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田作文]正确理解和运用王力先生关于对仗的理论

艺海听涛

------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10周年。兼评孙遂明先生《论对仗理论中语法分析法的失误》
田作文著
王力（1990-1988）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从事汉语研究和汉语教学工作，是我国汉语语法学奠基人之一，语言学著作很多。他主编的《古代汉语》创造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教学体系，影响很大，许多高等院校用作教材。1958年出版的《汉语诗律学》是我国从语言的角度研究文体特点的第一部著作。此后又连续出版了《诗词格律十讲》（1962年）、《诗词格律》（1977年）、《诗词格律概要》（1979年），对旧体诗词格律做了全面的研究，成为学习旧体诗词的指导书。其中关于对仗的理论对对联创作影响很大，引起许多专家的推重和探讨，这是很正常很有实际意义的。近在《对联文化》（2008年总第13期）和国粹论坛网上看到湖南孙逐明先生《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以下简称《论失误》），颇有心得，但对其中一些观点不敢苟同，而这些观点又有一定代表性，故本人结合自己学习运用的情况提出与之不同的看法，进行理论商榷。首先想为王力先生开脱两个因所谓“疏漏和失误造成的不可推诿的责任”，然后再进入正题讨论。 　

　一、为王力先生开脱两个因所谓“疏漏和失误造成的不可推诿的责任”

　　1、所谓“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关于‘结构一致’的失误”是不存在的

　　孙逐明先生在《论失误》的《导言》叙述了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研究中“是富有成效的”之后说：“但是也应该指出，王力先生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疏漏和失误，客观上给对仗理论造成了误导。”论据之一是王力《古代汉语》第三册第1224页到1226页中关于“结构一致”的三段话（这三段话都是从该书《骈体文的构成》一节中摘引的）。　　

   众所周知，那本《古代汉语》是王力先生主编的一部古汉语教材，孙先生错误地把它当作是王力先生的个人著作与王力其他四本诗词格律著作相提并论，并直接引用。而事实是：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是集体编写的，并不是王力的个人著作。这只要翻阅一下该书的《序》就会知道：那本《古代汉语》是1958年北京大学教育革命的成果，当时还是讲义，编写工作由王力负责，参加编写的有七位教授和一个班的学生，后来（1961年）作为大学文科统编教材成立了古代汉语编写小组，以此讲义为基础进行改写，除北大外，还有另外四所大学共九位教授。编写工作仍由王力主持，文选组由北师大萧章负责，常用词、通论由南开马汉麟负责。王力只是“常用词”部分两个执笔人之一。王力先生在《序》中说：“我们编写小组虽然只有九个人，但这一本教材的编成，则有千百个人的劳动在内。”这本书之所以有名，不仅是因为由王力主编，不仅是因为编辑体例有特点，也因为这本书集中了几个学校几位名教授合力编成的。1961年四册出齐，王力先生在《编后记》中说明此书“第三四册更加粗糙一些，而且各家意见颇不一致，有些观点各有争论”。由此可见，此书是集体编写的，不是王力个人著作，引用时只能说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以区别于别人主编的《古代汉语》），不能直接用“王力说”、“王力表述为”、“王力归纳为”等字样，更不能把主编的书中的话，认为是主编者王力的观点。孙先生不会不知道“编辑”、“编著”、“著”之间的差异，只是因失查、考虑欠周、一时疏忽而己。因此，孙先生从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引用的那些话，如果有“失误”，不能认为是王力的失误，而只能算作是“集体编写”的失误吧？以此为凭论王力是无效的，以此为据让王力负“误导”之责也是有欠公正的。

　　把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误认为是王力先生的个人著作而直接引用的不止孙先生一个人，本人看到的至少还有江苏陈树德教授，他在杜撰“联律的两个版本”时，也将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三册中《骈体文的构成》看作是王力个人著作，直引为“王力说”，让辞世已久的王力先生活生生地侵占了集体的著作权！

　　2、所谓“王力根本不提自己关于‘词性一致’的检讨的疏漏”是枉加的。

　　孙逐明先生在《论失误》中批评王力在论对仗中只提“词性一致”这个“疏漏”之后，又说：“王力其实已察觉到了自己的‘词性一致’的失误，他在1952年《关于汉语有无词类》（此文刊在1955年第二期《北京大学学报》上）一文中检讨说：‘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这是不对的。‘对对子’实际上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孙先生认为这段话是王力对自己曾经说过的“词性一致”的检讨，接着又批评说：“而他的四本诗词格律学和大学教材《古代汉语》都出版在55年之后，那些著作里面，就根本不提自己的检讨，全都旗帜
鲜明的强调‘词性一致’，这是一个严重的疏忽。当今对联界一边倒地把‘词性一致’列为对仗的基本特征，客观上王力先生的疏忽是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这是事实吗？否！我们先看看王力先生1952年在《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一文中检讨的是什么？（请允许我比孙先生多引用几句）：“在这一点上（指汉语有无词类问题，引者注），我过去是有错误看法的。我在我的《中国语法理论》中说：‘至于中国的词呢？它们完全没有词类标记，正好让咱们纯然从概念的范畴上分类，不受形式的拘束。’这显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我一方面强调汉语的特性，另一方面又纯然从概念范畴上分别词类，汉语的特点何在？过去我是轻视词类的，轻视词类是不对的，因为正是在词类上表现着汉语的特征。”“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之后，我对于词类的错误的观点仍然存在。我在‘对联文学’（对对子）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是不对的。对对子实际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

　　很明显，王力先生在这里检讨的从头到脚都是“轻视词类”，认为汉语“没有词类标记”的错误，哪里是什么“词性一致”的错误！是孙先生误读了这段话。王力先生在这段话中特别强调“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的伟大著作发表之后”，“轻视词类”的错误仍然存在，他举例说：“我在‘对联文学’（这可能是当时出版的一种对联书刊）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这个“看词类客观存在”指什么呢？当是指“对联文学”上写的属对规则，　即“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王力先生看后，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王力先生当时认为“汉语没有词类标记”，所以说‘对对子’实际上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词相对。王力先生针对这句话（重视概念，轻视词类） 作检讨说：“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指和以前轻视词类一样）是不对的。”很显然，孙先生弄错了王力“我说‘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其实是不对的”所指的对象是什么，孙先生以为是王力以前曾说过的，试问：王力先生在1952年之前，说过‘名词对名词’这样的话吗？1952年之前，在哪本著作哪篇文章有过这样的话？“名词对名词……”等类的话都是王力先生1958年以后四本关于诗词格律著作中的话，怎么会在1952年之前说呢？而孙先生所举王力“词性一致”的话不是援引王力1962年著《诗词格律十讲》中的话吗？怎么一下子忽然变成王力1952年检讨中的话了呢？其实，正是因为王力1952年做了关于“轻视词类”的检讨，认识到了“词类的客观存在”是汉语的特征，改变了认为‘对对子’不是同类词对的看法，才在1958年之后写的关于诗词格律的著作里说“对仗要求词性一致”、“名词对名词”等。以前没有说过，何来1952年的检讨？何来1955年以后的“不提”？

　　王力先生那篇关于“轻视词类”的检讨，说得明明白白，逻辑性很强，孙先生为什么误读了呢？我想，孙先生的误读，首先在于没有弄清王力1952年检讨的是什么，而后，在引用时又删去了“我在‘对联文学’（对对子）上看词类的客观存在”这句重要的话，断章取义，把“我说”所指弄错了对象，明明是指‘对联文学’上的话，误成了王力自己曾说过的话。孙先生怎就不仔细想想，无缘无故的，王力检讨“词性一致”干吗？又不再仔细想想，那句话出于何处？这些都想清楚了，不“先入为主”，还会误读吗？孙先生如此误读了王力，那么所谓王力关于“词性一致”的检讨，以后又“根本不提”，就不是王力的“失误”和“疏忽”了，也就不“具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了吧？

　　这里多说几句：任何理论研究，都是从感性到理论，由浅入深，由不全面到比较全面，由粗疏到缜密，汉语语法学的建立，正是走这样一条曲折之路，各位语言学家，包括马建忠、黎锦熙等前辈在内，成就都是阶段性的，一时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学术研究，发现错了，在以后的研究中改正就是了，根本用不着做什么公正检讨。我以为：王力先生当时做的关于“轻视汉语词类”的检讨，是有超越学术的“政治背景”的。文章说了，王力的检讨是在“斯大林关于语言学伟大著作发表之后”，由于那年月“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王力先生作为学科研究的带头人，发现自己在研究上有错误，主动检讨一下，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轻视汉语词类”，毕竟是不对的。王力先生后来改正了，并在1955年“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时，作了《关于词类划分》的讲话，为汉语词类的划分做出了杰出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两个误读，发表至今二年过去了，联界竟没有反映！　

　二、为所谓王力坚持“两个一致”，造成的“负面影响”辩正

　　“两个一致”（词性一致，句型一致）是孙逐明先生批评王力在对仗理论研究中存在“疏漏”和“失误”的主要论点，论据有二：其一引自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如前所述已失效；其二引自王力著《诗词格律十讲》是有效的，王力说：“对仗要求词性相对，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名词还可以分为若干小类，如天文地理等……凡同一小类相对，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叫做工对（就是对得工整）。”此前还有一句：“对仗首先要求句型一致。”也应算是有力证据。但不知孙先生和看过王力三本专门谈旧体诗词格律著作的联友们，是否注意到：王力先生这“两个一致”在后来的两本著作中论述已有了明显的变化。

　　前边说过，王力先生关于诗词格律的著作共有四本：第一本是1958年出版的《汉语诗律学》，此书对汉语的各种诗体，包括古体诗、近体诗、词、曲、自由诗和欧化诗的格律做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是一部‘体大而虑周’的学术专著”（蒋绍愚语）。专门研究旧体诗词格律的　是后三本：1962年应学习古典诗词之急需写的《诗词格律十律》（以下简称《十讲》，最初发表在《北京日报》上，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般认为，这本书讲诗词格律“最为简单”，1979年出版的《诗词格律概要》（以下简称《概要》），“则是《十讲》的扩充”（蒋绍愚语），在这本书中讲对仗，讲“工对”，已经没有了“词性一致”，“句型一致”的话。此书分两卷，卷上讲诗，卷下讲词。在卷上第四章第一节讲“今体诗的对仗”说：“对仗，指的是出句和对句词义成为对偶，如‘天’对‘地’，‘风’对‘雨’，‘长’对‘短’，‘来’对‘去’等等，拿今天的语法术语来说，就是名词对名词，代词对代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副词对副词。”卷下第四章讲“词的对仗，也没有提‘词性一致’，‘句型一致’”。这说明在事隔十七年之后重写诗词格律时，对旧作不仅是‘扩充’也做了一些必要的修订，关于对仗要求的修订最为明显。比《概要》早二年出版的《诗词格律》，被认为是在三本书中讲格律“比较详细”的，但在第一章第四节专门讲“对仗”，第二章第四节讲“律诗的对仗”也没有提“词性一致”、“句型一致”。此书较前二书不同的是，在讲诗词格律之外，又增加了第四章，讲“诗词的节奏及其语法特点”，在讲“对仗的语法问题”时，才重提“句型一致”，但说法也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诗词的对仗，出句和对句常常是同一句型的。”“语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同句型的句子）相为对仗，这是正格。但是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诗词的对仗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求字面相对，而不要求句型相同。”举例说明后，又说：“由上面一些例子看来，可见对仗是不能太拘泥于句型相同的。一切形式要服从于思想内容，对仗的句型也不能例外。”

　　王力先生的这些论述，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是王力先生已经指明正格（同句型的句子相对）之外，“还另有一种情况”，即“不要求句型相同”的情况，而且特别强调“对仗是不能太拘泥于句型相同的”。王力先生这时的观点很明确，很全面：对仗要求句型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结构要求一致，又不完全一致。二是已经把“句型相同”或“结构一致”提到诗词格律之外了，是属于对仗上的语法问题，不再做格律看了。

　　“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本是在解释“工对”（就是对得工整）时说的，而在“对仗的讲究”中，对“工对”的定义也有明显的变化：“凡同类的词相对，叫做工对。”也不再强调“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了。在讲宽对时，更不坚持“词性一致”了，“又更宽一点，那是半对半不对了。”这里的“半对”指的是“同类词相对”，“半不对”指的是“不同类词相对”，他举的例子是：陈子昂的“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李白的“渡远荆门外，来从婪国游”。指明前例中“未灭”与“从戎”不对，后例中“渡远”与“来从”、“外”与“游”不对。因其中“灭”是动词，“戎”是名词，词性不同，词类不对；“远”是形容词，“从”是动词，“外”是方位名词，“游”是动词，词性不同，词类不对。还特别举了毛泽东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为例，注明“在整个意思上还是对仗”，说明表时间的数词和表时间的名词性短语可以相对。王力先生提出的“半对半不对”其实就是说明在对仗中存在异类相对的情况，应当允许。本人正是受了王力先生的这个启示，深入研究，并写了《允许异类对仗，好》，初步总结出有八种情况可以允许异类相对，又在《对仗方式的初步研究》中重申这种看法。

　　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的这些论述，孙先生应该已经看到了，为什么还抓住“两个一致”不放呢？而且还进一步批评王力没在其他三本诗词格律著作（指《汉语诗律学》、《十讲》、《概要》）和《古代汉语》里作“相同的补充说明，这应当是个疏漏”。这就太难为王力先生了：《汉语诗律学》和《十讲》都发表在《诗词格律》之前，一是二十年前，一是十七年前，怎么“补充说明”？难道让王力重修旧作？《古代汉语》又不是王力的个人著作，他怎敢随便“补充说明”？《概要》倒是在《诗词格律》后二年写成的，但也许王力先生认为该说的已在《诗词格律》中说了，没有必要再重复了，而且《概要》已不用语法分析法研究对仗了，涉及不到“词性”和“句型”了，只好让孙先生失望了。至于“当今的对联理论家大多仍然对于对联的‘句型一致’深信不疑”，仍作为评联的“唯一尺度”，那是他们的事，和已经“疑”了的孙先生一样，都不应与王力有什么“很大的关系”。

　　这里还真要再说明一下：王力的“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本是针对“工对”说的，后来又将“句型”一致或不一致（还有“节奏”相同或不相同）放到“诗词”语法问题中去了，这说明王力先生不论先前还是后来都没有把“两个一致”（还有节奏）看作是诗词格律。王力先生是按“格律”定义研究诗词格律的，格律中没有节奏两项内容，有人硬要当格律看并塞进现行联律中，王力奈何？我们奈何？甚至还有人（比如陈树德教授）据此称王力是“联律现代版的创始者”，王力和我们也真是奈何不得！

　　本人也是不赞成“两个一致”的，2006年发表的《关于联律的思索》一文中已做了说明（孙先生是知道的），研读过王力四本著作后，我更看重王力先生后来的认识，因此认为王力先生关于“两个一致”的观点已经有了转变，应当尊重和遵守。

　　三、对仗的本质是什么？王力先生用“语法分析法”研究对仗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吗？ 　
   　孙逐明先生批评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上的“失误”，是因为“王力完全用现代语法成分分析法来解析对仗格律，大方向有误，它给对仗的创作（该是对联的创作吧？笔误还是刊误？）和理论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王力先生利用语法分析法研究对仗是方向错误，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为“对仗根本不属于语法范畴而属于修辞学”。这个批评很严厉，如果王力真的犯了这个“方向性错误”，真的造成了如此严重的“消极影响”、“负面影响”，真该肃清。这里涉及到对仗的本质问题，该由此论起。那么，对仗的本质是什么呢？孙先生认为：“它是一种最常见的辞格，修辞著作一般称它为‘对偶’”。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对仗是什么？对仗与对偶是什么关系？诗词的格律之一是对仗还是对偶？

　　有必要先追溯一下对偶与对仗的来源。《辞源》对“对偶”的解释是：诗文以类排比，字面音节，两两相对，称对偶。”对“对仗”的解释是：“诗赋等的对偶，也叫对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对“骈偶”的解释是：“两马并驾叫做骈，两人一起叫做偶，骈偶就是两两相对。古代宫中卫队的行列叫仗（仪仗），仪仗是两两相对的，所以骈偶又叫对仗。”这说明，对偶与对仗，在古代本源是相同的，对偶与对仗的含义是一样的，是可以“互训”的。所以在古诗文（包括对联）的评论中，对偶、对仗没区别，可同用，意思是一样的。可是现代就不同了，因为，现代有了现代汉语语法和修辞，已把“对偶”作为修辞格。这样，对偶成了修辞，而对仗还只是“诗赋等的对偶”，是格律文学中的一项内容，一个规则，本是同源的对偶、对仗在现代分了家。《现代汉语辞典》对“对偶”的解释是：“修辞方式，用对称的字句加强语言的效果。”标为名词。对“对仗”的解释是：“（律诗，骈文等）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实做成对偶的语句。”标为动词（含义为对仗句的为名词）。在一般的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科书或专业书中，对偶的定义与对仗也有明显的不同。如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对“对偶”辞格的定义是：“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数相同，意义上密切相联的两个短语或句子对称地排列，这种辞格叫对偶。”举例有：“理想，生活的旗帜；实干，成功的途径。”倪宝元主编的《修辞》，对“对偶”的定义是：“对偶是一对结构相同或相似，字数相等的句子（或词组）连接在一起，来表示相似、相关或相对、相反的意思的一种修辞方法。”举例有：“干革命不忘长征路；搞建设不忘南泥湾。”这样定义和举例用于对仗行吗？‘

　　对仗是什么，与对偶有什么区别，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中分得很清楚：“诗词中的对偶，叫做对仗”。“一般讲对偶，指的是两两相对。”“对偶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对副词”。“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段，它的作用是形成整齐的美。”“对偶既然是一种修辞手段，那么，散文与诗都用得着它，例如《易经》中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诗经》中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这些对仗都是适应修辞需要的。但是律诗中的对仗还有它的规则，而不是像《诗经》那样随便的。这个规则是：（1）出句和对句的平仄是相对立的。（2）出句的字和对句的字不能重复。”这就把对偶与对仗明确地分清了：对偶是修辞，诗文都用得着；对仗是“诗词中的对偶”，有它特定的规则。对偶和对仗在现代含义和用法已经有了区别，这是语言随着社会发展功用细化、分工的表现，这种语言细化分工现象屡见不鲜。王力先生是语言学家，知道这种分工，在四本讲诗词格律的书中，除了在解释对仗时用对偶互训外，在专门讲格律时统用对仗，不用对偶。为了强调这个区别，王力先生每当讲到古体诗的对仗，都这样说：“古体诗的对仗是极端的自由的，一般不讲究对仗；如果有些地方用了对仗，也只是修辞上的需要，而不是格律的要求。”（诗词格律》），“古体诗可以完全不用对仗，有时候为了修辞的需要，可以用一些对仗，对仗用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概要》），可见古诗文的对仗是修辞的需要，而今体诗（律诗）和词曲则不是，律诗、词、曲中的对仗，是格律的规定，用与不用不是自由的。规定用的就必须用，用在什么地方，位置是固定的，不可改变。请问：修辞格可以这样规定吗？而对联是“通体对仗”，“对仗是对联文体的基本特征”，如果对仗仅仅是修辞方式，那对联还是“独立文体”吗？说对仗是修辞格，等于取消了“对联文体”本身，不是正中了“对联不是独立的文学文体”论者的下怀了吗？

　　为了坚持“对仗是修辞”的说法，孙先生还批评王力关于“词的分类是对仗的基础。古代诗人们对仗时所分的词类和今天语法上所分的词类大同小异，不过当时诗人们并没有给它们起一些语法术语罢了”的论断，认为“此说有误”。理由是：“字类是修辞学的归类，词类之语法学的归类。”说“词类是语法学归类”，是；说“字类是修辞学的归类”根据不确。这里说的“归类”实际就是“分类”，二者分类的目的标准显然不同。古人把字分为虚实二类，目的只是为了作诗填词属对，分的简单，而今天词的分类是为了探索语言结构规律，分的细致。前者仅是从字义上分类，不全面；而后者则主要是从语法功能（或说词性）、词义和词的形态分类，很全面。分的结果，前者不够准确，后者比较准确。所以，二者相比较：“实字，主要是名词，但又不全等于名词；虚字，主要是动词和形容词，也不全等于动词、形容词；助字主要是虚词，也不全等于虚词。”孙先生说的对，我想，王力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不然怎么说“大同小异”呢？可见，现代词的分类和古代字的分类只是标准和方法上的全面不全面问题，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就对仗来说，王力先生认为还是“词义成为对偶”，这一点和古人一样。古人虽然没有现在的语法学、修辞学，但有“训诂学”、“辞章学”，相当于现在的语法学修辞学，不然古人说话写文章，既通又好凭什么呢？足见，古典诗词的字义对仗也包含着训沽、辞章的成分，显示了语言的艺术魅力。因此，不必非把对仗格律说成是对偶修辞不可。

　　理论分析和创作实践证明，对仗不属于修辞学范畴，但把对仗当作修辞的绝不是个例，在当前的楹联界颇为流行，有不少联书和文章称对仗为修辞，还不加区别的将对称、对偶、对仗三个词相提并论。其实这三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对称的含义最大，对偶次之，对仗最小。对仗的一定是对称、对偶的，但对称的不一定是对偶、对仗的，对偶的也不一定是对仗的。不加区别的使用会造成理论和创作上的混乱。前不久对于为季羡林、任继愈写的挽联的批评，就反映了这种混乱。如果认为对联的对仗是修辞，对仗又等于对偶。那么，说那两副挽联是运用对偶修辞定义写的对不对？我的回答：“对！”因为对偶修辞只讲“用对称的字句加强语言的效果。”只讲“结构相同或基本相同、字数相同、意义上密切相联的两上短语成句子对称的排列”，而不讲平仄是否协调，不讲字句是否重复。那两副挽联不正是这样吗？有什么可指责的？可大家都指责了，指责的理由正是王力先生所说的“律诗的对仗还有它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出句和对句的平仄是相对的”；

（2）出句的字和对句的字不能重复。“对联”也要适合上述的两个标准。而那两副挽联不适合对仗的两个规则，两个标准，所以都指责那不是挽联，是对偶句，是对偶的标语。而对联界确实有不少人把对偶句当作对仗，甚至是对联的。不是有人把《红楼梦》的对偶句都看作了对联，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了五百多副对联吗？不是也有人把《半九亭集》骈体文中的对偶句一一摘出称作对联，说乔应甲的《半九亭集》收了八千多副对联吗？这些不都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某权威联刊了吗？本人认为，对偶句就是对偶句，即使其中有的符合联律，贴到门楹上，也不是对联！二者是两体，不能混为一谈。为避免这类错误，今后在联论中应慎用或不用对偶一词。　　回到前边的话头。王力先生把对仗看作是“属于语法范畴”了吗？没有。王力先生从来没说过类似的话。王力先生从来都是把对仗看作是诗词四条格律之一，只是运用语法分析法对对仗双边（出句、对句）的词语和句子结构作语法分析，看是否合乎语法，正如孙先生所说，“解决语言表达通不通的问题”，从而研究对仗方式运用的是否合适。这样做不可以吗？王力先生正是通过对对仗句的语法分析，阐明了什么是互对、自对，什么是工对、宽对，半对半不对，什么是平对、串对、扇对，什么是借对等等一系列对仗方式和与对仗有关的语法问题，王力先生“对近体诗句式和语法分析是前人没有做过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是王力先生开创的”（蒋绍愚《诗词格律概要·再版前言》）。因此，王力先生运用现代语法分析解决诗词格律中对仗问题，大方向没有错，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开创之功不容抹杀，所谓“消极”或“负面”影响是不存在的。当然，研究对仗，不单单用语法分析法，用别的方法也是可以的。我觉得《汉语诗律学》和《十讲》是完全用语法分析法的，“对仗首先要求句型一致”、“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等说法就是语法的语言标志。《诗词格律》主要是从格律特点研究对仗的。在第四章特开一节讲“诗词的语法特点”，专立一题研究“对仗上的语法问题”，说明王力先生还在使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诗词（不过已经放在格律之外了），在这一节的结尾说明了原因：“以上所述，凡涉及省略（不完全句），涉及语序（包括倒装句），涉及词性的变化，涉及句型的比较等等，也都关系到语法问题。古代虽没有明确的规定语法这个科学，但是诗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经常地接触到许多语法问题，而且实际上处理得很好。我们今天也应该从语法角度去了解旧体诗词，然后我们的了解才全面的。”晚两年出版的《概要》就只讲格律，没有语法分析（除用一些词类术语之外，也再没有词性、句型、结构等语法分析的术语）。用修辞研究对仗双边的词语句子也可以。如孙先生所说：“解决对仗句中语言使用好不好的问题”，对联中的修辞，有些就是对仗方法，如谐音、析字、重言、转类、回文等，有些是一般的修辞方法，如比喻、夸张、排比等，很多联家做过研究。孙先生在《论失误》中用了许多文字讲解修辞的功用，很精当，如果不是把对仗格律当作修辞格去研究，那效果会更好些，愚认为。　　总之，对仗是诗词对联格律之一，从对仗格律自身去研究，或从语法和修辞角度去研究都可以，只要有理有据、方法得当，都会收到好的效果，提高诗词和对联的创作水平。

　　四、澄清王力对仗理论中几个模糊问题

　　任何理论研究都可能有局限性和不足，特别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开创性的研究更难免。王力先生的对仗理论研究，也有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调整修订、逐步充实的过程和进一步完善提高的空间，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读、反复琢磨，正确理解和运用，发现不当之处也可以质疑，允许实事求是地批评探讨。由此，本人很赞赏孙逐明先生在《论失误》中表现的严肃的治学态度和敢于挑战敢于批评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具备的治学态度和求是品质。虽然我们的观点有同有不同，但精神和目标是一致的，本人也在学习王力先生对仗理论中发现有几个问题讲得模糊，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澄清，提出来请孙先生和联友们参与讨论。

　　1、对仗与平仄　
  　王力先生在讲近体诗与古体诗对仗的区别时说：“近体诗中，对仗要求平仄相对，古体诗则不要求平仄相对。”这个对仗与平仄关系的界定有些模糊不清。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律诗对仗句的平仄规则是由对仗要求的。而实际并不是。因为“对仗，指的是出句和对句的词义成为对偶”，所以，对仗是词义相对，不关平仄。律诗对仗句的平仄安排是由律诗平仄规则决定的。这个平仄规则是：

  （1）平仄在本句是交替的；
  （2）平仄在对句中是对立的。（见《诗词格律》第四节“平仄”）在律诗的四联中平仄安排，都是交替对立的，不只是对仗的两联，可见律诗对仗句的平仄对立规则是律诗的四种平仄式决定的，不是对仗要求的。这个问题在《诗词格律》中讲的模糊，不周延，而在《概要》中，在讲律诗的对仗与词的对仗不同的时候讲清楚了：“词的对仗有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与律诗的平仄一样，平对仄，仄对平；第二个类型和律诗的平仄不一样，或者上下联平仄完全相同，或者以平仄脚对仄仄脚，或者以平仄脚对平平脚，或者以平平脚对平仄脚。这些都是词谱里规定了的。”这个说法非常明确，指出词的对仗的平仄安排是由词谱即词的平仄规则决定的，而不是词的对仗要求的。那么，诗的对仗也应是由诗律即诗的平仄规则决定的，而不是诗的对仗要求的。这就把对仗与平仄两个规则分清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力先生并没有把对仗与平仄两条格律、两条规则混淆，而是有时表述不周延（这里再提醒一下，关于这个问题，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唐诗的对仗”讲的很清楚：“由于平仄格律的规定，近体诗的对仗一般总是平对仄，仄对平。”）也许由于这个“不周延”让一些没有细心品读的人误以为词义对仗包含了平仄，有不少联书在对仗理论中提出“平仄对仗”或在平仄理论中将平仄相对或相反理解为“平仄对仗”。本人认为：“音韵的表现形式是音节，音节通过声韵之调、辙表现和谐之美。韵文以四声分平仄两类标志韵律，其声调相粘、相对、相间和落脚，只表现和谐之韵而不呈对仗之势。因此，楹联对仗只关词语而与声韵无涉……”这个观点曾遭到河南师进通先生的驳斥，他认为“汉字读音”可以对仗，应该“既讲词性对仗，又讲平仄对仗”（见“联都”发帖《关于联律的讨论》）。这说明把对仗与平仄两条规则混为一条的或将平仄规则包含在对仗规则之中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为数不少。如陆伟廉的“对仗的基本规则”四条中之（三）是“平仄协调”（《对联学知识导读》），陈树德的“对仗的基本要求可以归纳为五点”，其中第二点是“平仄相反”。（《对联格律之我见》），符济舟讲对仗的内涵有三个方面，第二个是“上下联平仄相对”（《守住楹联格律的底线》）　说明很有进一步讨论和澄清的必要。

　　2、工对与宽对
　　关于工对、宽对，王力先生在三本讲旧体诗词格的书中论述有明显的不同，关于工对，在《十讲》中说：“名词还可以分若干小类，同一小类相对，词性一致，句型又一致，叫做工对（就是对得工整）。”“邻类相对，也算工对”。在《诗词格律》中第一章讲“对仗”时说：“实际上名词还可以细分若干类，同类名词相对，被认为是工整的对偶，简称工对。”这两本书中关于工对的几段论述虽然不同，但基本观点相同：一是都把“工对”解释为“对得工整”，二是都说“工对”是名词中的小类相对。但《诗词格律》中第四章讲“对仗的讲究”时却有了变化，就是将工对的范围扩大了：“凡同类的词相对叫做工对。”这个“同类的词”，分为：（1）名词中同一小类相对是工对；（2）名词中不是同一小类的也算工对，包括并列的同义或反义的名词如天地、诗酒、花鸟和晓宵等；（3）在一联中只要多数对得工整就是工对，举例中有“红”对“青”、“着意”对“随心”、“翻作”对“化为”、“天连”对“地动”、“五岭”对“三河”、“银”对“铁”、“落”对“摇”和“浪”对“桥”、“锄”对“臂”等，已扩大到名词、动词和名词性动词性短语了。关于宽对，王力先生首先把“邻对”列入宽对之中来说，这一点和《十讲》把邻对算为工对不一样。但直接称为宽对的还是“稍为更宽一点”的“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这就把“凡同类的词相对”都视为宽对了，这和前边说的“凡同类的词相对叫做工对”有矛盾了。在宽对中，还说：“又更宽一点，那就是半对半不对了。”这个“半对半不对”，前边已说过，是指对仗中的同类词相对和不同类词相对两种对法，已涉及到异类相对了，已把“异类相对”看作是宽对了。这样宽对就包括了名词中的邻类对，名词和名词之外的各类词相对，所有各类词之间的异类词对，可见这里关于工对、宽对的论述很不统一，甚至紊乱，让人无法遵循。而在《概要》中对于工对和宽对的论述却十分清楚，有条不紊：“名词又可以分为若干类，凡同类相对者，叫做工对。”然后举天文类、地理类、时令类、动物类、植物类等同一小类相对的例句。“名词不同类而相对，叫做宽对”然后举植物类对动物类、植物类对地理类、动物类对器用类、植物类对宫室类、服饰类对器用类等不同小类相对的例句。以此为准看工对、宽对就准确无误了。　　工对、宽对是对仗的基本对法。工对、宽对和邻对之称本是从古代字类对法传承下来的。工、宽、邻是从实字（相当于今名词）分类相对的名称。古人将实字分为若干小类，如天文、地理、时令、人事等二十九类，凡同一小类相对的称工对，不同小类相对的称宽对，相邻两类相对的称邻对。可见工、宽、邻是对法类别之称，并不是评价之谓，将工对称为“工整之对”、宽对称为“宽松之对”显然不合古意。有人由此而称合乎联律之对为工对或严对，不合乎联律之对为宽对那就更不对了。既有违古意，也不是王力的本意，负责任的联家应予以甄别、纠正。而我们从王力先生关于工对、宽对论述中的变化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应该顺应时代发展、科学进步，联系古今对联创作实际，将古字类对法传承为词类对法、　古字类中的同类相对为工对，异类相对为宽对，变为今词类中的同类相对为工对，异类相对为宽对。这样，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王力先生开了头，有不少联家也跟着这样做了，相信这样有益的研究会达到共识，研究成果会得到公认。

　　3、词性与词类

　　王力对仗理论中常同用两个含义不同的词：词性和词类。起初，《十讲》在讲对仗时说：“对仗要求词性相对”。词性相对，指的是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在讲“自对”说：“这样的对仗就是要求句中自对的工整，不再要求两句相对的工整，只要词类相对就行了。”这里的词类相对也是指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词性相对，词类相对，两种提法同时出现，本人在《关于联律的思索》一文中曾说由于王力先生将词性与词类二词混用，造成了许多人的误用袭用。又在《是词性对仗还是词类对仗》一文中就此又发表了意见，这里不再多说。后来，王力先生在《诗词格律》讲对仗时，放弃了“词性相对”的提法，明确指出：“词的分类是对仗的基础。”并自己注明：词类，指的是名词、动词等。接下说：“古代诗人们在应用对仗时所分的词类和今天语法上所分的词类大同小异。”在《概要》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以词类相对来解说和取代字类相对，将古字的分类和今词的分类传承起来，在对仗上统一提法，都以“类”的“同”与“异”来分别“对”的“工”与“宽”。因为：只有以“类”称，才能表现对仗的本质：出句和对句的词义两两相对。而以“性”（特点）称则不能表现对仗的本质。

　　以上三个问题，及前文谈到的对偶、对仗问题，是对仗理论中常见的有争议的敏感问题。由于王力先生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语言表达上前后有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引用者往往各抓一词，各执一说。要正确理解和运用，还须在读原著上下工夫，同时要进一步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1、王力先生的四本诗词格律著作发表的时间不同，写作的历史背景不同，研究的角度、对象也不同，各有因果，各具特点，应综合地全面地看，融会贯通地学习才能读出精粹来。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旧体诗词，同时发表了关于学习旧体诗词的指示，郭沫若、臧克家、夏承焘、周振甫、王力等专家学者对毛泽东诗词和古典诗词的研究正是从此开始的。一般说，郭沫若主要是从诗词思想性入手，臧、夏、周主要是从诗词艺术性入手，而王力先生主要是从诗词的格律入手，虽都各具特点，但都离不开毛泽东当时的文艺思想和关于旧诗词学习、创作的指示，这对各家学术理论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

　　作为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从语言的角度，用现代语法分析研究汉语诗格律，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四本诗词著作，前两本和后两本，时间差很大，其间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能不影响到著作的学术性。1958年出版的《汉语诗律学》，语言学特点和纯学术倾向很明显。1962年出版的《十讲》，虽然是专门研究古典诗词格律的，但研究宗旨和方法和《汉语诗律学》很接近，在对仗研究上依然使用语法分析法。单纯使用现代语法分析法，就可能掩盖古典诗词的特点，冲淡格律的韵味，偏离传统，从这一点上看，孙逐明先生的批评不无道理。《诗词格律》虽然出版于1977年，但其写作时间很可能在“文革”前或“文革”中，从该书的《引言》和《结语》可以看出，此书介绍诗词格律知识是伴随着学习普及毛泽东诗词和落实毛泽东关于学习旧体诗词指示的。这个出发点并不错，而且很有现实和历史的深远意义，但对学术专著来说，它有可能导致脱离学术研究的轨道。但王力先生在重要的方面把握地很好。他在介绍诗词格律基本知识的时候，“大部分是前人研究的成果，也有一些地方是著者自己的意见”，这就会很全面很准确也很有特点，在讲述诗词格律的时候，“既举毛主席的诗词为例，又举古人的诗词为例”，这就可避免作品的局限性，保证作品的经典性和时代性相结合。在指导写作方面，他既肯定毛主席“精于格律”、“不拘守格律”，又强调学写旧体诗词“应该以格律为准绳，而不能以突破束缚为借口”，完全不讲格律；他一方面说“我们应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在青年中提倡写旧诗”，一方面又把旧体诗词格律知识写得很通俗。利于普及，易于青年人接受。因此这本《诗词格律》尽管有些缺点，一直为大众喜爱，奉为学习旧体诗词的常备书和必读书。《概要》是王力先生写的最后一本诗词格律著作，出版于“驳乱反正”之后的1979年，正当思想开放、学术自由之时。本书不再用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对仗，而是完全以对仗本质特点研究诗词格律，“用作分析的依据的全部是古典诗词”从根本上说，诗词格律是从古代一些大家的诗词创作概括出来的，用古代作家的诗词来讲诗词格律，应该说更为合适”。（蒋绍愚《再版前言》），不仅如此，本书关于诗词格律的论述，吸取前三部的精华，还对一些主要观点和提法做了修正。可以说王力的许多关于古典诗词格律的看法都是在这是一锤定音的。论证严密，无懈可击；语言精当，无可挑剔。这是王力先生苦心孤诣精心雕琢的一部精品，值得特别推重和学习借鉴。 　　2、我们必须清楚知道，王力关于对仗理论完全是从研究诗词格律出发的，不是针对对联文体的，研究对联的对仗理论可以从中借鉴，但不能照搬。王力先生没有关于对联的专论，涉及到对联（对子）的只有三次，一次是1952年之前在“对联文学”看到“词类的客观存在”说的那几句话，一次是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迎春奖评选会上说“对联一定要讲平仄，平仄不谐，就不能入选”；再就是《诗词格律》谈律诗对仗时，顺便说了一句：“对联（对子）是从律诗演化出来的，所以也要适合上述的两个标准。”并举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引用的对联为例加以说明。虽然只这一句，但因王力是学术权威影响很大，那些“对联是从律诗演化”或“派生出来的”论者，那些“联律必须依诗律的”论者，多是由此立起来的。加之联人，包括创立楹联　　学会的几位“带头大哥”，最初多是诗人，完全从对联研究起“家”的屈指可数，因此，一直以来，联界好象是诗家的一块自留地，种什么长什么。词出现之后，长期被称为“诗余”就是个典型例子。词本是古代诗歌园地一枝奇葩，自有起源，起自隋“新声”，可是到了唐宋诗人手里就成了诗之余了，反是由词起家的李清照写了《词论》振起一呼：“词，别是一家”。今也有称联为诗之余的，肯定不是纯粹的联家。

    口说对联是独立文体，而根基却总立不稳。这是因为对联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对联还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家，不能与诗论抗衡。要与诗论抗衡就要一方面研究自己，研究对联自身发展史，研究古人属对遵循什么，从中得出结论；一方面研究对方，研究诗论，研究王力，读懂王力，学习王力，像王力为诗词立基立律那样为对联立基立律。然而，本人在2008年读到《论失误》发现：在“两个一致”问题上，不论“深信不疑”王力的，还是“疑”了王力的竟然都没有读懂王力，误读了王力便误了自己。那年王力已辞世二十年，在怀念王力的日子里酝酿了这篇文章，拖至2009年12月31日晚才画完最后一个句号，再过几小时，新年钟声就要敲响了，2010年是王力先生诞生110周年，匆匆写此“正确理解和运用”，就算是对语言学大师王力先生的一点纪念吧。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а彩| 六合投а注| 网络赚钱去SO娱а乐а城:顶级信用а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艺海听涛

重转田作文先生这篇文章，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希望那些不管什么原因怀疑或反对王力理论的先生们，能静下心来，认真阅读一下这篇认真的著述，头脑能变得冷静一些，态度能变得谦虚一些。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彩| 六合投﹊注| 网络赚钱去SO娱﹊乐﹊城:顶级信用﹊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