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 又读史：薄命

柳絮

故史拿来反复看 锄强变法最心寒 商君车裂荆公废 薄命何期引祸端 附一：商鞅变法 商鞅年轻时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或作“御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其推荐给魏惠王，惠王不能用。 后商鞅至秦国见孝公申变法改良之义，孝公大为赞赏。但他的理论遭到了甘龙、杜挚等重臣的反对，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但秦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战国策》对此事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在秦国震动颇大，这是上下都能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百姓家给人足，臣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故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两年后，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并第二次下变法令。 孝公二十年（前342），秦国富强。周天子和诸侯派人向秦祝贺。次年，秦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魏公子昂率军拒之，商鞅用诈谋虏取昂而破其军，魏割河西（今陕西东部）向秦求和。商鞅以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十五邑，号称商君。 被处车裂 商鞅变法，主张建立县制。其核心思想是：“一断于法”，主要研究制度变革，提出秦国要实行“霸道”。其《商君书》是改革旧制，推行法治的思想理论源泉。孝公死后，受到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即五马分尸）。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由此开始使秦国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 然而，商鞅变法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挑拨秦惠王以谋反罪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立即逃跑。他找到一家客店准备住宿，店主不知他是商鞅，对他说：“商鞅定下规矩，留住没有凭证的人，我要受‘连坐’的处罚。”可怜的商鞅惨死在自己制定的规定下。这就是著名的典故：“作法自毙”。商鞅只得逃往魏国避难,但是因为他曾率领秦兵攻打过魏国,所以被拒之门外.无奈之下，商鞅只好重返商地,带领士兵北征郑国。惠王派重兵进攻商地。商鞅率包括家丁等兵卒进行抵抗，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商鞅被杀于郑渑池，其尸体被带回国，处以车裂之刑。“用其法不用其人”！后人延说“商鞅变法，作法自毙”。 作法自毙：自己立法反而使自己受害，泛指自作自受。比喻自己想出的办法，反而害了自己。 附二：王安石变法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嘉祐五年（1060年），为三司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宋神宗久慕其名[2]。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为三不足之说[3]。天变不足畏，即人间不关天，带唯物主义色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人言不足恤，不必在意保守派。 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在中央设立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推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改革科举制度，不再注重诗词歌赋；改革官制，加强尚书省实权，裁冗官；改军制，进行火器开发，推行保甲制度，注重练兵。1070年升任宰相(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西夏战争转守为攻。 变法一开始就遭到官僚和地主的强烈抵制，在政府机构改革推行难度大，又急于求成，地方官员带抵触地执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旧党首领司马光去信，希望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而他也用人不善，阵脚不稳。终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 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在两太皇太后的支持下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从此新旧党争不断。变法失败后，安石则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司马光的行动对他打击很大。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宋哲宗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名人轶事[编辑]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4]，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5]。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6]苏轼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喜好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如冯梦龙《警世通言》中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一篇。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编辑]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7]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同朝的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记：“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欧阳修亦已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8]，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9]。 南宋至晚清[编辑]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10]。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11]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晚清到现代[编辑]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文革结束后，中国大陆进行改革开放，因此对王安石等改革家的评价趋向正面。 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认为当时北宋经济发展水平高，“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然而因为文化和政治的原因，最终没有能完成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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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初来

变法触及了贵族的利益，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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