本意。沈氏说得婉转。她也以为施补华的讲法是曲解，但她又以为作者并无此意，而讲者不妨如此讲。这就是她所谓“好处在较为深曲，毛病也在深曲”。　　 　　我把关于这首诗的材料提供在这里，请读者自己思考，应当怎样了解这首诗，怎样评断以上诸家的意见。至于我个人，觉得大家把问题集中在“王谢堂”和“百姓家”，未免找错了重点。应当注意的是“旧时”二字。上句既用“旧时”来形容“王谢堂前燕”，那么“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应当是“现今”的燕子了。诗人想到南京的燕子，在六朝时代，常飞入王、谢家高堂大厦中去做窝，而现在呢，南京的燕子都只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旧时王谢堂前燕”，不能理解为就是今天的燕。旧时和现今，相差五百年，一群燕子，没有如此长的寿命。在诗的艺术方法上，“旧时王谢堂前燕”是虚句，是诗人的想象。“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实句，诗人写当今的现实。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去思考，那么“王谢堂”和“百姓家”的关系就可以获得正确的解释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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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柳宗元：五言古诗四首

柳宗元，宇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贞元九年(公元七九三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累迁监察御史里行。贞元二十一年初，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与王伾执政，他们勇于革新政治，对地方则要削弱藩镇，提高中央权力；在宫中则杜绝宦官弄权。大约操之过激，触怒了豪门地主的保守势力，不到一年就失败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在这个集团中是颇受侧目的人物，与王叔文等被称为“二王刘柳”。　　 　　当年九月，任京西神策行营节度行军司马的韩泰贬官为抚州刺史，任司封郎中的韩晔贬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贬为台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贬为连州刺史。贬官的诏令宣布后，朝中人士还以为处罚太轻，于是在十月中又再度贬斥。韩泰从抚州刺史再贬为虔州司马，柳宗元从台州刺史再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从连州刺史再贬为朗州司马，韩晔从池州刺史再贬为饶州司马。另外又贬中书侍郎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河中少尹陈谏贬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贬为连州司马，岳州剌史程异贬为柳州司马，他们也被目为王叔文党与。这就是唐代历史上著名的永贞革新事件中的“八司马”。　　 　　八司马中间，刘禹锡和柳宗元是著名的诗人。但他们二人的诗，风格完全不同。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而他的诗却与韦应物并称。文学史上称“韩柳”，是指二人的古文而言，称“韦柳”是指诗派而言。郊岛与韦柳，这四家诗风同出于盛唐的王、孟，但他们是同源而异流。郊岛的古淡，出于刻意做诗，苦吟觅句，不是自然的襟怀流露；韦柳的古淡，却是出于冲旷的心灵，随缘得句，没有雕琢的痕迹。然而韦与柳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韦较丰腴，柳稍质朴，这或者是为不同的生活境地所决定。柳宗元的诗淡朴到几乎没有特征，在唐代无人称道，直到宋代苏东坡才将他和韦应物并举。苏东垃在《书黄子思诗集后》文中说：“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馀子所及也。”这两句评语，上句指韦应物的诗，虽较纤秾，却是简古；下句指柳宗元的诗，虽然淡泊，却有至味，不象郊岛的枯槁。苏东坡在《东坡题跋·评韩柳诗》中还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这又把柳宗元与陶渊明并列了。　　 　　柳宗元的诗今存四卷，似乎都是贬斥以后十馀年间的作品。苏东坡赞扬的所谓“寄至昧于淡泊”的诗，都是摹写山水景物的五言古诗。我们现在选录了三首：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　　 　　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　　 　　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　　 　　黄叶覆溪桥，荒村惟古木。　　 　　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　　 　　机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在永州(今湖南零陵)十年，寄情于游山玩水，写了许多游记文，有著名的《永州八记》，也写了不少山水诗，这三首是其中的一部分。愚溪本名冉溪，是流入潇水的一条溪流。柳宗元把它改名为愚溪，做了好些诗，编成一集，名曰《愚溪诗》。文集中有一篇《愚溪诗序》说明了这些诗的作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谓之冉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因家焉，更之为愚溪。又塞其隘为愚池。　　 　　把冉溪改名为愚溪，借此说明他之所以得罪降官，是由于愚。这是从一肚子牢骚中发出来的讽刺话。但是，他在愚溪附近散步吟诗，却一点也不暴露牢骚的情绪。第一首写雨后晓行，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宿云散在洲渚上空，表示雨停了。于是晓日照明了村坞。北池上的高树，被风所吹，使昨夜沾濡在树叶上的雨水受惊而洒落下来。这四句，把雨后晓行的情景生动地勾勒出来。最后说，我心里恰巧没事，因此，非常偶然地可以和这里的景物结个宾主交情。唐汝询解释这两句云：“对此景而心无挂碍，所遇皆良朋也。”(《唐诗解》)这样讲，似乎没有重视原句中一个“适”字。作者并不是对此风景以后，才心无挂碍。他是恰好今天心境安静，因而有资格与山水为宾主。上句一个“适”字，下句一个“偶”字，互相呼应。从这两个字，读者又可以体会到，作者心无挂碍的时候，既然是偶然的，那么，有心事的时候。倒是经常的了。　　 　　第二首诗以首二句点题，接着以四句写景，二句抒情结束。杪秋即季秋，农历九月。清早起身，在幽谷中赶路，霜露浓重，感到寒冷。溪桥上落满黄叶，荒村中惟见枝干纵横的古树。偶尔见到一些寒花，觉得它们稀疏得很寂寞的样子。溪涧里的流泉也因为秋冬水涸而若断若续。以上描写了幽谷荒村的深秋晓景，接下去两句却使人出于意外。作者忽然提出了“机心”，而下一句的意义又不甚明确。唐汝询解释过两句云：“言机心已忘，则当入兽不乱，曷为惊此麋鹿乎?”，吴昌祺把唐汝询的最后一句改为“何得复惊麋鹿乎”，又加一个眉批云：“子厚自言不惊，唐似说惊，故易之。”(《删订唐诗解》)这样，他们二人对此诗末句的体会就不同了。依照唐汝询的了解，这两句可以解释为：我久已忘了机心，对人对物，都没有伤害他的念头，却不知为什么在这里又使麋鹿见我而惊骇。这样解释，则原句“何事惊麇鹿”的意义，肯定为已经惊了麋鹿。吴昌祺以为末一句应当了解作：怎么会使麋鹿见我而惊走呢!这就是他所谓“子厚自言不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何事”，二字，既可解作“为什么”，又可解作“怎么会”，所得的意义恰好相反。不过，我以为这首诗的问题，不在于结句意义含胡，而在于作者突然提出机心，与上文毫无关涉。从诗创作的艺术角度讲，这首诗的结尾是根勉强的。　　 　　第三首的章法结构，和上一首相同。第一、二句点明题目。下四句写景，最后二句抒情结尾。“觉”字应当读去声，是睡醒的意思。醒来听到露水滴落的声音，就起来开门出去，望望西园。望到月亮已从东山背后升起。这一句是偷了陶渊明的诗句：“素月出东岭。”(《杂诗》之一)泠泠是寒风的声音，月光所照，已可见竹根丛中泠泠风动了。远处的涧泉，此时听来，似乎比平时更响。偶然还听到山鸟在喧叫。“闻露坠”，“远逾响”，“时一喧”，这些辞语，都是刻画中夜的幽寂景色。这样，在半夜里眺望园林景色，靠在柱子上不知不觉就到了天明，在一个寂寞的境界中，心里也很寂寞，还将有什么话可说呢?这两句结语，含蓄着他在政治上失败之后的心境。“将何言”包括着双重意义：自己无话可说，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以上三首诗的形式，也代表了中唐时期的五言古诗。第一首《雨后晓行》只有六句，用三个仄声韵。这种形式的诗称为三韵五言古诗(三韵五古)，亦称为五言短古。刘禹锡有三首《初夏曲》，现在抄录其第二首，以资比较：　　 　　时节过繁华，阴阴千万家。　　 　　巢禽命子戏，园果坠枝斜。　　 　　寂寞孤飞蝶，窥丛觅晓花。　　 　　这首诗也是六句三韵，不过用的是平声韵，第二联作对句，上下句平仄谐合，显然是八句的五言律诗缺少了一联。这首诗称为三韵五言律诗(三韵五律)。亦称为半律诗。五言六句诗在齐梁时代已有，到中唐时代忽然又流行起来，还增加了七言六句的新品种。　　 　　第二首《秋晓行南谷》，全诗八句，第二、第三联都是对偶句，已具备了律诗的条件。但它用的是仄声韵，因此称为仄韵五言律诗。第三首《中夜起望》也是全诗八句，用平声韵，但不讲究四声谐合，中间二联不作对句，面目虽然象五言律诗，可是它只能称为平韵五言古诗。　　 　　柳宗元还有一首诗，题作《渔翁》，也是著名的，并且引起过讨论的作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就是七言六句的古诗，也可以称为七言短古。此诗，写渔人夜宿岩下，晓炊竹柴，烟消日出，放舟中流的安闲生活。“天际下中流”句法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样，写远望湘水上游的景色。岩上有无心的云正在浮过，好象互相追逐。“云无心以出岫”，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句子，以“无心”来形容云，这云是渔翁的主观认识。天上浮云，虽然形似互相追逐，实则彼此都是无心的。唐汝询解释此句云：“泛舟中流，而与无心之云相逐，岂不萧然世外耶。”他以为“相逐”是渔翁与云相追逐，这样体会，恐怕没有人会赞同。这一句的意义，仿佛比喻渔翁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象岩上的浮云一样，任其自然，毫不用心。　　 　　苏东坡极欣赏这首诗。他有一段议论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冷斋诗话》引)他以为此诗之妙在有奇趣。他所谓有奇趣，是指那些好象反常，却仍是合于道理的作品。东坡这个观点，我很怀疑。这首诗所表现的并没有反常的思想感情，东坡所谓奇趣者，不知从何见得。他又以为此诗结尾两句是多馀的，可以删掉。这一意见，我倒是同意的。大概柳宗元当时有意要写一首三韵的诗，可是他没有注意三韵诗的结构原则。三韵诗最忌是写成一首绝句加两句，而柳宗元恰好犯了这一错误。“烟消日出不见人”，这一联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很相象，已经是结尾的句子。下面再加上“回看天际下中流”二句，就显得是多馀的了。　　 　　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八司马同时获得升迁。不过此时已有三人故世，只有虔州司马韩泰升任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升任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升任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升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则升任柳州刺史。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的诗风显然有了转变。他写了较多的七言诗，思想情绪也活泼兴奋起来，永州时期的那种寄消沉于闲淡的风度退隐了。他积极从政，为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还写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和刘禹锡一样，使唐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风土诗。可惜的是，他在柳州的生活只有四年，在元和十四年就病故于柳州，不能象刘禹锡那样长寿，还有更多的诗篇传之后世。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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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孟郊：诗三首

自从陈子昂以《感遇》诗复兴了汉魏风格的五言诗，唐诗中一向存在着一派古淡的传统。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孟浩然是陈子昂诗格的继承者。接下去，元结选录《箧中集》，其中所收的诗也都是古淡一派。大历十才子的作品中，有不少王、孟的影响。五言古体诗，当然不必说，没有人再作梁陈宫体，就是五言律诗，也好象没有出现某些七言律诗那样的秾艳之作。我们仿佛觉得，五言诗与七言诗，不但是句子长短的不同，也有风格的不同。七言诗可以写得秾艳、流利、旋律快速，而五言诗，不管是古体还是律体，同样都只能写得古淡、庄重、声调缓慢。　　 　　王、孟虽然以风格相近齐名，但王维诗的古淡与孟浩然诗的古淡，毕竟还有不同。这是由于二人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思想情绪的不同。王维是地主、宦门，生活富裕，无忧生之叹。他过的是冲和闲适的生活，依仗他的高度的语文艺术，写出了他那些古淡静穆的五言诗。王维诗集里极少七言诗，大概就因为七言诗体不适宜于表现他的思想情绪。孟浩然是个寒士，从襄阳到长安，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门，写了不少乞求提拔援助的诗，可是始终不得进士及第。尽管他人品高洁，表现得非常旷达，但内心里是有痛苦的，不遇和贫困的叹息，在他的诗中经常可以听到。他的诗也都是五言诗。　　 　　孟浩然死后四十年，出生了又一位姓孟的诗人：孟郊。孟郊非但和孟浩然同姓，他的诗也和孟浩然同一风格。我们可以说孟郊是孟浩然的继承人，但他的诗比孟浩然的诗更为古淡清寒。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父庭珍，官崑山尉，生三子，郊、酆、郢。郊随父居洛阳，父早卒，郊奉母居，贫甚。刻苦吟诗，不趋时尚，隐居嵩山，称为处士。认识了韩愈，韩愈极赏识他的诗。他和张籍，卢仝同为韩愈最契合的诗友。但是他应进士试，竟一再失败，直到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才得及第，已四十六岁了。成进士后，在洛阳及江南住了四年，再到长安，应吏部选，得任溧阳尉。于是奉母就任溧阳。但是这个五十岁的县尉，只会终日吟诗饮酒，不会办公事。县令无奈，只好另外找一个人代他办公，称为假尉，分掉他的一半俸禄。溧阳尉罢任之后，在洛阳闲居二年。河南尹郑馀庆奏请他为水陆运从事。他娶于郑氏，可能是郑馀庆的族人，故郑馀庆照顾了他，并且曾亲自去拜见他的母亲。但孟郊之得到郑馀庆的照顾，主要还是由于韩愈的推荐。孟郊为溧阳尉即将去任的时候，韩愈曾写了一首《荐士》诗给郑馀庆，竭力赞扬孟郊的诗才与品德，希望郑馀庆提拔孟郊。过了两年，这首诗才见效。不久，孟郊因母亲逝世，只好丁忧居丧。五年以后，郑馀庆为兴元军节度使，又奏请孟郊为参谋，于是孟郊带了他的妻郑氏同去兴元。岂知走到阌乡，忽然得了急病而死，这是元和九年八月乙亥日，享年六十四岁。十月一日，葬于洛阳城东先墓旁，韩愈为作墓志铭。张籍倡议私谥曰贞曜先生，故韩集中题《贞曜先生墓志》。　　 　　孟郊虽然博得一个进士及第，也总算做过一任县尉，一任河南府水陆运从事，功名似乎比孟浩然好些，但他的经济情况，恐怕远不如孟浩然。他搬家的时候有一首《借车》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其贫穷可想而知。此外，孟浩然有儿子，孟郊生了三个儿子，都不幸早夭，韩愈在他失去第三个儿子时写了一首《孟东野失子》诗安慰他，他自己也有《悼幼子》诗。此外，他还有《杏殇》诗九首，也是哭儿子的诗，其孤苦又可想而知。由此看来，孟郊的生活之艰苦与贫困，更甚于孟浩然。因此，孟浩然诗的古淡出于胸襟的旷达，而孟郊诗的古淡是寒士的悲鸣。　　 　　韩愈是唐代散文的革新家，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古口号下，要求写文章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而千万不可用“陈言”。他的散文，在修辞造句各方面，都创造了新的路子。他的诗，也清淡得象散文一样，使后世人说他是以文为诗，孟郊的诗之所以获得韩愈的高度赞扬，就由于他们二人的艺术观念及实践走的是同一条路子。韩愈在《荐士》诗中赞扬孟郊是陈子昂、李白、杜甫以后的材力雄骜的诗人：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　　 　　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　　 　　敷柔肆纡馀，奋猛卷海潦。　　 　　在《贞曜先生墓志》中，韩愈给孟郊的诗写下了最后的评语：　　 　　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　　 　　这两段评语，本身已不容易解释，但它们的用字造句，已体现了韩、孟二人共同的创作方法。韩愈称许孟郊的诗句是：“横空盘硬语”，但是“妥帖”而有力。后来王安石就用这两句来称赞韩愈的作品。选用新的字眼，创造新的语词，不顾四声谐合，故意做生硬的句子，完全不用形象思维，以直说的方法表达自己幽忧的思想情感。有时推己及人，对被压迫、被奴役的下层人民寄与同情，使他的许多作品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孟郊的诗，现在还有《孟东野诗集》十卷，三百多篇。从来选诗的人，对于他的诗，没有一致的选录标准，因此就没有公认的代表作。许多选本里都选了他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全唐诗》这首诗题下有一个小注：“自注，迎母溧上作。”说明此诗是孟郊任溧阳尉时迎接他母亲而作。但看诗意却不对头。诗意分明是儿子出门旅游，临行时母亲为他缝制衣服，儿子有感而作。看来这个注不很可信。第三、四句从来没有注解，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一种民间风俗，就不能解释得正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寸草心”是指儿子的一点孝心，“三春晖”是比喻母爱的温暖。　　 　　这首诗，刘须溪评之为：“诗之尤不朽者。”(《评孟东野集》)贺黄公云；“真是六经鼓吹，当与退之《拘幽操》同为全唐第一。”(《载酒园诗话又编》)这是从儒家教忠教孝的观点来评品其思想教育作用，若论诗的艺术，则此诗毕竟还浅，不能为孟郊的代表作。　　 　　现在我选讲三首诗，代表他的三个方面，第一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长安早春　　 　　旭日朱楼光，东风不惊尘。　　 　　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　　 　　探春不为桑，探春不为麦，　　 　　日日出西园，只望花柳色，　　 　　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这首诗通体字句平顺，见不到“钩章棘句”的特征。“风不惊尘”即“风不扬尘”之意，只有这个“惊”字是孟郊的炼字法。“探春”是唐人春游的名词，《开天遗事》云：“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为探春之宴。”诗人看到在晴和的早春天气，城中美人都出郭作探春之游。可是，这些从五侯第宅中出来的公子美人，他们所探的春，只是花容柳色，而农民在这早春季候所关心的却是桑麦的收成。因此，诗人发出感慨，叹息田家的春光不是五侯第宅中的春光。长安早春，是封建贵族和农民所共有同享的，但是他们对春天的认识却如此之不同。作者只用最后十个字，刻画了封建贵族的不知稼穑之艰难。　　 　　其次，我再从《寒溪诗》几首中选了最后一首：　　 　　溪风摆馀冻，溪景衔明春。　　 　　玉消花滴滴，虬解光鳞鳞。　　 　　悬步下清曲，消期濯芳津。　　 　　千里冰裂处，一勺暖亦仁。　　 　　凝精互相洗，漪涟竟将新。　　 　　忽如剑疮尽，初起百战身。　　 　　《寒溪》诗八首，用许多奇特的描写和比喻来赋咏大地回春、雪消冰解的溪水。这八首诗的作者意图，不易捉摸，似乎是诗人的生活在艰难困苦了好久之后，获得好转，有春风解冻之感。这八首诗的用字、造句、构思，都可以见到孟郊的特征。　　 　　第一、二句，溪风摆脱了馀寒，就是说溪上的风有暖意了。因此，溪上的景色显露了明亮的春光。这个“摆”字和“衔”字，一般人都不敢用，也不愿用的。第三、四句形容溪水解冻，“玉消”表现冰块之白，融化时如玉之消，好象一滴滴的白花。“虬解”是形容整个冰溪如一条龙似地在融解，在阳光中闪亮着如一片片的龙鳞。第五、六句写诗人在清溪曲处，把脚伸下去，想在春芳的溪水中冼洗。“悬步”这个语词，也是诗人的新创，形容脚步象挂下去那样。“消期”的“消”字有点费解，不知是不是可以读作“稍”字。第七、八句说，在洗脚的时候，感到千里长溪，只有此处的冰已融裂，虽然只有“一勺”那么小的暖意，也可以觉得是大自然的仁心了。第九、十句是形容冰块互相冲洗，溪水流动若新的涟漪，“凝精”指冰块，“涟漪”是冰化成的溪流。最后两句把整个冰冻的寒溪比之为遍体疮痍的百战之身。现在冰融水暖，好象剑疮都已愈合消失，百战之身重又获得了新的生命，站起来了。　　 　　教坊小儿　　 　　十岁小小儿，能歌得闻天。　　 　　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这是我选的第三首，用它来代表孟郊的许多悲叹生活遭际的愁苦诗。教坊是唐玄宗设置的宫廷音乐机构，这里培养出许多歌童舞女。诗人看到一个十岁的歌童，因为歌唱得好，便受到皇帝的恩遇。闻天，就是为皇帝所知名。接下去就对照到自身：一个六十岁的孤老人，虽然以能诗著名，但却不为皇帝所知，只好独对川流，象孔老夫子一样叹息年华如逝水般过去(临川是用《论语》“子在川上”的典故)。去年在长安的大寺里，曾经举行过盛大的佛会，许多歌伶都集中在那里赛歌。有人能唱“竹枝词”，就可以端坐在绳床上享受供养，而我这个能吟诗的孤老人，却不如那个能歌的后生小子，因此只好惆怅地翻看《诗经》，慨叹诗道凌夷。这里反映出一个情况：“竹枝词”是刘禹锡在巴鄂之间采访得来的民歌，经他写成诗体传诵一时。看孟郊这首诗，可知当时“竹枝词”已大为流行，能唱“竹枝词”的歌伶，极受欢迎。孟郊另有一首《自惜》诗，前四句云：“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也表示了他感到自己的诗已为陈旧的风雅，不如新流行的巴州“竹枝词”之为世俗所爱唱。　　 　　以上三首诗，大致可以代表孟郊的几种风格。这些风格，在思想内容方面，是他的孤苦贫寒的生活的表现，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是他的孤僻、高洁、不谐俗的性格的表现。而他的独特的性格，也正是他的生活造成的。此外，韩愈的影响，恐怕也是酝釀成孟郊诗格的外来因素。　　 　　孟郊的诗，虽说上承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的传统，但他的诗已不能用“古淡”二字来评品。韩愈《荐士》诗中称他为“酸寒溧阳尉”，刘叉《答孟东野》诗中也称他为“酸寒孟夫子”，“酸寒”二字是概括他的生活和诗格的。与孟郊同时，有一个诗人，比孟郊小二十八岁，也为韩愈所赏识，这就是做过和尚的贾岛。贾岛的诗和孟郊同一风格，故苏东坡并称之为“郊寒岛瘦”。此二人在唐诗史上以寒、瘦著名，清代曾有过一个爱诗的贵族，为孟郊、贾岛二人合刻了一部诗集，即名为《寒瘦集》。　　 　　孟郊的诗，到了北宋时代，发生了两种影响，一种是他的诗法，随着韩愈的文艺理论，影响了宋诗，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其间生涩的用字和拗硬的句法，都可以说是有孟郊、贾岛的影响在内。一方面是孟郊的诗在北宋曾引起过新的评价，宋人对孟郊的诗，一般是肯定的，但同时不喜欢他的诗，以为是太枯槁无味。苏东坡有二首《读孟郊诗》，现在都引录在这里：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　　 　　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　　 　　孤芳擢荒秽，苦语馀诗骚。　　 　　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　　 　　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　　 　　又似煮蟛越，竟日嚼空螯。　　 　　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　　 　　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销膏。　　 　　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　　 　　不如且置之，饮我玉卮醪。　　 　　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　　 　　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　　 　　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　　 　　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　　 　　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　　 　　不恍踏船翻，踏浪不踏土。　　 　　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纻。　　 　　嫁与踏浪儿，不识离别苦。　　 　　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　　 　　两首诗表现了苏轼读孟郊诗后的感想。在寒灯下读小字的诗集，觉得时常发现“佳处”，仿佛从“荒秽”之中发现了“孤芳”，虽然都是些“苦语”，也还是诗骚之馀绪。这些诗，是一位饥寒诗人的呼唤，句句都是从肺腑中迸发出来，可是它们出来之后，却使读者也愁到肺腑。以上是苏东坡给孟郊诗的评价。但是，他却不爱读这种诗，他以为读这种诗，如食小鱼，得不偿劳。人生短促，何必使两耳去听这种寒虫哀鸣的诗呢?于是，孟郊诗的佳处，又正是苏东坡不爱读孟郊诗的理由。但是，在第二首诗中，苏东坡又说，尽管他憎厌孟郊的诗，自己却也不免要做几句孟郊式的诗，因为孟郊的诗，能触动他的旅羁之感。　　 　　苏东坡在这二首诗中，矛盾地表示了他对孟郊诗的感受，这也正代表了后世一般读者的看法。宋人诗话中，常有论到孟郊的，大多肯定他的诗的风格，而不喜欢他的愁苦的音调。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诗病五事》)这就批评到孟郊的世界观，以为他不善于安贫乐道。可是，如果孟郊能象宋代儒生那样安贫乐道，也就不会留下这许多酸寒艰涩的诗了。

却上心头

64贾岛：诗六首

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中顺便批评了四位唐代诗人：“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元、白是元稹和白居易，郊、岛是孟郊和贾岛。在元和、长庆年间，元、白和郊、岛是两种风格极不相同的诗派。元、白诗秾艳、流利、通俗；郊、岛诗清淡、寒涩、怪僻。元、白的诗，苏东坡用“轻俗”二字来概括；郊、岛的诗，用“寒瘦”二字来概括。这两派诗风，苏东坡都是不喜欢的。至于“轻俗”和“寒瘦”这两个状词，恐怕只能认为两个概念，而不是四个概念。因为轻与俗，寒与瘦，并无多大区别，它们只是一个语词的分开来使用。　　 　　李嘉言在《长江集新校》的前言中说：“所谓瘦，即指其表现日常眼前的寒苦、僻涩、狭窄、琐细的生活、思想与见闻所形成的风格而言。就其每首诗来说，突出地表现他这种思想作风的虽然不多，但他片言只语地表现这种思想情绪的却为数不少。这就构成了一种倾向，给人一种消极低沉的感觉。”这一段话，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贾岛诗的风格。但这一段话同样也适用于孟郊。我们无法在“寒”与“瘦”之间作出更具体的区别。因此，这一段话，事实上是“寒瘦”的论解。不过李嘉言所编的是贾岛的诗集，他在这里只能引一个“瘦”字。　　 　　贾岛，字浪仙，范阳(今北京)人。《唐才子传》说他字阆仙，明清人诗话中也常称为贾阆仙，恐是传写之误。他早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无本，从小就喜欢做诗。元和五年(公元八一O年)，到洛阳和长安，以诗谒见张籍、韩愈、孟郊。这时已三十二岁了。韩愈极赏识他的诗，劝他还俗应举。于是他脱下袈裟，一面应试，一面与张籍、孟郊、卢仝等为韩愈门下诗友。可是他历次应试，都不得及第。在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又因事与平曾等十人同遭贬斥，被称为“举场十恶”之一。贬斥的制书上说他们是“僻涩之才，无所采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已无从知道。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五十九岁，因飞谤事，贬为长江主薄。这是《新唐书》本传的记载。所谓“飞滂”，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文献记录。他既然平生没有及第，不知由那一条门路进身做官。既然史书上说是“贬为长江主簿”，可见原来已做了比主簿高的官职。可是这又不见记录。元和十年十二月，太行山百岩寺高僧怀晖卒于长安章敬寺，贾岛集中有《哭柏岩禅师诗》，宋《高僧传》有《柏岩禅师传》，说“岳阳司仓贾岛为文述德”，似乎贾岛曾为柏岩禅师撰写传记或碑志，而此文现在亦不可见。元和十年，贾岛三十七岁，已经做了岳阳司仓参军，这件事也没有别的记载可以参证。又《鉴戒录》称普州有岳阳山，贾岛死后即葬于此山下。然则所谓岳阳司仓即是普州司仓，那么也决不是元和十年的事。总之，贾岛的生平，虽然已有李嘉言编的年谱，还有许多情况无法了解。　　 　　孟郊以穷著名，贾岛虽然不比孟郊富裕，却以苦吟出名。他有一首《戏赠友人》诗，描写自己每日非作诗不可：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　　 　　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　　 　　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①。　　 　　一天不做诗，心源就会枯涸如废井。以吟咏为绳索，以笔砚为转动绳索的辘轳，第二天清早再向心源中汲取，依然还有清冷的泉水。贾岛就这样地天天做诗，因此有了许多形容他苦吟作诗的故事。　　 　　一个故事说他在长安时，行坐寝食，苦吟不辍。有一天，骑了驴子走在大街上，看到秋风正厉，落叶满地，就得了一句诗：“落叶满长安”，正在沉思配一个对句，忽然想到一句“秋风吹渭水” 　　，自己大为高兴。这时京兆尹刘栖楚正在街上前呼后拥而来，贾岛痴不痴、呆不呆地不知避让，冲犯了京兆尹的队伍，被拘留了一夜，次日才得释放。　　 　　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骑了驴子去访朋友李馀，路上想到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想第二句的“推”字应当改为“敲”字，在“推”、“敲”二字之间，无法选定，于是伸出手来作推门、敲门的姿势。不知不觉间，冲犯了京兆尹韩愈的队伍。皂隶把他拘捕到韩愈马前，韩责问他为何胆敢冲犯官家出行的队伍。贾岛老实地把情况讲明。韩愈想了一下，说道：“还是敲字好。”于是邀请贾岛一道回家，二人就此成为诗友。　　 　　还有一个故事，说贾岛住在长安法乾寺，及第后不久，有一天，宣宗皇帝李忱微行来寺游玩，听到钟楼上有人吟诗，就登楼访问。在贾岛书桌上取诗卷浏览。贾岛不认识皇帝，抢回诗卷，怒气冲冲地说；“你吃得胖胖的，也懂诗吗?”皇帝就不做一声，下楼而去。后来贾岛才知道他得罪了皇帝，大为惊恐，跪到宫门前去伏阙请罪。过了几天，皇帝有命令，给他分配一个远地的清流官，以示降谪。于是吏部派他去做遂州长江县主簿。　　 　　这些都是唐宋以来流传的小说家言，与事实都不合。贾岛卒于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宣宗李忱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中，在会昌六年。可知贾岛不可能遇见宣宗皇帝。不过这些故事，都反映了贾岛的刻苦吟诗，在唐代诗人中是很突出的。他有一首《送无可上人》诗，其颈联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两句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他在这二句下自己注了一首绝句：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他花了三年时间，在痛哭流泪的感情下找到这两句诗。如果不被知音人所欣赏，他就只好回到老家去高卧，一辈子不做诗了。　　 　　贾岛的苦吟，是把精力全用在律诗的中间二联上，特别是颈联。明代的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中说：　　 　　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律，更无古体。五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带过一串，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鬚”也。　　 　　这一段说明了晚唐诗的情况。张籍的影响，我以为未必如此显著，贾岛的影响，则确然如此。而且非但晚唐诸家多受贾岛影响，到了南宋，江湖诗人及四灵的诗创作，也大多用功力于五言一联。一联既得佳句，再配首尾以成全篇。这样做诗，是先有章句，然后有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从一联佳句中生发出来的。因此，这些诗人的作品，往往是仅有佳句而无全篇的佳作。诸家唐诗选本，选贾岛诗，也象选孟郊诗一样，选不出公认的名篇。即以他费三年苦心吟成的两句来看其全篇：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　　 　　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无可是一位擅书法、善作诗的高僧，长安人。俗姓也是贾。贾岛未还俗时，和无可同在青龙寺，以从兄弟相称。这首诗是送无可漫游江南。第一联说在山雨初霁的时候送别无可。第二联说无可带着拂塵离开了本寺，暂时和俗家的亲人在秋蛩的鸣声中离别。第三联就是他苦吟所得的名句，描写无可在旅途中独自行走，只有潭底的影子伴随；屡次休息的时候，也只是靠着树木。把这一联用在这首诗里，只是描写了无可旅程的孤独。最后一联，大约是说无可去的地方在天台附近，可见他毕竟与烟霞有缘分，得与天台名山为邻居。　　 　　再看他推敲所得的名句的全篇：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並，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首诗《唐才子传》说是访李馀幽居而作，但《长江集》中却是《题李凝幽居》。李凝其人不可考。张籍也有一首《题李山人幽居》诗，开头云：“襄阳南郭外，茅屋一书生。”可能是贾岛和张籍同到襄阳去访问这位山人李凝，在他的“幽居”中住了几天，临别时作此诗题赠。第一联写明“幽居”的环境：很少邻舍，一条丛草的小路，通入一个荒芜的园子。主人就闲居在这里。第二联描写这个少邻舍的荒园：归鸟已经栖宿在池边树上，而月光下还有一个和尚来敲门访问主人。这显然是夜间的情况。第三联从字面上讲：过了桥还分得野色。意思是说，过了桥还在郊野中。向来以为云生于山石，所以，如果移动山石，就会摇动云根。第四联是说：我这回暂时告别，不久还要来的。我和你已约好共同在这里隐居，决不会失约食言。　　 　　我们再看“落叶满长安”的全篇：　　 　　忆江上吴处士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此诗怀念乘船去闽中的吴处士，分别才一个月，吴处士还在水道旅程中，故诗题云“江上吴处士”。自从吴处士走后，月亮亏而又团。现在是渭水上刮起秋风，长安满地都是落叶的时候。回忆起我和吴处士在此地聚会的那天晚上，正是雷雨交加的初寒天气。可是你一去之后，还没有乘船返回，我只在向海天云水之间盼望你的消息。　　 　　这三首诗，总的看，都不能说是好诗。三联警句，只有“秋风生渭水”一联，和上下文配搭得较为自然，其他二联，显然都是硬装进去的。《题李凝幽居》一诗，较多为选家取录，但是我以为它是这三首诗中虽差的一首。这首诗每二联之间，都没有逻辑的关系。第二联“僧敲月下门”，暗示了诗人初访幽居。可是尾联却分明是诗人辞别之言。再说，全诗第二联写幽居夜景，第三联又好象是叙述诗人已走上归途。以致这首诗的主题和时间性都不明白。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了贾岛的三首五言律诗：《暮过山村》、《赠王将军》和《宿山寺》。又加了一个注云：“长江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句’，风格颇高，惜通体不称，故不全录。”他已经认为这首诗有句无篇，但如果把此诗和《送无可上人》、《题李凝幽居》二诗比较一下，恐怕这首诗还应当说是较好的。　　 　　暮过山村　　 　　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　　 　　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沈德潜选录了这首诗，其实未必比《忆江上吴处士》好些。第二联也算是作者的名句，为来人所称赏。但第三联与上下文的关系却使人无法了解。沈德潜在此诗下有一个评语：“落日、初月，平头之病。”这是指出这首诗所犯的声病，他以为日、月二字都是入声，是犯了平头之病。但是这个评语是非常错误的，使人怀疑沈德潜是否了解何谓平头。　　 　　平头是沈约所发明的四声八病之一。沈约的原文已不可见，但他的八病说还部分保存在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中。平头是八病中的第一病。“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又云：“上句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与下句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　　 　　据此可知声病存在于五、七言诗的上下二句之间。所谓上下句，是第一、二句，第三、四句，第五、六句，或第七、八句。所谓第六字，即下句第一字；第七字即下句第二字。平头之病，在上下句第一、二字用同声字，但第二字尤其重要。例如“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此联中“独”与“数”都是入声，已犯声病；但第二字“行”与“息”，一平一仄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一联的上下句第二字也同声，那就犯了平头之病，在诗的声调上是最不美听的。沈德潜指出的“落日”，在全诗的第四句，第二联的下句。它的调声关系在上句的“怪禽”。“怪禽”和“落日”，并不犯平头之病。沈德潜说“日”“月”二字同为入声，犯了平头之病，把调声的关系牵涉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了。他似乎忘记了律诗的第四句和第五句的第二字，本来应该是同声的。大约沈氏在抄诗之际，误把这两句诗认为一联的上下句，发现了“日”“月”二字同声，贸然加注，说贾岛此诗犯了平头之病。这个注会贻误后学，所以我要在这里顺便指出沈氏的疏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　　 　　①此诗用上声韵，但“辛”字现在却属于平声，不知是否唐人读作上声。

却上心头

65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人。他的生平不甚可知。据诸家记录，仅知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的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盐铁判官。刘长卿有《哭张员外继》诗，自注云：“公及夫人相次没于洪州。”大约就在大历末年。他的朋友，除刘长卿以外，有皇甫冉、窦叔向、章八元、顾况，都是诗人。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元年至大历暮年诗人二十六家的诗一百三十二首，其中有张继诗三首。高仲武评云：“员外累代词伯，积习弓裘。其于为文，不自雕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如‘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可谓事理双切。又‘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比兴深矣。”从评语看来，可知他家世代是诗人，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他是谁的子孙。他的诗见于《全唐诗》者，只有四十馀首，其中还混入了别人的诗。但宋人叶梦得曾说：“张继诗三十馀篇，余家有之，”(《石林诗话》)可知他的诗，在南宋时已仅存三十馀首了。　　 　　在唐代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恐怕也算不上名家，《唐诗品汇》把他的七言绝句列入“接武”一级中。如果这首《枫桥夜泊》诗没有流存下来，可能今天我们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这首诗首先被选入《中兴间气集》，题目是《夜泊松江》。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直到《唐诗三百首》，使这首诗成为唐诗三百名篇之一，传诵于众口了。　　 　　从现存的张继诗中，可知他到过严州，有《题严陵钓台》诗。到过会稽，有《会稽郡楼雪霁》、《会稽秋晚》诗。也到过苏州，有《游灵岩》、《阊门即事》和这首《枫桥夜泊》诗。大约诗人在吴越漫游时，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某一个码头边歇夜。吴江的下游就称松江，故至今合称吴松江。流过上海的这一段，现在称为苏州河。　　 　　“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一句说明了季候。霜，不可能满天，这个“霜”字应当体会作严寒；霜满天，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因为严寒，乌鸦都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下弦。旅客在船中睡眠，这不是愉快舒服的睡眠，而是有羁旅之愁的睡眠。这一夜的睡眠又无人作伴，只有江上的枫树和夜渔的火光和旅人相对。这一句本来并不难解，只是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对愁眠，就是伴愁眠之意。后世有不解诗的人，怀疑江枫渔火怎么能对愁眠，于是附会出一种讲法，说愁眠是寒山寺对面的山名。直到现代，还有人引此说来讲此诗，大是谬误。接下去，诗人说在这样光景之下，旅客已经不容易入睡了，何况又听到苏州城外寒山寺里的钟声，镗镗地传来。这首诗是一般的赋写景物的诗，没有比兴的意义，读者也无可深入研究。可是到了宋代，欧阳修读这首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六一诗话》中说：　　 　　“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不知是记忆之误，还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　　 　　对于欧阳修提出的问题，许多人都不同意。《王直方诗话》引于鹄诗：“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又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复斋漫录》引皇甫冉诗：“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引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这些都是唐代诗人所听到的各地半夜钟声。范元实《诗眼》又从《南史》找到半夜钟的典故。《石林诗话》又证明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这样，问题总算解决了，欧阳修被群众认为少见多怪。　　 　　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一处名胜古迹。在北宋时就有好事的慈善家捐资修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有一段记录云：　　 　　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孙承祜尝于此建塔，迎长老僧庆来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饰完备，面山临水，可以游息。旧或误为封挢，今丞相王郇公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　　 　　据此可知寒山寺在宋代为普明禅院。凡是称“禅院”的，人民习惯上都还是称之为寺。那么它应当是普明寺。但是叶梦得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也.”(《石林诗话》)这里又出现了枫桥寺的名称。大概寒山寺、枫桥寺都是俗名，而普明寺是正名。不过，由于张继此诗的影响太大，自唐代至今，一般人都只知道寒山寺。　　 　　枫桥，在北宋时已误为封桥。王郇公是王珪，北宋仁宗时宰相。元丰六年封郇国公。他罢相后住在苏州，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因此就纠正了封字之误。由此可知他写的诗题是“枫桥夜泊”而不是“夜泊松江”。关于这首诗和诗题，我们不免还有怀疑。如果张继的船就停泊在寒山寺外枫桥下，那么他听到的半夜钟声，一定就从岸上寺中发出，为什么他的诗句说是“姑苏城外寒山寺”，而且这钟声是“到”客船呢?我以为《中兴间气集》选此诗，题为《夜泊松江》，这是张继的原题。他的船并不是停泊在寒山寺下，或说枫桥下。而是离开寒山寺及枫桥还相当远的松江上。这样，第三、四句诗才符合情况。《枫桥夜泊》这个诗题，看来是宋代人改的。《全唐诗》在此诗下注云：“一作夜泊枫江。”可能这一段吴江又称枫江。后人不知，改为枫桥。由“夜泊枫江”而成为“枫桥夜泊”。　　 　　王珪写刻的《枫桥夜泊》诗碑，没有拓本传到今天，不知有无文字异同。南宋时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其中提到这首诗，第二句却是“江村渔火对愁眠”。到明代，王珪所写的那块碑大概已经遗失，因此由苏州书家文徵明再写一通，亦刻于石。这块碑，到了清代末年，已漫漶不清，于是由经学家俞樾(曲园)又写刻了一块诗碑。俞曲园这块碑正面写张继诗，后附跋语三行，文曰：　　 　　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莜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俞樾。　　 　　碑阴还刻有附记八行，文曰：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此诗宋王郇公曾写以刻石，今不可见，明文待诏所书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属余补书，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　　 　　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　　 　　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　　 　　俞樾　　 　　这是俞曲园写诗时对原诗文字发生了疑问，就写了这一段诗话。光绪丙午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O六年)，筱石中丞是江苏巡抚陈夔龙。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刻在碑侧。正书五行，文曰：　　 　　张懿孙此诗，传世颇有异同。题中枫桥，旧误作封桥。《吴郡图经续记》已据王郇公所书订正。诗中渔火，或误作渔父，雍正辑《全唐诗》所据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则亦不以父为定本也。《中吴纪闻》载此诗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足可依据。曲园太史作诗以证明之，今而后此诗定矣。光绪丙午，余移抚三吴，偶过此寺，叹其荒废，小为修治，因刻张诗，並刻曲园诗，以质世之读此诗者。贵阳陈夔龙。　　 　　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历代传抄，文字谬误，产生了这许多纠葛。俞曲园虽然说“千金一字是江村”，可是他自己却仍然写“江枫”，于是他的写本，正如陈筱石所说，从此成为定本。寒山寺因张继的诗而成为苏州著名的古迹，俞曲园的书法又为当世所重，而且俞曲园就在当年十二月逝世，这块诗碑极为中外人士所珍视，拓本流传甚广。日本旅游者，来到中国，必去寒山寺观光，顺便买一张俞曲园写的诗碑拓本回去作纪念。但是流传的拓本，只有碑面《枫桥夜泊》诗及跋语三行，碑阴及碑侧文字，向来不拓，因此我要给它们在这里做个记录，以保存这一段唐诗逸话。　　 　　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诗人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张溥泉的大名也是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添了一段佳话。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溥泉诗碑並列于寺中。听说，康有为也写过这首诗，有木刻在寺中，我没有见过。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想以这个名义把寒山寺诗碑运去。日本人所要的当然是俞曲园写的那一块。汉奸们不敢触怒人民，把原物送去献媚，于是请苏州石师钱荣初依原样复刻了一块。刻得极好，足以乱真。后来不知怎么，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去日本，就留在南京，至今植立在煦园里。　　 　　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附记】　　 　　近日读郑逸梅所著《文苑花絮》，其中记张溥泉书碑事，可补此文所未详，故节录于此：　　 　　吴湖帆以为俞曲园写的碑石已经残失，因此想到张溥泉亦名继，最好请他补写一石。但吴湖帆与张溥泉不相识，乃托濮一乘代请。不久，吴见报载张公逝世，甚恨请之已晚。不意过了几天，濮一乘以张公写本寄来，附函云：“此乃张公逝世前一日所写。”湖帆悲喜交集，即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　　 　　张公写此诗后，亦有跋语，今并录于此：　　 　　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来往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　　 　　又，近日又见一种宋人笔记，其中记王珪写此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今王珪所写碑已不可见，不知此说信否。俞樾写此诗后，当年即下世。张溥泉写此诗后，越日即逝。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家看来，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却上心头

66严维：酬刘员外见寄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　　 　　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　　 　　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　　 　　欲识怀君意，朝朝访楫师。　　 　　严维，字正文，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早年隐居桐庐。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因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年已四十馀。后历秘书郎，辟河南节度使幕府，迁馀姚令，终于右补阙。以上是《唐才子传》作者辛文房从严维诗集中钩稽出来的小传。但姚合《极玄集》却说“严维，字正文，山阴人，至德二载进士，历诸暨及河南尉，终校书郎”。查诗集中有一诗，题曰：《馀姚祇役奉简鲍参军》，大约这就是辛文房以为他曾为馀姚县令的根据。其实“馀姚祇役”只是说他因公出差到馀姚，不能理解为任馀姚县令。　　 　　《国秀集》收“进士严维”诗三首，大约都是至德二年成进士前后的作品。《极玄集》选了他的诗四首，该是晚年的诗了。但《中兴间气集》中却没有严维的诗入选。　　 　　严维与刘长卿、朱放、丘为、李端为诗友，虽然不在大历十才子之列，但他的诗风也和十子差不多。在当时，严维大约还是一位名家，到了后世，声名渐减，也许是由于他存诗不多之故。《国秀》、《极玄》两集中所选的严维诗，到后世也并不为人称道。倒是这里选录的一首诗，却经常在诗话中被提出来评论。这首诗是酬答刘长卿而作。刘长卿任睦州司马，作了一首诗寄给严维：　　 　　随巷喜阳和，衰颜对酒歌。　　 　　懒从华发乱，闲任白云多。　　 　　郡简容垂钓，家贫学弄梭。　　 　　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　　 　　此诗前六句是描写他的闲官生活，最后二句是将严维比为严子陵，希望他来会晤。严维写了一首诗酬答。这首诗第一、二句用了一个典故，其意义不很清楚。苏耽是汉文帝时桂阳人，因孝母而得道成仙。其事迹见《神仙传》。苏耽没有做过佐郡的官，也和白云无涉。严维此二句，意在恭维刘长卿，因为刘是睦州司马，正是辅佐郡守的官。“白云”是酬答刘长卿诗中的“闲任白云多”之句。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用苏耽的故事却不可解。也许睦州历史上有过另外一个苏耽。　　 　　“药补”二句是写刘长卿居官多暇，可以服药养生，在晴窗下吟哦好诗。“柳塘”二句是写睦州风景。最后二句是说：我天天在想雇船去拜访你。由此，你可以知道我怀念你的心情。这首诗，从整体来看，并不好。颔联与颈联，没有关系。颔联又没有承上的作用，颈联没有启下的作用。再加上第一、二句意义不明。使这首诗好象是硬拼凑起来的四联八句。两本唐人诗选都没有选入这首诗，可知它在当时并不引起重视。　　 　　到了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记下了一段他和梅圣俞谈诗的话，今全录于此：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寓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这一段话，表明了宋代人欣赏诗的方法。他们注意的是一联一句，并不重视全篇。而这也正是中晚唐人作诗的方法，先得一联好句，然后拼凑成诗。欧阳修在这一段诗话中，列举了梅圣俞所欣赏的唐人佳句，以为它们都能做到“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严维的“柳塘”二句也在其内。　　 　　后来，刘贡父(攽)作《中山诗活》，提出了异议：　　 　　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梅圣俞爱严维诗曰：“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固善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也。　　 　　刘贡父反对摘句论诗，以为不能见到诗人雄材远思的人格。这意见是正确的。但他接下去评论严维这两句诗，以为“夕阳迟”三字扣住了花，但“春水漫”何必要扣住柳呢?这个观点，使人不解。因此，就有胡元任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反驳道：　　 　　此论非是。“夕阳迟”乃系于坞，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　　 　　二人所争的是“夕阳迟”、“春水漫”和什么发生关系。刘贡父以为“夕阳迟”可以是写花，而“春水漫”却和柳没有关系。胡元任以为“夕阳迟”是形容山坞，“春水漫”是形容池塘，根本与花柳无关。如果依刘贡父的观点，那么，春水不能漫于柳塘，而夕阳迟又何以一定要在花坞里呢?　　 　　宋人作诗，讲究句法，上下要有联系。“柳塘春水漫”一句五字，就要研究春水漫与柳塘之间，有何必要的联系。一个说春水漫与柳无关，所以诗句中的“柳”字是落空的，不如夕阳迟与花有关系。一个说夕阳迟是坞里的景色，和花也没有必耍的关系，故不能说夕阳迟是扣住花的。宋人诗话中，常常有这样可笑的辩论，因而清人诗话中，就常常有驳正宋人的评语。　　 　　贺黄公(裳)《载洒园诗话》云：　　 　　宋人作诗，极多蠢拙，至论诗则过于苛细，然正供识者一噱耳。如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此偶写目前之景，如风人“榛苓”、“桃棘”之义，实则不止于榛隰，不止于苓园。亦不止于桃棘也。刘贡父曰：“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不须柳。”渔隐又曰：“此论非是，夕阳迟乃系于坞，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不知此乃酬长卿之作，偶尔寄兴于夕阳春水，非咏夕阳春水也。夕阳春水。虽则无限，花柳映之，岂不更为增妍，倘云野塘山坞，有何味耶?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也提到此诗：　　 　　刘贡父云：梅尧臣爱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固善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也，似未尽善。”余阅之，不觉失笑。夕阳迟，春日迟迟也。何为系花?春水漫，水流漫也，何关于柳?宋人之着相强解事，类如此。　　 　　严维这一联诗，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批评。明人胡应麟的《诗薮》云：“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字与意俱合掌，宋人击节(以为)佳句，何也?”原来胡应麟把“漫”字误为“慢”字。因而以为“慢”与“迟”同义，在句法上是犯了合掌之病。他又说这二句诗意也是合掌，这就不知道他如何解释这一联了。　　 　　贺黄公还有一段议论云：　　 　　中唐数十年间，亦自风气不同。其初，类于平淡中时露一人情切景之语。故读元和以前诗，大抵如空山独行，忽闻兰气，馀则寒柯荒草而已。如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诚为佳句，但上云“窗吟绝妙辞”，却鄙。　　 　　这里讲到中唐初期的诗风，也就是大历诗风，往往有佳句而无全篇好诗。贺黄公赏识“柳塘”一联为佳句，却以上联“窗吟绝妙辞”为鄙句。这是他批评得还较为委婉，其实“柳塘”一联在全诗中却没有必要的联系，既不承上，又不启下，尽管这十个字写景极妙，但对于全诗却不起什么作用。严维另外有一联诗云：“柳塘薰昼日，花水溢春渠”(《酬王侍御西陵渡见寄》)，完全同一意境，更可知是先有成句而后凑足全诗。但是读者是瞒不过的，到如今，也只有这一联代表他的名声。　　 　　杭州西溪，有一个地名，正叫花坞。四十年前，我曾于傍晚经过那里，微吟严维这两句诗，觉得情景宛然，很佩服诗人能捕捉这一时间的山容水色。同时诗人李嘉祜也有一联云：“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也可以和严维比美。 　　一九儿四年十月十六日

却上心头

67白居易讽谕诗：两朱阁

在郊岛的寒瘦与昌谷、温、李的秾艳之外，元和、长庆年间，还有一个极为流行的元白诗派。元是元稹、白是白居易。他们是亲密的诗友，互相唱酬，互相影响。由于志同道合，他们的诗自成一种风格，当时被称为元和体。他们的诗，无论文字或思想内容，都力求明白浅显，走文学大众化的道路。元稹在为白居易诗集作的序文中，说他们的诗，在“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是他们的诗在当时普遍为各阶层士民传诵的记录。但是，明白浅显、流利通俗的诗歌，很容易为典雅派诗人所轻视。时代稍后一些，有诗人杜牧，在他为李戡作的墓志中，叙述李戡的文艺思想云：“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治之。”这是杜牧用李戡的名义说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到了宋代，苏东坡在“郊寒岛瘦”一句之下，又加了一句“元轻白俗”，他批评元稹的诗体为轻薄，白居易的诗体为浅俗。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自有这两种风格。走通俗化道路的文学，不能为士大夫所欣赏；文字典雅的士大夫文学，也不能为人民大众所欣赏。各有各的服务对象，我们无须在他们之间评定甲乙。　　 　　元白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诗体通俗化，取得广大士民的爱好，而是他们首先有意识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陈子昂早已提出过诗要合于风雅比兴。元结也主张诗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韩愈也有过“文以载道”的理论，这些观点，都是为元稹、白居易开了先河。到白居易才正面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就是说文艺创作必须能反映时代现实，并为时代现实服务；所谓“为事”，就是说文艺作品必须写政治、社会、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实，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　　 　　白居易以为《诗经》的六义，比兴最为重要。通过比兴这种创作方法，使诗歌能起讽谕的作用。他列举《诗经》以后的诗人，如屈原、宋玉的楚辞，苏武、李陵的五言诗，他们所写的只是个人的牢骚失意，“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虽然苏、李以双凫一雁为离别的比喻，楚辞以香草恶鸟为君子小人的讽刺，还不失比兴之义，但毕竟题材只限于写个人的彷徨抑郁，不及其他。晋宋以后，谢灵运的诗歌，多写山水；陶渊明的题材，亦限于田园。此外江淹、鲍昭之流，题材更狭。直到梁陈之世，诗人所作，都是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论到本朝，白居易肯定了陈子昂、鲍防的“感遇”、“感兴”。对于李白，他以为是别人所不能企及的奇才，但是又说：在李白的诗中，风雅比兴，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对于杜甫，他首先赞扬杜甫的诗格律精细，尽善尽工，可以传世者千馀首。但是接着又说，杜诗中有讽谕意义的诗，如“三吏”、“三别”诸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句子，也不过占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三四①。　　 　　白居易对历代大诗人的评论显然是太苛刻了一点，但他并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为了强调他所主张的诗要有讽谕作用这个观点。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公元七七二年)，正是杜甫逝世之后一年。贞元十六年(公元八OO年)举进士第，年二十八。贞元、元和之际，白居易在长安，把平日所闻所见的事情，写成十首《秦中吟》，开始实践他的诗歌理论。《秦中吟》十首的题材如《议婚》，劝人娶妻不要娶富家女。《伤宅》劝有钱人不要大兴土木，建造园林；不如把钱财用于拯救穷贱人。《不致仕》讽刺年满七十还不肯退休的官员。《轻肥》揭发宦官享用豪奢，与江南旱灾、衢州人吃人的惨况对照。这些题材，还只是一般的社会现象，可是这些诗流传出去以后，立刻引起贵人和闲人的反感。在《伤唐衢诗》中，白居易述说过当时的情况：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但是白居易并不因荆棘满地而感到此道难行。在元和四年，他又作了五十首《新乐府》，并且在序文里说明了他作这一组诗的方法与目的。他说：“诗共五十篇，九千二百五十二字。每篇没有一定的句数，每句字数也不一定。关系在思想内容，不在文字表面。每篇第一句就是题目，每篇末句说明了主题，这是摹仿《诗经》的办法。诗的文辞朴素而直爽，是为了使读者容易了解。话讲得老实而迫切，是为了使听到的人受到教育。诗中所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情，是为了使采录的人有根有据。诗体流利畅达，是为了可以作曲歌唱。总而言之，我这一组诗的创作动机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并不是为作诗而作。”　　 　　这五十首《新乐府》，讽刺了当时宫廷里和政治上许多使人民不满的现实，它们和《秦中吟》成为白居易的讽谕诗的代表作。当时白居易的官职是左拾遗，这是一个谏官，朝廷政治有什么不适当，谏官有进言规谏的责任。他作《秦中岭》和《新乐府》，自以为也是尽了谏官的责任，希望皇帝宰相看到他的诗，采用他的意见，以改革朝政。那里知道，诗流传之后，皇帝宰相还没有知道，已惹起了许多有关人物的憎恨。他在给元稹的信中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　　 　　这是白居易成进士后积极做官，也积极做诗的结果。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刺死，白居易上书请查究刺客的背景。这样一来，他又得罪了幕后的文武大官。终于被降谪出去做江州司马，从此不再做讽谕诗。　　 　　《新乐府》五十首中，一般选本总是选《新丰折臂翁》、《上阳白发人》、《涧底松》、《卖炭翁》、《红线毯》等篇，现在我们避熟就生，选了这篇：　　 　　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　　 　　两朱阁，南北相对起。　　 　　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　　 　　帝子吹箫双得仙，五云飘颻飞上天。　　 　　第宅亭台不将去，化为佛寺在人间。　　 　　妆阁妓楼何寂静，柳似舞腰池似镜。　　 　　花落黄昏悄悄时，不闻歌吹闻钟磬。　　 　　寺门勒榜金字书，尼院佛庭宽有馀。　　 　　青苔明月多闲地，比屋齐人无处居。　　 　　忆昨平阳宅初置，吞并平人几家地。　　 　　仙去双双作梵宫，渐恐人间尽为寺。　　 　　这首诗以一个三言句、一个五言句开始。第一句就是题目。第三、四句均为五言句，以下七言到底，共十六句。这就是序文所谓“篇无定句，句无定字”。题目下面有一句“刺佛寺浸多也”，是摹仿《诗经》的小序，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也就是诗的末句所讽谕的意义。　　 　　全诗开头四句，差不多是序言，还不是诗的本体，故不用七言句。看见长安大道边，有两座红楼相对着，就要问：这是谁的家?有人回说：这是贞元皇帝的两位公主的住宅。这两句是问答句，上句问，下句答。唐诗中常见这种句法。用“借问”这个语词的，尤其明显。“借问酒家何处有”，是问句。“牧童遥指杏花村”是诗人用叙述式作的答语。《新乐府》第三十一首《缭绫》有句云：“织者何人衣者谁，越溪寒女汉宫姬。”这是双问双答式的句法。这些豪华美丽的缭绫是谁织造的?又是谁用来做衣裳穿著的?这是上句双问。是越溪上贫女所织造，是供皇宫里的妃嫔穿着的。这是下句双答。“帝子”这个名词，男女通用，王子和公主都可以称为帝子。　　 　　说明了两座红楼的来历之后，用四句七言来叙述两位公主死后，她们的住宅改为佛寺，给尼姑居住供养。诗人不直说公主死去，而用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吹箫骑凤，得道成仙的故事来作比喻。以下四句写公主住宅改为佛寺后的寂静情况。接下去写这两所挂着“勅建”金字匾额的佛寺，空房闲地多得很，而佛寺邻居的老百姓却苦于没有住处。“比屋齐人无处居”是关键性的句子，相当于七言绝句的第三句，是转句，由此句转到主题思想。接下去说，记得当年公主建造住宅的时候，强占了好几家平民的土地，现在公主亡故，住宅改为佛寺，这样下去，恐怕天下到处都会变成佛寺了。齐人，就是齐民，人间，就是民间。唐人避李世民的讳，凡是用到世字，都缺一笔，写作丗，凡是民字都改用人字。　　 　　贞元是唐德宗的年号。德宗有十一个女儿，这首诗中所说的不知是那两位。十一位公主中没有平阳公主。只有高祖李渊有一个女儿封为平阳公主，时代已远，白居易此诗用“忆昨”字，不可能是指这位平阳公主。因此，这“平阳”二字，尚待考索。　　 　　新乐府并不是白居易首创的。当时有一位诗人李绅，字公垂，作了二十篇讽谕时事的乐府诗，标题曰《乐府新题》。元稹见到之后，选取了他认为最切时弊的十二篇，写了和诗。总题曰《新乐府》。白居易见了李、元二人所作，就扩大题材，陆续写成了五十篇，亦题曰《新乐府》。李绅的二十篇《乐府新题》已亡佚，现在见不到了。元稹的十二篇在《元氏长庆集》中，诗艺不及白居易。　　 　　所谓“乐府新题”，是对“乐府古题”而言。元稹另外有一卷诗，题名就是《乐府古题》。他有一篇序文，讲到有讽谕作用的乐府诗，尽管内容是刺美当今时事，但题目却都是沿袭汉魏以来乐府旧题。后来看到杜甫有《悲陈陶》、《哀江头》、《兵车行》、《丽人行》等歌行，都是就事命题，不再依傍古题。他与李绅、白居易认为杜甫这个办法是适当的，从此他也不再用古题作乐府诗。　　 　　由此可见，元、白的“新乐府”并不是他们创造的文学形式，而止是继承杜甫的创造。所谓“新”，是指新的题目，并不是新的曲调。原有的乐府旧题，如“饮马长城窟”、“东门行”，“上留田”之类，都是曲调名；而杜甫、元稹、白居易所作，都是概括诗的内容，以定题目。这种所谓“乐府新题”，事实上只是诗题，而不是乐府题。因此，元稹不采用李绅的《乐府新题》而改为《新乐府》。白居易又跟着用这个名词，使文学史家对唐代乐府的认识，易有错误。我们应当知道：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等作品，虽然摹仿乐府古题，自标新题，它们还是歌行体诗，而不是乐府。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也还是诗，可以称为乐府诗，而绝不是乐府。白居易把他自己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编在“讽谕诗”四卷中，并不另分乐府一类，可见他自己也以为这些作品是诗而不是乐府。　　 　　唐诗中有许多用当时流行曲调名为标题的绝句或长短句诗，例如“凉州词”、“甘州”、“伊州”、“胡渭州”、“征步郎”、“回波乐”等等，倒是真正的唐代新乐府。白居易自己也有“乐世”、“急世乐”、“何满子”、“杨柳枝”等作品，都用曲调名为题目，而且正是谱入这些曲子里令伶人歌唱的，这也是名副其实的唐代新乐府。《全唐诗》卷前有《乐府》十三卷，其取舍标准，颇有问题，还可以商榷，但杜甫、元稹、白居易以及其他诗人所作“新乐府”，都不予收录，这一点却是不错的。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入了元、白《新乐府》，对“新乐府”这个名词也不作分析解释，可知郭氏对唐代乐府的认识还没有清楚。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五日　　 　　①白居易对于诗的观点，主要见于他的《与元九书》，《新乐府序》，本文中所用，或引原文，或用意译，不再逐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