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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棵树兄

<P><FONT color=#0000ff>衷心邀请各位老师合编！希望各位老师支持！</FONT></P>
<P>九班课外辅助教材《文心雕龙》---构思与创作篇</P>
<P>对联是浓缩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就需要构思与创作。《文心雕龙》从《神思》到《总术》的十九篇，正是《文心雕龙》的构思与创作部分。作为对联的辅助教材我们将着重学习这十九篇。
1.神　　思
      《神思》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六篇，主要探讨艺术构思问题。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艺术构思的特点和作用。为了做好构思工作，强调作家要注意积累知识，辨明事理，善于利用自己的生活经 验和训练自己的情致。第二部分以过去的作家为例，说明艺术构思的不同类型。但无论作家构思的快慢难易如何不同，除都需要经常练习写作 外，更要努力增进见识，在构思中抓住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创作的成功。第三部分提出艺术加工的必要性，说明艺术构思的具体复杂情况。
       人在写作时的构思，其精神活动是无边无际的。 所以当人静静地思考的时候，就可以联想到千年之前：而在其容颜隐隐地有所变化的时候，他已观察到万里之外去了。人在吟哦推敲之 中，就像听到了珠玉般悦耳的声音；当他注目凝思，眼前就出现了风云般变幻的景色：这就是构思的效果啊！由此可见，构思的妙处，是在使 人的精神与物象融会贯通。精神蕴藏在内心，却为人的情志和气质所支配；外物接触到作者的耳目，主要是靠优美的语言来表达。如果语言 运用得好，那么事物的形貌就可完全刻划出来；若是支配精神的关键有了阻塞，那么精神就不能集中了。因此，在进行构思的时候，必须做到 沉寂宁静，思考专一，使内心通畅，精神净化。为了做好构思工作，首先要认真学习来积累自己的知识，其次要辨明事理来丰富自己的才华， 再次要参考自己的生活经验来获得对事物的彻底理解，最后要训练自己的情致来恰切地运用文辞。这样才能使懂得深奥道理的心灵，探索写作 技巧来定绳墨；正如一个有独到见解的工匠，根据想象中的样子来运用工具一样。这是写作的主要手法，也是考虑全篇布局时必须注意的要点 。在人开始构思时，无数的意念都涌上心头；人要对这些抽象的意念给以具体的形态，把尚未定形的事物都精雕细刻起来。人一想到登 山，脑中便充满着山的秀色；一想到观海，心里便洋溢着海的奇景。不管作者才华的多少，他的构思都可以随着流风浮云而任意驰骋。在刚拿 起笔来的时候，旺盛的气势大大超过文辞本身；等到文章写成的时候，比起开始所想的要打个对折。为什么呢？因为文意出于想象，所以容易 出色；但语言比较实在，所以不易见巧。由此可见，文章的内容来自作者的思想，而语言又受内容的支配。如果结合得密切，就如天衣无缝， 否则就会远隔千里。有时某些道理就在自己心里，却反而到天涯去搜求；有时某些意思本来就在跟前，却又像隔着山河似的。所以要驾驭好自 己的心灵，锻炼好写作的方法，而无须苦思焦虑；应掌握好写作的规则，而不必过分劳累自己的心情。</P>
<P>　　人们写作的才能，有快有慢；文章的篇幅，也有大有小。例如司马相如含笔构思，直到笔毛腐烂，文章始成；扬雄作赋太苦，一放下笔就 做了怪梦； 桓谭因作文苦思而生病；王充因著述用心过度而气力衰竭；张衡思考作《二京赋》费了十年的时光；左思推敲写《三都赋》达十年 以上：这些虽说篇幅较长，但也由于构思的迟缓。又如淮南王刘安在一个早上就写成《离骚赋》；枚皋刚接到诏令就把赋写成了；曹植拿起纸 来，就像背诵旧作似地迅速写成；王粲拿起笔来，就像早已做好了一般；阮瑀在马鞍上就能写成书信；祢衡在宴会上就草拟成奏章：这些虽说 篇幅较短，但也由于构思的敏捷。那些构思较快的人，对写作的主要方法是心中有数的，他们机敏得好像未经考虑就能当机立断。而构思迟缓 的人，心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思路，几经疑虑才能看清楚，细细推究才能决定。有些人因为丈思敏捷，所以很快就能写成功；有些人因为多所 疑虑，所以历时较久才能写好。两种人写作虽难易不同，但同样依靠多方面的训练。假如学问浅薄而只是写得慢，才能疏陋而只是写得快；这 样的人要想在写作上有所成就，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所以在创作构思时，必然出现两种毛病：思理不畅的人写出来的文章常常内容贫乏，文 辞过滥的人又常常有杂乱的缺点。因此，增进见识可以补救内容的贫乏；突出重点可以纠正文辞的杂乱。如果见识广博而又有重点，对于创作 构思就很有帮助了。</P>
<P>　　作品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风格也各式各样。粗糙的文辞中会蕴藏着巧妙的道理，平凡的叙事中也可能产生新颖的意思。这就像布和麻一 样，麻比布虽说并不更贵重些，但是麻经人工织成了布，就有光彩而值得珍贵了。此外有些为思考所不及的细微的意义，或者为文辞所难表达 的曲折的情致，这是不易说清楚的，也就不必多谈了。必须有精细的文笔，才能阐明其中的微妙之处；也必须有懂得一切变化的头脑，才能理 解各种写作方法。从前伊尹不能详述烹饪的奥妙，轮扁也难说明用斧的技巧，这的确?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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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体　　性
　　《体性》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七篇，从作品风格（“体”）和作者性格（“性”）的关系来论述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色。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谈起，指出创作是作者有了某种情感的冲动，才发而为文的。所以作者的才、气、学、习等等，就都和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特征有着一定的关系。刘勰认为作品的风格是：“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因此，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风格。他把各种风格大体上归纳为“典雅”、“远奥”等八种，并概括地总结了这八种风格的基本特点。在这八种中，刘勰对“新奇”和“轻靡”两种比较不满。不过他认为，一个人的风格不限于一种，而往往有参差错综或前后不同的发展变化。
　　第二部分以贾谊、司马相如、王粲、陆机等十多人的具体情况，来进一步阐明作者性格与作品的风格，完全是“表里必符”的。
　　第三部分强调作家的成功固然和他的才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依靠长期刻苦地学习。八种风格虽然变化无穷，只要自己努力学习，就可融会贯通。因此，他主张作者从小就应向雅正的作品学习。
　　“风格即人”，它是作者个性的艺术表现。本篇能结合“体”、“性”两个方面来探讨，这是对的。刘勰以征圣、宗经的观点来强调或贬低某种风格，这给他的风格论带来一定局限。但在理论上，他正确地总结了风格形成的主要原因，明确了风格和个性的关系，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这对古代风格论的建立和发展，都是有益的。
　　
　　人的感情如果激动了，就形成为语言，道理如果要表达，便体现为文章。这是把隐藏在心中的情和理发表为明显的语言文字，表里应该是一致的。不过人的才华有平凡和杰出之分，气质有刚强和柔弱之别，学识有浅薄及湛深之异，习惯有雅正跟邪僻之差。这些都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并受后天的熏陶而成；这就造成创作领域内千变万化，奇谲如天上流云，诡秘似海上波涛。那么，在写作上，文辞和道理的平凡或杰出，总是同作者的才华相一致的；作品的教育作用和趣味的刚健或柔弱，难道会和作者的气质有差别？所述事情和意义的浅显或湛深，也不会和作者的学识相反；所形成的风格的雅正或邪僻，很少和作者的习惯不同。各人按照自己本性来写作，作品的风格就像人的面貌一样彼此互异。</P><P>归根到底，不外八种风格：第一种是“典雅”，第二种是“远奥”，第三种是“精约”，第四种是“显附”，第五种是“繁缛”，第六种是“壮丽”，第七种是“新奇”，第八种是“轻靡”。所谓“典雅”，就是向经书学习，与儒家走相同的路的。所谓“远奥”，就是文采比较含蓄而有法度，说理以道家学说为主的。所谓“精约”，就是字句简练，分析精细的。所谓“显附”，就是文辞质直，意义明畅，符合事物，使人满意的。所谓“繁缛”，就是比喻广博，文采丰富，善于铺陈，光华四溢的。所谓“壮丽”，就是议论高超，文采不凡的。所谓“新奇”，就是弃旧趋新，以诡奇怪异为贵的。所谓“轻靡”，就是辞藻浮华，情志无力，内容空泛，趋向庸俗的。这八种风格中，“典雅”和“新奇”相反，“远奥”和“显附”不同，“繁缛”和“精约”有异，“壮丽”和“轻靡”相别。文章的各种表现，都不出这个范围了。</P><P>　　这八种风格常常变化，其成功在于学问；但才华也是个关键，这是从先天的气质来的。培养气质以充实人的情志，情志确定文章的语言；文章能否写得精美，无不来自人的情性。因此，贾谊性格豪迈，所以文辞简洁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扬雄性格沉静，所以作品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显而用事广博；班固性格雅正温和，所以论断精密而文思细致；张衡性格深沉通达，所以考虑周到而辞采细密；王粲性急才锐，所以作品锋芒显露而才识果断；刘桢性格狭隘急遽，所以文辞有力而令人惊骇；阮籍性格放逸不羁，所以作品的音调就不同凡响；嵇康性格豪爽，所以作品兴会充沛而辞采犀利；潘岳性格轻率而敏捷，所以文辞锐利而音节流畅；陆机性格庄重，所以内容繁杂而文辞隐晦。由此推论，内在的性格与表达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这不是作者天赋资质和作品中所体现的才气的一般情况吗？</P><P>　　作者的才华虽有一定的天赋，但学习则一开始就要慎重；好比制木器或染丝绸，要在开始时就决定功效；若等到器具制成，颜色染定，那就不易再改变了。因此，少年学习写作时，应先从雅正的作品开始；从根本来寻究枝叶，思路便易圆转。上述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只要能融会贯通，就可合乎法则；正如车轮有了轴心，辐条自然能聚合起来。所以应该学习正确的风格来培养自己的习惯，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培养写作的才华。所谓创作的指南针，就是指的这条道路。</P><P>　　总之，由于作者的才华和性格有区别，因而作品的风格也多种多样。但文辞只是次要的枝叶，而作者的情志才是主要的骨干。正如古代礼服上的花纹是华丽而雅正的，过分追求奇巧就会使杂色搅乱正色。在写作上，作者的才华和气质可以陶冶而成，不过需要长期地观摩浸染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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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风　　骨
　　《风骨》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八篇，论述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基本要求。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说明风骨的必要性。所谓“辞之待骨”，就是指文辞的运用必须有骨力；“情之含风”，则指思想感情的表达，要有教育作用。总的要求是：“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即文辞方面要准确不易，教育作用要丰富有力。其次说明没有风骨的作品的弊病。最后举潘勖和司马相如的文章为例，分别说明辞句和内容的感人力量。
　　第二部分首论文气，从曹丕、刘桢等人的论述，说明“气”的重要。这个“气”，指作家的气质体现在作品之中而形成的文章特色，因此，和本篇所讲的“风”有着密切联系。次论风骨和文采的关系，认为风骨和文采兼备，才是理想的完美作品。
　　第三部分讲怎样创造风骨。刘勰认为，必须学习经书，同时也参考子书和史书，进而创立新意奇辞，才能使作品“风清骨峻”，具有较强的感染力量。只强调向书本学习而忽视现实生活的重要作用，这是刘勰论风骨的局限。
　　风骨和风格有一定联系，却又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本篇的“赞”中所说：“情与气偕，辞共体并。”作为情与辞的最高要求的风骨，和作者的情志、个性是有其必然联系的，但风骨并不等于风格。因为风格指不同作家的个性在作品中形成的不同特色，风骨则是对一切作家作品的总的要求。
　　刘勰的风骨论，是针对晋宋以来文学创作中过分追求文采而忽于思想内容的倾向提出的，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影响。</P><P>　　《诗经》具备“六义”，第一项是“风”；这是进行教化的根源，同作者的情志和气质是一致的。所以作者内心兴感而要抒发时，就应该先注意风教的问题；而在考虑怎样用文字来表达时，就应该先注意到骨力。文字应该有骨力，就好比身体必须树立骨架一样；情感要能起教化作用，就像人都具有某种气质似的。文辞如写得整饬准确，文章便有了骨力；能表达出作者昂扬爽朗的意志和气概，文章便能起明显的感化作用。假使辞藻虽繁多，但风教作用不大而骨力软弱，那么文采必将黯淡无光，音节也难于动人。所以在构思谋篇之前，便须充分培养自己的气质，做到辞句有力而内容充实，作品方能放射出新的光彩。这对于写作所起的作用，就像猛禽运用翅膀一样。所以，懂得怎样使文章有骨力的作者，文辞一定选择得精当；懂得怎样使文章有教化作用的作者，思想感情必然能抒写得显豁。文字运用得准确而不能改易，作品发生的影响牢固而没有止境：这就是讲究风教与骨力的功效。如果内容本来不多而辞句过于拖沓，文章写得杂乱而缺乏条理，这是没有骨力的表现；如果思想不周密，内容枯燥而文章的气势不足，这是无益于教化的说明。从前潘勖写《册魏公九锡文》，企图学习经典的文辞，使别人都不敢下笔了，那是由于文辞骨力的高超；司马相如写《大人赋》，被称为有“凌云之气”，蔚然成为赋家的宗匠，那是由于它具有巨大的感染力量。若能看到这些重要问题，就可以从事写作了；假使违背这些基本法则，就不要徒然追求文采的繁多。</P><P>　　因此，曹丕曾说：“文章的气势随作者的气质而定，气质或刚或柔的主要倾向，那是勉强不来的。”所以他评论孔融时就说：“他的风格特色是很卓越的。”他评论徐幹时却说：“常常有齐地的特点。”他评论刘桢时又说：“有俊逸的特点。”刘桢也说过：“孔融很杰出，的确具有不平常的特色；他的创作中的优点，别人很难超过。”这些话都是重视作者气质和文章气势的意思。野鸡有着不同色彩的羽毛，但最多只飞一百步，那是由于肌肉过多而力量缺乏。老鹰没有什么彩色，却能一飞冲天，那是由于骨骼强壮而气概雄健。创作的才华和能力，也和这差不多。如果文章写得既在内容上能起风教作用，而又在文句上富有骨力，但是缺少辞采，那好像是飞集文坛的老鹰；如果只有辞采而缺乏教化作用和骨力，就恰像文坛上乱跑的野鸡。只有既具备动人的辞采，又富于感化作用和骨力的作品，才算是文章中的凤凰。</P><P>　　如果学习经书的典范来写作，同时也参考子书和史书的写作方法，并深知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详悉各种文章的体势；然后才能产生新颖的意思，锤炼出奇特的文辞来。明确了各种文章的体势，就能意思新颖而不紊乱；懂得了创作的继承和革新，就能文辞奇特而无瑕疵。假如文章的骨力和文采既配合得不圆满，风教作用和辞藻也联系得不恰切，却想摆脱掉原有的规范，追求新的写作技巧，那么即使得到巧妙的文意，也常常会失败。难道徒然用些奇特的字句，就错误地算作正常的做法了吗？《尚书·毕命》中说：“文辞应该抓住要点，不能一味追求新异。”这是为了防止文辞的浮滥。不过写作手法不止一种，各人有自己所喜爱的；所以优秀的作家也难于传授给别人，学习写作的人也没法向别人领教。后人渐渐地走上华侈的道路，越走越远而不想回头。如果能够确立正当的写作方式，使文章写得又明畅又有力，那么风教作用既明显，文辞骨力又高超，全篇都能发射出光芒来了。只要研讨上述这些问题，写作的成功是不会太远的?script ></script>

三棵树兄

<P>4.通　　变
　　《通变》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九篇，论述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问题。
　　全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讲“通”和“变”的必要。刘勰认为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原理是有一定的，但“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却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文学创作对有定的原理要有所继承，对无定的方法要有所革新。第二部分就魏晋以前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况，来说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强调继承与革新应该并重。第三部分是紧接上面主张“宗经”的思想来论述的。刘勰举枚乘、司马相如等五家作品沿袭的情形，一以说明通变的方法，一以表示忽于“宗经”而在“夸张声貌”上“循环徊因”，就出现了“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的情形。第四部分讲通变的方法和要求，提出必须结合作者自己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来继承前人和趋时变新，文学创作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是文学艺术的一条发展规律。本篇能从“通”和“变”的辩证关系来论述继承和革新的不可偏废，这是可取的；刘勰针对当时“从质及讹”、“竞今疏古”的创作倾向，提出“还宗经诰”的主张，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刘勰所讲的“通”和“变”都过于狭窄：文学创作所应继承的，显然主要还不在诗、赋、书、记等文体的写作特点；而要发展革新的，也不仅仅是“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他未能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中一切优秀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技巧，都有根据新的条件而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必要，这就使他的通变论带有较大的片面性。</P><P>　　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名称和写作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惟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椎陈出新就无限量，所以在方法上应该研究新兴的作品。这样，就能在文艺领域内驰骋自如，左右逢源。不过，汲水的绳子太短的人，就会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脚力软弱的人，也将半途而废。其实这并不是写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干附着于土地，乃是它们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有不同的品种了。</P><P>　　所以过去几个朝代的诗歌，在情志的表达上是符合于写作法则的。黄帝时的《弹歌》，是非常朴质的了。唐尧时的《在昔歌》，比黄帝时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文采较唐尧时为多。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文采更丰富。商周两代的诗篇，较夏代又华丽得多。这些作品在述情志、写时世上，其原则是一致的。后来楚国的骚体作品，以周代诗篇为模范。汉代的辞赋和颂，却又学习《楚辞》。魏国的诗篇，大多崇拜汉代风尚。晋代的作品，又钦仰魏人的文采。把这些情况商讨一下，可以看出：黄帝和唐尧时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朴素的，虞夏两代的作品是朴素而鲜明的，商周时期的作品是华丽而雅正的，楚国和汉代的作品是铺张而尚辞采的，魏晋两代的作品不免浅薄而靡丽，刘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实际而过分新奇。从朴素到不切实际，越到后来越乏味。为什么呢？因为作家们都争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视向古人学习，所以文坛上的风气就日益衰落了。目前一些有才华的人，都努力于学习写作，可是他们不注意汉代的篇章，却去学习刘宋时的作品；虽然他们对历代创作都同样浏览，但总不免重视后代而忽视古人。青色从蓝草中提炼出来，赤色从茜草中提炼出来；虽然这两种颜色都超过了原来的草，但是它们却无法再变化了。桓谭曾说：“我看到新进作家的华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美，却没有什么可采取的；但是看到刘向、扬雄的作品，却常常有所收获。”这话可以说明上述的道理。所以提炼青色和赤色，一定离不开蓝草和酋草；而要纠正文章的不切实际和浅薄，也还要学习经书。如能在朴素和文采之间斟酌尽善，在雅正与庸俗之间考虑恰当，那么就能理解文章的继承与革新了。</P><P>　　夸张地描绘事物形貌，在西汉初的作品中已达到极点。从此以后，互相因袭，循环不已；虽然有人想跳出当时的轨道，但始终在那个樊笼之内。如枚乘《七发》说：“遥远地望到东海，和蔚蓝的天空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看不到头，望不见边；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出来，月亮从西边的山上升起。”马融的《广成颂》说：“天地相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面出来，月亮从西面上升。”扬雄的《羽猎赋》说：“太阳和月亮，出来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张衡的《西京赋》说：“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样。”这些夸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这类手法，无不是互相沿袭的。</P><P>　　应该在沿袭当中又有所改变，这才是继承与革新的方法。所以考虑到写作的纲领，应该掌握住主要方面。首先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领；然后开拓自己写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关键，放长缰绳，驾马远行，安闲而有节奏。应该凭借自己的情感来继承前人，依据自己的气质来?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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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定　　势
　　《定势》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篇，主要论述由不同文体所决定的体势问题。对“势”字的理解，尚存一定分歧，本书引论已经讲到一些。詹锳《〈文心雕龙〉的定势论》一文，对此有新的深入研究，认为刘勰的定势论，“势”字源于《孙子兵法》中讲的“势”，并据以提出：“《定势》的‘势’，原意是灵活机动而自然的趋势。”（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这是研究“定势论”的新成果。本篇所讲的“势”，正如詹文所说“‘势’是由‘体’来决定的”，这是理解“势”字具体命意的关键。刘勰自己既说“即体成势”、“循体而成势”，又称这种“势”为“体势”，可见他所说的“势”，是由不同文体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点已较为明确，所以本篇译文即取刘勰自己的说法——“体势”。
　　本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体势的形成原理。以箭矢直行，涧水曲流，圆者易动，方者易安为喻，来说明体势形成的道理，关键就在事物本身，它的特点决定着与之相应的“势”。第二部分论文体和体势的关系。不同的文体要求不同的体势；作者应“并总群势”，也可适当配合，但必须在一篇作品中有一个统一的基调，而不能违背“总一之势”。第三部分引证前人有关议论，进一步说明文章体势的多样化。第四部分抨击当时文坛上的错误倾向，提出“执正以驭奇”的要求。
　　文章的体势，和风格、文气都有一定的关系，而又有所区别。刘勰认为风格是由作者的才、气、学、习等因素构成的，和作者的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气主要是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中的体现，所以同一“气”字，常兼指人与文两个方面。体势则主要决定于文体，因而偏重于表现形式。</P><P>　　作者的情趣多种多样，作品的变化也有不同的方式；但在写作时都依照具体内容而确定体裁，并根据体裁而形成一定的体势。所谓“势”，就是根据事物的便利而形成的。例如弯机发出的矢必然是直的，曲折的山涧中的急流必然是迂回的，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圆的物体是圆的，所以能转动；方的物体是方的，所以能平放：作品的体势，也就是这样。凡是取法于儒家经典的作品，必然具有雅正的美；而仿效《楚辞》的作品，也必有美好非凡的华采；内容浅近的，大都缺乏含蓄；措辞简明的，常常和繁富的作品相反。好比急水不会有细浪，枯木不会有浓荫，这都是自然的趋势。</P><P>　　所以在绘画上讲究设色，而在文章上则以情志为主；调配颜色而画成狗马的不同形状，会合情感而形成雅正或庸俗的体势。写作上各有师承，表现手法也就各不相同；其间虽无严格的区界，但也不易超越。只有洞悉写作法则的人，才能兼通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势：正常的和奇特的文章虽然相反，但总可以融会贯通；刚健的和柔婉的作品虽然互异，也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灵活运用。如果只爱好典雅而厌弃华丽，就是在融会贯通方面做得不够；这就好比夏代有人重弓轻矢或重矢轻弓，其实只有弓或只有矢都是不能单独发射的。但如果雅正和庸俗的合在一篇，那就分散了统一的文章体势；这就好比楚国人出卖矛和盾，两样都称赞便一样也卖不掉了。若要兼长各种体裁，也须善于辨别其间的差异；好比乐师对于音律、画家对于颜色一样，作家也要善于配合运用不同的文章体势。对于章、表、奏、议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典正高雅；对于赋、颂、歌、诗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清新华丽；对于符、檄、书、移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明确决断；对于史、论、序、注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切实扼要；对于箴、铭、碑、诔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弘大精深；对于连珠和七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巧妙华艳。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体裁而形成不同的体势，随着文章体势的变化而获得成效的。虽然写作的法则和时机要互相结合，文采的多寡要互相配合，但好比五彩的锦缎，必须以某种颜色为基础。</P><P>　　桓谭曾说：“作家各有自己的喜爱，有的爱好浮浅华丽，而不懂得朴实；有的爱好繁多，而不懂得简要。”曹植也说：“一般文人，有的喜爱文采丰富，意义深隐；有的喜爱清楚明白，描写细致入微：各人习尚不同，致力于写作也就互异。”这是从作家来讲各人的趋势不同。刘桢又说：“文章的体势，不外是刚强或柔弱；能做到文辞已尽而体势有余的，天下不过一二人而已，这样的作者是不可多得的。”刘桢这里说的，又牵涉到文气问题。不过，文章任其自然之势，势必有的刚强，有的柔婉，不一定要慷慨激昂的，才算文章的体势。此外，陆云说他自己：“从前谈论写作，常重视文辞而忽视情志，注意文章体势而不求文句润泽。后来听到张华的议论，便信从他的话了。”其实情志本来重于文辞，而文章体势也应该讲究润泽；陆云可以说是先走错了路，后来又能改正的了。</P><P>　　近来的作家，大都爱好奇巧。推究这种新奇的作品，是一种错误的趋势造成的。由于作家们厌弃过去的样式，所以勉强追求新奇；细看这种不正当的意向，表面上好像颇不容易，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方法，不过是故意违反正常的写法而已。在文字上，把“正”字反写便成“乏”字；在辞句上，把正常的写作方法反过来就算是新奇

三棵树兄

<P>6.情　　采
　　《情采》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一篇，主要是论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内容和形式的相互关系：形式必须依附于一定的内容才有意义，内容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才能表达出来，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相依相存的统一体。刘勰认为文学作品必然有一定的文采，但文和采是由情和质决定的，因此，文采只能起修饰的作用，它依附于作者的情志而为情志服务。第二部分从文情关系的角度总结了两种不同的文学创作道路：一种是《诗经》以来“为情而造文”的优良传统，一种是后世“为文而造情”的不良倾向。前者是“吟咏情性，以讽其上”，因而感情真实，文辞精练。后者是无病呻吟，夸耀辞采，因此，感情虚伪而辞采浮华。刘勰在重点批判了后世重文轻质的倾向之后，进一步提出了“述志为本”的文学主张。第三部分讲“采滥辞诡”的危害，提出正确的文学创作道路，是首先确立内容，然后造文施采，使内容与形式密切配合，而写成文质兼备的理想作品。
　　本篇是针对当时“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创作风气而发的。为了探索正确的创作道路，刘勰对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他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依存的，因而应该文质并重。他也强调文必有采，但必须以“述志为本”，不能以文害质。这些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他的所谓“情”与“采”，其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在理论上的阐述，也还是比较粗略的。</P><P>　　古代圣贤的著作，都叫做“文章”，这不是由于它们都具有文采吗？虚柔的水可以产生波纹，坚实的树木便能开放花朵：可见文采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实物。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纹，就看不出它们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犀牛的皮虽有用，但还须涂上丹漆才美观：可见物体的实质也要依靠美好的外形。至于抒写作者的思想情感，描绘事物的形象，在文字上用心琢磨，然后组织成辞句写在纸上；其所以能够光辉灿烂，就因为文采繁茂的原故。所以，文学艺术创作的道路有三种：第一是表形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颜色而成的；第二是表声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成的；第三是表情的创作，是依靠各种不同的性情而成的。各种颜色互相错杂，就构成鲜艳的花纹；各种声音互相调和，就构成动听的乐章；各种性情表达出来，就构成优美的作品。这是自然的道理所决定了的。如《孝经》教导后人：“哀悼父母的话，不需要什么文采。”由此可见，人们平时说话不是不要文采的。又如老子反对虚伪，所以说：“华丽的语言往往不可靠。”但他自己写的《道德经》五千言，却是非常美妙的；可见他对华美的文采并不一概反对。此外，庄子也曾说过“用巧妙的言辞来描绘万事万物”，这是讲辞采的修饰。韩非又曾说过“巧妙的议论多么华丽”，这是说文采太多了。文采太多的议论，修饰得很巧妙的描写，文章的变化这就达于极点了。体会《孝经》、《老子》等书中的话，可知文章的形式是依附于作者的情感的；细看《庄子》、《韩非子》等书中的话，就明白作品的华丽是过分淫侈了。如果能够在清流与浊流之间加以适当的选择，在邪道与正路面前从容考虑，也就可以在文学创作中适当地驾驭文采了。但是红粉和青黛只能装饰一下人的外容，妍媚的情态却只能从人固有的美丽姿容中产生出来。文采也只能修饰一下语言，文章的巧妙华丽都以它的思想内容为基础。所以思想内容犹如文辞的经线，文辞好比是内容的纬线；必须首先确定了经线，然后才能织上纬线。所以写文章也要首先确定内容，然后才能产生通畅的文辞：这就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P><P>　　从前《诗经》的作者所写的诗歌，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成的；·　　后代辞赋家所写的作品，则是为了写作而捏造出情感来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为像《诗经》中《国风》、《小雅》等篇的产生，就是由于作者内心充满了忧愤，才通过诗歌来表达这种感情，用以规劝当时的执政者：这就是为了表达思想情感而写文章的。后来的辞赋家们，本来心里没有什么愁思哀感，却勉强夸大其辞，沽名钓誉：这就是为了写文章而捏造情感。为了表达情感而写出的文章，一般都能做到文辞精练而内容真实；仅仅为了写作而勉强写成的文章，就往往是过分华丽而内容杂乱空泛。但是后代的作家，大都爱好虚华而轻视真实，抛弃古代的《诗经》，而向辞赋学习。于是，抒写情志的作品日渐稀少，仅仅追求文采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的人内心里深深怀念着高官厚禄，却满口歌颂着山林的隐居生活；有的人骨子里对人间名利关心之至，却虚情假意地来抒发尘世之外的情趣。既没有真实心情，文章就只有相反的描写了。古人曾说：“桃树李树不用开口，就有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在树下走出路来。”那是因为树上有果实的原故。古书上又曾说过：“男子种的兰花即使好看，却没有香味。”那是因为男子缺乏真诚细致的感情。像花草树木这样微小的东西还要依靠情感，凭借着果实；何况人们写作文章，那就更应该以抒写情志为根本。如果作家所写的和自己的情感不一致，这种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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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了，待续。衷心邀请各位老师一同编辑！这方面内容以前没有过，希望作为一种变革和创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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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7.熔　　裁
　　《熔裁》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二篇，讨论文学创作中怎样熔意裁辞。“熔裁”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剪裁”有某些近似，但有很大的区别。刘勰自己解释说：“规范本体渭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所以，“熔”是对作品内容的规范；“裁”是对繁文浮词的剪截。“熔裁”的工作，从“思绪初发”开始，到作品写成后的润饰修改，是贯彻在整个创作过程之中的。其主要目的，是在写成“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滥”的作品。
　　全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什么叫熔裁和熔裁工作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性；第二部分论熔意，提出熔意的三条准则；第三部分论裁辞，要求作品做到没有一个可有可无的字句；第四部分举历史上的有关例证，以进一步说明熔意裁辞的必要。本篇提出的“三准”，是刘勰创作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怎样理解“三准”，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所谓“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确有一个先后、主次的程序问题，但其主旨不是讲创作过程，而是熔意的三条准则：“设情以位体”，是要以内容能确立主于为准；“酌事以取类”，是要以取材和内容密切关联为准；“撮辞以举要”，是要以用辞能突出要点为准。刘勰所说“心非权衡，势必轻重”，正是要根据这三条准则来进行权衡。文学创作中怎样熔意，这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只能提出几条总的原则，这是很自然的。不仅熔意，即使论裁辞，所谓“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也是一个总的要求；如果称这一总的要求为裁辞的准则，同样是可以的。</P><P>　　作品的内容有一定的部署，然后在这基础上运用文采。首先确立作品刚强或柔婉的基调，然后适时予以变化。确立了基调虽已有一定的主体，但意思的表达有时可能偏多；至于适时变化本来没有一定，所以文辞有时就不免显得繁杂。这里关键所在，就是做好熔意裁辞的工作；一方面纠正内容上的毛病，一方面改正文辞上的缺点。所谓熔意，就是使文章的主要内容表现得更合乎规范；所谓裁辞，就是删削一切不必要的文辞。能裁辞，文句便不杂乱；能熔意，纲领便可分明；好比工匠用绳墨来定材料的取舍，用斧子来进行削凿一样。脚指不分或手有歧指，那是天生的多余；身上长出肉结，也为形体所不需。同一意思的再现，那是内容上的多余；同一辞句的复出，也是文章所不需的。</P><P>　　当开始构思的时候，拟用的文辞常嫌太杂乱；内心很难像天平那么准确地衡量，势将犯偏重偏轻的毛病。所以要想写成一篇好文章，必须先提出三项准则：首先根据内容来确定主体，其次选择与内容有联系的素材，最后选用适当的语言来突出重点。这样才能安排文辞来配合内容，把必要的东西写上去而把不必要的省略掉，以力求精当。正与木工根据绳墨来削凿美好的木材一样，文章必须如此才能写得首尾妥帖，条理清楚。如果不先确定写作方法，却只任意地追求辞采，那么不必要的内容就都挤进来，而废话就必然太多。</P><P>　　三项准则确定了，就该斟酌字句。如果有可删的句子，可见考虑得还不够细致；如果没有可省的字，才算写得周密。论点精当而语言扼要，那是极精约的风格；情志奔放而文辞铺张，那是极繁缛的风格。繁缛或精约，完全任随作家性格的爱好。如果发挥一下，那么两句可以变成一段；如果简练一点，那么一段也可以压缩成两句。文思丰富的人，长于铺陈；而文思踏实的人，善于精简。善于精简的人，字句虽删去而意思仍然保存；善于铺陈的人，字句虽多而意思仍很显豁。如果减少字句而意思也不完整，那是才华不足而不是文思踏实；如果铺陈一番而文辞重复，那是文笔拉杂而不是文思丰富。</P><P>　　晋代的谢艾和王济都是西河地方的文人。当时张骏认为，谢艾文辞虽繁富而不能省去什么，王济文辞虽简略而不能增加什么。像这两位，可以说是精通熔意裁辞的方法，懂得怎样该繁该简的道理了。至于陆机，才华虽然卓越，但写作起来未免文辞过繁；陆云文思虽然较差，但平日就喜欢文笔简净。陆云论陆机的时候，虽常怪陆机文采过多，却又说陆机不断有清新的文句，所以不算毛病；其实这不过是重视兄弟间的情谊而已。好比用美好的锦缎做衣服，长短有定；即使欣赏锦缎的花纹，也不能在领子、袖子上增加一倍。善于写作的人还不易把繁多的文采处理得当，何况不善于写作的人呢？陆机《文赋》认为只要有美鸟来住，恶木也不必砍去；不得已时也不妨在一篇歌曲中凑上些平庸的音节。他并不是没有见识，只是难于割爱罢了。成百的骨节组成整个身体，都靠气血流畅；万千种意思写成一篇文章，离不开文辞与内容的配合。想要文章内容全备而不太繁复，文辞多变化而不是滥用，那么，若非注意熔意裁辞，怎能做得到呢？</P><P>　　总之，作品里的各部分，应该像门户似地左右互相配合。文辞好比河水，太多了就要泛滥。必须考虑如何增减，推敲详略。删去多余的和杂乱的部分，文章就没有什么累赘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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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8.声　　律
　　《声律》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三篇。从《声律》到《练字》的七篇，就是刘勰的所谓“阅声字”部分。这部分主要是论述修辞技巧上的一些问题，并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篇专论声律的运用，也讲到一些声律上的理论问题。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研究声律对文学创作的必要。刘勰认为声津是总结人的发音规律而来的，而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更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关键”，这是必须研究声律的原因之一。语言的声音有高低抑扬之别，有因发音部位不同而形成的种种差异，怎样掌握这些特点，使语言的运用合于宫商，是必须研究声律的理由之二。最后从人的发音与乐器发音之剔，说明人的发音规律不易掌握，所以必须研究有关声律的理论。第二部分就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探讨写作上的声律问题。其中涉及双声、叠韵，平厌的配合以及和声、押韵等。刘勰正处于四声初步形成的时期，当时论音韵的人虽大都借用古代的五音来讲四声，但四声的特点已基本明确了；平上去入的名称当时还未广泛运用，但从《诗品序》中的“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来看，可能在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已在诗歌创作的实践中有所运用了。刘勰在本篇虽未讲到平上去入，但平仄错综配合的基本道理已讲得相当明确了。刘勰和沈约的认识大致相近，只是侧重于自然音律，而没有提出拘忌文意的烦琐规定。第三部分主要是联系具体作家讲正声和方言的利弊，进一步总结掌握正确音律的必要。刘勰认为运用正确的音韵，就能势如转圜，无往不适；运用错误的音韵，就如圆凿方枘，难以调和。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他肯定以《诗经》为代表的正声，而不满于《楚辞》的楚声，一再斥《楚辞》为“讹韵”、“讹音”，这显然和他宗经的正统思想有关。诗文中杂用方言土语，虽有可能造成音韵的不谐，但对文学作品来说，既不应一概排斥方言，更不应以此区分“正响”与“讹音”而贬低《楚辞》。</P>
<P>　　音律的产生，原是从人的声音开始的。人声具有五音，来自先天的气性，古代帝王就是根据人声的五音来制乐作歌的。由此可见，乐器的声音，是表现人的声音，而不是人的声音仿效乐器。所以，语言是构成文章的关键，更是表达思想的枢纽；至于语言的音韵，则是求其和人的口吻协调而已。古代教唱歌，首先要琢磨发音的方法，使疾呼合于宫音，徐呼合于徵音。属清声的徵、羽二音强，属浊声的宫、商二音弱；高亢的喉音和伸直的舌音各异，聚合的唇音和急激的齿音有别，强音和弱音相对：这些区别都是很明显的。如果弹琴时声音不协调，自然知道对弦柱加以调整；写文章时要是声律失调，就不易弄清从何调整了。琴弦发出的声音，尚能使之和谐，发自作者内心的 声音，反而不能和谐，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因为在外的声音容易辨识，内心的声音不易认清。在外的声音容易掌握，是由于可以用手决定琴弦；内心的声音不好控制，则由于声音和心思纷乱不一。这只能从掌握音律技巧来求得解决，是难以用文辞说明白的。</P>
<P>　　字声有的飞扬，有的低沉，有的是双声，有的是叠韵；双声字中间被其他字隔开，就往往不协调，叠韵词分离在两处，就必然违背声律；一个句子的字声全是低沉的，声音就像要断气一样，全是高昂的，就一直上升而不婉转：应使低昂之声像转动辘轳一样相互交错，像鱼龙的鳞甲那样整齐排列；声律的适当配合稍有错乱，就会前阻后碍，这种毛病，就是文人的口吃病了。口吃的病根，在于作者爱好诡奇；一心去追逐新奇，就造成发音的杂乱。要想解除这种毛病，首先必须坚决割断对怪异的爱好。左边受阻就从右边想办法，后边积滞就疏通前面，这就可使声音转动在口中，像振动玉器玲玲作响；悦耳的辞句，如成串的珍珠相联不绝。所以，表达思想感情的作品，好坏寄托在吟咏上，诗歌的滋味从句子的安排中流露出来，工夫全在句子的“和”与句未的“韵”上：不同字调的适当配合就叫“和”，同韵的字相呼应就叫“韵”。句末用韵是有定的，确定之后其余的韵都好处理；句子的和谐有高低抑扬的不同，要句子之间配合好就比较困难了。一般散文容易写得精巧，但要把一篇散文的声律调配和谐就很难；诗歌写作虽不易精巧，押韵却是比较容易的。声律上很多细微不明显的变化，虽然不能一一讲到，但举其大要，基本上不出以上所论。</P>
<P>　　至于声律的全面调和，犹如吹奏可以和众声的籥；回旋地运用声韵，就像调和较复杂的瑟。调和瑟音须要移动弦柱，所以常常会出现不协调的情形；籥的管、孔有定，因而任意吹奏都可一致。曹植和潘岳的作品，就如吹籥的无处不谐；陆机和左思的作品，就像调瑟的常有不和。这只是略举大概，其他作家作品可由此类推。此外，《诗经》的作者运用音韵，大都清楚准确；《楚辞》用的是楚地的声音，所以错乱的声韵很多。到西晋张华论韵，曾说 陆机作品中的楚音很多；他的楚音正如《文赋》中所说的“不能改变”。这就可说是屈原作品的余响，有失于雅正的声韵了。切台的声韵运用起来，势如圆形物体的转动：不协调的音韵运用起来，就比在圆孔中投方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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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章　　句
　　《章句》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四篇，专论分章造句及其密切关系。刘勰所说的“章”，是沿用《诗经》乐章的“章”，用以指作品表达了某一内容的段落。本篇译注中用“章节”二字，亦即此意，和现在论著中常说的“章节”不同。刘勰的所谓“句”，也和后来“句子”的概念有别。如其中说“以二言为句”，只指语言的一个停顿。古有句、逗之分，本篇所说的“句”，都包括在内。
　　本篇分两大部分。首段为第一部分，论“章句”的意义和分章造句的基本原理；要求做到文采交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结构严密，首尾一体。后三段为第二部分：第二段论句子的字数，要求短句不促迫，长句不松散；第三段论用韵，既反对“两句辄易”，也不赞成“百句不迁”而主张“折之中和”；第四段论虚字，认为虚字虽无实际意义，但“在用切实”，为诗文创作所必需。
　　纪昀评本篇第二部分“但考字数，无所发明”；“论押韵特精，论语助亦无高论”，基本上是对的。这部分所论三个问题都一般化，论韵虽略有可取，亦非“特精”。但第一部分的一些意见，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从任何作品都必须由字而句，由句而章，然后积章成篇的道理，提出要写好文章，就要一句不苟，一字不妄；从而深刻他说明了篇章字句的关系，也有力他说明了“振本而未从”在写作中的必要。对章句的处理，其总的要求是“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但又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一方面主张根据具体内容而“随变适会”，一方面又强调章句的运用如舞蹈有定位、歌唱有定节，不能乖离其基本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把文章写成一个有条不紊、结构严密的整体。</P><P>　　文章内容的安排要有适当的位置，言辞的处理要有一定的次第；组成位置有定的内容叫做“章”，组成次第有定的言辞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显明；所谓“句”，就是局限。对言辞的局限，就是联结文字，分别组成句子；使内容显明，就是汇总各个句子，构成完整的意义。章和句的作用虽然各不相同，但二者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人们进行写作，是由个别的文字组成句子，再把句子组成章节，然后由章节组成一篇。所以，要全篇光彩，必须各个章节没有毛病；要各个章节都明丽，必须所有的句子没有缺点；要所有的句子都优美，必须一切文辞都不乱用。由此可见，抓好字句就能写好篇章，懂得章句的基本道理，就有可能写好一切文章了。韵文和散文的写作，篇幅有长有短；分章造句，音节有缓有急：这些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临机应变，是没有固定的准则的。一个句子统领若干文字，有待适当地联系，才能起到它的作用；一个章节汇总一定的意义，必须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才能成章。在内容的掌握上，要取舍得当，就如回旋的舞蹈，行列有一定的位置；柔丽的歌声，高低有一定的节奏。考查《诗经》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虽是分章说明意义，但章节和句子在全诗中，和在蚕茧上抽丝一样、从开始到结束，都是联系紧密而丝毫不乱的。开头说的话，就考虑中篇的内容；结束时的话，则是继承前面的旨意；因而能文采交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前后衔接，首尾一体。如果文辞和整体失去联系，就像孤独的旅客没有同伴；叙事违反了正常的次第，就像飘荡的游子无处安身。所以，组合句子要避免颠倒，分判章节要按照顺序：这的确是文章情趣的共同要求，散文与韵文都是如此。</P><P>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但用字有一定的技巧：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一种随机应变的方法。至于诗体、颂体的一般格式，则以四言句为正格。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出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P><P>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P><P>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入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子，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《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操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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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丽　　辞
　　《丽辞》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五篇，论述文辞的对偶问题。“丽”，即耦，也作偶，就是双、对。讲究对偶，是我国文学艺术独有的特色之一；对偶的构成，和汉字的特点有重要关系。所以，从我国最早的文献《易经》、《尚书》等，直到现在的文学作品以至一般著作，也常用对偶。本篇就是对这一重要问题所做初步总结。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对偶的形成原因及其源流梗概。刘勰认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是成双的，因此，反映万物的文学创作，只要对事物作全面考虑，就可“自然成对”。这个道理虽然很不全面，但它不是从追求华丽出发，而是从客观事物的自然之美出发。联系下面所讲“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等观点来看，用不用对偶，取决于内容，则对偶的运用，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因此，刘勰认为古书上的对偶，如“满招损，谦受益”之类，并不是有意为对，而是事实如此，“率然对尔”。到汉代以后（主要是东汉以后），逐渐“崇盛丽辞”，才愈来愈讲求精细，并发展而为繁滥。
　　第二部分讲对偶的种类。刘勰将古来对偶归纳为四种类型：言对、事对、反对、正对。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也包括在四种基本类型之中了。刘勰认为这四种对，言对易，事对难，反对优，正对劣。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
　　第三部分首先列举几种应该避免的弊病，如相对两方的内容重复、优劣不均、孤立无偶和对偶平庸等，然后提出总的要求：要对得合理恰当，并美如联壁；对句和散句应交错运用，像用种种不同的玉器加以调节。
　　刘勰生当六朝骈文盛行之际，《文心雕龙》也用骈文写成；本篇所论，褒多于贬，说是他对骈文是有所偏爱的。在文学创作中，若发挥汉语的有利因素，“奇偶适变”，对加强作品的艺术性，以及更好地表达某些内容，都是有益的。刘勰对此做了初步总结，也是可取的。问题在于，本篇并非专论对偶；所谓“迭用奇偶”，显然指骈文而言。一般散文只是偶用对句，就不存在“迭用奇偶，节以杂佩”的问题。骈文以对句为主，可说是雕章琢句的典型文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是意义不大的。</P><P>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随意讲出就自然成对了。《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其意思相对则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不同的内容而变化，并非着意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P><P>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邀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P><P>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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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比　　兴
　　《比兴》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六篇，专论比、兴两种表现方法。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重要传统。对于赋，刘勰在《诠赋》篇已结合对辞赋的论述讲到一些。本篇只讲比、兴，除二者关系较为密切外，也说明刘勰认为在艺术方法上，比、兴两法更值得探讨和总结。对比、兴的理解，历来分歧甚大。刘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意见对比、兴传统方法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刘勰自己对比、兴的理解：比是比附，是按照事物的相似处来说明事理；兴即兴起，是根据事物的隐微处来寄托感情。这基本上是对汉人解说的总结。刘勰又说：“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托）讽。”把比、兴方法和思想内容的表达密切联系起来，这是刘勰论比、兴的重要发展。第二部分从《诗经》、《楚辞》中举出一些实例，进一步说明比、兴在具体创作中的运用，以及汉魏以来多用比而少用兴的变化情况。因为汉晋期间用比的方法更为频繁，所以，第三部分专论比的运用。刘勰用大量例证说明，比可以用来比声、比貌、比心、比事等；总的要求是“以切至为贵”。汉魏以来“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在文学创作中也取得了“惊听回视”等艺术效果，但刘勰对忽视兴的倾向是不满的，所以说这是“习小而弃大”。
　　刘勰对比、兴两法的运用，提出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在全面观察了事物的基础上“拟容取心”。比拟的是事物的形貌，但不应停留在形貌的外部描写上，而必须提取其精神实质；也就是说，要通过能表达实质意义的形貌，来抒写作者的思想感情。只有这样，才能“斥言”、“托讽”，以小喻大。</P><P>　　《诗经》里边的作品，体大思精；其中包含着风、赋、比、兴、雅、颂六项。在毛亨作《诗训诂传》时，特别提出“兴”来；岂不是因为《诗经》兼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赋”乃直陈，“比”为明喻，而“兴”却隐约难懂吗？所以，“比”是比附事理的，而“兴”是引起情感的。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情感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由于引起情感，所以“兴”才能成立；由于比附事理，所以“比”才能产生。用比的方法，是作者因内心的积愤而有所指斥；用“兴”的方法，是作者以委婉譬喻来寄托讽刺。为了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意义，所以《诗经》作者的情志就有两种表现方法。</P><P>　　试看用“兴”来寄托讽喻，常常是婉转而善于表达；表面上说的是小事，但譬喻的意义却很广泛。例如《诗经》中的《周南·关雎》所说的雎鸠是雌雄有别的鸟，所以用作引起周王后妃的“兴”；《召南·鹊巢》所说的鸤鸠有贞静专一的品德，所以用作引起诸侯的夫人的“兴”。既然有取于贞静，那就不在乎是否平凡的飞禽；同样，既然取其雌雄有别，自然不管是否健猛的鸟。这些诗句虽然明确，但表达得不够明显，所以还有待于注解来发挥。至于“比”是什么呢？那是描写事物来比附某种意义，用鲜明的形貌来说明事理。例如《诗经》中的《卫风·淇奥》以金和锡来比喻美德，《大雅·卷阿》以名贵的玉器来比喻贤人，《小雅·小宛》以蜂育螟蛉来比喻教养后辈，《大雅·荡》以蝉叫比喻酒后喧哗，《邶风·柏舟》以衣服未洗来比喻心情忧郁，又以心非床席可卷来比喻立志不变：这些相切合的形象，就是“比”的方法。还有《曹风·蜉蝣》说，“麻衣洁白如雪”；《郑风·大叔于田》说，“驾在车两旁的马，走起来像舞蹈一般”：这些也都是“比”一类的。后来楚顷襄王听信坏人的挑拨，屈原却忠君爱国，他继承《诗经》的优良传统而写作《离骚》，其中讽刺是兼用“比”、“兴”两种方法的。汉代文风虽盛，但作家们却卑躬屈节，所以《诗经》讽刺的传统中断，而“兴”的表现方法也就不存在了。这时赋和颂很兴盛，“比”的运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和过去的法则不一样了。</P><P>　　“比”的方法，在譬喻上没有一定：或者比声音，或者比形貌，或者比心情，或者比事物。宋玉《高唐赋》说：“风吹细枝，发出悲声，好像吹竽似的。”这是比声音的例子。枚乘《菟园赋》说：“众鸟飞得极快，好像白云中几点尘埃。”这是比形貌的例子。贾谊《鵩鸟赋》说：“灾祸和幸福的互相联系，同绳索绞在一起有什么区别？”这是以事物比道理的例子。王褒《洞箫赋》说：“箫声柔婉润泽，好像慈父抚育儿子似的。”这是以声音比心情的例子。马融《长笛赋》说：“音节繁多而连续，好像范雎、蔡泽的游说。”这是以声音比辩论的例子。张衡《南都赋》说：“开始了郑国的舞蹈，好像剥茧抽丝似的。”这是以事物比舞姿的例子。诸如此类，辞赋里很多。作者天天用“比”的方法，久而久之就忘记了“兴”；他们习惯于次要的，而抛弃了主要的，所以作品便不及周代。至于扬雄、班固诸人，以及曹植、刘桢以后的作家们，描写山水云霞，无不运用“比”的方法来施展文采；其所以能写得动人，主要依靠这种方法取得成功。又如潘岳《萤火赋》说：“萤光好像沙中金粒似地闪烁。”张翰《杂诗》说：“青枝好像聚集着翠鸟的羽毛。”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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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夸　　饰
　　《夸饰》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七篇，专论夸张手法的运用。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论夸张描写在文学创作中的必要。刘勰从《诗经》等儒家经书中举一些运用夸张手法的例子，指出这种描写虽然不免过分，但不仅无损于作品的教育作用，反而能“追其极”、“喻其真”，起到更为有力的教育作用。其实，不仅某些难以表达的事理，甚至普遍的形器，也正是借助于夸张的方法，才能突出其实质，发挥积极的艺术效果。因此，刘勰断定“文辞所被，夸饰恒存”，凡是文辞描写，就永远存在着夸张的表现方法。
　　第二部分讲夸张手法在两汉的运用、发展情况及其艺术力量。刘勰举汉赋中的一些例子，说明汉代辞赋家在夸张的运用上，虽有从盛行到过分的倾向，但都能在辞赋创作中“因夸以成状，沿饰而得奇”，充分发挥了夸张描写的艺术效果，甚至能使盲人睁开眼睛，聋子也受到惊骇。
　　第三部分论夸张手法的基本原则。刘勰认为，一方面要继承《诗经》等儒家经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要纠正汉代辞赋家夸张过分的偏向，做到“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关键在于抓住要点，能有力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不要用不恰当的夸张，使“名实两乖”。
　　刘勰不仅认为从开天辟地以来，有文辞就必有夸饰，甚至还鼓励作家打破常规，以“倒海”、“倾昆”的精神，去努力探取夸饰的珠宝。这说明他并未死守儒家的一切教条，而对文学艺术的表现特点，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P><P>　　未成形的抽象的叫做“道”，已成形的具体的叫做“器”。微妙的道理不易说明，即使用精确的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具体事物虽容易描写，用有力的文辞更能体现出它的真象。这并不是由于作者的才能有大有小，而是事理本身在描述上有难有易。所以从开天辟地以来，凡是涉及声音状貌的，只要通过文辞表达出来，就有夸张和修饰的方法存在；即使是《诗经》、《尚书》中那种雅正的语言，为了教育读者，所谈的事例一定要广博，因而在文辞上也就必然有超过实际的地方。所以《诗经》里面谈到高就说山高到天上，谈到狭就说河里容不下小船；谈到多就说子孙无数，谈到少就说周朝的百姓死得不剩一个。《尚书》里面讲到洪水包围丘陵，就有淹没天空的说法；讲到殷王的士兵叛归周人，就有杀得流血可以浮起春米槌的记载。这些虽不免过甚其辞，但对于所要表达的基本意义却并无妨害。再如猫头鹰的叫声本来是难听的，怎能真像《诗经·鲁颂·泮水》中说的，因为它栖在泮水边的树上而变得好听起来了呢？苦菜的味道本来是苦的，怎能真像《诗经·大雅·绵》里面说的，因为生长在周国的平原上而变得糖浆似的甜呢？实在因为作者有着深刻的赞扬的意图，所以在文义上有所夸饰。伟大的圣人将它采录下来，作为后世的典范。因此孟轲曾说过：“解说《诗经》的人，不要因为拘泥于辞藻而妨害了对诗句的理解，也不要因为拘泥于诗句本身而误解了作者的原意。”</P><P>　　从宋玉、景差以后，作品中运用夸张手法开始盛行起来。司马相如继承这种风尚，又变本加厉，怪异失实的描写越来越严重。他写到上林苑中的高楼，便说流星与曲虹好像进入了它的窗户；写到追逐飞禽的众多，竟说龙雀、焦明等奇鸟样样都能捕到。后来扬雄作《甘泉赋》，继承了司马相如的流风余韵；他为了描写的奇特，就借重玉树这一珍宝；为了形容楼阁的高耸，就说鬼神也要跌下来。还有班固在《西都赋》里谈到了比目鱼，张衡在《西京赋》中谈到了海若神等等。这些说法在事理上既难于查考，在夸张上又不算竭尽能事。此外如扬雄的《羽猎赋》，里面说要鞭挞洛水的宓妃，要她送酒菜给屈原等人；张衡的《羽猎赋》又曾说，要把水神玄冥囚禁在北方的荒野。可是，那姣好的洛神，既不是什么鬼怪；而这水神玄冥，也不是什么妖魔；他们这样不切实际地任意描写，不是过于粗疏了吗？这样写不过要想增加声势，便把事情写得夸张一些，却显然违背了义理。但这些作品在描绘山海的状貌和宫殿的形势上，都能充分表现出那种宏伟高大、光辉灿烂的壮观；色彩的鲜艳有如融融的火光，楼台的高耸富有飞动的气势：所有这些，都是依仗夸张手法来表现出事物的形状，借助修饰文采来显示事物的奇特。因此，后来许多才人发扬了这种风气，凭借着这种声势。他们振翼高举，势将奋飞；踊跃奔腾，耻于缓步。他们如果写繁盛，即使是春日丽景也不如这般鲜艳；如果写衰萎，即使是荒凉的寒谷也没有这样萧条。写到愉快，文字好像带着欢笑一齐来到；写到悲伤，音调好像和哭泣同时并至。这的确可以把深藏内心而不明显的东西表达得十分鲜明而生动，简直能使盲人睁开眼睛，聋子受到震惊。</P><P>　　如果夸饰能够抓住事物的要点，就可把作者的思想感情有力地表达出来；要是夸张过分而违背常理，那就会使文辞与实际脱节。假如在内容上能够学习《诗经》、《尚书》中深广的涵义，在形式上避免扬雄和司马相如辞赋中过度的夸饰，做到夸张而有节制，增饰而不违反事实，这就可以算是美好的作品了。</P><P>　　总之，夸张手法的运用，难道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吗？夸张的?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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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3.事　　类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证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色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已”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钞”（《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P><P>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阴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未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P><P>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击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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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练　　字
　　《练字》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九篇，探讨写作中如何用字的问题。刘勰正确地认识到，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构成文章的基础；所以，如何用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本篇所论，正以诗赋拿文学作品为主，而不是泛论一般的用字问题。但本篇只论用字，不是全面论述文学语言问题，还须结合《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物色》等有关篇章的论述，才能了解到刘勰对文学语言的全面意见。
　　本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文字的起源、变化，以及汉魏以来的运用情形，最后总结出一点可贵的认识：“后世所同晓者，虽难斯易；时所共废，虽易斯难。”这种对“难”和“易”的观点，反对用古字怪字的态度，显然是辩证的、可取的。第二部分强调要善于用字，必须兼通古今兴废之变；提出了“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的著名论点，扼要说明了语言文字和思想感情的关系。第三部分讲用字要注意的四点：一是不用怪字，二是不堆砌偏旁相同的字，三是衡量同字重复有无必要，四是笔画繁简的字要调配使用。这四点是针对当时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发的，有的现在看来已毫无意义。第四部分讲用字要“依义弃奇”，对古书传抄之误应慎重对待。
　　本篇所论，多属形式技巧问题，虽也论及语言文字是表达思想的符号或工具，却未由此出发来论述如何用字以表达思想。但本篇反对用古字怪字，强调“依义弃奇”等，在当时是颇有必要的；特别是主张用字以“世所同晓”为准，说明刘勰并非在一切问题上是古非今，而无论崇古与尚今，都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实际效果出发的。</P><P>　　文字的形成，改变了上古结绳记事的办法，鸟鲁足迹的辨明，启发了文字的创造。文字是表现语言的符号，构成文章的基础。相传仓颉创造了文字，使得鬼惊夜哭，谷飞如雨；黄帝使用了文字，百官得以治理、万民得以明察。前代帝王为了传布声威教化，所用文字必须统一；帝王派出使者，到各地搜集习俗不同的语言，就是为了统一字形和字音。《周礼·地官》中讲到，周代有保氏掌管教授文字。秦始皇烧毁古代典籍之后，便以官吏为老师；于是经李斯整理箱书而产生了秦代的小篆，程邈创造出隶书又废弃了篆书。到汉初创建各种法律时，明明写上有关文字的法令：太史官对幼年学生，要考试六种字体；官吏和百姓向皇帝上书，写错了字要弹劾检举。所以，西汉石建的上书中，“马”字写漏一笔，便害怕将获得死罪；虽说石建的性情比较谨慎，也和当时对文字的重视有关。在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编写了《凡将篇》。到宣帝和平帝时期，曾征召精通文字的人材：张敞因能正定古字而传授文字学，扬雄编辑了解释奇字的《训纂篇》。他们都精通《尔雅》、《仓颉》，全面掌握了文字的音义。当时的辞赋大家，无不通晓文字学。加之他们的作品大都是描写京都苑囿，常用假借字来状貌形声，因此，西汉时期擅长文字学的作家，大都好用奇文异字。这并非他们特意要标新立异，而是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到了东汉，人们对文字学的研究较差，因而复杂深奥的字义，大都无人理解。及至曹魏时期的创作，用字有了一定的法度，回头再看汉人作品，反而有了障碍，难以读懂。所以，陈思王曹植说：“扬雄、司马相如的作品，意义幽深，读者未经老师传授就不能解释其辞句，没有广博的学识就难以理解它的内容。”这岂止是读者的才力不足，也由于它的文字实在深奥。自从晋代以后，用字大都讲求简明易懂，当时都习惯于简易，谁还采用难字？现在的作品，有一个怪异的字，很多句子都要受到影响；如果有三个人都不认识，那就将会成为字妖了。后代读者大部认识的字，虽是难字也不难了；大家已共同废弃不用的字，虽然不难也成为难字了。创作中或取或舍，这是不可不注意的。</P><P>　　《尔雅》这部书，是孔子的门徒所编纂的，它和《诗经》、《尚书》有着密切的联系；《仓颉》这部书，是李斯编辑的，由《史箱篇》脱胎而成。《尔雅》用以解释古字古义，《仓颉》用以汇集奇文异字：两种书的作用相辅相成，就如人体左右肩或左右腿的相互配合。一个作者兼通古字而又知新义，也就可以进行写作了。至于字义的古今有别，后世普遍运用或废弃不用，以及字形繁简的配合等，都会形成优劣不同的作品。作者的思想既然寄托于有声的语言，语言又借助于有形的文字来表达，则诵其声，就看音节是否协调，观其文，就看文字是否运用得当了。因此，进行写作，必须对文字加以选择组合：第一要避免诡异，第二要减少联边，第三要权衡重出，第四要调节单复。所谓“诡异”，就是奇形怪状的字。如曹摅的诗中说：“岂是不愿意这次行游，只是我狭小的心胸憎恶那吵吵嚷嚷的訩呶。”“訩呶”两个怪字，就使美好的诗篇大受污损，何况超过二字，还能成为可观的作品吗？所谓“联边”，就是偏旁相同的字。描绘山川的形貌，自然古今作品都用联边字，但用于其他文章，就很不相称而成了瑕病；如果无法避免，可以连用三字，但三字以上，那就像编字典了。所谓“重出”，就是相同的字重复出现。《诗经》和《楚辞》都能恰当地重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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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隐　　秀
　　《隐秀》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篇，论述“隐秀”在文学创作中的意义和如何创造“隐秀”问题。
　　所谓“隐”，和后来讲的“含蓄”义近，但不完全等同。刘勰所说的“隐”，要有“文外之重旨”、“义生文外”，这和“意在言外”相似。但“隐”不是仅仅要求有言外之意，更重要的还在“隐以复意为工”，就是要求所写事物具有丰富的含意，这和古代“辞约旨丰”、“言近意远”之类要求有密切联系。因此，“隐”就不是含蓄不露所能概括的了。此外，刘勰主张的“隐”，不只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也包括对形式方面的要求：“伏采潜发”、“深文隐蔚”。必须“深文”和“隐蔚”密切结合起来，才能产生“余味曲包”以至光照文苑的艺术效果。所谓“秀”，就是“篇中之独拔”的文句，基本上承陆机“一篇之警策”的说法而来，和后世的“警句”相近。无论“隐”和“秀”，刘勰都主张“自然会妙”，而反对“晦塞为深”、“雕削取巧”。这和他在全书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
　　本篇所论，接触到文学艺术的一些重要特征，也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有着重要影响。可惜其中部分缺文为明人所补，补文的真伪尚有问题，因此，要全面研究刘勰的“隐秀”论，还有待对补文的真伪做进一步的考证。
　　从“始正而末奇”到“朔风动秋草”句的“朔”字共四百余字，都是补文。此外，还有几处或缺或补的句子，可疑的还不少。所缺四百多字的一整段，从现存《文心雕龙》最早的刻本——元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 年）本，到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 1609 年）以前的各种刊本，都没有。到明末（公元1614 年）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本，才抄补了这四百字。现存补有这四百字的最早刻本，是明末天启二年（公元 1622 年）梅庆生第六次校定本。后因流传较广的黄叔琳注本（刻于公元 1833 年）也补入这四百字，补文便得以广泛流传。首先提出补文为明人伪作的是纪昀。其后，黄侃、范文澜、杨明照诸家，都断定其为伪托。詹锳于 1979 年发表《（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的真伪问题》（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二辑》）提出异议，认为所补为真。这是个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的问题。现在仍把原文和补文一并译注出来，一是因黄叔琳本流行较广，对一般读者来说，或有必要；同时也为广大读者研究这问题提供方便。</P><P>　　文学创作的运思活动无边无际，作品的内容也就变化无穷。源远就流长，根深就叶茂，所以优秀的作品，有“隐”、“秀”两种特点。所谓“隐”，就是含有字面意义以外的内容；所谓“秀”，就是作品中特别突出的句子。“隐”以内容丰富为工巧，“秀”以卓越独到为精妙：这是古代作品创造的美绩，作者才华的集中反映。“隐”的特点，是意义产生在文辞之外，含蓄的内容可以使人触类旁通，潜藏的文采在无影无形中生发，这就如同《周易》卦爻的“互体”变化，也好似江河之中有珠玉蕴藏，“互体”和爻位的变化，就形成《周易》中的四种卦象；珠玉潜藏在水中，就引起方圆不同的波澜。这种作品初读起来感到正常，最后才发现它的奇妙；其含意明确，表现形式却很圆润：这就使人玩味无穷，百读不厌了。“秀”的特点，就如文辞中涌出的波峰。它像纤丽的手奏出佳音，表达了宛然在目的超逸情态；又若远山漂浮的云烟，像美女妆饰的容貌。但云烟乃自然形成，不须人工妆点；人的容颜形貌有定，也无须强加修饰。天然的云烟，或深或浅都各有奇态；天生的容颜，浓妆淡抹都各得其妙。如能发扬其天然，就奇妙有余；要是加以雕饰，就反而奇妙不足了。</P><P>　　作者在立意上，力求创造奇特，常常在沉静中进行极度地深思；在创造工巧的文辞上，一定要达于尽善尽美，经常沉迷在美好的辞藻中思索。作者苦思呕出了心胆，还不足说明其用心的艰难；说成年累月地熬炼，又怎能形容其写作的困苦？这样写来，就可把独特的意义潜藏在文辞之中，而使平庸的读者迷惑不解；显露于文辞之外的锋芒，使高明的读者惊叹叫绝。性格醖藉的人，读到含蓄之处十分满意；性格明锐的人，读到独特的句子非常喜悦。如果描写云霞，并不逊色于自然之美；刻绘花草，也无异于神力的巧匠了。要是作品缺乏含蓄，就像老书生没有学识，有的读之一目了然；如果没有突出挺拔的句子，就像富贵之家缺少珍宝，有的细加推敲便黯然失色：这都由于作者才力不足，也有愧于从事文学创作。要想证验含蓄，可以举出几篇例证：如《古诗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乐府古辞的《饮马长城窟行》，都写得文词哀怨，意旨深厚，并且兼用比兴方法。又如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刘桢的《赠从弟》，都写得格调刚健，才力雄劲，并长于婉转曲折地进行讽谏。嵇康的《□□》，阮籍的《咏怀》，境界深远，思想淡泊，独具清闲高逸的情趣。陆机的《□□》，陶渊明的《□□》，心思细密，语言明净，都创造了富丽的文采。要想辨别秀句，也只有选取一些例句：如“常常害怕秋天到来，凉风驱散了炎热的天气”，情意悲伤而文词婉转，这是写一个普通妇女的哀愁心情。“在河边洗着长长的帽带，想到你的远离而忧思无尽”，情意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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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指　　瑕
　　《指瑕》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一篇，论述写作上应注意避免的种种毛病。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论避免瑕病的必要，认为文学作品极易广为流传并深入人心。古今作者在写作中很难考虑得全面周到，而文章稍有污点，就千年万载也洗刷不掉，所以说避免瑕病“可不慎欤”。其次用实例说明内容上的四种重要毛病：一是用词不当，二是违反孝道，三是尊卑不分，四是比拟不伦。
　　第二部分从用字用义方面提出当时创作中存在的三个问题：第一是用字“依希其旨”，含意模糊不清。其中举到的“赏际奇至”、“抚叩酬即”二例，由于其原文今不可考，它本身又是含意不明的典型，所以，有关这几句的论述，现在也难得确解。但用意含糊确是当时的弊病之一，刘勰对这种倾向的批评，总的精神是对的。第二是在字音上的猜忌而出现的问题，这和当时文人多习字音反切有关，没有什么普遍意义。第三是剽窃他人文辞，刘勰用小偷大盗来嘲讽这种行为，指出偷来的文辞“终非其有”；但古今有别，不可一概而论。
　　第三部分论注解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以薛综注《西京赋》和应劭解释“匹”字二例为鉴戒。刘勰对“匹”字的解释颇有道理，多为后世论者所取。（刘世儒在《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中比较诸说，认为“恐怕还是刘氏和段氏的说法可靠些”）
　　在本篇所讲的种种瑕病中，有的是从封建道德观念出发的，特别是左思一例，因“说孝不从”而否定其整个作品，不仅说明刘勰儒道观念之重，也反映他在批评方法上的重要错误。但本篇所提出的一些弊病，如用词不当、比拟不伦、“依希其旨”、“掠人美辞”等，在文学创作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论者“举以为戒”，希望作者引起重视而力求避免，还是很有必要的。</P><P>　　管仲曾说：“没有翅翼而能四处飞扬的是声音，没有根柢而能深入牢固的是情感。”但声音不需要翅翼就很容易飞扬，情感不依靠根抵也不难牢固，根据这个道理来从事写作，能不十分慎重么！自古以来的作者，在不同时代竞相驰骋：有的才华卓越而豪放迅疾，有的思考精致而细密，但思虑所及往往难于全面，很少做到毫无瑕病。曹植在写作上，是众多文人中较为英俊的了，他在《武帝诔》中却说：“尊贵的英灵永远蛰伏。”在《冬至献袜颂》中又说：“圣王的身体轻浮地飞翔。”说“轻浮”就好像是胡蝶，说“永蛰”则容易怀疑为昆虫；把这种描写用于最尊贵的帝王，怎能恰当呢！又如左思的《七讽》，有说之以孝而不从的话，既然如此违反大道，其他内容就不值得一看了。潘岳的文才，是善于写哀伤之作，但写对内兄的伤痛，就说有其留下的“口泽”；写对幼子的哀悼，就说他思念之心“如疑”。“口泽”和“如疑”，都是《礼记》中对尊敬的父母用的，潘岳却用之于晚辈，文辞虽然写得很悲哀，但有失于尊卑有别的大义。至于对人物的比拟，必须合于伦类。可是崔瑗对李公的诔文，把他的行为比之黄帝和虞舜；向秀在《思旧赋》中怀念嵇康，竟把李斯的罪过和嵇康相比。如果不得已而用不当的比拟，那就宁可好的方面比得过头一些，而不要对坏的方面比得太重；但像高厚那样的诗句，比拟得过分不伦不类仍是不对的。大凡精妙的言辞容易显露，拙劣的毛病也难以掩盖，只要有了缺点，就比洁白的玉器上有了缺点更难磨掉。文章的瑕病是很多的，不可能全部列举出来，所以只大致提出以上四点。</P><P>　　文章写作的基本途径，不外用字和立义两个方面：用字要根据正确的解释来确定含义，立义要通过正确的道理来阐明。晋末以来的作品，有的意旨模糊不清，开始有“赏际奇致”的奇言，后来有“抚叩酬酢”的怪语；且常常是单独标出一字，用以表达情感。“赏”字的意思是赏赐，和内心是否领会毫不相关；“抚”字的意思是执持，也牵涉不到什么情理：这都是《诗经》中未曾见到，汉魏时期也无人用过的。笼统含混地领会似乎还可辨识，核实文字就完全不成其为意义。这都是情感不正常所产生的变化，文风衰落造成的弊病。到刘宋以后的作者，仍然没有改变，老毛病已习染成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近代的作家，大都爱好猜忌，以至从语音相同的字上寻找缺点，从反切出的字音去挑取毛病：这在古代虽不重要，在今天就要受到指责了。此外，所写和他人的文章雷同，按理应当加以删改。如果掠取人家的美辞，当做自己的创作，就像古代阳虎窃取了鲁国的宝玉大弓，终于不是自己应有之物而退还。全部抄袭别人的作品，就如巨盗窃取整箱的财物；部分采取他人的文辞，则如小偷摸人家的口袋；但袭用前人论述的很浅薄，窃取当代著作就是过错了。</P><P>　　至于注释之成为书籍，是用以辨明事理的，但由于研究得不正确，有的便轻率地做了判断。张衡在《西京赋》中讲到“中黄伯，以及夏育、乌获之类勇士”，薛综把中黄伯误注为宦官的头目，这是他不知道中黄伯是能执雕虎的勇士。又如《周礼》中讲按井田征收赋税，过去有三十户出“匹马”之说，而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解释“匹”字，有按马头数马蹄的说法，这岂是辨别事物的要义呢？考查古代正定名称的原意，车用“?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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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养　　气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P><P>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P><P>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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P><P>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和谐，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刀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P><P>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缓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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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附　　会
　　《附会》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三篇，主要是论述整个作品的统筹兼顾问题。所谓“附会”，分而言之，“附”是对表现形式方面的处理，“会”是对内容方面的处理。但这两个方面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本篇强调的是“统文理”，所以，虽有“附辞会义”之说，并未提出分别的要求或论述。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附会”在写作中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原则。刘勰强调，“附会”的工作，就像“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一样重要。他认为构成作品的情志、事义、辞采和官商四个部分，情志是最主要的，其次是表达情志所用的素材（事义），辞采和音节虽是更次要的组成部分，但和人必有肌肤、声色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必须首先明确这个原则，才能轻重适宜地处理好全篇作品。
　　第二部分论“附会”的方法以及应注意的复杂情况。刘勰要求作者从大处着眼，有全局观点。在处理创作的具体问题时，应根据不同情况而分别对待；但在考虑全篇时，就不能只注意到枝节问题而顾此失彼。在写作过程中，作者既不应轻率，也不必迟疑，只要掌握了写作的基本道理，就如弹琴驾车，“并驾齐驱”，而又运用自如。
　　第三部分论“附会”的作用。刘勰举汉代倪宽和三国钟会的故事，生动地论证了“附会”的重要性，也说明了是否善于“附会”的巨大区别。最后提出，必须写好一篇作品的结尾，使之“首尾相援”，才能达到“附会”的理想地步。
　　本篇所提出的“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是刘勰的重要文学观点之一；不仅是进行“附会”的原则，也是整个文学创作的原则。这种以人体所作比喻，既明确了作品各个部分的主次地位，也说明了各个部分在作品中的不同作用和相互关系。</P><P>　　什么叫做“附会？”就是指综合全篇的条理，使文章首尾联贯，决定写进什么和不写什么，把各部分都融合起来，组织成一个整体，做到内容虽复杂，但层次还是很清楚。这就好比建筑房屋必须注意基础和结构，做衣服也少不了缝纫的工作一佯。有才华的青年学习写作，应该端正文章的体制。必须以作者的思想感情为主体，好比人的神经中枢；其次是体现其思想感情的素材，好比人体的骨骼；再次是辞藻和文采，好比人的肌肉皮肤；最后是文章的声调音节，好比人的声音。明确了这几点，然后像画家调配色彩，乐师安排音节一样，适合的就选用，不适合的就删去，以求做到正好得当：这就是构思写作的普遍法则了。一般说来，文章像树木有许多枝叶，江河有许多支流似的；整理支流的必须依照江河的主流，整理枝叶的必须遵循树木的主干。所以，在写作上整理作品的文辞和内容，也应该提纲挚领，把许多不同的途径都会合成一条道路，把各种不同的思绪都统一起来；使内容虽丰富而不至次序颠倒，文辞虽繁多而不至纷如乱丝。文章中有些应该突出，像树木在阳光下枝条招展；有些应该略去，像树木在阴暗处枝叶收敛。总之，要使全篇自首至尾都完整周密，内容和形式紧紧结合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附会”的方法了。但是假如画师画像只注意毫发，便反会使容貌失真；假如射手只看准一小点，便会注意不到大片的墙壁。所以，应该舍去一寸来注重一尺，放弃一尺来舒展八尺；也就是说，应该牺牲文章中枝节性的小巧，而争取全面美好的功绩：这才是创作的主要方法。</P><P>　　作品的变化没有一定，作家的心意和见解也比较复杂；如果说的太简单，内容就容易单薄；如果讲的太繁多，文辞便没有条理；写得潦草，毛病便多；但过分迟疑，也反而有害。且各人的才华不同，思路也不一样；有的能从起头连贯到尾，有的则是枝枝节节地拼凑；可惜能够首尾贯通的作者很少，而逐句拼凑的作者却较多。如果文章没有重心，辞句的意味必将杂乱；如果内容的脉络不通畅，整篇作品就板滞而不灵活。必须洞悉写作的道理，才能做到音节和文采自然会合，就像胶可粘合木材，豆可配合脾脏一样。所以，四匹马用力不同，但在一个会驾车的人手里，六条缰绳可以像琴弦的谐和；不同的车轮向前进行，而车辐都统属于车毂。驾驭写作的方法，也与此相似。或取或舍，决定于作者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掌握在作者的手里。只要控制住总的缰绳，步调便可一致了。</P><P>　　所以一个善于安排文辞的人，就能把不相干的事物联系得像肝和胆一般密切；但是一个不善于安排内容的人，却会把本来相联系的事物写得像胡和越那么互不相干。有时修改一段文章比写全篇还艰难，换一个字比改写一句还麻烦，这是已有经验证明的了。如西汉时张汤写了奏章，却一再被退回；三国时虞松写了章表，却几次受到斥责：那是因为讲的道理和事情都不够明确，文辞和意旨也不协调。后来倪宽替张汤作了改写，钟会代虞松改了几个字，于是汉武帝刘彻对张汤所改的特别赞叹，晋景王司马师对钟会的改动也很满意：那是因为道理说得恰当，事情写得清楚，文思敏锐而文句妥善。由此看来，就知道是否善于“附会”，在写作上相差那么遥远！至于推敲文句，好比乘船时划桨；用文辞配合内容，就像拉着缰绳来挥动鞭子。必须?script ></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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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总　　术
　　《总术》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四篇，综合论证写作方法的重要性。刘勰的创作理论是很广泛的，从根本原则到具体技巧问题，都分别作了专篇论述。本篇是总的论述掌握创作方法的重要。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文”、“笔”之分。自晋、宋以后，“文”、“笔”之分逐步明确起来。刘勰对这种区分，基本上是赞同的，所以，上卷是“论文叙笔”，按“文”、“笔”两大类分别列论。但对颜延之的“文”、“笔”、“言”之分，则取反对态度。
　　第二部分在对论创作技巧的《文赋》进行批评之后，提出“研术”的重要意义。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和音乐一样，乐师虽不一定能掌握一切乐器和曲调，但必须懂得音乐的基本方法。所以说：“才之能通，必资晓术。”只有全面研究各种文学体裁，明确写作的基本法则，才能在文学创作上取得胜利。
　　第三部分以下棋和掷采为喻，来进一步说明掌握写作方法的必要。下棋是要讲究方法的，掌握了写作方法的作家，就同会下棋的人一样，可以获得成功。掷采则是碰机会，不懂得写作方法的人就和掷采一样，即使偶有所得，却不能取得完全成功。因此，刘勰要求作家必须“执术驭篇”，而不要在写作上去碰运气。
　　“文”、“笔”之辨，是晋、宋以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正所谓“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多种多样的“文”和“笔”的出现，表现方法问题也随之复杂和重要起来。因此，有必要“务大体”，穷根求源，探索“乘一总万”的写作方法。本篇把“文”、“笔”之辨和“执术驭篇”两个问题，“列在一篇”来讨论，其原因就在这里。本篇虽未提出什么新的创作理论，但对文学创作提出一个总的要求，却是很值得重视的。刘勰要求文学作品应写得：“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除了内容充沛，辞采丰富外，这里还突出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及其感人力量。刘勰在他的创作论的总结中提出这种要求或理想，这很有助于我们对其整个创作论的理解。《神思》以下各篇，正是为如何创造出这样理想的作品所做的分论。</P><P>　　近来人们常常说，文章有“文”和“笔”两种；他们认为不讲究音节的是“笔”，讲究音节的是“文”。文本来是补充和修饰语言的，按理说可以包含《诗经》、《尚书》两方面的作品；至于分成两种，那是晋代以后的事。颜延之以为：“笔”这种体裁，是有文采的“言”；儒家经书是“言”而不是“笔”，而传注乃是“笔”不是“言”。我现在就借颜延之的矛，来反攻他的盾。为什么这样说呢？《周易》中的《文言》，岂不是有文采的“言”吗？假如“笔”是有文采的“言”，那么就不能说经书不是“笔”了。颜延之想建立新的论点，可是我看他的论点还不能建立起来。我认为：口头说的叫做“言”，书面写的叫做“笔”；说明永久性道理的叫做“经”，解释经书的叫做。“传”。经和传的体裁，就显然不应属于“言”而应属于“笔”了；用笔写来代替口说，文采可多可少。儒家经典以其内容深刻而不可磨灭，并不是以颜延之所谓无文采的“言”和有文采的“笔”来定其高下的。</P><P>　　从前陆机的《文赋》，据说谈得很详细；但是里边多讲琐碎的问题，却没有抓住要点。可见事物的变化是无穷的，而真正懂得写作的人却较少。一般作家精心撰文，都努力争取新奇华丽，常常只注意文辞的选择，而不去钻研写作的方法。譬如在成堆的玉中，不免有些和石块相类；在稀有的石头中，偶然也有好像玉的。同样，用心写作的人，文章比较简洁；可是文思贫乏的人，篇幅也多短小。才华丰富的人，常常下笔干言；但是文风杂乱的人，也写得非常冗长。善于雄辩的人，条理十分清楚；不过学识浅薄的人，辞句也极显露。思想深刻的人，写出来有时难懂；可是故作怪僻的人，也有晦涩的毛病。有的文章意义丰富，而声调音节显得较差；有的文章讲道理比较拙劣，而文句却很润泽。正如音乐一样，敲钟弹琴都不容易。一个乐师要演奏得音调和谐，不必大小乐器都会掌握；要能运用乐器，发挥作用，何须兼通一切曲调？曹丕把写作比作音乐，是有根据的，因为都要求掌握法则。如果不能截断弯曲的树根，那就无法考验刀锯是否锋利；同样，如果不能分析深刻的写作道理，也就不能看出作者是否有妙才。要使文才妙用无碍，就必须依靠通晓写作方法。若非全面考察各种体裁，普遍明确各种法则，怎能掌握思想情感的来龙去脉，在文坛上获得成功呢？</P><P>　　因此，如果能掌握方法来进行写作，就像会下围棋的人那样讲究技巧；如果抛弃方法而任意写作，就像掷采的人那样碰机会。所以，像掷采那样写作的文章，只依靠偶然得来，即使开始能写成几句，后边也难于继续。这样，在内容少的时候，固然无法写下去；在内容多的时候，也不知如何剪裁。既然不管内容多少都会感到困惑，那怎能掌握写作的好坏呢？至于像会下棋那样写作的文章，则是在方法上按照一定的技巧，按部就班地和思想情感相配合；利用恰当的时机，一般是不会出错的。技巧运用得很好，时机非常适合，就可在内容上?script ></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