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法练习七绝 ·《感怀》

却上心头

68白居易感伤诗：霓裳羽衣歌

白居易的诗文集名为《白氏长庆集》，前集五十卷，长庆四年元稹为他编定，并写了序文。因为当年正月，穆宗皇帝逝世，长庆尽于四年，故元稹给白居易题其集名为《长庆集》，表示这五十卷中的诗文皆作于长庆以前。后集二十卷，大和二年白居易自己编定，并写了自序。这二十卷，虽然仍为《长庆集》，所收已是宝历以后的诗文了。　　 　　元稹又编定了自己的诗文集，亦用“长庆”为集名，于是分别称为《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元白诗派，当时称为元和体，这是因为他们的诗流行于宪宗元和年间。宋元以后，也有人称之为长庆体，这个“长庆”，不是年号，而是两家的集名。曾有人来问我：为什么元和体又称长庆体，这两个时期有何不同?这就是误以长庆为年号了。　　 　　《白氏长庆集》前后集的编法有些不同，值得我们注意，前集第一卷至二十卷都是诗，第二十一卷至第五十卷是各体散文。二十卷诗的前十二卷是以诗的内容分类，而每类每卷之下，又注明诗体。现在我们将第一至十二卷的分类目抄录于下：　　 　　第一卷讽瑜一古调诗　　 　　第二卷讽谕二古调诗　　 　　第三卷讽谕三新乐府　　 　　第四卷讽谕四新乐府　　 　　第五卷闲适一古调诗　　 　　第六卷闲适二古调诗　　 　　第七卷闲适三古调诗　　 　　第八卷闲适四古调诗　　 　　第九卷感伤一古调诗　　 　　第十卷感伤二古调诗　　 　　第十一卷感伤三古调诗　　 　　第十二卷感伤四歌行曲引　　 　　集子虽说是元稹编定的，但诗的分类还是白居易自己定下来的。在《与元九书》中，他还自己解释了“讽谕”、“闲适”、“感伤”的意义。他说：　　 　　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　　 　　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詠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　　 　　这是白居易自己为他的诗按内容区分的三大类。讽谕诗第一、二卷，都用古调诗体。所谓古调诗，就是五、七言古体诗。讽谕诗第三、四卷，是《秦中吟》、《新乐府》及其他有比兴美刺的诗，以《新乐府》为诗体分类目。闲适诗四卷，都是古调诗。感伤诗四卷，前三卷都是古调诗，最后一卷为歌行曲引等杂言体诗。这一卷只有诗二十九首，但白居易最著名的作品《长恨歌》、《琵琶引》都在这里。　　 　　《白氏长庆集》后集，即全书第五十一卷至第七十卷，是作者从大和二年起开始编纂，有一卷编一卷。至会昌五年，编至第七十卷。又编续后集五卷，共七十五卷，见《白氏集后记》。但现今所见《白氏长庆集》只有七十一卷。后集二十卷的编法，与前集五十卷不同。现在把诗的卷目抄录于下：　　 　　第五十一卷格诗歌行杂体　　 　　第五十二卷格诗杂体　　 　　第五十三卷至律诗一至　　 　　第五十八卷律诗六　　 　　第六十二卷律诗　　 　　第六十三卷格诗杂体　　 　　第六十四卷律诗　　 　　第六十五卷律诗　　 　　第六十六卷律诗　　 　　第六十七卷律诗杂体附　　 　　第六十八卷律诗　　 　　第六十九卷半格诗律诗附　　 　　诗共十六卷，其馀四卷为文。诗不再以内容分类，而以诗体分类。我们可以从这个目录，知道白居易对他自已所作的诗的体式概念。他把诗分为：律诗，格诗，半格诗，歌行，杂体五类。律诗和歌行，没有问题，人人都知道。所谓杂体，并不是某些特殊的诗体。第五十二、六十三卷前面都是格诗，后面有几首诗不是格诗；第六十七卷主要是律诗，后面有几首却不是律诗，作者就甩杂体为区别，可知其意义等于“其他”。　　 　　格诗，半格诗，这两个名词是新见的，它与律诗对举，可知唐人用格律二字和我们今天的用法不同。我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叙》文中已见到他自言选诗的标准是“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从文意揣测，上句的意思是说：无论在朝在野的诗人，都有作品选入；下句的意思，我最初还不明白，因为现在我们已把格律了解为一个概念，因而就把这个“兼”字随便读过，理解为凡是格律高的诗都得收入。及至看到白居易这个目录，才知道高仲武这一句应当理解为古体诗和近体律诗一概选录。格诗即古体诗，律诗即唐代新兴的近体诗。《白氏长庆集》前集目录中的古调诗，就是后集目录中的格诗。第六十九卷的半格诗，都是五、七言古诗，但是有的用对句，有的用散句而平仄粘缀，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故称之为半格诗。格诗和半格诗这两个名词，不见于其他唐人文献，如果没有白氏诗集的目录，我们也许不会知道唐人用格律二字，原来是指古今两种诗体。　　 　　《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云：“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辩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可知古诗重在内容，故称格诗，格是风格。近体诗重在声韵的美，故称律诗，律是音律。古诗意高而声韵不美，近体诗声韵美而意不高，都还不够，因此要求格律全。格高律清的诗，才可以称为有调的诗。调是风调，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格调或风格。　　 　　讽谕诗是白居易的重要作品，但还不能说是代表作品。在当时及后世，使他享受太名的流行作品是以《长恨歌》、《琵琶引》为代表的感伤诗。这两首诗，几乎每一个选本都已进入，有过许多人注释或讲解，我不打算在这里重复，因此我选了一首《霓裳羽衣歌》。这首诗是白居易晚年任苏州刺史时的作品，编在后集第五十一卷歌行类内。如果按照前集的分类法，它肯定也属于感伤诗。 　　霓裳羽衣歌 　　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　　 　　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一)　　 　　舞对寒食春风天，玉钩阑下香案前。　　 　　案前舞者颜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　　 　　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　　 　　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　　 　　磬萧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迤逦。(二)　　 　　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　　 　　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小垂手后柳无力，斜曳裾时云欲生。　　 　　烟蛾敛略不胜态，风袖低昂如有情。　　 　　上元点鬟招萼绿，王母挥袂别飞琼。　　 　　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　　 　　翔鸾舞了却收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当时乍见惊心目，凝视谛听殊未足。　　 　　一落人间八九年，耳冷不曾闻此曲。(三)　　 　　湓城但听山魈语，巴峡惟闻杜鹃哭。　　 　　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　　 　　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　　 　　清絃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虚白亭前湖水畔，前后祇应三度按。　　 　　便除庶子抛却来，闻道如今各星散。(四)　　 　　今年五月至苏州，朝钟暮角催白头。　　 　　贪看案牍常侵夜，不听笙歌直到秋。　　 　　秋来无事多闲闷，忽忆霓裳无处问。　　 　　闻君部内多乐徒，问有霓裳舞者无。　　 　　答云七县十万户，无人知有霓裳舞。　　 　　唯寄长歌与我来，题作霓裳羽衣谱。(五)　　 　　四幅花笺碧间红，霓裳实录在其中。　　 　　千姿万状分明见，恰与昭阳舞者同。　　 　　眼前仿佛覩形质，昔日今朝想如一。　　 　　疑从魂梦呼召来，似著丹青图写出。　　 　　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　　 　　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　　 　　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六)　　 　　由来能事皆有主，杨氏创声君造谱。　　 　　君言此舞难得人，须是倾城可怜女。　　 　　吴妖小玉飞作烟，越艳西施化为土。　　 　　娇花巧笑久寂寥，娃馆苧萝空处所。　　 　　如君所言诚有是，君试从容听我语。　　 　　若求国色始翻传，但恐人间废此舞。　　 　　妍媸优劣宁相远，大都只在人抬举。　　 　　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七)　　 　　此诗题下原有“和微之”三字，是因为元稹先作此诗，故白居易和作一首。但现在《元氏长庆集》中却没有《霓裳羽衣歌》，大约是遗失未编入。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所制舞曲。传说玄宗曾登三乡驿，望女儿山，有感于神仙之事，回宫后遂作此曲。刘禹锡有《三乡驿楼伏覩玄宗望女儿山诗小臣斐然有感》，诗云：“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陌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也有另一个传说：道士罗公远于中秋夜侍玄宗游月宫，在月宫中见仙女数百素练宽衣，舞于广庭。玄宗问这是什么曲子，舞女回答说是霓裳羽衣曲。玄宗记住其声调，翌晨命伶官依声调谱曲，即命名为霓裳羽衣曲。这是当时盛行的歌舞，白居易诗中几次提到。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白居易从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出为苏州刺史，又想起了这个曲子。此时元稹为越州刺史，白居易因为苏州没有能歌舞霓裳羽衣曲的妓女，就向元稹要。越州也没有能歌善舞的人，只送了一份曲谱给白居易。白居易深感这个曲子可能失传，故作诗以寄其感慨。　　 　　全诗七言四十四韵，现在分段译述其大概。第一段二韵四句，是引言。诗人说：我在元和年间，曾侍奉宪宗皇帝，在宫里参与内宴，见过不少歌舞，我最爱的就是霓裳羽衣曲。按元和二年(公元八O七年)十一月，白居易从盩屋县尉被召入为翰林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五年，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可知诗中所云参加内宴的时间，在元和三年五月至五年之间。昭阳是汉代皇宫名，这里用以泛指唐代大内。　　 　　第二段五韵十句，叙述表演歌舞的时间、地点和舞女的服饰。他记得看到宫内演奏霓裳羽衣曲是在寒食日内宴的时候。舞女都是绝色佳人，穿著特制的舞衣。虹彩般的衣裳和帔肩，头上戴着插上珠步摇的冠饰。身上有许多璎珞和玉佩。这些姑娘好像娇弱得连罗绮衣裳都还嫌重，听着挂乐器的架子，走走停停，等待音乐开始。于是磬、箫、筝、笛各种乐器都互相配合着，击、擫、弹、吹，一齐响起来了。　　 　　第三段十韵二十句描写宫中所见表演霓裳羽衣舞的盛况。霓裳羽衣曲是法曲，犹如现代的交响乐。它分三个部分：散序、中序、排遍。散序部分共奏六支曲子，没有节拍，音乐奏散序时，舞女还不翩翩起舞。所以诗说“散序六奏未动衣”，她们还好似巫山阳台峰上的宿云，懒洋洋地没有飞动。接下去，音乐转入中序，才开始有节拍，所以中序又称拍序。中序乐作，舞也开始。“中序擘騞初入拍”以下十四句描写从中序至入破共十二遍的音乐与跳舞情况。中序第一遍初入拍的时候。大约音乐有爆裂声，所以作者用“擘騞”来形容，又比之为“秋竹裂”和“春冰拆”。以下四句，作者自注云：“皆霓裳舞之初态。”因为奏中序乐时，舞才开始，如回雪那样飘转，如游龙受惊时那样纵送。“小垂手”、“斜曳裾”都是舞姿名词。表演小垂手时如无力的柳枝，表演斜曳裾时，如云气升腾。以下四句写舞女姿态。“烟蛾敛略”二句是说舞女眉目传情、衣袖低昂的媚态；这一队舞女的姿态好似上元夫人点头呼唤萼绿华，又好似西王母挥手与许飞琼分别。这里用四位女仙描写舞女二人一对的舞姿。再下去，用四句描写入破到曲终的情况。霓裳羽衣曲第三部分入破共十二遍，音乐都是繁音促节，像跳珠撼玉一般。因而舞姿也是急促捷速的。但到最后，却像鸾凤舞罢收翅，曲终的一声长引，却像太空中一声鹤唳。最后，作者说，当时第一次见到霓裳羽衣曲舞，就觉得惊心动目，听也不厌，看也不足。岂知自从降官到民间，至今八九年，绝没有再听到演奏这个法曲，觉得耳朵也冷了。　　 　　第四段六韵十二句，叙述八九年来做地方官的生活。元和十年，降官为江州司马；十三年，量移忠州刺史，在这两地，都没有听到好的音乐。在江州只听到山魈夜语，在忠州只听到杜鹃悲啼。这两句诗，为了要形容霓裳羽衣曲之美，就把江州和忠州的音乐比之为山鬼和杜鹃的很难听的声音。这种描写手法，宋人称为尊题格，目的是抑此扬彼，不惜写得太夸张。白居易在江州时，写过一篇《琵琶引》，为夸张商船中女子的琵琶绝技，就说江州本地的音乐只有山歌与村笛，呕哑难听。又说在江州朝夕所听，只有“杜鹃啼血猿哀鸣”。这是白居易惯用的描写方法。　　 　　元和十四年冬，白居易被召还京，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元年十月，转官中书舍人。长庆二年七月，出为杭州刺史。诗中所谓“移领钱塘第二年”，就是长庆三年，这时他才有心情打听杭州的音乐。商玲珑的箜篌，谢好的筝，陈宠的觱篥，沈平的笙，这是他在杭州物色到的四位善长吹弹管弦乐的姑娘，他都为她们写了诗，还把她们组织起来教练演奏霓裳羽衣曲。练成以后，就在西湖边虚白堂前演奏，可惜只公演了三次，他就任期已满，回京改官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洛阳。后来听说杭州这一个能奏霓裳羽衣曲的班子，也大家散伙了。　　 　　第五段六韵十二句，是叙述宝历二年来任苏州刺史以后的事。大意说，初到任时，从五月到秋天，一直忙于批阅公事，常常工作到深夜，没有时间欣赏音乐。到了秋天，稍有空闲，才想到霓裳羽衣曲。可是在苏州本地打听不到，听说你们越州有很多吹弹好手，因此我就写信问你：你们那边有没有会表演霓裳羽衣曲的妓人。你回说，越州七县十万户中，没有人懂得霓裳羽衣舞。你虽然没有为我觅到妓人，却寄了一首长歌给我，歌题是《霓裳羽衣谱》。按：这两句诗的意义不很明白。从字句间看，分明是说元稹寄了一首题为《霓裳羽衣谱》的长歌给白居易。但从下文“杨氏创声君造谱”一句看来，又好像元稹寄来的是一首长歌之外，还有一个曲谱。元稹的长歌已不可见，无法证实这两句诗的意义。　　 　　以下第六段，七韵十四句。写他看了元稹寄到的曲谱，用红绿二色写的四张笺纸，好似霓裳羽衣曲舞的一切实况都在其中。千姿万态的歌声舞容，恰与当年在宫中所见的一样。当时的种种姿态呈现在眼前，昔日今朝，宛然如一，好像在梦中见到，又像在画中显现。我发狂似地爱好霓裳羽衣曲，有好几首诗里写到了它。《长恨歌》里有“惊破霓裳羽衣曲”，《钱塘》诗中有“曲爱霓裳未拍时”，你应该都还记得。　　 　　以下第七段，八韵十六句结束。因元稹来信中说霓裳羽衣舞必须中绝色佳人来表演，他就发了一番议论他说：从来一切技能之事，都有创造之主。这个舞曲本是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创作后进呈给皇帝的，现在你又为它造了舞谱。你说这种舞很难物色表演的人才，必须要美丽倾城的可爱的少女。可是，这里，吴王夫差的女儿小玉，是绝世佳人，她早已象烟一般飞去了；你们那边，西施是绝世佳人，也早已化为尘土。馆娃宫、苧萝村里的美人，早已不再能象娇花一般的巧笑。至今苏州，越州，诚如你所说，都没有佳丽人才。那么，请你听我说，如果定要找到国色美人才传授这种舞艺，我恐怕这种舞艺将在人世间废绝不传。至于女人的美丑优劣，相差其实不很远，有些所谓绝世佳人，也只是被人家捧出来的。这里有一个李娟，一个张态，你莫嫌她们不美，我倒想将就一下，把她们训练成才。　　 　　白居易极喜爱音乐，每到一处，必有记录当地歌儿舞女的诗。因此，他的诗集里，有关唐代音乐的资料很多。霓裳羽衣曲是唐玄宗时新流行的法曲，到元和、长庆年间，地方上已很少有人能表演。白居易在宫中内宴时看到了盛大的表演，就对它热烈爱好。这首诗抒写了他对霓裳羽衣曲的感情，也在几条自注中给后世记录了这个法曲的结构。如“散序六遍无拍”，“中序始舞，亦名拍序”，“霓裳曲破凡十二遍而终”，这些都见于他的自注，否则我们就无从知道。　　 　　《长恨歌》、《琵琶行》、《霓裳羽衣歌》都是白居易有所感伤而作的歌行体诗。他和元稹所作的长篇七言歌行，和盛唐诗人如高、岑、李、杜所作的不同。它们是用流利圆润的辞藻作的叙事诗。叙述之外，有描写，有议论。有时用对句，有时用散句。整篇诗，读到终结，仿佛是看了一篇用韵的散文。显然也象韩愈一样的以文为诗。这种歌行，既通俗易懂，又使人易于上口歌吟。所谓元和体，主要是指这一种长篇歌行及律诗。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说：“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及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白居易自己也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由此可知，当时所谓元和体，后世所谓长庆体，都是指元、白二人的长篇律诗及歌行，而不是《秦中吟》、《新乐府》之类的讽谕诗，也不是自己陶写性情的闲适诗。 　　—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却上心头

69白居易：闲适诗十一首

白居易诗二千八百馀首，讽谕诗仅占少数。《白氏长庆集》十三卷以下，不以类分，似乎以闲适诗为最多。在许多古调及近体诗中。有很好的诗，也有不少几乎堕入张打油的诗，可以说是“如长江大河，挟泥沙以俱下”。现在选录三首：　　 　　枯桑　　 　　道旁老枯树，枯来非一朝。　　 　　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　　 　　有似多忧者，非因外火烧。 　　赠韦炼师　　 　　浔阳迁客为居士，身似浮云心似灰。　　 　　上界女仙无嗜欲，何因相顾两徘徊。　　 　　共疑过去人间世，曾作谁家夫妇来。 　　浔阳春 　　春生何处闇周游，海角天涯遍始休。　　 　　先遣和风报消息，续教啼鸟说来由。　　 　　展张草色长河畔，点缀花房小树头。　　 　　若到故园应觅我，为传沦落在江州。　　 　　第一首诗的风格大似王梵志、寒山子，在白居易诗中，是很浅俗的作品。第二首是赠韦炼师的。炼师就是道士，不论男女，都可称为炼师。这位韦练师是女道士，白居易赠她的诗却说：你是没有情欲的上界女仙，为什么来留恋我?好像我们二人前世曾是夫妻。赠女道士的诗，如此措辞，在唐代诗人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唐代的女道士，有些近似妓女，但白居易也不应当写出这样庸俗的诗来留在集中。第三首第二联“先遣”、“续教”、“报消息”、“说来由”，用词也不免粗俗，在正统的诗人眼下，这些都是很不雅驯的诗句。苏东坡说白居易诗俗，大概都是指这一类诗，我在这里只是随意举出三首，它们也未必是最俗的诗。　　 　　五、七言长篇排律是白居易和元稹互相唱和的惯用诗体。排律虽开始于杜甫，但长到一百韵的排律却创始于元白。他们俩用这种诗体往还酬答，争奇斗胜。叙事抒情，像写信一样。有一首《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题目就说明是代替书信的诗。在这首一百韵、一千字的的长诗中，他叙述了从贞元年间他们两人开始定交以来的遭遇，很像一篇诗体的自传。现在节录其中一段，叙述当年在长安和朋友们春日游曲江池，与歌伶伎女一起野宴的情况：　　 　　往往游三省，腾腾出九逵。　　 　　寒销直城路，春到曲江池。　　 　　树暖枝条弱，山晴彩翠奇。　　 　　峰攒石绿点，柳宛麴尘丝。　　 　　岸草烟铺地，园花雪压枝。　　 　　早光红照耀，新溜碧逶迤。　　 　　幄幕侵隄布，盘筵占地施。　　 　　徵伶皆绝艺，选妓悉名姬。　　 　　铅黛凝春态，金钿耀水嬉。　　 　　风流夸坠髻，时世斗啼眉。　　 　　密坐随欢促，华樽逐胜移。　　 　　香飘歌袂动，翠落舞钗遗。　　 　　筹插红螺椀，觥飞白玉卮。　　 　　打嫌调笑易，饮讶卷波迟。　　 　　残帝喧哗散，归鞍酩酊骑。　　 　　酡颜乌帽侧，醉袖玉鞭垂。　　 　　这一段共十六韵，三十二句。开头二韵四句是从上文过渡到春游。“春到曲江池”是关键性句子。以下四韵八句写曲江池山水景色。接下去又用四韵八句描写在曲江池畔张帷幕，摆筵席，选请美丽的妓女。再用四句八韵描写饮酒歌舞欢乐的热闹情况。最后二韵四句写酒阑人散，骑马回家，是这一段诗的结束。　　 　　在元白诗流行的时候，元和体这个名词，在青年诗人中间，是一个新兴诗派的名词，大家摹仿着做；在老一代的正统诗人中间，却是一个被轻视的名词，大家不屑一顾。到了宋代，元和体只是唐诗的一派，人们对它的看法，和西昆体一样，并不再有轻视的意味。明代盛行唐诗，五、七言长篇排律也有人学着做了，大概是考虑到元和体这个名词的意义不很确定，人们就把元白式的长篇排律称之为长庆体。清初吴梅村的《圆圆曲》，朱彝尊的《风怀》诗，就是竭力学长庆体的。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这一首是白居易早期作品，他自己编在“未应举时作”的一些诗中，但这首诗却是名作，宋人笔记《复斋漫录》记了关于这首诗的故事：白居易在长安，曾以他的诗卷去向当时的前辈诗人顾况请教。顾况一看他的名字，就说：“长安百物昂贵，居住在这里可不容易啊!”这句话表面上好像是因白居易的名字而开个玩笑，但也无意中流露出一点轻视这个后生小子之意。及至看到白居易这首诗，他很赞赏“野火烧不尽”一联，他就说：“能做这样的诗句，在长安居住下去也不难。刚才的话，我是说着玩的。”这个故事，不一定可信，因为有人考证出，白居易和顾况没有会面的机会。不过这两句诗确是佳句，好在它是一副对仗极其工稳的流水对。既刻划了原头春草顽强的生机，又可以用作各种比喻。这是有高度比兴意义的诗句，但是接下去两句颈联却大不高明。“远芳侵古道”就是“晴翠接荒城”。两句诗，只有一个概念，犯了合掌之病。宋人诗话里已有人批评过了。诗虽然主要是咏古原草，但它是为送别而作，所以结句要运用春草王孙的典故，点明送别之情。《复斋漫录》将此诗题作《咸阳原上草》，就使人不能了解结句的意义了。　　 　　书天竺寺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峰云起北峰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这是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题天竺寺的诗，玩弄语文花巧，接连写了六句结构很新颖的诗句。杭州灵隐寺的山门也就是天竺寺的山门。山门内有冷泉亭，是两道溪涧的合流处。灵隐寺、天竺寺又同处在北高峰下，对着南高峰。白居易利用这样好的题材，写成此诗，自己也很得意，亲笔写了，留在寺里。到了宋代，苏东坡小时，曾听他父亲说，天竺寺里有白居易手书的墨迹。过了四十七年，苏东坡到杭州来作刺史，在游天竺寺的时候，访问了和尚，才知白居易的手写本已没有了，但是有石刻的诗碑还在。于是苏东坡也做了一首诗：　　 　　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　　 　　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　　 　　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挹山薹病有花。　　 　　四十七年真一梦，无涯流落泪横斜。　　 　　香山居士是白居易晚年的别号。这首诗的颔联是摹仿白居易原作的句法。咏连珠、吟叠璧，是指原作的句法；亡飞鸟、失惊蛇，是说白居易墨迹已亡失。“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是唐人形容怀素草书的话。因为东坡此诗，白居易这首诗的句法，后来就被称为连珠格。张祜诗云：“杜鹃花落杜鹃叫，乌臼叶生乌臼啼。”(《海录碎事》引)亦同。　　 　　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不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期不至　　 　　红烛清樽久延佇，　　 　　出门入门天欲曙。　　 　　星稀月落竟不来，　　 　　烟柳昽昽鹊飞去。　　 　　白居易有许多小诗，极有情趣，可以看出他在追求新的形式。这里选了两首，前一首是变格的仄韵七绝，他把前二句各分为三三句法。后一首是传统形式的仄韵七绝，也可以说是七言的吴声歌曲。两首诗都是为妓女而作。“花非花”二句比喻她的行踪似真似幻，似虚似实。唐宋时代旅客招妓女伴宿，都是夜半才来，黎明即去。元稹有一首诗，题为《梦昔时》，记他在梦中重会一个女子，有句云：“夜半初得处，天明临去时。”也是描写这一情况。因此，她来的时间不多，旅客宛如做了一个春梦。她去了之后，就像清晨的云，消散得无影无踪。　　　　 　　《期不至》题目就说明了有所期待，而其人却不来。期待的是什么人?题目和诗句中都没有说明，我们当然不便妄猜。但看作者预备好红烛清樽，等那人来一起饮酒消夜。可是等了好久，几次三番地出门去盼望，盼望不到又回进来，不知不觉天快亮了。一直等到星稀月落，竟是不来。如雾如烟的杨柳已经照上了微弱的阳光，栖宿在杨柳上的乌鹊也飞走了。这首诗写有所期待而不能如愿的情调极为宛转多情。在唐宋时代的现实生活中，这首诗所描写的只能是妓女之类的人物。但是，白居易写这两首诗，恐怕也还是作为一种比喻。　　 　　忆江南(三首)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抗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　　 　　吴酒一杯春竹叶。　　 　　吴娃双舞醉芙蓉。　　 　　早晚复相逢。　　 　　这三首是白居易晚年在洛阳创造的新体诗，他采用三言、五言、七言句的混合体，使诗的音调脱离了单纯的五言或七言诗。这种句法的诗，更容易谱入乐曲中歌唱。在白居易身后不久，这种诗被称为“长短句”，但还属于歌行诗中的一种新体。更迟几年，它们与温飞卿的《菩萨蛮》、刘禹锡的《竹技词》、《浪淘沙》，韩偓的《生查子》，都被名为曲子词，属于另外一种文学类型，即宋人所谓“词”。“忆江南”是早已见于《教坊记》的曲调名。白居易依照这个曲词的音节作词，从此它的句法形式便固定了下来。　　 　　刘禹锡看到白居易这三首新诗，也依式作了两首：　　 　　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挹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颦。　　 　　春去也，笑惜艳阳年。　　 　　犹有桃花流水上，　　 　　无辞竹叶醉尊前。　　 　　惟待见青天。　　 　　白居易偶尔创造了一个新型式的诗，作了三首，以抒发他回忆江南风物之情。刘禹锡用白居易的格词，作《春词》，而内容并不是忆江南。从此，唐代新的歌曲名，也像乐府古题一样，为诗人所采用时，可以不必顾到这个歌曲的原始内容。以“忆江南”标题的诗，其内容不一定是忆念江南。正如作古乐府的，如果用“饮马长城窟”为题，诗的内容并不必须写戍边兵士的生活。这样一来，曲调名仅仅代表某一特定句式的诗体，成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诗体名词。这个倾向，经过晚唐五代而到北宋，在词这种新兴文学类型发展完成时，被确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追记】 　　写此文后旬日，偶然翻阅《唐诗三百首》，其卷五中有白居易诗“离离原上草”，题作《草》。有蘅塘退士旁批。其批第一、二句云：“诗以喻小人也。”批第三句云：“销除不尽。”批第四句云：“得时即生。”批第五句云：“干犯正路。”批第六句云：“文饰鄙陋。”结尾二句批云：“却最易感人。”　　 　　这个批解，可谓罗织周密，句句上纲。但是，此诗题作《草》，乃承《唐诗品汇》之误。《白氏长庆集》中明明题作《赋得古原草送别》。宋人删去“送别”二字，明人又删去“赋得古原”四字，于是诗题仅存一个“草”字。如果读者知道白居易此诗为送别而作，就可以知道蘅塘退士的旁批全不足信。如果用退士的旁批来解释这首送别诗，那么白居易简直是在咒骂朋友。　　 　　蘅塘退士不知道此诗原题，粗读一遍，就非常主观地定下它的主题思想是以草比喻小人。于是顺着这个观点一句句的批下去，对于一般读者，真是“最易感人”。　　 　　现在我要恢复作者的本意，按照送别的主题来解释这首诗：前四句说草有强大的生命力，一年之中，有枯萎的时候，也还有繁荣的时候。“枯荣”二字，用得心细，是先枯后荣，不是先荣后枯。我们可以假定被送别的是一个落第进士。他失意回家，是他“枯”的时候。白居易赋诗送别，以草为喻。草的枯荣，是一年之间的事，现在虽然被野火烧枯了，得到春风—吹，立刻就会繁荣起来。这里就寓有安慰之意，形容他现在的枯萎，是由于野火，而且是野火所烧不尽的，所以不久就可以遇到春风吹拂，重新获得繁荣。下半首诗是说古原上的草，在春风之下，又生长出来，在古道荒城之间，欣欣向荣，成为远芳晴翠。现在我送你远行，看着这些原头芳草，有感于它们的枯荣遭遇，因而赋咏古原上的离离芳草，来寄托我的别情。　　 　　这样讲，和蘅塘退士的讲法完全不同，但是符合了原题意旨。尽管说：“诗无达诂”，各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但是，首先要掌握作者的创作动机，仍是必要的。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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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元稹艳诗：会真诗

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公元七十二年)，元稹生于大历十四年，小白居易七岁。元稹卒于大和五年(元八三一年)，寿五十三。白居易卒于会昌六年(公元八四六年)，寿七十五。白居易于贞元十四年(公元七九八年)进士及第，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没有成进士，十五岁，明两经及第；二十四岁，中书判第四等，授官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公元八O六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元稹为第一，拜右拾遗。白居易也参加科试，考试成绩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抬遗。元稹为右拾遗后，以上疏论事激直，为执政所忌，出为河南县尉。丁母忧。服除，拜监察御史。元和五年，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为拾遗后，亦屡次上疏，谏论朝廷大事。元稹因得罪执政及宦官被贬，白居易曾上疏极谏。元和五年，秩满改官，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丧。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宰相武元衡在上朝时被刺死于路上。白居易首先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耻。这一举措，得罪执政者及幕后人物，被贬官，出为江州司马。同年，元稹亦改官通州司马。元和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十四年三月，元稹、白居易及其弟行简相会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置酒赋诗，恋恋不忍别。本年冬，白居易蒙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同年，穆宗即位，改元长庆，读元稹诗，大悦，即日命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所谓知制诰这个官职，知，就是担任，制诰是皇帝的命令文书。知制诰就是专管起草皇帝的命令文书。这个任务，向来是由翰林学士草稿后，从宰相办公的中书省呈送皇帝批阅的。元稹不是进士出身，不能为翰林学士。现在穆宗以元稹为祠部郎中而知制诰，这就使朝廷上群众哗然，以为“书命不由相府”，群众非常轻视他。但是元稹草拟的制诰，文体古雅，与当时一般的公文绝然不同。于是大家非但没有话说，而且争相摹仿。从此改革了制诰的文体。当时人对这种文体称之为长庆体。这是长庆体的本义。宋元以后，被误认为与元和体同义了。元稹在穆宗的恩宠之下，再次升官，不久就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是破格迁升，没有进士出身的人，一般不可能被任命这个官职。但是，正在被朝野讥笑的时候，穆宗又于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以元稹为权翰林学士、工部侍郎，拜平章事。所谓拜平章事，就是宰相了。因此，朝野群众，无不轻笑，以为元稹无此资望。终于在长庆三年，为小人诬陷，罢相，出为同州刺史。长庆元年、二年，白居易与元稹同在朝中，长庆三年七月，白居易求外任，出为杭卅刺史，元稹也从同州刺史转官越州刺史。杭、越邻境，二人又多诗筒往来。文宗大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元稹被召还京，为尚书左丞。四年正月，出为鄂州刺史。五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疾一日而卒。白居易在杭州三年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二年(公九八二六年)，又出任苏州刺史。文宗即位，改元大和，徵拜白居易为秘书监，赠金紫。大和二年，转刑部侍郎。三年，称病归洛阳，求为分司。不久，除太子宾客。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又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绝意仕宦，优游养老。开成初，授太子少傅。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大中元年(公元八四七年)卒。　　 　　元稹与白居易的官运，几乎一模一样。二人都受到穆宗皇帝的器重，因为穆宗李恒自己也喜欢做诗。但尽管有皇帝的恩宠，把他们升擢到朝中高位，却敌不过执政者排挤，屡次被贬斥去做地方官。元、白二人在同为拾遗时，就成为诗友，二十多年间，互相唱和的诗，不下数百首。彼此各受影响，诗的风格、题材，多有相同处。白居易作《长恨歌》，元稹有《连昌宫词》，白居易作《琵琶行》，元稹有《琵琶歌》，白居易作《霓裳羽衣歌》，元稹有《何满子歌》。二人对于诗的理论，也大体一致。白居易有《与元九书》，元稹有《叙诗寄乐天书》，都是在互相往还的书简中，各自叙述了自己对于诗的观点。他们都主张诗应当有讽谕比兴的作用，白居易作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元稹有《乐府古题》十九首、《新乐府》十二首，都是他们理论的实践。　　 　　《白氏长庆集》按诗的内容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三类，但在编后集时就不用这个分法，仍分为格诗、律诗二类。元稹在元和七年，把他的诗分为十体，但后来编集时也不用这个分法，而分为古诗、律诗、乐府、伤悼诗四类。　　 　　元稹的十体分法，事实上只有八体：　　 　　古讽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　　 　　乐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　　 　　古体词虽近古，而止于吟写性情者。　　 　　新题乐府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者。　　 　　律诗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以七言、五言为两体)　　 　　律讽其中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　　 　　悼亡不幸少有伉俪之悲，抚存感往，成数十诗，取潘子“悼亡”为题。　　 　　艳诗又有以干教化者，近世妇人，晕淡眉目，绾约头鬓，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因为艳诗百馀首(词有今古，又为两体)。　　 　　这样分法，也像白居易一样，把文体与内容混淆在一起，很不科学。但后来的分法，把乐府和伤悼，和古诗、律诗并列，也仍是混淆了文体和内容。　　 　　“艳诗”这个名词，恐怕是元稹首先提出来的。据他自己的说明，似乎是一些描写妇女时装、服饰打扮的诗。但我们在《元氏长庆集》中所见到的许多艳丽的诗篇，却是抒写爱情的诗，而不仅写妇女的眉目服饰。伤悼诗一卷，即最初分类的悼亡诗，多数是哀悼他的元配妻韦丛而作。艳诗则是为青年时代所遇的情人崔莺莺而作。　　 　　贞元十六年，元稹二十二岁，旅游过蒲州(今山西永庆)，借寓普救寺。有一位崔家的寡妇，带了她的子女，要去长安，也住在寺中。寡妇姓郑，与元家有亲戚关系，排算起来，是元稹的异派从母。这时蒲州发生兵变。崔家寡妇富有钱财，奴仆众多，大为惊骇，深恐变兵抢劫。幸而元稹与当地军官认识，请得军吏来寺保护，崔家方得安全。崔妇感元稹救护之恩，命她的儿子欢郎，女莺莺出来拜见。元稹惊于莺莺的美丽，不久就因侍女红娘的帮助，得与莺莺结为情侣。元稹住在寺院西厢，莺莺夜晚来，天明去，恩爱了几个月。后来，元稹因去长安参加书判考试，遂与莺莺诀别。此后，元稹联姻高门，娶了韦丛为妻。莺莺也嫁了人。一段私情，烟消云散。元稹非但写了许多追忆莺莺的诗，还写了一篇《莺莺传》以记录他的这一段情史，在《莺莺传》中，元稹将自己託名为张生，但没有给他起名字。宋人王楙著《野客丛书》说：“唐有张君瑞遇崔氏女于蒲，崔小名莺莺。”张生名君瑞，这是后人为了编这个传奇故事而补上的。　　 　　《莺莺传》中说张生曾写过一篇三十韵的《会真诗》以记他和莺莺初次幽会的情况。但传文中不载此诗，却载了河南元稹的《续会真诗》三十韵。这是元稹故弄狡狯。所谓《续会真诗》，就是张生的《会真诗》，今元稹诗集中的《会真诗》，也就是《莺莺传》中所谓《续会真诗》。　　 　　元稹的讽谕、感伤、闲适诗，都不如白居易所作的疏俊明快，倒是数十首艳诗是他的特长。《会真诗》是他的五言排律艳诗的名作，因此，我不选元稹其他的作品，而选讲《会真诗》：　　 　　微月透簾栊，萤光度碧空。　　 　　遥天初缥缈，低树渐葱茏。　　 　　龙吹过庭竹，鸾歌拂井桐。　　 　　罗绡垂薄雾，环佩响轻风。　　 　　绛节随金母，云心捧玉童。　　 　　更深人悄悄，晨会雨蒙蒙。　　 　　珠莹光文履，花明隐绣龙。　　 　　宝钗行彩凤，罗帔掩丹虹。　　 　　言自瑶华浦，将朝碧帝宫。　　 　　因游李城北，偶向宋家东。　　 　　戏调初微拒，柔情已暗通。　　 　　低鬟蝉影动，回步玉尘蒙。　　 　　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　　 　　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　　 　　眉黛羞频聚，朱唇暖更融。　　 　　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　　 　　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　　 　　汗光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方喜千年会，俄闻五夜穷。　　 　　留连时有限，缱绻意难终。　　 　　慢脸含愁态，芳词誓素衷。　　 　　赠环明运合，留结表心同。　　 　　啼粉流清镜，残灯绕暗虫。　　 　　华光犹冉冉，旭日渐曈曈。　　 　　警乘还归洛，吹箫亦上嵩。　　 　　衣香犹染麝，枕腻尚残红。　　 　　幂幂临塘草，飘飘思渚蓬。　　 　　素琴鸣怨鹤，清汉望归鸿。　　 　　海阔诚难度，天高不易冲。　　 　　行云无处所，萧史在楼中。　　 　　这首诗可以分为六段，第一段六韵十二句。前四句写色渐晚，葱茏二字在这里恐怕应当解作朦胧，中四句写在井桐庭竹声中，有一个美人，穿薄雾似的轻绡之衣，正在走过来，身上悬挂的环佩在风中戛响着。龙吹、鸾歌，都是形容风声。罗绡二句是转折句，从写景过渡到写人。后四句将金母、玉童比喻那个美人。金母即西王母，她出来时有霓旌降节簇拥着。这里是指婢女红娘随侍而来。“云心”句也是同样的含意，但不知用什么典故。“更深”二句写美人来去的时间，也是“夜半来，天明去”之意。不过按照全诗叙述次序，这里似乎不应当讲到天明的事。我怀疑“晨会”二字可能有误。　　 　　第二段四韵八句。前四句描写美人的衣履钗帔，后四句是叙述语。用一个“言”字，即等于“她说”。诗人把这个美人比之为洛妃。她自己说：从瑶华浦来，本想到天宫去朝见青帝，因为中途经过洛阳城北，却想不到偶然走到宋玉家的东邻来了。这最后一句又是用了宋玉的《登徒子赋》的典故。这四句都是用形象语来表达，总的意义是说：她本想到佛殿上去焚香礼佛，却不意误走到西厢来了。　　 　　第三段四韵八句，叙述张生调戏成功。那美人始而微拒，继而柔情暗通。低鬟、回步二句形容她心理踌躇不决。最后却是转面登床，成就了交颈合欢的私情。　　 　　第四段四韵八句，描写交颈合欢时的美人姿态，从来诗人，不敢公然赋咏男女阴私之事，《玉台新咏》以宫体艳诗著名，也没有这样的作品。元稹这一段诗，真是杜牧所痛斥的“淫言媒语”，维护封建礼教者，当然要说他是名教罪人。主张典雅文学者，也以为这些诗句太粗俗下流。但是客观现实既已存在，有了元稹的先倒，后世就只会变本加厉。以《莺鸯传》为题材的《西厢记》传奇，在张生与莺莺幽会的这一场曲文，写得比诗句更为淫亵。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专以描写****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和诗歌。始作俑者不能不推元稹。　　 　　第五段六韵十二句，写幽欢未足，天已黎明。双方海誓山盟，并互相赠送礼物，表明同命同心的永久的爱情。　　 　　第六段六韵十二句写美人去后，衣裳上还沾染她的香气，枕上还留着她的脂粉。自己感到孤独，如临塘之草，思渚之蓬，没有归宿之处，弹琴则发出怨鹤之声；仰望太空，但见归鸿飞逝。想到自己与美人的居处，竟像海阔天高，不易接近。美人如行云飘去，不知何往，而自己却像箫史那样，独居楼中，不能得到弄玉为伴侣。弄玉是神话中秦穆王的爱女。箫史是一个善吹箫的青年。他吹起箫来，引来了一只风凰，箫史和弄玉公主一起乘在凤凰背上，上升成仙。这里是变用这个典故，说箫史没有得到弄玉，而仍在楼中。　　 　　元稹把这首诗写进了《莺莺传》中，这篇传奇文和这首艳诗就传诵于世。他的朋友李绅又为这篇传奇配上了一首《莺莺歌》，成为当时正在流行的一种说唱文学形式，白居易作了《长恨歌》，陈鸿又作了《长恨歌传》。沈亚之作《冯燕传》，司空图作《冯燕歌》。白行简作《李娃传》，元稹就作《李娃行》(已佚)。这都是同时的文学现象。有歌则配一篇传，有传则配一篇歌，显然可知这是民间说唱文学的需要。传的部分是说白，歌的部分是唱词。这种文学形式可能是受了佛教文学变文的影响，因为变文也是一段讲说，一段歌赞的说唱文体。　　　　一歌一传的唐代传奇文学新形式，向戏剧方面发展，就会产生有道白、有歌唱的戏文、杂剧，向小说方面发展，就会产生词话和弹词。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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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李贺：诗三首

十八世纪中期，英国出现了一位天才诗人，汤麦斯·却透顿(ThomasChatterton 　　l752—1770)。他在十四岁时，便精通中古英语，伪造了许多中古诗人的作品，见者信以为真。但这位青年诗人穷苦得无法谋生，终于服毒自尽，在世仅十八年。十九世纪初，又出现了一位天才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7—1822)。他和拜伦、雪莱齐名，为英国浪漫派三大诗人。他的诗设想幽深，辞藻冷艳。他也只活了二十五岁。　　 　　在他们之前一千年，我们中国早已有了一位享寿仅二十七岁的天才诗人李贺。李贺，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皇族郑王的后裔，故自称唐诸王孙，生于贞元六年(公元七九O年)，卒于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李贺七岁时即能作诗文。在张王、韩柳、郊岛、元白几乎同时活跃于诗坛。各自大张旗鼓，蔚成新的流派的时候，这个身材细瘦，通眉长爪的青年，却冥心孤往，向汉魏乐府，齐梁宫体诗中去吸取诗料。他常常带一个书童，骑着驴子，背一个破旧锦囊，出去游览。想得一句诗，就记下来投入锦囊中，晚上，研墨伸纸，把白天所得诗句写成全篇。他的诗多用乐府古题，又好拟作古诗。文字秾丽幽艳，造句命意，不落寻常规格，兼有却透顿和济慈的特征。他死后十五年，留下了二百三十三首诗，杜牧为他写了《李长吉歌诗叙》一文，这是一篇著名的序文，杜牧用许多比喻来形容李贺诗的各方面风格：　　 　　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阝多】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圾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　　 　　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得无有是?　　 　　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古今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在这篇序文中，杜牧把李贺的诗比之为屈原的《离骚》。但是，他又说，《离骚》对君臣治乱有讽谕作用，李贺的诗，是不是也有呢?这里，他用了一个疑问句：“得无有是?”可知他以为李贺的文辞可能已超越了《离骚》，而理还不及《离骚》，如果李贺不早死，他的诗中稍稍加一点理，就可以《离骚》为奴仆了。杜牧这个理字，曾引起后人不少议论，有人认为这个理字指思想内容，有人以为指思维逻辑，成为李贺研究的一个问题。　　 　　李贺的诗有十馀家的评本、笺注本。近百年来，最为流行的是清乾隆年间王琦(琢崖)的《李长吉歌诗汇解》。此书已于一九七七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附有姚文燮、方扶南两家的评解。姚文燮著《昌谷诗注》，在王琦之前，其书有顺治刻本。已不易得。方扶南评语向来没有刻本，只有传钞过录本。现在把这两家的评解附在王琦本之后，一本书就可抵三本书，对学人很有帮助。不过书名改题为《李贺诗歌集注》，却是错了。李贺的诗集，古刻本称《李贺歌诗编》，王琦的原本也称《李长吉歌诗》。歌诗是可歌的诗，一个概念；诗歌是诗与歌两个概念，李贺的诗都是歌诗，书名称诗歌，便失去了原题的意义。　　 　　李贺诗虽然有许多注本，大家都只能注出典故，而典故在李贺诗中使用得并不多。李贺诗的难解。在他奇诡的想象和幽隐的句法章法。王琦的注本虽然比较好些，但还是有许多值得讨论的疑点，现在我们选几个例子来谈谈：　　 　　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捲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这是李贺的著名作品。《雁门太守行》是汉代乐府旧曲，但今天所可见的古代歌辞是颂扬洛阳县令王涣的政绩的，与雁门太守无关，可知已不是原始的歌辞。梁代简文帝也作过一首《雁门太守行》，内容涉及边城征战之事。李贺此诗，大约是仿简文帝的。　　 　　《又玄集》选此诗，第二句作“甲光向日金鳞开”。北宋人所见李贺诗集，此句都是“甲光向日金鳞开”。王安石开始提出疑问：既然黑云压城，怎么还有太阳光能把甲胄照成点点金鳞呢?于是大家怀疑此句文字有误。后来居然有一个北宋刻本，此句作“甲光向月”，许多迷信古本的人，就以此为依据，定李贺原作是“向月”。王琦的注本也把此句写作“甲光向月金鳞开”。并解云：“此篇盖咏中夜出兵，乘间捣敌之事。‘黑云压城城欲摧’，甚言寒云浓密，至云开处逗露月光与甲光相射，有似金鳞。”但是，很使人诧异的是他又辩驳了王安石的观点：“秋天风景倏阴倏睛，瞬息而变。方见愁云凝密，有似霖雨欲来；俄而裂开数尺，日光透漏矣。此象何岁无之?何处无之?而漫不之觉，吹瘢索垢，以讥议前人，必因众人皆以为佳，而顾反訾之以为矫异耳。即此一节，安石生平之拗，可概见矣。”他这样痛斥王安石，以为既有黑云，又有日光照耀金甲，是随时随处可有的自然现象。然而他又不用“向日”，而采用“向月”，并肯定这是诗人描写中夜出兵的诗。一个人的体会，如此矛盾，实不可解。其实，甲光如果向月，决不会见到点点金鳞。诗人既用金鳞来比喻甲光，可知必是在黑云中透出来的日光中。　　 　　第四句“塞上燕脂凝夜紫”，也还有疑问。诸家所注，都不很可信。“塞上”二字，金刻本作“塞土”，刘须溪的评本、吴正子的注本均承其误。不论是“塞土”或“塞上”，注释者都引《古今注》注云：“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故曰紫塞。”王琦知道这个注不对头，他说这一句“当作暮色解乃是，犹王勃所谓‘烟光凝而暮山紫’也。”他笼统地把这句诗讲作描写战场上的暮色。这也使读者不能不发问，诗句中明明有“燕脂”二字，为什么注家都好象没有看见，一个字的注释都没有呢?方扶南批了一句：“燕脂，谓燕脂山所产之草。而黑云映日，有此怪光紫气。”这个批语，已接触到诗意，但还没有抓到要点。　　 　　我以为这一句应当引《后汉书·匈奴传》所载匈奴歌作注，诗意才能明白。匈奴歌云：“夺我祁连山，令我妇女无颜色。”祁连山产燕脂草，匈奴妇女红妆，都用此草。汉兵夺得祁连山，匈奴作歌如此。李贺暗用此事，意思是说，大军所至，塞上燕脂也为之失色。凝夜紫，即夜凝紫，夜间寒冷，故红草凝冻成紫色。　　 　　此外各句，均已注解明白，不须多讲。全诗以六句写战斗，末二句提出主题，只是“士为知己者死”的意思。　　 　　苏小小歌　　 　　幽兰露，如啼眼，　　 　　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　　 　　草如茵，松如盖。　　 　　风为裳，水为佩。　　 　　油壁车，夕相待。　　 　　冷翠烛，劳光彩。　　 　　西陵下，风吹雨。　　 　　这首诗可以作为李贺风格的典型。用拟古的题材，发幽艳的辞藻。全篇用十二个三言句，音调已很急促。末二句下与雨协韵，更是戛然而止。形式在古诗与近体歌行之间，与李白用三言句的方法不同。　　 　　《玉台新咏》有一首《钱塘苏小小歌》，是齐梁时江南民歌。苏小小是一位美丽的妓女，歌云：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李贺喜欢这首诗，也拟作一首。不过原诗是歌詠活着的苏小小，李贺此诗是写死后的苏小小。看到幽谷中兰花上的露水，仿佛见到苏小小含泪的眼睛。可是现在没有东西可以和你缔结同心之爱了，我这里所有的只有旧时的烟花，现在已不堪剪取了。姚山期有《昌谷诗笺》，注这句诗，引《吴女紫玉传》的末句“玉如烟然”，毫不相干。董懋策《昌谷诗注》讲作“土花烟暗”，姚文燮讲作“风尘牢落，堪此折磨”。似乎都讲不通。我以为妓女有烟花之称。烟中之花，是比喻其美而虚空。妓女生时，与人结同心者，惟有烟花；现在已化为亡魂，连烟花都不堪采剪了。以下四句写苏小小的服御，生前是锦茵、华盖、罗裳、玉佩，现在只有草茵、松盖、风裳、水佩了。然而苏小小身虽死，情犹在，仍然乘坐油壁车，在傍晚时等待她的骑青骢马而来的情郎。可是，从夕暮等待到夜晚，徒劳冷翠的烛光，从前在西陵松柏下缔结同心的情爱，现在的西陵只有风雨了。冷翠烛，即是磷火，江南人称为鬼蜡烛。“夕相待”，北宋刻本作“久相待”，也有几个版本跟着用“久”字，这都是过分相信宋刻本之误。夕相待，便有鬼气；久相待，便浅。不过，这首诗的题目，宋本作《苏小小歌》，我相信是李贺原题。因为《苏小小歌》已成为乐府诗题，李贺拟作，不会更改。从刘须溪评本以下，许多李贺诗集都已改题为《苏小小墓》，我以为是改错了。王琦注本云：“一作苏小小歌，非。”未免颠倒了是非。张祜也有三首《苏小小歌》，但另外也有一首《苏小小墓》。　　 　　春坊正字剑子歌　　 　　先辈匣中三尺水，曾入吴潭斩龙子。　　 　　隙月斜明刮露寒，练带平铺吹不起。　　 　　蛟胎皮老蒺藜刺，鸊鹈淬花白鹇尾。　　 　　直是荆轲一片心，分明照见春坊字。　　 　　挼丝团金悬簏簌，神光欲截蓝田玉。　　 　　提出西方白帝惊，嗷嗷鬼母秋郊哭。　　 　　这是又一首有许多讲法的李贺歌诗。关键在于“直是荆轲一片心，分明照见春坊字”二句。其他诸句，都是暗用剑的典故来描写剑的锋利，与“荆轲”二句并无关系。现在用我的讲法来试释这首诗。　　 　　先要说明诗题。春坊正字，是皇太子宫中的官属。皇太子居东宫，有左、右春坊。右春坊有正字二员。剑子，即短剑。唐代官员朝服上都有剑佩。此诗所赋詠的是李贺的一个官为春坊正字的朋友所佩的短剑。春坊正字的官品是从九品上，朝官中品位最低的。《旧唐书·舆服志》云：“六品以下去剑佩绶。”可知春坊正字官位虽卑，亦有剑佩，不过没有绶带。大约没有绶带的佩剑，都是比较短小的，故曰剑子。　　 　　太子属下的官，当然应当效忠于太子。荆轲就是效忠于燕太子丹的。剑是东宫颁发的，剑上铸有“春坊”二字，佩用这柄剑的人，分明看到“春坊”字样，就应当有荆轲那样的一片忠心。全诗都是描写利剑的句子，只有这两句是勉励佩剑的人忠于职守。也可以说这二句是主题思想，但此外诸句都是各不相关的赋体句法。全篇没有严密的结构，或许这就是杜牧所谓缺少一点“理”，如果我们把这个“理”字理解为逻辑性的话。　　 　　王琦释此诗云：“疑是时春坊之臣有邪僻不正者，长吉恶之，而借此发挥以泄其不平之气。”这样解释，毫无依据。春坊之臣，怎么可以比之为“西方白帝”?联系上文“荆轲”二句，则这里的“西方白帝”只能是指秦王了。《又玄集》收此诗，“蛟胎”二句互倒，恐原本如是，盖“尾”字非韵，“刺”字是韵，与下句“春坊字”之“字”协韵。“分明”或作“莫教”，王琦本即用“莫教”，均不可解，宜以“分明”为是。　　 　　李贺的诗是汉魏乐府与南朝宫体诗融合起来的复活。但表现了唐诗的时代感。它与韩愈的古文，有精神上的共同之处，可以说都是古为今用。杜甫的句法，韩愈的文法，李贺的辞藻，三者融合起来，不久就影响出一个李商隐。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

却上心头

72沈亚之：诗二首

中唐后期，有一位很值得注意的诗人，吴兴沈亚之，字下贤。他的诗，在李贺、李商隐、施肩吾之间。属于齐梁宫体的唐律。他的作品流传于后世的为数极少，因而不很有人知道他。他的生平经历亦仅有简单的记录：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举进士，累进殿中丞、御史、内供奉。大和三年(公元八二九年)，柏耆为德州宣慰使，辟亚之为判官，柏耆得罪贬官，亚之亦贬为南康尉。最后一任官职是郢州掾。　　 　　元和七年，沈亚之考进士落第，将归家，李贺作《送沈亚之歌》云：　　 　　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　　 　　紫丝竹断骢马小，家住钱塘东复东。　　 　　白藤交穿织书笈，短策齐裁如梵夹。　　 　　雄光宝矿献春卿，烟底蓦波乘一叶。　　 　　春卿拾才白日下，掷置黄金解龙马。　　 　　携笈归家重入门，劳劳谁是怜君者。　　 　　吾闻壮夫重心骨，古人三走无摧捽。　　 　　请君待旦事长鞭，他日还辕及秋律。　　 　　沈亚之谪贬为南康尉的时候，殷尧藩有《送沈亚之尉南康》诗：　　 　　行迈南康路。客心离怨多。　　 　　暮烟葵叶屋，秋月竹枝歌。　　 　　孤鹤唳残梦，惊猿啸薜萝。　　 　　对江翘首望，愁泪叠如波。　　 　　赴任郢州掾的时候，徐凝有《送沈亚之赴郢掾》诗：　　 　　千万乘骢沈司户，不须惆怅郢中游。　　 　　几年白雪无人唱，今日唯君上雪楼。　　 　　他的诗为李商隐所钦佩，有《拟沈下贤》诗云：　　 　　千二百轻鸾，春衫瘦著宽。　　 　　倚风行稍急，含雪语应寒。　　 　　带火遗金斗，兼珠碎玉盘。　　 　　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　　 　　杜牧也是沈亚之的好友，他有一首题作《沈下贤》的七言绝句，似乎是沈亚之死后悼念之作：　　 　　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荒不可寻。　　 　　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　　 　　我辑集同时诗人为沈亚之作的诗，虽然有些地方不易了解，但都可以感到一种神韵。特别是李商隐的诗，标明为对沈亚之诗格的拟作，更可以帮助我们想像沈亚之诗的精神和面貌。　　 　　沈亚之的诗文今存长沙叶德辉刻十卷本《沈下贤集》，又涵芬楼影印明翻宋本《沈下贤文集》十二卷本。但每卷仅寥寥数页，所收诗文实不多。诗仅二十馀首，似乎没有他最好的作品。现在选录二首，都很像李贺和李商隐：　　 　　虎邱真娘墓　　 　　金钗沦剑壑，兹地似花台。　　 　　油壁何人值，钱塘度曲哀。　　 　　翠馀长染柳，香重欲薰梅。　　 　　但道行云去，应随魂梦来。　　 　　真娘是苏州名妓，死后葬于虎丘剑池旁，唐代诗人作诗凭吊的很多。沈亚之此诗应当和李贺、张祜的《苏小小歌》同读。“油壁”一联是以真娘比之为苏小小。“翠馀”一联的句法也和李贺的五律句法神似。正面讲，是说真娘衣上的翠色至今还染成柳色，而其脂粉香也已薰成梅花的香气。反过来讲：看到墓旁的梅柳，就忆念起真娘的衣翠粉香。结句暗用宋玉《高唐赋》中楚襄王梦见巫山神女的典故，希望在梦中遇到真娘。　　 　　汴州船行赋岸旁所见　　 　　古木晓苍苍，秋林拂岸香。　　 　　露珠虫网细，金缕兔丝长。　　 　　秋浪时回沫，惊鳞乍触航。　　 　　蓬烟拈绿线，棘实缀红囊。　　 　　乱穗摇鼯尾，垂根挂凤肠。　　 　　聊持一濯足，谁道比沧浪。　　 　　这首诗止有开头四句神似李贺，中间三联六句便觉重复而无变化。诗题是在船中赋岸旁风物，但仔细读这首诗，却好像人在岸旁水滨，写所见风物，而与船没有关系。结句说：姑且在水滨洗足，不敢与“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孺子歌》)相比。这就与题目不符了。　　 　　沈亚之写了四篇传奇文：《湘中怨解》、《异梦录》、《秦梦记》和《冯燕传》，都是构思设想很新奇的小说。前三篇传奇中都有诗，而且都是很好的诗，但诗集和《全唐诗》中没有全部辑入，使沈亚之最好的诗反而遗失在集外，不为后人所注意，尤为憾事。　　 　　《湘中怨》文中有一首《风光词》、一首《汜人歌》，都是楚辞体，已收入诗集。《秦梦记》中有三首诗，一首是《挽秦穆公女弄玉公主》，五言律诗。一首是《别秦穆公》，三言七言歌诗。一首是《题秦宫门》，七言绝句。这三首诗都好，也已收入诗集中：　　 　　挽弄玉公主　　 　　泣葬一技红，生同死不同。　　 　　金钿坠芳革，香绣满春风。　　 　　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　　 　　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　　 　　大和初年，沈亚之出长安城，住在橐泉旅舍。午睡中，梦入秦国，见秦穆公。穆公有女名弄玉，嫁箫史。对箫史已死，穆公乃嫁女与亚之。亚之题其与公主同居之宫曰翠微宫。一年后，公主忽无疾而卒。将葬，穆公命亚之为挽歌，亚之乃作此诗。首句“泣葬一枝红”，直接点明诗题。“一枝红”即是花，把葬公主比之为葬花。“金钿”句与《真娘墓》起句同。“香绣”句也就是“香重欲薰梅”的变化。“旧日闻箫”一联是很自然的流水对，回忆公主在楼头月下吹箫的情景。结句说将来在梨花盛开的寒食清明之夜，翠微宫却深闭而无人居住了。这首诗如果与李贺的《七夕》、《过华清宫》、《忆缟练》诸诗一起读，恐怕难以分别是谁作的。　　 　　《异梦录》中有两首诗，一首是七言绝句《春阳曲》。一首是五言律诗《西施挽歌》。这篇传奇小说记录了两个人的梦。一个是长安将家子弟邢风，梦中遇到一个吟诗的美女，邢凤要求看她的诗卷。美人就将诗卷给他看，并允许他可以抄传一篇。邢凤就抄录了第一篇《春阳曲》，其词曰：　　 　　长安少女踏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　　 　　舞袖弓弯浑忘却，罗衣空换九秋霜。　　 　　另外一个梦是诗人姚合讲的。他说，元和初年，他的朋友王炎梦见自己在吴王宫中，碰上西施葬礼。吴王非常悲悼，命臣子中的词客作挽歌。王炎也作了一首进呈，吴王甚为嘉奖。诗曰：　　 　　西望吴王国，云书凤字牌。　　 　　连江起珠帐，择水葬金钗。　　 　　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　　 　　春风无处所，悽恨不胜怀。　　 　　“踏春阳”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跳舞，又名“踏阳春”。弓弯是仰身折腰如弓的舞姿，传奇文中有说明。大约这种舞姿是当时新流行的，故邢凤不懂。全诗的意义有美人迟暮之感。在春天这种断肠天气，长安少女都在跳“踏春阳”舞。到了秋冬，罗衣都已换掉，舞袖弓弯也都忘却了。　　 　　《西施挽歌》起二句不甚可解。为什么说“西望吴王国”?似乎以越国人的身份来哀挽西施。“云书”是一种像云一样的篆文书写的凤字牌。但“凤字牌”是什么东西，我也讲不出。可能是古代举行葬礼时的一种铭旌之类的东西。西施的传说，以为她是投水而死的，所以挽诗说：沿江设置帐幕，挑选一处水清且深的地方为西施下葬。“满地红心草”一联是写吴王宫中的西施住处。结句说：这里已没有春风了，所以感到非常悽恨。春风是象征西施生存的时地。　　 　　这两首诗，沈亚之的诗集中都没有收录。《全唐诗》把它们编在第三十二卷“梦诗”类中。一首的作者是邢凤，另一首的作者是王炎。但《异梦录》是沈亚之所作传奇文，其中的人物，有虚构的，也有借用的。《春阳曲》是邢风梦中所遇一个美女的诗，也不能算是邢凤所作，况且邢凤这个人，也可能是虚构的。《西施挽歌》是姚合的朋友王炎所作。姚合虽是沈亚之的诗友，但他是否真讲过这个故事，王炎是否实有其人，这些都是疑问。我以为从这两首诗的风格看来，它们肯定还是沈亚之的手笔。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来，把它们归还给沈亚之。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八日 　　【补记】 　　张祜亦有《送沈下贤谪尉南康》一首，未及录入，今附于此。诗云：“秋风江上草，先是客心摧。万里故人去，一行新雁来，山高云绪断，浦迥日波颓。莫怪南康远，相思不可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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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朱庆馀：七言绝句二首

朱庆馀是中唐后期的诗人，以诗受知于张籍。由于张籍的揄扬、推荐，登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进士第。官为秘书省校书郎。关于他的生平事迹，所可知者，只有这一些。他原名可久，字庆馀。《直斋书录解题》及《唐诗纪事》都说他是“以字行”。这是说他的大名“可久”已废而不用，即使在正式文件上也写的是“朱庆馀”。《唐才子传》却说：“庆馀，字可久，以字行。”这显然是错了。如果他字可久，而“以字行”，那么他应以朱可久这个姓名传于后世了。又《唐才子传》说他是“闽中人”，而《全唐诗·小传》却说他是“越州人”。看来应以《全唐诗》所记为是，因为张籍和姚合都有送朱庆馀归越州的诗。关于他登第的年代，《唐诗纪事》说是“登宝应进士第”。宝应是肃宗年号，其时张籍还没有出生，显然是宝历之误。　　 　　《唐才子传》说他“当时有名”。这句话反映出朱庆馀虽然有诗集一卷传于后世①，但他的诗名仅著闻于“当时”，过后几年，已不那么有名了。姚合是他的朋友，编选《极玄集》，没有选上他一首诗。韦庄编选《又玄集》，也没有选他的诗。韦縠的《才调集》中，只选了他一首《惆怅诗》(梦里分明入汉宫)。这首诗，以后也没有人选取。　　 　　《唐诗品汇》选了他二首五言律诗，编在第三等“馀响”一类。七言律诗一首都没有入选，七言绝句选了他四首，编入第二等“接武”一类：《宫中词》、《闺意上张水部》、《西亭晚宴》和《庐江途中遇雪》。在李攀龙的《唐诗正声》中，只留下《宫中词》一首，其馀三首都被淘汰了。　　 　　到清代，沈德潜选《唐诗别裁》，只选了朱庆馀一首七言律诗《南湖》。七言绝句一首也没有选入。而《南湖》这首诗，还是“一作温庭筠”的诗，看来还有问题。直到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选了他二首七言绝句：《宫词》和《近试上张籍水部》，总算是经过筛选之后冒出来的朱庆馀的代表作。朱庆馀的诗名，才得以重新显著。　　 　　宫词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並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　　 　　这首诗《品汇》和《正声》都误题为《宫中词》。这一体的诗，唐人做得最多。宫词、宫怨、闺情、闺怨，内容都差不多。朱庆馀这首诗，还不够做唐人宫词的代表作。它的被选入《唐诗三百首》，恐怕还是给另一首诗作陪伴的。　　 　　喻守真在《唐诗三百首详析》中讲这首诗，相当透彻。现在引录在这里，不用我再讲，反正我的讲法也是这样：“花时应热闹，反说‘寂寂’，院门应开，反说‘闭’，见得此间是幽冷之宫，久已不见君王进幸。失宠者不只一人，故曰‘相并’，‘立琼轩’所以赏花，赏花常感怀，必互诉所苦。如此腾挪，方转出‘含情欲说’四字来。满腔幽怀，虽欲诉说，但一看前头鹦鹉，深恐其学话饶舌，传与君王，故又不敢竟说。此诗妙在句句腾挪，字字呼应，写宫人之敢怨而不敢言之情，跃然纸上。”　　 　　喻氏的讲法是顺着诗句的次序分析了“美人”的心理过程。如果从诗人作诗的过程来体会，这首诗的最初成分必然是“鹦鹉”。诗人首先找到一个多嘴侥舌人的象征：鹦鹉。由此构思，得到“鹦鹉前头不敢言”这个警句，同时也明确了诗意。前面三句，便都是从这一句推理出来了。　　 　　宫词大多有比兴意义。我们读此诗，可以体会到，有许多事情或思想感情，为了有所顾忌，不便或不敢在难以信赖的人面前直说。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吟一句“鹦鹉前头不敢言”!这就形象地表达了我们的思想。　　 　　可是，吴山民在《唐诗正声评醳》中评此诗道：“真得儿女子心小气怯性情。”他把这首诗理解为描写娘儿们“心小气怯性情”的作品，岂不和我们的理解相去很远?　　 　　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在这首诗下，批了一句道：“深得慎言之旨。”可知批者以为这首诗的主题思想是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这又是道学家的别有会心，使作者哭笑不得。　　 　　闺意上张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的题目，《全唐诗》和《唐诗三百首》都作《近试上张籍水部》，都是错的。应依《唐诗品汇》，作《闺意上张水部》。唐人制诗题有一个惯例：先表明诗的题材，其次表明诗的作用。如孟浩然诗有《临洞庭赠张丞相》，诗的题材是“临洞庭”，诗的作用是“赠张丞相”。同样，朱庆馀这首诗的题材是“闺意”，作用是“上张水部”。如果此诗题作“近试上张籍水部”，那么，诗中必须以临近试期为题材。虽然“待晓堂前”一句隐有“近试”的意义，但全诗并不贴紧“近试”。再说，“张籍水部”这样的称谓，也显然不合唐人习惯。唐人常以官职名代替人名。张籍为水部员外郎，故称张水部。籍是名，只有长辈可以直呼其名，朱庆馀怎么可以直称张籍昵?　　 　　《唐诗纪事》和《全唐诗话》都有关于这首诗的记载：“庆馀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馀新旧篇二十六章，置之怀袖而推赞之。时人以籍名重，皆缮录讽咏，遂登科。庆馀作《闺意》一篇以献。籍酬之曰：　　 　　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　　 　　由是朱之诗名流于海内矣。”从这一段文字叙述的次序看来，似乎朱庆馀以《闺意》诗献张籍，张籍答以“越女明妆”诗，因而朱庆馀的诗名流于海内，这些事都在朱庆馀登进士第以后。那么，“近试上张籍水部”这个诗题，显然是不合事实了。但是朱庆馀以诗受知于张籍，张籍为他推荐，助他成名，肯定是在朱庆馀进士及第以前。朱庆馀另有一首《上张水部》诗云：　　 　　出入门阑久，儿童亦有情。　　 　　不忘将姓字，常说向公卿。　　 　　每许连床坐，仍容並马行。　　 　　恩深转无语，怀抱甚分明。　　 　　由此可见张籍赏识朱庆馀之后，朱庆馀经常出入张家，连床並马，交情不浅。《闺意》一诗，决不是朱庆馀临近应试时献呈张籍的，更不可能是朱庆馀进士及第以后才献呈张籍。这段记载的叙事前后颠倒，使后世人误会情况，妄改诗题。　　 　　我以为《闺意》诗是朱庆馀第一次向张籍献诗行卷的二十六首诗中的第一首。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刚结婚的新娘。在新婚之夜，洞房中红烛高烧，新郎新娘都无暇安眠。新娘在梳妆打扮，预备等到天明，到堂前去拜见公婆。当她梳妆完毕，低声问新郎：我的眉毛画得怎样?画深了吗?嫌浅吗?合不合当今的时样?大概当时妇女的眉样，一忽儿时行深色，一忽儿时行浅色，所以新娘感到不知如何画眉才好。白居易《长相思》词云：“深画眉，浅画眉，蝉鬓鬅鬙云满衣，阳台行雨回。”可以证明朱庆馀这句诗也反映着一种社会现实，不是随意设想。　　　　 　　“停红烛”这个“停”字是留着烛火，不熄灭之意，从下句“待晓”二字可以体会。古代社会风俗，婚礼都在晚上举行。拜堂之后，新夫妇被送入洞房，行坐床撒帐礼。结婚的红烛始终燃烧着。这时新娘便梳妆打扮，新郎如果是知识分子，便在此时作催妆诗。等到天明，双双到堂前去举行谒见公婆的大礼。这样，婚礼才算完成。　　 　　这首诗的题目如果仅有“闺意”二字，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就可说是把诗意讲完了。它是一首描写新娘闺情的诗。最多也只能解释为新娘要试探翁姑的好恶。但是，诗题在“闰意”之后还有“上张水部”四个字。这样，我们对这首诗的作用必须重新认识了。张水部不是化妆师，新娘画眉，与他有什么关系?可以想见，“画眉深浅入时无”只是一个比喻，其真实的含义是：“请你指教，我的诗合不合时行的风格?”这样一讲，整首诗的作用就不仅是描写闺意了。孟浩然作《临洞庭赠张丞相》，后世的选本删去了“赠张丞相”四字，于是读此诗的人看不懂最后一联的意义。朱庆馀这首诗如果单单题作《闺意》，它只是一首以“赋”为创作方法的小艳诗。诗题加上“上张水部”四字，使我们知道诗人的意图别有所在，于是它就成为一首以“比兴”为创作方法的寓意诗。　　 　　张籍当然一看就懂，所以他立即回了一首诗。前二句：“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越女指朱庆馀，因为他是越州人。“新妆出镜心”是说越女对镜自照．在镜中看到自己的新妆。“镜心”即“镜中”。“自知明艳”是说越女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新妆容貌，也知道自己的美。“更沉吟”是说“还在自己想不定”。张籍的意思是对朱庆馀说；“你的诗，你自己知道是明艳的，为什么还是不能自信，要来问我呢?”　　 　　下二句：“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值万金。”上句是自谦。“齐纨”与“越女”对称，指自己的诗不足为时人所贵重。张籍是和州人，不属于古之齐国或唐之齐州，这里用“齐纨”作比，想必另有典故。下句是赞扬朱庆馀的诗，一曲菱歌就可以价值万金。所谓“一曲菱歌”，想必是朱庆馀写呈的二十六首诗中之一，否则这句诗就没有来历了。　　 　　查朱庆馀诗集中有三首诗大可注意，今全抄于此：　　 　　采莲　　 　　隔烟花草远濛濛，恨箇来时路不同。　　 　　正是停桡相遇处，鸳鸯飞出急流中。 　　榜曲　　 　　荷花明灭水烟空，惆怅来时径不同。　　 　　欲到前洲堪入处，鸳鸯飞出碧流中。 　　过耶溪　　 　　春溪缭绕出无穷，两岸桃花正好风。　　 　　恰是扁舟堪入处，鸳鸯飞起碧流中。　　 　　这三首诗的文句诗意完全相同，我怀疑是一首诗的三个稿本，朱庆馀的子孙为他编诗集时一起编了进去。《采莲》一首大约是定本，“恨箇”是唐人俗语，义同“可恨的是”。这首诗大约也在二十六首之中，故张籍举例以代表朱庆馀的全部作品，给以“值万金”的高度评价。“采莲”、“采菱”，分别不大，诗中既未明言采莲，则张籍改称“菱歌”，亦自不妨。况且，也可能当时朱庆馀写的题目正是“菱歌”。当然，我这样讲，都是揆情度理设想出来的，没有证据。但如果不这样讲，这末尾一句诗就无法体会了。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讲到这首诗，他说：“此诗不言美丽，而味其词意，非绝色第一，不足以当之。”他能从这首诗中，看出这位新娘是绝色第一美人，这又是一种出人意外的体会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四日 　　①《全唐诗》收朱庆馀诗二卷，大概是后人分为二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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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张祜：诗十首

在中唐诗人中，张祜虽然不能列为大家，但也不失为名家。他字承吉，南阳人，生长在苏州。志气高逸，有用世之志，关心于国家治乱之源。同时又行止浪漫，纵情声色。又和他的朋友崔涯说剑谈兵，行侠仗义，往来于江、淮、吴、越，一身而兼为才子、诗人、侠客、恶少。有一首《到广陵》诗，是他回忆早年生活的自述：　　 　　一年江海恣狂游，夜宿倡家晓上楼。　　 　　嗜酒几曾群众小①，为文多是讽诸侯。　　 　　逢人说剑三攘臂，对镜吟诗一掉头。　　 　　今日更来憔悴意②，不堪风月满扬州。　　 　　他的生卒年月和生平事迹，都不可考。大约生于德宗贞元初年，卒于宣宗大中年间，享寿六十岁左右。元和年间，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很器重他，将他的诗卷进呈，并上表举荐。表文云：“祜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几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当时宪宗皇帝看了荐表，就问宰相，该如何处置。那时宰相是元稹，却没有诗人和诗人之间的同情心，他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若奖掖太过，恐变陛下风教。”这样一说，皇帝就把此事搁起。令狐楚的奏表，没有效果。张祜既没有进士及第，又失去了由节帅举荐的惟一的入仕机会，从此只好谋食于节度使幕府，可是由于性格狷介狂敖，每一处都耽不长久。晚年居于丹阳，穷老而死。死后二十多年，后辈颜萱去他家访问。张祜生前住的屋于已经换了主人。遗族住在附近的矮屋里，只有一个寡妾崔氏。张祜有四子一女，三个儿子已经死亡，所馀一女已嫁，一子外出谋生。　　 　　张祜作诗甚多，杜牧赠祜诗云：“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可是元明以来，张祜的诗已佚失很多，甚至他的名字，在《唐才子传》中，也误为张祐了。这一切，都可见这位诗人身后的冷落情况。　　 　　《唐诗三百首》收了张祜的五首绝句，其中“虢国夫人”一首的“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尤其是脍炙人口的诗句，于是近代人才知道唐诗中有一位值得注意的诗人张祜。可是张祜的诗，已有几百年没有单行本。我年轻时想找张祜的诗集，只有在《全唐诗》里才有，而我又买不起《全唐诗》。一九七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了南宋初蜀刻大字本《张承吉文集》，这是十卷本的张祜诗集，也是现存惟一的宋刻本张祜诗集。这个本子在元代时进入宫中，直到清朝，始终秘藏在北京皇宫里，没有人知道。康熙年间，此书被太监偷窃出来，卖给藏书家。于是又在许多藏书家的书库里秘藏了三百多年。最后归我的朋友祁阳陈澄中所有。澄中，字清华。一九四四年，我和他都在福建长汀战时厦门大学教书，闲谈中，他透露了他的藏书内容，有毛斧季的《词谱》未刊稿本，和这个宋本张祜诗集，这两部书都是使我艳羡不已的。抗战胜利，复员回沪，没有机会去找陈氏借看这两种秘笈。解放后，陈氏在香港病故，把他的藏书捐献给国家。此书才归北京图书馆收藏。　　 　　十卷本张祜诗集收诗四百六十八首，与《全唐诗》及其他明清二代所刻二卷本，五卷本张祜诗集对勘之下，才知道它们都是宋刻十卷本的前半部。由此可知，宋刻十卷本的第六卷以后诗一百五十首，已有六七百年没有人见到了。　　 　　蜀刻大字本《张承吉文集》的影印流传，是唐代文学研究和唐诗文献学的一件大事，所以我要不惮烦地在此叙述其经过。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版本，对张祜诗的欣赏，扩大了眼界，对张祜诗的研究，也增加了资料。　　 　　张祜早年，多作齐梁宫体绝句。内容是题咏音乐歌舞，记述旅游风物，写开元、天宝年间宫中的遗闻轶事。这些诗都极有神韵，如《题金陵渡》云：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　　 　　金陵渡是从镇江过长江的渡口。诗写旅客夜宿在金陵渡口的小山楼上，在月斜潮落的时候，远看对江有几点灯火光，知道这是瓜洲渡口，从而引起种种旅愁。诗人并不说明瓜洲与愁的关系，我们也不便故作解人。可能是他明天早晨就要过江到瓜洲上岸，也可能他是刚从瓜洲渡江来到这里。从诗意所暗示的看来，瓜洲显然是引起愁绪的地方。但诗人只在第二句中用“自可愁”三字略为透露，而以极平淡、极自然的一句“两三星火是瓜洲”来揭出旅愁的来处。这种不着痕迹的抒情，可以说就是神韵之所在。清初诗人王渔洋，就是主张诗要有神韵的。他的绝句诗，也就专学这一路子。不能体会其神韵的读者，把四句诗随便读下去，不会发现它们的逻辑关系，但也许能欣赏“两三星火是瓜洲”是写景佳句。能体会其神韵的读者，就不会把这首诗看作是仅仅写江上夜景了。　　 　　张祜对音乐极有兴趣，诗集中有许多题咏音乐的绝句。如《耿家歌》、《王家琵琶》、《董家笛》、《李家柘枝》、《听薛阳陶吹芦管》等，使人羡慕唐代音乐歌舞的盛况。　　 　　王家琵琶　　 　　金屑檀槽玉腕明，子弦轻捻为多情。　　 　　只愁拍尽凉州破，画出风雷是拨声。 　　题宋州田大夫家乐丘家筝　　 　　十指纤纤玉笋红，雁行轻遏翠弦中。　　 　　分明似说长城苦，水咽云寒一夜风。　　 　　唐代公卿大夫家都养着乐妓，称为家乐。姓丘的妓女擅长弹筝，称为丘家筝，姓王的妓女以琵琶出名，称为王家琵琶。张祜每次参与宴席，听到名手音乐，就写一首诗记录下来。这里选了两首，第一首写琵琶，“金屑檀槽”是形容琵琶的制作华丽“玉腕明”是赞扬妓女的美丽。子弦是小弦，轻轻地拨弄小弦，声音微细缠绵，如情人私语，故曰“子弦轻捻为多情”。琵琶弹的是凉州曲，弹到曲终部分入破时，音乐就趋于急促，弹琵琶的拨子就划出风雷之声了。唐人弹奏弦乐不用指爪，弹琵琶用一个象牙制或铁制的拨，弹筝用一个银制的假指甲，称为义甲。画出，即劃出，也就是划出。　　 　　第二首写筝。第一句赞美弹筝人的手，玉筝代表指甲。筝有十三弦，每弦有三柱，共三十九柱，排列成行，宛如飞雁。唐宋人歌咏弹筝，经常联系到雁行，以代替筝的弦柱，或以“雁啼”、“雁泪”来形容筝声。这里第二句也是说筝弦中发出雁行飞过之声。以下二句就形容大雁一队一队地飞越长城，在一夜大风中经受水咽云寒的苦难。这首诗也写得很灵活，关键在第二句。既点明了是咏筝，又联系上雁行来描写筝声。　　 　　张祜的宫体绝句，有三四十首咏开元、天宝宫中遗事的，最为唐诗中精品。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　　 　　唐开元、天宝之盛，见于传记、歌诗多矣，而张祜所咏尤多，皆他人诗所未尝及者。如《正月十五书灯》云：　　 　　千门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帝京。　　 　　三百内人连袖舞，一时天上著词声。 　　《上巳乐》云： 　　猩猩血染系头标，天上齐声举画桡。　　 　　却是内人争意切，六宫红袖一时招。 　　《春莺啭》云：　　 　　兴庆池南柳未开，太真先把一枝梅。　　 　　内人已唱春莺啭，花下傞傞软舞来。　　 　　又有《大酺乐》、《邠王小管》、《李谟笛》、《宁哥来》、《邠娘羯鼓》、《退宫人》，《耍娘歌》、《悖拏儿舞》、《阿【保鸟】汤》，《雨霖铃》、《香囊子》等诗，皆可补《天宝遗事》，弦之乐府也。　　 　　这里，洪迈已列出了一个选目，这些诗中所咏，都是玄宗宫中歌舞宴乐的轶事。张祜作这些诗，都在元和年间，离开元、天宝已四五十年，这些诗料，大约都是得之于白头宫女或民间老辈的传说。诗固然都写得有神韵，但许多事实无法知道。耍娘是什么人?悖拏儿舞又是什么样的舞?这些都无可查考，可惜诗人没有留下一个详细的注。　　 　　宫词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　　 　　张祜作《宫词》二首，这一首是他成名之作。二十个字，写老宫人的怨情。故国即故乡。宫人年轻时从三千里外的家乡被选入宫禁，至今在深宫中已二十年了。一个“三千里”，一个“二十年”深刻地勾勒了宫人的身世。她是宫中的歌女，每唱一声新流行的悲歌河满子，就不觉对君王掉下眼泪来。为什么对君王掉眼泪?怨他为自己的享乐，耽误了少女的青春。　　 　　杜牧有一首《酬张祜处士》诗：　　 　　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　　 　　荐衡昔日知文举，乞火无人作蒯通。　　 　　北极楼台长挂梦，西江波浪远吞空。　　 　　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　　 　　此诗首联将张祜比为建安七子，曹植、刘桢都待他指挥。颔联将令狐楚举荐张祜比之为孔融举祢衡。蒯通是齐国辩士，用邻妇乞火之喻劝说相国曹参重用贤士东郭先生和万石君，杜牧因无人在宰相元稹面前为张祜说好话，所以说“乞火无人作蒯通”。颈联上句说张祜只能长在梦里登上北极楼台，而终生飘流在西江波浪中。结联就赞扬他的宫词，“故国三千里”，虽然六宫宫女都在唱，对他却毫无效益。从杜收此诗，可以知道这首宫词，虽然在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好，但在当时却为三千宫女所热爱，因为它写出了她们的怨情。杜牧的性格和诗风，很多地方和张祜相像，他对元稹、白居易的忌才轻士，愤慨不平，因而为张祜写了这首诗。后来郑谷作诗寄酬高蟾，便说：“张生故国三千里，知者唯应杜紫薇。”以为只有杜牧是张祜的知己。　　 　　张祜中晚期的诗格，显然有了变化。他有许多题咏名胜、史迹，和献呈将相的诗，都用五、七言律诗或排律的形式。特别是他每到一寺，必有题诗。吴越间著名佛寺，差不多都经他品题了。《题润州金山寺诗》是为许多选本所采录的：　　 　　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　　 　　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　　 　　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　　 　　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　　 　　这首诗第二句有两种文本。《文苑英华》、《三体唐诗》、《嬴奎律髓》、《唐诗品汇》均作“微茫水国分”。似乎宋人所见多如此。但现在新印出的蜀刻大字本也是南宋初的传本，独作“超然离世群”，也不似后人所改。从诗意看来，“一宿金山寺”以后，应该是感到自己“超然离世群”了。这一句与尾联上句“翻思在朝市”相呼应。如果用“微茫水国分”，那就接不上第一句了。　　 　　对于这一首诗，历代评论很不一致。方回《瀛奎律髓》说：“此诗金山绝唱。”沈德潜《唐诗别裁》却说：“此公金山诗最为庸下，偏以此得名，真不可解。”这是两个极端的评品。宋人认为是绝唱，而清人认为是最庸下的作品。这一案，我们该怎样裁判呢?　　 　　此外，对于中间二联，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赞赏其颔联，有人赞赏其颈联。但对结句，几乎一致认为已堕入张打油诗格了。　　 　　我以为这首诗中间两联都不坏，描写屹立于江心的古寺很是贴切。但两联平列写景，承上而不启下，尾联便觉孤立。如果第二句用“微茫水国分”，则“翻思”二字尤其觉得没有来历。至于结句，实在庸俗，无可辩解。张祜诗犯此病者，还有不少。大抵功夫都费在中间二联，结尾便无收束能力。　　 　　题松汀驿　　 　　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东。　　 　　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　　 　　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　　 　　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这首诗极为李梦阳所赞赏，他说：“此作音响协而神气王。”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也说：“质净浑雅。次联峻爽，在四虚字。结更含蓄。大历以前语。”但此诗结句意义却不甚可解。唐汝询解云：“因想世人皆以五湖为隐士棲逸之所，殊不知古时之遗逸，乃有不居五湖而在此中者。其意必有所指，地既无考，人亦宜阙。”因此他就说结句有含蓄，实则含蓄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删去了唐汝询的解释，批云：“其驿或在吴越间，故望五湖而意其有逸民。”后来屈復却说：“言高原小径，既通人烟，则遗逸斯在，而那知其不然也。”三家对结句的体会，都不相同。因为“那知”和“不在”的关系很不清楚。唐解“那知”为“岂知”。岂知旧时隐士，不在五湖而在此地。吴解“那知”为“安知”。你怎么知道旧时的隐士不会在这五湖中呢?屈解“那知”亦为“岂知”，但是作肯定语气，我以为这里一定有旧时隐士，那里知道他们竟不在这五湖中。不管怎样讲法，问题是此诗的颈联也是与颔联平列写景，对结句的诗意不起转的作用，以致结句孤立。使读无法测度其作意。　　 　　题目“松汀驿”，从来没有人加注，不知在什么地方。唐汝询云：“驿之所在未详，疑必依枕山陵，襟带江海。其高原险绝，则为鸟道；其小径幽僻，则通人烟。斯固隐沦之所藏乎?”唐、吴都是松江人，却不敢设想这个“松汀驿”乃是“松江驿”之误。在题咏旅途的唐诗中，没有见过第二个“松汀驿”，而“松江驿”却是常见的。许浑、窦巩都有题松江驿诗。由吴入越，舟行必取道松江。松江驿在太湖之东，故诗云“苍茫泽国东”。这个江字，大约很早已误成汀字，故各本都作松汀，而无法在地理书中找到作注的资料，张祜另有一首《松江怀古》诗：　　 　　碧树吴洲远，青山震泽深。　　 　　无人踪范蠡，烟水暮沉沉。　　 　　我怀疑前诗所谓“旧遗逸”，亦是指范蠡。前诗的结句是说：但恨如今的五湖中，已无范蠡可追随。这首诗的结句是说：在烟水沉沉的五湖中，无人能追踪范蠡。二诗实是同一机杼。前诗如果删去中间二联，就和这首诗一式了。　　 　　十卷本的张祜诗集，七绝和五律为最多。第六卷中有《江南杂题》三十首，写江南风物，极有新隽句，即使不能说是“大历以前语”，至少还可以与大历十子较量。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日 　　①群众小：与许多小人合群。此句说他虽然饮酒，却不与小人为伍，“群”是动词。　　 　　②更来：再来，重到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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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姚合：诗十首

姚合是玄宗时宰相姚崇的曾孙。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历官武功主簿、富平尉、万年尉。宝应中，除监察御史，迁户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史，改杭州刺史。后又召入朝，拜刑部郎中，迁户部郎中、谏议大夫、给事中。开成四年(公元八三九年)，出为陕虢观察使。最后一任官职是秘书少监。　　 　　看这一份履历表，可知姚合的官运是按照唐代文官制度很顺利地一步一步上升的。元和十一年，宰相李逢吉知贡举。姚合与李有关系，李就帮助他成进士。元和十二年九月，李逢吉罢相。以后的历任宰相，如令狐楚、裴度、元稹、李德裕，都和姚合有诗酒交情。当时的诗人，如韩愈、刘禹锡，贾岛、顾非熊、雍陶、李馀、马戴、张籍、罗隐，李频等人，又都是他的诗友。李商隐成进士后的第一任官职是弘农尉，因为断狱事得罪了观察使孙简。孙简罢了他的官。恰好姚合来代替孙简为观察使。他知道李商隐是杰出的诗人，就让李商隐回任原官。这件事使他在官场中博得好名。他的做官，大概是恪守道家清净无为之训，既不贪赃，亦不枉法。朝廷上下，群众关系良好，象他这样的官运人缘，在唐代诗人中是少有的。　　 　　姚合的诗，在当时已极为著名。他和贾岛是亲密的诗友，孟郊死后，贾岛的名字就和姚合联系起来，称为“姚贾”。但他们二人的诗格并不一样。《唐才子传》说：“岛难吟，有清冽之风；合易作，皆平淡之气。兴趣俱到，格调少殊。所谓方拙之奥，至巧存焉。盖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蔽之间，最工模写也。”这段文字，前半分析姚、贾二人的诗格。贾岛苦吟，其诗清冽；姚合把笔成诗，其诗平淡。二人的诗，都有兴趣，但风格却有些不同。由此，我们应当注意到，“郊岛”这个名词，表示的是唐诗中的五言苦吟派，他们的诗都是艰涩的。“姚贾”这个名词，表示的是中唐五言诗的两种风格。以贾代表艰涩的五言诗，以姚代表平淡的五言诗。　　 　　至于说姚合的诗所工于模写的，都是风景凋蔽的荒凉山县，这显然是指他早期的诗作而言。姚合做过的外任官职，只有第一任武功主簿，可以说是在萧条的下邑。此后在富平、万年，都是首都的畿县，已不能说是下邑，再以后任金州、杭州刺史，陕虢观察使，都是太行政区的长官，更不能说是“官况萧条”了。　　 　　姚合任武功主簿，最多不过三年，但当时他的诗名，却一向被称为姚武功。这在唐人的称呼习惯上，又是不合的。为什么他升迁了官职，还是称他为姚武功呢?这是涉及到他的诗，不是称他的官职。姚合在做武功主簿时，写了许多诗，奠定了他的风格，使他出了名，于是当时人谈到诗，就提到姚武功，并不象一般习惯那样随着他的官职而改口。　　 　　姚合的诗集，据《郡斋读书志》著录有《姚少监集》十卷。但现在《全唐诗》中只有七卷。不知是否十卷为七卷之误，还是遗佚了三卷。不过现存诗集，似乎是编年的，次序和作者宦迹，大致不差，因此就不象有所亡佚。　　 　　姚合任谏议大夫时，曾选录王维、祖詠以下，至皎然、戴叔伦共二十一人的诗一百首，题为《极玄集》。其自序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凡念一人，共百首”①。我们从这个选本，可以见到姚合论诗的标准，也是他自己作诗的规范。他以这二十一位诗人为开元、天宝以来诗人之杰出者，又从他们的诗集中挑选了一百首，认为是“极玄”的作品。这一百首诗中，只有三首是七言绝句，八首是五言绝句，其馀都是五言律诗。此外，姚合还编过一卷《诗例》，选取古人诗中的对句，解说其用意之妙，评定其体式。这部书现今已失传了，但可知是研究律诗中对句技巧的。　　 　　姚合的诗，在当时既负盛名，影响所及，晚唐五代就有许多人学他的诗。到南宋中期，作为江西诗派的革命者，一群江湖诗人也学他的诗。元、明、清诗人作五言律诗，攀不上王维、孟浩然，也大多走姚合的路子。但是，我看许多唐诗选本中所选姚合的诗，似乎都和他的潜在影响不相称。唐末，韦庄嫌姚合选得太少，自己也续选了一部《又玄集》。他选了姚合五首诗：《山居》、《寄王度》，《武功县居》(三首)。这五首都足以代表姚合诗的风格。到五代时韦縠选《才凋集》，采取了姚合的诗七首，其中只有《寄王度》一首与《又玄集》同。另外有《穷边词》二首、《闻蝉》一首，都不是姚合的用力作品。《穷边词》是谄谀边将的应酬之作，《闻蝉》是学骆宾王而不及。可怪的是《唐诗正声》、《唐诗解》、《唐诗别裁》这三部重要的唐诗选本，都是只选了一首《春日早朝寄刘起居》。早朝诗应当有富贵庄严气象，它应当用到的词藻决不是姚合所惯用的词藻。贾至、王维、岑参、杜甫四家名作在前，姚合不容不知道。他这首诗的重点肯定是在“寄刘起居”而不在“春日早朝”。结句“莫笑冯唐老，还来谒圣君”，是全诗的主题，大约对刘起居有解嘲之意。至于前面六句描写早朝，无论诗意或词藻，都没有特长，况且颔联“綵仗迎春日，香烟接瑞云”，又显然是从李白的“霜仗悬秋月，霓旌捲夜云”(《侍从游宿温泉宫作》)窃取得来。《唐诗三百首》选入五言律诗八十首，姚合的诗一首也没有被采及。　　 　　近年来，唐诗选本很多，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收姚合诗四首。第一首是《原上新居》。这首诗在《全唐诗》中有一个注云：“一作王建诗。”在姚合的许多五言律诗中，偏偏选中这一首有问题的，难道选家以为这一首是姚合的“极玄”作品吗?第二、三首是《穷边词》，七言绝句，编注者以为是“赞扬守边将领防守有功，边地不受侵犯”。这是沿袭了谢叠山的讲法。谢云：“此诗颂边城贤守之德政，善于形容，有风人法度。”(《唐诗绝句注解》)似乎都没有体会到诗中阿谀边将、粉饰承平的意味。第四首是五言古诗《庄居野行》，写农民都进城经商，农业生产受到损害，人民粮食不足的现象。这是从今天要求现实主义的标准选定的，在姚合的全部作品中，这一类关心人民经济生活的诗，居于极少数。因此，这四首诗都不能代表姚合。近来我偶然注意到姚合在后世的影响，意外地发现了明清以来的唐诗选本，至少是对于姚合，选得很不公允。由此可知，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光读选本是不够的。　　 　　现存姚合诗七卷，前三卷都是早期作品。第三卷中有《闲居遣怀》十首，《武功县中作》三十首，《游春》十二首，还有不少“闲居”诗，大概都是他任武功县主簿前后所作。安闲冲淡，气韵高古，“姚武功”的声誉，从此鹊起。现在我从这一卷中选抄十首，以显现姚合诗的格调。　　 　　身外无徭役，开门百事闲。　　 　　倚松听唳鹤，策杖望秋山。　　 　　萍任连池绿，苔从匝地斑。　　 　　料无车马客，何必扫柴关。　　 　　——《闲居遣怀》之一　　 　　作吏荒城里，穷愁欲不胜。　　 　　病多唯识药，年老渐亲僧。　　 　　梦觉空堂月，诗成满砚冰。　　 　　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称。　　 　　假日多无事，谁知我独忙。　　 　　移山入县宅，种竹上城墙。　　 　　惊蝶遗花蕊，游蜂带蜜香。　　 　　唯愁明早出，端坐吏人旁。　　 　　门外青山路，因循自不归。　　 　　养生宣县僻，说品喜官微。　　 　　净爱山僧饭，闲披野客衣。　　 　　谁怜幽谷鸟，不解入城飞。　　 　　长忆青山下，深居遂性情。　　 　　垒阶溪石净，烧竹灶烟轻。　　 　　点笔图云势，弹琴学鸟声。　　 　　今朝知县印，梦里百忧生。　　 　　——《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之四　　 　　悠悠小县吏，憔悴入新年。　　 　　远思遭诗恼，闲情被酒牵。　　 　　恋花林下饮，爱草野中眠。　　 　　疏懒今成性，谁人肯更怜。　　 　　卑官还不恶，行止得逍遥。　　 　　晴野花侵路，春陂水上桥。　　 　　尘埃生暖色，药草长新苗。　　 　　看却烟光散，狂风处处飘。　　 　　——《游春十二首》之二　　 　　终年城里住，门户似山林。　　 　　客怪身名晚，妻嫌酒病深。　　 　　写方多识药，失谱废弹琴。　　 　　文字非经济，空虚用破心。　　 　　——《闲居遣兴》　　 　　酒熟菊还芳，花飘盏亦香。　　 　　与君先一醉，举世待重阳。　　 　　风色初睛利，虫声向晚长。　　 　　此时如不饮，心事亦应伤。　　 　　——《同卫尉崔少卿九月六日饮》　　 　　萧萧晚景寒，独立望汪壖。　　 　　沙渚几行雁，风湾一隻船。　　 　　落霞澄返照，孤屿隔微烟。　　 　　极目思无尽，乡心到眼前。　　 　　——《秋晚江次》　　 　　这十首诗，文字平易，思想也并不深曲，一读即可了解，不用注释，每首诗的中间两联都很稳妥，好象是随手拈来，其实恐怕是费过一番推敲的。“与君先一醉，举世待重阳”这一联尤其灵活，是一联倒装的流水对。　　 　　唐代有几千诗人，才情、文学、见识，各有高下。姚合在唐诗中的地位，仅能占中上一席。《唐诗品汇》五言律诗卷中，将贾岛、姚合、许浑、李商隐、李频，马戴六人编为一卷，列于“正变”，其说明云：“元和以还，律体多变，贾岛、姚合，思致清苦；许浑、李商隐，对偶精密；李频、马戴，后来兴致，超迈时人。此数子者，意义格律，犹有取焉。故合其诗，共八十五首，为正变。”在高棅的唐诗人级别中，正变已属中下或下上。这一份试榜，我以为对姚合的评品，稍稍偏低了。但把李商隐的五言律诗，与许浑比类，仅仅赞赏他的对偶精密，这却大大地屈辱玉溪生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论姚合云：“姚合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殆兼同时数子，巧撮其长者。但体似尖小，昧亦微醨，故品局中驷耳。”这是说姚合受贾岛、张籍、王建等同时人的影响，而巧妙地吸收了他们的长处。所得的成就是“洗濯既净，挺拔欲高”。我以为胡震亨这个评品极其适当，尤其是“挺拔欲高”的一个“欲”字。姚合诗虽然已做到清净无疵，但还只是“欲高”而未高。如果做到高处，就可升王维、孟浩然之堂了。　　 　　天下人才，中等最多。中等诗人要学李白、杜甫，怎么也学不到。学姚合却是最方便。姚合的诗，并不很好，但在当时，诗名已高，在后世更常为诗家模式，就是这个道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 　　①今本《极玄集》只有九十九首。又姚合这篇序文也是个残本。“极玄”即极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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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寒山子：诗十一首

寒山子是王梵志以后的又一位唐代通俗诗人。王梵志的诗，从宋代起已经失传，直到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唐人写本，我们现在才能见到。寒山子的诗，历代都有刻本，至今流传着。但是，寒山子这个人，以及他的诗集，还有许多疑问，没有解决。现在通行的《寒山子诗集》，是一位署名台州刺史的闾丘胤编的。编者在序文中介绍了这部诗集的来历，现在我译述其大概。　　 　　寒山子，不知其姓名，古老以来，都有人看见他，以为是一个疯狂的贫士。他隐居于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的寒岩，但时常到天台山国清寺来看他的朋友拾得。拾得是国清寺里一个管食堂的行者，他经常把残莱剩饭储存在竹筒里，寒山子来时，就把竹筒背回去。寒山子在寺内长廊下徐行漫步，独言独笑，快活叫唤。寺里和尚来干涉他，他就拍手大笑，好久才去。他衣服破旧，形貌枯悴，像一个贫士。戴一顶桦皮帽，脚下拖一双木屐。说的话疯疯癫癫，可是好象很有道理。　　 　　闾丘胤在长安，分发到台州刺史的官职。在即将离京赴任的时候，忽然患了头痛病。于是请医师治疗，岂知越治越痛。后来碰到一个名叫丰干的和尚，自称是特地从天台山国清寺来给他治病的。于是闾丘胤就请他救病。和尚笑说：“身居四大，病从幻生。若欲除病，应须净水。”闾丘胤命家人取净水来，和尚将净水喷在闾丘胤头上，一会儿头就不痛了。和尚对闾丘胤说：“你去台州，那边临海，有岚瘴毒气，必须小心。”闾丘胤问他，台州那边有什么可以请教的贤德之人。和尚答道：“有，有，不过你见之不识，识之不见。如果你真要见，千万不可以相貌取人。有一个寒山，是文殊菩萨化身，现在国清寺。还有一个拾得，是普贤菩萨化身，象一个风狂的穷人，现在国清寺厨房里当火伕。”和尚说过，就辞去了。　　 　　闾丘胤到台州上任之后，亲自到各大寺院中打听，众口一辞，果然有此二人。于是闾丘胤便到国清寺去进香，问寺里和尚：“你们这里有过一位丰干禅师，他住过的院子在那里?还有一位寒山，一位拾得，住在什么地方?”住持和尚道翘回说：“丰干禅师的院子在经藏后面，现在没有人敢住，因为常常有一隻老虎来叫吼。寒山，拾得二位，现在厨房里。”　　 　　于是和尚带闾丘胤来到丰干禅师住过的院子，开门进去，满地都是老虎脚印。闾丘胤问和尚：“丰干禅师在寺里做什么事?”道翘回说：“禅师在这里时，专管舂米，供养全寺僧众。”　　 　　随后和尚们带闾丘胤一行人到厨房里，在灶火前见有二人在向火大笑。闾丘胤便上前礼拜。二人连声吆喝，互相携手，哈哈大笑道：“丰干饶舌，丰干饶舌。你们不识弥陀，为何却来拜我。”当时寺里僧众，闻声而来，不胜惊讶。本州官长为什么来礼拜两个灶下穷汉。当时二人携手走出寺门，奔归寒岩。闾丘胤回郡城后，做了两套衣服，并预备香药等礼物，派人送去。使者到寺里，才知二人一去之后，没有来过。于是将衣服香药送到山上。遇见寒山子，寒山子一边喝道：“贼，贼!”一边退入山洞，说道：“回去告诉大家，各自努力。”当下山洞自然闭合，追寻不得。拾得也无踪无影。闾丘胤就吩咐道翘搜寻他俩的遗迹，在竹木石壁上和人家厅堂上抄得寒山子写的诗三百馀首，又在土地堂墙壁上抄得拾得写的偈语数十首。编集成卷。　　 　　以上是今本《寒山子诗集》卷端闾丘胤序文的内容。闾丘胤是何许人，他官台州刺史在什么时候，都没有在集中留下记录，他这篇序文的末尾也不署撰写年月。寒山、拾得的诗中，也看不出年代。《四部丛刊》影印高丽刊本《寒山子诗集》附有《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前有署名“慈受叟怀深”的自述。开头说：“寒山、拾得，文殊、普贤也。有诗三百馀首，流布世间，莫不丁宁苦口，警悟世人种种过失。至于幼女艾妇之姿态，恶少偷儿之性情，【豆斗】秤欺瞒，是非品藻，靡不言之。其间稠叠言之者，诫杀生也。”又云：“呜呼，圣人出现，混迹尘中。身为贫士，歌笑清狂。小偈长诗，书石题壁，欲其易晓而深诫也。”这是分析了寒山、拾得诗偈的内容及其意义。最后自述其拟作因缘云：“余因老病，结茅洞庭。终日无事，或水边林下，坐石攀条，歌寒山诗，哦拾得偈，适与意会，遂拟其体，成一百四十八首。虽言语拙恶，乏于文彩，庶广先圣慈悲之意。”这篇自述作于“建炎四年二月望日”，正是北宋政权已被金兵摧毁，南宋政权尚未建立的时候，这位老人却悠闲地在太湖边上拟作寒山、拾得式的诗。　　 　　高丽刊本《寒山子诗集》的前半本是以南宋刻《三隐集》为底本的。每页版口均有“三隐”字。卷尾有《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一篇，文尾题“淳熙十六年岁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门志南谨记”。记文后附陆放翁一封信，其文云：　　 　　録陆放翁与明老帖 　　有人兮山径，云卷兮霞璎；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难征。心惆怅兮狐疑，蹇独立兮忠贞。 　　此寒山子所作楚辞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窜改附益，至不可读。放翁书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查《三隐集》所刻寒山此诗，首句作“有人坐山陉”，第五句夺兮字，句下多“年老已无成众喔咿”八字，此诗遂不可读。因知陆放翁所见别有善本，而国清寺明公和尚刻集时并未依陆放翁所提供的文本改正。　　 　　《太平广记》卷五十五有《寒山子》一条。文云：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馀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或警励流俗。桐柏徵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馀年，忽不复见。”以下记咸通十二年(公元八七一年)毘陵道士李褐遇见寒山子的故事。　　 　　这一段记载，出于《仙传拾遗》，这部书应当是唐咸通以后，北宋太平兴国以前的道家著作。《太平广记》五百卷中，关于寒山子的记载，仅此一条，可知这是寒山子的最早记录。他只是天台山的隐士，有三百馀首诗，由桐柏宫道士徐灵府编成集子三卷，并写了序文。记录中没有丰干和抬得，也不提国清寺。我以为这是寒山子及其诗的原始情况。　　 　　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托名唐台州刺史闾丘胤，把寒山子的诗集重新改编，加上了一篇序文，编造了丰干、拾得和寒山子的故事，说他们是弥陀、文殊、普贤的化身。又增入了拾得和丰干的诗偈，于是他们和国清寺发生了关系。从此，寒山子诗集成为佛家的典籍。《旧唐书·经籍志》中没有《寒山子诗》，这可能是当时此书还投入馆阁。《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寒山诗七卷》，编入释家类，可知在北宋时，寒山子诗已属佛家。但这个七卷本是不是闾丘胤所编的那一本，还无法知道。　　 　　闾丘胤的序文没有记下写作年月，无从知其时代。北宋的《景德传灯录》已将闾丘胤序文中所述遇到的寒山、拾得的故事抄录进去，外加许多禅机问答，并说明他们是唐贞观初人。清初编《全唐诗》，把寒山、拾得和丰干的诗各一卷编在僧诗的卷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寒山子诗集》编在王绩的《东皋子集》之后，王勃的《王子安集》之前。从此，文学史家都把寒山子诗列入初唐文学。　　 　　我还是以为《仙传拾遗》的记录比较可信。因为寒山子诗本身记录了它们的时代性。三百多首诗中，一部分诗和王梵志的诗极其相近，可以认为初唐作品，但另一部分诗却显然近似孟郊、贾岛的风格，不到中唐后朝，这种风格的五言律诗还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以为这部诗集是中唐时期一位隐名文士的作品，说他是大历中隐士，和作品的风格是可以符合的。 　　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 　　鹦鹉花前弄，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 　　今日岩前坐，坐久烟云收。 　　一道清溪冷，千寻碧嶂头。 　　白云朝影静，明月夜光浮。 　　身上无尘垢，心中那更忧。 　　寒山唯白云，寂寂绝埃尘。 　　草座山家有，孤灯明月轮。 　　石床临碧沼，鹿虎每为邻。 　　自羡幽居乐，长为象外人。 　　我们先看这三首诗。第一首是全集中唯一的秾艳诗，明清人诗话中常常提起，但它不能代表寒山子的风格，因为它是突出的例子。第二、三首，我选出来为寒山子诗的代表，因为它们无佛道思想，句法、用字都是中唐诗格，在初唐贞观年间，绝对不可能出现这样的诗。 　　驱马度荒城，荒城动客情。 　　高低旧雉堞，大小古坟茔。 　　自振孤蓬影，长凝拱木声。 　　所嗟皆俗骨，仙史更无名。 　　生前太愚痴，不为今日悟， 　　今日如许贫，总是前生做。 　　今日又不修，来生还如故。 　　两岸各无船，渺渺难济渡。 　　以上二首，前者是道家思想，太息荒城古坟中，都是不能修炼成仙的世俗人。后者是佛家的因果报应思想，指出今天的穷人，由于前世不修善行。如果今生又不修善行，那么来生还是个穷人。这一类的诗，在寒山子集中，并不多见。如果用统计数字来断定他的思想派别，似乎他的道、佛思想还不是主流。这一点，寒山子和王梵志不同。但是，试看下面二首诗，却又很象王梵志诗： 　　贪人好聚财，恰如枭爱子。 　　子大而食母，财多还害己。 　　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祸起。 　　无财亦无祸，鼓翼青云里。 　　我见谩人汉，如篮盛水走。 　　一气将归家，篮里何曾有。 　　我见被人谩，一似园中韭。 　　日日被刀伤，天生还自有。 　　第一首戒世人莫贪财。第二首戒世人莫欺侮他人。欺人者，无所得，被欺者，终不失。思想、表现方法、辞句，都是王梵志的风格。可知这一类富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白话诗，一向在民间流行着。 　　默默永无言，后生何所述。 　　隐居在林薮，智境何由出。 　　枯槁非坚卫，风霜成天疾。 　　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书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 　　铨曹被拗折，洗垢觅疮瘢。 　　必也关天命，今年更试看， 　　盲儿射雀目，偶中亦非难。 　　以上第一首诗，劝人不要做默默无言无益于后辈的隐士。风霜枯槁的生活，非但不能卫生，反而会成天疾。这种消极的隐居生活，正如土牛耕石田，永远不会得稻的。得稻是得道的谐音，这两句用了风人诗的句法。第二首劝考试失败的人不要灰心。成败都是天命，你不去考，就放弃了机会。因劝他今年再去试一下，说不定偶然考中了呢。末句用了比喻格的成语，也是风人诗的表现方法。　　 　　这两首诗表现了积极的儒家进取思想，寒山子大有自我否定之意，在全集中也是很突出的。综合起来看，寒山子诗三百馀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都有，所以它们可以为道家、佛家利用去装点他们的文化，但两家都不能不说他是贫士、隐士。《仙传拾遗》给他添了一个告诫毘陵道士李褐的故事，使他列入神仙。闾丘胤附会了国清寺的故事，使他与佛家发生关系。诗集中有几首诗提到国清寺和丰干、拾得的名字，很可能是托名闾丘胤者混入的。　　 　　现在我们再看寒山子对自己这些诗如何说法。 　　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 　　云不识蜂腰，又不会鹤膝。 　　平侧不解压，凡言取次出。 　　我美你作诗，如盲徒咏日。 　　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 　　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 　　不恨会人稀，只为知音寡。 　　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 　　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这两首诗是寒山子的诗论，它们也反映出这是中唐时期的诗。他反对做诗要讲究四声八病，要有郑笺、毛传才使人懂得。他的诗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但仍然是合于典雅的。重视声病，做诗要协宫商，正是中唐时期盛行的诗家理论，以皎然的《诗式》为代表的许多诗学理论著作，也兴起于中唐时期，而寒山子的诗是正是这个时期的复古派。　　 　　王梵志和寒山子是唐代两位通俗诗人。他们的诗流行于一般人民中间，很少为士大夫所齿及。到了宋代，王梵志的诗已经失传，流行于民间的只有寒山子的诗，在闾丘胤那篇序文的影响下，拾得的地位升高了。在民间传说中，寒山、拾得的诗人形象逐浙消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成为和合二仙，主宰男女婚娟幸福，家庭和睦。民间风俗画里，有两个青少年，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一个盒子，这就是和合的谐音。在结婚典礼上，这和合二仙总得挂在中堂。据说这就是寒山、拾得二人。清代雍正十一年(公元一七三三年)，正式封寒山为和圣，拾得为合圣。从此，在民间风俗中，寒山、拾得被称为和合大仙，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诗人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却上心头

五律 · 《春》

信步游郊外，欣然览物华。
枝头莺弄语，路畔客寻花。
但觉心将醉，焉知日已斜。
春颜若可驻，何惜晚归家。

五律 •《咏桃花》

占尽三春色，携风秀舞姿。

娇颜凭客赏，嫩蕊任蜂嬉。

但恐清香尽，犹怜艳丽时。

生来柔烂漫，入梦更相思。

七绝 ·《清明送别》

去岁陵园送尔行，疏烟淡日鸟悲鸣。

如今与尔梦中见，烟锁流云上玉清。

七律 ·《清明》
三月津城雨后天， 绿杨芳草更芊芊。

落花风里鸦频噪， 新冢园中泪已涟。

万事到头皆是梦， 孤心从此尽成渊。
如何寻得君行迹，鱼雁无音托杜鹃。

七律 • 《春归》 湖上无风浪自平，岸堤花绽草丛生。 枝头又见黄莺啭，柳下常闻绿绮鸣。 昔日相携游故地，今朝独返寄新声。 船边悄立期君至，待得良宵再举觥。

雨霖铃 ·《清明祭》
云疏星浅，至陵园处，雾气弥漫。　　
碑前花草摇曳， 鸦犹乱噪，流光频现。　　
往昔欢声笑语，竟一去无返。　　
叹岁月、 惊换朱颜， 若问闲情却时晚。
　　
天遥地远魂牵绊， 奈何时、梦里能厮见。　　
都言自有离恨 ，徒怅惘、不随人愿。　　
未语先悲， 萦损柔肠， 独影相伴。　　
念旧日、 赋笔吟笺， 写尽心幽怨。

        命运最残忍的地方，不在于使你与某个人分离，破灭某个幻想，淡漠某段感情，而在于它使你与某个人分离，破灭某个幻想，淡漠某段感情之后，却让你清晰记得你曾有过那样的伴侣，幻想与感情。
                                                                                         八声甘州 ·《梦碎》

看西风卷地惜桐飘，花落小妆残。
渐馨香暗散，凭窗悄倚，独傍清寒。
又是疏星朗月，最怕思无端。
离恨天涯阻，强展眉欢。
世事悠悠岂尽，且不须相问，泪已轻弹。
任流光荏苒，此意尚依然。
遣情伤、孤灯为伴，有谁知、惟诉与红笺。
空怀感、梦随君去，度日如年。

卜算子 • 括卢梅坡雪梅诗
雪里绽幽姿，更显横枝瘦。
冷艳孤光照眼明，暗送香盈袖。
因爱雪花飞，无意争春秀。
倏被东君已尽吹，风味犹依旧。

满庭芳·《感怀》
信步西园，万花如绣，逢人含笑迎。
回眸去岁，百感竟犹生。
昔日与君携手，皓月下、共扑流萤。
而今是，临风空叹，谁会此时情。
　　
思量愁几许？多年梦幻，枉在心萦。
似这般，消磨不尽凄清。
难解前尘旧事，怎奈向、寄望神明。
频相忆，徒增幽恨，寂寞已然成。

满庭芳 ·《夏日有感》
绿叶阴浓，白云互逐，黄莺枝上歌。
榴花初绽，朵朵簇红罗。
邀友聚朋玩赏，高柳下、浅酌乐呵。
而今对，良辰美景，感慨竟犹多。
人生能有几？穷通前定，富贵南柯。
且酩酊，竟日诗里消磨。
但得闲情逸致，任岁月、来往如梭。
谁曾料，青春去也，幸己未蹉跎。

接龙诗 012：接朝 朝露韵新诗，无由见所思。 近来文卷里，不觉忆君悲。【却上心头】 019：接弹 弹指浮生过，回眸往事留。 自知君已去，空对小西楼。【却上心头】 024：接狂 狂风凋碧树，但觉夜寒生。 空对窗前月，焉知别有情。【却上心头】 037：接斜 斜照小西楼，闻蝉忽自愁。 转身将问影，方觉思难休。【却上心头】 046：接行 行吟杨柳岸，迎面杏花香。 双燕归巢急，离人远思长。【却上心头】 049：接吟 吟诗有所期，犹自敛愁眉。 念此常轻叹，西风岂得知。【却上心头】 050：接知 知己古无多，人生岂奈何。 幸余诗兴在，自浅酌低歌。【却上心头】

分咏：武松/林黛玉
上比：豪气男儿诛猛虎
下比：痴情女子葬残花【却上心头】

0005：分咏·马/风

上比：疾驰朔漠黄尘外
下比：轻拂杨花紫陌东【却上心头】

燕颔格 ·二唱 《风/马》
朔风落絮空中漫
胡马扬鬃陌上驰【却上心头】

0006：诗钟四唱《燕/荷》

雨淋紫燕惊残梦
风拂红荷送远香【却上心头】

0006：诗钟分咏《燕/荷》
身栖千户屋檐下
根扎一池泥水中【却上心头】

心思故里情怀远
身染污泥品性高【却上心头】

题图诗－－翠林丽影


碧树参天沐日光，林中佳丽思偏长。
娇颜呈露红裙薄，乍起疏风不觉凉。
题图诗－---海天



极目沧波接碧穹，闲情不禁漫心中。                           
昔年陈迹今何在，千里沙堤对晚风。

却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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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上心头

77中唐诗馀话

《唐诗品汇》以武德至开元初为初唐，计九十五年，选诗一百二十五家。以开元至大历初为盛唐，计五十三年，选诗八十六家。以大历至元和末为中唐，亦五十三年，选诗一百五十四家。以开成至五代为晚唐，计七十年，选诗八十一家。从这个表中就可以看出唐诗的极盛时代，实在中唐。从来文学史家都以为盛唐是唐诗的盛世，因而论及中唐诗，总说是由盛而衰的时期。我以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经济的全盛时期，而不是诗的、或说文学的全盛时期。中唐五十多年，诗人辈出，无论在继承和发展两方面，诗及其他文学形式，同样都呈现群芳争艳的繁荣气象。尽管在政治、经济等国计民生方面，中唐时期比不上开元、天宝之盛。在这一段时期中，军人跋扈，宦官弄权，李唐政权确已开始了衰败的契机，但诗和其他文学却不能说是由盛入衰的时期。我选盛唐诗人十六家，觉得已无可多选，因为留下来的已没有大家。但我选中唐诗人二十五家，觉得还割爱了许多人。同样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诗人的数量而论，也可见中唐诗坛盛于盛唐。　　 　　严羽作《沧浪诗话》，首先推宗盛唐，贬低中唐。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小乘禅也。已落第二义矣。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学汉、魏、晋与盛唐诗者，临济下也；学大历以还之诗者，曹洞下也。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我评之，非僭【jian】也；辨之，非妄也。天下有可废之人，无可废之言。诗道如是也。若以为不然，则是见诗之不广，参诗之不熟耳。　　 　　这是一篇盛气凌人的文章，居然先发制人，谁要是反对他的观点，就是不懂诗的人。他这篇《诗辨》，享有几百年的权威，后世诗家及文学史家都跟了他吹捧盛唐诗，好象王、孟、高、岑、李、杜以后，都是第二流诗人了。至于盛唐诗为什么好到如此，他也不能提出切实的理论，而以“以禅喻诗”的唯心论方法来摇惑浅学之徒。禅宗佛学，标举一个“悟”字，否定研究经典，否定深入思考，否定身体力行，只要能“悟”，便可登时得道。但悟有两派，一派主张顿悟，属临济宗(派)；一派主张渐悟，属曹洞宗。严羽以为汉、魏的诗，至高无上，连“悟”都不需要。好象说：汉魏诗人，随时随地，抓起笔来，立即写成好诗。谢灵运至盛唐诸诗人，得力于“透彻之悟”，亦即是顿悟，属于临济宗的门下，所以是第一流的诗。大历以后的诗人，仅能得“一知半解之悟”，所以是曹洞宗门下的小乖禅，只是第二流的诗。至于晚唐诗，便是不入流的东西了。这便是严羽推崇盛唐诗的理论依据。　　 　　那么，什么叫“悟”?什么叫“透彻之悟”?什么叫“一知半解之悟”?严羽也没有正面的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反面来理解。他说：　　 　　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这里五段文字，三个论点。第一段主意是说：诗不从学力中来，亦不从理智中来。但接下去却又说：如果不多读书，多穷理，就不能极其至。极其至，就是达到最高阶段。最高阶段，就是“悟”。由此可知，他所谓“悟”，是以读书穷理为平时修养的基础。由此而获得“妙悟”，写出诗来，没有书本知识和理智思考的痕迹。　　 　　第二段是用四个具体形象来比喻上文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这里所谓“兴趣”，就是指盛唐诗人的“妙悟”。　　 　　第三段是批评“近代”诗人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就不免露出了“言筌”和“理路”的痕迹。　　 　　如果妙悟仍然要从多读书、多穷理得到，这个悟字已经和禅宗的悟有些距离，至少已落下乘的渐悟。看来严羽所谓妙悟，即是明清诗家所谓性灵，也就是梁启超所谓“因斯披里纯”，现代所谓灵感。读书穷理是诗创作的修养基础，但诗决不能直接从书本知识和理性认识中产生，而是要从一时灵感的触发中产生。妙悟、兴趣或灵感，就是严羽所谓别才、别趣。他所谓“近代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就是说诗中所表现的只是文字的功夫、学识和思想，而没有灵感。　　 　　因此，这种诗就显得呆板凝滞，而“涉理路，落言鉴”了。这一节话是针对江西派诗人而言的。　　 　　如果这样理解严羽之所谓妙悟，我以为他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不是唯心论的观点。不过这样的悟法已不是禅宗的悟。他用禅宗的术语来比喻诗法，没有考虑到各方出发点的不同，这是比喻错了。既说“非关书也，非关理也”，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这就是他的矛盾。禅宗并不主张多读经、多穷理才能悟入。　　 　　严羽论诗，推崇盛唐，因为盛唐诗人有兴趣，善妙悟；而大历至晚唐诗之所以愈趋愈下，是因为这些诗人最多只有“一知半解之悟”。这个观点是任何一个文学史家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有二点错误。第一，这是文学退化论。中唐以后的诗，都不及盛唐诗，后人都不及前人。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以后，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第二，把妙悟用于各体各类的诗。妙悟、兴趣、或灵感，只能作为鉴赏一部分抒情诗的标准。至于詠怀、詠史之类的诗，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新乐府诗、叙事诗，我们鉴赏这些诗，正是要体会作者的学识或思想，而并不要求作者有妙悟。作者也不可能因一时的妙悟或兴趣触发而写这种诗。李白的《古风》，杜甫的“三吏”、“三别”，高适的《燕歌行》，可以体会到多少妙悟的效果?　　 　　严羽的妙悟论，尽管明清诗家改用比较具体的“性灵"、“神韵”等名词，但并不用来作为鉴赏诗的唯一标准。惟有他的独尊盛唐的观点，却仍然为明、清以来诗论家所承袭，不过所举理由各有不同。　　 　　中唐诗近收敛。境敛而实，语敛而精。势大将收，物华反素。盛唐铺张已极，无复可加，中唐所以一反而敛也。初唐人承隋之馀，前花已谢，后秀未开；声欲启而尚留，意方涵而不露，故其诗多希微玄淡之音。中唐反盛之风，攒意而取精，选言而取胜，所谓绮绣非珍，冰纨是贵，其致迥然远矣。然其病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而声气亦降，故其诗往往不长于古而长于律，自有所由来矣。　　 　　这是明代陆时雍《诗镜》中的话。他为盛唐诗与中唐诗作比较。第一节说盛唐诗的风格在铺张，中唐诗的风格在收敛。第二节说盛唐诗如绮绣秾华，中唐诗如冰纨素淡。这两点是对中唐诗作较高的评价。但第三节提出中唐诗的缺点，在雕刻太甚，元气不完，体格卑，声气降。这样，又把中唐诗贬低了，仍然是严羽的论调；中唐不如盛唐。最后，他又指出：中唐诗因为有以上种种缺点，所以中唐诗人不长于作古诗而长于作律诗。这个观点，却犯了逻辑错误。他给人的体会，好象种种缺点都表现在中唐诗人所作古诗中，而律诗则为中唐诗的特长，没有这些缺点。　　 　　律诗虽然起于初唐的沈、宋，但盛唐诗人所作多为五言律诗。只有杜甫晚年才大作七言律诗。中唐是七言律诗大发展时期，故中唐诗人多作七言律诗。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始兴到繁荣的过程中所反映的必然现象，并不是由于中唐诗人的才情不适宜作古诗。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荡，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夫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是清乾隆时人何文焕的话，见于《唐律消夏录》。他专论中、晚唐五言律诗。第一节是贬词。但我以为这一节话仅适用于晚唐五言律诗。中唐诗人所作，还不至如此。第二节是褒语。我以为仅适用于中唐五言律诗。晚唐诗人所作，还够不到这个好评。最后的论断所指两个优缺点也不能以整个时代来概括。中、晚唐五言律诗亦有词意兼工的，而初、盛唐五言律诗亦有瑕瑜不掩的。综观全篇论点，岂不还是严羽的盛唐最好论?　　 　　此外，还有许多诗话中评论唐诗，或者论古诗，或者论绝句，总的倾向，几乎都说中、晚唐诗不如盛唐。这个几百年来盲目继承的论调，我以为必须纠正，中唐诗的冤案，必须平反。　　 　　中唐诗分前后二期。大历至贞元为前期。在这一时期中，五言古诗及律诗，都是王维、孟浩然诗风的延续。韦应物、刘长卿的五言诗，并不比王、孟逊色。七言律诗是杜甫的继承，在杜甫的格调上有新的发展。虽然由于诗人的才情不如杜甫，故没有杜甫那样沉郁深刻的作品。但题材内容有所扩大，作者愈多，毕竟还是七言律诗的盛世。绝句的成就，更是中唐高于盛唐。韩翃【hong】所作，未必亚于王昌龄。王建的宫词、刘禹锡的竹枝词，为绝句开辟了新的领域，亦盛唐所未有。　　 　　贞元至长庆为后期。这是唐诗的大转变时期。王维、孟浩然变而为孟郊、贾岛。杜甫的五、七言古诗变而为韩愈。白居易、元稹【zhen】继承杜甫的新乐府，给它正名定分，并建设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诗的任务在讽喻时政，诗的创作方法要大众化。这种对文艺的积极的认识，又不是盛唐诗人所能想象的。此外，张祜【hu】的绝句，饶有兴趣；李贺的歌诗，幽怪秾丽而体格高古，也都胜过盛唐。　　 　　以上许多随便举出的例子，已足够显示中唐诗的丰富多采。怎么能说它们是唐诗由盛入衰的现象呢?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五日

却上心头

晚唐诗话  78李商隐：锦瑟

南朝宫体诗绮丽的辞藻，到盛唐时，已被摈【bin】斥在诗坛之外。王、孟的诗，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绝不堆垛秾艳的字面。从此以后，诗家一味祟尚清淡，到了郊、岛，已清淡到质朴无华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极必反，首先出现了一个李贺。他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丽辞幽思，运用在唐代的声韵琅然的近体诗中，登时使唐诗开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贺影响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段、温、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当时人称他们的诗体为“三十六体”。　　 　　杜甫作诗，极讲究句法，如《秋兴》八首之类，诗句都极为雄健。作长篇诗，又在叙事方法上，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之类，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这一特征，首先由韩愈继承了下来，于是使后世有“以文为诗”的评语。李商隐的诗，在句法与章法、结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杜甫、韩愈的特征。　　 　　为了要运用绮丽的字面来结构对偶的律诗句法，有许多思想、情绪，甚至事实，不使用本色词语来表达，于是不得不借助于运用典故。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读者看得出，这一句中包含着一个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诗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因为在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上，他也有所独创。他在诗中运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　　 　　南朝宫体诗，使用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的宫廷生活，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宫体诗的创作方法，绝大多数都是“赋”。李商隐有许多诗，也是组织了许多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写这一类诗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比兴手法。无论意义与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　　 　　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杨億【yi】、刘筠等人为首的一群诗人，掀起了一个学习李商隐诗的高潮。他们刊行了一部唱和诗集，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隐风格的诗称为“西昆体”。自从欧阳修、石介、梅尧臣等提倡魏、晋风格的古诗，黄庭坚创立了江西诗派以后，西昆体就不时行了。但是，王安石还说：要学杜甫，应当从李商隐入门。　　 　　明代是唐诗复兴时期，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都有李商隐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诗人好做情诗，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流品愈下，出现了王次回的《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香艳诗了。　 　　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前二句是《锦瑟》诗中的句子，下二句说诗家都爱好李商隐的诗，但苦于不解诗意，最好有人把它们笺注明白，像汉代郑玄笺注《诗经》一样。这是历代以来读李商隐诗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个和尚道源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解。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无法见到，据说是“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曾极力推崇他，比之为笺解《诗经》的功臣毛公与郑玄：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云，李商隐每作诗文，一定要查阅许多书本，乱摊在屋子里，人家比之为獭祭鱼。原来水獭啣到了鱼，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鱼，一条一条陈列在面前，好象祭祀这些鱼。好久以后，才把这些鱼吃掉。李商隐乱摊书本，找寻资料，以写诗文，情状也和獭祭鱼一样。“獭祭”这个词语，现在已被用来讥讽人家东抄西袭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时高僧，自称“弥天释道安”，诗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其后，经过程梦星、姚培谦、冯浩等人的笺注考释，现在我们用的是冯浩的《重校玉溪生诗详注》。借助于这个注本，我们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但是，对于整首诗的涵义，还是不容易明白。尽管冯浩作了大量的考证笺释，恐怕还有许多不能作为定论的地方。　　 　　李商隐的诗，既然有了详尽的注解，还是不容易看懂，而读者偏偏还是爱好，这不是很有矛盾吗?并不矛盾。这正是唐诗的特征，尤其是在李商隐诗中体现了出来。唐诗极讲究声、色、意。首先是声，平仄谐和，词性一致，都是为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称为律诗。隋代以前的五言诗，在不合乐的时候，都是平读的，象我们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唐代的律诗，即使不配音乐，也可以象歌曲一样吟唱，因为它的文字组织有音乐性。其次是色。它属于文字的美，是诉之手视觉的。李商隐极能组织绮丽的辞藻，他运用的单字和语词，浓淡，刚柔，非常匀称，看起来犹如一片古锦上斑斓的图案。最后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绪，都是诗的内容，我们称为诗意。李商隐的诗，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诗意，但是它们的声、色同样有魅力能逗取我们的爱好。现在我举出一些历代以来众口传诵的名句：　　 　　永忆江湖归白髪【fa】，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　　 　　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回中牡丹》)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春日寄怀》)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卷旗。(《重过圣女祠》)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无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　　 　　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　　 　　以上八联，都是不朽的名句。第一联不用绮丽字面，而句法却俨然是杜甫，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称之为“神句”。这些诗联，放在全篇中，尽管全诗的涵意不甚可解，但就是这一联，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击节心赏了。此外，还有许多联句，连意义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只因为有高度的声、色之美，也使读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诗。　　 　　李商隐的诗，有许多题作《无题》、《有感》、《读史》的，这些诗题，并不象历来诗人那样，用以说明诗的内容。为了记录他的恋爱生活，或者发泄他的单相思情绪，他写了一首隐隐约约的诗，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明白，于是加上一个题目：“无题”。如果他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触，也用艳情诗的外衣写下来，也题之为“无题”或“有感”。如果他对当时的政治、国家大事有所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诗，题之曰“读史”。“读史”就是“咏史”，这种诗题是古已有之。“有感”也有人用过。“无题”则是他的创造。此外，李商隐还有许多诗，用第一句开头二字为诗题，如《锦瑟》、《碧城》之类。这些诗，其实也就是“无题”。　　 　　白居易作《新乐府》，惟恐读者不明白他的诗意，在诗题之下，还要摹仿《毛诗》，加上一个小序。例如诗题《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伤农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众化，要做到“老妪都解”。尽管他的诗已经够明白浅显，他还是不惮烦地要在诗题上表现清楚。李商隐恰恰相反，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馀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隐，代表了两种文艺观点，两种创作方法。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近于象征主义。　　 　　现在我们就以《锦瑟》这首诗为例子，看看历代以来许多人的体会：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宋人《许彦周诗话》云：“《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诗，而赵推官深为说如此。”　　 　　这大概是解释此诗的最早资料。许彦周记录赵深的讲法，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听了令狐楚家妓弹奏锦瑟以后写的。锦瑟有四种音调，诗中两联四句即分别描写这四种音调。“庄生”句是写适，或感，“望帝”句是写怨，“沧海”句写清，“蓝田”句写和。这样讲诗，真是可谓曲解。“望帝”句勉强可以说是形容其怨，其馀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与琴一样，都是一弦二柱，锦瑟的柱数与弦数同，显然是胡说，既然李商隐自己没有注明此诗本事，又何从知道令孤楚家妓女曾弹奏过适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尽管许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讲法，而王世贞还说：“李义山《锦瑟》诗中二联是丽语。作适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诗之难也。”(《艺苑巵【zhi】言》)他以为李商隐的这一类丽语，讲不通就没有意思，讲通了反而又觉得不过如此，没有馀味了。这一评语，正说穿了李商隐诗的特征。　　 　　刘攽【ban】《中山诗话》说：锦瑟是当时某一个贵人的爱姬。《唐诗纪事》说是令狐楚的妾。总之，都以为锦瑟是人名，而这首诗是李商隐写他对锦瑟的爱恋。这一讲法，也只是臆说，毫无根据。　　 　　但是《唐诗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诗，仍用适怨清和之说。廖文炳从而解云：“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首言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华年而移于其数。乐随时去，事与境迁，故于是乎可思耳(以上解第一联)。乃若华年所历，适如庄生之晓梦，怨如望帝之春心，清而为沧海之珠泪，和而为蓝田之玉烟，不特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联)。夫以如此情绪，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忆也。然而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则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联)。”这样解释，已经是逐句串讲了，但是读者还未必能豁然开朗，信服他讲得不错，已表达了作者本意。　　 　　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释云：“此悼亡诗也。《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即以义山诗注义山诗，岂非明证?锦瑟当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集中悼亡诗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旧解纷纷，殊无意义。”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以锦瑟为兴感之物，朱彝尊、朱长孺、冯浩也都有此设想，不过对诗句的具体意义，各人的体会又各有异同。　　 　　“锦瑟无端五十弦”，钱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二，则五十弦矣。故曰无端，取断弦之意也。”冯浩最初的笺解，以为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隐诗另一句“雨打湘灵五十弦”为例。又说：“以二十五弦为五十，取断弦之义者，亦误。”又说：“此悼亡诗，定论也。以首二字为题，集中甚多，何足泥也。”这样，冯氐虽然也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但锦瑟和五十弦都没有任何寓意。但他在重校本中却同意了钱氏的讲法。　　 　　“一弦一柱思华年”，钱氏云：“弦分为五十，柱则依然二十五。数瑟之柱而思华年，意其人年二十五岁而卒也。”杨守智笺云：“琴瑟喻夫妇，冠以锦者，言贵重华美，非荆钗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数。思华年者，犹云百岁偕老也。”何焯解此诗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发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冯浩笺云：“杨说似精而实非也。言瑟而曰锦瑟、宝瑟，犹言琴而曰玉琴、瑶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思旧而神伤也。”　　 　　“庄生晓梦”二句，钱氏以为“言已化为异物”。何焯云：“悲其遽化异物。”冯浩则以为上句是“取物化之义”，下句则“谓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沧海月明”二句，钱氏以为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谓已葬也，犹言埋香瘗【yi】玉”。何焯【zhuo】以为“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这两家的意见是同样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长眠地下。冯浩不同意这一讲法。他以为这首诗的下半是“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沧海”句是“美其明眸”，“蓝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后一联，“此情”二句，钱氏解释道：“岂待今日始成追忆，当生存之时，固已忧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冯浩在初校本中，讲法与钱氏不同。他说：“惘然紧应无端二字。无端者，不意得此佳耦也。当时睹此美色，已觉如梦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坚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补注》中，却全部否定了自己的旧说，认为钱氏“起结之解，究为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认钱氏对此诗首尾两联的解释，较为近理。可是还坚持他对中间二联的解释。　　 　　以上所引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笺注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诗，但是全诗八句，各人的讲法都不尽一致。即使有相同处，也是同中有异。总的说来，清代诗家。都同意这是为悼亡而作。只有一个纪晓岚，以为它是一首艳情诗：“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李义山诗辨正》引)差距其实不远，只是那位美人死与不死之别而已。　　 　　据说有一个宋刻本李商隐诗集，第一首就是《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为是李商隐“自题其集以开卷”，此诗有自伤生平之意。此说记载于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冯浩以为这不是何焯的话。近代张采田作《玉溪生年谱会笺》，关于《锦瑟》这首诗，就采用此说。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隐评传》，其作者更以为这样讲法“最得其实”。他又从而“发挥”之。现在节录如下：　　 　　《锦瑟》实际上是李义山一生遭遇踪迹的概括。宋刊义山诗集把它置于卷首决不是偶然的。首联以“锦瑟”兴起，是虚写。“思华年”三字统摄全篇，是本诗基本主题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纯系自伤生平之辞。“庄生”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实写，即追忆青年时代仙游生活。“庄生”，诗人自谓；“迷蝴蝶”，喻入道仙游。另一方面又是虚写，是说自己青年时代有过许多绮丽美好的理想，后来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逐一幻灭，化为泡影，晚年回忆起来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谓我满腹忧愤，惟有假诗篇以曲传。“春心”寓迟暮之感。“沧海”句取沧海遗珠之意。意思是说：沧海的遗珠长对明月而垂泪。“蓝田”句意思与上句相近，是说蓝田的美玉，每临暖日而生烟。总的说来，这两句义山自慨不遇。珠、玉，诗人自喻美才；泪、烟，抒写沉沦不遇之痛。尾联运用递进句式，今昔对照，突出诗人内心的惆怅寂寞。诗用反问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种种遭受，何待今天回忆，就在当时也够令人惆怅伤感的啊!又诗题曰《锦瑟》，取首二字为题，犹《无题》也。　　 　　作者每讲一个词语，都引李商隐其他诗中同一个词语为证。例如庄周梦蝶的典故，李商隐用过好几次，作者都引用来作为旁证，以证明这是写“游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沧海”和“珠”字，就说这是“沧海遗珠”之意。从来讲唐诗的，何止数百家，尽有讲得很深奥屈曲的，但没有见过如此穿凿附会的讲法。李商隐原诗虽然不能诼句实讲，但体会其涵义，我以为悼亡之说，还是近情。自伤生平的讲法，或者可以聊备一说，但如果用《评传》作者这样的曲解，恐怕无论如何也讲不清这是一首自伤生平的诗。　　 　　以《锦瑟》为例，可知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尽管注明了诗中所用典故，还是不很容易了解其主题思想。　　 　　冯浩在几十年的研究及笺注工作以后，写下了两段结论。其一云：“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鼓吹》合诸无题诗而计数编之，全失本来意味，可尤噱【jue】也。”　　 　　其二云：“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大堪领悟，似凿而非凿也。如《无题》诸什，余深病前人动指令孤，初稿尽为翻驳，及审定行年，细探心曲，乃知屡启陈情之时，无非借艳情以寄慨。盖义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阳，其后郎君久持政柄，舍此旧好，更何求援?所谓‘何处哀筝求急管’者，已揭其专壹之苦衷矣。今一一注解，反浮于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为附会也。若云遁体一无谬戾，则何敢自信。”　　 　　冯浩最初不赞成以前许多注释家的观点，他在初刻笺注本中，对前人以为有寄托的好些无题诗，一概批驳，断定它们都是描写爱情的艳诗。但后来对李商隐的生平遭遇，经过深入研究，发觉李商隐並不是一个风流浪子，他的那些艳诗，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有隐喻的。于是他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探索这些无题诗的微意。结果是，在他的重定本《笺注》中，他认为是有寄托的无题诗，反而更多于前人研究的结果。　　 　　但是他也肯定有一小部分无题诗，还是赋艳情之作。在这种夹杂不分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必须有所区别，而《唐诗鼓吹》把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集中在一起，使读者不能区别鉴赏每一首诗的意味，这是他认为可笑的。　　 　　但是，对于李商隐的诗，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来求解，冯浩也还不敢自信其无误。所以，我以为还是采取陶渊明的方法，“不求甚解”为妙。 　　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

却上心头

79李商隐：七言绝句四首

“七言绝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龄。李俊爽，王含蓄。两人辞、调、意俱不同，各有至处。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这是清康熙时诗人吴江叶燮的话，见于他所著《原诗》。他对李商隐的七绝评价如此之高，大可注意。因为一般人读李商隐诗，往往为他的七律和五言排律所吸引，而不很注意到他的七绝。其实他的七绝量既不少质亦杰出。　　 　　叶氏概括李商隐七绝的优点是“寄托深而措辞婉”，我以为这还是其一个特征。而且叶氏这一句话，我们还不妨理解为三个特征：其一是寄托既深，措辞又婉的诗。其二是寄托深的诗，措辞不一定婉。其三是措辞婉的诗，不一定有很深的寄托。除此以外，我以为李商隐还有一些俊妙的七言绝句，运用的创作方法还不是叶氏这一句话所能概括的。现在，我选他几首七绝来谈谈。　　 　　闺情　　 　　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　　 　　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　　 　　这是唐诗中一首独特的闺情诗。绝大多数闺情诗，都是写妇女的伤春怨别情绪，惟有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女人睡在丈夫身旁梦见与她的情人欢会。这个题材，恐怕是古今闺情诗中绝无仅有的。第一句是写一朵美艳的花。花房、脾，都是指花心。红霞是说红色而带露水的，白蜜是说白色而含蜜汁的。第二句说黄蜂与紫蝶都来向这朵鲜花采蜜。“两参差”三字用得极妙，表示蜂蝶并不同时来到。这两句诗已经把情况象征性地说明了。第三句才具体点明，这是那个女人在春窗下做的一个风流梦。为什么要说是“春窗”而不说“秋窗”呢?因为这个“春”字并非必然用作窗的形容词，它的意义只是说明那个女人的情绪，应当理解为《诗经》中“有女怀春”的“春”字。第四句是主题思想所在。妻子在睡眠中做了一个风流梦，同衾人(指丈夫)却是一点也没有知道。　　 　　冯浩给这首的评语是“尖薄而率”。可知他没有深入理解这首诗。他以为这是一首没有寄托的艳情诗，有些轻薄，而且表现得太直率。我以为这首诗可以理解为“寄托深而措辞婉”的代表作。有些人的思想、感情、行为，即使同在一起的人，或极其亲密的人，也不能了解，正如同床的丈夫还不知道妻子的思想、感情、行为一样。这是用有寄托的观点来解释这首诗，岂不是可以说是“寄托深而措辞婉”呢?至少，这样一讲，它就不是一首轻薄的艳情诗。至于从这一寄托的意义去探索诗人所隐喻的具体动机，这就不可能求之更深了。　　 　　过楚宫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楚襄王做了一个梦，梦见与巫山神女欢会。巫山神女是兴云降雨的神。这个神话见于宋玉的《高唐赋》。后世文学上就把“云雨”用作男女交欢的代词。李商隐诗中用楚襄王与神女的故事为题材的很多，这是其中之一。第一句用“迢迢”来形容巫峡，用“旧”来形容楚宫，就值得读者注意。言外之意，可知现在离巫峡(神女所居之地)已远，而襄王从前所居之宫亦已成为陈迹。可是，第二句说，神女所施行的云雨至今还在遮暗红叶的枫树。第三句是转句，引出第四句作对比。“微生”在这里可以讲作“一般人”或“众人”。大家都留恋人世间的快乐，只有楚囊王还在回忆当年的美梦。　　 　　从文字表面来讲，这是作者经过楚宫遗址而想起了楚襄王的神话，因而写了这首诗，形容巫山神女的使人永久留恋。如果就这样讲，也很好，这首诗也很美了。但冯浩却说：“自伤独不得志，几于哀猿之啼矣。”这样一讲，这首诗也有寄托了。冯浩的理解是认为李商隐写此诗以寄托他感慨身世，发出不得志的哀啼。主题是揭出了，但他没有详解，可能还有读者不能领悟。　　 　　李商隐的一生，被牵累在牛李党争这一个政治旋涡中。他早年为令狐楚所赏识，令狐楚有意提拔他。后来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王茂元是李德裕的人，令狐楚是牛僧孺的人。这样，李商隐的婚姻，意味着背叛牛党而投靠李党。令狐楚死后。他的儿子令狐綯【tao】官位一天一天高起来，王茂元死后，李德裕的官位势力愈来愈降落。李商隐先后投奔郑亚和柳仲郢【ying】，在他们幕下为书记。郑、柳都是李德裕的人。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年)，李德裕被令孤綯排挤，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三年十二月，卒于崖州。于是李党政治集团彻底崩溃，李商隐也随着柳仲郢的降官而回到郑州老家，不久即病故。当令狐綯权势日高的时候，李商隐屡次上书献诗，希望令狐綯顾念旧情，给予援助，但令狐綯绝不理睬他。　　 　　李商隐的诗，有很大一部分是写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有明说的，有隐喻的。这首《过楚宫》诗，我以为可能是大中四年令狐綯为宰相时写的。第一句“巫峡迢迢旧楚宫”，这个“楚”字很巧妙地借用作令孤楚。这时他早已不在令狐楚门下，令狐楚的家岂不已成为既远又旧的地方。第二句是把“云雨”比喻权势，令狐楚虽然已死，但他的权势还没有衰败，因为他的儿子又当了宰相。第三句是比喻别人都沾受了令狐父子两代的恩泽，第四句以襄王比自己，只有我在回忆当年的美梦。　　 　　我把“至今云雨暗丹枫”一句讲作“权势还没有衰败”，可以有一个旁证。就在这首诗的下面，接着还有一首题作《深宫》的七言律诗。这两首诗恐怕是同时所作，因为意境差不多。《深宫》的结尾二句是：“岂知为雨为云处，只有高唐十二峰。”意思是：“想不到掌握大权的，只有令狐家。”冯浩也说这首诗“与上章托意无殊，而吐词各别，真妙于言情者。”我想把他的结句改为“真妙于讽谕者”，那就明白了。　　 　　屏风　　 　　六曲连环接翠帷，高楼半夜酒醒时。　　 　　掩灯遮雾密如此，雨落月明俱不知。　　 　　这是一首咏物诗。题目是“屏风”，诗就描写屏风。四句诗，说的都是关于屏风的事。这种创作方法是“赋”。第一句写屏风的形状，一共六扇，钩连起来可以转折的，放在翠绿色的帷幕边。第二句写屏风所在的时地。高楼上，半夜里，主人酒醒之时。第三句写屏风的作用：掩灯、遮雾，把室内室外的一切光与景都严密地挡蔽了。第四句写屏风的效果：使室内的人不知一切外边的事，还是天晴有月亮呢，还是在下雨?　　 　　很明显，初学诗的人也可以感到这首诗不仅是咏屏风，它还有言外之意。把屏风比喻为一种阻挡或隐瞒真实情况的人物，而它的主人又是在高楼上，半夜里，并且酒醉才醒的人。这是一个不能明察秋毫，而易受蒙蔽的人。诗题是“屏风”，那么这首诗可以解释为讽刺蔽贤之人。但冯浩以为不是。那么，从“雨落月明俱不知”这一句看，也可解释为讽刺被蒙蔽的达官贵人。但是，另外也可以把第二句和第四句认为是作者自写，那么，屏风对于诗人，就成为欺瞒他的小人了。　　 　　在李商隐的七言绝句诗中，这一首是写得最浅显的。它不是有什么寄托，而只是有所比喻，因为它并不象专指一件事，这就是“赋而比”的创作方法。至于这首诗的措辞，也不能说是婉，最后一句未免说得太显露了。　　 　　旧将军　　 　　云台高议正纷纷，谁是当时荡寇勲【xun】。　　 　　日暮霸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六0年)，下令把辅助光武帝建立中兴大业的三十二位功臣大将画像于云台。在后世的文学词汇中，云台就作为一个论功行赏的地方。这首诗的第一、二句是说云台上议论纷纷，决不定谁是当时扫荡敌人的功臣。第三、四句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汉时名将李广告老家居时，有一天，带了一员卫士入山打猎，在农村里朋友家饮酒，不觉夜晚，已到宵禁时间。回到霸陵旗亭，被一个喝醉酒的霸陵尉斥骂，不准通行。卫士便说：“这是前任李将军。”霸陵尉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犯禁夜行，何况你这个前任将军。”这个故事形容人间的势利，以李广那样立大功的人，一到退休林下，失去权势，便为一个小小尉官所瞧不起。李商隐在这首的第三、四句概括了这个故事，联系上面两句，可以知道这首诗是写一个功高的将军，非但不能画像于云台，而且为卑官小吏所轻视。那么，李商隐所同情的“旧将军”是谁呢?冯浩以为是李德裕。因为宣宗大中二年七月，曾命令继承太宗的故事，增画功臣图像于凌烟阁上，想必当时一定有纷纷议论，谁应该算是功臣。李德裕有攘回纥【he】、定泽潞之功，可是非但没有被定为功臣，而且已于上年贬官为潮州司马。当年十一月，又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李商隐这首诗，作于大中二年，为李德裕鸣不平，情事完全符合，用典也非常贴切，我以为冯浩的笺释是无可否定的。这是一首艺术手法很高明的讽喻诗。 　　【附记】　　 　　刘言史有《乐府杂词》三首，其第三首云：　　 　　不耐簷【yan】前虹槿技，薄妆春寝觉仍迟。　　 　　梦中无限风流事，夫婿多情亦未知。　　 　　此诗与李商隐《闺情》诗同。刘言史与李贺同时，略早于李商隐，不知是一诗误入二人集中，或二人各有所作，偶尔意同。 　　一九八五年三月一日

却上心头

80温庭筠：五七言诗四首

温庭筠，太原人，字飞卿，太宗时宰相温彦博的后裔。他和李商隐同时，可能稍长几年。他的诗，风格与李商隐相同，当时便齐名并称为“温李”。他的身世遭遇，也和李商隐很相似，同是为令狐綯所压制。虽然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记，可是都不详细，而且与其他资料出入很大。《旧唐书》说他：“初至京师，人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滈【hao】之徒，相与蒱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新唐书》说他：“文思神速，多为人作文。大中末(公元八六O年)，试有司，廉视尤谨。庭筠不乐，上书千馀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执政鄙其所为，授方城尉。”这两段史传都没有说他成进士，但《新唐书》记载他在试场中严密监视之下，已为八个人做了枪手，而自己还能写成千馀字的考卷。最后两句，恐怕有节略。执政者既然鄙其所为，为什么还要授以方城尉之职?应该是进士及第之后，不给他做校书郎之类的清流官，而把他外任为县尉。　　 　　《全唐诗话》、《唐诗纪事》都说他是“谪为方城尉”，並且还载了当时朝廷的制词云：“孔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称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据此可知他的被降谪，是由于品德恶劣。但既然方城尉是降谪的结果，那么他原先又是什么官职呢?这一情况，也无可考查。　　 　　史传都没有说他做过国子助教，但《花间集》中却称他为“温助教”。又《宝刻丛编》记载有《国子助教温庭筠墓志铭》，是他的弟庭皓所撰。这就可以证明他最后的官职是国子助教，并不象《全唐诗话》所说的“流落而死”。近年夏承焘先生作《温飞卿年谱》，蒐【sou】集资料甚多，考证甚详，但对于这些问题，还未能解决。大约温庭筠这个人，品德远不如李商隐。他的缺点，一是恃才傲物，喜欢讥讽别人，以致得罪了许多人。二是沉湎于酒色，行止不检，以致为士林所不齿。但他的仕宦前程，主要是为令狐綯所压制，这又和李商隐一样了。　　 　　温庭筠的诗，其声色之美，和李商隐不相上下，但其诗意却远不及李商隐。李诗有比兴者多，温诗纯用赋体，绝少言外之意。严羽《沧浪诗话》说宋初杨、刘等人倡“西昆体，即李商隐体，然兼温庭筠”。我以为这句话说倒了。西昆诗人虽然竭力摹仿李商隐，然而他们的诗，只能学到温庭筠。后世学西昆体者，也大多只学象了温庭筠。　　 　　明人顾璘在评点《唐音》时批评温庭筠道：“温生作诗，全无兴象，又乏清温。句法刻俗，无一可法。不知后人何以尊信。大抵清高难及，粗浊易流，盖便于流俗浅学耳。余故恐郑声乱雅，故特排击之。”清初贺裳在《载酒园诗话》中引述顾璘这段评论，但是他以为顾璘的话未免过分。他以为“大抵温氏之才，能瑰丽而不能淡远，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饰而不能自然，然警慧处，亦非流俗浅学所易及”。综合这两家意见，我以为说温诗“句法刻俗，无一可法”，确是排击太甚。我倒同意贺氏，以为温诗亦有“非流俗浅学所易及”之处。不过贺氏谓温庭筠的才情“能瑰丽而不能淡远”三句，我觉得也有些过分。淡远、雅正、自然，这三种风格，温庭筠并不是没有。　　 　　温庭筠的诗，有两种风格。一种显然是受李贺影响的齐梁体小乐府，和辞藻秾艳的七言律诗，这是贺裳所谓瑰丽的一面。另一种是写行旅、登览的五言律诗，这些诗仍然是从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等人的风调发展而来，并不用瑰丽的辞藻，这是贺裳所谓淡远的一面。李商隐没有这一类的五言律诗，所以他的全部诗作，声、色是一致的。温庭筠的全集中，有声色截然不同的现象。　　 　　温庭筠诗集前三卷都是乐府诗。选题造句，摹仿李贺的痕迹非常明显，但有写得很好的，现在举例一首：　　 　　湘宫人歌　　 　　池塘芳意湿，夜半东风起。　　 　　生绿画罗屏，金壶贮春水。　　 　　黄粉楚宫人，方飞玉刻鳞。　　 　　娟娟照棋烛，不语两含嚬【pin】。　　 　　这首诗如果放在《李长吉歌诗》中，恐怕没有人能看出是温庭筠的诗。句法、结构、神情、面目，全是李贺的特征。全诗无法逐句讲解，只能大略感到第一、二句是写时、地。地是在池塘边的宫闺中，时是春天夜半。第三、四句是宫闺内景：用翠绿色画的屏风，有滴漏报时的铜壶。第五句是点明题目：额上点着黄粉的楚国宫人。第六句不可解。“方飞”，一本作“芳花”，但也无法讲得通。不过这一句的作用，大概总是描写这两个宫女的装饰。第七、八句是写这两个宫女对着残棋短烛，含嚬夜坐，表现了她们的怨情。题目是《湘宫人歌》，内容就是“宫怨”。　　 　　三洲词　　 　　团圆莫作波中月，洁白莫为枝上雪。　　 　　月随波动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　　 　　李娘十六青丝髪，画带双花为君结。　　 　　门前有路轻别离，惟恐归来旧香灭。　　 　　《三洲词》，或称《三洲曲》，是流行于巴陵三江口的民歌。那地方的商人乘船从长江上下，贩货经商。歌辞内容就写商人重利轻别，使妻子在家，空房独守，有华年易老之感。这首诗前四句是比喻。波中之月，虽然是圆的，但波动而月就碎，这团圆便是虚假的。树枝上的雪虽然洁白如梅花，但它终不能折下来当作梅花，插瓶供赏。第五、六句写一个假拟中的李娘，年才十六，就已经嫁人了。结髪、结带，都是结婚的代词。第七、八句写门前有水路直通扬州，做商人的丈夫轻易就离别而去，只怕你回来时已闻不到旧时的香了。“旧香”，用来象征青春年少。　　 　　过陈琳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这是一首和李商隐风格相同的七言律诗。所谓西昆体，从宋初的杨億到明末清初的陈子龙、钱谦益，主要是摹拟这一路的律诗。它们音调雄健，辞藻丰腴，或者秾丽，诗意的逻辑结构明白清楚，在明、清人的鉴赏标准中，这是唐律的典范。　　 　　这首诗是温庭筠的名作，许多选本都选了它，也有许多人给作了注解。我本来不想在这里选讲。可是一检诸家注解，发现有几句似乎大家都没有讲通，因此就凭我的了解，提出另一些讲法，与读者商榷。　　 　　第一句的“青史”，只有曾益注引江淹的文句“並图青史”，算是注出了这个语词的来历。其实这个注可有可无，因为“青史”二字早已成为普通常用的名词，意义就是历史书。“遗文”二字，郝天挺注云：“《三国志》有《陈琳传》。”这样一注，这句诗就被解释为“曾经在《三国志》这部史书中读到你的传记。”温庭筠分明说是：“见遗文”，怎么可以理解为读到陈琳传记呢?问题在于“青史”二字不能死讲作《三国志》之类的史籍。在文学修辞中，一切古书都可以称为“青史”。温庭筠这句诗是说“我曾在古书中见过你的文章。”廖文炳解释就不用郝天挺的注，他说：“此言陈琳文章，曾于青史中见之。”这就讲通了。　　 　　第四句的“霸才无主”，沈德潜释云：“言袁绍非霸才，不堪为主也。有伤其生不逢时之意。”这是以为“霸才”是指袁绍。但陈琳先在袁绍幕府，袁绍死后，归依曹操。袁绍既不是霸才，难道曹操也不是霸才吗?既以“霸才”为指袁绍，那么，“霸才无主”应当讲作“袁绍无主”，怎么能讲作“袁绍不堪为主”呢?“无主”并不是“非主”，这个讲法，显然是不通的。富寿荪在《校记》中指出了“沈说非是”。又引用纪昀的《瀛奎律髓刊误》云：“‘词客’指陈，‘霸才’自谓。此一联有异代同心之感，实则彼此互文，‘应’字极兀傲，‘始’字极沉痛。通首以此二语为骨，非吊陈琳也。虚谷以‘霸才’为曹操，谬甚。”虚谷是《瀛奎律髓》的编者方回，他解此诗，以为“霸才”是指曹操。这与沈德潜同样错误，使下面“无主”二字讲不通了。纪昀驳斥了方虚谷之谬，而以“霸才”为温庭筠称许自己，我看也是半斤八两。既然温庭筠自叹“霸才无主”，为什么不可怜自己，反而要可怜陈琳呢?文学研究所编注的《唐诗选》采用了纪昀的讲法，解释道：“作者自命有经世之才而无所依托，所以对陈琳同情。”但是，紧接下去，却又说：“陈琳先后依袁绍，曹操，也只是做一些文字工作，并非被重用，所以作者仍然觉得他可怜。”这一段解释岂非前后矛盾?到底谁是“霸才无主”呢?这里，只有四个可能。不是袁绍，便是曹操，而他们二人都用不上“无主”。不是温庭筠自己，便是陈琳，既然下半句是“始怜君”，可知应当理解为作者温庭筠在怜陈琳这个王霸之才不遇明主。虽然怜陈琳，也就是怜自己，这可以从上句“词客有灵应识我”的语气中体会出来。从思维逻辑的角度来看，这二句的次序是倒装了。先是怜惜陈琳的霸才无主，然后才希望陈琳地下有灵，会知道我和你的遭遇相同。这样理解，岂非句句都可通?可是在四个可能中，偏偏没有人理解“霸才”是指陈琳的，这却出于我的意外。　　 　　结句“欲将书剑学从军”，郝天挺引王粲诗“从军有苦乐”作注，也只是注出了字面的来历，而没有注明其意义。廖文炳解释道：“余也飘零过此，追摹遗风，亦将以书剑之术，学公之从事于军中也。”《唐诗选》亦采此解，释云：“末两句说在这里临风凭吊，倍觉伤感，并非无故。因为自己也正要学陈琳的榜样，携带书剑去从军。”很奇怪，陈琳在袁绍、曹操军府中，典记室，为军谋祭酒，在当时都算作“从军”，而温庭筠还要怜他“霸才无主”。温庭筠在令狐綯、徐商节镇幕中，也已经是“从军”了，为什么还要学陈琳的榜样?我以为这一句的意义是弃文就武，用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作者既有感于陈琳的“霸才无主”，因此想用自己的兵书剑术去辅佐一位明主，以施展自己的王霸之才。他并不是要学陈琳的榜样，而是要以陈琳的遭遇为鉴戒。这一句诗，似乎前人都理解错了。杨炯《从军行》结句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他的从军，不是去当参军记室啊!　　 　　八句律诗，有三句被讲解得歧义纷纭，这也是说诗不易的一例。　　 　　送人东归　　 　　荒戍落黄叶，浩然离故关。　　 　　高风汉阳渡，初日郢门山。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　　 　　何当重相见，尊酒慰离颜。　　 　　温庭筠作行旅、送别诗，多用五言律体，与瑰丽的七言律诗、五言排律，或乐府诗迥然不同。如《利州南渡》、《商山早行》等，都是他的著名五律，已为许多选本所选录，现在避熟就生，举这一首为例。　　 　　诗题本作《送人东游》，但注云：“一作东归”，我以为原本应是“东归”，因为诗中有“天涯孤棹还”一句可知。但也许有人看了“浩然离故关”一句，便以为是东游，就改了题目。以误传误，至今未改难。现在我认定这是一首送友人东归的诗。　　 　　起二句点明题目：在黄叶纷纷坠落的荒城中，你浩然有出关回乡之志。“故关”即“旧关”或“古关”，顾予咸注引庾信诗“函谷故关前”，则此处恐怕也是指函谷关。大约有人以为“故关”即“故乡”，因此把诗的内容误为送人东游了。“荒戍”是荒凉的边城，可知送人之处不在都城，而在边远的小邑。颔联写景，点出东归的目的地，可知这位朋友是回到江汉之间的老家去。颈联抒情，从诗意来看，这两句也是倒装句。你是天涯孤客，现在回归老家，在这个江汉流域中，有几个老朋友还生存着呢?这是对东归友人的寂寞不得志表示同情，也感慨那边的旧友凋零，久无消息。结尾二句，表惜别之情，希望有朝一日，重新相见，大家喝一杯酒，以慰籍离别之情。情字不协韵，就用“颜”字代替。“何当”，唐人语，诗中常见，即“何时”、“何缘”。　　 　　这是五言律诗的正格。起承转合，思维逻辑很清楚。中间二联，一写景，一抒情，也符合于宋人一虚一实的要求。结句所表达的也是一般人临歧握别时的思想言语。无论从思想性或艺术性来衡量，这首诗都只是平稳而已，不能说有什么特长，在温庭筠的全部作品中，它也排不到上乘。但是，温庭筠生于晚唐，他的诗就列入晚唐诗。而晚唐诗是为后世诗论家所瞧不起的。高棅编选《唐诗品汇》，把晚唐诗人几乎都列入“馀响”一级。后来他选定《唐诗正声》(《唐诗品汇》的简编本)，就根本不选晚唐诗。可知他以为晚唐诗中，没有正声。这种过于轻视晚唐诗的成见，使许多诗人的作品不能获得公正的评价。温庭筠、李商隐的那些秾丽的艳情诗，太突出了，为初、盛、中唐所未有，即使鄙薄晚唐诗的诗论家，也不能不另眼相看。至于温庭筠的那些歌咏行旅，游览山寺的五言律诗，就被压在“馀响”中，似乎远不如他的前辈诗人了。现在，我们即以这首《送人东归》为例，如果把它编在刘长卿、戴叔伦等大历诗人的诗集中，恐怕也不会有人发觉是误入。在《唐诗品汇》中，刘长卿、戴叔伦的五言律诗都列入“接武”一级，我就不能不为温庭筠叫屈了。　　 　　温庭筠的诗，文字与意境都比李商隐浅显，论艺术性，这是他的短处；论大众化，这是他的长处。韦縠【hu】《才调集》选温庭筠诗六十一首，李商隐诗四十首，为全书诸诗人中选诗最多的，这就反映着温、李诗在五代时的盛行，同时也说明了北宋初时行西昆体的渊源。而温庭筠诗在当时，比李商隐有更多的读者，也由此可见。　　 　　宋代以后，情况一变。秾丽诗以李商隐为代表，选了李商隐就不选温庭筠。五言律诗因为属于晚唐而被轻视。于是温庭筠在唐诗中的地位大大地被贬低了。　　 　　贺裳着眼于温庭筠诗集中的一大半艳体诗，因而说他不能淡远、雅正和自然，现在我从温庭筠的五、七言律诗中摘选几联并不秾丽的名句，以供读者评品，大概可以证明温庭筠不是不能作淡雅自然的诗吧!　　 　　七律摘句　　 　　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利州南渡》)　　 　　一院落花无客醉，五更残月有莺啼。(《经李征君故居》)　　 　　庙前晚色连寒水，天外斜阳带远帆。(《老君庙》)　　 　　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鸟带波飞夕阳。(《南湖》)　　 　　湖上残棋人散后，岳阳微雨鸟归迟。(《寄李远》)　　 　　五律摘句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商山早行》)　　 　　萍皱风来后，荷喧雨到时。(《卢氏池上遇雨》)　　 　　波上旅愁起，天边归路长。(《旅次盱眙》)　　 　　千峰随雨暗，一径入云斜。(《处士卢岵山居》)　　 　　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选淮阴县令之官》)　　 　　细雨无妨烛，轻寒不隔簾【lian】。(《偶题》)　　 　　野梅江上晚，隄柳雨中春。(《和段阿古》)　　 　　凫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渚宫晚春》)　　 　　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五日

却上心头

旭日晨光 津城月色正当眠, 萧瑟西风忽转旋。何处雁鸣惊春梦，一腔幽怨宿红笺。｛改的好不好，读后自知，若是不好直接删掉即可｝ 发表于 2014-4-6 03:21 删除

谢谢！改得好。:handshake

却上心头

81温庭筠：菩萨蛮

贺黄公《载酒园诗话》曾把李商隐、温庭筠二人生平的长短得失做过比较。他说：诗歌笺启，二人都不相上下。李商隐有文集流传，温庭筠却没有。温庭筠有词，李商隐没有。李商隐进士及笫，有科名；温庭筠没有。温庭筠有一个挣气的儿子，诗人温宪；李商隐却没有。　　 　　词，应当称为曲子词，是温庭筠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尽管《唐书》本传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含有鄙薄的意义，但这种“侧艳之词”却发展而成为中国文学上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温庭筠俨然成为这种新型文学的开山祖师。　　 　　从两汉到隋代，我国的音乐，一直是历代朝廷制定的中原华夏民族的音乐，称为雅乐。南北朝时代，西凉龟兹音乐侵入中国。到隋代，南、北政权统一后，正式吸收西凉龟兹的胡乐，结合雅乐，制定了一种新的音乐，称为燕乐。燕，就是讌，也就是宴。燕乐是宴会所用的音乐。至于朝廷举行大典礼，仍用古典的雅乐。　　 　　唐代音乐，最初是继承隋代的制度。到玄宗时，又大量吸收西域各国的胡乐，制为歌曲，名为胡部新声。成立左右教坊，以管理乐工杂伎。这是俗乐，亦为燕乐。朝廷大典礼所用雅乐，仍归太常寺管理。　　 　　安禄山乱后，有一个崔令钦，写了一部《教坊记》，记载教坊的制度与人物。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它记录了当时制定传唱的二百七十八个曲名。有了曲子，必须配以歌词。唐代诗人集中常有用歌曲名为诗题的，这些诗就是这个曲子用的歌词。李白有《清平乐》四首，王之涣有《凉州词》，白居易有《何满子》，又有《乐世》、《绿要》等，都是以曲名为诗题。但这些诗仍是五、七言绝句，从文字组织上，看不出各个曲调音节的不同。中唐以后，渐渐地出现依据曲调的节拍为诗，使歌唱时更便于配合音乐。例如刘禹锡的《春去也》，自注云：“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春去也”是诗题，而这两首诗是配合《忆江南》曲调用的歌词。其第一首云：　　 　　春去也，　　 　　多谢洛城人。　　 　　杨柳从风疑举袂，　　 　　丛兰挹露似沾巾，　　 　　独坐亦含嚬。　　 　　句法，韵法，平仄粘缀，都不同于五、七言律诗。虽然编在诗集里，其实已经是曲子词了。不过在刘禹锡的时候，曲子词还没有离开诗而独立成为一种文学形式，所以在中、晚唐人的诗集中，这一种诗仅称为“长短句”而仍隶属于诗。　　 　　《菩萨蛮》是记录在《教坊记》中的一个曲名。有几种文献可以说明晚唐时这个曲子非常流行。一条是《唐诗纪事》所载：宣宗李忱爱唱《菩萨蛮》，需要新的歌词。宰相令狐綯请温庭筠代做了几首进呈。令狐綯要求温庭筠保守秘密，但温庭筠却立刻宣扬出去，因而得罪了令狐綯。另一条是《唐书·昭宗本纪》载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昭宗李晔为李茂贞军队所逼，避难在华州，“七月甲戌，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这位逃难皇帝的《菩萨蛮》词共有二首，今抄录其第一首：　　 　　登楼遥望秦宫殿，　　 　　茫茫只见双飞燕。　　 　　渭水一条流，　　 　　千山与万丘。　　 　　远烟笼碧树，　　 　　陌上行人去。　　 　　安得有英雄，　　 　　迎归大内中①。　　 　　温庭筠代令狐綯做了多少《菩萨蛮》曲子词，无从查考。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有《花间集》所载十四首，《尊前集》所载一首，共十五首。这里选录比较容易了解的四首，作为尝鼎一脔【luan】。　　 　　其一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一般的曲子词，都分两段写。每段称为遍，或片。上遍与下遍之间，要空一格。在音乐上，上遍是一支曲子的全部。下遍是这支曲子的复奏。因此，曲子词的上下遍，句法大体相同。菩薛蛮曲词上遍为七言二句，五言二句。下遍为五言四句。韵法是二句一韵。这首词的韵脚是灭、雪(仄声韵)，眉、迟(平声韵)，镜、映(仄声韵)，襦、鸪(平声韵)。凡是《菩萨蛮》词，都用同样的格律。敦煌写本曲子词中有字句与一般格律的不同的，都是歌唱者加进去的衬字。　　 　　这首词描写美人晓起的情景。上遍第一句，“小山”是屏风。一般的屏风，都是六扇相连，故云“小山重叠”。“金明灭”是写早晨的阳光。第二句意为浓厚的鬓髪几乎要掩盖了雪白的面颊。第三、四句写美人晏起，梳妆迟了。下遍第三、四句写美人梳妆完毕后穿上新做的绣花衣服。看到衣上绣着成双作对的鹧鸪，因而有所感伤。　　 　　唐五代词的创作手法，可以温庭筠的词为代表。它们都不用虚字，没有表现思维逻辑的词语，组合许多景语、情语，让读者去贯串起来，体会作者所要表达的人物、景色、情绪。但这种创作手法，仅限于文人所作的曲子词。敦煌写本中有许多民间诗人的曲子词，写法就不同了。　　 　　其六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送君闻马嘶。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其九　　 　　满宫明月梨花白。故人万里关山隔。金雁一双飞。泪痕沾绣衣。小园芳草绿。家住越溪曲。杨柳色依依。燕归君不归。　　 　　其十一　　 　　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闭门。　　 　　以上第六、第九首是怀念旅人之作。第六首上遍第一句可以解释为：玉楼中，明月光照着，有人在永远怀念。以下三句便是她所永远怀念的、当年送他出门的情景。那时柳丝袅娜，还在初春。门外芳草萋萋，我送你出门上马，看你去得远了，只听到马嘶声。下遍回过来写玉楼明月中的人，看着罗衣上金绣的翡翠鸟。蜡烛已快烧完，销融成泪了，这是表示夜深了。她睡在绿窗下，在残梦迷离中，看见窗外花落，听到树上鸟啼。　　 　　这样讲解，也还是“以意逆志”的方法。作者是否如此设想，我还不敢说。例如第一句“玉楼明月长相忆”，这是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诗中所特有的句法。温庭筠用这种句法作曲子词，开创了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的词风。“玉楼”、“明月”，是两个景；“长相忆”是一个情。这三个词语的逻辑关系如何?是玉楼中的明月，还是明月中的玉楼?“玉楼明月”是长相忆的人所居住的地方，还是所怀念的地方?作者都没有表示明确，让读者自己去理解。第二句“柳丝袅娜春无力”就是一般诗人的句法。“柳丝袅娜”是柳丝娇弱。柳丝娇弱，便可以体会到春之无力。春是抽象的东西，它的有力无力，必须借具体景物来表现。这样讲法，这一句便是写景句。但是我们还可以体会得深一些。讲作：人到了春天，就象柳丝袅娜似的，困倦无力了。这样讲，这一句就成为修饰句，描写第一句中那个“长相忆”的人。此下第三、四句，意义明白，谁也不会理解错。下遍四句，堆砌了许多名物。“画罗金翡翠”，是不是应当理解为“用金线绣画的罗衣”?下一句“香烛销成泪”，没有不可解的困难。但它与上句有什么关系，也还难说。“花落”句与“绿窗”句的关系，也可以有不同的体会。花落，子规啼，可以是梦中所见闻，也可以讲作它们使残梦醒来。“绿窗残梦迷”是全词的结尾句，也可能用以总结全文。那么，上片四句也可能讲作都是梦境。　　 　　第九首文字和意境都很明白，如白居易的诗。先以月照梨花起兴，想到万里外的故人。“金雁一双飞”也是指衣上的绣花。翡翠、鸳鸯、蝴蝶、鹧鸪、燕子，都是双宿双飞的，诗人往往用以象征生活在一处的夫妇或情侣。提到这些禽鸟昆虫，可以不点明“双”字。雁是群飞的鸟，但不是雌雄成对地双飞的，如果用以象征夫妇同行，就得说“一双飞”；如果用以象征夫妇离别，就可以说“两行征雁分”(温庭筠《更漏子》)。下遍四句，如一首五言绝句，不需要解释。　　 　　第十一首写一个春困的女人，全体是客观描写。上遍四句以写景为主，故多用景语，而用“愁闻”二字反映出景中人的情绪。下遍以写情为主，故多用情语：无言，无聊，匀脸，掩屏，闭门，都是为表现情绪服务的。　　 　　从唐五代到北宋初期，曲子词都是给歌女在酒席上合乐演唱的，《花间集序》云：“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这就说明了曲子词在当时的作用，不过是由绮筵公子，写出宫体丽辞，交给绣幌佳人，按拍歌唱。从温庭筠、韦庄到欧阳修、晏氏父子，他们所写的曲子词的题材，大多是闺情、宫怨、送别、迎宾；止要求文字美丽，音调宛转，并不需要表达作者的思想情绪，更不需要有所寄托。但是，只有李后主亡国后的词，开始有了作者自己咏怀的意味。及至苏东坡以后，词的题材内容，向诗靠近，于是它有时也成为作者言志的工具。清代的张惠言、张琦兄弟二人更进一步主张词必须重视立意，作词不能纯用赋体，必须有比兴、寄托。他们的理论，建立了常州词派。追随他们的理论的词人，都用作诗的手法来作词，词的本色从此便消失了。　　 　　张惠言编《词选》，用他的观点以读温庭筠的词，就把温庭筠的《菩萨蛮》看作是一组有组织地写成的咏怀诗。他解释第一首道：　　 　　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　　 　　又解释第六首云：　　 　　“玉楼明月长相忆”，又提“柳丝袅娜”，送君之辞，故“江上柳如烟”，梦中情景亦尔。七章“阑外垂丝柳”。八章“绿杨满院”，九章“杨柳色依依”，十章“杨柳又如丝”，皆本此“柳丝袅娜”言之，明相忆之久也。　　 　　解释第十一首云：　　 　　此下乃叙梦，此章言黄昏。　　 　　他以为《花间集》所收十四首《菩萨蛮词》是一篇《感士不遇赋》。第一首是主题先行，以下各首是“节节逆叙”。第十一首以后是叙梦境，也是说明第六首“绿窗残梦迷”的那个梦。又把十四首中所有杨柳结合起来，认为都是与第一首“柳丝袅娜”有联系。　　 　　我们能不能在这十四首词中体会到温庭筠寄托着他的“不遇之感”，这个问题暂且不提。先要看看温庄筠之为人，以及他的诗里有多少比兴寓意的篇什。温庭筠是个逞才气而生活放诞的文人，他当然也有牢骚，也有不遇之感，但他不是屈原式的人物。他的诗极少用比兴方法，《过陈琳墓》诗的“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已经是他表白得最露骨的不遇之感了。诗既少用比兴，曲子词里更不会用比兴手法。这十四首《菩萨蛮》词，很可能就是他代令狐綯做了进呈宣宗皇帝，以供宫廷乐工演唱，当然更不可能，也不需要寄托他的不遇之感。因此，我以为张惠言兄弟的理论，可以用在苏东坡以后的一部分词作，但不能用以解释李后主以外的唐、五代词。　　 　　温庭筠的词，我们止能与六朝小赋一起欣赏。它们是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美文学，不能评价太高，也不必轻视。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日 　　①大内：即皇宫。

却上心头

82杜牧：七言绝句十一首

杜牧是著《通典》的史学家杜佑的孙子。家世历代仕宦，是一个清贵子弟。他字曰牧之，李商隐有一首《赠司勋杜十三员外》诗，前四句云：　　 　　杜牧司勋字牧之，清秋一首杜陵诗，　　 　　前身应是梁江总，名总还曾字总持。　　 　　梁朝的著名诗人江总，字曰总持，李商隐诗用杜牧的名字来开玩笑，比之为江总。这首诗是杜牧官司勋员外郎时写赠的，故称之为杜司勋。　　 　　杜牧这个人，在唐诗人中有些突出。他的文学、思想和品德，都有互相矛盾之处。进士及第后，他在宣州刺史沈传师幕下为书记。听说湖州多美女，就去游览。湖州刺史崔公，是他的老朋友，把本州所有名妓都找来，供他选择，他却一个也不满意。刺史为他举行了一次赛船大会，引逗得全城姑娘都出来观看。杜牧沿着两岸一路物色过去，也看不到一个中意的姑娘。到了傍晚，忽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带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杜牧仔细一看，认为是绝世佳人。当下就托人去和老太太商量，要娶这个姑娘。老太太很畏惧，面有难色。杜牧说：现在不娶，我十年之后，会到这里来做刺史，那时再娶你的姑娘。如果十年不来，你的姑娘就可以另嫁别人。于是给了老太太许多财帛，以为订婚的礼物。十四年后，到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杜牧果然来做湖州刺史。一到任，就访问那个姑娘，才知她已在三年前嫁了人，而且有两个孩子了。杜牧大为惆怅，写了一首《怅别》诗：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　　 　　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　　 　　这是杜牧第一个浪漫史，见于《丽情集》。故事可能是真的，但年代却不正确。沈传师卒于大和元年(公元八二七年)，做宣州刺史还在其前，大约应当在长庆末年。杜牧卒时年才五十，大约在大中五年。做湖州刺史之后，还入京拜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又迁中书舍人。这样看来，他任湖州刺史也当在大中三年以前。从长庆末年到大中初年，已有二十多年，可知这个记载的年代是不可信的。　　 　　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把杜牧请去掌书记。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扬州是个妓女乐舞荟萃的繁华都会。杜牧在牛僧孺幕下，白天办公，夜晚便出去狎妓饮宴，过他的风流生活。牛僧孺卸任临行时，取出一个大盒子，交给杜牧。杜牧打开一看，都是牛僧孺部下探子的报告，一条一条写着：“某月某日，杜书记在某处宴饮。”“某月某日夜，杜书记在某妓院中歇宿。”“某月某日，杜书记与某人在某处游览，有某某妓女陪同。”杜牧一看，大为羞惭，同时也深深地感激牛僧孺对他的宽容。牛僧孺稍稍教训他一番，劝他检点品德，不要太浪漫了。杜牧对牛僧孺是非常感恩的，牛僧孺死后，墓志铭便是杜牧做的。　　 　　牛僧孺卸任后，杜牧也升了官，到洛阳去任监察御史。他在离开扬州时，做了三首诗：　　 　　赠别二首　　 　　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簾总不如。　　 　　多情恰似总无情，惟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　　 　　前二首是与他所眷恋的妓女离别时写赠她的。后一首是他在扬州这一段浪漫生活的总结，也是忏悔词。牛僧孺于大和六年任淮南节度使，至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五月，上表请休，在扬州实止五年。杜牧诗云：“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果不是夸张，必是在此前后还住过四五年。在他的诗集中，赋咏扬州的诗，还有好几首，可见他对扬州是非常眷恋的。　　 　　寄扬州韩绰判官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韩绰是淮南节度使幕下判官，是杜牧的同事，恐怕也是他的狎邪游侣。这首诗是杜牧离扬州后因怀念他而写寄的，“草未凋”明刊本《樊川文集》，《唐诗品汇》及《全唐诗》均作“草木凋”，今依《唐诗别裁》改正。“草未凋”，可知是江南气暖，如果说“草木凋”，便不是描写江南风景了。扬州传说：隋炀帝曾于月夜同宫女二十四人吹箫于桥上，故诗中用“玉人”，向来都讲作“美人”。富寿荪《唐人绝句评注》据晋人裴楷、卫玠都有“玉人”之称，况且杜牧《寄珉笛与宇文舍人》诗亦有“寄与玉人天上去”之句，因而以为此诗中的“玉人”是指韩绰而言。这一讲法极为新颖，而且是有证据，可以讲通的。韩绰大概不久即逝世，杜牧有一首《哭韩绰》的诗哀悼他。　　 　　以上是杜牧第二个浪漫史。从淮南还京，官拜监察御史，分司东都①。于是他到了洛阳。这时，李愿罢官，在洛阳闲居，家妓美艳，生活豪奢，不时邀集当地名流，置酒高会。因为杜牧是监察御史，有纠弹官员的职责，不便请他参加有妓乐的宴会。杜牧感到冷落，托人去向李愿说，希望被邀请赴宴。李愿不得已，就送了请帖。酒席间，杜牧瞪着眼看许多侍酒的妓女。连饮三杯，问李愿道：“听说有一个名叫紫云的，是那一个?”李愿就指点给他看。杜牧又瞪着眼对紫云看了好久，说道：“名不虚传。该送给我吧?”李愿低头微笑，并不答话。许多妓女都回头来对着他笑。杜牧又连饮三杯，站起来朗吟了一首即席诗，意态闲逸，旁若无人：　　 　　兵部尚书席上作　　 　　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　　 　　忽发狂言惊满坐，两行红粉一时回②。　　 　　这是杜牧的第三个浪漫史。以后，他历任中外许多官职。外任做过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刺史，每到一个州郡，都有赠妓、书情之类的诗作，不过没有故事记录而已。　　 　　写艳情诗，有风流放诞的行为，只是杜牧的文学生活的一面。他另外还有一面，那是他的政治生活。他为人刚直，有经纶天下的大志，敢于论列国家大事。他的散文如《罪言》、《原十六卫》、《战论》、《上李太尉论边事启》等，都是针对时事的政论。我们如果先读他的散文，想象不到他会做“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句。这是我说他的一种矛盾。　　 　　杜牧的诗既写得风流旖旎，但是他对于诗的理论却又非常正统。他曾为平卢军节度巡官李戡作墓志铭，在这篇文章中，他记述了李戡【kan】的文艺观点：“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厚薄，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xie】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以法治之。”这一段话，对元稹、白居易的批判，可谓极其尖锐。如果杜牧自己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决不会在李戡逝世之后给他记录下来。因此，后世诗家评论杜牧，都引用这一段文章来代表杜牧的诗论。况且杜牧另有《献诗启》一文，叙述他自己作诗的态度云：“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既无其才，徒有其奇。篇成在纸，多自焚之。”这也可见他是反对奇丽的。不过他自知没有作高古诗之才，而仅能作奇丽诗。但是，使我们怀疑的是，他既然批判元白诗为“纤艳不逞”，为“淫言媟语”，可是他自己的诗也很多是“纤艳”的“淫言媟语”，这岂不是又一个矛盾呢?　　 　　现在流传的杜牧诗文集，只有一个明刊本《樊川文集》。这是杜牧的外甥裴延翰编定的。据裴序说，杜牧任中书舍人时，就生病了。搜集生平所作文章千百纸，一一丢在火里，只留下十分之二三。幸而裴延翰平时收藏了不少手迹，才收集得诗文四百五十篇，分为二十卷。在这个二十卷本之后，还有一个《樊川外集》，不知何人所编；_又有《樊川别集》，是宋熙宁六年三月一日杜陵田概所编。田氏序称“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可知《外集》亦是晚唐、五代时古本，也可能是裴延翰搜辑附入。不过田氏说外集有诗九十五首，现在的外集却有诗一百二十七首，显然已有后人增入的。田概所编《别集》是从魏野家得诗九首，从卢讷家得诗五十首，都是《樊川文集》和《樊川外集》所没有的，另外又加一首《后池泛舟送王十秀才》，《外集》有此题而诗实为伪作。这样，《别集》应有诗六十首，今世传本不误。　　 　　《全唐诗》编录杜牧诗八卷，其前六卷就是《樊川文集》中的诗和《外集》、《别集》。后二卷诗及补遗，又不知来历。杜牧的一些著名绝句和纤艳之作，大多在《外集》和《别集》中，由此可知，杜牧有意使他的诗集面目符合于他的诗沦，当时曾烧掉许多丽情诗，不编入集。后人从流传的钞本中一再辑补为《外集》、《别集》，才得保存了一部分。　　 　　杜牧诗的特长在七言绝句。大篇诗如《张好好》、《杜秋娘》、《华清宫三十韵》等也很著名，但比不上绝句的有神韵。现在我们还是再欣赏他几首绝句。 　　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玄宗与杨贵妃的轶事，开元、天宝年间的盛衰，中、晚唐诗人都极感兴趣，几乎人人都有诗咏叹，表示各种不同的感情。杜牧对骊山、华清宫屡有感兴，既作《华清官》五言排律三十韵的长诗，又作此七言绝句三首。这三首诗，一般选本都只选第一首，第二首则宋人诗话中有过好评。至于第三首，就没有人提起过。这就反映出了历来诗家对这三首诗的评价。现在我把三首诗一起抄录下来，让大家评比。　　 　　第一首是咏蜀中进贡荔枝的事。“绣成堆”，指骊山象一堆锦绣。第一句写骊山，第二句写华清宫。这两句只是点题，还不知道诗人将说些什么。第三句一转，在红尘扬起的地方有一人骑马飞奔而来，同时在山上宫中，贵妃已在笑了。第四句不说贵妃知道四川新鲜荔枝已经送到，所以在笑，却说没有人知道是荔枝来了。这两句的表现手法很高明，第四句本来要说明第三句，但作者不从正面说明，而从反面说观，愈显得这是宫闱秘事。　　 　　第二首第一句说新丰市绿树丛中卷起了黄沙尘土。第二句说明这是派到渔阳去调查安禄山行动的探子回来了。有人报告玄宗，说安禄山即将造反。玄宗就派人去秘密调查。但这些使者受了安禄山的贿赂，回来报告说安禄山没有造反的迹象。其实这时安禄山已在发兵了。第三句也是一转，说这时骊山上还在演奏新制的霓裳羽衣曲，还在歌舞升平。可是，第四句说：待到歌舞完毕，大家下山来，中原已经破碎了。这首诗和第一首的作法不同。第三句第二字用平声字，因而是拗体绝句。主题思想是讽刺玄宗以荒淫误国，与第一首的用赋体也不同。　　 　　第三首是叙述安禄山在长安时得宠于玄宗和贵妃的时候，俨然是万国笙歌，陶醉于太平的时候，当时安禄山也在山上宫中参与跳舞，连山下人民都听到他们的笑声。这首诗止有一个“醉”字透露了讽刺之意。此外的字句都较为平淡。第三句尤其粗鲁。因此是一首写得失败的诗，无怪没有人提起。　　 　　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唐诗中第一流的怀古诗。赤壁是山名，山崖红赭，故名曰赤壁，在今湖北蒲圻县西北长江边。建安十三年，(公元二O八年)，曹操造了几百条大战艋，准备大举征伐孙吴。周瑜采用黄盖所献的火攻计，趁东南风起．大破曹军于赤壁山下，将曹操的战艦焚烧无馀。铜雀台是曹操晚年(建安十五年)所造的楼台，上居姬妾歌伎，以供其四时行乐。这个台在今河北临漳县，就是当年曹魏的邺都。台已不存，遗址还在。二乔是乔公的两个女儿，据说长得极美。太乔嫁给孙策，小乔嫁给周瑜。以上是这首诗的历史事实。　　 　　诗的第一、二句说，当年赤壁大战时折断的戈戟还沉埋在江中沙土里，铁还没有销蚀。诗人检到了几块废铁，自己拿去磨洗一番，认出是古代魏吴战争时的遗物。古代兵器上都铸有铭文，所以诗人能认得。这两句诗的作用也不过是点明题目，表示这是一首赤壁怀古诗。　　 　　下半首诗是诗人在赏玩这几块废铁时的感想。如果当时没有东南风而只有西北风，这场战争的结果就不同了。也许是曹军大获全胜，顺流而下，把吴国灭掉。诗人并不把这一感想如实地写下来，他改用形象思维来表达。如果东风不给周瑜以方便，那么，二乔肯定会被曹操俘去，深藏在铜雀台上了。东风是自然现象，没有感情。在这句诗中，它被人格化了，似乎东风也对周瑜有好感，特地给他以方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是一幅很美的形象，但诗人止是用来代替孙吴的破家亡国。　　 　　“东风不与周郎便”，从散文语法规律看，这是一种肯定语气，东风没有给周瑜以方便。但在唐诗中，它可以表达为假定语气。因为唐代诗人都尽可能不用“如果”、“倘若”、“何况”、“但是”这一类的转折语，只要上下句贯串得当，读者自能判断其语气。到了宋代，文言文的语法观念强了，诗人就不敢做这样的诗句，他们一定会写成“东风若不与方便”这样的句子。从此，诗与散文的句法没有区别，也就是以文为诗了。宋人《道山清话》论此诗云：“此诗正佳，但颇费解说。”他知道这首诗做得好，但是也无法解说，就因为他不了解第三句是假定语气。　　 　　清人吴乔撰《围炉诗话》，论此诗云：“古人咏史，但叙事而不出己意，则史也，非诗也。出己意，发议论，而斧凿铮铮，又落宋人之病。如牧之《赤壁》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他指出杜牧此诗用隐晦的方法来发议论，出新意，这是抓到要点的。但他以为这是一首咏史诗，却未免差错。杜牧此诗是怀古，不是咏史，这二者之间的区别，吴氏大约没有分得清。　　 　　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这首诗自从选入《唐诗三百首》以后，成为唐诗中最为家弦户诵的一首。近年出版的唐诗选本，几乎无不选取。注释已多，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讲谈。不过近来发现有两处诗义，未被注意，或者有些奇特的讲法，因而趁此机会，谈谈我的意见。　　 　　第一是关于“秦淮”的问题。所有的注释本都说秦淮就是秦淮河，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从明代以来，一般人所知道的秦淮河仅是南京城内的一段。明清两代，这一段秦淮河两岸都是花街柳巷。这里有酒家，有妓院，有游船画舫。杜牧既然“夜泊秦淮近酒家”，而且还听到商女唱曲子，大家便以为就在这里。这却错了。原来秦淮河由东向西，穿过南京城，分两股流入长江。李白诗“二水中分白鹭洲”，这“二水”便是秦淮河的两股，中间的小岛便是白鹭洲。秦淮河口在唐代是长江的码头，当时客商船隻【zhi】到了南京都停泊在秦淮河口，杜牧夜泊秦淮，也是在这个地方。现在，白鹭洲早已没有，秦淮河口也不是江船上下的码头，于是这句诗的读者都误以为杜牧的船停泊在南京城里的秦淮河上。　　 　　秦淮河口既然在唐代是个水陆码头,那地方一定是个热闹去处，一定有酒楼歌馆，市肆旅店。杜牧在船上听到隔江有歌女在唱“玉树后庭花”这支陈后主的亡国之音，也一定在这个地方。所谓“隔江”，就是“隔岸”或“对岸”，是秦淮河口的对岸。这个“江”字不能理解为长江。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　　 　　牧之此诗所谓隔江者，指金陵与扬州二地而言。此商女当即扬州之歌女而在秦淮商人舟中者。夫金陵，陈之国都也。“玉树后庭花”，陈后主亡国之音也。此来自江北扬州之歌女，不解陈亡之恨，在其江南故都之地，尚唱靡靡之音，牧之闻其歌声，因为诗以咏之耳。此诗必作如是解，方有意义可寻。后人昧于金陵与扬州隔一江及商女为扬州歌女之义，模糊笼统，随声附和，推为“绝唱”，殊可笑也。　　 　　这一番解释，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为什么这个商女，必须是扬州来的呢?就因为白居易诗说过“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盐商妇》)，刘禹锡诗也说过“扬州市里商人女，来占西江明月天”(《夜闻商人船中筝》)，于是作者就认定杜牧在船上听到的唱曲子的商女，一定是嫁在秦淮商船上的扬州姑娘。这个逻辑思维已经是很古怪了。再说，杜牧诗中没说这个商女是在船上唱曲子，作者何以知道她是在秦淮商人舟中呢?既然说个商女是在秦淮商人的船上唱，为什么杜牧又是隔着长江听到呢?这段解释，显然是前后矛盾。这首诗如果照陈寅恪的讲法，简直毫无意义可寻；如果照历来一般读者“模糊笼统”的了解，至少这首诗的意义是可以掌握的。意义是什么呢?吴昌祺说：“此似讥艳曲也。”(《删订唐诗解》)我完全同意。杜牧是反对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的。不过他自己写的诗，也颇近似艳曲，归根结底，还是他自己的矛盾。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①洛阳是东都，有一部分中朝官员在洛阳办公，名为“分司”，即分管之意。　　 　　②这首诗有不同的文本。“谁唤”，一作“谁召”。“忽发”一作“偶发”。“两行红粉”，一作“三重粉面”。均非。

却上心头

83许浑：金陵怀古

许浑，字用晦，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进士，历任当涂、太平二县县令。因为勤学劳心，损其健康，卧病多年。后来病愈，任润州司马。大中三年(公元八四九年)，拜监察御史，历任虞部员外郎，睦州、郢州刺史。晚年退隐，居丹阳丁卯桥。自编其诗集，名为《丁卯集》。 　　许浑诗为晚唐一大家，长于五、七言律诗，纪游、怀古、赠别，都有佳句。七言绝句亦富情趣。《唐诗鼓吹》选许浑七言律诗至三十一首之多，亦可以反映他在晚唐诗人中的地位。 　　许浑也做过一个美梦，孟棨【qi】《本事诗》中有记录。据说他有一天睡梦中登上一座高山，山上有宫殿精舍。就找人一问，这是什么地方。人说：这是昆仑山。走了一程，看到有几十人在宴会，饮酒作乐。看见许浑，便招手邀他去就坐同享。直到傍晚，有一美人，取出笺纸，要求他赋诗。许浑诗没有做成便醒了。既醒之后，诗却做成： 　　晓入瑶台露气清，座中惟见许飞琼。 　　尘心末尽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 　　过了几天，他又梦到山上，遇见那个美人。她说：“你怎么把我的名字传到人间去了?”许浑连忙道歉，并说，我改一句罢。于是把第二句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可是，许飞琼的名字已流传在神话故事中，成为古典文学中的一位仙女了。“步虚”是道家的名词。仙人在天空中行走，脚步都踏在虚空，称为“步虚”。道家所唱的诗歌，称为“步虚词”。赋咏学道求仙的诗，也就称为“步虚词”。 　　以上是许浑的一个浪漫故事，可与李群玉同垂不朽。在这里，就算作讲许浑诗的一段入话。现在要讲的是他的一首著名的怀古诗。 　　金陵怀古 　　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 　　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 　　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 　　英雄一去豪华尽，惟有青山似洛中。 　　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这个大城，在唐代以前，曾有六个朝代做过京都。这六个朝代是三国时的吴、东晋、宋、齐、梁、陈。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杨坚所灭亡，金陵便结束了首都的地望。唐代诗人和历史学家常称金陵为六代或六朝故都。后世人直到今天，也还相沿成俗，称南京为六朝故都，甚至简称为六朝，这是失于考虑的。五代时的南唐、太平天国、民国政府，也都以南京为首都。从今天来说，南京已是九代故都了。 　　许浑这首诗，从陈后主亡国说起。陈后主亡国之时，还在教宫女唱新谱的歌曲《玉树后庭花》。“王气”这个名词用在这里，有双重典故。第一，语源出于《晋书》。据说秦始皇时，有一个能看风水的人说，金陵这个地方，象龙蟠虎踞，有天子气象，五百年后，一定会出一个皇帝。始皇怕他子孙的皇位被别人夺去，就发兵把城北的山开掉，并把地名改为秣【mo】陵，以荡涤它的王气。第二，是陈后主自己的故事，见于《南史》。据说陈后主听到隋军已渡江进攻，便说：“王气在这里，别怕，敌人必定自会失败。”这个昏君到临死时还想依靠他的“王气”。所以许浑诗第一句便狠狠的讥笑了一下：“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是陈后主宫中的楼名。楼前有井一口，隋兵冲入景阳宫时，后主和他的孔贵妃、美人张丽华一起投井自杀，被隋兵拉了出来。所以许浑说：“景阳兵合戍楼空。”戍楼是边境上的碉堡，敌人已攻入京都，戍楼当然已空无一人了。这二句也是用对偶句法的。 　　颔联二句说六代以来的达官贵族的坟冢，现在已只见远近的松楸。向来是宫殿巍峨的地方，现在已只有高高低低的禾黍。这二句是以写景来抒述怀古之情，接下去颈联二句虽也写景，便比较空泛，并不贴切历史事实了。结尾二句，是从六代故都的观点来做结束，“英雄”指六代以来的杰出人物，并不指陈后主。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没有英雄人物，以致豪华被毁尽了。南京地形与洛阳相似，故李白《金陵》诗云：“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许浑诗即用此意。 　　以上是从文字典故表面解释一下。现在，接下去我们再参看一些对这首诗的总的理解。《唐诗鼓吹》有明代人廖文炳的解释云： 　　此感六朝兴废也。首言陈后主专事游宴，至于国亡，而玉树之歌已残，王气亦已尽矣。隋之韩擒虎将兵入陈，而景阳戍搂，已成空虚，但见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满于六代之宫。冢殿荒芜，霸图消灭，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耳。若英雄一去，豪华殆尽，不复再留，岂有能若青山之无恙哉? 　　接着还有一段清人朱东岩的评论云： 　　刘梦得《西塞山怀古》，单论吴主事，只五句一转，用“几回”二字收拾世代废兴，手法高妙。许公此篇，单论陈后主事，只一起“王气终”三字，已括尽六朝，尤为另出手眼。“玉树歌残”与“景阳兵合”作对，直将鼎革改命大事，视同儿戏，真可慨也。松楸禾黍，皆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正与下“豪华”二字反照。嗟嗟!英雄已去，景物常存，雨雨风风，年年依旧，独前代豪华，杳不复留矣。“青山似洛中”，犹言不似者之正多也。 　　朱东岩此论引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作比较，很有意思，我现在把刘诗抄在这里，供读者参考方便： 　　西塞山怀古 　　王濬【jun】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获秋。 　　许浑诗与刘禹锡此诗果然有些近似。“山形依旧枕寒流”和“惟有青山似洛中”用意同而许句较深。“人世几回伤往事”和“英雄一去豪华尽”亦是同一机杼的句法，二人都点出了怀古之意，其实不点出可以更妙。 　　唐汝询《唐诗解》评许浑诗云： 　　金陵本六朝建都之地，至陈主荒淫，王气由此而灭，故以玉树发端，遂言后主就缚景阳而戍楼空寂也。虽千官之冢树犹存，而六代之阙庭已尽，惟馀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已。然英雄虽去，而青山盘郁。足为帝都，徒使我对之而兴慨耳。 　　下面再看看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的解释。圣叹讲七言律诗，分前后两解：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是开，后解是合。这就是起承转合的简化。他讲许浑此诗，也分两解： 　　[前解]此先生眼看一片楸梧禾黍而悄然追叹其事也。一、二，“玉树歌残”，“景阳兵合”，对写最妙。言后庭之拍板初擎，采石之暗兵已上；宫门之露刃如雪，学士之馀歌正清；分明大物改命，却作儿戏下场。又加“王气终”，“戍楼空”，对写又妙。言天之既去，人皆不应，真为可骇可悯也。于是合殿千宫，尽成瓦散；六宫台殿，咸委积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 　　[后解]此又快悟而痛感之也。言当时英雄有英雄之事，今日石燕亦有石燕之事，江豚亦有江豚之事。当时英雄有事，而极一代之豪华；今日石燕、江豚有事，而成一日之风雨。前者固不知后，后者亦不知前也。“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 　　以上我抄录了明清四家对许浑这首诗的全篇讲解。一经对照，我们可以发现，除掉第一联二句，大家的意见相同之外，其馀三联，四家的体会各有参差。我们先看第二联“松楸”、“禾黍”二句。 　　但见松楸生于千官之冢，禾黍满于六代之宫，冢殿荒芜，霸图消灭。 　　这是廖文炳的讲法。他以为“千官冢”是六代以来许多官员的坟墓，与“六代宫”是对等平列的。上下二句，都是描写昔盛今衰的景象。但是，我们知道，松楸本来是种在墓地的树木，如果坟墓已荒凉无主，这些松楸必然已被人砍伐无存。向来诗家总以松楸之有无，来表现墓主有无子孙。由此可知，许浑这一联诗，“禾黍高低”是形容“六代宫”的荒芜，“松楸远近”却并不是形容“千官冢”的荒芜。于是朱东岩说： 　　松楸禾黍，皆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正与下“豪华”二字反照。 　　他把上句的重点放在“千官冢”。意思是说，六代以来豪华的人物已成为松楸茂郁的坟墓，而豪华的宫殿已成为禾黍高低的田野。这样讲，这二句也是对等平列的。 　　虽千官之冢树犹存，而六代之阙庭己尽。 　　这是唐汝询的讲法。他与朱东岩的讲法又有歧异。他並不以为上句有盛衰之感。他给上句加了一个“虽”字，给下句加一个“而”字，再用“犹存”和“已尽”来表示他所理解的这二句的逻辑关系，于是它们就不是对等平列的了。按照一般作对偶句的习惯，一联二句，诗意总该是对等平列的，如果作者要用来表示因果关系，或正反、是非关系，上下句都必须有一个虚字来表明。许浑这二句诗全用实字，看不出诗意有正反关系。唐汝询的讲法不能服人，他是任意增字讲诗，恰恰成为曲解。 　　于是合殿千官，尽成瓦散；六宫台殿，咸委积莽。如此楸梧禾黍，皆是当时朝朝琼树，夜夜璧月之地、之人也。 　　这是金圣叹的讲法。用朱东岩的观点，还抄了朱东岩的结句。他们都以为这首诗是“单论陈后主事”，所以“官”与“宫”都是陈朝的人与地。朱东岩没有分别说明，金圣叹却分别说明了，人是“合殿千官”，地是“六宫台殿”。许浑明明说是“六代宫”，金圣叹却移花接木，政为“六宫”。 　　总结四家讲法，我以为没有一家完全可取。首先要知道，许浑此诗虽以陈后主事起兴，怀古的对象却在六朝。题目既然是《金陵怀古》，诗意不能只局限于陈后主一朝。况且第四句已点明是“六代宫”，更可知“千官”应当包括六代以来的人物。至于这二句诗的意义是慨叹六代繁华之地、之人，俱已成为陈迹，这是朱东岩、金圣叹的观点，没有错。廖文炳、唐汝询的讲法是不足取的。 　　现在我们接下去研究第三联“石燕”、“江豚”二句。这二句诗确是不易理解，摸不准作者写这二句的用意。“石燕”，《唐诗鼓吹》注引《湘中记》云：“零陵有石燕，得风雨则飞翔，风雨止，还为石。”“江豚”，《唐诗解》注引《南越志》云：“江豚似猪，居水中，每于浪间跳跃，风辄【zhe】起。”可知此二物都与风雨有关，但与金陵或六朝毫无牵涉。诸家解释，都无法单独讲此一联，总得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理解。廖文炳说：“宫冢荒芜，霸图消灭，良可惜也。自古及今，惟石燕飞翔，江豚出没，景物常存耳。”这是联系上句讲的。朱东岩说：“英雄已去，景物常存。雨雨风风，年年依旧，独前代豪华，杳不复留矣”。这是联系下句讲的。唐汝询说：“千官有冢，六代无宫，惟馀石燕江豚，作雨吹风而己。”这也是联系上句的。吴昌祺在唐汝询的评论上加了一个眉批：“言石能作雨，豚亦兴风，而英雄一死，则无复豪华也。”(《删订唐诗解》)他又是联系下句了。按照一般习惯，律诗第五、六句一联的作用在启下，诗意总是贯注到最后二句的。朱东岩、吴昌祺的讲法是传统的读诗法。不过许浑这首诗的第七句实在是“松楸禾黍”一联的概括，意义相同，故廖文炳、唐汝询的讲法也讲得通。他们都以为“石燕江豚”一联的作用是为存亡对比服务。“石燕江豚”代表万古常存的事物，千官、宫殿、英雄、豪华，代表已经消亡的六朝历史事物。 　　金圣叹的解释最为奇特。这里不再重录，请读者检阅上文。他用了一百字讲这二句诗，无缘无故的突出一个“事”字，和下句的“英雄”联系。对比的意义，不在存亡，而在“昔日英雄之事”和“今日石燕江豚之事”。昔日之英雄不知今日之燕豚，而今日之燕豚亦不知昔日之英雄。讲得似乎很有玄机，实则是自己没有明确的理解，这又是金圣叹大言欺世的一种手法。 　　贺裳《载酒园诗话》对于石燕的注，以为是“大谬”，他说：“金陵有燕子矶俯临江岸，此专咏其景耳，何暇远及零陵。”他提出石燕指燕子矶，可谓妙悟。许浑作此诗时，可能是暗用燕子矶以代表金陵的自然风物。但既用石燕这个名词，就很自然地会利用零陵石燕与风雨的关系，形象地描写燕子矶头虽在晴天，亦似有雨。石燕虽出于零陵，诗家用作典故，当然不必“远及零陵”。不过，石燕问题解决了，使这一句诗扣紧了金陵。那么，江豚怎么办?是不是金陵还有的历史或地理上，还可以找到一个江豚的记录? 　　留下来的，还有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惟有青山似洛中”，应当怎样理解?廖文炳解释为：“岂有能若青山之无恙哉?”这就丢开了“洛中”。朱东岩解释为：“犹言不似者之正多也。”这个讲法是强调了“惟有”二字。“只有青山象洛阳，其馀一切都不象洛阳”。朱东岩的意思是以为应当这样讲。但是，如果说这是符合于作者本意的，那么，作者要表示的到底是什么呢?唐汝询释作“青山盘郁，足为帝都”。这说明他以为“洛中”是都城的代用词。全句的意思是：“惟有青山，还象个都城。其他都不成其为都城了。”这样理解，我看也是讲不通的。谁能说一座山象一个都城呢? 　　金圣叹说：“青山似洛中，掉笔又写王气仍旧未终，妙妙!”这个讲法，和唐汝询的出发点是近似的。金圣叹以为“洛中”代表“王气”，所以这一句诗是说王气仍旧未终，因为青山还在。金圣叹这一解释，反使人胡涂。许浑诗第一句就说“王气终”，怎么会在结句说“王气仍旧未终”呢?而金圣叹却连声叫好：“妙!妙!”妙在前后矛盾吗? 　　贺裳评此诗结尾二句云：“语稍未练，亦自结得住。”他没有阐发诗意，止是说句子稍嫌不够“练”，但亦可以作为结句。这个评语非常含糊，“练”字尤为模棱。是语法没有精练呢，还是诗意没有表明?我恐怕贺裳自己还没有理解这二句的意义。 　　《唐诗选》的编者解释云：“这两句说英雄一去，豪华便尽，不复再留，只有青山依然无恙似洛中。从金陵想到洛阳，因为这两个地方能引起同样的感慨。”这一解释，颇有意味，为前人所未道。可惜编者没有具体说明这个“同样的感慨”是怎么一回事，因而我不敢认为编者已理解了许浑的本意。 　　金陵的地理形势和洛阳相似，这是古代地理书上有记录的，应当引用来为这一句诗作注。但是注明了这一点，并不等于注明了诗意。许浑如果仅仅因两地形势相似而写出这句诗来为《金陵怀古》诗作结束语，又有什么意味呢?看来，许浑这首诗传诵了千多年，始终还没有人理解其结句。 　　事情要追溯到二百七十年以前去。当司马氏的晋朝政权狼狈渡江，偏安江左的时候，许多士大夫都有国亡家破的痛苦。金陵正在孙吴故都的基础上修建为东晋新都。《世说新语》记了一个故事：“有一天，这些过江南来的人士，在新亭野宴，有一个周顗【yi】，暸望金陵四周景色，叹息道：这里的风景跟洛阳一样，可是山河到底不同。众人听了，都不觉流泪。”①风景跟洛阳一样，是指地理形势；山河不同，这个“山河”，便是指统治区域了。 　　许浑诗隐隐用了这个典故“惟有青山似洛中”也还是“风景不殊”的意思。当年从洛阳迁都到金陵，觉得金陵很象洛阳。现在金陵的六代豪华都已消灭，而自然风景依然和洛阳一样。这一句诗的作用，是呼应历史。从陈后主的亡国起兴，第二联立即提及六代宫，表示这首诗并不专指陈朝。最后以东晋建都时士大夫流亡到金陵时的感想作结束。如果许浑作此诗时，没有联想到《世说新语》中这个著名的“新亭涕泪”的故事。我想他必不会写出这样一个结句。前辈讲诗诸公，也没有联想到这个故事，因此，讲这句诗就都是很勉强。现在我揭出了这句诗的真正典故，就帮助《唐诗选》的编者解释许浑这句诗，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能引起同样的感慨。 　　许浑诗在后世的评价，差距很远，亦可见历代文人对诗的好恶不同。孙光宪是唐末五代诗人，是许浑的下一辈，他曾说：“世谓许浑诗，李远赋，不如不做，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这几乎是许浑同时代的评论，已把他的诗评价很低了。宋代诗人刘后村说：“杜牧、许浑同时，然各为体。牧于律中常寓少拗峭，以矫时弊；浑诗圆稳律切，丽密或过杜牧，而抑扬顿挫不及也。”(《后村诗话》)而陈后山却说：“后世无高学，举俗爱许浑。”(《次韵苏公西湖观月听琴》)可知在宋代，对许浑的褒贬亦已不同。宋末元初，方虚谷编选《瀛奎律髓》，评许浑诗云：“许诗工有馀而味不足，如人形有馀而韵不足，诗岂专在声病对偶而已。”又云：“浑句联多重用，其诗似才得一句便拿捉一句为联者，所以无自然真味。”这一评语，是论他联句多重复，诗没有韵味，但也肯定了他的工，就是刘后村所谓“圆稳律切”。元代杨仲弘选《唐音》，明初高棅选《唐诗品汇》，都选录不少许浑的诗。《品汇》选许浑七律十七首，与李商隐十二首，刘沧十九首同列入“正变”卷，论曰：“元和后律体屡变，其间有卓然成家者，皆自鸣所长。若李商隐之长于咏史，许浑、刘沧之长于怀古，此其著者也。……三子者，虽不足以鸣乎大雅之音，亦变风之得其正者矣。” 　　但是杨慎却对许浑的诗极其鄙薄。他说：“唐诗至许浑，浅陋极矣，而俗喜传之，至今不废。高棅编《唐诗品汇》，取至百馀首，甚矣，棅之无目也。棅不足言，而杨仲弘选《唐音》，自谓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不知浑乃晚唐之尤下者，而取之极多，仲弘之赏鉴，亦羊质而虎皮乎。”(《升庵诗话》卷九)这是宋代以来对许浑诗的最低评价。但沈德潜选《唐诗别裁》还选入了许浑的五、七言律诗十二首，可知杨升庵的评品没有使人悦服。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①《世说新语》原文：“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

却上心头

84郑鹧鸪诗

郑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应进士试十六年，至光启三年(公元八八七年)方才及第。授官京兆鄠【hu】县尉，迁右拾遗、补阙。乾宁四年(公元八九七年)为都官郎中。这是他最后一任官职，诗家称之为郑都官。不久就告老归隐而卒。估计他的文学、政治活动时期在唐懿宗成通至昭宗乾宁、光化年间，大约有三十年光景，他的第一诗集名《云台编》三卷。是随从昭宗避难华州，住在云台道院时所编。归隐之后，又编成《宜阳集》三卷。但现在他的诗集已统称《云台编》。 　　郑谷是晚唐一位重要诗人。在他的时代，是诗坛领袖。他和许棠、任涛、张【虫宾】、李栖远、张乔、喻坦之、周繇【yao】、温宪、李昌符是同时人，当时合称“芳林十哲”，后世称“咸通十哲”，与“大历十才子”先后辉映。温宪是温庭筠的儿子。 　　郑谷诗早年受知于李朋、马戴、司空图、薛能、李频。作诗千馀首，《云台编》所收仅三百首。《唐才子传》称其诗“清婉明白，不俚而切”。这一评语，其实偏低了。“不俚”是作诗的起码要求，“清婉明白”也止是初学作诗者的基本标准。一个著名诗人，必然已能超过这两个标准。郑谷诗致力于五、七言律诗，写景叙情，善于贴切；属对炼句，亦极工致，但气分风骨，终不及大历诸家。他以《鹧鸪》诗著名，当时人称他为郑鹧鸪。我们现在就读一读他的这篇代表作： 　　鹧鸪 　　暖戏平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 　　相呼相唤湘江浦，苦竹丛深春日西。 　　此诗前解四句是描写鹧鸪在春暖之日，嬉戏于平原上，锦翼整齐。它的身分应当可以比之为山鸡。这句诗我可不懂，为什么把鹧鸪比之为山鸡?难道山鸡的流品高吗?下二句写洞庭湘水边的鹧鸪，下雨天在青草湖边飞过，花落时在黄陵庙里啼唤。后解四句是描写行人听到鹧鸪啼声。第七、八句应当和五、六句倒过来讲。在幽深的苦竹林中，夕阳西下时，这些鹧鸪在湘江沿岸相呼相唤。使旅游人听了，感动得掉泪。因为鹧鸪的啼声好象是在催人“不如归去”。唐代歌曲中有摹仿鹧鸪啼声的曲子，名为“鹧鸪词”，这里说“佳人才唱”，就是说歌女闻鹧鸪啼声而唱起鹧鸪词来，也有所感动而低眉发愁。 　　这首诗完全是咏物诗，八句全是赋体，不过描写鹧鸪而已。“雨昏” 　　、“花落”一联很好，但用来咏杜鹃也未尝不可。在郑谷的诗集中，这首诗并不是最好的，更不能以此诗为他的代表作。但一时有“郑鹧鸪”之名，倒反而把他的好诗埋没了。 　　不过，对于此诗的理解，也有极为矛盾的评论。朱东岩在《唐诗鼓吹》中说这首诗“纯用比、用兴，故佳”。而金圣叹在《选批唐才子诗》中却说： 　　咏物诗，纯用兴最好，纯用比亦最好，独有纯用赋却不好。何则?诗之为言，思也。其出也，必于人之思，其入也，必于人之思。以其出入于人之思，夫是故谓之诗焉。若使不比不兴而徒赋一物，则是画工金碧屏障，人其何故睹之而忽悲忽喜?夫特地作诗，而人乃不悲不喜，然则不如无作，此皆不比不兴，纯用赋体之过也。相传郑都官当时实以此诗得名，岂非以其“雨昏”、“花落”之两句?然此犹是赋也，我则独爱其“苦竹丛深春日西”之七字，深得比兴之遗也。 　　读圣叹这一段评论，可知圣叹也以为此诗病在全用赋体。使读者无所感动。但是他又以为最后一句诗“深得比兴之遗”，这就全部推翻了他自己的上文。原来此诗又并非“纯用赋”体，最后二句，还是有比兴的。可是，我实在无法把这句诗讲出比兴的意义来。比的是什么?从何处兴起?圣叹在讲解下半首诗时说：“此七与八，乃是另写一人，闻之而身心登时茫然。然后悟咏物诗中多半是咏人之句，如之何后贤乃更纯作赋体。”这一段评论，真使人读之“身心登时茫然”。他说此诗结句是写另外一个人在听鹧鸪啼，并不是在青草湖边、黄陵庙里听的人。又说此诗虽然是咏物诗，却多半是在咏人。因此还不算“纯用赋”，不过后世诗人却有纯用赋的了。圣叹一开始就指出此诗纯用赋体，本来不错，不知怎么一回事，他又肯定了结尾二句有比兴意义。于是要从自己的矛盾中解脱，发现了咏物诗中多半是咏人，而咏人就是“比兴之遗”。这里，我们只能说是反映了金圣叹的思想混乱到连自己也莫知适从。至于朱东岩说此诗好在“纯用比，用兴”。他既没有指出比兴的意义在那里，我们更是无法索解。 　　郑谷还有一首鹧鸪诗，倒是比出名的前一首好得多： 　　侯家鹧鸪 　　江天梅雨湿江蓠，到处烟香是此时。 　　苦竹岭无归去日，海棠花落旧栖枝。 　　春宵思极兰灯暗，晓月啼多锦幕垂。 　　惟有佳人忆南国，殷勤为尔唱愁词。 　　侯家歌妓能唱鹧鸪词，郑谷在筵席上听了，即作一诗，题目就称《侯家鹧鸪》。这样的诗题，在中、晚唐诗中常见，例如张祜集中就有《董家笛》、《丘家筝》、《李家柘枝》等十多首。 　　此诗是把歌妓唱的鹧鸪比之为被捕在笼中的鹧鸪。第一联写时节，正是江天梅雨淋湿花草的时候。江蓠是花名。第二联说被拘囚的鹧鸪无法再回到苦竹岭老家去，从前栖宿过的海棠树也都已花落春残了。第三联写春宵灯暗的时候，鹧鸪怀乡之情，在晓月当空的时候，深闭在锦幕中的鹧鸪不停地悲鸣。第四联说，惟有这位歌妓也怀念南方，代你唱出了怀乡的愁绪。这二联点明题目，用在结尾，艺术手法极巧。第七句更好。既把鹧鸪比为失去自由的羁旅之人，又把歌女比为失去自由的鹧鸪。“惟有佳人忆南国”是说歌女怀念南方家乡。“殷勤为尔唱愁词”是说歌女唱鹧鸪词，既是唱出了自己的乡愁，也是代你唱出了乡愁。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是用双重比兴，比中有比，岂不是写得比前一首高明得多?我以为“郑鹧鸪”的代表作应该是这首诗。 　　郑谷还有一首著名的诗： 　　雪中偶题 　　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 　　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 　　这首诗在当时已广为流传，有一个姓段的赞善(官名)曾根据诗意画了一幅雪景。郑谷作了一首谢诗，题云：“予尝有雪景一绝，为人所讽吟。段赞善小笔精微，忽为图画，以诗谢之。”这首诗的结句云：“爱予风雪句，幽绝写渔蓑。”由此可知，画的是披蓑衣的渔翁在大雪中晚归的景象。在宋元人的话本小说中，每逢讲到下雪天，这首诗常常被引用来作“有诗为证”的唱词。 　　此外，郑谷诗集中有好几首拗体诗，也值得注意： 　　石城 　　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 　　江人依旧棹舴艋，江岸还飞双鸳鸯。 　　帆去帆来风浩渺，花开花落春悲凉。 　　烟浓草远望不尽，千古汉阳闲夕阳。 　　倦客 　　十年五年歧路中，千里万里西复东。 　　匹马愁冲晓村雪，孤舟闷阻春江风。 　　达士由来知道在，昔贤何必哭途穷。 　　闻烹芦笋炊菰【gu】米，会向渔乡作醉翁。 　　这里选取二首为例。这二首诗的上半首平仄都不粘缀，一句之中不协，上句与下句之间不协，读来就感到声调急促。无抑扬摇曳的律诗特征。这种诗称为拗体诗，又名为“吴体”诗。我们已讲过杜甫的两首吴体诗(见第四十篇)。现在可以参看。吴越方言与歌唱，在东晋时第一次为中原士大夫所接受，过江名士，多喜学吴语。乐府歌曲中也出现了吴声曲辞。从隋到盛唐，南方土音，又为中原士大夫所鄙弃。安史乱后，中原人士多流寓江南，于是渐渐有人爱听吴音。顾况、白居易等人的诗中，常见有吴吟、吴音、越调等语词。张祜诗有“更学吴音诵梵经”之句，可知僧尼也学吴音念佛经了。吴体诗本是吴越间人诵诗的调子，如果依调配字，就成为一种新体的律诗。从此以后，七律中有了这样一种格式，宋元以降，一直有人仿作。 　　《瀛奎律髓》有“拗字”一类，选了杜甫以下唐宋五、七言拗体诗二十八首。现在抄录一首黄庭坚的诗，比较吟诵，可知江西诗派硬句的渊源： 　　题落星寺 　　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 　　诗人昼吟山入座，辞客夜愕江撼床。 　　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 　　不知青云梯几级，更借瘦藤寻上方。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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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曹唐：游仙诗

曹唐的事迹，《唐才子传》叙述较详。传云：“唐，字尧宾，桂州人。初为道士，工文赋。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唐与罗隐同时，才情不异。唐始起清流，志趣淡然，有凌云之骨。追慕古仙子高情，往往奇遇，而己才思不减，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此外，《唐诗纪事》云：“初为道士，后为使府从事，咸通中卒。作游仙诗百馀篇。”又，《全唐诗》云：“初为道士，后举进士，不第。咸通中累为使府从事。”三段小传，其不同处止在曹唐有没有进士及第。唐宣宗大中共十四年，懿宗咸通共十五年。曹唐在咸通年中曾在几个节度使幕府中做事，与“咸通中卒”也并不矛盾。看来他早年是一个能文工诗的道士，后来做了许多游仙诗，大出其名，就被某些节度使录用。他没有举进士，在节度使幕中，恐怕地位很低，不是判官、记室之类。他的诗集中也看不出有与达官贵人交契的迹象。《唐才子传》还记录了他与罗隐互相嘲谑的故事，可是在二人的诗集中都没有互相唱和投赠的诗篇，可知他们的交情不深。由此看来，大概曹唐止是依靠他的游仙诗而垂名于后世。 　　曹唐诗未闻有单刻本。《全唐诗》收曹唐诗二卷，主要是大、小游仙诗。大游仙诗是七言律诗，集中仅存十七首，与《唐才子传》所言五十篇不合，显然已遗失了三十三首。小游仙诗九十八首，加上《唐诗纪事》中引用的一首，共存九十九首。大约原来是一百首，仅遗失一首。 　　游仙诗是很早就有的。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把诗分为二十类，其第九类就是游仙。他选了晋代诗人何劭的一首，郭璞的七首，都是五言诗。大约游仙诗这个名目就起于晋代。当时道家思想成为时尚，文人都爱好阅读道家书籍。修心养性，炼丹服药，希望延年益寿，甚至飞升成仙。这种思想表现在文学中，就成为一种新的内容，游仙这个名词就标志着这一种内容。唐人李善注《文选》，给郭璞的游仙诗做了评注：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前四句说游仙诗的内容应当是描写厌弃人间、鄙视仕宦、到洞府仙山中去服药修炼的事情。后四句是评郭璞的游仙诗，说他自叙太多，文辞虽然不俗，诗意却太狭窄。最后二句说：郭璞的游仙诗已有前辈批评过，很有道理。 　　所谓“前识”(前辈学者)，指的是锺嵘。锺嵘在《诗品》中论郭璞云： 　　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ji】翼栖榛梗”，乃是坎壈【lan】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他把郭璞的诗，比之于潘岳。郭璞是东晋初期的人，他的诗已改变了西晋平淡之风，所以为晋室中兴时期第一诗人。李充作《翰林论》，也把郭璞列于诗人之首。以上一段是他肯定郭璞的诗格。接下去就专评郭璞的《游仙》诗。他以为这些诗词气激昂慷慨，与道家冲虚玄妙的气质距离太远。又举郭璞的两句诗为例，认为这些诗的内容止是在发泄其坎壈不得志的感情，象阮籍的《咏怀》诗，而一点没有仙趣。 　　以上是游仙诗起源的情况。道家思想不时行以后，通行了山水诗。再后，又通行了秾艳的宫体诗。从此没有人再作游仙诗了。 　　到了唐代，“仙”字产生了新的意义。唐代文人常把美丽的女人称之为仙女、仙人。因此，又把狎妓称为游仙。武则天时代，有一个文人张鷟【zhuo】写了一部小说《游仙窟》，就是记述他和一些妓女情爱的故事。小说中有许多五言诗，也就是一种新型式的游仙诗了。曹唐的《游仙》诗，便是从《游仙窟》发展而成。 　　大游仙诗今存十七首，似乎是插入在许多仙女故事中的诗篇。现在把十七个诗题抄录于此： 　　(一)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 　　(二)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 　　(三)刘晨阮肇游天台。 　　(四)刘阮洞中遇仙子。 　　(五)仙子送刘阮出洞。 　　(六)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七)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仙子。 　　(八)织女怀牵牛。 　　(九)王远宴麻姑蔡经宅。 　　(十)萼绿华将归九疑留别许真人。 　　(十一)穆王宴王母于九光流霞馆。 　　(十二)紫河张休真。 　　(十三)张硕重杜兰香。 　　(十四)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 　　(十五)萧史携弄玉上升。 　　(十六)皇初平将入金华山。 　　(十七)汉武帝思李夫人。 　　这里一共有十一个故事。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一、二)，刘晨、阮肇入天台山的故事(三至七)，牛郎织女的故事(八)，麻姑的故事(九)，萼绿华的故事(十)，穆天子见西王母的故事(十一)，张休真的故事(十二)，杜兰香的故事(十三、十四)，秦女弄玉和箫史的故事(十五)，皇初平的故事(十六)，汉武帝和李夫人的故事(十七)。除张休真以外，其馀都是从士大夫到一般市民都熟悉的神仙故事。我怀疑曹唐这些诗都是当时说唱故事的人用作插曲的，正和《李娃传》之有《李娃歌》、《冯燕传》之有《冯燕歌》一样。曹唐为每一回故事配一首歌词，后人收集起来为他编诗集，只有写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遇仙女的诗至今还保存五首之多，其馀的故事止存诗一二首。如果一个故事配一首歌是最早的说唱文学形式，那么一个故事配许多歌便是已经发展了的说唱文学形式。从曹唐这些诗题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得出，诗是与故事的发展配合的。讲一段故事，唱一首诗(歌)，已经完全是今天评弹的形式了。 　　到了宋朝，新兴了词这种文学形式。于是说唱文学中不再用诗为唱词，而改用词了。赵德麟的十二首《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分段歌唱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就是当时鼓娘们的唱本。再后一些，到了金代，出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是金代说唱张生莺莺故事的唱本了。 　　到此为止，我讲清楚了关于曹唐大游仙诗的两个问题：第一，游仙诗的起源与发展。第二，从它们的题目形式推测这些诗的作用。我以为是唐代评弹家的唱词。 　　小游仙诗今存九十九首，都没有题目，也不是赋咏某一故事。内容是写仙女的生活或思想感情，有些诗很近似闺情式宫词。这是以一百首诗为一组的杂咏体诗，钱珝有《江行无题》一百首，都是五言绝句，写江船旅游的风物。王建有《宫词》一百首，都是七言绝句，写宫闱杂事。罗虬有《比红儿》诗一百首，都是七言绝句，写他所悼念的妓女红儿。胡曾有《咏史》一百首，也都是七言绝句，咏历史人物。这一类诗，通称为“百咏诗”，也兴起于唐代。 　　现在我们欣赏一下大游仙诗中的五首刘晨、阮肇入天台遇仙女的故事诗。可能它们已概括了整个故事。 　　刘晨阮肇游天台 　　树入天台石路新，云和草静迥无尘。 　　烟霞不省生前事，水木空疑梦后身。 　　往往鸡鸣岩下月，时时犬吠洞中春。 　　不知此地归何处，须就桃源问主人。 　　前六句是叙述刘、阮二人步入天台深处，一路所见景物。末二句是唱词结束，转入说话的暗示。廖文炳在《唐诗鼓吹》中解释云：“此言随树而入天台，踪迹罕至，石路如新。而其中云气和煦，草色幽静，绝无尘俗之染矣。到此烟霞之中，不记生前之事，但见水木清深，疑是梦后之身。五、六二句，言洞中所闻，乃仙家鸡犬。吾至此地，不可无主人以托宿焉，所以欲就桃源而问之也。” 　　这样已通讲了全诗，可以无须再释。以后各诗，打算仍是抄录廖文炳的讲解，供读者学习古人串讲诗篇的方法。不过这里要补充说明二点：一，古人用“洞”字，意义和现在不同。象这首诗中所谓“洞中”，并不是指山的岩穴，而是指四山环绕的一片平地，就是西南各省所谓“坝子”。道家所谓“洞天福地”，就是与世隔绝的一块山中平原。少数民族所住的深山中的坝子，也称为“洞”，或写作“峒”。因此，“犬吠洞中”不可理解为狗在山洞里吠叫。 　　刘阮洞中遇仙人 　　天和树色霭苍苍，霞重岚深路渺茫。 　　云窦满山无鸟雀，水声沿涧有笙簧。 　　碧沙洞里乾坤别，红树枝边日月长。 　　愿得花间有人出，免令仙犬吠刘郎。 　　此诗前六句描写刘、阮一路行去所见风景。遇到许多桃树，采桃食之，顿时觉得身轻脚健。此时忽然有狗出来向他们狂吠，于是希望有人出来喝止这条狗。 　　廖文炳解释云：“此言来至天台，天气和而树色苍然，岚深霞重，其途又渺茫而极远焉。且云满于山，寂无鸟雀；水流于涧，若奏笙簧。其沙则粼粼皱碧；其树则灼灼殷红。是盖别有一乾坤，故日月之长，又异于人间之岁月也。不意仙家之犬，亦解迎人而吠。所愿花间有人，庶几免此，许我寻洞中之胜也。” 　　仙子送刘阮出洞 　　殷勤相送出天台，仙境那能却再来。 　　云液既归须强饮，玉书无事莫频开。 　　花当洞口应长在，水到人间定不回。 　　惆怅溪头从此别，碧山明月照苍苔。 　　此诗之前，大概还应当有一二首诗，咏唱刘、阮会晤仙女，仙女请他们吃胡麻饭的事。现在此诗已咏唱到仙女送别，显然是故事缺少了一大段。 　　廖文炳解释云：“此诗设为仙子之意以送之也。言殷勤相送，出山一别，岂得再来此仙境。君既归后，仙家之酒，须当强饮以消愁思，洞里之书，不可频开，以亵汙【wu】仙传。自此而思仙凡之事，亦相去悬殊矣。花开洞口，固无时而不在；水到人间，当无复有回时。今与二人溪边怅别，空对碧山明月，照映苍苔而已。” 　　这里要补充讲的是：(一)“云液”是仙女赠刘、阮的酒名。她们劝刘、阮多饮仙酒，可以延年益寿。“强”，是勉强，不会饮酒也应当勉强饮几杯。“玉书”是道家的书籍。内容大约是养生的药方或解灾辟邪的法术。故仙女劝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才翻开来看。否则，如果经常翻阅，就会损坏了仙书。 　　仙子洞中有怀刘阮 　　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 　　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 　　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 　　晓露风灯易零落，此生无处访刘郎。 　　廖文炳解释云：“首言自别刘、阮之后，懒将瑶瑟理霓裳之曲，想刘、阮已归尘世，其梦当不及仙梦之长也。综彼此而言之，我居洞里，别有一天，而春光寂寂；君在人间，相寻无路，而月色茫茫。尘梦、鹤梦，其相去为何如哉?五、六句言仙家景物常在，而不得与刘、阮相赏，今刘、阮一去，俨若晓露风灯，易于零落，悠悠仙梦，乃与尘寰相隔，正未知此生何处可访问刘郎耳。” 　　刘阮再到天台不复见诸仙子 　　再到天台访玉真，青苔白石已成尘。 　　笙歌寂寞闲深洞，云鹤萧条绝旧邻。 　　草树总非前度色，烟霞不似往年春。 　　桃花流水依然在，不见当时劝酒人。 　　廖文炳解释云：“此言苔石成尘，玉真之不见可知，尚有何于云鹤笙歌哉。盖当时草树烟霞，非不在望，而较之前度之色，往年之春，已异矣。虽桃花流水，依依不改，如不见劝酒之人何?” 　　故事大约到此讲完，这是最后一首唱词了。刘晨、阮肇的故事见于《幽明录》，只说刘、阮回到家中，所见的已是七世孙了。曹唐诗所表现的却是仙女思念刘、阮，刘、阮再入山访觅，不见仙女。这是当时说书先生增添的部分，很象崔護【hu】桃花的故事，从神话变为传奇了。 　　小游仙诗也选录四首，以见一斑，不用解说了。 　　芝草芸花烂漫春，瑞香烟露湿衣巾。 　　玉童私地夸书札，偷写云谣暗赠人。 　　昨夜相邀宴杏坛，等闲乘醉走青鸾。 　　红云塞路东风紧，吹破芙蓉碧玉冠。 　　笑擎云液紫瑶觥，共请云和碧玉笙。 　　花下偶然吹一曲，人间因识董双成。 　　暂随凫伯纵闲游，饮鹿因过翠水头。 　　宫殿寂寥人不见，藕花菱角满潭秋①。 　　一九八五年四月五日 　　①“藕花”原作“碧花”。“碧”字与上句“翠”字重复，实在不佳。今改作“藕花”，好得多。我讲解唐诗而擅自改字，未免唐突，但想借此一例，与读者研究诗的用字法，也可以算作一次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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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章碣：诗三首

章碣【jie】，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不知其字，诗人章孝标之子。章孝标应进士试考了十年，至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九年)方才及第。及第后，回家嘉庆①，先以诗寄家乡友人，诗云： 　　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 　　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 　　——《及第后寄广陵故人》 　　诗意说进士及第比任官更为荣耀，我现在好比镀了金，出京回家省亲。旅程已经快要到扬州，故寄此诗报告朋友们，请大家洗净眼睛，改变对我的看法。以考上进士为镀金，是唐人俗语。“金汤”即“金液”。今人以出国留学或获得某种高一级的资格，称为“镀金”，语源即出于此。 　　章孝标这首诗反映了唐代知识分子对进士及第的重视，同时也反映了章孝标这个人的气度狭小。当时有诗人李绅就写了一首《答章孝标》的讥讽诗： 　　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 　　十载长安方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章孝标读了此诗，大为羞惭，但因此而终于不成大器，官位止于秘书省正字。 　　儿子章碣，也是屡试不及第。咸通末年(公元八七四年)，颇有诗名，满心以为可以成名了。乾符中，高湘知贡举，章碣去应试。谁知高湘从长沙带了他的得意门生邵安石来，录取了安石而不取章碣。章碣怨恨之馀，写了一首使他幸而能够传名于后世的七绝： 　　东都望幸 　　懒修珠翠望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 　　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这首诗以宫怨寄兴。唐代选举制度，有时也在东都洛阳设置考场，不过不是常例。章碣大约在洛阳应试，故比之为东都望幸。第一句说：宫中美人懒得妆饰。第二句说：因为心有怨恨，眉毛蹙紧不开。“眉月”即月牙形的眉毛。第三句说：即使到东都去也没有好处。第四句说：谁知君王自己带领了美人来，不会宠幸宫中的美人。此诗对高湘的讽刺极妙。《唐诗品汇》只选了他两首七绝，这首之外，另一首是《焚书坑》。 　　焚书坑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秦始皇帝为了箝【qian】制知识分子的思想，以巩固其独裁政权，收缴天下儒家书籍，统统烧掉。又把政治上的异己分子，主要是儒士，活埋了四百六十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焚书坑儒”。也可以说是世界史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据《史记·始皇本纪》的记载，焚书是在始皇三十四年。当时，秦始皇下令史官，把秦国以外各国的历史书都烧掉。除了博士们所用的公家藏书以外，民间所藏“诗书百家”书籍，都要在命令到达后三十天内上缴给本郡郡守或郡尉，即在当地焚烧净尽。烧书以后，人民中如有私相谈论诗书的，处以死刑。“以古非今”，反对现政权者，杀其家族。官吏知而不揭发者，同罪。医药、占卜、种树的书，不必焚烧。 　　坑儒是在三十五年。当时在首都咸阳的儒生还有不满言论，始皇下令审问，定罪名为“为妖言以乱黔首”。审问之时，诸生互相检举揭发，最后把判定为犯禁的儒生四百六十多人，坑于咸阳。 　　由此可知，书是分散在各地焚烧的，坑儒只在咸阳。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焚书坑”三字连读，于是在临潼骊山下伪造了一处古迹：秦始皇焚书坑。章碣这首诗，是赋咏名胜古迹，也是怀古诗。诗意说：烧书(竹帛)的烟火销灭之后不久，秦始皇的事业就空虚了，因为始皇崩于三十七年七月。“祖龙”是当时人民称始皇的隐语，“祖”就是“始”，“龙”象征皇帝。始皇生前，用种种方法，固守他的关河。现在，他所居之处，固守也徒然了。故诗云：“关河空锁祖龙居。”始皇焚书坑儒，也是为了锁住他的关河，惟恐读书人起来造反。岂知坑中的竹帛灰还没有冷却，关外已经有刘邦、项羽举兵造反了。而刘邦、项羽都不是读书的知识分子。 　　章碣此诗，立意很新，对仇视知识分子的秦始皇，讽刺也很尖锐。但这首诗的主题思想，却是说出了一个真理：革命的动力不在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能运用他的知识，评论政治，是非、善恶、臧否，都可以凭他的知识论定，但对于施行仁政的统治者，他只能起锦上添花的作用；对于施行苛政的统治者，他没有把他拉下来的能力。我国历史上聪明的统治者，对于“处士横议”，都不十分重视。秦始皇过高地估计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干出了焚书坑儒的蠢事，无补于他的“帝业”。倒是中国老百姓，尤其是被压迫的农民，知道他们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们会讥笑知识分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大事。” 　　同时人罗隐也有一首《焚书坑》诗云： 　　千载遗踪一窖尘，路旁耕者亦伤神。 　　祖龙算事浑乖角，将谓诗书活得人。 　　此诗三、四句大意说秦始皇计算错误，以为诗书真能救活被压迫的人民，这一层意思，却可谓“先得我心”了。 　　在“十年浩劫”期间，这首诗曾风行过一时。但是只截取了最后一句，作为革命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理论依据，也就成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充分理由，结果是与秦始皇殊途而同归。这是诗人章碣所想象不到的。 　　章碣此诗，以为秦始皇是在骊山下掘一个大坑，用以焚书的。所谓“坑灰”，是指竹帛(书)的灰烬。这就与事实不符。坑是掘来用以活埋儒生的。宋初提倡西昆体的杨億有一首咏秦始皇的诗(《始皇》三首之一)，其结句云： 　　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 　　这两句的诗意完全抄袭章碣，不过他改用项羽入关，焚烧阿房宫，火三月不熄的故事。方虚谷把此诗选入《瀛奎律髓》，评论道：“第七句最佳，作诗之法也。坑儒未几，骊山已火。以一火字贯上意。”这样一讲，反映出作者与评者，都是糊涂虫。作者知道这是儒坑，不是焚书坑，但是他偷了章碣诗句，改了一个字，说是“儒坑未冷”。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是被活埋掉的，不是烧死的。坑既没有被火烧热，怎么说是“未冷”呢?这一句诗简直是事理不通，而方虚谷却以为此句“最佳”，并且用来教人以“作诗之法”，岂不可笑?方虚谷说此二句以一“火”字贯串，而没有想到儒坑中本来没有火。现在我给作者改一句为“焚书未烬骊山火”，这才是“以火字贯上意”了。 　　章碣的诗，现在仅存二十六首于《全唐诗》中，七律为多，未见佳作。方干有《赠进士章碣》诗，首二句云：“织锦虽云用旧机，抽梭起样更新奇。”这是说他作诗虽用旧形式，却能有新意。结句云：“此时才子吟应苦，吟苦鬼神知不知。”可知章碣也象孟郊、贾岛一样是个苦吟诗人。只是才分不高，即使吟苦，也未能有足以使“鬼神惊”的佳句。 　　罗隐也有一首诗《送章碣赴举》，其颔联云：“久经离乱心应破，乍睹升平眼渐开。”似乎是在黄巢兵败之后才入京应举。但《唐诗纪事》说他是“登乾符进士”，乾符止有六年，正是王仙芝、黄巢举兵之时。章碣既未在高湘榜下及第，或者在此后一二年内终于成了进士，但又与罗隐诗意不合。此后他的传记是“流落不知所终”，恐怕也是战事的影响。 　　章碣还有一首诗值得注意： 　　东南路尽吴江畔，正是穷愁暮雨天。 　　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逆风船。 　　偶逢岛寺停帆看，深羡渔翁下钓眠。 　　今古若论英达算，鸥夷高兴固无边。 　　这首诗没有题目，只题作“变体诗”。律诗第一、三、五、七句向来不用韵，此诗却押了“畔”、“岸”、“看”、“算”四个仄声韵，这是他创造的变体律诗。顾况作“吴体”诗，温庭筠作“双声”诗，李商隐作“当句对”诗，和章碣这首“变体”诗，都反映着中唐以后，有人在律诗的形式方面，试探于创新，但是都没有成功。 　　一九八五年四月九日 　　①唐人以进士及第后回家省亲，谓之“嘉庆”。又称“拜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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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令 ·《妈》
妈
勤俭 持家
精厨艺 爱兰花
怜子惜女 尊师孝爷
人生追往事 风雨濯年华
尝尽世间甘苦 更如幽谷奇葩
不堪岁月催人老 一任沧桑伴日斜

七律 · 《 枣花》
日暮闲游枣树林，花香拂面动诗心。
繁枝素蕊蜂忙采，密叶清风蝶乱寻。
自古虽无丹桂艳，生来却有世人矜。
莫言多棘难怡目，果实甘甜引客临。

八声甘州 ·《看图有感》
望银装素裹遍城隅，草木似新梳。
任霜欺雪压，琼枝独绽，芳散春余。
慨叹天公雅意，孤寂胜欢娱。
期待平生怨，凭尔排除。
谁识多年病体，已不争世事，与众何殊。
怅韶华早逝，兀自踏穷途。
再休提、曾经风月，到如今、回首亦踟蹰。
皆因是、梦萦难去。唯有长吁。

题：刘备
上联：三顾茅庐成霸业
下联：几经战场扭乾坤 【却上心头】

题：诸葛亮
上联：隆中决策分三国
下联：汉室扶持付一生【却上心头】

题： 曹操
上联：乱世奸雄真本色
下联：文韬武略亦风流 【却上心头】




浣溪沙 ·《欲问经年成琥珀》
冰雪突临景象殊，银装素裹遍城隅，压枝红艳意何如。
欲问经年成琥珀，又期一梦落珍珠。焉知早已寄须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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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上心头 发表于 2014-4-11 0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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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令 ·《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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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 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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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李群玉：黄陵庙诗

李群玉是晚唐诗人中有特点的一个。字文山，湖南澧州(今澧县)人。《唐才子传》称他“清才旷逸，不乐仕进，专以吟咏自适。诗笔遒丽，文体丰妍。好吹笙，美翰墨，如王谢子弟，别有一种风流。”又说亲友敦促他入京应进士试，落第之后，就不再去。裴休为湖南观察使，厚礼聘请他佐理郡中事务。曾劝勉他说：“处士被褐怀玉，浮云富贵。名高而身不知。神宝宁久弃荒途，子其行矣。”这大约是裴休罢任的时候，劝他入京求仕的话。大中八年(公元八五四年)，裴休为宰相执政。使李群玉进呈诗三百篇，同时为他上表举荐，因而得授宏文馆校书郎。但他还是不乐为官，不久即告假回家，二年后逝世。《唐诗纪事》说：“群玉好吹笙，善急就章，喜食鹅。及授校书郎东归，卢肇赠诗云：‘妙吹应谐风，工书定得鹅。”他的诗今存三卷，五言为多，颇有清新古雅之作。生平事迹，大概如此。《唐才子传》有一段评论云：“夫澧浦古骚人之国。屈平仕遭谮【zen】毁，不知所诉，心烦意乱，赋为《离骚》。骚，愁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也，又何怀乎故都?’委身鱼腹，魂招兮不来。芳草萎尔，萧艾参天，奚独一时而然也。群玉继禀修能，翱翔大化，人不知而不恤，禄不及而不言。望涔阳之无极，挹兰杜之绪馨。款君门以披怀，沾一命而潜退。风景满目，宁无愧于古人。故其格调清越，而多登山临水、怀人送归之制。如‘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等句，己曲尽羁旅坎壈【lan】之情。壮心千里，于方寸不扰，亦大难矣。”这一段文字，前段以李群玉比之为屈平，中段叙说李群玉的品德，后段评其诗格。我以为李群玉与屈平不同，他并非因不见用于朝廷而感到穷愁，也没有象屈平那样的叫苍天，叩帝阍。他根本是心甘淡泊，敝屣【xi】荣名的人，恐怕只能比之为陶渊明一流。不过评论中说他曾“款君门以披怀”，方干《经李群玉故居》诗中也说他：“讦直上书难遇主，衔冤下世未成翁。”似乎李群玉曾向朝廷上书论政而未被采录，但现有的资料中却没有记载。尽管李群玉的传记资料不详，但已可知他的人品是高洁的。可是近来有一个唐诗选本却说：“李群玉的诗内容不丰富，不脱山人、门客的题材，既歌咏闲适，又干求权贵。”这一评论真不知根据什么史料。李群玉生平只有裴休一个知己。裴休这样提挈他，他还是很恬淡。做一下校书郎，还是为了裴休的恩遇，此后便及早告退，并不想高升。他的诗集中根本没有一首干求权贵的诗。甚至在《蒙恩授官，言怀纪事》这首诗中，也没有感激涕零的表现。这段评论，很象是三十年代批判晚明小品文作家的，现在抄来评论李群玉，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湖南湘阴洞庭湖边有一座黄陵庙，是祭祀帝尧的两个女儿的。据古代传说，帝尧二女，一名娥皇，一名女英，都嫁给帝舜。舜到南方去巡狩，娥皇、女英也随从同去。到了湘阴，二女留驻。舜帝独自南行，行到现在的湖南、广西交界处，所谓“苍梧之野”，得病而死，葬于九疑山下。后人为他建祠，至今九疑山下还有舜祠。娥皇、女英得到舜帝病死的消息，日夜悲哭，不久就投水而死。她们的眼泪洒在竹竿上，就成为湘妃竹。后人在湘阴为她们建祠，称为黄陵庙。 　　黄陵庙是李群玉经常经过的地方。他对这两位尧女舜妃的故事，很有感动，每次经过，必赋一诗。现在他的诗集中，还存四首。据说他从校书郎告病假回湖南时，又经过湘阴，在黄陵庙题诗一首： 　　黄陵庙 　　小姑洲北浦云边，二女明妆尚俨然。 　　野庙向江春寂寂，古碑无字草芊芊。 　　风回日暮吹芳芷，月落山深哭杜鹃。 　　犹似含嚬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 　　这首诗很流利，诗意也明白清楚，无须注释。第二句是说庙中神像塑造得栩栩如生。中间二联在写景中表凄恻的怀古之情。结尾句设想二妃还好象在悲哀地遥望南巡的帝舜，可是隔着湘江的九疑山，在云雾之中，乌沉沉地望不清楚。 　　李群玉题诗之后，当晚就住在山下旅馆中。梦见两个女子，自言是娥皇和女英。因为被李群玉的好诗所感动，所以来致谢。并且说，两年之后，你将“游于汗漫”，那时我们就可以和你叙会了。李群玉就和她们互叙情好，一会儿她们便倏然不见。两年以后，李群玉果然得病身亡，大约就是神女所谓“游于汗漫”去了。 　　这个梦，大约李群玉很高兴，常常讲给朋友听。《唐诗纪事》说“段成式志其事”。段成式是《酉阳杂俎》的作者，喜爱记录异闻奇事，但李群玉的故事却未见于此书。不过段成式有两首《哭李群玉》诗，我们非但可以由此知道李群玉曾自己夸说过这个美梦，而且也可以了解李群玉的人品： 　　哭李群玉 　　曾话黄陵事，今为白日催。 　　老无儿女累，谁哭到泉台。 　　哭李群玉 　　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 　　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无独有偶，同时有一位四川诗人李远，字求古，也是一个“夸迈流俗，为诗多逸气”的人。宣宗时，宰相令狐綯要任命他为杭州刺史。皇帝说：“此人做诗，有‘青山不厌一杯酒，白日惟销一局棋’的话，他整天饮酒下棋，能做地方官吗?”宰相说：“这是诗人偶尔感兴，未必真是如此懒散。”皇帝说：“好吧，让他去试试，看他政绩如何。”李远上任之后，果然清廉能干，大得民心。李群玉喜吃鹅，李远却爱吃鸭。凡有贵客经过他的治邑，他不送财物，止送两只绿头鸭。他又喜欢收藏历史文物，特别注意于天宝遗物，曾在关中一个和尚处访得一双杨贵妃的袜子，郑重珍藏，常常取出来给朋友们赏玩。李群玉在黄陵庙题诗时，李远正任江州刺史。李群玉从湖南东游，路过九江，访晤李远。二人谈笑永日，情谊极为契合。李群玉又讲起黄陵庙梦中的爱情遭遇，李远也取出杨妃的袜子给群玉欣赏，并说：“我自从得到这双又软又轻，既香既窄的妙物之后，每次一见，就好象身在马嵬坡下，与贵妃会合。”于是二人皆拊掌戏笑，各有赋诗(见《唐才子传》)。 　　这是两个诗人的****狂故事，都可以用弗罗伊德的性心理分析方法来解释。这两个诗人，诗虽然写得很清逸，但人品都是端庄严肃，不象杜牧、温飞卿等人的风流放诞。因而他们都有被压抑的潜在意识。李群玉的梦，是他的潜在意识的暴露；李远的袜，也是潜在意识的寄托物。可惜当时二人所赋之诗没有流传下来。 　　李群玉还有几首黄陵庙诗，大约是早期所作，今一并抄录于此： 　　黄陵庙 　　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 　　轻舟短棹唱歌去，水远山长愁杀人。 　　题二妃庙 　　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滴松风。 　　不知精爽归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 　　湘妃庙 　　少将风月怨平湖，见尽扶桑水到枯。 　　相约杏花坛上去，画栏红紫斗樗【chu】蒲。 　　湘中古怨(第三首) 　　南云哭重华，水死悲二女。 　　天边九点黛，白骨迷处所。 　　朦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 　　万古一双魂，飘飘在烟雨。 　　二妃庙、湘妃庙，都就是黄陵庙。第一首是用竹枝歌体写黄陵庙下的姑娘们，穿了茜红色的新裙子，划船唱歌而去，使人感到水远山长，无可追踪。何义门评得好：“结句是欲往从之而无由，亦《楚辞》求女之意。” 　　第二首第一句写时，“春已空”即春光已尽。第二句用“子规啼血”来表现二妃的怨情。第三、四句说：不知二妃的精灵现在何处，我疑心她们在秋空中象巫山神女一样地行云行雨。这二句已透露了诗人的心理状态，为梦的预兆了。 　　第三首不敢曲解，似乎题目与诗不合，可能有错误。 　　第四首用赋体描写二女，全是这个神话的叙述。但结尾句，已有“疑是行云秋色中”的幻想了。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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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刘驾：诗八首

刘驾的生平不甚可知，合《唐才子传》及《全唐诗》两种资料，只能知道他字司南，江东人。大中六年(公元八五二年)进士。与曹邺为好友，二人俱工古风。邺先登第，不忍先归，居长安，待驾成名，乃同归范蠡故山。时国家收复河湟，驾献乐府十章，上甚悦，历官至国子博士。所谓“江东人”，又云与曹邺同归范蠡故山，似乎二人皆越中人。但曹邺小传明明说是桂州人，可知记传有误。 　　刘驾诗多五、七言古体，在律诗泛滥，人人竞争一联一句之奇的时候，作古体诗成为空谷足音，亦足以引人注意。但现存刘驾诗一卷中，就是古体诗也没有特异之作，所以在晚唐诸诗人中，他不能如陈子昂在武则天时代那样杰出。 　　早行 　　马上续残梦，马嘶时复惊。 　　心孤多所虞，僮仆近我行。 　　栖禽未分散，落月照古城。 　　莫羡居者闲，冢边人已耕。 　　这篇《早行》是刘驾的著名作品，但也只是好在第一句。它和温庭筠《商山早行》诗中二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被称为描写旅人早行的佳句。 　　旅人在客店里，梦还没有醒，已经被僮仆催起身，出门赶路了。于是，骑在马上，昏昏沉沉的，还是续做昨夜的残梦。每逢马嘶声，便吃了一惊。第三、四句说：早行人心情有孤独之感，因而走路不放心，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僮仆也和我一样，挨近了我一起走，不敢离开。第五、六句描写一个早字。树上的鸟还没有四散飞去，城头上还可见月亮正在落下。第七、八句写旅行人感到行旅的忙碌与辛苦，有点羡慕住在家里的人生活悠闲。但是，一看冢墓旁边已有人在耕地，便悟到居者也并不悠闲，他们也是要清早起来劳动的。这两句的意义是旅行人自己宽慰，也解释了上文“心孤多所虞”。 　　古出塞 　　朔风不开花，四气多作雪。 　　北人尚冻死，况我本南越。 　　古来犬羊地，巡狩无遗辙。 　　九土耕不尽，武皇犹征伐。 　　中天有高阁，图画何时歇。 　　坐恐塞上山，低于沙中骨。 　　这是一首讽谕统治阶级开边的乐府诗，在晚唐诗中，也可算是凤毛麟角了。诗意说：胡地的风不会催开花朵，四季的气候都只能酿雪。北方人有时都会冻死，何况我是南越来的人。这四句写出关后的气候感觉。中四句说：从古以来，这种犬羊所居之地，一直有帝王到处巡狩。九州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发，可是皇帝还要发兵出征，开拓边境。下四句说：天上有一座高楼，永远在给开边的名将功臣绘画图像，以为奖励。这是指唐朝宫中的凌烟阁。阁上有历代文武勋臣的画像。结句是反话，但恐沙场上战死兵士的白骨，会比山还高。 　　贾客词 　　贾客灯下起，犹言发已迟。 　　高山有疾路，暗行终不疑。 　　寇盗伏其间，猛兽来相追。 　　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岐。 　　扬州有大宅，白骨无地归。 　　少妇当此日，对镜弄花枝。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商旅情况。商人住在客店里，天未明就出门上路，还说已经迟了。高山上有一条捷径，在昏暗中行走，一点没有顾虑。不提防那里有强盗，有猛兽。被害死了生命，金玉珍宝都被劫去，只有空的囊橐【tuo】抛在路口。这个商人家在扬州，住的是大宅院，可是他的白骨却无法回去。当他在行路中被害的时候，家里的年轻妻子还正在对镜插花呢。 　　这首诗写得很紧凑简净，每二句概括一层意思，没有一个多馀的字句。“疾路”即快速的路，亦即近路，恐怕应当写作“捷路”。“伏其间”原作“伏其路”，重复了“路”字，今改为“间”字。 　　刘驾还有几首独创一格的诗，也抄出来展示他对诗的新形式的追求： 　　春夜二首 　　一别杜陵归未期，只凭魂梦接亲知。 　　近来欲睡兼难睡，夜夜夜深闻子规。 　　几岁干戈阻路歧，忆山心切与心违。 　　时难何处披衷抱，日日日斜空醉归。 　　郪【qi】中感怀 　　顷年曾住此中来，今日重游事可哀。 　　忆得几家欢宴处，家家家业尽成灰。 　　晚登迎春阁 　　未栉凭栏眺锦城，烟笼万井二江明。 　　香风满阁花满树，树树树梢啼晓莺。 　　望月 　　清秋新霁与君同，江上高楼倚碧空。 　　酒尽露零宾客散，更更更漏月明中。 　　这五首诗，每首的第四句都重叠三字，第四首连上句共叠四字。这决不是偶尔的事，显然是作者有意尝试，创造一种新颖的句法。但这只是一时文字游戏，不可能成为定格，所以后世诗人，虽也间或摹仿做一二首，不算是绝句的一体。但我们可以给它们定一个名称，叫做叠字诗。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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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秦韬玉：贫女

秦韬玉，字仲明，京兆人。他父亲是一个禁卫军官，但他却爱好文学，作诗恬和浏亮。他巴结上当时有权有势的宦官田令孜，由田令孜的提拔，不到一年，官至丞郎，为保大军节度使幕下的判官。僖宗避难入蜀，他也随驾同行。中和二年(公元八八二年)，礼部侍郎归仁绍主试，僖宗特下敕命，赐秦韬玉进士及第，并命礼部把秦韬玉列入及第进士二十四人名额内一起安排官职。以后田令孜就汲引他为工部侍郎。 　　以上是《唐才子传》记载的秦韬玉的履历。由此看来，唐代三百年的诗人中，他的出身最为特殊。“丞郎”是县丞和校书郎一级的官职，一般都是进士及第后的第一任官职。秦韬玉未经考试及第，已经以丞郎的官位任职节度判官，这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后来又不经考试，而由皇帝的敕命成为及第的进士，更依靠宦官的提拔，一下子升迁为工部侍郎，官运迅速，也是古所未闻的。 　　秦韬玉诗有《投知小录》三卷，但现存于《全唐诗》中的只有三十六首，大多是七言律诗。诗不甚佳，而《贫女》一首却为历代传诵的名作。 　　贫女 　　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亦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首诗写一个天生自然美丽的贫女，不学时世流行的梳妆打扮，因而不被人们赏识，嫁不出去。天天在家做针线活计，却是为别人做嫁时衣。诗的主题思想，一读就明白，显然是有比兴意义的。最后二句，尤其为历代以来，以文字工作为达官贵人服务的人，常常引用来发泄牢骚。“为人作嫁”这个成语，就是出于此诗。 　　但是，这首诗的总的意义，虽然人人都能了解，其中间二联却直到如今没有人能完全理解。我们先看一段《唐诗鼓吹》中廖文炳的解释： 　　此伤时未遇，托贫女以自况也。首言贫居蓬门，素不识绮罗之香，拟托良媒以通意，不免枉已以徇人。亦为之自伤也。喻不可托人荐拔以致用也。且以人情言之，格调之高，未必致爱；梳妆之俭，对所共怜。喻世有才德者则不之用；致饰于外者，则好之耳。五句言不敢以工巧夸世，六句言不敢以描画自骄。未则致其自伤之意。谓吾所最恨者，年年压金线，以作他人嫁时之服，惜我贫居，久不适人，其情于是乎可恻也。 　　再看新近出版的《唐诗选》，编者注释云： 　　风流，举止潇洒。高格调，胸襟气度超群。怜，在这里也是爱的意思。时世，当代。上句的谁字贯下句。这两句说：有谁欣赏不同流俗的格调，又有谁与贫女共爱俭朴的梳妆呢?也就是说，当时只有卑俗的格调和奢靡的梳妆才被人喜爱。 　　从元明到如今，我只见到这两段比较详细的解释，可以看清作者对此诗每一句的了解情况。《唐诗鼓吹》中朱东岩也有一段评解，说得很含胡，看不清他对关键句子的了解情况，故不录出。 　　以上两段解释没有多大差距。他们都把“谁爱”、“共怜”二句理解为平行句，“风流高格调”是属于贫女，“时世俭梳妆”也属于贫女。“敢将”、“不把”二句，廖文炳也理解为平行句，《唐诗选》编者虽没有讲到，但可知他和廖文炳的体会没有不同。 　　我认为，这两联四句，他们都讲错了。也许历代以来，读此诗者，也都是这样讲法。那么，这首诗一向没有人完全理解，也说不定。不过，喻守真注解《唐诗三百首》，在此诗后的一段“作法”简释却很有意思： 　　首句以“绮罗香”衬“贫”字。次句以“伤”字立意。颔联上句是自矜身分，下句是鄙弃时俗，颈联是不露才华，下句是不同流俗。末联是伤不得其时，“苦恨”是从“自伤”中来，“压金线”又从“针巧”①而来。贫女的拟托良媒，正反映诗人的无人汲引，不能得志…… 　　虽然没有逐句讲明，但可知他都不把中二联的上下句理解为平行句。上句的理解没错，下句则似乎还没有讲通。 　　这首诗牵涉到“时世妆”。如果不了解当时妇女的“时世妆”是什么样式。就不容易了解第二联和第三联的下句。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已搜集了一些关于从天宝至贞元、元和年间的妇女时行妆束的资料，现在我们可以利用他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共怜时世俭梳妆”及“不把双眉斗画长”这两句。这两句的意义弄清楚之后，才能正确地了解两联的作者原意。 　　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这是王建的一首《宫词》。说当时宫女的装束，还是天宝末年的时妆。鞋头小，衣裳也窄小，眉毛画得又细又长。当时民间妇女的装束已经改变，宫女的装束己成为老式，所以王建说幸而外人见不到这样装束的宫女，如果见到，一定会失笑。 　　白居易《新乐府》有一首《时世妆》，记录了贞元、元和年间妇女的时妆： 　　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 　　时世流行无远近，顋【sai】不施朱面无粉。 　　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 　　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 　　圆鬟无鬓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下略) 　　脸上不施朱粉。唇膏是乌黑的。眉毛画作八字式，好象在哭。梳两个圆鬟而无鬓脚，象胡人的椎髻。总之，这样的妆饰是效法胡人的，所以白居易诗的结句云： 　　元和妆样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 　　同时元稹有一首诗《有所教》，大约是教训他家中妇女的： 　　莫画长眉画短眉，斜红伤竖莫伤垂。 　　人人总解争时势，都大须看各自宜。 　　第一句容易了解，不要画长眉毛，要画短些。第二句我们已不易了解。“斜红”是什么?白居易诗中也有“斜红”，大约是涂胭脂的式样。白居易诗是说不涂红色而用赭色，元稹这一句是说涂胭脂宁可竖，不要垂。但怎么叫竖与垂就不可知了。第三、四句是说：虽然人人都要学时髦妆饰，但也要看各人自己适宜于何种妆饰。(“时势”即“时世”。) 　　贞元、元和以来通行的这种时世妆，称为“俭妆”，因为比较朴素，不用脂粉而用赭色土粉，也较为俭约。《唐会要》载文宗时曾下诏禁止妇女“高髻、俭妆、去眉、开额”②。可知当时妇女的眉样，又从短眉而时行到剃去眉毛了。 　　看了这些有关唐代妇女装饰史的资料，我们可以对某些赋咏妇女生活的诗篇有更深的了解。例如朱庆馀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句诗的时代背景，正是妇女眉样在转变的时候，所以新娘自己没有把握，不知道所画的眉样合不合时世妆。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讲秦韬玉的这首《贫女》诗了。起联和尾联都没有问题，大家所理解的也没有差距。主要是讲中间二联四句。 　　“谁爱风流高格调”，此句是贫女“自矜身分”。她知道自己风格太高，无人喜爱。诸家所释，都是一样。不过“风流”二字，并非指“举止潇洒”，而还是指妆饰高华。白居易诗中有几次用到“风流”，例如： 　　风流夸堕髻，时世斗啼眉。 　　风流薄梳洗，时世宽妆束。 　　这里“风流”都与“时世”对举，两联都是平行句，可知“风流”也是指妇女妆饰时髦、漂亮的意思。秦韬玉这一句的意思是说：“谁喜爱我这种不合时宜的高格调的打扮呢?” 　　接下去说：“共怜时世俭梳妆。”这里一个“共”宇，一个“俭”字，大家都讲错了，因此没有掌握到作者的原意。“共”字应讲作“许多人”，“众人”。“俭梳妆”本该是“俭妆”，因为要凑足七字，而加入一个“梳”字。整句的意思应当讲作：“大家都喜欢时行的俭妆。”许多人不知道当时的时世妆名为“俭妆”，于是廖文炳讲作“梳妆之俭，时所共怜”。《唐诗选》编注者讲作：“有谁与贫女共爱俭朴的梳妆呢?”这个“俭”被讲成可以肯定的美德了。 　　颈联二句就牵涉到画眉的问题了。当时是通行画短眉，或者甚至剃去眉毛的“时世”，那么，如果有一个姑娘自以为手指纤巧，偏偏要画长眉，岂非背时?诗人要描写贫女不敢背时，只得从俗，因此说：“我不敢自夸手指纤巧，所以不画长眉。”喻守真以为这下句是表示“不同流俗”，恰恰是讲反了。 　　结尾句“为他人作嫁衣裳”，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结构法。这是一个拗句，又称折腰句。在诵读的时候，只能照一般七言句那样读作“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日 　　①针巧：此字《唐诗品汇》作“纤巧”。《全唐诗》作“偏巧”，注云：“一作纤。”诸家引用亦多作“纤巧”。只有《唐诗三百首》作 　　“针巧”。观原诗下句对“斗画长”，则“针”字亦有理。 　　② 　　《唐会要》卷三十一载唐文宗大和六年(公元八三二年)有司奏：“妇人高髻险妆，去眉开额，甚乖风俗，颇坏常仪。费用金银，过为首饰，并请禁断。其妆梳钗篦等，伏请敕依贞元中旧制。仍请敕下后，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内改革。”此文中 　　“险妆”乃“俭妆”之误。《唐诗鼓吹》注引此文，作“俭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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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皮日休、陆龟蒙：杂体诗五首

皮日休，字袭美，又字逸少，襄阳人，隐居鹿门山，自号醉吟先生。咸通八年(公元八六七年)，登进士第，历官著作佐郎，太常博士。咸通九年，东游吴越，认识了陆龟蒙，互相唱和，结为诗友。著有《皮子文薮》十卷。 　　陆龟蒙，字鲁望，别号天随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汉涪翁、渔父、江上丈人。苏州人，居临顿里。善为诗文，名振全吴。举进士，未及第。家有藏书万卷，嗜饮茶，在顾渚山下置茶园又著《茶经》，卢仝【tong】以后，论茶道者推重之。乾符六年(公元八七九年)春，卧病笠泽，隐几著书，自编其诗赋铭记杂文，为《笠泽丛书》四卷。中和初，以疾卒。 　　皮、陆二人，自结交后，所为诗皆互相唱和，尝自编其唱和之诗为《松陵唱和集》。在文学史上，号称皮陆。他们的诗，在晚唐诗坛别成江湖隐逸一派。诗风清秀平淡，多题咏风物之作，无温李的缛丽，亦不作郊岛的枯槁。 　　现在我不想讲皮、陆的诗，但要讲他们二人开创的许多先例。首先是“丛书”这个名词，起于陆龟蒙的《笠泽丛书》。原意是个人的“杂著”，后来却成为许多书的结集。南宋时俞鼎孙编的《儒学警悟》是中国第一部丛书，可能也是全世界第一部丛书。 　　唱和诗是早已有的，从初唐的君臣唱和到元稹、白居易的唱和，都是一人首唱，一人奉和，题目虽同，诗还是各人各做。到皮、陆则开始了次韵唱和，即和作的诗必须依次用首唱诗的韵脚。例如皮日休有《新秋言怀寄鲁望三十韵》五言古诗一首，最初四韵是“郊”、“巢”、“蛸”、“敲”。陆龟蒙写了一首和诗，题云：《奉和袭美新秋言怀三十韵次韵》，这首诗的最初四韵也是“郊”、“巢”、“蛸”、“敲”。以下也完全依次用皮日体原诗的韵脚。这就称为次韵和诗。陆龟蒙有一首《和张广文贲旅泊吴门次韵》。张贲【bi】【ben】停船在苏州时写了一首五言律诗，陆龟蒙依韵和了一首。后来又作一首酬答张贲，题目就称：《又次前韵赠张广文》，这样就是连作两首次韵诗了。自从皮、陆首创了次韵唱和之后，后世就有了一人首唱，众人次韵和作的风气。为了争奇斗胜，有时甚至和到许多首，称为“叠前韵”、“再叠前韵”、一直到七叠、八叠。这样的诗，完全是矜夸用韵之巧，诗的内容当然不会好。 　　在皮、陆以前，没有唱和诗集。《松陵唱和集》之后不久。就出现了《西昆酬唱集》。从此诗的出版物中，又时行了一种唱和诗集。清代人喜欢结诗社，命题作诗，唱和诗集日益增多了。 　　皮、陆二人又喜欢做各种体式的诗。他们的诗集中都有一卷《杂体诗》，其中有杂言诗、齐梁诗、回文诗、四声诗、双声叠韵诗、离合体诗、古人名诗、六言诗、问答诗，可谓别开生面，洋洋大观了。皮日体有《杂体诗序》一篇，说明这些诗的渊源。其中大多数是六朝时已有。刘禹锡也做过回文、离合、双声叠韵等诗。现在陆龟蒙加以新变，给它们注入了新的生命。不过，这些诗体，毕竟是文字游戏，不能作为唐诗的发展。现在选录几首例子，看看晚唐诗人的以诗为游戏的雅兴： 　　(一)四声诗 　　四声诗四首，全是五言律诗。第一首平声，全诗都用平声字。第二首平上声。第一句全用平声字，第二句全用上声字。以下同样，一句平声字，一句上声字。第三首平去声。一句平声字，一句去声字，轮换到底。第四首平入声。也同样，一句平声，一句入声。下面是皮日休的《夏日平入声》： 　　先生何违时，一室习寂历。 　　松声将飘堂，岳色欲压席。 　　弹琴奔玄云，斸药折白石。 　　如教题君诗，若得札玉册。 　　(二)双声叠韵诗五言绝句二首。一首用双声字，一首用叠韵字。下面是陆龟蒙的《叠韵山中吟》。第一、三句用平声韵，第二、四句用入声韵。每句五字同韵： 　　琼英轻明生，石脈【mai】滴沥碧。 　　玄铅仙偏怜，白帻【ze】客亦惜。 　　(三)离合诗离合诗起于孔融，有二种。一种是单字离合，一种是名词离合。今各举一例： 　　晚秋吟(以题字离合) 　　东皋烟雨归耕日，免去玄冠手刈禾。 　　火满酒炉诗在口，今人无计奈侬何。 　　——皮日休 　　此诗第一句末字与第二句首字合并，即为“晚”字。第二句末字与第三句首字合并，即为“秋”字。第三句末字与第四句首字合并，即为“吟”字。这就是所谓单字离合。 　　药名离合夏日即事 　　避暑最须从朴野，葛巾筠席更相当。 　　归来又好乘凉钓，藤蔓阴阴著雨凉。 　　——陆龟蒙 　　仍用上下二句首尾二字结合，就是一个药名。此诗中所离是三个药名，野葛、当归、钓藤。但第三个药名显然是错了。药名只有鉤藤，没有钓藤。而这句诗决不能以鉤字结尾。可知陆龟蒙读错了药名。 　　(四)回文诗 　　回文诗起于晋朝的傅咸。他有回文反复诗二首，所以又称反复诗。一首诗，顺读倒读，都读得通，都是押韵的诗。六朝人的回文诗，都是四言、五言的短诗，作回文比较容易，七言律诗五十六字，作回文就不容易了。 　　晓起即事 　　平波落月吟闲景，暗幌浮烟思起人。 　　清露晓垂花谢半，远风微动蕙抽新。 　　城荒上处樵童小，石藓分来宿鹭驯。 　　晴寺野寻同去好，古碑苔字细书匀。 　　回文 　　匀书细字苔碑古，好去同寻野寺晴。 　　驯鹭宿来分藓石，小童樵处上荒城。 　　新抽蕙动微风远，半谢花垂晓露清。 　　人起思烟浮幌暗，景闲吟月落波平。 　　——陆龟蒙 　　《杂体诗》一卷之外，皮、陆唱和诗中还有许多吴体诗，也值得我们注意。在讲杜甫诗的时候，我讲过他两首吴体七律，那是“吴体”这个名词初次出现。注释家都不很知道它的意义，直到清代的桂未谷还以为吴体就是吴均体。到中唐时期，在许多诗人的诗中常常可以见到吴声、吴吟、越调等名词，显然可知吴人吟诗的声调与中原不同。如果用吴人吟诗的腔调来做诗，就会做出一种拗句诗。但是，我猜想，这种诗用中原人的腔调来吟诵，是拗句；用吴声来吟诵，可能并不拗。中唐时期，中原人士到江南来的很多，他们喜欢听吴侬软语，于是吴声时髦起来。这情况，正和东晋时流行吴声歌曲一样。陆龟蒙是苏州人，他高兴做几首吴体诗。皮日休受他的影响。况且也在江南住过几年，他们二人的诗集中有好几首用吴体的唱和诗，可以证明吴体诗就是拗句诗，而不是吴均体。 　　《瀛奎律髓》卷二十五是“拗字类”诗，选录五言律诗十首，七言律诗十八首。方虚谷有一段解题云： 　　拗字诗在老杜集七言律诗中，谓之吴体。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而此体凡十九出。不只句中拗一字，往往神出鬼没，虽拗字甚多，而骨骼愈峻峭。今江湖学诗者，喜许浑诗“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湘潭云尽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来”，以为丁卯句法，殊不知始于老杜。如“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宠光蕙叶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之类是也。…唐诗多此类，独老杜吴体之所谓拗，则才小者不能为之矣。五言律亦有拗者，只谓语句要浑成，气势要顿挫，则换易一二字平仄，无害也。但不如七言吴体全拗耳。 　　从这一段解题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五言律诗有没有吴体?(二)一二字拗与全篇都拗，是否都是吴体?杜甫只在全篇都拗的七言律诗前说明是吴体，一、二字拗的五言及七言律诗并不题作吴体。皮日休、陆龟蒙诗标明是吴体的，都是全篇拗句。他们也有一、二句拗的五言或七言诗，但都不标明是吴体。由此可知，只有全篇拗句的七言律诗才是吴体，一、二句有拗字的并不是吴体。因此，吴体与拗字并非一个概念。吴体诗是八句全拗。只有一、二句用拗字的诗，只能称为拗字诗，或折腰体，不是吴体。五言律诗只有拗字，没有吴体。这一结论，是我参阅皮、陆两人诗集体会到的。 　　现在选抄一首陆龟蒙的吴体诗以供参考： 　　晚秋吴体寄袭美 　　荒庭古树只独倚，败蝉残蛩苦相仍。 　　虽然诗胆大如斗，争奈愁肠牵似绳。 　　短烛初添蕙幌影，微风渐折蕉衣棱。 　　安得弯弓似明月，快箭拂下西飞鹏。 　　—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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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三家咏史诗十首

咏史诗不是一种特定形式的诗，而是一种特定题材的诗。凡是歌咏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的诗，都是咏史诗。《文选》第二十一卷有《咏史》一类，选王粲《咏史》诗一首至虞羲《咏霍将军北伐》诗一首，共九家，诗二十一首。其中惟王粲、左思、张协、鲍照四人的诗题作《咏史》，此外，曹植称《三良诗》，卢谌称《览古诗》，谢瞻称《张子房诗》，颜延年称《秋胡诗》、《五君咏》。可知虽不以“咏史”为题，只要题材是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都属于咏史诗一类。这是咏史诗的先决条件。 　　我曾在讲陈子昂诗的时候提到过咏史诗。我说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中有一部分是咏史诗，也是根据那些诗的题材内容来区分的。从陈子昂以后，许多诗人都做过咏史诗，不过很少以“咏史”为题目。例如杜甫的《武侯庙》、《八阵图》是咏史诗，但《咏怀古迹》八首却是“怀古”诗，而不是咏史诗了。这里就牵涉到另一个条件，以历史人物或历史事实为题材的，也可能不是咏史诗。借历史人物或事实来抒发自己身世之感的，属于咏怀。游览古迹而触发感慨的，属于怀古。只有客观地赋咏历史人物或事实，或加以评论，或给前人的史论提出翻案意见，这才是本色的咏史诗。但这样的咏史诗，也还很难与咏怀或怀古分清界线。诗人笔下总有感情，绝对客观的咏史诗，毫无意义，恐怕许多诗人都不屑下笔。 　　但是，晚唐时期，咏史诗似乎时行起来，先后出现了三位咏史诗作者：胡曾、汪遵、周昙。 　　胡曾的传记，以《唐才子传》所载为较详，现在全抄在这里： 　　胡曾，长沙人也。咸通中进士。初，再三下第，有诗云：“翰苑几时休嫁女，文章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闲人折一枝。”曾天分高爽，意度不凡，视人间富贵，亦悠悠。遨历四方，马迹穷岁月。所在必公卿馆縠。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奇士也。尝为汉南节度从事。作咏史诗。皆题古君臣、争战、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赏。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俱能使人奋飞。至今庸夫孺子，亦知专诵。后有拟效者，不逮矣。至于近体律绝等，哀怨清楚，曲尽幽情，擢【zhuo】居中品，不过也。惜其才茂而身未颖脱，痛哉!今《咏史诗》一卷，有咸通中人陈盖注。及《安定集》十卷行世。 　　这篇传记虽然对胡曾的生平出处没有详细记录，但可知其人品相当高尚。他的咏史诗在当时已普遍为人传诵。他的《安定集》诗十卷，今已亡佚，《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杂律绝诗十二首，亦未见有哀怨幽情之作。《咏史诗》，《全唐诗》说原有三卷，今并作一卷。《唐诗纪事》说胡曾“有咏史诗百篇行于世”。现在《全唐诗》中共存一百五十首，都是七言绝句。所咏以历史古迹为多，没有时代次序，似乎随感随作。现在选录四首，以见一斑： 　　居廷 　　漠漠平沙际碧天，问人云此是居延。 　　停骖一顾犹魂断，苏武争禁十九年。 　　垓下 　　拔山力尽霸图隳【hui】，倚剑空歌不逝骓。 　　明月满营天似水，那堪回首别虞姬。 　　华亭 　　陆机西没洛阳城，吴国春风草又青。 　　惆怅月中千岁鹤，夜来犹为唳华亭。 　　姑苏台 　　吴王恃霸弃雄才，贪向姑苏醉绿醅。 　　不觉钱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来。 　　这四首，都有些象咏怀古迹，但没有诗人的感慨。除了第一首结句可以说是作者感怀以外，其他三首都只是概括了一个历史事实。第一首咏苏武被匈奴王扣留了十九年，现在我来到居延，如此荒凉的沙漠地，驻马一看也都要心惊魂断，想到苏武在这个地方住了十九年，怎么受得了。这首诗不坏，可惜不是胡曾的创作，他是剽窃了杜牧的诗： 　　边上闻胡笳 　　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没狼烟。 　　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 　　第二首写项羽兵败别虞姬的故事，第三首写陆机的故事。陆机在洛阳被杀时叹息道：“从此不能再听到华亭鹤唳了。”陆机是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这地方海滨常有白鹤来栖息。第四首写吴王夫差耽于酒色，杀戮英雄，以致被越兵所灭。这三首诗都没有作者的意见。既无所感，又无评论。它们只是一个历史故事的歌诀，读了这个歌诀，就记起这个故事。正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这些通俗书一样，以一个四字句概括一个典故，给小学生念，帮助他们的记忆。胡曾的咏史诗，到明代还是农村蒙馆先生教小学生的历史课本。此外，我们又在《宣和遗事》中看到许多胡曾的咏史诗，被引用来作为“有诗为证”的唱词，可知这些诗曾为说唱史书的评弹家所利用，讲到有关的历史故事，就弹唱一首胡曾的诗。这又是咏史诗的第二个作用。由以上所举两个情况看来，这一类的咏史诗之所以在晚唐时候忽然有许多人大量的写作，一写就是一百多首，可知它们是当时的大众文学。 　　《唐诗纪事》记载了一段胡曾咏史诗的轶事：据说五代时蜀王衍也是个好色酗酒的荒淫国君，有一次在宴饮席上，他自己高唱一首韩琮的《柳枝词》，诗云：“梁苑隋堤事已空，万条犹舞旧春风。何如思想千年事，谁见杨花入汉宫。”这是一首借咏杨柳来悼惜隋炀帝亡国的诗。当下有一个宦官就唱了胡曾的一首“吴王恃霸弃雄才”诗。蜀王听了便发怒罢宴。这件事也反映了胡曾咏史诗在当时的普遍流行。 　　汪遵是宣州泾县(今安徽宣城)人。幼年即为县中小吏。勤学苦读，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登进士第。与胡曾是同时同辈。《全唐诗》中收录他的咏史诗五十九首，也都是七言绝句，风格与胡曾的诗一样。这里也选抄四首为例： 　　梁寺 　　立国从来为战功，一朝何事却谈空。 　　台城兵匝无人敌，闲卧高僧满梵宫。 　　燕台 　　礼士招贤万古名，高台依旧对燕城。 　　如今寂寞无人上，春去秋来草自生。 　　陈宫 　　椒宫荒宴竟无疑，倏忽山河尽入隋。 　　留得后庭亡国曲，至今犹与酒家吹。 　　白头吟 　　失却青丝素髮生，合欢罗带意全轻。 　　古今人事皆如此，不独文君与马卿。 　　第一首咏梁武帝佞佛，被侯景围困，饿死台城事。第二首咏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聘贤士事。第三首咏陈后主荒宴亡国，留下“玉树后庭花”歌曲至今犹为酒家妓女吹唱。这二句显然是用杜牧《泊秦淮》诗意。第四首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 　　周昙的生平，我们所知更少。《全唐诗》小传只说他是唐末人，官为守国子直讲，有咏史诗八卷。现在《全唐诗》中改编为二卷，计诗一百九十首，不知是否全帙。但诗的数量已比胡曾和汪遵多了。 　　周昙的咏史诗是有组织有计划写作的，它按历史朝代分为十门，计唐虞门诗四首，三代门十六首，春秋战国门九十三首，秦门六首，前汉门十六首，后汉门十七首，三国门五首，晋门十一首，六朝门十九首，隋门四首，共一百八十八首。每首诗都以帝王将相为题，不象胡曾、汪遵那样用许多地名古迹为题，近似怀古诗。卷前还有二首序诗，题作《吟叙》及《闲吟》。《吟叙》云： 　　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 　　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 　　这是说明他作这些诗，虽然是在月殿花台闲暇之时偶然吟咏，目的还是提供读者观古知今，为历史的借鉴。但诗却做得不好，很有些道学气，观点也有些迂儒气，似乎比不上胡曾。今抄录二首供比较： 　　项籍 　　九垓垂定弃谋臣，一阵无功便杀身。 　　壮土诚知轻性命，不思辜负八千人。 　　颜回 　　陋巷箪瓢困有年，是时端木饫腥膻。 　　宣尼行教何形迹，不肯分甘救子渊。 　　第一首咏项籍垓下一败便轻生自杀，未免对不起八千子弟。第二首咏颜回，怪孔子教育门生太拘于形迹，为什么不教富有的子贡拿出钱来救济贫困多年的颜回?这样的史论，岂不很迂气? 　　以上唐末三家咏史诗，看来还是胡曾写的较为高明，所以还有单行本流传着，其馀二家都未见专集。但即使胡曾所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说：“其诗兴寄颇浅，格调亦卑。惟其追求兴亡，意存劝戒，大旨不悖于风人耳。” 　　咏史诗虽然并非开始于胡曾、汪遵，但大量结集，多至一百首的咏史专著，则是开始于晚唐的胡曾、汪遵。这就为后世文人开辟了一条著作道路。南宋诗人刘屏山作《汴京纪事诗》，专咏北宋汴都史事；清代诗人厉鹗作《南宋杂事诗》，专咏南宋史事，这一类的诗集，可以说都是晚唐三家咏史诗的苗裔。 　　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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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韩偓：香奁诗、长短句六首

韩偓【wo】字致尧①，京兆人，昭宗龙纪元年(公元八八九年)进士。他与韦庄都是唐代最后一群诗人。当时宦官弄权，军阀跋扈，昭宗李晔于光化三年十一月，被左右军中将刘季述逼迫退位，囚于东宫少阳院。韩偓与宰相崔胤定策诛杀刘季述。天复元年(公元九O一年)正月，昭宗复位，崔胤晋爵为司空，偓等赐号功臣。五月，擢升为翰林学士，甚得昭宗信任，屡次召对，问以机密大事。因此为宦官所忌，攻讦韩偓漏泄宫禁中语言，阻止昭宗再召见他。十月，朱全忠逼帝幸风翔，偓追至鄠县，见帝恸哭。至风翔，迁兵部侍郎，进承旨。三年正月，帝还京师。二月，因为朱全忠所恶，贬为濮州司马。临行时，昭宗秘密与偓泣别。偓说：“这个人比以前那些人更坏，我降官而死，也许是幸事，实在不忍看见他做出篡弑的罪行。”以后又贬为荣懿尉，徙邓州尉。天佑元年(公元九0四年)四月，朱全忠逼帝迁都洛阳。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天佑六年，召偓为学士。偓不敢入朝，举家南迁，至福建，依王审知。后唐同光元年(公元九二三年)，卒于南安之龙兴寺，年八十。 　　韩偓一生的政治生活，非常复杂。他和昭宗，有君臣知遇之感。崔胤是朱全忠的人，韩偓帮助崔胤，密谋诛杀刘季述，是借朱全忠之力肃清宦官势力。但诛杀刘季述的功臣中也有宦官。这些宦官分为二派，一派是朱全忠的人，一派是李茂贞的人。刘季述的被杀，造成了新的一群宦官的势力。韩偓和昭宗屡次密谈，既为新兴的两派宦官所忌，又为朱全忠所忌，韩偓虽然想为昭宗效忠，内诛宦官，外制军阀，以保全李唐政权，但他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文人，无能为力。终于被朱全忠斥逐出去，眼看昭宗被弑，结束了唐代的历史。 　　韩偓的诗集，从《唐书·艺文志》以后，历代著录的书名、卷数都不相同。但可知他有两部诗集：一部是一般的诗集，名为《翰林集》，或称《韩翰林集》，或称《韩内翰别集》，或称《韩偓诗集》，这一集中所收都是他平日抒情、咏怀、唱和、记事的诗，诗格清丽，与韦庄的《浣花集》相似。另一部名为《香奁集》，所有著录都相同，并无异名。这部诗集中所收都是描写女色和男女偷期密约的艳情诗，风格是继承李商隐的，但创作方法没有李商隐的朦胧隐晦。这一集诗被视为唐诗中最下流的，它在后世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明清两代的****诗人，都喜欢做这种诗，可以清代王次回的《疑云集》、《疑雨集》为代表。才子隹人小说中的“有诗为证”，也都是这一派的诗，例如清末的《花月痕》，民国初年鸳鸯蝴蝶派小说《玉梨魂》和《雪鸿泪史》，都是。 　　但是，也有人以为韩偓是个正人君子，不是温飞卿那样的轻佻才子。《香奁集》中的诗，表面上看虽然赋咏的是男女私情，但骨子里却是暗写他和昭宗的君臣际遇。正如李商隐有些艳情诗是暗写他和令狐绹的关系。这样一讲，《香奁集》就成为一部有政治比兴的诗史了。清代末年，有一位满族诗人震钧写了一部《香奁集发微》，就运用这个观点给集中所有的诗作了笺释。他的依据是韩偓自己写的《香奁集序》和诗题下所注写作年月不合。韩偓在序文中说这一集诗的创作年代是“自庚辰、辛巳之际，迄己亥、庚子之间”。又说在这一期间，他“所著歌诗，不啻千首，其间以绮丽得意，亦数百首。往往在士大夫之口，或乐工配入声律。”庚辰是懿宗大中十四年(公元八六O年)，韩偓才十七岁。庚子是僖宗广明元年(公元八八0年)，韩偓三十七岁。这样说来，这一集中的诗都是他早年的作品。但是，集中有《无题》四首，小序云：“余辛酉年戏作无题十四韵……”辛酉是昭宗光化四年，也是天复元年(公元九O一年)。正是因诛刘季述有功，任翰林学士的时候。又有《袅娜》七律一首，题下注云：“丁卯年作。”丁卯是天祐四年，正是昭宗被弑，朱全忠篡位的时候。又有《深院》七绝一首，题下注云：“辛未年在南安县作。”又《闺恨》七绝一首，注云：“壬申年在南安县作。”又《闺情》七绝一首，注云：“辛未年在南安县作。”这三首显然都是晚年在福建的作品。为什么序文中说这一集诗是未登进士的早年新作，而实际并不如此?为什么还要在诗题下注明实际的创作年代?震钧说： 　　序中所书甲子，大都迷谬其词，未可尽信也。其谓庚辰，辛巳迄己丑、庚子之间者，考其时在僖宗之代，致尧方居翰林也②。而一卷《香囊》，全属旧君故国之恩，彼时安所用此?此未可信也。又所谓“大盗入关”者，似指黄巢矣，而云“迁徒不常厥居，求生草莽之中，岂复以吟咏为意”。则益可疑。考巢贼乱后，致尧始贵，并无避地之举，直至梁移唐祚。致尧始“不常厥居”，所谓“天涯逢故旧，避地遇故人”者，正此时也。然则“大盗”盖指朱温，而避地则贬濮州，贬荣懿，徙邓州。南依王审知，均是也。故《无题》诗序云：“丙寅年在福建寓止”，可徵《香奁》一集，编于晚年梁氏既禅以后，故不得不迷谬其词以求自全云尔。 　　又说： 　　今集中诗凡有年之可考者，均在贬官以后，即《翰林集》亦始于及第之年，未及第前，无一诗之在，抑又何也?以此见《香奁集序》乃故为迷谬之词，用以避文字之祸，都非正言也。 　　凡是仔细读过一遍《香奁集》的人，对于这个疑问，恐怕都会与震钧持相同的解释。现在让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几首诗： 　　懒卸头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 　　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泪。 　　懒卸凤皇钗，羞入鸳鸯被。 　　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这是一首五言古诗，也可以说是仄韵拗体五言律诗。但《花草粹编》却把它作为《生查子》词收入了。因为音调与《生查子》词完全一样。苏东坡有一首诗，题云：《送苏伯固效韦苏州》，诗云： 　　三度别君来，此别真迟暮。 　　白尽老髭【zi】须，明日淮南去。 　　酒罢月随人，泪涩花如雾。 　　后夜送君时，梦绕湖边路。 　　这首诗既见于东坡诗集，又见于东坡词集，亦题作《生查子》。东坡诗题所谓“效韦苏州”，是指韦应物。查今本韦应物诗集中没有这样声调的诗。很可能是韩致尧之误。从这一个例子可知唐代末年，诗的句法音律已在变革，也是从诗发展为词的一个迹象。 　　震钧在《懒卸头》这首诗后，加了一个笺释云：“一腔热血，寂寞无聊，惟以眼泪洗面而已。”我以为这样笺释，还没有能透发出政治比兴的意义，它仍然是在为艳情诗作解释。韩偓另外有一首诗，癸酉年在南安县作的《闺情》，也用“懒卸头”，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 　　轻风的砾动帘钩，宿酒初醒懒卸头。 　　但觉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静月当楼。 　　何郎烛暗谁能咏，韩掾香焦亦任偷。 　　敲折玉钗歌转咽，一声声入两眉愁。 　　我以为这两首诗是同时所作，表现的也是同一类型的情绪。既然是在南安时所作，可知作者当时的情绪是正在考虑要不要到福州去依附王审知。“懒卸头”即不想改妆，二诗中都表达了这个意志。“懒卸凤皇钗，羞入鸳鸯被”这一联的喻意最为明白。“宿酒初醒”是指在长安时的政治生活，犹如酒醉一场。“时复见残灯”一联，分明是说唐代的灭亡。此外一些诗句，都是借妇女的闺情来表现自己的政治悲愤。因此，震钧把《香奁集》比之为屈原的《离骚》。他说：“《香奁》之所以同于《离骚》，以其同是爱君也。所以异于《离骚》，《离骚》以美人比君，《香奁》以美人自比。如第一首《幽窗》，纯描怨女之态，而实以写羁臣也。大抵致尧素性修洁，不肯同流合污，故以静女自方。”这意见也说得很好，不过集中诗并不全是以静女自比： 　　荐福寺讲筵偶见又别 　　见时浓日午，别处暮钟残。 　　景色疑春尽，襟怀似酒阑。 　　两情含眷恋，一向改辛酸。 　　夜静长廊下，难寻屐凿看。 　　这首诗是记述在荐福寺听讲佛经的席上偶然见到那个人，一见之后，随即分别，因此作这首诗来抒写惆伥的情怀。问题是：“偶见”的那个人是谁?如果是一个互相爱恋而不得在一起的女人，这首诗就是单纯的艳情诗。但震钧说：“此首在朝日作。唐代重行香，此是因行香晤及宰相，碍于朱全忠，不得尽言也。”他以为这是在节日到佛寺里去烧香的时候，偶然见到宰相，因为碍于朱全忠，不敢多谈，匆匆分别。这样的“以意逆志”，当然也讲得通。尾联可以解释为见面后夜晚回忆，一切已成过去，连脚迹印都不可见了韩掾香焦亦任偷。这样讲，那么这首诗又具有政治比兴的意义了。 　　可能有人会怀疑，用这样的方法来讲诗，一切****诗、香艳诗岂非都可以讲作有比兴意义的吗?是的，我说，应当有这个疑问。不过，如果你多读古诗，你就能发现，有些诗是作者确无比兴寄托，而读者可以用比兴寄托来讲解，并且以比兴寄托的意义来引用这首诗。另一种诗是作者确有寓意，但文字表面不很看得出来，读者也不容易体会作者的寓意，这就失之交臂了。《香奁集》中的诗，如果说是有比兴意义，也只是以政治情绪比作恋爱情绪，或者如震钧所说，以“闺情”为“离骚”。这种比兴，很难将一诗一句，实指其为某人某事。震钧的“发微”，止是根据诗中所表现的情绪，揣摩韩偓政治生活中某一时期所可能有的情绪。这样的笺释，可信的成分不大。我不同意震钧的笺释，但同意他对《香奁集》的评价，它不是简单的艳情诗，作者是有所寄托的。序文所述与诗集中的自注显有矛盾，这是作者有意暗示读者的破绽。这是第一个论证。另一个论证是韩偓的另一首诗，题目是《思录旧诗于卷上，凄然有感，因成一章》： 　　缉缀小诗钞卷里，寻思闲事到心头。 　　自吟自泪无人会，肠断蓬山第一流。 　　这首诗也是给读者的暗示，如果作者自知这些诗是为男女爱情而作，为什么还要恐怕无人懂得呢?末句“肠断蓬山第一流”，又是一句双关典故，既可以释为指天仙美女，又可以指翰林学士。所以震钧在此诗后笺云： 　　此则忍俊不禁处。一生心事，和盘托出。盖《香奁集》画龙点睛处也。其云：“自吟自泪无人会”，盖早知后人必以《香奁集》为郑卫之音矣。 　　这一段话，确是“发微”了。可是从元人《瀛奎律髓》以来，评论韩偓诗者，都没有注意这一序一诗。胡震亨说：“韩致尧冶游情篇，艳夺温、李，自是少年时笔。《翰林》及南窜后，顿趋浅率矣。”(《唐音癸签》)沈德潜说：“偓早岁喜为香奁诗，后一归节义，得风雅之正焉。”(《唐诗别裁》)此二家都以为《香奁集》诗是韩偓早年作品，好象都没有看见诗题下作者自注写作年代。方虚谷说：“香奁之作，词工格卑，岂非世事已不可救，姑流连荒亡，以抒其忧乎?”(《瀛奎律髓》)他知道这些诗不是早年作品，也知道是“抒忧”之作，但他不能认识这是诗人寓意之作，而以为是诗人自写其消极的醇酒妇人生活。这三家都不免使韩偓慨叹“无人会”了。 　　胡震亨《唐音癸签》中有一节说： 　　宋元编录唐人总集，始于古律二体中备析五、七等言为次。于是流委秩然，可得具论：一曰四言古诗，一曰五言古诗，一曰七言古诗，一曰长短句，一曰五言律诗，一曰五言排律。一曰七言律诗，一曰七言排律，一曰五言绝句，一曰七言绝句。 　　这是胡震亨记录他所见宋元人编辑的唐人诗集的分类目录，查唐代诗人自己或后辈所编诗集如韩愈、白居易、元稹等集，现在所见都是唐编旧本，止分古诗、律诗两类。《香奁集》是韩偓自己编定的，其分类方法已经和胡震亨所说的一样。但排律这个名词，晚唐时还没有产生，看来今本《香奁集》和《翰林集》都经宋元人重新编定，不是韩偓自编的原样。 　　分类《香奁集》中果然有“长短句”一类，值得我们注意。长短句是五言、七言混合体的歌诗，有时还加一、二个三言句。这种诗体，盛唐时已有，李白称为“三五七言”。中、晚唐时，乐府、歌行、曲子词，都用杂言，于是产生了“长短句”这个名词，以概括当时一种新的诗体。但到了北宋，长短句这个名词的概念已与诗分离，而属于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这种文学形式，在五代时称为曲子词，到了南宋，才定名为词。 　　《香奁集》的分类，如果不是韩偓自己分的，至少也该是北宋初期人分的。在七言古诗之后，五言律诗之前，有“长短句”诗六首：《三忆》(三首)，《玉合》、《金陵》、《厌花落》各一首。揣测编者之意，似乎以为这是五、七言古诗的变体。《三忆》三首，完全是拟作沈约的《六忆》诗，本该属于乐府诗。《玉合》等三首的声律就有些不古不今，非诗非词。 　　玉合 　　罗囊绣，两凤皇；玉合雕，双鸂【xi】鶒【chi】。 　　中有兰膏渍红豆，每回拈着长思忆。 　　长思忆，经几春；人怅望，香氤氲。 　　开缄不见新书迹，带粉犹残旧指痕。 　　金陵 　　风雨潇潇，石头城下木兰桡。 　　烟月迢迢，金陵渡口去来潮。 　　自古风流皆暗销， 　　才鬼妖魂谁与招； 　　彩笺丽句徒已矣， 　　罗袜金莲何寂寥。 　　读这两首诗，再和温庭筠的《菩萨蛮》对比，你就可以明白，长短句是晚唐的诗体，它倾向于作为曲词。曲子词是按现成的曲调配合的诗，它的声律逐渐与诗分化了。《玉合》或《金陵》如果是一个曲调名，有现成的曲谱，那么它们也是曲子词了。区别仅仅在此，因此，王国维辑录韩偓的词，把这两首和《生查子》、《三忆》都收了进去。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 　　① 　　韩僻的字，《唐书》本传云字致光。计有功《唐诗纪事》云：字致尧。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字致元。《四库总目提要》以为当作致尧，光与元皆形近而误。然吴融有《和韩致光侍郎无题三首十四韵》，吴融与韩偓同时同官，似不应有误。 　　②按庚辰至庚子，皆在龙纪元年进士及第之前，时韩偓尚未入仕，震氏云偓“方居翰林”，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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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韦庄：秦妇吟

韦庄，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少年时，孤贫力学，才敏过人。乾宁元年(公元八九四年)进士及第，释褐，授校书郎。李询为两川宣谕和协使，辟庄为判官。后受王建辟，掌书记。未几，朝廷徵为起居郎，王建上表留之。及王建自立为蜀王，庄为其心腹，首预其谋。凡郊庙之礼，册书赦令，皆出庄手。以功臣授吏部侍郎同平章事。 　　韦庄应举入京，正值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僖宗李儇【xuan】幸成都，庄困居长安。及黄巢兵败，长安解围，庄始得脱身东行，流离迁徙于汴洛、吴越、湖湘之间，作诗清丽飘逸，都是一些怀旧伤时的作品。及至成都，寻得杜甫所居浣花溪故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遂重作草堂居之。殁后，其弟蔼编集其诗六卷，为《浣花集》。 　　韦庄为唐末五代诗人，与韩偓同为唐诗的殿军。他曾于光化三年(公元九OO年)，选杜甫以下一百五十人之诗三百首，分为三卷，以继姚合所编《极玄集》，故名之曰《又玄集》。 　　韦庄非但是唐末诗人一大家，也是著名的词人。他的词，在文学史上与温庭筠齐名，合称“温韦”。《花间集》第一卷即收温、韦两家词，对北宋初的欧阳修、晏殊父子都有影响。 　　韦庄在东游时曾作长诗一首，名曰《秦妇吟》，描写他亲身经历的兵乱情状。其中描写了黄巢起义军占领下的长安，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诗句。这首诗当时流传出去之后，引起了公卿贵族的愤怒。韦庄自己也很后悔，向各处去回收抄本。但这首诗已广泛流传，许多人家的屏风、幛子上都有写这首诗的。直到他临终时，遗嘱上还写着不许家里挂《秦妇吟》幛子。后来韦蔼给他编定诗集，也没有把这首诗编进去。因此，从宋代以来，虽然这件事记录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中，但谁也没有见过《秦妇吟》。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OO年)，甘肃省敦煌县东南鸣沙山的石室中发现了许多古代写本书籍及文件，为英国人史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取去了一大半。经过整理，发现了几个《秦妇吟》写本，最早的是唐天复五年(即哀帝天祜二年，公元九O五年)张龟的写本。这时韦庄还在世。其次是贞明五年(公元九一九年)安友盛写本，在韦庄死后不久。可知当时《秦妇吟》已流传到辽远的西域边疆，无法回收了。这些写本，由伯希和整理写定全诗，寄回中国，于是我们才能见到这首失传了一千年的叙事长诗。 　　韦庄是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对黄巢的农民起义，当然持反对态度。他在这首一千三百六十九字的叙事诗中，描写了黄巢占领长安时，由于部队纪律不严，人民遭受掳掠和奸淫的情况①；但同时也谴责了关外许多节度使的拥兵自保，不肯出兵勤王。从全诗的倾向性看来，韦庄是两边都否定的。但主要的一面，还是在谴斥黄巢起义军，所以他称之为“贼”。 　　①黄巢军队在攻入长安以前。纪律是很好的。《旧唐书·僖宗纪》说：“自淮以北，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惟驱丁壮为兵耳。” 　　解放以来，《秦妇吟》被目为反动诗，从来没有人选读。如果把抗日战争以后十多年的动乱时期一起算进去，这首诗又已失传了五十年，今天要找一个印本也不容易了。长篇叙事诗，在中国诗坛上历来就不多，《孔雀东南飞》以后，名篇屈指可数。作为唐代篇幅最长的叙事诗，《秦妇吟》应当有它的文学史地位。再说，《秦妇吟》的思想性虽然属于反动的一类，但这是作者阶级意识的客观反映。作者的态度只是反映现实，而没有意识到诅咒农民起义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有好几次农民革命行动，多数是由于军纪不好，在打倒封建统治阶级以前，先骚扰了人民，非但没有取得人民的拥护，反而使人民成为他们的敌人。黄巢起义的革命意义，我们应当予以肯定，但也不必连带地肯定他的部队对人民的骚扰和迫害。如果从以上几个角度来评价，我以为《秦妇吟》还不应当受到“******分子”的处分。为了免得它再度失传一千年，所以我把《秦妇吟》作为韦庄的代表作来讲解。同时，也把它作为我选讲的最后一首唐诗。从个人的成败来看，黄巢是个失败的农民革命领袖，如果从他所领导的革命的效果来看，这一场革命毕竟加速了李唐政权的崩溃。从这一意义来认识《秦妇吟》，它是反映唐代政治现实的最后一首史诗。正如杜甫的《北征》是盛唐最后一首史诗。 　　秦妇吟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东西南北路人绝，绿杨悄悄香尘灭。 　　路旁忽见如花人，独向绿杨阴下歇。 　　风侧鸾欹鬓脚斜，红攒翠敛眉心折。 　　借问女郎何处来，含嚬欲语声先咽。 　　回头敛袂谢行人：“丧乱漂沦何堪说。 　　三年陷贼留秦地，依稀记得秦中事。 　　君能为妾解征鞍，妾亦与君停玉趾。” 　　这是全诗第一段，八韵十六句。起二韵写这首诗中所叙事的时和地。时是中和癸卯春，唐僖宗中和三年(公元八八三年)。地是在洛阳城外。虽然花依然盛开，但四方路上都没有行人，故此也没有尘土扬起。下二韵是写人。忽然看见杨树下有一个女人在歇脚。她头髮蓬鬆，鬓脚不整，皱紧眉头，好象很悲哀的样子。再下四韵八句是问答。诗人问姑娘从何处来。女郎在未回答之前，声音先就抽咽了。后来回头对行人(发问的诗人)说：“我是因为兵乱流落到这里来的。在长安城里沦陷了三年，至今还记得那边的情况。如果你愿意为我解鞍下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也可以为你停留一会儿(讲讲我的经历)。 　　黄巢于广明元年(公元八八0年)十二月攻入长安，自称齐帝。唐僖宗仓皇逃难，奔入成都。中和三年三月，李克用击败黄巢兵，收复长安。这首诗开始就说明“中和癸卯春三月”，可知诗中叙述的女郎是在长安被困三年，直到黄巢败逃后才脱身东行，漂泊到洛阳来的。这就是韦庄本人的遭遇，他正是在长安沦陷三年，而于癸卯三月离长安到洛阳的。因此，这首诗用女郎自述的口气，这个女郎就代表了韦庄本人。 　　前年庚子腊月五，正闭金笼教鹦鹉。 　　斜开鸾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 　　忽看门外起红尘，已中街中擂金鼓。 　　居人走出半仓皇，朝士归来尚疑误。 　　是时西面官军入，拟向潼关为警急。 　　皆言博野自相持，尽道贼军来未及。 　　须臾主父乘奔至，下马入门痴似醉。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 　　这是第二段，八韵十六句。叙述广明元年十二月五日黄巢部队攻入长安的情况。从这一段起，都是女郎的自述。诗意仍以二韵四句为一个小段落。诗人把这个女郎安排为一位长安贵人家里的侍女，那天早上，她打开了镜盒，还懒得梳头。独自靠着栏干，正在教鹦鹉说话，忽然看见门外尘土飞扬，接着又看见街上有人在打鼓。居民们都慌慌张张地走出门来，上朝办公的官员都赶回家来，还怀疑他们所听到的消息不确。这时西边有官军开拔进城，打算调到潼关去担任警备。同时有消息传来：博野军(京都禁卫部队)已顶住了敌人，敌人一时不会打进城。谁知道我家主人骑马赶回来，人都如痴如醉了。他说：看见皇帝已逃难出城，敌人的白旗已经遍地都是，冲进城来了。 　　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 　　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 　　北邻诸妇咸相凑①，户外崩腾如走兽。 　　轰轰崑崑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 　　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 　　日轮两下寒光白，上帝无言空脉脉。 　　阴云晕气若重围，宦者流星如血色。 　　紫气渐随帝座移，妖光暗射台星拆。 　　①相凑：相聚集。 　　以上是第三段，八韵十六句，写黄巢部队入长安城的情况。前八句写长安城中慌乱的景象，人民都互相呼唤着东躲西藏。屋子里是一片混乱，门外是兵马驰突。后八句写皇城里起火，夜晚的天象也显示着灾难。长安皇城中南北七条街，东西五条街，都是政府公署仓库所在之处。宦者星共有四个，在皇位左右，这里用以比喻拥护皇帝逃难的内官。皇帝所在之处，天上有一股紫气，皇帝改换居住的地方，紫气也跟着迁移。台星是三台星，共有六个，是三公的天象。现在台星也被敌人的妖光所拆散了。这是用以比喻朝廷官员都逃散了。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 　　舞妓歌姬尽暗捐①，婴儿稚女皆生弃。 　　东邻有女眉新画，倾国倾城不知价。 　　长戈拥得上戎车，回首香闺泪盈把②。 　　旋抽金线学缝旗，才上雕鞍教走马。 　　有时马上见良人，不敢回眸空泪下。 　　西邻有女真仙子，一寸横波剪秋水。 　　妆成只对镜中看，年幼不知门外事。 　　一夫跳跃上金阶，斜袒半肩欲相耻③。 　　牵衣不肯出朱门，红粉香脂刀下死。 　　南邻有女不记姓，昨日良媒新纳聘。 　　琉璃阶上不闻行，翡翠簾间空见影。 　　忽看庭际刀刃鸣，身首支离在俄顷。 　　仰天掩面哭一声，女弟女兄同入井。 　　北邻少妇行相促，旋解云鬟拭眉绿④。 　　已闻击托坏高门⑤，不觉攀缘上重屋。 　　须臾四面火光来，欲下迴梯梯又催。 　　烟中大叫犹求救，梁上悬尸已作灰。 　　妾身幸得全刀锯⑥，不敢踟躇久回顾。 　　旋梳蝉鬓逐军行，强展蛾眉出门去。 　　旧里从兹不得归，六亲自此无寻处。 　　①暗捐：俏俏地抛弃。 　　②盈把：把，即握。盈把，即满手。 　　③相耻：耻即辱，加以侮辱。 　　④眉绿：画眉毛的青黛色。 　　⑤击托：即敲打。托，同拓，有打击之义。 　　⑥全刀锯：从刀锯之下保全了生命。 　　以上是第四段，二十一韵，四十二句。写妇女所受的兵灾战祸。先用四句作概括：家家流血，处处冤声，伎女小孩，都被抛弃。其次写四邻妇女受难殒命的情况。东邻美女是被掳掠去的，西邻、南邻少女是被杀死的。北邻少妇是被火烧死的。每人用四韵八句来叙述。最后三韵六句是女郎自述：她幸而没有被杀，但被军人胁迫，不敢不答应，止好梳理头髮勉强展眉，装出笑容，跟着他走。从此之后，归不得家门，四亲六眷也都断绝来往。 　　一从陷贼经三载，终日惊忧心胆碎。 　　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 　　鸳帏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 　　蓬头垢面眉犹赤①，几转横波看不得。 　　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 　　柏台多半是狐精②，兰省诸郎皆鬼魅③。 　　还将短髮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 　　翻持象笏④作三公⑤，倒佩金鱼⑥为两史⑦。 　　朝闻奏对入朝堂，暮见喧呼来酒市。 　　①眉犹赤：西汉末，樊崇起兵反王莽，兵皆画眉作红色，当对称“赤眉贼”。 　　②柏台：御史台，御史大夫的公署。 　　③兰省：秘书省，又称兰台、兰省。有校书郎等郎官。 　　④象笏：象牙做的朝版。 　　⑤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 　　⑥金鱼：三品以上官员佩带金鱼。 　　⑦两史：柏台、兰省，合称两史。谓御史大夫与御史中丞。 　　以上是第五段，九韵十八句。女郎被迫嫁给黄巢部下的军人之后所看到的新贵人的种种情况。开始六句是叙述自己的生活。自从落在黄巢军人手中，已有三年，整天都是又惊又忧，夜晚睡在戒备森严的武器包围里，每天吃的止有一味被杀的人的心肝。虽然与那军人同睡，那里有什么欢爱。金银宝物虽然抢来了不少，可不是我所爱的。因为那个军人蓬头垢面，一副“赤眉贼”的样子，几次三番的看，总是看他不顺眼。从此以下五韵十句，描写黄巢新朝廷中的文官。这批人衣裳都穿不整齐，说话多是外地口音，立过功勋的人，脸上都刺字雕花。柏台、兰省里的官员，尽是一些狐精、鬼魅。头髮没有留长，已戴上了簪子，晚上睡觉，连朝衣都不脱下，就裹在绣花被子里了。作三公的人，连朝笏都不会捧，常常是翻转捧的；作两史的人，连金鱼都颠倒挂的。这些人，早晨去上朝奏事，下午傍晚都哄到酒店里去酗酒。 　　一朝五鼓人惊起，叫啸喧争如窃议。 　　夜来探马入皇城，昨日官军收赤水。 　　赤水去城一百里，朝若来兮暮应至。 　　凶徒马上暗吞声，女伴闺中潜色喜。 　　皆言冤愤此时销，必谓妖徒今日死。 　　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 　　大彭小彭①相顾忧，二郎四郎②抱鞍泣。 　　泛泛数日无消息，必谓军前已衔璧③。 　　簸旗掉剑却来归，又道官军悉败绩。 　　①大彭：时溥，小彭：秦彦。二人都是彭城(今徐州)人。 　　②二郎、四郎：二郎即黄巢。团为他排行第二。四郎是他的弟弟黄揆【kui】。 　　③衔璧：帝王兵败投降，向胜利者衔壁请罪。军，指官军。 　　以上是第六段，九韵十八句。写长安城中人民所知的唐军与黄巢军战争情况。有一天，黎明时，城里人民都惊醒起身，大家在叫喊，或窃窃私议。据说昨夜有骑马的探子进入皇城，报告官军已收复了赤水镇。赤水镇在长安城西渭南县东，离长安止有一百多里。官军如果早晨出发，晚上应当可以到达长安。听了这个消息，骑马的凶徒们都丧气吞声，被他们霸占的女伴们都在屋子里偷偷地高兴。大家以为这些妖徒今天必死无疑，各人的冤愤可以销气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骑马奔来传报消息。说大队官军已经进城。这时，黄巢部下的将军大彭小彭都在担忧，黄巢和他的兄弟也上马哭泣了。可是，转眼过了几天，毫无消息。大家以为黄巢已向官军投降。谁知道他们又挥旗舞剑，高兴地回来，还说官军已吃了个大败仗。这一段叙述的历史事实是中和二年二月泾原大将唐弘夫大败黄巢部将林言于兴平，同时王处存率兵二万人攻入京城，受到百姓的欢迎。黄巢率领部下逃去。岂知王处存军队纪律更坏，军士入城后，大肆奸淫抢劫。黄巢军从灞上分几路反攻。王处存军队苍皇溃乱，迅即败退。黄巢收复长安，恼怒百姓欢迎王处存，把所有的青年壮丁都杀死，街坊上流血成渠。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斗粟。 　　尚让①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kui】人肉。 　　东南断绝无粮道，沟壑渐平人渐少。 　　六军②门外倚僵尸，七架③营中填饿殍【piao】。 　　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 　　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 　　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④烧为锦绣灰，天街⑤踏尽公卿骨。 　　①尚让：是黄巢的宰相。 　　②六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左右神策军，称为六军，都是保卫京师的禁军。 　　③七架：未详。《长安志》有七架亭，在禁苑中，去宫城十三里。恐怕不是此诗所云七架营。陈寅恪以为“架”字乃“萃”字之误。引《穆天子传》中“七萃之士”以解释此诗。亦恐非是，因此诗中名物词语皆不用古典，且所有的写本都没有作“萃”字的。 　　④内库：内藏库，唐太宗在禁城内置库，后世皇帝以为私有库藏。 　　⑤天街：禁城内的街道。 　　以上是第七段，十韵二十句。写官军败退，黄巢收复长安后的情况。官军虽然退出长安，但仍把长安四面包围着，阻止了黄巢的粮食运输。城中米价飞涨，食物供应困难。尚让家的厨房里止有树皮可吃，黄巢的餐桌上供应的惟有割下来的人肉。人民一批一批地饿死，埋葬在沟壑里，所以坟多而人少了。禁卫军的营门外靠着饿死僵尸，营里也满是死人。整个长安都城，冷冷清清的一无所有，八街九市，过去的繁华的地方，现在已长出了麦苗。杏园中的花木，已被人砍伐去做柴火；御沟两旁的杨柳，也因为军人修寨子而被砍伐光了。一切华美的屋宇、锦绣、丝縠【hu】，都已销散；朱门甲第的富贵大家已破败了一大半。皇宫里的含元殿、花萼楼，已是荆棘丛生，让狐狸野兔去游行了。总而言之，往昔的繁盛都已消失；满眼所见，已不见旧有的人物。皇宫贮藏珍宝锦绣的内库，已烧成一大堆灰烬；在天街上行走，脚下踏到的都是公卿贵族的骸骨。 　　来时晓出城东陌，城外风烟如塞色。 　　路旁时见游奕军，坡下寂无迎送客。 　　霸陵东望人烟绝，树锁骊山金翠灭。 　　大道俱成棘子林，行人夜宿墙匡月。 　　以上是第八段，四韵八句。从此以下，写女郎走出长安后一路所见所闻。这四韵一段是个序引。她说：那天早晨走出东门，城外的风景宛如边塞上一般。一路上常常看见有军人在巡逻；山坡下也不象太平时候那样有接送客人的热闹。东望霸陵，不见人烟。骊山上虽然还有茂盛的树木，但金碧辉煌的台殿楼阁，已经不见了。过去的车马大道，已成为荆棘丛林；路上没有宿店，旅行人到了夜晚，只好露天睡在断墙脚下。 　　明朝晓至三峰路①，百万人家无一户。 　　破落田园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 　　路旁试问金天神②，金天无语愁于人。 　　庙前古柏有残孽，殿上金炉生暗尘。 　　一从狂寇陷中国，天地晦冥风雨黑。 　　案前神水咒不成，壁上阴兵驱不得。 　　间日徒歆奠享恩，危时不助神通力。 　　我今愧恧【nv】拙为神，且向山中深避匿。 　　寰中③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 　　旋教魔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 　　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 　　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 　　①三峰路：三峰，即华山。三峰路，即去华山的大路。 　　②金天神：华山之神。 　　③寰中：此寰字不可解，英人嘉尔斯引《正字通》解作“宫周垣也”，即殿庭的围墙。然则“寰中”就是“庙内”。 　　以上是第九段，十二韵，二十四句。写女郎在第二天继续东行至华阴县的情况。她一路行去，止见人烟寥落，田园破败，竹树失去主人，都被摧残得不成样子。走过华山神庙，就进去问问山神。山神说，我比你还忧愁得凶，简直无话可说。庙前古柏树都被砍光，仅馀残蘖【nie】；殿上的铜香炉也已黯然失色，积满灰尘。自从黄巢起兵造反以来，天昏地暗，风雨乌黑。香案上的神水也失去法力，诅咒不灵了；壁画上的阴兵阴将，也不会显神通了。平时受人民的祭祀供奉，现在危难的时候，却没有神通的能力帮助人民。我做神实在不行，心里非常惭愧；止好躲避在深山里。现在我的庙里已没有箫管之声，也没有人来献三牲给我吃。我没有办法，止好派魔鬼到村子里去，害死几个男女过日子。女郎听了山神的话，愈加忧愁，原来这是天降灾难，神与人都无办法。神还要到深山中去避难，那就不必责怪东方的许多掌兵的将军了。 　　这一段是诗人借金天神的话来讽刺潼关以东那些节度使的。他们拥兵自保，对黄巢军没有办法，但却纵容部下，虐害百姓。正如金天神的失去神通，靠手下的小鬼去祸害老百姓一样。东诸侯，主要是淮南节度使高骈。由于他的失策，黄巢军队才能渡淮而北，长驱直入东、西京。 　　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 　　如从地府到人间，顿觉时清天地闲。 　　陕州主帅忠且贞，不动干戈惟守城。 　　蒲津主帅能戢【ji】兵，千里晏然无戈声。 　　朝携宝货无人问，暮插金钗惟独行。 　　以上是第十段，止有五韵十句。从此以后，写女郎出潼关以后情况，这一小段是过渡性质的交代。杨震关即潼关。杨震是东汉时一位大学者，华阴县人，被称为“关西孔子”。女郎一出潼关，就望见荆山，进入虢州地界。顿时觉天地清闲，一片太平景象，如同从地狱里来到人间。陕州主帅指虢陕观察使王重盈，蒲津主帅指河中节度使留后王重荣。兄弟二人，当黄巢军队攻破潼关时，都止是上一个奏表，报告军情，自己却并不出兵迎击，关起城门自保。诗人借女郎的话，说他们“忠且贞”、“能戢兵”。一个是“不动干戈能守城”，一个是“千里晏然无戈声”，都是讽刺话。但在女郎的心目中，这里是太平世界。清早，身上带着珍宝，夜晚，头上插着金钗，孤身行走，都没有强徒来抢劫。 　　此段第一句“前年”二字恐怕有误。从上下文看来，似乎应当是“前天”的意思。但各个抄本都作“前年”，不便妄改，姑且照抄。 　　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 　　苍苍面带苔藓色，隐隐身藏蓬荻中。 　　问翁本是何乡曲，底事①寒天霜露宿。 　　老翁暂起欲陈词，却坐②支颐仰天哭。 　　乡园本贯东畿【ji】县③，岁岁耕桑临近甸。 　　岁种良田二百廛【chan】，年输户税三千万。 　　小姑惯织褐絁【shi】袍，中妇能炊红黍饭。 　　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 　　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 　　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下高风吹白虎。 　　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顷囊如卷土。 　　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垂年④一身苦。 　　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朝饥山草寻篷子，夜宿霜中卧获花。 　　①底事：何事，为什么，疑问语。 　　②却坐：退坐。 　　③东畿：畿是京都四周的地区。怀、郑、汝、陕四州为东畿，设东畿观察使。 　　④垂年：各个写本均同，但不可解，大约是垂老之意。 　　以上是第十一段，十四韵，二十八句。写女郎在新安县东遇到一个老翁。老翁自述其所受灾难，官军对人民的抢劫搜括比黄巢更凶。女郎说：在新安东郊，因为找茶水喝，遇到一个老人家，脸色青苍，躲藏在芦花堆里。她问老人家是哪里人?为什么在这么大冷天露宿在芦花堆里?老人想回话，又坐下来两手扶头，仰天大哭。后来他说：我是本地人，家有良田二百麈，每年要缴税三千万。家里小姑娘会织绸子做袍褂，中年妇女能做红黍饭。家中有粮仓千间，储粮一万箱。黄巢军队过后，还剩一半。自从官军开到洛阳，日日夜夜有巡逻兵到村坞里来骚扰。他们拔出了剑，挥舞着白虎旗，象一阵旋风似地下马冲进门来，把我家里抢得一扫精光。家里既已一无所有，止好骨肉分散，各自去谋生路。我现在是一个孤苦老头，可是山里还有几千万家难民，在吃草根，露天睡在芦花堆里。 　　这一段诗中所有数字，都是夸大了的，不可认真。“年输户税三千万”，罗振玉校本改为“三十万”。周云青注本依罗改本，亦作“三十万”。他还引用《通典》，唐代上户丁税，每年缴十文。三千万就该有三百万户，这个数字似乎过多。于是改为“三十万”，就止有三万户，差不多了。其实唐代户口税制度，先根据贫富差别来定每个丁男的人头税。上户是富户。每年缴税十文，是一个上户丁男应缴的税额。如果家有三丁，每年就得缴税三十文。再说，东畿一县，也不会有三万户之多。三千万果然过多，三十万也还是夸大的。老人家有“良田二百廛。一廛是一百亩，二百廛就该有二万亩。如果这个老人是拥有二万亩地的大地主，他决不会流落到骨肉分散，自己睡在芦花被里。还有，躲在山里的难民也不会有千万户。 　　读唐诗，对于这种用数字的描写方法，千万不宜用数学观念去和诗人算账。李白的“白髮三千丈”，就使改为三尺，也还嫌长。罗振玉是个通人，也能作诗，应该懂得唐代诗人的习惯，可是他居然不顾校勘学的严谨原则，自作主张，把“三千万”改为毫无根据的“三十万”。按照诗的声律，这个字必须用平声字，作者韦庄懂得声律，所以他用“三千万”。如果这个地方该用仄声字，他肯定会用“三十万”。罗振玉这样一改，周云青还在注文中认为“似是”，这就非但暴露出他们都不懂声律，而且还侮辱了作者韦庄，使他表现为连平仄和谐都不懂的诗人了。 　　不但是数字的夸张，就是人名地名，唐代诗人也都是作为修辞方法使用的。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是极有气魄的名句，可是有人偏要用地理观念来妄改。有的说：黄河怎么会上到白云里去?只有黄沙，堆得高，才能“远上白云间”。有的说：黄河离凉州城有一千多里，作《凉州词》就不该用“黄河”。其实，能读诗的人，知道诗人是在写塞外风光，他把几个特征结合在一起：浩罕的黄河、孤城、高山、羌笛、没有春意。诗人并不专咏凉州，而富于地理观念的读者就感到不对头了。如果碰到一个富于数学观念的读者，他一定会把“万仞山”也改一改。因为一仞是八尺，万仞就有八万尺，凉州城外那有八万尺的高山? 　　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①泪如雨。 　　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 　　仍闻汴路②舟车绝，又道彭门③自相杀。 　　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 　　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④江南风景异。 　　自从大寇犯中原，戎马不曾生四鄙⑤。 　　诛锄窃盗若神功，惠爱生灵如赤子。 　　城濠固护教金汤⑥，赋税如云送军垒。 　　奈何四海尽滔滔，湛然一境平如砥。 　　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 　　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 　　①阑干：纵横。 　　②汴路：到开封去的路。 　　③彭门：即彭城(徐州)。 　　④见说：“见”字作“被”字解。见说，即被告知。 　　⑤四鄙：四郊。 　　⑥金汤：金城汤池。比喻坚固的城池。金城，犹言铜墙铁壁。汤池，沸水的城濠。教字不可解，疑有误。 　　以上是第十二段，十一韵，二十二句。这是全诗的结束，诗人仍借女郎的话，说明了此诗的创作动机。女郎听了老人的伤心话，整天哭泣，泪落如雨。出门惟见枭鸣，不见人迹。想再往东走，不知到何处是好。听说去开封的路断了；又听说彭城在内乱。郊野、河边，全是死尸。恰好有人从金陵(南京)来，说江南的风景大不相同。自从黄巢军队进犯中原以后，江南倒很太平，四郊没有战事。那边的主帅象有神力似的镇压盗贼，惠爱百姓如同子女一样。那边城池坚固，攻打不下；各处缴纳到军营中来的赋税多得很。当四海八方都乱得如洪水滔滔的时候，独有江南一块土地却平坦如砥。我是个京城里的人，现在却逃难在异乡；因为渴望安全，反而羡慕做江南的鬼。我希望你赶快乘船向东去，把这首长诗献给江南的相公。 　　前半段是叙述黄巢军队退出长安后，骚扰洛阳、开封一带的情况。后半段颂扬江南的太平安定。诗结句所谓“相公”，是指镇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周宝。周宝驻守润州(镇江)，保持了江南的太平。韦庄从长安出来，在洛阳住了一时，就到江南。这首诗大概是他为了献给周宝而作，因此以颂扬周宝为结束。 　　这首诗大体上虽然写黄巢军队的奸淫烧杀，但从老人的口中吐露出来的，却是官军比黄巢更坏。《北梦琐言》说：这首诗因“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而为公卿所惊讶，恐怕也并不全是为此，可能还是触怒了那些“东诸侯”。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五日

却上心头

94晚唐诗馀语

晚唐诗人亦不少，我只选讲了十七家，仅是走马看花。马戴的诗，严羽评为晚唐第一。杜荀鹤诗，宋人以为高古淳朴，贺黄公则斥之为粗鄙陋劣。曹邺诗罕有称道，而锺伯敬亟【ji】【qi】为赞赏。这些都是论晚唐诗可以研究的问题，本书亦无暇涉及。杨升庵说：“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升庵诗话》卷十一)这晚唐两派之说，颇为文学史家采用。我以为如此分法，尚未探源。所谓张籍一派，应溯源于大历诗人之钱起、郎士元；贾岛一派，应溯源于二孟(浩然、东野)。而这两派诗人又彼此出入于王维、韦应物。此外，另有一派起于王建、李贺、张祜，则温庭筠、李商隐、杜牧，施肩吾、罗隐、韩偓诸家是也。虽然成就有高下，风格有雅俗，总是梁、陈馀韵的复兴，与张籍、贾岛不同源流。 　　晚唐人多致力于五、七言律诗，作乐府歌行者极少，作古诗者更少。故后世人所谓晚唐体，指的都是五、七言律诗。杨升庵又论晚唐五言律诗云：“五言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一串带过。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拈断数茎鬚【xu】’也。”这样，虽然简单化，但已指出了晚唐体的特征。晚唐诗人，才学都不高，情趣也不够丰厚，几乎是为作诗而作诗。风雅比兴，就其总体来说，都不及中唐诗人。他们平常总在一联一句中求工稳贴切。得到一联佳句，便可拼凑成诗，故大多数诗人，仅有佳句而无名篇。后世人论晚唐诗，也往往都止能赏其佳句。何文焕在《唐诗消夏录》中评中、晚唐五律云：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所称合作，亦不过有层次、照应、转折而已。求其开阖跌宕，沉郁顿挫如初、盛者，百无一二。然而思深意远，气静神闲。选句能远绝夫尘嚣，立言必近求乎旨趣。断章取义，犹有风人之致焉。盖初盛则词意兼工，而中、晚则瑕瑜不掩也。 　　这一段话前半指出中、晚唐五言律诗的缺点，后半则指出其长处。但此评以中、晚唐诗相提并论，我以为颇不公允。中、晚唐诗，差距甚远，未可一概而论。至少，所谓中唐，应从贞元以后的诗人说起，如姚合之流。若大历十才子所作，词意兼工者俯拾即是，尚无此病。至于说晚唐佳句，“犹有风人之致”，我亦不以为然，所谓“风人之致”，是指一首诗可以反映民风。这应当指全篇而言。从一联一句中求风人之致，恐怕无此可能。 　　宋代初期，杨億、刘筠等作诗专学温庭筠、李商隐，称西昆体。又有惠崇、希昼等九个和尚，作诗专学许浑、方干，有诗集盛传于当时，称《九僧诗》。这是晚唐诗给宋初的影响。欧阳修对这两种倾向都不满意，对西昆体则“患其多用故事，语僻难晓。”对九僧诗则说他们“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在他的影响之下，晚唐诗渐被冷淡。苏东坡、黄庭坚学杜甫、韩愈，诗风一变。尤其是黄庭坚，以他的盘空硬语，创立了江西诗派，称霸于北宋诗坛。 　　到了南宋，江西派的诗流于艰涩拙朴，于是又有人回过头来学晚唐诗，韩驹曾说；“唐末诗人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不可；今人作诗，句语轩昂，止可远听，而其理则不可究。”(《诗人五屑》十六引《陵阳室中语》)所谓“今人作诗”，就是指江西派中的诗人。奇怪的是，韩驹自己也属于江西诗派，他这几句话，无异是自我否定。 　　杨万里早年也是作江西派诗的，到晚年时却转变了。他有《读笠泽丛书》诗三首，其一云： 　　笠泽诗人千载香，一回一读断人肠。 　　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 　　于是便出现了“永嘉四灵”①和“江湖派”②诗人。这一群诗人都学贾岛、姚合，做五言律诗。又有叶水心为他们作理论的宣扬，南宋后半期诗坛，几乎都以晚唐体为宗。江西诗派消失了。 　　但同时严羽作《沧浪诗话》，却竭力提倡盛唐。他有一段话专论宋初以来的诗风： 　　然则近代之诗无取乎?曰：有之。吾取其合于古人者而已。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功，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止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 　　这一段话是最简明的宋代诗史。严羽以禅学论诗。主张作待当以盛唐为法，是正宗的大乘禅；晚唐诗还止是略得皮毛的小乘禅。 　　严羽是宋末人，他的理论，在当时未有显著的影响。元人作诗，虽然以唐诗为宗，也还没有在初、盛和中、晚之间有所偏重。因为金、元诗人如王若虚、元好问诸人，论诗的对象首先要抨击江西诗派。 　　到了明代，前后七子都标榜盛唐诗法，以此为学诗的最高境界。严羽的《沧浪诗话》，至此才发生影响。从明初到隆庆、万历年间，诗人们一致推崇盛唐。可惜明代诗人之所以主张“诗必盛唐”，是从复古运动出发，他们的诗都是盛唐的模仿作品，艺术的创造性非常稀薄，有“泥美人”之诮。后来，袁宏道等兄弟三人崛起于公安，论诗主白居易、苏东坡，以流畅平易为上，号称“公安派”。接着，锺惺、谭元春起于竟陵，又很不满于公安三袁诗的便捷浅俚，提出幽深孤峭的标准以论诗，是为“竟陵派”。“公安”、“竟陵”两派都攻击前后七子的“诗必盛唐”论。在创作实践上，“公安派”走了宋诗的道路；“竟陵派”则走了晚唐的道路。锺惺选定《唐诗归》，屡次为晚唐诗辩护、翻案，于是晚唐诗又一度时行起来。然而好景不常，到陈子龙、钱谦益出来，都提倡盛唐，学其雄浑高华的风格，黄钟大吕的声调。于是“竟陵派”的议论，一蹶不振。晚唐诗从此消失了它们曾经光荣过的地位。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三日 　　①温州人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号灵舒，徐照号灵晖，徐玑号灵渊，称“永嘉四灵”，成为南宋一个诗派。 　　②南宋时，杭州书商陈起刻印《江湖群贤小集》，收刘克庄、姜夔、葛天民等数十家的诗集。这些人称为“江湖诗人”，亦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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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话95唐女诗人

诗出于歌，歌起于民间。民歌的开始，很可能属于妇女的劳动歌谣。从独唱而至于互唱，由互唱而至于对唱，再由对唱而至于问答，于是男女诗人都有了。《诗经》中如《王风·伯兮》，《郑风》中的《山有扶苏》、《狡童》、《将仲子》，都是妇女所作，可惜没留下姓名。五言诗起于汉代，已有好几位女诗人见于著录。窦玄妻的《古怨歌》、苏伯玉妻的《盘中诗》、乌孙公主的《悲愁歌》，卓文君的《白头吟》，都是好诗。蔡文姬的《悲愤诗》，作五言长篇，更是杜甫《北征》诗的泉源。魏、晋以下，历代都有女诗人，或则见于著录而诗与名俱亡，或则诗存而名佚。但锺嵘《诗品》中，还论到汉代的班婕妤、徐淑、齐代的鲍令晖、韩兰英，这几位女诗人的作品现在都不可见，但她们的姓名能列入《诗品》，可知当时必有杰出的作品流传。 　　到了唐代，男诗人既多，女诗人也并未示弱。不过由于封建社会礼教的约束，女诗人的才名，不出于闺阁。她们又不能应进士试，用不到行卷。她们没有社会生活，作诗也限于闺中抒情，因而极少流传出去，到后世便如云烟之消散。但是即使如此，《全唐诗》中还保存了几百首女诗人的作品，仍然反映着这是清代以前女诗人最多的时代。 　　唐代女诗人中最著名而作品现存最多的止有三家。李冶、薛涛、鱼玄机。李冶和鱼玄机都是女道士，薛涛是成都妓女。她们都有社会交际生活，常与文人唱酬，因此她们的诗流传最多。三人中，李冶的时代最早，我已在讲中唐诗的时候讲过她的诗。薛涛年齿略迟于李冶，其声名卓著时期，大约在贞元至元和年间。她的诗相传有五百首。南宋时还流传着她的《锦江集》五卷，可是现在仅存八十九首了。 　　薛涛的诗大多是七言绝句，但其压卷①之作却是一首五言律诗： 　　酬人雨后玩竹 　　南天春雨时，那鉴雪霜姿。 　　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 　　多留晋贤醉，早伴舜妃悲。 　　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 　　有人雨后赏竹，做了一首诗，写给薛涛看。薛涛也做了一首，以酬答他的好意。“酬”不是“和”。和是要用原韵的。酬不必用原韵。但既然称为“酬”，诗意便应当照应原作。薛涛一看原作，便想到竹的特征表现在冬季，故古人以松竹梅为岁寒三友。现在此人却在雨后玩竹，便不是恰当的时候。所以她第一联便说：你在南方的春天雨后玩竹，那里能看到它不畏霜雪的姿态呢?接下去说：但是，春天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在这时候玩竹，至少可以看到它能以虚心自持，也就不同于“众类”了。这一联的对法比较灵活，从词性的角度看它，似对非对，属于假对一类，或曰假借对。从意义的角度看这是一联流水对，或曰十字对。因为诗意不是两句平列，而是以十字为一意的。颔联是咏竹。晋代有山涛、王戎等七位高士在竹林中饮酒赋诗，称为“竹林七贤”。故诗曰“多留晋贤醉”。舜帝南巡，死于苍梧。他的二位妃子在竹林中哭泣，眼泪滴在竹竿上，成为湘妃竹，又名斑竹。故诗曰“早伴舜妃悲”。因为七贤的时代在舜妃之后，故用“早”字，以点明时代。结尾一联照应了起联。大意说：你如果能到年终时候再来玩竹，就可以见到它不畏霜雪的劲节了。这首对原作者大有讥讽之意，但说得非常委婉。诗意既佳，句法亦苍老，在中唐五言律诗中，可以列为佳作。 　　鱼玄机诗一卷，四十九首，现在还有一个南宋刻本。此外，《文苑英华》载鱼玄机《折杨柳》一首，不见于集中，故现存诗五十首。她的诗以五、七言律诗为多，功力在薛涛之上与李冶不相上下。 　　赠邻女 　　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这是一首极其大胆的诗，封建社会中的女诗人，能在诗中表现这样风流浪漫的思想情感，并不很多。但在唐代，却不止鱼玄机一人。诗题曰《赠邻女》，看诗意，大概这位邻家姑娘是被一个薄情男子抛弃了的。鱼玄机写这首诗安慰并鼓励她。第一联写这个姑娘的生活，从侧面表现她的情绪。怕见阳光，故以罗袖遮掩太阳；早晨懒得起来梳妆，因为有春愁。愁字的说明，就在下面第二联：“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说得多么沉痛!在这个社会中，男子几乎个个都是无情无义的，要找一个“有心郎”，比找一件无价之宝更为困难。这个邻家姑娘，因为有这样深刻的春愁，所以她睡着时也偷偷地哭泣，在花园里也无心赏花，而暗自伤心。鱼玄机用选一联来具体描写了邻女的春愁。但鱼对这位邻女的只会伤心，只会暗哭，虽然非常同情，却觉得她未免太懦怯了。对于这样一个处于被动地位的弱女子，鱼要鼓励她争取主动，创造自己的生活。鱼在结尾一联中，把宋玉比喻为“有心郎”，把王昌比喻为负心郎②，即抛弃邻女的那个男子，而组织成一联为妇女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响亮口号：“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 　　刚才我说，在唐代，写这样大胆的诗的女诗人，不止鱼玄机一人。现在就举一首李冶的六言诗： 　　八至 　　至近至远东西，至深至浅清溪。 　　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 　　在封建宗法制度中，夫妻是五伦之一，又是三纲之一。夫为妻纲，妻是从属于夫的。夫妻的爱情，不是双方均等，而是由宗法制度分配的。夫对妻，主权大于爱情；妻对夫，义务大于爱情。由封建婚姻制度结合的夫妻，他们之间，即使双方都有爱情，这种爱情也是由封建制度维持着的。李季兰看穿了这种夫妻关系，用一句六言诗就揭发了这种夫妻关系的本质：表面上是最亲密，实质上是最疏淡。前面三句，都是比喻，用来证明“至亲至疏”的辩证观点。 　　这首诗，岂不是也可以说是非常大胆的作品吗? 　　武则天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执政二十年，有功有过，互不相掩。我们不在这里评论她的政治，止限于赏鉴她的才华。她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所作诗文很多。《旧唐书·经籍志》著录她有《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卷，可惜现在仅存诗四十六篇，在《全唐诗》中。 　　武后有《九日游石淙》诗七律一首，命群臣和作，有石刻至今犹存。她的原唱中有“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亦可谓一时佳句。但最能表现其浪漫性格的却是她自制的商调曲《如意娘》：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有人怀疑此诗不是武则天作的，因为从诗意及语气看，不象是一位执政的女皇身分。这是由于误解此诗，认为是作者自己抒情。当然，武则天不会有这一类型的爱情苦闷。但这是她写的乐府歌辞，给歌女唱的。诗中的“君”字，可以指任何一个男人。唱给淮听，这个“君”字就是指谁。正如现代歌星手执话筒，唱着“我爱你”、“我念你”，使听众不免动心，就收到恋歌的效果。你如果把这一类型的恋歌认为是作者的自述，那就是个笨伯了。 　　诗四句，意义明白，不用注解。我只要提出其第一句，可见武则天对于妇女的相思病，极有深刻的体会。“看朱成碧”是视觉的错乱。妇女在极度苦闷的情绪中，官感会发生异状。对于色、声、香、味的感觉，都会反常。武则天以“看朱成碧思纷纷”来形容这个女人的“憔悴支离”，确是符合于生理学、心理学的经验之谈。 　　这首诗，岂不是也可以说是女诗人大胆之作吗? 　　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是初唐诗人，首先制定律诗对法的人。婉儿继承家学，作诗文都是第一流的。武则天当政时，她在宫中为昭容③。帮助武后进用文人学士，提倡文化。武后朝臣中，诗人最多，与婉儿很有关系。评论沈佺期、宋之问二人诗篇优劣的，也就是她④。她虽然因为附从安乐公主事被杀，但玄宗在开元初年还特别命臣下编集她的诗文为《上官昭容集》二十卷。这个集子现在也已亡佚，《全唐诗》中只存她的诗三十二首。 　　綵【cai】书怨 　　葉【ye】下洞庭初，思君万里馀。 　　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 　　欲奏江南曲，贪封蓟北书。 　　书中无别意，惟伥久离居。 　　题目是乐府曲名，以前没有见过，大约也是新创的曲调。诗体却是五言律诗。这个题目和这首诗连在一处，就可以知道这是初唐的作品。因为初唐时，五言律诗还可以谱曲入乐。中唐以后，没有以五言律诗为乐府歌辞的情况。 　　一个女人在秋天怀念她的离居已久的丈夫，因而作此诗。第一句就点明时季，同时也暗示作诗的动机。不了解这句诗的来历，就止能体会到它是说明作诗的时季，而不能体会到它所暗示的作诗动机。现在我们把这句诗的来历注明： 　　嫋嫋【niao】兮秋风，洞庭波兮木葉下， 　　白蘋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这是屈原《九歌》中的四句。“葉下洞庭初”，即“洞庭波兮木葉下”。这是点明“怨”的时季。但《九歌》原文在此句下还说明在这个秋风落叶的时候，盼望神来的吉日，预先备好酒食，以供迎迓。“与佳期兮夕张”，在《九歌》中是迎神之词，在此诗作者所暗示的意义，却是希望丈夫归来的吉日。许多诗人运用古典成语，往往含有歇后的作用。即用的字面是上句，用的意义却在下句。这也是读诗时应当注意的。 　　你如果理解了第一句的双重意义，就能体会第二句并不单是承接上句的字面意义，它同时还承按了上句所暗示的意义。第二联是描写这个与丈夫“久离居”的女人的孤寂之感。露浓则天寒，天寒而无人共枕，就觉得被冷了。月落则即将黎明。到了黎明时候，锦屏中还是空虚无人，可知整夜的闺房中，始终是独自一人。 　　第三联上句“欲奏江南曲”，此句亦必须先了解《江南曲》的内容，然后才能了解它与下句的思想关系。据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云：江南曲是古代相传的曲子。古词有“江南可采莲，莲葉何田田”，又云：“鱼戏莲葉东，鱼戏莲葉西，鱼戏莲葉南，鱼戏莲葉北。”看来是很早期的江南民歌，故歌词非常素朴、简单。吴兢说，后世人作《江南曲》，内容都是“美其芳晨丽景，嬉游得时。”据此，可以了解这一联诗是说：我本来想写几篇描写良辰美景、及时行乐的《江南曲》，可是为了要争取时间，封发寄到蓟北去给你的信，《江南曲》就无心作了。蓟北、辽西，都是当时军人远征的地方。 　　第四联结束全诗。急于要封发的信，也没有别的内容，止是表示我和你离居已久的惆怅心情而已。这并不是表示信的内容简单，而是表示满纸都是离情别绪，顾不到写别的家务事。此诗题目是《綵书怨》，另有一个版本作《綵毫怨》，意义均同。“书”是信札，“毫”就是笔。这结尾一联是照应了诗题的。 　　五言律诗的格调形成于武后朝，文学史上虽然归功于沈、宋，但我想上官婉儿也一定有一份功绩。但看此诗，工稳不亚于沈宋。对仗贴切是她祖父的遗教。“江南曲”本来不是此诗中必要的词语，但为了给“蓟北书”找配偶，就想到了“欲奏江南曲”一句，可以欣赏她对法之灵妙。 　　《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录女诗人诗，有许多是出于传奇小说，未必真有此作者，故不可尽信。现在选录几首作者较为可信而诗极好的。 　　盛小丛是晚唐时越中(绍兴)歌妓。大中年间，李讷为浙东观察使，夜登城楼，听到歌声激切，极为赞赏，命人将歌者找来，才认识是盛小丛。当时监察御史崔元范在李讷幕中，将奉召入京，李讷置酒送行，席上就命盛小丛唱歌劝酒。在座的主客都作了诗。盛小丛唱的是她自制的曲子： 　　突厥三台 　　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 　　日旰山西逢驿使⑤，殷勤南北送征衣。 　　这是一首边塞词。首联二句极自然，极豪放，声调又响亮。第三、四句写驿使忙于为边疆战士输送寒衣，题材也极能表现边塞风光。女诗人的作品中，象这样的诗极少见。读此诗，可以想象，盛小丛必然是个豪迈的姑娘，不是娇柔的女士。当时李讷首先赋诗： 　　绣衣奔命去情多，南国佳人敛翠蛾。 　　曾向教坊听国乐，为君重唱盛丛歌。 　　王莽时，御史的官名为“绣衣执法”，故后世以“绣衣”为御史的代词。“南国佳人”指盛小丛。“敛翠蛾”即蹙紧眉头，表示送别的情绪。“曾向教坊听国乐”是李讷自述曾在长安听过教坊乐工所奏的国乐，代表国家的第一流音乐。结句说：现在为你送行，重新再请听一遍盛小丛的歌声。这是把盛小丛的歌唱比之为教坊里的乐曲。 　　崔元范也赋了诗，李讷幕下的判官杨知至，也有一首诗，均保存在《全唐诗》中，今不再抄录。不过杨知至诗的起二句云：“燕赵能歌有几人，为花回雪似含颦。”似乎盛小丛是个北方人，流落在浙东为歌妓的。我想江南歌女恐怕不会作这样豪放的歌词。 　　徐月英是江淮间的妓女，也是晚唐人。她有《送人》一首，在唐人绝句中，可以列入佳作之林。 　　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 　　生憎平望亭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 　　这首诗大有神韵，但是得之于自然，不是刻意琢磨出来的。平望是吴江上的驿亭，送人上船都在此地。“鸳鸯相背飞”是象征手法，不是实指鸳鸯。“两人同去一人归”，岂非“鸳鸯相背飞”了吗? 　　徐月英还有一首不全的诗，现在仅有二句，也可谓佳句：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这二句被宋代女词人聂胜琼偷了去，补凄成一首：《鹧鸪天》词： 　　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尊前一唱阳关曲，别个人人第几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①古人编诗集，把他最好的一首编在卷首第一篇，称为“压卷”。这个名词，用到后世，泛指全集中最好的作品，不一定编在卷首。 　　②宋玉有《登徒子好色赋》，讲到有一个东邻姑娘，在墙头上偷看了他三年。鱼玄机诗用此典故，寓意要邻女自己去找爱人。 　　王昌，魏晋时人，风神俊美，为时人所赏。但无薄倖事。此诗仅为借用而已。 　　③昭容，皇后宫中女官名，为九嫔之一，位正二品。 　　④见本书第六篇。 　　⑤此句《升庵诗话》所引作“昨夜阴山逢驿使”，似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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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六言诗

我国初民时代的诗歌都是四字一句，最早的如《尧民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等谣谚，皆见于古书所引。《诗经》是周代诗的结集，全是四言诗了。大约到战国后期，南方的楚国人歌唱四言诗的时候，在句中或句尾加上一个和声“兮”，于是开始出现了五言句，例如： 　　吉日兮良辰(《楚辞·九歌》) 　　瑶席兮玉瑱(同上) 　　嫋嫋兮秋风(同上) 　　广开兮天门(同上)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楚辞·九章》)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同上)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楚辞·远游》) 　　经营四荒兮，周流六漠。(同上) 　　“兮”字的作用是一个音符，用以表示它上面那个字应当曼声吟唱。过些句子，形式上虽是五字句，但还不能说是五言诗句。到后来，这个“兮”字被换上一个有意义的实字，于是才成为五言诗句。例如汉李延年作歌云：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宁不知”是衬字，除掉它，就是句法整齐的五言诗。它代替了周代的四言诗，成为汉、魏、南北朝时代诗的主要句式。这首早期的五言诗，还看得出从“兮”字改用实字的痕迹。如果我们把它写成以下的句子，意义并不缺少： 　　北方兮佳人，绝世兮独立。 　　一顾兮倾城，再顾兮倾国。 　　倾城兮倾国，佳人兮难得。 　　由此可知，五言句既然比四言句多了一个字，它的思想内容也应该多一些。如果五言句可以删去一个字而无损于它的思想内容，这就是一个多馀的字。宋人说：一首五言律诗，一共四十个字。要如四十位贤人，缺不得一个。其实不但是五言诗，七言诗也何尝不是这样。每句之中，不能有不起作用的字。以一般的情况来讲，周秦的四言诗发展而为汉魏的五言诗，每一个诗句的内容都有所充实。从五言而至七言，也同样应使诗意随字数而增加。 　　周秦以前，汉族人的语言，纯用单音词。一词一义一音。《诗经》里的四言句，多数是以二字为一个音节，两个音节构成一句。诗歌句法的音节结构，用偶数，不用奇数。这种习惯，发展并表现在另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赋。但同时，人民的语言中，复音词日渐多起来，偶数的四言句往往不够表达一个概念。在音乐方面，以四言诗合乐，又觉得呆板。于是兴起了新的诗歌句式——五言。从此以后，诗句字数不从偶数发展，而从奇数发展。故五言诗变而为七言诗。 　　六言诗是四言诗向偶数发展的一支细流。它最初也起源于楚歌，在五言句中加一个衬字：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楚辞·九歌》)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同上)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澧浦。(同上) 　　折疏麻以瑶华，将以遗兮离居。(同上) 　　每句六字，是偶数；但音节是每句三个，是奇数。例如第一例：“夫君”、“未来”，是两个音节。如果不用“兮”字，则单独一个“望”字，止有半个音节。添一个“兮”字，便凑合三个音节。第二例更为明显。“帝子”、“北渚”，两个音节。“降”字唱时用曼声，才成为一个音节。由此可以悟到，六言诗是五言诗的曼声改为实字。不过改曼声为实字之后，句子结构必须是整齐的三个音节(2+2+2)，不能象楚辞句法的“望+夫君+兮+未来”。 　　六言诗是指六个都是实字的诗体。任昉的《文章缘起》说六言诗起于汉代的谷永。杨慎说：《文选》注中引董仲舒琴歌二句，亦六言。时代在谷永之前。谷永的六言诗，今已失传。董仲舒的琴歌非全章。现在可见的六言诗有孔融所作三首，今录其第一首： 　　汉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乱乘衰。 　　僣【jian】上虐下专威，万官惶怖莫违。 　　百姓惨惨心悲。 　　晋代的陆机有乐府诗《董逃行》，也是六言句。今抄录二章： 　　和风习习薄林，柔条布葉垂阴。 　　鸣鸠拂羽相寻，仓庚喈喈【jie】弄音。 　　感时悼逝伤心。 　　日月相追周旋，万里倏忽几年。 　　人皆冉冉西迁，盛时一往不还。 　　慷慨乖念凄然。 　　孔融所作三首，已佚失题目，内容都是写董卓弄权肆虐的政治情况。陆机所作五首，都是慨叹人生多故，盛衰无常。二诗形式一致，都是以五句成篇，这恐怕不是偶然相同，而是配合乐曲《董逃行》的节奏写作的。孔融所作，可能也是《董逃行》的歌辞。因为《董逃行》的内容正是写董卓之乱的。 　　陆机还有一首乐府诗《上留田行》，六言九句，亦可注意。六言诗用于乐府歌辞，为什么最后都以一个单句结束呢? 　　嵇康有六言诗十首，各有题目，很象是一组詠史诗。今抄录二首以见一斑： 　　惟上古尧舜 　　二人功德齐均，不以天下私亲。 　　高尚简朴慈顺，宁济四海蒸民。 　　东方朔至清 　　外以贪汙内真，秽身滑稽隐名。 　　不为世累所婴，所欲不足无营。 　　十首诗全是逐句用韵，仍是乐府诗的形式，因此我怀疑六言诗起源于魏晋乐府歌曲。当时诗体质朴，这些诗实在没有诗味。现在我们且看三百年以后梁、陈诗人陆琼的一首六言诗： 　　蒲萄四时芳醇，瑠璃千锺旧宾。 　　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 　　春风秋月恒好，欢醉日月言新。 　　此诗题为《还台乐》，见《乐府诗集》，可知也是乐府歌辞。六言六句，又是一体。中间“夜饮朝醒”一联，极为精妙。韩愈诗“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座添春”(《酒中留上襄阳李乡公》)，大有皎然所谓“偷意”的嫌疑。 　　初唐时，李景伯、沈佺期、裴谈，各有一首《回波乐》词，都是六言四句。沈佺期词云： 　　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 　　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 　　回波乐是舞曲。唐中宗时，内廷宴会，命词臣作歌词。沈佺期才从岭南赦回，尚未恢复牙笏绯袍，故作此词，表示希望。“齿录”对“牙绯”，也是假借对，“录”是“绿”的谐音。 　　以上从汉魏以来直到初唐，六言诗作者虽不多，但也未尝绝迹，所以我说这是诗史中的一股细流。不过从所有这些作品看来，六言诗仅用于乐府曲辞，而不是文人抒情述志的的诗体。所以古本书籍中仅称“六言”，而不称为“六言诗”。 　　到盛唐时，王维写了七首六言诗，描写他在“辋川”庄园中的闲居生活。今选录四首： 　　辋川六言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 　　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 　　山下孤烟远树，天边独树高原， 　　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 　　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这是诗了。平仄粘缀，词性对偶整齐，可以称为六言绝句了。但是音调平板，不适合于吟哦，只能供朗诵用。“桃红复含宿雨”一首是著名的，但又见于皇甫冉诗集。 　　王维的诗友刘长卿也有五首六言诗，今选抄其二： 　　送陆澧归吴中 　　瓜步寒潮送客，杨花暮雨沾衣。 　　故山南望何处，秋水连天独归。 　　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 　　清溪落日初低，惆怅孤舟解携。 　　鸟向平芜远近，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惆怅长沙谪去，江潭芳草萋萋。 　　“瓜步寒潮”一首又见于李嘉祐诗集中。《全唐诗》中还有许多六言诗，互见于几个人的集中，最多的是中唐诗人。大约当时六言诗盛行，互相传抄传诵，以致混淆了作者。“清溪落日”一首共八句，首尾用散句，中间二联用对句。这样，六言诗发展为律诗了。 　　但是，窦弘馀的诗集中，有一篇《广谪仙怨》，也是六言八句。他在诗序中说：玄宗在安禄山乱时，逃难入蜀的路上，很后悔不听张九龄之言，以致国家不可收拾。因此谱了一支笛曲，名曰《谪仙怨》。以寄托他悼念贤臣之意。这个曲子在大历年中盛行于江南。刘长卿降官为睦州司马时，在一处宴席上听到这个曲子，就谱作曲词，但刘长卿并不知道这个笛子的来历和寓意，因而他补作一首，名曰《广谪仙怨》，意思是增广刘长卿词的内容。 　　根据窦弘馀所述的故事，后世词家就把刘长卿这首六言诗改题为《谪仙怨》，把八句分为上下片，每片四句，于是这首六言律诗一变而成为词了。不过，不要紧。韩翃有《送陈明府赴淮南》和《河上寄故人》二首，都是六言八句，无论如何，总该算是六言律诗了。 　　六言律诗作者甚少，绝句则愈作愈好，宋代诗人如康伯可、王安石、秦观、参寥子等，都有很好的六言诗。现在选录张继一首，以结束唐人六言绝句。 　　奉寄皇甫补阕 　　京口情人别久，扬州估客来疏。 　　潮至浔阳回去，相思无处通书。 　　六言诗从古代乐府歌曲中解放出来，成为不合乐的诗的形式，为时不久，又被唐代新流行的歌曲吸收进去。与刘长卿、窦弘馀同时的韦应物有一首《三台》、一首《古调笑》，都是六言句的曲词。 　　三台 　　冰泮寒塘水绿，雨馀百草皆生。 　　朝来衡门无事，晚下高斋有情。 　　古调笑 　　河汉，河汉，晓挂秋城漫漫。 　　愁人起望相思，塞北江南别离。 　　离别，离别，河汉虽同路绝。 　　王建有《宫中三台词》二首、《江南三台词》四首。《三台》是当时新行的小曲，故后世称为《三台令》，认为是一个词调名。今选录《江南三台词》二首： 　　扬州桥边小妇，长干城里商人。 　　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青草湖边草色，飞猿岭上猿声。 　　万里三湘客到，有风有雨人行。 　　王建也有《调笑》一首，即韦应物的《古调笑》，大约这是一个古代传下来的曲子，故韦应物加“古”字。后世称《调笑令》。 　　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 　　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絃。 　　絃管，絃管，春草昭阳路断。 　　戴叔伦有一首《转应曲》，就是《调笑》：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 　　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明月，胡茄一声愁绝。 　　这是一首边塞词，在唐诗中亦为仅见之作。韦、王、戴三家所作，句式，韵法都相同，已成定格，故后世划入词调，名《调笑令》，或《转应曲》，但南唐词人冯延巳有三首《三台令》，却就是《调笑令》。由此可知，《转应曲》或《调笑令》，就是《三台》的变体。以六言四句为本体，加了四个二言短句。今选抄冯延巳一首： 　　南浦，南浦，翠鬟离人何处。 　　当时携手高楼，依旧楼前水流。 　　流水，流水，中有伤心双泪。 　　六言句不但用入了唐五代的曲子词，也用入了北曲小令。请读一支元人张小山的《晚步》，调名《天净沙》： 　　吟诗人老天涯，闭门春在谁家。 　　破帽深衣瘦马， 　　晚来堪画：小桥风雪梅花。 　　以上叙述了六言诗的起源与流变。另外，还有一首顾况的《渔父引》，六言三句，尤其是中唐六言诗的新体。但此诗不见于顾况诗集，而见于宋人记录。黄山谷、徐师川都很爱此诗，全文借用来作为《浣溪纱》的上片。因为无法证明此诗确是顾况所作，更无从知道这三句是否全篇，题目是否原有，故只能作为附录，以备参考。 　　渔父引 　　新妇矶边月明， 　　女儿浦口潮平； 　　沙头鹭宿鱼惊。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却上心头

97联句诗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五年)春，起造了一座柏梁台。此台用香柏为梁，故名柏梁。元封三年(公元前一O八年)，在柏梁台上开宴，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能作七言诗者，可以坐于上席。于是皇帝首先作了一句七言诗，亲王、大将军、丞相等按官位高低每人接下去作一句，都用皇帝所作第一句的韵脚。从此文学史上出现了第一首连句体的《柏梁诗》。“柏梁诗”既是诗题，又是诗体名词。后世的一切联句诗都可以称为“柏梁诗”或称“柏梁体”①。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三年)十一月，柏梁台被大火烧毁。“柏梁诗”遂成为此台唯一的纪念文献。 　　柏梁诗 　　日月星辰和四时(帝) 　　骖驾驷马从梁来(梁孝王) 　　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 　　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石庆) 　　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卫青) 　　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倪宽) 　　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周建德) 　　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刘安国) 　　周围交戟禁不时(卫尉卿路博德) 　　总领从宗柏梁台(光禄勋徐自为) 　　平理清谳决嫌疑(廷尉杜周) 　　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公孙贺) 　　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壶充国) 　　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温舒)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张成) 　　擞【sou】道官下随讨治(执金吾中尉豹)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盛宣) 　　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李成信) 　　外家公主不可治(刺兆尹) 　　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东掌) 　　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 　　柱枅樽栌相支持(大匠) 　　枇杷桔栗桃李梅(大官令) 　　走狗逐兔张罘【fu】罳【si】(上林令) 　　齧【nie】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 　　从梁王以下二十二人都是文武官员，每人作诗一句，讲他自己的职责。例如太常卿是礼乐官，他管的是“撞钟伐鼓”。宗正卿是主管皇族的，所以他知道“宗室广大”，贵族愈多。京兆尹是首都市长，他最怕“外家”和“公主”，他管不了。大官令是管理果树园的，他不会做诗，只会凄合果名七字。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而上林苑是皇帝的猎场，“走狗逐兔”是他的本职。最后还有二人：郭舍人是武帝的管家，东方朔是文学侍从，此二人都以滑稽著名。故以诙谐的诗句结束。郭舍人说：我咬宫女的嘴唇，甜得象饴糖一样。东方朔说：我做不出七言诗，窘得简直没有办法了。 　　这里有许多官名，如大鸿胪、大司农、执金吾、京兆尹等，都是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O四年)所设置，元封三年还没有这些官职。梁孝王名武，是汉文帝的儿子，元封三年以前早已去世，怎么还能“从梁来”。这些都是疑点，因此有人以为是伪作，但此诗见于《三秦记》，即使是后人伪作，时代也相当早，它仍然可以说是最早的联句诗。 　　晋武帝司马炎的时候，有一个贾充，历官尚书令、司空、太尉。他娶李丰的女儿为妻。李丰得罪被杀，他的女儿也判处流徒。贾充便再娶郭配的女儿。后来李女得赦回来，皇帝允许贾充兼有二妻，称为左、右夫人。可是郭夫人不许李夫人同居，贾充只得为李夫人另建住宅而不与郭夫人往来。李夫人名琬字淑文，郭夫人名槐，字玉簧。李夫人有文才，贾充去看她，二人联句成诗一首。这是比较可信的一首最早的联句诗。 　　与妻李夫人联句 　　室中是阿谁，叹息声正悲。(贾) 　　叹息亦何为，恐但大义亏。(李) 　　大义同胶漆，匪石心不移。(贾) 　　人谁不虑终，日月有合离。(李) 　　我心子所达，子心我亦知。(贾) 　　若能不食言，与君同所宜。(李) 　　这是一首对话体的诗。每人二句，用同样的韵脚。贾充问：谁在屋子里叹气?李夫人说：我叹气是为了怕夫妻的情义有所缺损。贾说：夫妻情同胶漆，我的心终不改变。李说：这很难说，日月也有离合。贾充说：不用担忧，我们二人是彼此知心的。李说：只要你说话算数，我就与你一起过活。 　　此后，联句诗绵延不绝。齐代诗人谢眺似乎很高兴和朋友联句，他的诗集中还有七篇连句诗：其中《阻雪连句遥赠和》一篇，是和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刘绘、沈约共七人的连句，每人作五言四句，谢朓首唱。这首联句诗不是七人在一起时同作的，是用通信方法互相赠和的，故题目说明是“遥赠和”。这又是联句诗的创格。 　　梁元帝萧绎有《宴清言殿作柏梁体》，是摹仿汉武帝与群臣联句，每人各作七言一句，叙述本人的职责。可惜全诗已亡佚，仅存三句。 　　梁武帝萧衍有《清暑殿效柏梁体》一首，也是与群臣联句，每人作七言一句，各人讲他的本职。 　　梁简文帝萧纲有《曲水联句》，是他为皇太子时与朝臣王台卿、庾肩吾等人的联句，每人作五言四句，赋咏曲水。太子作结句。 　　梁诗人何逊也喜欢联句。他的诗集中有联句诗十六首，都是每人作五言四句，有《拟古联句》、《相送联句》、《至大雷联句》、《折花联句》等，题材有所扩大了。但象《送褚都曹联句》一首，全文止有四句，句下都不注明作者，显然是只保存了他自己所作四句，而没有保存其他作者的诗句。 　　齐梁以后，联句之风冷落了一时。到唐初，太宗李世民于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大破突厥后，宴请突利可汗于两仪殿，也效法汉武帝与群臣联句为柏梁体。《全唐诗》中收此诗，联句者为淮安王、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王禺】，太宗首唱七言一句。其后，高宗李治有《咸亨殿宴近臣诸亲柏梁体》一首，仅存高宗首唱“屏欲除奢政返淳”一句。中宗李显景龙四年(公元七一O年)正月五日在蓬莱宫大明殿看吐蕃人骑马之戏，也和群臣作了一首柏梁体联句诗。这首诗共十四句，中宗首唱之外，参加联句者十三人。皇后、公主、昭容作六句，都是女诗人。最后由吐蕃舍人明悉猎作结句，这又是联句诗的新样。以后几朝皇帝，不见有与群臣联句的记载，但中宗李昂与柳公权的联句却又是唐史上著名的事。 　　由于开国以后三朝皇帝的提倡，联句诗在唐代繁盛起来。《全唐诗》第二十九卷所收全是联句诗。从李白、杜甫起，有颜真卿、顾况、皎然、白居易、刘禹锡、韩愈、孟郊、段成式，直到皮日休、陆龟蒙，从开元、天宝至唐末，联句的风气没有中止过，可知联句诗特盛于唐代。 　　唐代的联句诗，有二人联句或数人联句。有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言的。但都是数人合作一诗，共赋一事一物，而没有对话体。象贾充和李夫人的对话体联句诗，文学史上恐怕仅此一首。 　　李白有《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是李白、高霁、韦权舆三人联句。李白先作二句，高霁续作二句，韦权舆再续二句，最后李白又作结尾二句。颜真卿有《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参加者有皎然、陆羽等二十八人。颜真卿作五言二句为首唱。接下去每人续作二句，成为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这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 　　李益有《天津桥南山中联句》一首，参加者为韦执中、诸葛觉、贾岛，主客共四人，每人作五言一句，合成绝句一首。这是最简单的联句诗。诗云： 　　野坐兮苔席，(李)山行绕菊丛。(韦) 　　云衣惹不破，(诸葛)秋色望来空。(贾) 　　李绛、崔群、白居易、刘禹锡四人的《杏园联句》是每人作二句的七言律诗： 　　杏园千树欲随风，一醉同人此暂同。(群上司空) 　　老态忽忘丝管里，衰颜宜解酒杯中。(绛上白二十二) 　　曲江日暮残红在，翰苑年深旧事空。(居易上主客) 　　二十四年流落者，故人相引到花丛。(禹锡) 　　这首诗是崔群首唱。他先作两个起句。“上司空”是指定要谁接下去。司空是李绛的官名。于是李绛续作一联。指定要白二十二接下去。二十二是白居易的行次。白居易作了颈联，指定主客郎中刘禹锡作结句。这个办法，就是现代赌酒、赛球的“点将”。 　　白居易与刘禹锡，韩愈与孟郊，皮日休与陆龟蒙，是作联句诗最多的搭档。他们的联句多数是每人作五言四句。首唱者作起句二句，可以是散句，也可以是对句。接下去再作一联对句。第二人接下去作对句二联。如是轮番各作二联，到最后才以二个散句结束。这样的联句，可以成为五十韵、一百韵的长篇排律。 　　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是一首著名的五言联句。它创始了一种新的联句法。韩愈先作第一句。孟郊作第二、三句。接下去韩愈作第四、五句。如此轮番写下去，最后韩愈以一句结尾，全诗长到一百五十四韵，三百零八字。这种联句方法，名为跨句联法。过去都是每人作二句或四句，概念是完整的，对偶也是由各人自己结构。现在韩愈改为从第二句联起，就必须先对上句，然后作第二联的上句，留给对方去找下句。这样就避免了一人自作对联。在思想内容方面，要先补足对方出句的诗意，然后自己提出半个概念，让对方去补足。这样的联句，就比较难做了。自从韩愈创造这个联句形式后，唐诗中止有陆龟蒙、皮日休、嵩起三人的《报恩南池联句》用过这个联法。宋代以后，联句作者很多，一般都是用跨句联法作五、七言律诗。每人作二句或四句的联句方法不用了。作长篇排律的也极少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 　　①连句，齐梁以后称为联句。柏梁体是连句诗的名称。《沧浪诗话》以每句用韵的诗为柏梁体，非也。

却上心头

98唐人诗论鸟瞰

本文目的在将唐人关于诗的评论研究作一个鸟瞰。其实，我在讲诗的时候，已随时接触到这一方面的情况，本文只是再综合一次而已。诗论、文论，都属于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一个专题。关于唐代诗论，已有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诸家的专门研究成果，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讲得都很详尽，读者可以参阅。我也没有能力讲得更多，更好些。此外，陆佩如的《中国诗史》，也讲到过唐人诗论，读者亦可与各本《中国文学批评史》参详。因此，本文只是把唐人诗论作一个简单的提纲，所以名之曰鸟瞰①。 　　文学批评，产生于文学繁荣的时代。繁荣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唐诗在继承齐、梁、陈、隋及北朝的基础上，逐渐繁荣，逐渐形成了本时代的文化特征。王、杨、卢、骆以后，诗风大盛，作为唐诗第一个特征的律诗，在声律、体制等各方面都成熟了。从初唐到中唐前期，诗人们所要研究的，主要是格诗的“格”和律诗的“律”。我们合称为“格律”。汉魏以来传统的五言古体诗，唐人称为格诗。格诗要讲究“风骨”。这个名词，到晚唐时，皮日休、陆龟蒙写作“风格”。可知，风格就是风骨。后世文论家没有注意这一字之变，往往把风格与风骨认为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就讲不清楚。律诗的“律”，是指音律而言，不是“法律”、“规律”的“律”。所以唐人论律诗，都注意于词句的音乐性。 　　初唐时期的诗论，较多的是关于律的研究。齐梁诗人沈约首创的四声八病说，在这个时期被重视而采用了。四声是平、上、去、入。在两句诗中，要使字声和谐，就创造并确定了调声的方法。就是所谓“平仄粘缀”。八病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都是上下二句之间的声病。例如平头是指上下二句第一字和第二字都同声。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一联中，芳、提，都是平声；时、壶，也都是平声。读起来就不美听了。这叫做犯了平头之病。“避忌声病”，也是当时诗人所十分注意的。 　　律诗要用对偶句。如何作对，也是初唐人最关心的。上官仪首先归纳出六种对法：(一)正名对(即的名对。如以“天地”对“日月”)。(二)同类对(如以“秋雨”对“春风”)。(三)连珠对(如以“微微”对“漠漠”。又名叠字对，重言对)。(四)双声对(如以“槐黄”对“柳绿”。用双声字)。(五)叠韵对(如以“旁皇”对“尚羊”。用叠韵字)。(六)双拟对(如以“花明柳暗”对“月白风清”)。此后就有人接着研究对法。元兢作《髓脑》，提出六种对法。崔氏提出三种对法，皎然提出八种对法。 　　有一个日本和尚弘法大师，在贞元年间来中国求佛法。他也关心中国诗学。抄集了不少中国诗学资料，回国后编成一书，名曰《文镜秘府论》，以供日本诗家借鉴。我国初、盛唐时期有许多研究诗格的著作，例如元兢的《髓脑》，王昌龄的《诗格》，至今均已亡失，幸亏《文镜秘府论》中还保存了一部分。《文镜秘府论》的内容，即以研究声病为主，据此书的记录，八病已扩大到“二十八种病”，对法已增添到“二十九种对”。根据此书所反映的情况，可知唐代初期的诗论，集中于研究律诗的声病及对偶。 　　关于诗的风骨与作用，未见有专书论述。但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慨叹于“汉魏风骨，晋宋莫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李白作《古风》诗，也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杜甫作《戏为六绝句》，以表示他的诗学观点。他以为作诗应“方驾屈宋”，不应作“齐梁后尘”。这些论调，虽然仅见于片言只语，都分明看得出他们在诗的辞藻及思想内容两方面，都主张恢复到魏晋以上，直到《诗经》、《楚辞》。 　　元结编《箧中集》，就是针对当时诗家只讲究声病而不注意诗的内容及作用的。他在序文中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汙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他虽然批评近世诗人的“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但并不否定这种诗。他以为这种“会谐丝竹”的诗，只能用于私室宴会，让歌儿舞女去讴唱，以供嬉乐，而正宗的诗，则必须风骨雅正，为“方直之士”、“大雅君子”所“听而诵之”。这个观点，就为后来白居易把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根据。 　　贞元、元和、长庆这一段时期，经梁肃，柳冕、权德舆、独孤及而至于韩愈，古文运动的文艺理论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许多思想观点，从初唐以来已有人分别提到，但到韩愈才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他在捍卫儒道的基本思想上，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与创作方法，提出了明确的口号。他主张“文以载道”，就是说文学作品要有思想性。一般诗人都以诗的功能为“缘情体物”，即歌咏事物，以抒发性情。“载道”就是对“缘情”的否定。他主张为文要“能自树立，不因循”。又主张为文要“务去陈言”，“词必己出”。都是提倡文学的创造性，反对摹仿古人，反对袭用陈言滥调。这些话都是针对当对文风的弊病而说的。 　　白居易对诗的观点，更为积极。他在给元稹的一封长信中痛快淋漓地讲了诗的意义和作用。他主张诗要为政治服务。在上的统治阶级应当“以诗补察时政”，在下的诗人应当“以歌泄导人情”。诗必须通过比兴手法寓有讽刺时政的作用。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否则，但有美丽的佳句，而不起讽谕作用，无益于治道，那就只是“嘲风雪，弄花草”的无聊作品而已。他说自己在年轻时，做过许多诗，朋友都以为好。其实还没有认识到作家的任务，年长做官以后，与人谈话，常常关心时事；读书史时，多研求政治得失。于是，才知道文章应当为时代而作，诗歌应当为时事而作。这些话，就是说文学创作必须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白居易的诗论，已接近了近代西洋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理论，但另一方面，也还是继承并发扬了“六义”的传统诗教。 　　从韩愈到白居易的诗论，虽然如洪钟震雷，惊动当代。但在同时代诗人的实践中，可以说没有起多大的作用。温飞卿、李商隐反而把绮辞丽句推上了高峰。贾岛、姚合，仍然依靠风云花草，才能成诗。这时的诗家，已不必再研求四声的粘缀和八病的避忌，他们所注意的是搜集许多可以摹仿、抄袭学习的佳句。编成一本摘句图，作为自己的“枕中秘”。例如齐已有《玄机分别要览》一卷，摭录古人诗联，以风、赋、比、兴、雅、颂为分类法。姚合有《诗例》一卷，亦是摘取古人诗联，叙其措意，各有体要。李洞有《诗句图》一卷，取贾岛警句五十联及其他唐人警句五十联。郑谷有《国风正诀》一卷，亦是摭取诸家诗联，分为六门，注明其比兴意义。这些书现在都不传了。现在只存皎然的《诗式》五卷，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一卷。这两种书，仍是以摘选佳句为主。总之，从中唐后期至唐末，诗学研究都集中在律诗的句法。 　　司空图的《诗品》一卷，是唐代诗论中突出的著作。他用二十四首四言诗描写二十四种诗的境界，或说风格，例如他描写“典雅”的诗境云： 　　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 　　诗写得很好。但要从这样一首诗中体会典雅的诗境，至多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诗铭，我以为不能算是文学批评。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日 　　①“岛瞰”是个外来语，中国原来没有。它是bird—eyeview的译语。如鸟飞空中，俯瞰大地，虽见全形，实在只是一个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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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唐诗绝句杂说

本文曾在一九八一年《语文学习》发表过。当时应编者之请，为唐诗绝句写一篇专文，谈谈绝句的起源和发展。我曾计划就历代各种文学形式有系统地各写一文，从文学形式的角度探索其承先启后的情况。这个计划被教学工作与患病阻止了，迄未实现。现在只有这一篇，附在本书，聊以充数。原来不在本书的计划中。 　　一九八五年五月附记 　　(一)什么叫绝句? 　　绝句是以四句为一首的诗，每句五言或七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人会发问。现在要问的是：这种体式的诗，为什么名叫“绝句”?这个“绝”字是什么意思? 　　光是一句诗，不论是五言或七言，不可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概念。例如《古诗十九首》第一首第一句“行行重行行”，第二首第一句“青青河畔草”，我们读了之后，得到什么概念呢?“走啊走啊”，走到那里去?“河边的青草”，又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读下去，读到第四句，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馀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 　　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 　　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 　　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这首诗一共十六句，四句为一节，表达一个概念，或说一个思想段落。这样的四句诗，在南北朝时代的文艺理论上，就称为“一绝”。绝就是断绝的意思。晋宋以后的诗，差不多都是四句为一绝。不管多少长的诗，语言、音节、思想内容，都需要连续四句，才可以停顿下来。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这首诗前段六句，后段四句，可见是汉魏时代的诗，四句一绝，还没有成为规格。如果齐梁时代的诗人做这首诗，他们肯定会删掉两句，或再加两句。 　　四句一绝，这个观念是自然形成的，从《诗经》以来，绝大多数诗都是以四句为一个段落。但它成为诗的规格，并给以“绝”的名称，则为齐梁以后的事。陈代徐陵编《玉台新咏》，收了汉代的四首五言四句诗，给它们加了一个题目“古绝句”，又收了吴均的四首五言四句诗，题目是“新绝句”。这里反映出“绝句”这个名词是当时新产生的。既然把四首原来没有题目的汉诗称为“古绝句”，就不能不把同时代人吴均的四首称为“新绝句”了。新、古二字是作品时代的区别，不是诗体的区别。这种诗体，只叫做“绝句”。但是，作《玉台新咏考异》的纪容舒却把“新绝句”改为“杂绝句”，又加了说明：“体仍旧格，不应云新。当由字形相近而误。”他以为吴均这四首绝句还是和汉代的四首同一体格，不是唐代近体诗中的绝句，所以不能说是新绝句，因此就大笔一挥，改作“杂绝句”。理由是“新”字与“杂”字“形近而误”。这是一种荒谬的校勘学，“新”字和“杂”字的字形决不相近，他的理由实在非常武断。 　　在北周庾信的诗集里，有两个诗题《和侃法师三绝》、《听歌一绝》，都是五言四句诗。庾信和徐陵是同时人，不过一在北朝，一在南朝，可见绝句在南北朝都已定名、定型，而且可以简称为“三绝”、“一绝”了。 　　《诗经》里的诗，大多数是四言四句，古人称为“一章”，实际上也是“一绝”。汉魏五言诗，以四句为全篇的很少，故没有必要把四句的诗定一个诗体名词。但在较长的诗篇里，四句一绝的创作方法已自然形成。到晋宋以后，由于民间歌谣的影响，诗人喜欢模仿四句的民歌，就大量出现了五言四句的小诗，这时候，才有需要给这一类型的诗定一个名叫做“绝句”。 　　宋元时代，通行把“绝句”称为“截句”。他们以为“绝句”是从律诗中截取一半。他们似乎不知道“绝句”的产生早于“律诗”。如果说绝句是半首律诗，就应该先有八句的律诗了。这个观点，是违反诗体发展史的现实的。 　　(二)古绝句与近体绝句 　　徐陵所谓古绝句，是指汉魏五言四句的诗。它们有押平声韵的，也有押仄声韵的。有第一句起韵的，也有第二句才起韵的。但是它们不讲究声调，也不谐平仄。吴均、庾信的绝句，出现了对句，也偶尔有平仄黏合的，不过还没有全篇平仄和谐的。除开吴歌西曲这些民间绝句以外，庾信似乎是文人中写绝句最多的。他的诗集第六卷，全是绝句，而且卷尾有三首七言绝句。 　　初唐后期，诗句的平仄和谐成为诗的声律。四声八病的理论，愈来愈被重视，五言古诗，七言歌行，各自发展成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齐梁时期的绝句也趋于服从声律，讲究平仄和谐，于是形成了唐代的绝句。唐代人把新规格的绝句和五、七言律诗都称为近体诗，而把传统的一切五、七言诗称为古体诗，或者干脆称为古诗。《玉台新咏》里的“古绝句”、“新绝句”，在唐代人看来，一律都是古体。 　　于是我们要改变一个概念：古体和近体是诗体的区别，而不是作品时代的区别。因为唐代诗人既做近体绝句，也还做古体绝句。 　　庾信的一卷绝句，最可以看出从古绝句发展到近体绝句的情况。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 　　协律新教罢，河阳始学归。 　　但令闻一曲，馀声三日飞。 　　——听歌一绝 　　这首诗第一、二句是对偶句，但对得还不工整。从词性看，“协律”是职官名，“河阳”是地名；“协”与“河”不成对，“律”与“阳”也不成对。但从全句看来，勉强可以算作对句。从声律看，如果用近体绝句的标准，那么这首诗中有五个字是平仄不合格的。“教”应用平声字，“令”应用平声字，“声三日”应用仄仄平字。因此，这一首还是古体绝句。 　　另外有一首： 　　刘伶正捉酒，中散欲弹琴。 　　但使逢秋菊，何须就竹林。 　　——暮秋野兴 　　这首诗的第一、二和三、四句都是合格的对句。平仄黏合，全部符合唐代近体绝句的标准，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首近体绝句。但这样完整的诗，在庾信集中，还是不多。 　　杂树本唯金谷苑，诸花旧满洛阳城。 　　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 　　——代人伤往 　　七言四句诗，在齐梁时已出现不少，但庾信这一首最接近唐人绝句。这首诗只有第四句是不合声律的。如果把“日”字改用平声字，“时”字改用仄声字，“无地”改用仄平字，就是一首近体绝句了。至于第三句平仄组合与第二句相反，这种格式在唐人绝句中称为“拗体”，戏称“折腰体”，它可以使整首诗的音调健硬，亦是近体绝句的一格，不算声病。杜甫就很喜欢做这种绝句。 　　(三)律诗与绝句 　　现在一般人都以为五言或七言八句，中间有两联对偶句，这叫做律诗。五言或七言四句的诗，叫做绝句。于是，绝句就不是律诗。又有人把律诗称为格律诗，于是绝句就好象不讲究格律的了。还有，一般人都以为律诗的“律”字是规律、法律的“律”。现代汉语从古汉语的单音名词发展到双音名词，于是在“律”字上加一个“格”字，成为“格律”。于是“律”字的意义更明确地表示为规律的“律”了。 　　以上这些概念，实在都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大约开始于南宋。在唐代诗人和文学批评家的观念里，完全不是这样。 　　律是唐代近体诗的特徵【zhi】。唐人作诗，要求字句的音乐性。周顒【yong】、沈约以来的四声八病理论，为唐代诗人所重视，用于实践。四声则分为平仄两类，属于仄声的上去入三声，可以不严格区别，所以四声的理论，实际上仅是平仄的理论。唐代诗人认识到诗句要有音乐性，必须在用字的平仄上很好地配合，于是摸索出经验，凡是两句之中，上一句用平声字的地方，下一句必须用仄声字，尤其是在每句的第二、四、六字，必须使平仄“黏缀”，这样的诗句，才具有音乐性。律诗的“律”，是“音律”，“律吕”的律，不是“规律”的律。我们可以举殷璠在他所编《河岳英灵集》里的一节话： 　　昔伶伦造律，盖为文章之本也。是以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宁预于词场，不可不知音律焉。 　　就是这一节，已经可以证明唐代诗人创造“律诗”这个名词，其意义是“合于音律的诗”，也就是“有音乐性的诗”。殷璠的意思是说：诗的声调合于音律，就会产生诗的气势，表明诗的节奏。(这两句是说诗的外形，即语言文学。)一首诗由于平仄黏缀得好，吟咏之时就容易透发作者的才情。(这一句是说诗的音乐性与内容的关系。) 　　既然如此，凡是一切要求讲究平仄、避免八病的诗，应该都是律诗。不错，唐代诗人是这样看的：绝句也是律诗。韩愈的诗文集是他的女婿李汉编定的，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元稹的《元氏长庆集》，都是作者自己编定的。这三部书中的诗主要是按形式分类，总的分为“古诗”和“律诗”两大类。讲究平仄的五七言绝句，都编在“律诗”类中，不讲究平仄的古体绝句都编在“古诗”类中。这就可以证明唐代人以为近体绝句也是律诗。 　　南宋人编诗集，常常分为“古诗”、“五律”、“七律”、“绝句“等类，从此就把绝句排除在律诗之外。南宋人讲起近体诗，常常用“律绝”这个语词，绝句与律诗便分家了。唐代没有“律绝”这个语词。唐人只说“古律”，表示传统的古体诗和新兴的律体诗，或说近体诗。 　　用“格律诗”这个名词来表示唐代兴起的律诗，适恐怕是现代人开始的错误概念。在唐代人的观念里，格是“格诗”，即讲究风格的诗，也就是古诗；律是“律诗”，即讲究声律的诗，也就是近体诗。高仲武在他编的《中兴间气集》的序文中说明他选诗的标准是“朝野通取，格律兼收”，这是说：不论作者有无官职，不论诗体是古体或近体，凡是好诗都要选入。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分为前后两集，是他两次编集的。前集有“古调诗”九卷，“律诗”八卷，后集有“格诗”四卷，“律诗”十一卷。“古调诗”即“格诗”，都是指古体诗。另外有一卷题作“半格诗”，所收的诗，大体上都是古体，但常有对偶句，或者用平仄黏缀的散句。这些诗似古非古，似律非律，所以名曰“半格诗”。作《唐音审体》的钱良择注释道：“半是齐梁格，半是古诗，故曰半格诗。”又说：“格诗，是齐梁格也。”这个注释是错误的。在唐人观念里，无论汉魏、齐梁，都是古诗，不能把古诗和齐梁诗对立起来。“格”是风格，做近体诗要讲究声律，作古体诗要讲究风格。齐梁诗是一种风格，汉魏诗也是一种风格，不能说“格”是专指齐梁格的。唐人厌薄齐梁诗体的浮靡，要求继承汉魏诗的风格，这是从诗的内容讲的。“风格”这个名词，唐代似乎还没有，他们或称“标格”，或称“风骨”，所谓“建安风骨”，就是指汉魏诗的风格。《文镜秘府论·论文意》云：“凡作诗之体，意是格，声是律；意高则格高，声辨则律清，格律全，然后始有调。” 　　以上这些引证，都说明“格律”是两回事，不能把唐代律诗称为“格律诗”。我们如果要一个双音词来称呼唐代的律诗(包括绝句)，应该名之为“声律诗”。 　　(四)绝句的结构 　　从前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学习唐宋八家古文的人，都讲究一篇文章的结构，要有“起、承、转、合”。这是从写作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创作方法。写文章不完全同于说话。说话可以较为随便，说颠倒了可以随即改口纠正，写成文字形式，就必须先考虑一下合于逻辑的次序。要说明一个观念，应当从什么地方说开头(起)，接下去应当怎么说(承)，再接下去，应当如何转一个方向，引导到你要说明的观念(转)，最后才综合上文，说明你的观念，完成这篇文章的目的任务(合)。这四个写作程序，事实上就是表达一个思维结果的逻辑程序，原是无可非议的。不过，有些滥调古文家太拘泥于这四个程序，甚至在八股文兴起以后，它们又成为刻板的公式：第一、二股必须是起，第三、四股必须是承……这样一来，“起承转合”就成为教条，成为规律，使能够自由发挥思想和文字的作者，不得不起来反对了。 　　诗和散文虽然文学形式不同，表达思想感情的方法也不同，但其逻辑程序却是相同的。我们在绝句这种诗的形式上，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一般的绝句，往往是起承转合式的结构。由于诗有字数的限制，文字的使用不能不力求精简，“之乎者也”这种语气词固然绝对不用，连动词也可以省掉，主谓语也可以颠倒。因此，四句之间的关系，就不象散文那样明显。但是，如果你仔细玩味，体会，还是可以发现大多数绝句的结构是可以分析出起承转合四个过程的。 　　我们先举王昌龄的《出塞》诗为例：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题目是《出塞》，诗人首先就考虑如何表现边塞。他从许多边塞形象中选出了“明月”和“关防”，再用“秦汉”来增加它们的历史意义。从这一句开始(起)，一个“塞”字就勾勒出来了。但是，光这一句还不成为一个概念，“秦时明月”和“汉时关”，怎么样呢?诗人接下去写了第二句(承)。这第二句，我们不必讲解，一读就知道他很容易地完成了征人“出塞”的概念。两句诗，还只是说明了一个客观现实：有许多离家万里的军人在塞外作战，不得回家。“出塞”的概念是完整了，但诗人作这首诗的意图呢，还无从知道。于是他不能再顺着第二句的思想路线写下去。他必须转到他的主题思想上去，于是他写下了第三句。这第三句和第一、二句有什么关系?看不出来，使读者觉得非常突兀。于是诗人写出了第四句。哦，原来如此，他把第一、二句的客观现实纳入到他的主观愿望里去了，主题思想充分表达，诗也完成了(合)。读到第四句，我们才体会到前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这些修辞的力量。如果胡马不能度阴山而入侵，则秦汉时的明月边关就成为新时代的明月边关，而万里长征的人也都可以还家了。 　　一首绝句的第三句，总是第一、二句和第四句之间的挂钩。绝句做得好不好，第三句的关系很大。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大多数用这种结构：四个散句的起承转合式。所谓散句，就是句与句之间，不讲究对偶。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这是李益的诗，题目是《夜上受降城闻笛》。此诗第一、二句是对句，“回乐峰前”就在“受降城外”，两句是平起，都是点明题目中的“受降城”和“夜”。所以第二句不能说是承句。第三句转到“闻笛”，第四句结束，说明“闻笛”后的征人情绪。凡是第一、二句作对句的绝句，常常只有起、转、合三段。 　　现在再看一首顾况的《宫词》： 　　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 　　月殿影开闻夜漏，水精簾卷近秋河。 　　此诗第一、二句是散句，第三、四句是对句。第一、二句有起承关系，第三句既不是转，第四句也不是合。这两句的创作方法是“赋”，就是“描写”。它们是用来描写前两句所叙述的宫中夜宴情景，特别渲染了“玉楼天半”。这首诗有人说是写宫怨的诗，我以为看不到有表现“怨”的比兴意义。因为全诗四句都是客观描写，没有表现诗人的主观情感，也没有代替某一个失宠的宫嫔表现其怨情。所以题目只是《宫词》而不是《宫怨》。这祥的绝句，我们很难说第三、四句是合。凡是第三、四句作对句的绝句，它的结构方式常常有这样的情况。 　　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这是柳中庸的《征人怨》，它代表了绝句的另一种结构方式。第一、二句是对句，第三、四句亦是对句，整首诗以两副对联构成。四句之间，非但没有起承转合的四段关系，甚至也体会不到起承关系。勉强分析，可以认为第三、四句是起，第一、二句是合，这是一种倒装的结构。从逻辑思维的顺序来讲，第三、四句是描写塞外荒寒的景色。在这样荒寒的塞外，征人岁岁年年驱驰于金河与玉门关之间，朝朝暮暮过着骑马挥刀的生活。四句诗全是客观描写，没有从正面写征人之“怨”，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怨”。全诗的主题思想隐伏在第一、二句，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合”的部分。 　　作者在这首诗中，还运用了另一种艺术句法。在每一句中，都用了成对的语词。“金河”对“玉关”，“马策”对“刀环”，“白雪”对“青冢”，“黄河”对“黑山”。这种对偶形式，名为“当句对”，非但上句与下句成对，在本句中也还有对偶。当句对并不是两联结构式绝句的必要条件，这里引用柳中庸这首诗，只是顺便了解一下唐诗中有这样一种句法。 　　两联结构式的绝句，杜甫诗集中有好几首。他有一首题曰《漫成》的： 　　江月去人只数尺，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船尾跳鱼拨刺鸣。 　　也是四句平行的描写句，比柳中庸那一首更分别不出起合关系，因此更难找出它的主题思想。作者题曰《漫成》，表示这是偶然高兴写成的，等于画家随手画一幅素描，只是一种练习方法。 　　以上所举诸例，李益的一首是一、二对句，三、四散句，正合于一首七言八句律诗的后半首。顾况的一首是一、二散句，三、四对句，正合于八句律诗的前半首。柳中庸、杜甫的二首是两联结构，正合于八句律诗的中段。至于用四个散句组成的绝大多数绝句，就等于八句律诗的首尾四句。因此，就有人说绝句是截取八句律诗的一半，从而把绝句称为“截句”。但是，在北周诗人庾信的诗集中，这些结构形式都早已出现了。上文所引的“协律新教罢”一首，就是五言八句律诗的后半首。“刘伶正捉酒”一首，就是八句律诗的中段。另外有一首《行途赋得四更》： 　　四更天欲曙，落月垂关下。 　　深谷暗藏人，欹松横碍马。 　　这就是八句律诗的前半首。庾信的时代，八句的近体律诗还没有产生，但唐诗绝句的各种结构方法却已具备，可以证明绝句并不是截取律诗的一半。甚至，我们还有理由推测律诗的句法是古绝句的发展。 　　唐代诗人对于诗的句法结构，随时都有新的创造，他们不甘心为旧的形式所拘束。在绝句这方面，元稹有一首值得注意的诗： 　　芙蓉脂肉绿云鬟， 　　罨【yan】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 　　不知何事忆人间? 　　这首题为《刘阮妻二首》(之二)的诗是咏刘晨、阮肇【zhao】入天台山，遇到仙女的故事。前三句是平行句，列举了天台山中的美好事物。第一句是说仙女的美，第二句是说仙山楼阁的美，第三句是说山中花草的美。(脂肉，即肌肉；万年药，即食之长寿的草药。)第三句以后，我们在讲的时候，必须补充一句诗人省掉的话“既然有这么好的生活环境”，于是得到第四句“你们为什么还要忆念人间而回来呢”。 　　这首诗是三句起、一句合的结构方式，极为少见，恐怕是元稹的创造。由此可见，起承转合，是一般性的诗文结构原则，变化运用。则是作者的创造能力。

却上心头

100历代唐诗选本叙录

我国文学，繁荣最早。商周之时，民间歌谣和士大夫的诗，据说已有三千多首。孔子删汰其十分之九，存其精华，得三百又五篇，编成一部最早的诗选集，现在称为《诗经》。孔子是最早的选家，也是最早的编辑。 　　孔子的编选工作，历代都有继承人。东汉王逸编《楚辞》，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陈徐陵编《玉台新咏》，这是汉魏六朝仅存的三部诗文选集。此外还有许多选集，均已亡佚。 　　唐代三百年间，文学昌盛，诗的繁荣，尤其凌驾前代。因此，诗的选集，随时有人编撰，几乎接踵而出。每一个选集，都代表当时的诗风，亦反映编选者的文艺观点。现在将唐宋以来最重要的唐诗选集编列书目，供研读唐诗者参考。 　　一、唐人选唐诗 　　(一)《国秀集》三卷国子生芮挺章编进士楼颖序 　　此书选录武则天朝诗人李峤、宋之问等至天宝末年诗人王湾、祖詠等共九十人的诗二百二十首。但现在所传此书已缺漏了吕令问、敬括、韦承庆三人的诗四首。所选各人之诗数，亦有与目录不合者。实在只有八十五人，诗二百十八首。又楼颖序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因此历来著录者，都以为此书编成于天宝三年。其实是楼颖的序文写得不明白。天宝三年是此书开始选编的年分。开元是秘书监陈公与国子司业苏公建议选编此书的年代。书编成于何年，序文中没有交代。大约在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变之前。 　　“可被管弦者”是此书选诗的标准。当时正是律诗成熟的时候，故选家以音律和谐、可以配合乐曲的诗为合格。由此亦可知当时的五言古诗、律诗都可以合乐歌唱。 　　(二)《河岳英灵集》二卷丹阳进士殷璠集 　　此书有殷璠自序，又有《集论》一篇。序中略述历代以来诗的风格。“武德初，(轻艳的)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又叙述此书内容云：“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诗二百三十四首，分为上下卷。起甲寅，终癸巳。”甲寅是开元二年(公元七一四年)，癸巳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这两个年分，可能是选诗起讫的年分，天宝十二年，未必是成书的年分。向来著录家都以为《国秀集》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人选唐诗集，现在看来，《河岳英灵集》的成书，可能在《国秀集》之前。 　　《集论》中讲到选诗的标准：“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这是说他选的诗新旧兼收。新声指律诗，古体指古诗。以下四句，都是分指古律而言。文是律诗，质是古诗。风指古诗，骚指律诗。气骨是古诗的要求，宫商是律诗的要求。 　　此书在每一位诗人名下，都有一段评论。先概括这位诗人的风格，然后举出他的一些佳句，开了摘句评诗的风气。例如评岑参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至如‘长风吹白茅，野火烧枯桑’，可谓逸才。又‘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宜称幽致也。” 　　(三)《箧中集》一卷元结编 　　元结的文艺思想是主张复古的。在散文方面，他是古文运动的先导。在诗方面，他认为新近流行的诗，“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因此他推崇沈千运、孟云卿等七人的五言古体诗，将箧中所有二十四首，编为一卷，以“传之亲故”。 　　此书选编宗旨，与《国秀》、《河岳》二集，截然不同。虽然只是二十四首诗的小集，却代表了当时五言古诗的精萃。 　　(四)《搜玉小集》一卷 　　此书无选编者姓名，亦无序跋。所选皆初唐人诗，最早者魏徵，最迟者刘希夷、裴漼。编次杂乱，似非成书。但郑樵《通志》已载此书名目，云是“唐人选当时名士诗”。则此书为唐人旧本无疑。旧目称入选者三十七人，诗六十三首。今本但有三十四人，诗六十二首。 　　此书时代当在《国秀集》之前，今附于《箧中集》后。 　　(五)《中兴间气集》二卷渤海高仲武编 　　高仲武自序谓选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作者数千，选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四十首(今存一百三十二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此书于每一诗人，亦有评语，即所谓“略叙品汇人伦”也。“七言附之”一句，极可注意。可见大历时犹以五言诗为正宗，七言诗止是附庸而已。 　　(六)《御览诗》令狐楚奉敕纂 　　此书又名《唐歌诗》，又名《选集进》，又名《元和御览》。宪宗李纯爱好诗歌，元和年间命翰林学士守中书舍人令狐楚编录近代及当代名家诗进呈以供御览，即此书也。 　　此书不分卷，选大历至元和诗人三十家，诗二百八十九首。所选之诗，皆近体五、七言律诗及歌行，无古诗。由此可见，此一时期，近体七言诗正在盛行，古诗不为世重，与《河岳英灵》、《中兴间气》二集的编选宗旨恰巧相反。 　　(七)《极玄集》二卷姚合选 　　姚合为中唐后期著名诗人，元和十一年(公元八一六年)进士及第。此书当编于元和、长庆年间。原有自序，已佚缺，仅存四句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凡念一人，共百首。”这是说，所选二十一位诗人，都是高手，现在从各人集中选其极玄之作。极玄，即是极妙。 　　此书所选从王维以下至戴叔伦，都是中唐前期诗人。全是五言律诗及绝句，无一首七言诗。姚合自己的诗，亦以五言律诗为最工。他的诗开晚唐诸家五律的风气，故此书于晚唐诗风大有关系。 　　此书于每一位诗人名下，附注小传，为研究唐诗者提供可靠的传记资料，亦为选集附作者小传开了先例。 　　(八)《又玄集》三卷韦庄编 　　姚合编《极玄集》以后七十年，诗人韦庄于光化三年(公元九OO年)续选了一部《又玄集》，自序称选“才子一百五十人，名诗三百首。”今传本仅有诗一百四十二家，或者是举成数而言。 　　此书所选诗，五、七言古律及歌行均有，不象姚合之专选五言诗。虽则沿用姚合的书名，其实宗旨已不相同。卷下所录有无可以下释子诗十家，李冶以下妇女诗十九家。亦为诗选兼收僧道及女子诗开了先例。诗家时代则从盛唐的李白、王维至同时代的方干、罗隐，几乎有一百七八十年之久，也和以前几部选集仅选最近几十年作品者不同。 　　此书在我国早已亡佚，明清人都没有见过。但在日本却有流传。一九五七年，日本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读了夏承焘教授的《韦端己年谱》，知道中国已无此书，就寄赠夏老一份书影照片。夏老即交与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今天我们才能见到此书全帙。 　　(九)《才调集》十卷韦縠编集 　　此书有编者韦縠【hu】自序，略云：“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各有编次。或闲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但贵自乐所好，岂敢垂诸后昆。今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每一百首成卷，分之为十目，曰《才调集》。” 　　此书今世传本亦十卷，诗一千首，从盛唐的王维、李白起到唐末。但无杜甫诗。序文云分为“十目”，但今本不见分目。从第一卷到第八卷，每卷第一人选诗特多，如第一卷以白居易诗十九首开始，第二卷以温飞卿诗六十一首开始。而第五卷中又有白居易诗八首，似乎有张为《主客图》的意义。原本每卷必有类目，今已佚失。 　　编者韦縠是五代时后蜀的诗人，官监察御史。当时的诗风继承晚唐的清丽一派，故所选多中、晚唐秾丽诗。温飞卿选六十一首，李商隐选四十首，元稹选五十七首，杜牧选三十三首，韦庄选六十三首。由此可知其倾向。北宋初的西昆体诸诗人即奉此书为圭臬。 　　以上九种是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唐人选唐诗，为研究唐诗的重要参考书。从这些选集的评论或取舍中，可以见到唐诗各个时期的风尚。有些书中采录的诗篇，字句亦有与现代所传的不同，因此它们也是研究唐诗用的校勘资料。 　　(十)《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集 　　武后曾命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集》一千三百卷。参加修书的都是著名的文人学者，凡四十七人，称为“珠英学士”。崔融编集他们所作诗，为《珠英学士集》五卷，崔融自作序。 　　(十一)《正声集》三卷孙翌集 　　孙翌，字季良，开元间人。选时人诗三卷为《正声集》。此书已佚，不可得见。但知其以刘希夷诗为冠。又知其录陈子昂诗十首。 　　(十二)《丽则集》五卷 　　此书题李氏撰，不著名。选初唐至开元时人诗三百二十首，分门编类。贞元中，郑馀庆为序。 　　(十三)《南薰集》三卷窦常撰集 　　此书选韩翃至皎然三十人的诗三百六十篇，分三卷。不用上中下，或一二三分卷法，以为这样就有等级高低的嫌疑，故分题为西掖、南宫、外台三卷。每人均系名系赞。 　　(十四)《唐诗类选》二十卷顾陶选 　　顾陶是会昌四年(公元八四四年)进士，官太子校书郎。选唐一代诗一千二百三十二首，为《唐诗类选》二十卷。大中十年(公元八五六年)自为序。 　　(十五)《翰林学士集残本》一卷 　　此书为初唐诗文选集之残本。仅存诗一卷，计唐太宗、许敬宗、长孙无忌、上官仪以下十七家，并失名一家，凡诗五十一首，多不见于《全唐诗》。原本为唐人写卷子残帙，早年流传于日本。清光绪年中，贵阳陈矩访书日本，传钞得之。既归，刊本传于世。翰林学士，开元二十六年 　　(公元七三八年)始置。此卷无书名，而所收皆初唐人诗，疑《翰林学士集》，非其原名。 　　以上(十至十三)四种是已亡失的唐人选唐诗集。《唐诗类选》还存几个残卷，影印在《四部丛刊》三编中。《翰林学士集》有清光绪中贵阳陈氏刻本。此外，敦煌卷子中有许多唐诗写本，都是各人随意钞写以供吟诵的。原来并不是一个选集，罗振玉取诗数较多的一卷，刊入《鸣沙石室遗书》，题作《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此卷与其他九种唐人选唐诗合为一集，称《唐人选唐诗十种》，从此，学者就不必分别访求了。 　　二、宋人选唐诗 　　(一)《文苑英华》一千卷 　　这是宋太宗赵炅命学士李昉、徐铉等人编的一部大规模的文学选集。因为萧统的《文选》所收至梁代而止。此书继续《文选》，故从梁代开始，选录梁、陈、隋、唐的诗文辞赋。从太平兴国七年(公元九八二年)开始，至雍熙四年(公元九八七年)始成书。其中梁、陈、隋的诗文极少，诗的部分，可以认为是宋代第一部唐诗选集。当时唐人诗集还没有多少亡失，故所选录的资料都保持原本面目，亦为研究唐诗的第一手资料。 　　(二)《唐文粹》一百卷姚铉编 　　姚铉【xuan】亦北宋早期人，太平兴国年间进士，官至两浙转运使。他把《文苑英华》中唐代诗文选了一个简编本，名曰《唐文粹》。这部书和《文苑英华》不同。《文苑英华》是许多人合作选编的，选录标准不一致。《唐文粹》是姚铉用他自己的文艺观点选编的。唐诗部分，他纯取古体诗，不收五、七言近体诗，可见他是一个复古思想家。这部书的诗歌部分，可以目为唐代古体诗选。 　　(三)《唐百家诗选》二十卷 　　此书相传为王安石所编。晁氏《郡斋读书志》著录称宋敏求编，而由王安石改定的。不管是谁所编，它总是一部北宋时期的唐诗选。选诗一百O八家，诗一千二百六十二首。李白、杜甫、韩愈、王维、白居易等大家的诗都不选入，可知编选者是因为大家、名家的诗集，人人都有，易于见到，小家诗人多，诗集流传不广，故专选一本第二流以下的唐诗。 　　(四)《万首唐人绝句》九十一卷洪迈编 　　洪迈于淳熙年间编录唐人绝句五千四百首进呈孝宗赵昚。皇帝问：唐人绝句共有多少?洪迈答说有一万首。皇帝即命他编足一万首。到光宗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才编成进呈。全书原有一百卷，每卷一百首，现今传本已有残缺。 　　洪迈此书，为了凑满一万首，内容非常芜杂。有宋初人的诗混入。亦有从律诗中截取四句，作为绝句编入。学术性不高，仅可以供校勘用。但此书实际已不是选集，而是唐人绝句的总集了。 　　(五)《众妙集》一卷赵师秀编 　　赵师秀是南宋江湖诗人，作诗崇尚晚唐的姚合。他选了这一本唐诗，从初唐的沈佺期到晚唐的王贞白，共七十六人，都是五、七言律诗，不选古体。五言律诗占十分之九，七言律诗仅十分之一。这也反映了当时江湖派及四灵派都刻意作中、晚唐五言律诗，因而出现了这部选集，以供诗家揣摹。 　　(六)《谢注唐诗绝句》五卷赵蕃、韩淲选谢枋得注解 　　此书为宋元之间风行的唐人绝句选本。所选不过百首，皆浅显平正之作，用以教小学生。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他的评语，大多已抄入《唐诗品汇》。但我国已几百年不见此书刻本，直到清末才从日本传回来。 　　(七)《三体唐诗》六卷周弼编 　　周弼，字伯弼，宋理宗时江湖诗人。此书为研讨律诗作法而著。所谓三体，是指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周氏把律诗句法分为虚实二种。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一首律诗的八句，必须虚实配搭得好，根据这个观点，他把七言绝句分为七种格式，七言律诗分为六种格式，五言律诗分为七种格式。 　　周氏此书，重视律诗句法，意在挽救当时江湖派末流诗人句法油滑之弊。但把作诗方法，归纳成许多定格，亦不免太机械。 　　三、金元人选唐诗 　　(一)《唐诗鼓吹》十卷 　　此书相传是金代诗人元好问选定的。现在流传的版本有元郝天挺的注，明廖文炳的解，清朱三锡东岩的评释。全书十卷，专选王维、高适以下至晚唐、五代七言律诗九十六家，诗五百九十六首，但是有宋初诗人胡宿诗二十三首误入。 　　南宋中晚年，诗人争学晚唐五言律诗；在北方的金元，则诗人都作中、晚唐七言律诗。故南宋的《众妙集》多取五律，而北方的《唐诗鼓吹》全取七律。 　　(二)《唐音》十四卷杨士弘编 　　此书为元人杨士弘所编，有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五年)八月朔杨氏自序，可知书成于此年。全书十四卷。第一卷为“始音”，收王、杨、卢、骆四杰诗。他以为此四人诗仅是唐诗之开始，还不算唐诗正声。故此四家诗不属于初唐。第二卷以下为“正音”六卷，“遗响”七卷。就是把唐诗分为二级。但李白、杜甫、韩愈的诗都没有选入。 　　把唐诗分为三期：初盛唐、中唐，晚唐。给六韵以上的律诗定名为排律，都是杨士弘创始的。现在通行的《唐音》有明人顾璘的批点。 　　四、明人选唐诗 　　(一)《唐诗品汇》九十卷、拾遗十卷高棅编 　　高棅是元末明初人，此书初编九十卷，成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一三九三年)，选唐诗六百二十家，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洪武三十一年，又作拾遗十卷，增补作者六十一家，诗九百五十四首。 　　高氏此书编辑的观点，很受杨士弘《唐音》的影响。杨把唐诗分为三期，高分为初、盛、中、晚四期。杨分诗为正音、遗响二级，高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馀响、旁流等九级。大略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馀响。僧道妇女及无名氏诗为旁流。反映出来的仍是文学退化论。 　　(二)《唐诗正声》二十二卷高棅编 　　此书是《唐诗品汇》的简编本，专选编者所谓正声，故详于盛唐而略于晚唐。 　　(三)《唐诗选》七卷李于鳞选 　　此书虽题曰“李于鳞选”，但李于鳞(李攀龙字)实无此书。李有《古今诗删》三十四卷，选录古逸至唐代诗。唐以后即为明诗，多采录同时朋旧互通声气之诗，而宋元诗不采一首。盖明代前后七子作诗以盛唐为标格，李梦阳倡导“不读唐以后书”，故不选宋、元诗，以为宋、元诗不足学也。 　　坊贾取《古今诗删》中唐诗部分，别出单行，题曰《唐诗选》，在当时颇为风行，因其代表明代七子诗派的观点。至明末清初，对此书的非议就多起来了。 　　(四)《唐诗解》五十卷唐汝询解 　　唐汝询，字仲言、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五岁时就因病双目失明，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之书。他根据《唐诗正声》及《唐诗选》二书，略有增减，给每一篇诗作了注解。这是第一部卷帙较富的唐诗注解本。 　　唐汝询是晚明人，但此书原本刻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一六一五年)，未见传本。现在一般所见都是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武林赵氏临云阁刻本。 　　(五)《唐诗归》三十六卷锺惺、谭元春同编 　　锺惺(字伯敬)、谭元春(字友夏)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他们继公安三袁之后，论诗主张发自性灵，以抗议前、后七子的摹仿盛唐。他们的文学理论被目为“竟陵派”。二人合编《古诗归》十五卷，《唐诗归》三十六卷，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一六一七年)。他们别出手眼，选释古诗及唐诗。当时以新奇炫人耳目，颇有影响。至明末清初，为钱谦益、吴伟业诸人批斥，追随者渐少。但对此书的评论，至今犹不一致。 　　(六)《唐诗镜》五十四卷陆时雍编 　　陆时雍，字仲昭，桐乡人。崇祯六年(公元一六三三年)贡生。他撰《古诗镜》三十六卷，《唐诗镜》五十四卷。论诗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似乎有对抗锺、谭之意，亦代表晚明一家诗论。 　　这两部《诗镜》久无刻本，不易见到。但其《总论》一卷已由丁福保抄出，刊于《历代诗话续编》中。丁氏称“其论汉魏迄唐各家诗，确有见地，非拾人牙慧者所可比拟。” 　　五、清人选唐诗 　　(一)《唐才子诗》七卷金人瑞选批 　　此书为金圣叹选批诗文刊本之一。书名全文为《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甲集七言律》。盖选七言律为甲集，其后或当有五言律为乙集，书未成而圣叹被杀。此书选讲唐人七言律诗六百首，分为七卷，每卷分上下二卷，实为十四卷。书名虽云选批，内容实为解释。 　　圣叹讲律诗，创始了分前后二解的办法。他以每首律诗的前四句为“前解”，后四句为“后解”。前解二联为起承句法，后解二联为转合句法。讲诗有妙悟处，也有迂腐处。金圣叹评点诸书，在清初风行一时，此书亦代表他的一家之言。 　　(二)《而庵说唐诗》二十三卷徐增著 　　此书有康熙元年(公元一六六二年)徐增自序。略谓“诗道散失久矣。人皆狃于时习，不知古人之用笔。其选唐诗也，取其近乎己者，如高、李、锺、谭之选诗是也。则唐诗竟为高、李、锺、谭之诗，非唐诗也。故选唐诗，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径路；升其堂，入其室，得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选之”。这些话已说明了他是反对高棅、李攀龙、锺惺、谭元春的选诗标准的。至于他自己的选诗标准，则说得并未明确。 　　关于讲诗的方法，他也说到：“有才者纵横出奇，有学者博综示奥，有力量者气象开弘，有神韵者寄托玄妙。至于解数与起承转合之法，人多略之。后有作者，不免议其后矣。”由此也可知他的论诗是追随王渔洋的，讲诗是用金圣叹的方法。这两家正是当时诗坛的时髦人物。 　　此书大概盛行于康熙年间，乾隆以后，诗论家数渐多，唐诗选本亦日新月异，此书渐渐不为世人所知。 　　(三)《删订唐诗解》二十四卷吴昌祺评定 　　吴昌祺，字绥眉，别号樊桐山人，亦云间人。此书为唐汝询《唐诗解》的删节订正本。因唐氏注释太繁，且多重复，故删削大半。唐氏解诗有末顺未达者，吴氏以眉批订正之。但亦有唐解可取而吴解反而错的。 　　此书有吴氏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年(公元一七O一年)，大约刊刻成书亦在此后一二年间。 　　(四)《唐音审体》二十卷钱良择编 　　钱良择，字木庵，虞山(今常熟)人。此书以辨体为主，故按各种诗体分别编选唐诗。在每一种诗体的卷前，有一篇总论，详述体式的源流演变。对于诗意，仅偶而有一些评注，不是此书撰述任务。 　　此书刊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O四年)。 　　(五)《唐贤三昧集》三卷王士禛选 　　王士禛，字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为王渔洋。其论诗主神韵自然，以救明代诗人之失。此书专选盛唐诗人之作，以见其所谓神韵的范例。 　　(六)《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王士禛选 　　此为洪迈《唐人万首绝句》的选本。选诗人二百六十四家。诗八百九十五首，分为七卷，约为原书十分之一。仍用其神韵说，为选诗标准，所选甚精。书成于康熙四十七年(公元一七O八年)，过三年，渔洋即去世了。 　　(七)《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 　　清圣祖康熙帝命词臣编《全唐诗》，于康熙四十二年编成，共九百卷。又命臣下精选一部可以代表唐诗全体面目的集子，由臣下分别选录，而由他自己决定。康熙五十二年编定，书名《御选唐诗》。因为是皇帝御选的书，无人敢评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恭维它“博收约取，漉液镕精。”这不过是说他选得好而已。 　　(八)《唐诗别裁》二十卷沈德潜编 　　沈德潜，字確士，号归愚，苏州人。他是康熙、乾隆两朝的诗人及诗论家，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甚得皇帝信任。康熙、乾隆二帝的诗，大多是他的代笔。康熙中叶，诗家都学宋元诗，又是王渔洋的神韵说盛行的时候。沈德潜主张作诗当以李、杜为宗，不能局限于王、孟、韦、柳的清微古淡一派。他编选了这部《唐诗别裁》。初刻在康熙五十六年间世，到他晚年，又重新编定，扩大了选材内容，以求反映唐诗的全面。重订本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一七六三年)印成，就是现在流行的版本。 　　此书在清代诗坛有很大的权威性，一方面纠正了宋元诗派的主理智，取清丽；另一方面又否定了神韵派的肤浅轻浮。但沈德潜颇有宋代道学家的正统儒学观点，他谨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以张籍的《节妇吟》为思想有问题， 　　“恐失节妇之旨”，故不选入。由此可见他的封建礼教思想十分迂执。这种观点，往往表现在他的评语中，不可不注意。 　　(九)《唐诗叩弹集》十二卷，续集三卷杜诏、杜庭珠编 　　康熙后期，掀起了唐诗的高潮，《唐诗品汇》又时行了。但《品汇》以初、盛唐诗为正宗，对中、晚唐诗，所选甚略。故杜氏选元和以至唐末的诗，为《唐诗叩弹集》，以为《唐诗品汇》的补编。 　　(十)《唐诗合解》十二卷王尧衢注 　　王尧衢，宇翼云，苏州人。作《古诗解》四卷，《唐诗解》十二卷，合称《古唐诗合解》，刊于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其后《唐诗解》传刻多，《古诗解》废而不刻，书名遂称《唐诗合解》，此“合”字已不可通。亦有单刻唐诗部分而仍题书名为《古唐诗合解》者，尤为谬误。然此书在清代嘉庆、道光以后，除《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外，最为盛行。至民国初年，亦为畅销书。石印本甚多，皆名曰《古唐诗合解》。 　　此书选注五言古风二卷，七言古风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二卷，五言律诗二卷，七言律诗三卷，五言排律一卷，总十二卷。选诗标准“取格调平稳，词意悠长，而又明白晓畅，皆时人所常诵习者。”注解方法则自云：“注古诗每于转韵分解处见神情，并字句之工而一一详说之。注律诗则分前，后解，写题中何意。并注明起承转合，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务必字字得其精神，言言会其意旨。注绝句虽只起承转合，分贴四句，其笔法多在转合反挑侧击，妙处不同。亦有一气浑成，能入化境者，则又不拘常格。” 　　以上选注宗旨，皆见于王氏自述《凡例》，可以代表清人读唐诗方法。此种方法，对一般初学青年，可以有启蒙入门的效果，但如果运用机械，则不免堕入评点八股文习气。 　　此书原刻本有圈点。《凡例》云：“体格兼胜，入题探奥者，用密圈。词气清新，景物流丽者，用密点。其有字关题眼，或旁挑反击，前后呼应，神情在虚字者，俱用单点点出。”这也是明清人评点古文、时文的方法。坊间重刻本，因刻工较繁，大多删去圈点。 　　此书注解，皆袭取前人旧说。诗法评论，多取李于鳞之说。分解讲诗，用金圣叹法。评论中多采金圣叹、徐而庵，亦兼取锺惺、谭元春。鉴赏观点，不主于一派。 　　(十一)《唐律清丽集》六卷徐日琏、沈士骏辑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春，乡试殿试均不考经判，而改试五言八韵唐律。于是徐、沈二人赶编了一部专收唐人五言长律的选集，分应制、应试、酬赠、纪述四门，自四韵至百韵，均有选录。这是一部供应举子投考学习的投机书。卷首有二十二年孟冬望日沈德潜写的序。徐日琏、沈士骏都是沈德潜的同乡和学生，沈又是沈德潜的族孙，大约此书是在沈德潜指导之下迅速编成的。虽然是一部应试投机书，但专选唐人五言律诗的集子，却只此一部。 　　此书每卷第一行题作《唐人五言长律清丽集》，这是全名。面页题作《唐律清丽集》，这是书名。书口题作《清丽集》，这是简称。“清丽”是选诗的标准。所选诗详于初、盛唐，略于中、晚唐，而选杜甫诗最多，仍是高棅以初盛为正宗的观点。 　　(十二)《唐律消夏录》五卷顾安评选何文焕增评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苏州人顾安，字小谢，评选了一部唐人五言律诗，分五卷。每诗有圈点，附评论。书名《丙子消夏录》。他在自序中说明他的评论注重于阐发“古人命意、立法、修词之道”。至乾隆二十七年，嘉善人何文焕重刻顾安此书，增加了他的评论，改书名为《唐律消夏录》，而扉页上却题作《唐诗消夏录》。 　　何文焕是一位诗人，诗论家，又是出版商。他曾于乾隆三十五年编订刊行《历代诗话》，卷尾附有他的《历代诗话考索》，议论见解，都有长处。顾安的《丙子消夏录》原刻本我没有见过，但看《唐律消夏录》中何文焕的增评，似乎比顾安的评论高明得多。 　　《丙子消夏录》出版后一年，科举考试才改用五言律诗。何文焕在乾隆二十七年重刻顾安此书，恐怕也是当时有此需要。 　　(十三)《网师园唐诗笺》十八卷宋宗元笺 　　宋宗元，字慤庭，苏州人。以四十年之力，选唐诗而笺之。其书刊于乾隆三十二年。宋氏自序，说明其选诗宗旨在以温柔敦厚为指归。他说：“窃谓诗以永言，敦厚温柔而已。舍是，无问平奇淡丽，皆所必黜。其或索枯险以为高，修容服以矜媚，是皆误于彼之所谓指归，而实倍乎诗人之指归者也。”这一段话主要是对锺、谭说的。因为锺、谭编《唐诗归》，正是所谓以枯险为指归也。“修容矜媚”一句，大概又兼指王渔洋了。 　　此书虽名曰笺，实则仍是注释典故。专以温柔敦厚为选诗标准，就不免有些道学家气。 　　(十四)《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 　　此书为近代最通行之唐诗选本。卷首有蘅塘退士序，甚简短，今全录之。“世俗儿童就学，即授《千家诗》，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拾，工拙莫辨。且只五、七律、绝二体，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殊乖体制。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馀首，录成一编，为家塾课本。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请以是编验之。” 　　可知当时《千家诗》为童子学诗之启蒙读物，作者不满于其内容芜杂，故有此选。但此书既出，虽盛行数百年不替，而在清代，《千家诗》仍不能废。“三百千”犹为儿童启蒙必读之书。 　　此书非诗家评诗之选本，编者目的仅在作为青少年文学读本，但供一般人阅读，亦极适宜，故销行极广，使其他前人诗选大受冲击。接踵而出者有《唐诗三百首续编》、《唐诗六百首》，皆书坊投机牟利之物。 　　蘅塘退士向来不知为何许人。其书原刻本已不可见，不知刊刻年代。近人考得编者蘅塘退士为无锡人孙洙之别号，其人为清乾隆十六年进士。则此书必为其退隐后所编，编成刊本，当在乾、嘉之际。 　　以上清人评选唐诗十四种。其中一部分是流行广泛的选本，一部分是有专题偏重的诗选，都是近代研究唐诗者经常参考的书。 　　宋元以来，唐诗选本最多，本文所介绍的，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方回(字虚谷)的《瀛奎律髓》倒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唐诗研究参考书，但因为此书并非专选唐诗，故未列入这个目录。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文学视界yzhw120扫校，1987年上海古籍版。

却上心头

《随园诗话》，清代袁枚的一部有为之作，有其很强的针对性。本书所论及的，从诗人的先天资质，到后天的品德修养、读书学习及社会实践；从写景、言情，到咏物、咏史；从立意构思，到谋篇炼句；从辞采、韵律，到比兴、寄托、自然、空灵、曲折等各种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以及诗的修改、诗的鉴赏、诗的编选，乃至诗话的撰写，凡是与诗相关的方方面面，可谓无所不包了。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苍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庆时期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为“乾隆三大家”；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性灵派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调做官，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政声好，很得当时总督尹继善的赏识。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于无奈，终于违心再次出山。但袁枚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关系极不融洽，于是刚满一年，就请了长病假，急切地返归随园。[1]
三十三岁父亲亡故，辞官养母，在江宁（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世称随园先生。自此，他就在这里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从事诗文著述，编诗话发现人才，奖掖后进，为当时诗坛所宗。袁枚24岁参加朝廷的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才免于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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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

著作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16卷及《补遗》10卷；《新齐谐》24卷及《续新齐谐》10卷；随园食单1卷；散文 ，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30余种。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挚，流传久远，古文论者将其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倡导“性灵说”。主张写诗要写出自己的个性，认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主张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主张“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认为“诗文之作意用笔，如美人之发肤巧笑，先天也；诗文之征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饰，后天也”。主张文学应该进化，应有时代特色，反对宗唐宗宋。他讥讽神韵派是“贫贱骄人”，格调派是“木偶演戏”，肌理派是“开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儿搬家”。他也反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认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主张骈文和散文并重，认为骈文与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与奇一样不可偏废，二者同源而异流，它们的关系是双峰并峙，两水分流。诗歌清新隽永，流转自如。写景诗飘逸玲珑。
袁枚的文学思想有发展的观点，对封建正统文学观点及形式主义思潮有冲击作用。另外，他强调骈文作为美文学的存在价值，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的诗多叙写身边琐事，多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有些诗趋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滑。袁枚是个重视生活情趣的人，他爱金陵灵秀之气，在他任江宁县令时，在江宁小仓山下以三百金购得随园。随园旧为织造园（即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当时“园倾且颓……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荒废已久，袁枚购得后，加以整治，由于是“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因此称为“随园”。他在《杂兴诗》描写随园景致：“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如此诗情画意，令人想往，也难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不复作出仕之念。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更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袁枚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是清代的文学家，性灵派创作理论的提倡者。性灵即性情也。他以为“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又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他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文章以骈体最为擅长，颇得六朝体格，享文章之盛名数十年。其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讨厌矫情，却极重情义，其友沈凤司死后，因无后嗣，袁枚每年为他祭坟，三十年未曾间断，对友人的情义深重，令人感动。
有《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随园随笔》、《随园食单》……其中《随园食单》是一部有系统的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在须知单中他开宗明义地说：“学问之道，先知而后行，饮食亦然，作须知单。”此篇可作为饮食通则，而戒单云：“为政者兴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饮食之弊，则思过半矣，作戒单。”此篇正好与须知单互为表里。
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单”一篇，此篇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此外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其中有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后，再加上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个对茶、对饮食有相当研究的人。
六十五岁以后，袁枚开始游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游过黄山、江西庐山、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喜爱品茶的他自然尝遍各地名茶，并且将它一一记载下来。他描写常州阳羡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说：“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银针、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评述。
此外还写下许多茶诗，如《试茶》诗：“闽人种茶如种田，郄【qie】【xi】车而载盈万千；我来竟入茶世界，意颇狎视心逌然……”描写福建人普遍种茶的情形，置身其中，彷佛进入茶世界。《湖上杂事诗》：“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描写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的茶海中采茶，分外醒目。又《渔梁道上作》：“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可知他旅游时，除了欣赏群山万壑、山涧溪流的美景之际，亦不忘留意当地的“茶叶文化”，可看出他对茶的钟爱程度。
[url=][/url][url=][/url][url=][/url]品茶评茶藏茶袁枚70岁那年，游览了武夷山，对武夷茶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先前对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浓苦，有如喝药”，因此他向来不喜欢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他游武夷山，来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后，却让他对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观。他在《随园食单．茶酒单》记载了当时的情形：“僧道争以茶献，杯小如胡桃，壶小如香橼，每斟无一两，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试其味，徐徐咀嚼而体贴之，果然清芬扑鼻，舌有余甘。一杯以后，再试一二杯，释躁平矜，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颇有玉与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犹未尽。”这位茶叶专家从所用的茶壶、茶具到饮茶的步骤、感觉与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详细而生动的描写，一杯好茶的确能涤净尘虑，抚平烦躁。
袁枚认为：除了有好茶必须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长久，而要泡出一壶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对于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门极重要的学问。对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叙：“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驿而办。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则味辣，陈则味甘。尝尽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顶所生，冲开白色者为第一。然入贡尚不能多，况民间乎！”他以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
接着他继续提到收藏茶叶的方法：“其次，莫如龙井，清明前者号莲心，太觉味淡，以多用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枪，绿如碧玉。收法须用小纸包，每包四两放石灰坛中，过十日则换古灰，上用纸盖扎住，否则气出而色味全变矣。”可说是研究得相当深入，至于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独到的妙法：“烹时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滚便泡，滚久则水味变矣！停滚再泡则叶浮矣。一泡便饮，用盖掩之则味又变矣。此中消息，间不容发也，山西裴中丞尝谓人曰：‘余昨日过随园，才吃一杯好茶，呜呼！’”
袁枚不愿在官场上争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无羁无绊，优游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岁高寿。

却上心头

一、诗言志

　　【原文】
　　古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通曰：“严公宁目君耶？”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qi】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象迥异。张桐城相公则自翰林至作首相，诗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荫春水曲，花外暮山多。“叶底花开人不见，一双蝴蝶已先知。“临水种花知有意，一枝化作两枝看。”《和皇上风筝》云：“九霄日近增华色，四野风多仗宝绳。”押“绳”字韵，寄托遥深。译文
古代英雄在没有找到用武之地时，大都没有立下远大的志向。这样的例子很多，如邓禹只通过文学来寄托希望，马武之希望做一名小小的督邮官。晋文公因有妻室和马匹，不愿意离开齐国。光武帝在落魄时，和李通因为拖税的事情到严尤处打官司。严尤因感到奇怪就盯着他看了几眼，光武帝回去后对李通说：“严公盯着你看了吗？”他的言下之意是，被严尤注视是一件荣幸的事情。韩蕲王还是无名小卒时，看相的人断定他日后必定被封王。韩大怒，认为看相之人是在讥讽自己，于是挥拳相向。以上这些人都表现了一个特点，即没有料到自己日后会有所作为。鄂西林相公曾在《辛丑元日》中写过这样的句子：“拿着镜子看自己快要老了，打开门却看到春草还未长出。”他还在《咏怀》中说道：“看来四十岁就已经这样了，那么老到百岁的样子也可以推知了。”这都是他做郎中时所作的诗。品味这些诗词，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日后将出将入相。他做了七省经略后，《在金中丞席上》说：“扪心自问，我们都很幸运地被提拔，屈指算一算，又有谁是真正的济世奇才呢？他还在《登甲秀楼》绝句中说道：“袅袅炊烟像千条轻丝飘浮在中午的天空，此时正是千家万户饭香菜熟之时。请问那年那月会招来济世救民的火焰？只见武侯旧祠被树缝中透来的夕阳照得金黄一片。”他居然以武侯自比，没有得志时的气象迥然不同了。张桐城相公则不然，他从做翰林一直到做宰相，所作诗歌都是一个风格。他最清秀的诗句有：“柳荫下的一湾春水曲曲折折地流淌，重重叠叠的山峦旁百花竞相开放。”“叶子底下开的花，人虽然看不见，一双蝴蝶却早已知道了。”“在溪边种花就会知道其中的意境，水中映花，一枝便化作两枝了。”他在《扈跸》上讲：“似乎让人怜悯的龙钟老头，却能趁着满天星斗骑马踏冰。”在他的《和皇上风筝》中又讲道：“风筝在九霄上空飞行，靠日光的照射而绚烂多彩，四面虽有旷野之风的吹拂，风筝却依然仗绳子的稳定作用而逍遥自在。”此处押“绳”字韵，寄托了内心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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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在骨不在格

　　【原文】
　　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须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真言情之事，谁为之格？谁为之律？而今之谈格调者，能出其范围否？况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国风》之格，不同乎《雅》.《颂》：格岂
　　有一定哉？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

　　【译文】
　　杨城斋说：“古往今来，天分低拙的人，大都喜欢谈论诗歌的格调，而不懂得其中的风情趣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格调只是空架子，只要有嘴就能描绘出来；而风趣专门描写性灵，不是天才就办不到，”我十分喜欢这段话。要知道，有了性情就有了格律，格律不会出于性情之外。《三百篇》中有一半是劳动者及思妇直率言情的，有谁为他们定过格式呢？又有谁为他们定过韵律呢？而现在谈格调的，能超过这个范围吗？况且，皋.禹时代的歌谣与《三百篇》不同；《国风》的风格与《雅》.《颂》不同。难道风格是可以用一定的规矩来制约的吗？许浑说过：“吟诗好比求道成仙，骨子里没有诗根就不要乱吟。”可见，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风骨，不在于格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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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存是去非

　　【原文】
　　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试思七子.钟.谭，若无当日之盛名，则虞山选《列朝诗》时，方将搜索于荒村寂寞之乡，得半句片言以传其人矣。敌必当王，射先中马，皆好名者之累也！

　　【译文】
　　明朝的门户观念，不只是在朝廷上有，在作诗方面也有这样的表现。当明诗处于鼎盛时期，高.杨.张.徐各自成一家，却毫无门户观念。然而自他们之后，从明七子始，到后来的钟.谭及公安派，以及后来的虞山派,他们都互相攻击诋毁,打出各自的旗帜,真是十分可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都有自己的缺点，因此应平心静气，保留正确的而去掉错误的。试想明七子.钟.谭.，假如没有当当时的盛名，那么虞山选录《列朝诗》时，必须从荒村野岭那无人知晓的地方搜集，只不过搜得只言片语传给后人罢了。攻敌一定要先擒王，射人一定要先射马。批评人就要切中其要害，而门户观念只不过是喜好名声的人的牵累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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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简刑清

　　【原文】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宏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远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公有诗集数卷，殁后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

　　【译文】
　　乾隆丙辰年间，我二十一岁，到广西去看望叔父。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到我，就把我看作对国家有用之材，并特别推荐我入博学鸿词科。他首先问了我的年龄，然后夸我的文才学识，并说：“我早晚观察，他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他一定会成大器。”一时间司道争相前来探问。先生每次见自己的部下，谈完公事，必定谈到我的某首诗某句话，津津乐道，说时还带着表情和动作。我在屏风之后听了暗暗高兴。一得知金公有客人来，我必暗暗跟随到后边偷听。我曾呈给他一首七律，其中有句说道：“在万里边关还要写推荐别人的表文，在百官座上夸别人的文章。”这都是事实。金公有好几卷诗集，死后却没有人编辑，我仅记得他的一首《答幕友祝寿》说：“一生漂浮像云一样地虚度过去，交往的高士一起高唱《白雪》歌。”《题八桂堂》说：“满天都是香味，在我摆放画戟的屋里，有时会梦见仙鹤在枕边跳舞。”从这里可以想象出金公在广西做官的九年，其政治简练，刑法清明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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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切勿抄袭

　　【原文】
　　古无类书，无志书，又无字汇，故《三都》.《两京》赋，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故成之亦须十年.五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而抄诵之者，亦无有也。今人作诗赋，而好用杂事僻韵，以多为贵者，误矣！

　　【译文】
　　古代没有类书，没有志书，也没有字典，因此在《三都赋》.《两京赋》中，谈到树木就有若干，谈到飞鸟就有若干，一定要等到遍查群书，广泛采集风土人情，然后才能写成文章。如果能够达到才情半富，词藻华美，便会引起众人钦羡，轰动一时。左思所著《三都赋》，之所以能够洛阳纸贵，只是因为家中购置这么一本书，便可当作类书，郡志来读罢了。所以写成这么一本书页就需要个十年八载。现在的类书，字典，都非常齐全，假使左思出生在今天一定不会作出这种辞赋。即使作了，也不过是从故纸堆中翻出摘抄，一两天就可写成。而将它抄录下来背诵的人，也不会有。现在的人作诗写赋，喜欢运用繁杂琐事及冷僻险韵，认为篇幅越多越好，这其实是一种误区。

却上心头

七一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时，梦人召至一处，金字榜云“九天玄女之府”。周入拜，见玄女霞帔珠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无他相属，因小女有像，求先生诗。”出一卷，汉、魏名人笔墨俱在，淮南王刘安隶书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钟、王风格。周题五律四首。玄女喜，命女出拜。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视。女曰：“周先生富贵中人，何以身带暗疾?我为君除之，作润笔资。”解裙带，授药一丸。周幼时误吞铁针，着肠胃间，时作隐痛。服后霍然。醒来诗不能记，惟记一联云：“冰雪消无质，星辰系满头。”

　　七二

　　尤琛者，长沙人，少年韶秀，过湘溪野庙，见塑紫姑神甚美，题壁云：“藐姑仙子落烟沙，冰作阑干玉作车。若畏夜深风露冷，槿篱茅舍是郎家。”夜有叩门者。启之，曰：“紫姑神也。读郎诗，故来相就。”手一物与尤曰：“此名紫丝囊。吾朝玉帝时，织女所赐。佩之，能助人文思。”生自佩后，即登科出宰。女助其为政，有神明之称。余按尤诗颇蕴藉，无怪神女之相从也。其始末甚长，载《新齐谐》中。

　　七三

　　先祖旦釜公有诗一册，皆蝇头草书。予幼时曾手录之。一行为吏，屡移眷属，竟尔遗失。仅记其《咏雪》云：“忽然卷幔如逢月，可惜开窗不见山。”《途中遇雪》云：“四望平林飞鸟绝，一肩行李店房疏。”《巩县幕中五十自寿·沁园春》二阕，云：“自寿三杯，仰天稽首，屈指徘徊。叹一经糟粕，挂名入泮；八场傀儡，逐队登台。渐渐消磨，人生老矣，富贵功名安在哉!休伤感，且搜寻秃管，别作生涯。佣书事属吾侪，权混迹藩篱学卖呆。任纡青拖紫，名齐北斗；论黄数白，富比长淮。与我无干，事皆前定，何苦攒眉不放开?与君约，在醉乡深处，不饮休来。”又云：“自寿三杯，从今客邸，追数年华。忆金灯纵饮，呼卢喝雉；雕鞍驰射，问柳寻花。此兴非遥，廿年前事，倏忽皤然老缺牙。忧来处，把唾壶敲缺，羯鼓频挝。　　几年浪迹天涯，若个是狂夫不忆家。看零丁弟妹，睁睁望我；娇柔儿女，悄悄呼爷。恨不乘风，飘然归去，可奈关河道路赊!黄昏后，问有谁伴我，数点寒鸦。”先祖慈溪籍，前明槐眉侍御之孙。槐眉与其父茂英方伯，有《竹江诗集》行世。

　　七四

　　叔父健磐公，游西粤三十余年。卒时，香亭弟年才十岁，以故诗多散失。余归其丧，搜簏中，仅存见寄五律云：“独向空庭立，诗思入沭阳。才先施简邑，俸可养高堂。汝岂池中物?吾愁鬓上霜。何时一尊酒，相对话沧桑?”“吾生最飘泊，泪迹满征衣。紫陌春犹在，青年事已非。水宽鱼未活，树密鸟难依。朽骨埋何处?秋原瘴雨飞。”

　　七五

　　尹似村《小园》绝句云：“春草自来芟不尽，与花无碍不妨多。”深得司马温公所云“草非碍足不芟”包容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