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的真的错了吗？

瘸老道

王力真的错了吗？

——谈被忽略的社会政治背景

孙逐明在网站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提出批评。其主要依据是王力先生在1955年撰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中所做的检查。在孙逐明看来，王力本人都承认错误了的理论，那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进行批评了。

瘸老道

（一）孙逐明如是说

孙逐明在《再论王力对偶理论的错误根源——兼论字类对称法与词类对称法的短长》一文中对“王力关于对对子的检讨的来龙去脉”做了较为详细地介绍，下面引述如下：

王力对于词性一致论的错误是有所察觉的，在他1955年所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里就旗帜鲜明地对此作了检讨。

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段检讨的来龙去脉。

　　1946年王力出版了《汉语语法纲要》（此书1954年译成俄文），1951年出版了《中国语法理论》，这两本书均阐述了他早期错误的纯概念分类的词类观。
　　
1950年，斯大林发表了语言学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1952年王力发表《汉语的词类》，仍然坚持他早期的词类观，并认为汉语词类与外国语法无关，指出我国古代字类是它的源头。此文还初步创立了词类对称法（详见上节）。
　　
1953年前后，一次全国性的规模巨大的词类问题的讨论在《中国语文》杂志上展开，参与者有国内知名语法学家，也有前苏联的汉学家。最后的共识是：肯定了汉语具有词类，否定了单凭意义或单凭语法功能分类的片面观点，初步形成了“语法功能、词义与形态标志三结合”的分类标准。这次讨论，奠定了当代语法界词类观的基础。（注⑪）
　　
1955年1月，前苏联语法学学者龙果夫在《中国语文》1月号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注⑫），根据斯大林的语言学观点，批评了王力早期的词类观：“王了一在他的几篇新论文里向前跨进了一大步，完全放弃了叶斯泊生的‘三品说’，而在叙述语法时停留在词类和句子成分的范围内。他强调词类范畴对汉语来说是有机地存在的，不是模仿外国模型的结果，但是他不是从语法方面着眼看那些范畴的基础，而是从修辞上，从词汇上，从语言历史的个别事实上去看……王了一在《汉语的词类》里正确地写到，词的分类有它自己的一定基础，但是他又不是从语法上看这些基础，而是从修辞上看，从所谓‘对对子’的现象看，从‘好’（上声）和‘好’（去声）一类的语音变换上看，这些对现代汉语只是词汇的因素，而不是语法的因素。”
　　
斯大林和龙果夫的语言学的是非功过本文不予评论，仅就龙果夫对王力词类观的批评而言，却是正确的。龙果夫还精辟地指出：对对子是修辞现象，对对子的法则是“词汇的因素，而不是语法的因素”，王力把修辞现象与语法现象混为一谈了；对偶里字类与词类的对应关系是“个别事实”，并不具备普遍意义。
　　
王力接受了龙果夫批评，于1955年撰写了《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检讨了纯然按概念意义给词类分类的错误，肯定了“语法功能、概念意义和形态标志”三结合的分类方法；同时也检讨了自己关于对对子的错误认识，原文如下：
　　
“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之后，我对于词类的错误的观点仍然存在。我在‘对联文学’（对对子）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是不对的。对对子实际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

瘸老道

（二）被忽略的政治背景

孙逐明不厌其烦的多次引用王力先生的检查，其目的无非是借助王力，为了扬名。如果批评的正确，这种做法也无可厚非。关键是旧事重提，王力先生是真心检查，还是违心应付，却要大费周折的考证一番。

从孙逐明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王力先生的检查，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著作有关，与苏联专家龙果夫的批评有关。大家都知道，判断一个人的错误，如果脱离了社会政治背景，光看本人检查是不可靠的。那么王力先生做检查的政治背景是什么呢？

据本道所知，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在对待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著作的问题上，在我国有一个禁区问题。所谓“禁区”，换句现在实兴的话来说，就是只能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著作保持高度的一致，绝对不可以讨论。在我国，有关禁区方面的论述很少，散见于报刊杂志的也是只言片语，本道手头的资料不多，仅举一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出版了一本叫《认真学习语文——专家教授谈语文》的书，在这本书里，张寿康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叫《谈谈学习语法》的文章，张寿康先生是这样说的：

所谓从语法的本身下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应该是能够概括说明语法特征的。这就是：“语法是词的功能规则和用词、词组造句规则的综合”。学过语法、教过语法的同志就会感觉到，这个定义和五十年代通行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五十年代通行的定义是：语法是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规则的综合。这个定义是斯大林同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里给的定义。现在看来，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这个定义用来说明汉语不是很合适的。过去思想不够解放，因为是斯大林同志下的定义，所以就不敢讨论。汉语是词形变化不丰富的语言，拿外语和汉语一对照就可以知道，在其他印欧语系里性数格位是很复杂的。可是汉语在词形变化方面不是很丰富的，没有什么变格、变位。……

张寿康先生还说：语法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词法，一部分是句法，词的功能规则属于词法。例外一部分，也就是用词、词组造句的规则，属于句法。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五十年代通行的语法定义;词的变化规则和用词造句的过则的综合。这里只提到用词造句的规则。我们现在的提法是“用词、词组造句的规则” 。加上了一个“词组”，这是根据现代汉语的特征来规定的。五十年代的定义适用于印欧语系的语言，与汉语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

张寿康先生关于禁区的论述，讲的很客观，同时也很慎重，他只是说：“过去思想不够解放，因为是斯大林同志下的定义，所以就不敢讨论”，他并没有谈到王力的检查。从引述孙逐明的“王力关于对对子的检讨的来龙去脉”，大致可以估计到，这个“禁区”是从　1955年1月，前苏联语法学学者龙果夫在《中国语文》1月号发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批评王力先生开始的。龙果夫之所以会对王力先生开刀，是因为王力先生的有关论述，与斯大林的论述有不一致的地方。这种学术上的不一致，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客观的语法应该只有一个，但语法家的语法可以有不同的体系；同样，同一个语言学方面的问题，可以存在多个不同的表述。在科学研究中，这种局面是必然的，也是很好的现象，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科学是无法繁荣的。如果没有争论，很多问题就不可能讨论深入，因为在讨论中，双方的思维都是积极的，这样有助于科学的发展，经过争鸣，有些意见会取得一致。而在当时，因为涉及到对待苏联老大哥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可想而知，王力的检查在所难免。

瘸老道

（三）王力的检查是违心的吗？

本道认为，王力先生的检查，是迫于政治压力，违心而做的检查，实际上并不服气。本道有书为证。


大家都知道，1955年王力先生做了检查以后，在1961年5月，高等学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开过以后，开始主编《古代汉语》，作为国家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科书。此书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四易其稿，到1662年定稿出版发行。我手里有一套《古代汉语（修订本）》，其中有一篇《教学参考意见》。在这篇《教学参考意见》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现引述如下：


“我们认为，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不用王力的语法体系，是说不过去的。①况且本书涉及的语法体系（如以“之”字为介词，“所”字为代词）并不是王力的语法体系，二是马建忠以及许多语法学家的语法体系。”

王力先生在①的后面，又加了一段小注：“我最近写了一本《古代汉语常识》，为了照顾中学教师的方便，采用了暂拟语法体系，引起了很多人的误会，以为我放弃了我的语法体系了，我在这里声明一句，我没有放弃我的语法体系。”


既然“不用王力语法体系，是说不过去的”，为什么用了马建忠以及许多语法家的语法体系？此书没讲，我们只好猜。为什么采用了暂拟语法体系，别人就会以为王力先生“放弃了我的语法体系了”，谁这么会猜？我们如果和王力先生在1955年做过检查的事情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就不言自明了。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与斯大林的论述不一致，而不使用王力语法体系，或者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是因为王力先生做了检查，才会使人联想到“以为我放弃了我的语法体系了”，进而才会有“我没有放弃我的语法体系”的呼声。由此可以想到，王力先生的无奈和心中的不服。


本道认为，龙果夫的批评和王力先生的检查，并不能说明王力语法体系上的错误，只是不同语法体系间的争论而已。要想搞清二者的谁是谁非，非语言学家不可，本道承认无能。

但考虑到政治因素，王力先生的检查，并不像孙逐明认为的那样，可以一锤定音。因为它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即有可能是真心的，也可能是违心的。在本道看来，违心的面要大于真心。

因此，在王力与龙果夫二者之间，更相信谁？本道可以明确无误的告诉你 ——是王力先生，理由是相信中国的语言学家比外国语言学家更了解汉语。

理清

人非圣贤，谁能无过。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不要遮遮掩掩，遮盖错误，那样就不是真心的认错。正如概率定义与规定出现矛盾一样，应该认真审核。

牧铧犁

旗帜鲜明的赞成附议王立，对对子是“概念对概念，不是词性对词性”这一观点。也赞成他的引申意义。

至于斯大林的观点，是代表西方的，《标识性词性，尤以动词为主的语法意义词性观。与中文的行文性动词在前不同，因此，句法，活性，概念性，必须有别于语法性用词。

三羊

正确理解和运用王力先生关于对仗的理论
------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兼评孙逐明先生《论对仗理论中语法分析法的失误》

田作文 著

http://www.china-liandu.com/view ... &extra=page%3D1

漠野孤狼

不懂语法的人谈王力甚至说什么对仗，基本都说不那么清楚的，因为很多东西他不知道，而且是真的不知道，也理解得不深。

牧铧犁

中文和拉丁语系实是句法不同，变化也不同的表达方式，因此上，中文几千年的发展，是不能笼统的强求世界大同。语法涵盖性相通，但行文句法不同，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比喻：用英文对对联，不仅仅是倒装句，动词在后，另单数对复数，中文没变化，很自然，但是英文要变化，用复数动词要变尾音，都用‘S，这就没有对仗可言了，是不是这样？因此上，音律的偏重于西方，诗词，对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和系统，不要搞到一起去，以各种什么”简要，易学，好懂，相通”来曲解可谓博大精深的中文文化，我看“西化论"格式化可以休矣。因为你是一个字一个字事先弄懂的，他们是拼出来的，也只能做到一半靠语法，一半靠习惯，不要玩那种理论贯穿，行不通的。

漠野孤狼

在不了解的时候不要妄下结论。很多不懂语法之人捧为活宝压在箱底的东西，其实用基础知识可以轻易解决，有些东西方家们死活想不通的运用基础知识也能很好地解决，过去很多不那么客观理解偏差的东西，懂语法的也能清晰地说出理由，过去那些经验主义，我知道，也了解，更知道其哪里不那么客观，如果基础知识不过关，请不要对基础妄下结论，因为这个东西你都不了解，就凭感觉和偏见你得出客观的结论？不信可以举例试试，只要方家们能说出理由的，我保证轻而易举地说出来，方家们说不出理由的，或者死搬硬套的，我也能有理地说出来，很多方家们无法理解的，我也能说出道理来。而我，仅仅只是一个掌握了一定基础知识有点理性思维的外人。
  很多人掌握不了也理解不了基础知识，总觉得自己很牛皮，总觉得那点经验主义很强大，很博大精深，一般号称博大精深的，其实是过时的东西或者一知半解没法完全理解的东西，一戳就破，有如过去的巫师们叫喊刀枪不入， 其实只要有人端着现代化的狙击步枪几个大仙也可以一枪打穿。那些经验主义的东西，我知道，而且理解得更透彻，我理解的，很多反对语法这个基础知识的人却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的东西，谁能够妄下结论吗？真牛。反对语法的人平时出丑卖乖已经是常见的风景，可他们往往还总嘲笑人家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其实人家知道得更好，不会像他们那样 一知半解地死搬硬套。最简单的一点，要那些不懂语法的人说对仗，从来都是东扯葫芦西扯叶，说不出什么理由，都是找几个过去的对联比照，有时候比照得对，有时候却不是那么回事，有时候纯粹只能唬人，啥都说不来，只用那些博大精深的字眼吓人，其实能吓到谁呢，只能糊弄他自己而已。很多对仗得好好的经常叫嚷失对，自己失对的，还嘲笑别人如何没见识，但你要他说对仗的理由只能毫不着边地鬼扯甚至扯都扯不出来，就是唬人。
  不信可以试试。那些基础知识不过关的“著名的”“方家”在对仗上我这个非内行要憋死他们轻而易举。
  “相信科学、反对迷信”也适合于社科领域。在社科领域，也是有很多科学和客观规律存在的。

漠野孤狼

中文语法并不是拉丁语法，是汉语本身存在的客观规律，只是借鉴了其科学体系和方法，得出了汉语自身的客观规律，就像运用数学知识解算不同的问题一样，都能得出科学的结果。不要在圈子外面转，只有你理解了才能了解，不理解的时候只能在外面打圈圈，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在外面带着偏见妄下结论。

川流不息

熟视休无睹，
庸言贵有疑。

瘸老道

在此文写完发到网站以后，又读了一些相关的书籍文章，特别是读了三羊发的《正确理解和运用王力先生关于对仗的理论------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兼评孙逐明先生<论对仗理论中语法分析法的失误>》一文以后，很受启发，感到自己此文没有展开论述，在很多地方没有讲透，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误会，有必要多写一些，作下补充。（请等待下文）

瘸老道

（四）“禁区”产生的主要原因与主要表现

要想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著作谈起。

1、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根据周存、杨世铁的《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和赵振铎、方经民的《中国语言学史》，现简述如下：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经出现一个新的语言学流派——马尔学派。该学派的创始人马尔认为：语言是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语言的发展是突然的爆发式的；人类最初的语言发音成分不外乎四个要素，每个要素由两个辅音组成；思维可以不依赖于语言。马尔把这些理论加上革命的词句，自称是马列主义的语言学，很快在苏联语言学界居于统治地位。马尔的学生和追随者更变本加厉地推行这种学说，标榜为语言学的“新学说”，并在语言学界形成一种军阀式的统治制度。谁发对马尔，谁就将受到迫害，撤职、降级甚至流放。这种“语言学中的军阀式的统治制度”影响了苏联语言学的而健康发展，同时也给我国的语言学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从1950年5月5日开始，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动并组织了一场关于语言学问题的大讨论，目的是肃清马尔怨言“新学说”的流毒，恢复马克思关于语言学观点的本来面目。在讨论过程中，斯大林先后在《真理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6月20日）、《论语言学的几个问题》（7月4日）和三篇《答同志们》（8月2日），对马尔的“新学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斯大林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快被译成汉语在1950年7月份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到了1950年10月，上述几篇文章又总名题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以《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为名，由任命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从此，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认识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2、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对我国产生的积极影响（仅以汉语词汇学的创立为例）。

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的文章发表以后，在我国国内迅速产生了反响，语言学界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热潮。

1950年6月，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就将“基本词汇与基本语法结构的调查”定为1951年的重点工作之一，并于同年12月9日召开“斯大林论文与汉语的关系”的座谈会，讨论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汉语研究的实践。在50年代初期，在斯大林语言学说的启示下，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什么是词儿”的大讨论。经过这次大讨论，词的观念可以说基本上得到了确立。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召开，是汉语词汇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最佳契机。1956年12月孙常叙的《汉语词汇》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8月周祖谟的《汉语词汇讲话》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汉语词汇学的创立，是以上述两本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

正如周存、杨世铁的《汉语词汇研究百年史》中指出的： “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关于语言的学说以及当时苏联的语言研究方法、观念的引进和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语言的组成以及开展以词汇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另外，这一时期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什么是词”等问题的讨论也为词汇学的迅速建立奠定了基础。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直接催生了汉语词汇学”。

3、“禁区”产生的主要原因和表现。受到苏联语言理论研究某些消极的影响，我国的语言学界出现了简单化、教条化、庸俗化的现象，一是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语言学思想，批判得多，继承的少，各种结构主义的语言学都在批判之列，特别是风靡一时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更是持批判态度。二是有相当数量的曾留学欧美的语言学家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三是思想禁锢在斯大林的学说之内，不敢越雷池一步。

（未完，《在王力身上发生了什么？》待续）

足联必和

熟视休无睹，
庸言贵有疑。
川流不息 发表于 2011-5-31 09:37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L翠拨青松

王力真的错了吗？
——谈被忽略的社会政治背景

孙逐明在网站发表了多篇文章，对王力先生的语法体系提出批评。其主要依据是王力先生在1955年撰写的《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中所做的检查。在孙逐明看来，王 ...
瘸老道 发表于 2011-5-28 14:46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本文结合了历史背景，很有见解，加亮赏读~

箩赋闲譐

谢谢瘸老道老师的分享，这些信息帮助我澄清了一些迷惑。

再次谢谢

为何为河为活

看了老道主帖，同意，支持。
高山耕棘石

为何为河为活

           王力先生的对仗理论错了是孙则鸣先生的臆想
            ----暨就对联语法问题寄语对联界朋友
                              桂林     胡自立
下面是本文第十六个问题，全文暂存本人博客，还要修改再上网。想在先睹为快者可登录本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huzili260


十六、对王力在《关于汉语有无词类问题》一文中所作检讨的看法
       汉语有无词类，结论是明确的，汉语是有词类的。
      王力说：“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以后，我对于词类的错误观点仍然存在。我在‘对联文学’（对对子）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是不对的。对‘对字’实际上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孙先生把这段话作为王力用语法分析对联是失误的证据。
     王力在后来出版的《诗词格律》一书中说：“诗词中的对偶，叫对仗。……对偶又是什么呢？对偶就是把同类的概念或对立的概会并列起来……。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诗词格律》P.10）随后，王力又说：“词的分类是对仗的基础。古代诗人们在应用对仗时所分的词类，和今天语法上所分的词类大同小异，不过当时诗人们并没有给它们起一些语法术语罢了。”
      王力否定了检讨！
      从学术的观点看，既然我们肯定汉语有词类，否定了无词类论。进一步了解词义和概念的关系对我们加深理解“词的分类是对仗的基础”是有帮助的。   
      什么是词义？众所周知，词是能够自由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它代表一定的意义，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词义就是词的意义，就是词所表达的内容。
      什么是概念呢？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人类在认识过程中，把所感觉到的事物的共同特点抽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了概念。比如从白雪、白马等事物里抽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得出“白”的概念。
      概念是纯思维的东西，只能表示理性意义。词义除了能表示理性意义之外，还能表示某种感情色彩和语体风格。例如，“老大娘”和“老太婆”都表示“年纪大的妇女”的概念，但词义表示的感情色彩不同，前者是尊敬的称呼，后者含有不尊重之意。
     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是词语。同一概念可以用词义不完全的词来表示，也可以用短语表示。例如：“医生”“大夫”和“郎中”，词义不完全相同，但有时可以表示同一概念；“疗效”和“医疗效果”，概念相同，而“疗效”是词，“医疗效果”是短语。
     概念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全人类都是相同的，词义则具有民族特点。例如“狗”作为概念，全世界都没有区别；但欧、美等地以狗喻人多带褒义，在汉语中则多含贬义，如“狗东西”、“狗头军师”等。（关于词和概念的区别。引用冯志纯主编《现代汉语习题解答与教学说明》p53）
      王力给出实词和虚词的定义是，凡词本身能表示一种概念者，叫做实词；凡词本身不能表示一种概念，但为语言结构的工具者，叫做虚词。
     既然，概念是纯思维的东西，只能表示理性意义。表达概念的语言形式又是词（包括短语）。而词除了能表示理性意义之外，还能表示某种感情色彩和语体风格。再者，虚词不能表示概念。那么，王力说：“对偶就是把同类的概念或对立的概念并列起来……。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就没有什么不对，那个写对子的人都希望选择有感情色彩的词，使用美化了的语言。何况我们在对仗时，还要用到表示非概念性的虚词。
     孙先生是“力主”以修辞论对联的，为何在此是非不分呢！
     用概念义如何指导对仗，也是我们关心的问题。词义中与概念有关的、反映现实现象的意义，又叫理性意义，逻辑意义。对于多义词来说，概念义至少为两个，多义词中的本义、基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都属于概念义。例如：
     花 （1）种子植物的性繁殖器官，有多种形状和颜色，有的有香味。   
         （2）可供观赏的植物：种了一盆花。
         （3）花纹；图案：那块布黑底白花。
         （4）色彩或种类驳杂：那块布太花了。
         （5）（看东西）模糊：看花了眼。
         （6）喻美女：姊妹花。
         （7）喻事业的精华：艺术之花。
    上列七个义项都是“花”这个词的概念义，其中以（1）是本义，也是基本义，（2）（3）（4）（5）是引申义，（6）（7）是比喻义。
      词汇学还研究同音词、同音同形词。例如：
      花 花儿，种花（可供观赏的植物，名词）
      花 花时间，钱花光了（耗费，动词）
      以“花”字求对偶， 虽然是以概念对概念，实质上是寻找词性相同的词（名词或形容词或动词）配对。（2）（3）（4）（5）虽同是引申义，（2）（3）中的“花”是名词；（4）（5）中的“花”是形容词。此例完全可以说明“词的分类是对仗的基础”是没有错的。
      王力的检讨是在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写的。仔细推敲，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王力的检讨玩弄了“技术”。在他的检讨中有“虚词对虚词”，只有内行人可听懂它的意思（虚词不表示概念，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概念论对仗）。
      以伟大人物的伟大著作指导学术研究，如果不结合实际，有时的确是很痛苦的。
      教科书如何给各种词类下定义语法界在确认了汉语划分词类的三个标准和在《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颁布之后，《现代汉语》给名词下定义是，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给动词下定义是，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心理活动或发展变化的词；给形容词下定义是，表示性质或状态的词。这仍是按词义下定义。“
      即便，印欧语系的形态是那样复杂，而为每一词类下定义的时候，也可以只管词义方面。就汉语来说更可以这样做了。
      词义和词类的关系也就是概念和词类的关系，因为词是表示概念的。按理，谁也不反对这种关系，因为词类如果离开了现实，就是离开了物质的基础。假使我们简单地说：“名词是指称事物的，动词是指称行为的”等等，虽然说得不够全面，但是并没有犯原则上的错误。正是在这一个基础上，连小学生也能判断“人”和“马”是名词，“走”和“跑”是动词。也正是在这一个基础上，就汉语来说，为了教科书的可接受性，用不着给词类下一些太复杂的定义，只要抓住词类反映客观存在这一个要点就行了。
      王力先生以上二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既然小学生都能判断，何言“辨析词性，苦不堪言”呢。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探讨“辨析词性”的规则是件艰难的事，但那毕竟是语法学家的事，现在不是基本解决了吗。《现汉》五版也注释了词类，我们只需“入句辨性”就行了。在讨论对联时，把词性判定错了，是作业未做好，怎能说成是“辨析词性，苦不堪言”呢，难道读书不需要用心去做作业？孙先生教大家，“黄鹤”是专用名词与词组“白云”相对，并以此论“工对”，是没有把课备好。http://www.zhgc.com/bbs/dispbbs.asp?boardID=2&;ID=278432&page=1（《王力关于工对与字类、词性和句型的关系小议》） “黄鹤”与“白云”应该是普通名词相对，当属宽对。课未备好是业务水平问题，与“词性难辨”是两回事。

为何为河为活

老道从政治背景上讲得很明白了。佩服，这是我做不到的。也是我想知道的。
本人从“技术”上看王力的检讨。
（1）从概念与词义（有感情色彩和地域性、民族性特征）的区别上去看，“词的分类是对仗的基础”是完全正确的。
（2）从“花”的引伸义，可也看到“词对仗”比“概念对仗”更好用、更准确、更实际。
孙逐民批评王力是臆想，“臆”想不能天开，上不了堂会下地狱的。这个人害了对联文化研究院，也害了中国楹联学会。
高山耕棘石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