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兼收并蓄,结合为用”。探讨永明体到近体的衍变过程,仅仅掌握历史语音学和现代语音学知识是不够的,它同时要求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以及中国韵文演进史有足够的了解。从《永明体到近体》以及同类论文的叙述文字以及参考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年专攻方言的何先生,为了胜任新的研究课题,在磨砺基本功上花了大力气。这里毋庸拔高,但可以肯定地讲,无论与专门从事汉语语音史或汉语语音学研究的同仁在一起,还是与专门从事文学史或韵文史研究的学者在一起,何先生都是可以平等对话且毫不逊色的。罗曼·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1896~1982)曾经指出:“假如一些批评家仍然怀疑语言学家进入诗学领域的能力,那么,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一些偏执的语言学家的拙劣诗歌分析能力被错当成了语言学科学本身的不足。然而,我们在这里明确地认识到,一个对语言的诗歌功能充耳不闻的语言学家和一个对语言学问题毫无兴趣、对其方法也知之甚微的文学学者都同样是全然不合时宜的人。”(《语言学与诗学》,见托马斯·A·塞比塞比奥克(Thomas Albert Sebeok,1920-2001)编《语言风格》第377页,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年)永明体与近体的异同以及联系,最终不是由文学家却是由语言学家给予说明,这是为什么?根本原因在于,身为文学家的研究者忽略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作为语言学家的何先生,则能够兼收并蓄且结合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