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评陈树德《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孙逐明

初评陈树德《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最近，陈树德先生的大作《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下面简称《王力的贡献》〕在“中国楹联论坛”上发表之后，许多网友陆续跟帖，纷纷批评其中的主要观点，特别是许多常识性错误格外令人瞩目。　　
　　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任何人〔当然包括区区在下〕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个别疏漏和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无可厚非。但是《王力的卓越》里的错谬多得简直令人不敢相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是陈先生发表自己的新见之处，几乎都要出错，而且大都是最基本的常识性错误。　　
　　陈树德先生身为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会长，这样的专家所所写的楹联论文，常识性错误竟然如此之多，如不予以澄清，恐怕会贻误广大读者。在下不揣冒昧，准备把《王力的贡献》一文里的常识性错误，逐段一一评点，以就正与陈树德教授和各方高明；本人若有错误，也请大家毫不客气的批评指正。
　　本文姑且只点评文中的常识性错误，对于全文的立论，则拟另文专论。
　　
一、《王力的贡献》第一段原文：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点评：
　　
　　１、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　　
　　——网友海若对此提出质疑：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不知何指。
　　
　　逐明按：陈先生此话说得很外行。汉语语法有两个含义，一是汉语本身客观存在的语法规律，二是学者写的语法学著作对语法规律的研究。若是前者，汉语语法是一直存在的，用不着谁来颁布；陈先生应当是指后者，应当是指教育部颁发了适用于教学〔主要是中学教学〕的《暂拟语法教学系统》。
　　作为讨论语法的专论，陈先生应当采用准确的语法术语才对。
　　
　　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颁布了“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
　　
　　——此语语义又十分含糊。似乎是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汉语语法〔暂拟语法教学系统〕”的颁布，结束了汉语几千年缺乏系统的语法研究的历史。如果是这种含义，这又最普通的常识性错误。因为早在1898年，马建忠就撰写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从那时候起就已经结束了汉语几千年缺乏系统的语法研究的历史。
　　如果陈教授的原意不是这样，又是何所指呢？
　　
　　３、“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
　　
　　——“‘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一语又有多处语病。
　　
　　其一：国语〔普通话〕只可能是“推广”，不存在什么“统一”——难道当时还流行好几种“普通话”，需要政府颁布一套用来“统一”这几种普通话不成？
　　
　　其二：“汉语拼音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一语，又是常识性错误。因为拼音文字只不过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而已；“打破南腔北调格局”的功劳主要应当属于“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不过起了辅助作用而已。要知道，如果不采用汉语拼音，而采用注音字母或者国际音标，同样可以达到“推广普通话”的目的——采用拼音文字也许是更加方便一些吧？
　　
　　４、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
　　——“统一了简化汉字”一语又有语病。此语好像当时简化汉字非常普遍流行，而且有多套简化汉字，得由政府颁布一套来把这些简化汉字统一才行。实际情况是，当时汉字的主流仍然是繁体字，民间虽然也有使用简化字的现象，但是不成气候，根本达不到需要政府出面来颁布一套能起“统一”作用的简化汉字。
　　
　　原文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颁布推行了简化汉字。
　　
　　５、“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简化汉字”有利有弊，一直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除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许多国家的华侨，一直坚持沿用繁体字。说“简化汉字的意义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还不能作为确论，至少是言过其实。
　　
二、《王力贡献》第二段原文：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点评：
　　１、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重要标准之一。陈教授似乎忘记了，我国灿烂古代文学史中，只要是采用了对仗手法的文体以及优秀作品，绝大部分都都是采用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方法创作的；直到现在，大部分律诗和对联作者，也并没有严格按照“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来进行写作。陈先生自己写作的对联，同样没有全部符合“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
　　以对联为例，自古以来就有宽严之分；超脱“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乃至“同门类相对”的更宽松的对联，一直是民间对联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说“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不过是陈教授的一厢情愿而已。
　　　２、“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
　　　
　　——这又是常识性错误。自古以来，汉语从来是多种方言并存〔其它国家也无不如此〕。历朝历代官方都推行“官话”〔普通话〕，而官话〔包括普通话〕只不过是与多种方言并行不悖的一种公共语言而已。没有那个政府机构会愚蠢地去试图统一各种方言的。不同的方言最大的差别在于声调，因此说，“汉语的声调”是绝不可能统一的。
　　３、“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网友海若的点评很精到：说不定双轨个上百年，到那时新四声也旧了。
　　　　
　　我在这里的批评决不是什么咬文嚼字。因为陈教授为了论证他的主要观点——“联律通则”对于“统一”对联法度的重要作用，竟然不顾客观事实，胡乱编造许多所谓起了“统一作用”的历史事实；而陈教授例举的几项政府举措，大都无此作用和功劳。
　　陈教授在这段文章里，不仅仅犯有多处常识性错误，还有歪曲历史为我所用的嫌疑——若是这样，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之道。　
　　　　
　　第三段原文：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著述上千万字。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
　　
　　点评：　　
　　本段引用了学术界对王力先生的评论，没有掺杂陈先生个人的论述。因此这一段是全文中少有的没有常识性错误的段落。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彩| 六合投﹂注| 网络赚钱去SO娱﹂乐﹂城:顶级信用﹂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孙逐明

　　第四段：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骈体文构成》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王力为什么只在诗、词、骈、赋中论述对联，而没有单独写对联文章？据我猜想，大概是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程千帆先生也说：“对联被文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对联既然已被“一致同意开除了”，当然只能充当诗、词、骈、赋的“附庸”。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１、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
　　——“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一语又犯了常识性错误，前面已有论述。
　　２、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网友海若指出：“这种把对偶修辞与对联文体混为一谈的说法，实在让人晕的找不到北。”
　　一散人先生说得更透彻：“这个错得有点儿离谱。对偶是一种修辞手法，而对联可以算作一种文学体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不妥的。朱承平先生的《对偶辞格》里，在‘搜集374个传统偶格的基础上’，‘总结出99种对偶辞格’。对偶这种修辞手法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并运用，而对联无论如何是追溯不到先秦去的。”
　　
　　第五段原文：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点评：
　　
　　根本不符合事实。《汉语诗律学》共五章，第一章为近体诗，第二章为古体诗，第三章为词，第四章为曲，第五章为白话诗和欧化诗。只有第一章第十三十四小节论述对仗，其它小节以及后面接连四个章节里，绝大部分内容与对仗毫无干系。《汉语诗律学》白纸黑字俱在，大家可以查的。
　　陈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竟然不顾事实，甚至信口开河地竭力地夸大王力研究对仗的篇幅，把《汉语诗律学》看成是对联学，陈教授的文章的可信度于此可见一斑。
　　
　　第六段原文：　　　　
　　特别突出的是，王力先生在阐述对仗规则时，既照顾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又将现代语法概念大量引进对联。在对仗门类中，王力划分的门类十分完备，共11类28门，其中第四类中的“文具门”、“文学门”；第九类中的“人名对”、“地名对”；第十一类中的“副词”、“连介词”等，比古人的门类，都有新发展。王力还严格为“工对”、“邻对”、“宽对”，做了准确的定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古人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力最早将现代语法的“词性”概念引入对联，直接将“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作为对联的基本规则。由于汉字的词类常常“活用”，动词可以作名词，名词也可以作动词，特别是受到对仗规则的约束，词的“活用”现象十分普遍，王力还专门提出了在对联中词可以“变性”的说法。
点评：
　　的确是王力把词性概念引入对仗，但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严重的失误的。古人对对子主要根据“字类”，而王力却把“词类”〔关于词性和词类的关系下面再谈〕和“字类”完全等同起来，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字类”是一种修辞学上的分类，而词类则是语法学分类，二者有不同的目的、功用和分类标准；王力自己后来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１９５２年还在北京大学的学报上作了检讨。我在《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里已有转述。现再转述一遍：
　　
　　“我说在对对子的时候，名词对名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动词对动词，虚词对虚词。其实这是不对的。“对对子”实际上是概念对概念，而不是同类的词相对。概念和词性虽然是密切联系的，并不是同一的东西。我那样混为一谈，仍然是不对的。”〔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4月版，第435至448页。〕
　　
　　陈教授是读了我的这篇文章的〔陈教授还简称我的文章为《王力的失误》〕可偏偏对于王力先生的检讨不作任何解释。由于陈教授自己的立论错误太多也太离谱，大凡不利自己错误立论的内容，陈教授就是视而不见，不，应当是见而不提。
　　第七段原文：
　　
　　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点评：
　　
　　王力的确是语言大师。但是王力也是人而不是神，不可能没有某些失误的。　　
　　单就对仗法度而言，王力把语法结构一致作为对仗的两大基本原则之一，是不严谨的，有以偏概全的疏漏。对于句型一致的疏漏，王力后来在《诗词格律》一书里补充说：“诗词的对仗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只要求字面相对，而不要求句型相同。”两者相结合相互补充才是正确的结论。
　　如果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和《汉语诗律学》的再版之机，也把上述这些补充和检讨也修订进去，到今天我们就不会为“两个一致”是否正确而争执不休了。
　　
　　第八段原文：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二、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巨大！
　　
　　点评：
　　
　　１、本人孤陋寡闻，在语法著作里面，只看到过句法的“结构一致”，“结构相同”或“结构对称”〔王力先生也是这么说的〕，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结构相应”。
　　请问陈教授，“结构相应”一语出自于哪一本语法著作？“相应”一词的准确含义何所指？其内涵和外延是什么？请举例说明对仗句是如何相应的？敬请陈教授明以教我。
　　另外，把“词性一致＋结构相应”硬塞到王力教授的头上，是歪曲王力的观点；他可没说过什么“结构相应”之类莫名其妙的术语。王力教授要是在世的话，恐怕是不回答应的吧？
　　２、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语法研究是有功劳的，但是在对仗研究中的疏漏和失误也是有目共睹的。对于历代伟人，后人无一不是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地评价的，为什么独独对于王力先生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一分为二呢？
　　第九至十三段原文：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不完善处在所难免。
　　
　　点评：
　　泥裳雨衣君有一段议论说得很正确：“诗律学与语法学有相似之处。“律”与“法”是近义词，都是指某种规范。诗律与语法，都是自然形成的，而非刻意制定的。既没有人制定过《语法通则》，也没有人制定过《诗律通则》。研究古汉语语法，必须踏踏实实地在古文中总结。阅读古文时，如果发现某句型经常出现，但不合自己的古汉语语法理论，那只能说明自己的语法理论出了问题。
　　
　　这里说的虽然只是“诗律学”，同样适用于对仗理论。历史长河里古人的对仗一直主要是根据“同门类”写作的，用王力的“词性一致”理论衡量古代所有的优秀对仗句，就会有大量的优秀对联被排斥在外，它只能说明“词性一致”的理论出了问题〔〕
　　“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是决不是理论的进步，而是大倒退。例如中国楹联学会网国粹论坛的胡自立版主飞舞“对联必须一致”的大斧，把许多古今优秀名联开除联籍，不过是留下了笑柄而已。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真人游戏|足球篮球|时时ｔ彩| 六合投ｔ注| 网络赚钱去SO娱ｔ乐ｔ城:顶级信用ｔ提现百分百即时到账SO.CC

孙逐明

　
　　第十至十三段原文：
　　
　　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的分类标准。
点评：
　　１、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
　　
　　——陈教授又说外行话了。汉语并非所有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的。
　　
　　判断汉语的词性有三条标准，一是意义〔词汇的意义〕标准，二是形态标准，三是语法功能标准。
　　
　　有一部分词语是可以根据词汇意义判断词性的，往往无需参照上下文。例如“人民、国家、花朵、陈树德，孙逐明……”就是名词，“二十三，四十八……”就是数词，等等，这些词无需参照上下文。。
　　汉语并非完全没有形态标准。例如带前缀“老”、后缀“儿”“子”的词，就是名词，例如“老头”、“老鼠”、“花儿”、“草儿”、“钉子”、“锥子”……这些词也无需参照上下文。
　　有一部分词则需要考察它在词组和句子的语法功能才能判断词性，这些词当然必定需要参照上下文了。
　　
第十四段原文：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类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点评：
　　本段的常识性错误就更多了。
　　１、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陈教授在这里区分不开语素和词，区分不开词组和合成词。
　　“光天化日”和“发扬光大”里面，“光”是语素，只有“观国之光”和“不能光靠你”里面的“光”才词。“光大”和“光荣”是合成词而不是词组。
　　
　　２、“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
　　——陈教授这段话逻辑紊乱，几乎不知所云，我参照了陈教授另一篇论文，才搞清楚陈教授的本意：“‘词性’就是‘词类’的‘活用’。”〔见附件〕
　　“词性”就是“词类”的“活用”么？难道不活用的时候就没有词性不成？真是笑话。
　　稍具语法常识的人就知道：词类是对全体词进行分类的结果，词性是个别具体的词对于词类的归属。“词类”和“词性”是整体和个别的关系，是相对应的隶属关系。吕叔湘、朱德熙说得很明白：“就许多词来说，哪些词属于哪—类，这是词类：就—个词来说，它属于哪—类，这是这个词的词性”（《语法修辞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第二版，p.30）。
　　例如，语法书把所有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的词统统归属为“名词”类别。而我们说“人民”的词性是“名词”，就是指“人民”归属于“名词”这个类别，它具有“名词”这个类别的主要性质。显而易见，人民是“人的名称”。
　　由此可知，词类和词性是如影相随的严格对应的关系，有你就有我。因此语法书把“词类”和“词性”采用了相同的称谓。
　　尽管“词类”和“词性”采用了相同的称谓，可在具体语言环境里面的具体所指还是判然有别的：大凡表整体的泛指的必然是“词类”，而表个体的特指就是“词性”。例如“名词一般作主语”和“人民是一个名词”两句话里面的“名词”，前者是泛指，后者是特指。谁为“词类”谁为“词性”，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３、“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
　　——一个词的词性变化了，它所隶属的词类能不随着变化吗？“绿的叶子”里面的“绿”的词性是形容词，隶属于形容词类；“春风又绿江南岸”里的“绿”活用了，它的词性变成动词了，难道它仍然隶属于“形容词类”而不隶属于“动词类”不成？
　　陈教授的比喻更莫名其妙：同一个男人分别在儿子面前、父亲的面前以及妻子面前，不是在不断改变称谓么？哪有什么固定的称谓啊？正所谓你不说我还清楚，你越说我越糊涂，此之谓也！
　　
　　４、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
　　
　　——只要接触的具体分析，陈教授很难不出错，这里他又把“活用”和“兼类”混为一谈了。此例里面“锁”的用法不是词类“活用”，而是词的“兼类”。关于活用和兼类的区别，请参看：http://www.paper800.com/paper92/E04BF89B/　　
　　
　　〔附件〕分类有了，但“词类”只是分类名称，是“死”的，所以还要解决词类“活用”，也就是还要解决“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词性”。“词性”就是“词类”的“活用”。例如：“飞”字的“词性”，在“飞骑”中是名词，在“飞驰”中是动词，在“飞快”中又是形容词……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汉字特征（品，原意为品级，但也可以作为特征理解）。
　　——《联律通则》论稿之三：“《联律通则》的探讨和《中华联律》的建议”江苏省楹联研究会（执笔陈树德）
　　
　　第十五段原文：
　　〔接上〕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点评：
　　——泥裳雨衣君有精辟的论述：
　　确实有不少外行话，举个例子。
　　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第一、文中所说的《韵书》是什么东西？名字叫“韵书”的书可真不好找。
　　第二、今声怎能依据《新华字典》确定？《新华字典》就保证没有错误吗？《新华字典》屡屡修订，人们修改《新华字典》所依据的是什么？“今声”不是依据《新华字典》确定的，相反，《新华字典》中的字音是依据今声确定的。
　　第三、工具书经常有打架的时候。当《新华字典》中的字音与《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书不一致时，应当如何处理？如果“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只有《新华字典》才是对的，那其他工具书岂不是要蒙受不白之冤？从这个角度讲，查《新华字典》也无法确定今声。
　　“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这句话更晕。
　　逐明按：字音在各大词典中，还算是大同小异。词性就远比字音复杂，一则流派众多，分歧远比语音的分歧要大得多，不同的词典里面词性分析不相同者更多，二则由于词的兼类和活用，同一词典中同一个词的词性的复杂用法，不精通语法就很难确切判断它们在具体语言环境里的词性。哪能陈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查就知？真要有那么简单，网上各位行家就不会因为词性的准确判断而吵得昏天黑地了。
　　陈教授想当然地认定可以凭藉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怎么不教泥裳雨衣君“更晕”呢？
　

孙逐明

　　第十六段原文：
　　王力先生在对联“结构分析”上同样存在疏忽，因为语法结构分析存在层次的差别，而对仗结构分析则有层次的需要，笼统要求上下联“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会引起误解。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这些朋友之所以反对“结构相应”，是因为他们能列举“大量的例子”，不能满足“结构相应”的要求。其实，要求上下联全句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不仅现代熟悉汉语语法的人很难做到，古代人“不懂语法”，更难做到。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同门类相对”的规则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点评：
　　１、王力先生说的是语法结构“相互对称”，陈先生这里又偷天换日，改成“结构相应”了。
　　２、要求所有上下联全句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决不是什么“难做到”，而是“不可能”做到，也不必要一定做到。
　　
　　第十七至五十五段原文：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王力先生的“句结构”分析时也可以发现，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内容就是“词本位”分析。
　　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 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无”、“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其“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复句”，“对句是一个简单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犹悲堕泪碣；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和对句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复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龙”，名词对名词。“碣.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三、“江流横万里；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简单句”，“对句是倒装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上联属“状-谓-宾”结构，下联属“主-谓-宾”结构，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斜日”，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过”，动词对动词，“落叶·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风骚北院花千片；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完整的单句……对句是个复句，成分有缺省，语法结构明显不同”。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月上”，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东楼”，方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酒”，名词对名词。“千片·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六、“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上联是“主-状-谓-宾”，下联是“状-状-谓-宾”，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兹游”，代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良眷眷”，副词-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落梅”，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仙人·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且”，副词对副词。“送客·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点评：
　　１、陈教授的所谓词本位分析法，是全文最眩人耳目的亮点，也是陈教授自己最得意的主张。然而，这里也是陈教授闹笑话最大之处。
　　对于语法分析来说，如果分析词就是“词本位”，分析句就是“句本位”，那么分析段或章岂不变成了“段本位”、“章本位”了？不难发现，陈教授实际上是分析了词的词性和词组的结构，岂不是“词本位”加“词组本位”的“双料本位”分析法？我在《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一文中，先后分析了词、词组和句子的语法，是不是我采用了“全方位本位”分析法呢？或者说我时而词本位，时而词组本位，时而句本位呢？
　　陈教授为了标榜自己的对联法度有水平，胡乱为自己冠了一个“词本位分析法”的美名，殊不知闹了一个大笑话。词本位、句本位的具体含义哪里是这么回事？
　　关于词本位、句本位的准确含义和作用，我实在没有力气详细解释。请陈教授再仔细读一读几本语法书，至少读一读网上这些文章再来讨论吧：
　　http://www.tianya.cn/New/TianyaD ... mp;idArticle=406768[/url]����ѧ~1/163.TXThttp://jwc.tsu.edu.cn/yyx/chinese/Article_Show.asp?ArticleID=64

孙逐明

　
　　２、上文词性的分析，由于大部分引自王力先生的分析，所以错误较少。但是只要是陈先生自己的见解，很少不错。例如：
　　①原文：“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
　　——错。无论词本位还是句本位分析法，“节、光”都只能是名词。
　　②原文：“异乡惊落叶，斜日过空槐。……“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
　　——错。这里的“落”只能是坠落、落下之意，属于动词。语法常识告诉我们，决不能孤立地分析词义，必须放在具体语境里作综合的考察。身在异乡的诗人，为何见到“落叶”就心惊呢？无它，“叶落而知秋”也〔“落叶”、“空槐”都是在描写秋景〕。可见这里的落叶只可能是“坠落的叶子”。
　　
　　第五十五段原文：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古人对类，总是重视局部的对称，它只要求相对应的局部具有某种对称的属性，也就达到了对仗对称的目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则，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来重新审视对联的法度”。接着孙先生又提出：“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请注意孙先生主张的“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即“传统语法学”），“审视”“对联任何一个局部”，而且说“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这显然就是本人主张的“词本位”分析原则，同样也是王力先生“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原则，只是把“句本位”降低到“词本位”而已，其理论体系仍然没有脱离“传统语法学”的范畴。
　　
　　点评：
　　１、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
　　——很多人对于修辞学和语法学的关系不甚了了，陈教授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的批评，不过是说外行话罢了。
　　对仗是修辞格，隶属于修辞学，不属于语法学，但绝不等于不等于修辞不能讨论语法。
　　因为语法学讨论语言通不通，修辞学讨论语言好不好。所以修辞学必然会讨论如何利用语法知识来把语言说得更好。比如讨论比喻的三种形式——明喻、暗喻和借喻，就必然讨论这三种类别的句法形式，如“象字句”“是字句”等等。
　　
　　第五十六段原文：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和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全面批判显然是对立的，但本文并不否定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疏漏。上文提到的“句式分析”，没有根据对联对仗的实际需要，笼统提出“句结构相应”的要求，就是疏忽这一。疏忽之二是没有明确“词类”和“词性”的区分，也没有阐述“词性”是“词类”的活用，让许多人误认为“词类”就是“词性”。孙先生在批判王力的“传统语法学”理论时，试图建立一套“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和“字类结构”，并反复强调采用“字类相对”的原则。可惜“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 和“字类结构”都只是孙先生的一种设想。特别是“字类”这个术语，除了一百年前马建忠使用过以外，今天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已查不到它的踪影了。“字类”连权威定义都没有，联界又如何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呢？这里不能不强调，“汉语语法”是由无数学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才定型的；汉语“词类”的划分，是由教育部颁布的；汉语“词性”的确定，是由权威辞书出版社标注的，而辞书出版社的编审，都是一批专业文字专家。联界的个别学者，试图另起炉灶，创建所谓的“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窃以为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对联学”不可能超越“语法学”，也不可能超越“修辞学”。至于孙先生列举古代对句中有“副词”和“介词”相对的现象，例如杜甫对句：“往来皆茅屋；留淹为稻畦”。其中“皆”是副词，“为”是介词。对于这种情况，本人主张在“词性一致”中采用“变通”处理。因为格律规则既有原则，也允许适当“变通”，例如“平仄相对”中的“一三五不论”就是变通。“词性一致”也可以规定一些变通，如半联内“自对”后，上下联“互对”的“词性”可以放宽。同理，“虚词”（只限虚词）中的“副词”和“介词”也允许“异类相对”。对于“名词”和“代词”相对的情况，因为“代词”本身就可以“代名词”，例如孟浩然对句，“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当然，在古典对句中不难找到一些不符合“词性一致”或“结构相应”的例子，但正如孙先生所言，“古人缺乏成熟的句法理论，根本没有能力全面考察句子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那些对仗不合例子，不能作为否定“现代版”对联格律的依据。
　　
　　点评：
　　１、……和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全面批判显然是对立的
　　——这是对我的诬蔑，有原文可证：
　　“对仗形式理论的研究以王力教授最力，他在四本诗词格律著作《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诗词格律》《诗词格律概论》和《古代汉语》里用语法分析法详尽地分析了对仗。王力先生的研究是富有成效的，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继续研究对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也应该指出，王力先生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疏漏和失误，客观上给对仗理论造成了误导。”〔《论对仗理论中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失误》第二三段。后面还有很多具体问题的论述，都肯定了王力的正确观点，大家可以仔细参阅原文〕
　　这难道是全面批判吗？
　　把论辩对手明摆的根本不存在的错误观点强加给对方，然后予以批驳，不但说明作者在诡辩，而且也反应了作者的不诚实，使人不得不怀疑作者的道德品质。
　　２、疏忽之二是没有明确“词类”和“词性”的区分，也没有阐述“词性”是“词类”的活用，让许多人误认为“词类”就是“词性”
　　——再一次重复自己的笑话。
　　３、特别是“字类”这个术语，除了一百年前马建忠使用过以外，今天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已查不到它的踪影了。“字类”连权威定义都没有，联界又如何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呢？
　　——①奇哉怪矣，一千多年的文学史中，古人不是一直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的吗？
　　②陈教授是健忘还是故意诡辩？陈教授在自己的大作里不是白纸黑字地写道：“古人做对子，主要在字面上下功夫，做到‘词性一致’即可。只是古人不叫‘词性’叫‘字类’，在对联中还使用专门术语叫‘对类’……”
　　③陈教授还在本文特意推崇最具权威的王力教授发展了字类的门类，还援用了他“词性”就是“词类”的说法，怎么说没有权威定义呢？
　　４、这里不能不强调，“汉语语法”是由无数学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才定型的
　　——又是常识性错误。如前所述，“汉语语法”有两种概念……
　　５、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
　　——海若指出：晕，对联学是研究对联文体的文艺学分支，怎么会成为语法学和修辞学的二级学科了？？？
　　６、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
　　——“词性一致”就是说“词性相同”，难道代词代了名词就变成了名词、代了形容词就变成形容词不成？代词总得代，代来代去，岂不代词自己不存在了。晕！
　

孙逐明

　　第五十七段原文：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没有先生的倡导，就没有“现代版”的对联格律，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联律通则》。
　　海若点评：
　　——学问无法靠敬重或是煸情建立起来。


按：
　　
　　语法学和修辞学都属于语言学。对联学”属于“文体学。
　　文体学，一译风格学，现大都译为文体学。它是一门研究文本体裁的特征、本质及其规律，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等学科之间，方兴未艾的综合性边缘学科。它正处于发展、完善的阶段。但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学的定义及其内涵的理解还从说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1、文体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2、文体学是文艺学的一个组成部分。３、文体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绝非是哪门学科的附属，其研究范围极其广阔。
　　即使按第一种说法，文体学、语法学和修辞学也是并列的学科，对联学是比语法学和修辞学低一个级别，但绝不会隶属于语法学和修辞学。

漠野孤狼

你的长篇大论我从来没有兴趣看完。一看到处都是笑话。不知道都是一些什么人，陈树德老先生也许个别地方的表述不是很精准，但是其道理却是相对客观的，但也并非都如你们所说的有那么多的错误，很多都是你们自己无知理解不了的产物。

  发帖打击之时我从后稍微瞄了几眼，随便逮一个典型：

６、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
　　——“词性一致”就是说“词性相同”，难道代词代了名词就变成了名词、代了形容词就变成形容词不成？代词总得代，代来代去，岂不代词自己不存在了。晕！

  无知不是错，但是要跳出来显摆逞能就不对了，如此蠢得出奇之人不晕才会怪。我不告诉你是如何无知的，不学无术死搬硬套说出这么外行的话给你们自己蠢去。这样的货色也敢指责陈树德老先生。

  反语法反语法，你看看最反语法最拥护你的刘太品是怎么表述对仗的？哪条离开了语法？！

漠野孤狼

再看一个典型的：

３、“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
　　
　　——“‘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一语又有多处语病。
　　
　　其一：国语〔普通话〕只可能是“推广”，不存在什么“统一”——难道当时还流行好几种“普通话”，需要政府颁布一套用来“统一”这几种普通话不成？
　　
　　其二：“汉语拼音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一语，又是常识性错误。因为拼音文字只不过是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而已；“打破南腔北调格局”的功劳主要应当属于“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不过起了辅助作用而已。要知道，如果不采用汉语拼音，而采用注音字母或者国际音标，同样可以达到“推广普通话”的目的——采用拼音文字也许是更加方便一些吧？

  别乱打什么引号，原文没有。

一些国学大师不是经常嚷嚷语法太死板，不能解析他们高深的艺术，经常作高深状叫别人去悟，基础知识不行悟个鬼，能悟对吗？

我也装下B，看看下文，你们好好悟悟：
  
  我们应该学点王力             （王力的语法）王力这个人有啥好学的，你也一样有鼻子有眼睛。
  我们应该读点鲁迅              (鲁迅的作品），莫非你要把鲁迅捧在手里放在桌子上读？

举世迎奥运 （举世的人，满世界的人，不是你举起世界迎奥运）

  口口声声说语法是精密的东西不能解析高深抽象的“艺术”的方家们，你们悟好了这里的“国语”其实是“国语的发音”了没？在特定的语境里有些是可以省略加借代的。到底是懂语法的人机械呢，还是其实我们的方家更呆？

  说完了，谁爱咋说咋说，不回复。

潇泪香

硬着头皮看完孙先生的长篇论述，一是佩服先生的耐性，二是敬重先生求索的精神，三是慨然先生的执著。小生虽不甚喜欢研究条条框框的词性、词类、同门类、语法之类的，但先生的论述也是引经据典的，理论也说的通，在许多方面上，我是赞成的。不过先生在找出陈先生的毛病，是不是太细了，当然，做为一个学者，尤其是关于语法、文字方面的，理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来搞研究，默默关注先生更多的论述。

愚者闲人

我也觉得，孙先生某些地方有点咬文嚼字，钻牛角尖了。

漠野孤狼

陈树德老先生的对联思想我有所了解，这篇文章也看过，孙逐明跳出来一下整出这么多“陈树德”老先生这篇文章的“错误”，其所罗列的所谓错误既与陈老先生所阐述的主要论点没什么关联，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又一下整出那么多，为啥？因为陈树德老先生的观念无意之中动了孙逐明那些狗屎理论的奶酪，陈老先生的观点让孙的狗屎理论无地自容，也因为我转过帖并支持过陈老先生的观点，而我也经常让他出丑，因而他要跳出来反对，近乎歇斯底里。


    百家争鸣得是家，百花齐放得是花，不能成为巫婆神汉装神弄鬼的借口，也不能成为歹毒小人恣意妄为的护身符。


     这是学术吗？我呸!这是小人的恶毒！这就是我为什么臭骂的缘由。

艺海听涛

陈树德：中国楹联“申遗”第一人
http://yl.lndaily.com.cn/ljdt/200631512533.html
来源：江苏新闻网 作者：肖昌琦
中新江苏网徐州3月13日电(肖昌琦) 经过徐州老人陈树德教授多年不懈的努力，日前，文化部专家组终于认定，“楹联风俗”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名单并向社会公示。消息传来，不遗余力为我国千年国粹楹联“申遗”的发起人——72岁的陈树德教授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数千年楹联国粹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台，这位老人的心愿终于化茧成蝶。

　　陈树德教授自幼迷上楹联，特别是退休后，他以楹联创作和研究作为最大嗜好，并把振兴楹联艺术作为晚年的夙愿。“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春联同样面临着传承与发展的问题。”陈树德说，中国有一系列的年俗都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很多都够得上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是有许多年俗被现代理念所淹没，需要加以整理和保护。春联是中国独有的春节民俗形式，其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十分独特，有外国语言和文字所无法企及的美感。而且，春联应该自己对句自己写才有意义，它需要保护和抢救，作为特殊的文化遗产延续下来，可以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陈树德认为，中国的春联与京剧、昆曲一样堪称国粹，其格律的严谨、寓意的深邃、形式的优美是外国文字所无法企及的，但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越来越不会做“对子”了，这是文化艺术的倒退。对于春联“申遗”，陈树德教授认为，“申遗”成功的一般都是濒危遗产，春联还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申遗”不是挽救文化的惟一良药。

　　徐州是中国楹联的故乡，作为楹联起源地的专家，将楹联文化推向世界，陈树德感到责无旁贷；而联系楹联目前的存在状况等方面的问题，为它“申遗”也已刻不容缓。于是，他昼夜不休，呼吁性文章发表在《中国楹联报》上后，在文化界产生很大反响，成为在国内首次为楹联“申遗”的倡导者。随后，他又写信给中国楹联学会，建议将楹联“申遗”列入该会工作计划。

　　2005年9月，随着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申报工作的开展，陈树德又直接“上书”文化部，满腔热忱地陈诉楹联“申遗”的诸多理由。他的建议不久便引起了文化部的高度重视。文化部随后向中楹会做出明确指示：“楹联应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5年10月初，陈树德教授以及国内其他两位著名楹联专家一道应邀赴京，参与楹联“申遗”的填表工作。

　　对于楹联“申遗”的创举，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十分振奋。副会长郭殿崇告诉记者：“是陈老为我们江苏争了光！”一些专家认为，这将为如何更好地保护与发扬我国灿若星河的无形文化遗产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

漠野孤狼

陈树德老先生的对联修为，不是那些不学无术的蠢材可比的，其对对联的真心挚爱也不是那些位高权重一门心思营私之人可比的。谁和这样的对联大家过不去，我就要他好看，不仅仅只是谩骂，而是要在学术上狠狠羞辱。

塞上长城

一楼一楼认真地看下来，不知说啥好。
王力教授、陈树德教授、孙老师似乎都值得偶学习~~

漠野孤狼

。。。
   字、词、句可以说是语言构成的三个层次，古人对偶理论基本上只强调“字”的同类相对，只要字对上了，也就达到了对偶的要求，而现代对偶理论过多地关注的是词语和句子的相对，我们在对仗方面应该达成这样一个共识：“在字面对仗、词性对仗、句子成分对仗三者中，只要有一种对上了，就可以认为满足了对偶的要求，不必强调三者或两者同时做到相对。
。。。”

      这是刘太品在联迂通厕推广交流会上的发言内容的片段。几年前那些居高临下疯狂讥讽与嘲笑漠野孤狼或者黑风海盗的“高人”“雅士”，今天你们看到这个，作何感想？你的无知妄为，历史迟早会给予无情地嘲讽！这就是不懂装懂趋炎附势攀附权贵狗眼看人的报应。

三羊

陈树德《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一文，是支持拥戴王力的。但是陈树德的说法，是对王力对仗理论的一种曲解，或无意歪曲。所谓王力的“两个一致（词性一致、结构一致）”，仅仅是对仗的充分条件，而决然不是必要条件！一代宗师王力并没有说也不可能说，对仗必须“词性一致”、“结构一致”。其中，王力混用“词类”“词性”，这是事实。具体来说，王力不会糊涂到对仗必须“词类一致”，或者古人说法就是“字类一致”。因为古人早有“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之说法，王力不会不知，王力不会不解。
再者，《古代汉语》王力是主编，其中对仗的理论，也并非就是王力的观点。现代版应是古典版的一脉相承，而不是对立与隔断。现代版是古代版的具体化、系统化、简明化、实用化，而不是别的！
诚然，说王力继承和发展了古人，也没有错误！
将“两个一致”是充分条件，臆断为“必要条件”来质疑或批评王力，是自身的逻辑错误！
将“结构一致”忽视其重要的层次性，更是语法行家的外行。“句子成分”与“句子成分之成分”，是不同层面的说法。譬如：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在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读书”与“天下”，其“句子成分（定语）”是“结构一致”，但是，在下位层面上，“句子成分之成分”则是不同，前者读书是动宾，后者天下是偏正。即，定语的语法结构是不同的。上位语法结构的同异，决定对仗的是否“可对与不可对”。下位语法结构的同异，仅仅决定对仗的是否“工对于宽对”，而不能决定对仗是否“可对”与“不可对”！

语法结构一致，的“大”同“小”异。对仗的基本要求：只要大同，不计小异。再例如：

赤县——尊崇——三—代表
神州——爱戴——五星—旗

“三代表”与“五星旗”，句子成分相同，都是句子的宾语。宾语的语法结构不同，前者是12结构，后者是21结构。虽然不影响对仗，但不能是“工对”仅是“宽对”！

这是对仗理论在语法上的层次问题！孙逐明老先生，不讲语法层次性，根本不懂“大同”，专门计较“小异”。他的滑稽可笑的《清联三百副》与《民国联三百副》结构异同，尤其擅长如此行当之能事！

三羊

      这是刘太品在联迂通厕推广交流会上的发言内容的片段。几年前那些居高临下疯狂讥讽与嘲笑漠野孤狼或者黑风海盗的“高人”“雅士”，今天你们看到这个，作何感想？你的无知妄为，历史迟早会给予无情地嘲讽！ ...
漠野孤狼 发表于 2012-7-4 21:36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好汉不提胯下辱！

漠野孤狼

好汉不提胯下辱！

  是的，这非常过分，正常情况下也不该如此。但我就是要做一个真小人！狠狠地刺激一下，让他们品味无知狂妄的代价，就是这么一个粗陋的漠野孤狼都可以让他们如此受辱，我就是要打掉他们藐视一切“俗人”的狂妄，回归文人谦谦君子的本真。

   偶尔刺激刺激真正的学术氛围会更好，当真的有雅士文雅地讲道理的时候，那些狗屁不通的低级马屁精就不会那么胆大妄为了，真理就会更加闪光而不会被阴云遮盖，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现象也会更少。

三羊

  是的，这非常过分，正常情况下也不该如此。但我就是要做一个真小人！狠狠地刺激一下，让他们品味无知狂妄的代价，就是这么一个粗陋的漠野孤狼都可以让他们如此受辱，我就是要打掉他们藐视一切“俗人”的狂妄， ...
漠野孤狼 发表于 2012-7-4 23:26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王力根本没说，对仗必须“两个一致”。孙逐明专门为王了一虚拟了一个活靶子！

漠野孤狼

王力根本没说，对仗必须“两个一致”。孙逐明专门为王了一虚拟了一个活靶子！

岂止这个，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理解能力差劲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