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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梁山好汉的出身,在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当中,曾经在宋朝各级政府当过公务员的有三十三人,占山为王的黑社会人物有二十五人,地主或富农出身的有十人,开酒店的私营个体户出身的有九人,打鱼出身的有八人,吃技术饭的有六人,小偷出身的有三人,其他出身的有十四人。不难看出,公务员出身的与黑社会出身的占据了梁山集团半壁江山,这两大阵营对梁山集团的发展和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出身的差异或多或少决定了人生观的差异,不同的出身背景,社会经历,文化学识修养以及传统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思想,必然决定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对于梁山这个异军突起、占山为王同时又存在着不甘平庸,意欲有所作为、替天行道的正面积极思想的新生的社团组织以及一众英雄人物,虽然成立的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轰轰烈烈不平凡的事迹,以及成立以后面对朝廷大军的众多反围剿的胜利,但是在社团成立以后,为了其合理正常有序的运营,以及更好更全面和更积极彻底的贯彻“替天行道”这一施政纲领和革命行动宗旨,确定组织今后的发展方向,制定短期和长期的战略发展目标和行动计划宏图就摆上了工作的日程,这是作为梁山社团第一把交椅,首席运营官CEO,天魁星----呼保义宋公明必须面对和应该考虑以及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你黑厮莽汉李逵可以不去考虑,入云龙公孙胜、神机军师朱武、混世魔王 樊瑞、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等方外高人可以不去考虑,其他一干武将粗人以及各类司职人员可以不去考虑,但是梁山CEO宋江,是必定要提出一句----“敢问路在何方?”,是一定要考虑并制定计划和安排实施的。
本着“替天行道”的思想宗旨和梁山好汉的忠义精神,对于梁山社团的何去何从,众多英雄好汉的职场归属,综合考虑之下,似乎只有两条路
可走,一是在野,继续占山为王,独霸一方,除暴安良。一是在朝,也即接受朝廷招安,归顺朝廷,在政府朝廷谋得职位,以实现政治抱负,替天行道。非敌即友,要么打,要么和,要么分庭抗礼,要么同仇敌忾,穿一条裤子,一个鼻孔出气。很简单的二选一选项。
(一)
如果在野,占山为王,由于梁山势力的扩大,必然不容于朝廷,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国家州县岂容他人随意攻打?朝廷命官岂容他人任意斩杀?日后同朝廷必定战争不断,征剿不断,以己一地之力对抗整个国家,即便现在未有失利,亦不是长远之计,何况一旦有失便是万劫不复。并且,即有战争必定涂炭生灵,民不聊生。而梁山好汉的“忠义”精神,因为既不想推翻朝廷,又不想连累百姓(比如攻打大名府等的很多战役都会因为一些百姓介入的原因而改变作战计划和行动),必然受制于肘,不宜实施和施展。
而“替天行道”的宗旨,其实就是反对贪官污吏,除暴安良,杀富济贫,(正如后来朝廷招按时,宋江一力想让宋徽宗看到“替天行道”的旗帜,以及明了梁山人众的社团宗旨----其实并不是想要造反,推翻朝廷,实则是想改善朝廷的昏暗与腐败,为国效忠,替国家(也即是天子)作一些事情,具体的实施也即是惩治斩杀贪官污吏等),但是他们所要惩治和斩杀的这些贪官污吏,地主恶霸等又都在梁山以外的各地州县,如若“行道”必然不可避免的四地攻打州县,不但会导致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亦未必会取得更好的结果,更会激化与朝廷的矛盾,导致与“天”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你既然想“替天行道”,可是却不容于“天”,不禁让人反问一句,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到底对么?是否还有什么意义?况且长期如此“替天行道”,真的能做多少“替天行道”的事情?
所以此议案困难重重,前途未卜。
另外,再回到我前面提到的论述上,没有人天生就愿意做强盗,亦鲜有人甘心一辈子做强盗,更何况是包括宋江在内的本不愿意落草最后被逼迫落草的好汉头领,以及前面亦提及的两大阵营之一的众多朝廷命官,公务员出身的人,如果有机会能重新被朝廷任用,一展仕途,上可出力报国,中可一展宏图伟志,下可衣锦荣归、光宗耀祖,何乐不为?自古以来,既有“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之说,故,如有此机会,自是胜于落草为寇、偏安一隅、苟且终身,最终落得盗匪、反贼之生前身后的骂名。因此,名誉和命运的风险系数过高,没有前途,是实在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二)
如上所说,古人思想有“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之说,既然好汉们个个身怀绝技,不同凡响,况且又尽皆忠义之士,因此争取获得朝廷任用,尽展所长,报效国家,并利用手中的职能、权利和拥有的资源,协助政府改善体制,改革政治,惩治腐败,惩治贪官污吏,将更易获得“替天行道”的机会与参与性,和减少或者避免了直接与朝廷的对抗性和攻击性,以及更加名正言顺和师出有名。只有参与进来,才能有实现梦想与计划的可能。因此,归顺朝廷,获得国家合法身份和职位、权利就理所应当而又当仁不让的成为了梁山好汉职业发展方向和人生规划的第二选择和最佳选择。虽然这样作亦未必会得到完全满意和与最初的初衷完全一致的结果,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也没有一蹴而就、手到擒来和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用哪种方法都会有斗争,用哪种方法都会有取舍、得失,甚至是付出以及牺牲利益,但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趋其轻”,要想发展,合作永远强于对抗,只有合作才更易获得多赢。
而欲显于朝廷必先被朝廷所任用。梁山势大不甘平庸,而且欲名正言顺被朝廷所用、又不失气节和有所重用必须以一个较高姿态和较高的礼遇和对待的态度来委任,而这种又不失朝廷面子又能取得双赢效果的方法就是“招安”。
而至于很多人所在意的说宋江有损“兄弟利益”,其实就跟上面所说的为什么要招安一样,相较起来,对于众人的“前途”,招安获得的利益更加有“前途”。至于说很多人因此在后来的战斗中死去,其实亦有失偏颇,人固有一死,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所谓“自古艰难唯一死”,谁都不可避免,谁也无法回避,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不接受,反正是阎王要人三更死,没人留得到五更。水浒一百单八将之死,始自征方腊,其中战死59人,病逝13人,(双鞭 呼延灼抗金阵亡),诚如所愤,也许不被朝廷招安,很多人也许就不会死,但不被朝廷诏安,难道就不打仗了么?打仗难道就能保证你永远赢,你的兵将永远不败,没人被杀么?不被朝廷诏安,朝廷自然不会停止征剿,前面亦有所述,很明显,任何一个统治集团绝对不会容忍自己的国内,自己的地盘存在有乱臣贼子,起义造反之辈,比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直至红军战败被迫长征,又如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将蒋介石打到台湾以后,如果想要攻占台湾,必定先要攻占金门岛,而由于当时的军事条件的制约,再加上美国海上舰队对台湾的协助支援,导致无法渡海实施战略攻占,于是采取了炮轰金门岛的作战部署,于是在1958年8月23日 金门夏令时间下午17点30分,开始炮轰金门岛,世界军事史上着名的八二三炮战,全面爆发。自这一天起,福建沿海就进入了战时前线状态,直至1979年元旦,由于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同时终止其与蒋介石集团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同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将台湾问题作为中国的内政,不以美国等外力插手的前提下,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才最终停止炮击金门岛,至此为止总共向金门岛打了21年的炮弹,这是自1955年以来台海地区最大规模的战争行动,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战斗史上所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一次炮战。成为中外军事史、政治史上的奇观。
所以说只要国家内存在其他武力武装,国家就不会放松武力平乱的手段,持续征剿,伤亡自然难免。
而另一方面宋江等众好汉被招安,其目的既是为国家做事,有所贡献的,不是去吃干饭,混吃等死去了,当时天下四大作乱地区,亦只有宋江
统领的水泊梁山是举“替天行道”之旗,真正的行仁义之事的,其余地区诸如王庆,方腊等地皆为土匪强盗行为,鱼肉百姓,横行一方,百姓苦不堪言,所以即便不受招安,宋江带领众位好汉若来此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亦同样会有如此伤亡损失,另外梁山好汉除了剿寇,亦有抗金抗辽保国安邦之举,试问这些事情,难道不算替天行道的忠义之事么?如果为图安稳保命,而见义不为,如何称得上是好汉?如何担当起忠义二字?如何配举“替天行道”之帜?又如何赢得始宋至今的一千来年的众多百姓的爱戴和敬仰,英雄好汉壮举及故事的交口称赞,口口相传?
其实招安没有太大的过错,有错的只是因为宋朝当时的极度腐败,黑暗的政治统治,和宋江等众多好汉的悲惨下场。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了国家江山社稷,即便是受屈辱,被迫害,流血牺牲,只要真的能有所作为自当死而无憾,好汉之所以流传千古,为众人所称颂亦只因为其众人慷慨就义,正如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所言“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两日看新版水浒传,片中亦有宋江述说招安之豪意,具体在哪个章节段落以及如何述说的已经记不清了,但大致意思亦是如此,就是说大丈夫如果能行忠义之事,报效国家,纵然最终被奸臣所害,亦在所不惜,死当其节,死党其所了!
这里要强调一下,“忠义”之事,一直被提到,虽然是古代儒家思想以三纲五常、忠君爱国为主的一个略嫌迂腐之思想,但在古代的确是不可多得之优秀的道德品质,即便是现代,亦是做人最基本最优秀品德之一。而梁山好汉的忠义,亦真的不是吹嘘乱盖,徒有其表,浪得虚名之事。也许好汉们出身各不相同,其中亦不乏打家劫舍,杀人放火,鸡鸣狗盗,劫财劫色之徒、之事,但是,兄弟之间,真的是可以性命相托,生死与共,忠义双全。首先就是梁山的NO.1,有忠义孝三郎,天魁星呼保义之称的及时雨宋公明,其下无论是第二把交椅的卢俊义,还是军师、军务,亦不管是五虎上将,还是马、步、水军各头领、四店公关头领、消息资讯特工头领和一应诸事头领,亦无论出身贫富贵贱高低,文化学识低下浅薄与否,就连鸡鸣狗盗之徒的时迁等人亦皆重情重义,只要是梁山之事,兄弟之事,各个积极踊跃,不甘人后,舍命相搏,无论是抵抗官军征剿、守卫梁山,还是招安之后奉旨平剿匪寇,抵御外侮,尽皆奋勇向前,不失忠义气节!
最后,关于这次梁山聚义的农民起义运动演变为悲剧的内在历史原因,也就是大多数人之所以讨厌宋江,不喜他所主张的朝廷招安的原因,正是因为上述论述中涉及的一些内容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封建制社会体系中农民本身所存在的这样一种历史局限性。正如上面所说,在梁山好汉中,除了李逵、林冲、武松、鲁智深、阮小五等为数不多的人反对招安之外,以宋江为首的绝大多数人存在着浓厚的忠君思想,尤其是上面提到的两大阵营当中官员出身的的公务员集团。包括其他各种出身的人物在内,大多数人他们仇恨和反对的只是高俅等奸臣和贪官污吏。因此如上所说,他们的造反尽管也把封建王朝搞得天翻地覆,却不是要推翻一种政治体制,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梁山起义的悲剧也正是表现了封建社会里农民起义这样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局限性。而施耐庵如实地反映了农民起义本身这个不可克服的缺点,从而生动地描写了梁山起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转为失败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农民起义的规律性。所以,也因此,《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真实地反映农民起义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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