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下是引用醉乞在2009-3-19 10:00:35的发言：
七、钟典：古人名句，多用常语而不用典，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语虽浅近，意则深长，诗钟亦何独不然，不得已而用典，既忌过僻，而点题亦极严格，咏「履」不能引用「鞋」典，咏「眼」不能引用「目」典，以原典有履字眼字者为合格，如「象、扇」分咏，引用焚身典，多有以牙代齿者，殊为不妥，盖原典是齿而非牙也。钟贵典丽堂皇，引用僻典固不宜，即稗官野史之章回小说，亦须避用为宜。
关于张西厢这一段话，叶落也想发表一下个人不同意见：
然，古人名句，多不用典。但这里显然偷换了概念，以古人名句偷偷代替了“诗钟”两字，所举例子也不是诗钟，显然，所论已经文不对题了！
“诗钟何独不然？”叶落说，诗钟还真就不然。
首先，从起源看，诗钟源于改诗，是旧时代学堂中练习作诗的一种方法——老师让学生改律句、绝句之诗而为两比偶句，既可培养分析综合诗意的能力，又可借助于必须对偶的限制，训练灵活用字的技巧。久而久之，文人相聚时，也就很自然地会以这种大家都熟悉的方式再增加一些技法上的限制来斗智、斗捷、斗腹笥深浅，由此就形成了诗钟这一高雅而又有趣的文字游戏。它与通常所见的各种文学体式，包括诗歌、对联相比较，不仅起源不同，功用也不同，自然地也会有其与其它文学体式不同的规则与要求。
其次，从目的看，诗钟本质上是一种竞技游戏，斗腹笥深浅就是其中一项主要的竞赛内容，而用典、化典的能力，最容易充分地体现出一位执杵者腹笥的深浅。所以诗钟不仅不忌用典，而且不忌用僻典，这是由诗钟竞技目的天然地决定了的。考诸先贤作品，典句之量要比白句大得多，而佳钟亦比白句多得多，这才是事实。张西厢先生在这里无视事实，以偷换概念与论题的做法为自己立论，扬闽抑粤，带着极强的门户偏见。这一点叶落在下面会提供相应的依据。在此之前，先抄录一段粤派诗钟名家、国学大家宗子威先生一段同样是关于诗钟用典的议论供大家参考：
“诗钟既创始于闽人，当夫草创之初，以诗为钟，但取其诗句之工。积之既久，写景言情，俯拾即是。始以为清词丽句者，继以为浮烟涨墨矣。始以为一夫善射者，继以为众口雷同矣。其弊也失之浅滑，非真性灵也。于是典实派如异军突起，连夺名城。其卒为征典务僻，使事贵新，割列强为求工，附会全非载实，羊质虎皮，蛇神牛鬼，妲己竟配周公，昌黎误认熙载，其弊也失之穿凿，非真典实也。”
在这里，子威先生客观地分析了白句与典句各自可能存在的弊端，但不是如西厢先生一味地崇白抑典。子威先生反对的只是用典时“割列强为求工，附会全非载实”的假典句！谁对谁错，相较之下，一目了然！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检讨一下，西厢先生何以会反对用典。在同一篇文章的《钟派》一节，有这样一句话：“忆粤人蔡乃煌为钟坛宿将，且以敲钟得官，然每阅及粤派钟卷，即投之于簏中。”原来如此——此公对长于白句的闽派诗钟情有独钟，而对以用典见长的粤派诗钟则片面地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竟至于一见到即巴不得丢到废纸蒌里，其门户偏见之重，跃然纸上矣。
叶落以为，正确的态度是：白句典句，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白句做得好，亦有丽词清句，且亦易寄寓个人情感，可避免为文而文之病；但做得不好，则易流于浅滑雷同。典句做得好时，则古雅厚重，但同样可以借古喻今，赋古典以新意；做得不好，则易流于附会穿凿，乃至于胶柱鼓瑟，为显其典而比比皆为点名簿，竟至入耳生烦。执杵之人，宜各扬长避短，以争胜场！
至于不得用野史，则更为荒谬，如果此说成立，大概所谓的“正史”本身就要先打屁股，《史记》中大量采用的史前传说属野史属正史？《晋书》中大量采用《世说新语》中小说家言算野史算正史？其实，所谓正史的作者，其优势在于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丰富，是其所述较接近于事实的有利条件。但正史的作者大多为御用文人，其修史的目的是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如董狐、太史公者必竟是少数，这也决定了其所修之史，择事议论必然要带上其主观的观点，甚至不惜服从统治者意志而删改史实，无端虚构，造谣惑众。而野史作者因资料不足，难免会有捕风捉影，猜测臆想之词，但因无功利性之误导，其可采信，亦有过正史之处。
“全信书不如无书”，把脑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对于对联，对于诗钟，宜多读前人句子，自辩其是非。考察各家理论观点，更应以事实为依据，不人云亦云，方为治学之正途。
——叶落无痕，草于2009年03月20日凌晨4点47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3-20 11:32:20编辑过] | 
IP卡
狗仔卡
显身卡
发表于 2009-3-16 17:36
发表于 2009-3-16 23:06
发表于 2009-3-17 16:09
发表于 2009-3-19 10:00
发表于 2009-3-19 20:39
).如果对仗要按照现代汉语语法去对,哪么两千余年来先人做的句子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