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论语法、修辞与对仗的关系》》

L翠拨青松

驳孙逐明《论语法、修辞与对仗的关系》》　 　

孙逐明在《论语法、修辞与对仗的关系》中说：

“王力先生创立现代语法分析法摒弃了古代的“虚实死活”理论，主要利用词性相同与否与语法结构相同与否来判别宽对，仅仅保留了古典字类的小类，用来判别工宽。语法分析法是优势有两条，其一、概念清晰，理论比较系统，现代人比较容易入门；其二，对偶理论进入了现代化研究的新里程。其不足也有两点，一是它把很多不符合语法分析法的合格对偶偶句摒弃与门外；二是语法分析法无法判别工宽，仍然需要古典字类的小类作为辅佐。”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几个问题：

1，王力的对仗理论是否如孙逐明所说的只是“语法分析法”？

2，  王力是否“摒弃了”“虚实死活理论”？

3，  王力是否“仅仅”保留了古典字类的小类来判别工宽？

4，  王力什么时候将什么“不符合语法分析法的合格对偶句摈弃于门外”？

5，“古典字类的小类”是王力先引用的还是你孙逐明的“专利”？
弄清这几个问题，孙逐明的论点不攻自破。
王力先生的书在。他虽然不能在这里跟帖，但他的书会对无端的指责提出无声的抗议的。
王力的对仗理论是结合语法学和修辞学知识全面阐述了诗中的对仗理论。
内容包括：
1，对仗的作用，“可以增加诗的艺术性”----这句话本身说明对仗的主要作用是修辞。
2，对仗的定义，为什么叫对仗，王力打了个“类似两行仪仗队”的形象的比喻。
3，对仗的起源，来自于骈体文。
4，格律诗中什么情况下使用对仗。王力举了大量诗例，说明了诗中出现对仗的位置。
5，对仗的方法：
①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组成对仗，这是正格；
②只要求字面相对，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
王力特别强调：字面相对也就是词类相同的互为对仗。这是和传统对类相一致的。古代自童蒙就学习“对对子”，有不少歌谣，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就是，为学童以后写诗写骈体文打下基础。这些本质上就是“对类”。“缥湘对类”无外乎也是这童蒙读物之一，无什么新奇之处。王力也指出了实词与实词相对，虚词与虚词相对。
6，所谓“虚实死活”的理论实质，是说把字（词）类分为“死”字（词）和“活”字（词），并说“死活”是可以变化的，实际就是现代说的“词性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性可以改变，如动词可以变为名词等，这有什么可神秘的呢？什么叫“王力摈弃了虚实死活理论”？
7，王力明确继承了古代的对类理论，怎么叫“仅仅”保留了字类小类判别工宽？
8，王力什么时候，将什么合格对联“摈弃于门外”？真是欲加罪之何患无辞！
可以说，王力先生的对仗理论，是迄今最全面的理论。不仅可适用于诗词，也适用于对联。包括联律通则，再修改，并未脱开王力对仗理论的臼巢，哪怕你再多分几个阶段也无济于事，功劳仍然应归于王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口头上承认不承认。

附：孙逐明《论语法、修辞与对仗的关系 》
　　语法和修辞与对仗的关系，一直困扰着联律界。弄清楚语法与修辞在对仗里的作用和相互关系，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古今对仗理论的本质特征。　　
　　　一、总原则
　　简而言之，语法管的是说话“通不通”，修辞是“好不好”。要想把话说好，首先就得说通，因此语法是修辞的基础；通顺不一定好，要想好，还得在通顺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这就是修辞。因此，语法与修辞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责，彼此不能替代的。　
　　二、语法规则与修辞规则的区别
　　语法与修辞的目的不同，各自的规则也迥然有异。　　
　　语法规则是“正确遣词造句的规则”，语法规则本身没有“加强”语言表现能力的功能；修辞是“加强语言表现能力的规则”，修辞规则本身对于“正确遣词造句”没有指导作用。二者各司其责，互不相干。语法与修辞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语法知识不是修辞规则不可或缺的要件 　
　　各种修辞手法会根据有自己特有的目的，选用恰当的语法知识为自己服务，有的利用率高，有的利用率低，有的与语法知识毫不相干。　　
　　例如押韵是加强语音和谐美的修辞手法之一，显而易见，押韵与语法知识毫无关系；借代基本上是词语的修辞，一般不牵涉到句法结构；比喻需要采用“象字句”和“判断句”之类的句式，很少采用其他句法结构。
　　相对而言，对偶修辞与语法学的词性、结构等语法知识关系比其他修辞手法更加密切而已，但并非所有语法知识都是对偶修辞的必需品。
　　由此可见，语法知识并不是修辞规则不可或缺的要件。
　　〔二〕对偶的修辞规则与语法规则迥然有异，互不相干。试作具体比较：
　　△语法规则
　　语法规则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地组词成句。常见的汉语语法规则有：语序和虚词是汉语表达语法和语义关系的主要手段，一般来说，主语在谓语前面，宾语在谓语后面，定语在主语或宾语的前面……；名词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动词主要充当谓语……；单句的句子成分必须搭配得当，复句分句的相互搭配要合乎逻辑……
　　这些语法规则无一不是为“正确组词成句”服务的，它们对于对仗所需要的“对称美”的形成没有决定性作用。
　　△对仗修辞的规则　　　　
　　对仗修辞的目的是实现两个〔组〕句子的“对称美”。对仗的修辞规则包括两个部分：
　　１、调理平仄，以实现对联的音律美和对称美。它属于语音的修辞，与语法没有任何关系。
　　２、采用对偶辞格，以实现语义的对称美。对偶法则是：在两个句子之间，相对应的词语词性相同即可对，句法成分相同亦可对，字类相同亦可对。三者得其一即可，不及其余。
　　这些修辞规则无一不是为实现对称美服务的，它们与“句子通不通”毫不相干。　　
　　两相比照，不难看出：　　
　　第一、语法规则中根本不存在“词性相同”、“语法结构相同”之类的修辞规定；因为词性相同与否、语法结构相同与否与句子通不通没有任何对应关系。　　
　　任何对偶句必须遵循语法规则，不遵守就“不通”；但遵守了语法规则的通顺句子，不一定是合格的对偶句。例如民间常常看到这样的“春联”：
　　　　
　　男女老少齐欢庆，
　　欢欢喜喜过新年。　　
　
　　此对联是个并列复句，无论是单句内部的词性的配合，句法结构，还是复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遵守了“语法规则”，但没有遵守对偶句的“对称规则”，仅仅是“不合格的对偶句”而已，而不是“病句”。　　　
　　第二、对偶修辞规则里也根本没有“句子成分搭配得当”“名词主要充当主语和宾语”之类的语法规则；因为这些语法规则与“对称与否”没有任何联系。
　　“词性相同”“语法结构相同”和“字类系统”完全是实现对称美的修辞规则，与句子通顺与否的语法规则的目的与性能根本不同。　　
　　完全符合对偶的修辞规则，不一定是通顺的对偶句，例如：　
　　蛤蟆弹舞，
　　蟋蟀跳琴　　
　　“蛤蟆”对“蟋蟀”、“琴”对“舞”是名词〔实字〕相对；“跳”对“弹”是动词〔活字〕相对；它们都是主谓宾结构。由此可知，此联完全符合对偶修辞规则，但“舞跳”与“琴弹”违背了“宾语必须在谓语后面”的语法规则，是不通顺的对联，必须根据语法规则修改成“蛤蟆跳舞，蟋蟀弹琴”。而修辞规则对此是根本无能为力的。　　　
　　网上所有因“词性不合”“语法结构不合”而被批评为出律的获奖对联，绝大部分都是通顺的句子，根本不存在“违背语法规则”的错误，仅仅是个别句子的局部违反了“××不同”之类的修辞规则而已。　
　　　
　　三、实现对偶对称美的途径是多元化的，语法分析法并非唯一途径。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语法学知识对于修辞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支配作用，但并非必不可少要件，必须根据具体辞格作具体分析。
　　对偶需要的是一种对称美，王力先生所归纳的“词性一致”和“语法结构一致”，属于语法学分析法，它们的确可以实现对偶所需求的对称美，但语法分析法并非实现对偶对称美的唯一途径；撇开语法分析法，利用语义学和词汇学里的“类义”理论，同样可以实现对偶所需求的对称美。
　　古人长期运用的“同门类相对”的对类理论基本上与语法体系无关；“虚实死活”四大字类和“天文地理”之类的各种小门类，根本不是语法学的分类，而是语义学和词汇学里的“类义关系”的分类，可参见详见拙作《字类系统的语义学诠释》一文〔注〕。
　　
　　四、澄清语法、修辞与对偶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我国对偶形式法度的归纳总结经历了三个阶段。古代字类分析法阶段，现代语法分析法阶段和古法今法互补阶段。　　
　　建立在类义关系基础上的古代对类理论的优势是可以遍无遗漏地涵括所有合格的对偶句，还可比较方便的区分工宽。其不足主要有两点：一是字类的定义不严谨，虚实死活的边界不够清晰；二是虚实死活是可以互变的，而古代缺乏明确的法度〔按：《缥湘对类·习对发蒙歌》仅仅用“若夫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是作家有此活法，初学者未易语此”一语轻轻带过〕，初学者很不容易掌握。
　　王力先生创立现代语法分析法摒弃了古代的“虚实死活”理论，主要利用词性相同与否与语法结构相同与否来判别宽对，仅仅保留了古典字类的小类，用来判别工宽。语法分析法是优势有两条，其一、概念清晰，理论比较系统，现代人比较容易入门；其二，对偶理论进入了现代化研究的新里程。其不足也有两点，一是它把很多不符合语法分析法的合格对偶偶句摒弃与门外；二是语法分析法无法判别工宽，仍然需要古典字类的小类作为辅佐。
　　近年来，联律界逐步形成了古代字类分析法与现代语法分析法互补的新阶段，《联律通则》〔修订稿〕为其代表。这是联律理论的重大飞跃，可参见拙文《论古今对偶形式理论发展史的三个阶段》〔注解②〕。
　　
　　小结 　　
　　语法是修辞的基础，但是修辞并不是语法的附庸，而是独立的体系。我们切不可把修辞规则看成了语法规则；语法规则与修辞规则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责，相互不能替代的。　　
　　 《联律通则》〔修订稿〕陈述对偶法则时，在试用稿王力语法分析法的基础上，增添了传统字类相同亦可对的条款，明确规定：“上下联句法结构中处于相同位置的词，词类属性相同，或符合传统的对仗种类。”这一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对于古典对类理论的阐述还不够系统精细述，古法今法互补的具体法则也有待于作进一步精细化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更成熟更简洁的崭新对偶法度一定会研发出来。
　　
注释　　
注①可参见孙则鸣《字类系统的语义学诠释》：http://www.duilian.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19
注②可参见孙则鸣《论古今对偶形式理论发展史的三个阶段》http://www.china-ysc.cn/03dz/vie ... &extra=page%3D1

L翠拨青松

【转帖】从《缥缃对类》后记看古代对联法则“两个一致”是正格

-------《缥缃对类》后记解读

明代无名氏对联启蒙读物《缥缃对类》的后记中说：

“习对发蒙格式
凡入小学，教之识字，(删去了四声部分 。。。)又以虚实死活字教之。
盖字之有形体者谓实，字之无形体者谓虚；似有而无者为半虚，似无而有者为半实。实者皆是死字，惟虚字则有死有活。死，谓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纤之类是也。活，谓其使然而然者，如飞潜变化之类是也。虚字对虚字，实字对实字，半虚半实者亦然。最是死字不可对以活字，活字不可对以死字。此而不审，则文理①谬矣。

又有借用同音字，谓如澄清之清与青字近音，洪大之洪与红字近音，采色门借清洪字对黑白等字；又如增益之益与一字同音，参请之参与三字同音，复载之载与再字同音，数目门借益参载字对十百千万等字；又如爵禄之爵与雀字同音，公侯之侯与猴字同音，禽兽门借雀猴字对鸟兽虫鱼；谓之借对。例又有引用周易卦名，毛诗篇名，虽不苦拘虚实，然不若亲切②者为好。
若夫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是作家③有此活法。初学者未易语此。今以虚实死活字分门析类，辑为对属，以便初学简阅云。”
①文理:
1. 礼仪。《荀子·礼论》：“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 汉 桓宽《盐铁论·论功》：“ 匈奴 无城廓之守……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 宋 王禹偁《籍田赋》：“武功以成，文理以定。”
2. 犹条理。《礼记·中庸》：“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汉书·高帝纪下》：“ 南海 尉 它 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 王先谦 补注引 周寿昌 曰：“文理，犹条理也。”
3.文辞义理；文章条理。 宋司马光 《进通志表》：“文理迂疏，无足观采。” 明谢谠 《四喜记·双桂联芳》：“圣旨到来，宋祁文理精通，第一甲进士。”《红楼梦》第二三回：“单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拣了几套进去。” 鲁迅 《伪自由书·不通两种》：“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②亲切：贴切。 宋 沉括 《梦溪笔谈·文艺一》：“ 欧阳文忠常爱林逋 诗‘草泥行郭索（借指蟹。螃蟹爬行貌。亦指蟹爬行时的声音），云木叫鉤輈（辀zhōu车辕钩辀象声词形容某些南方方言的语音。鷓鸪鸣声’）之句， 文忠以谓语新而属对亲切。” 明 胡应麟 《诗薮·古体中》：“二君所论书法耳，然形容《十九首》，极为亲切。” 清李渔《闲情偶寄·颐养·行乐》：“‘执柯伐柯，其则不远。’取而较之，更为亲切。”

③作家：行家，高手。

教小学生，必是最基本最基础的知识。由上可见：

1，          所有汉字，“字类”分为虚字、实字、半虚字、半实字，

2，          实字皆是死字。死：谓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纤之类是也。

现在看就是形容词。

3，          虚字有死有活。活：谓其使然而然者，如飞潜变化之类是也。

现在看就是动词。

对类原则：

1，          虚字对虚字，实字对实字，半虚半实者亦然。最是死字不可对以活字，活字不可对以死字。此而不审，则文理①谬矣。

2，          可以借（音）对，但不提倡：“不苦拘虚实，然不若亲切②者为好。”

3，          虚实可以变化，但要到高级阶段：“若夫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是作家③有此活法。初学者未易语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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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

一，     将字分为虚实死活，实际就是指词性。按虚实死活相对，就是指词性一致、

二，     死活变化后互对是可以的，但要符合文理，是高级阶段的事。这里的“文理”，就是行文法则，就是句法结构，现代就是语法学的内容。只有句法结构相同的情况下，才好解析这种变化。

可见对联“结构一致或符合文理”“词性一致”自古就是对联的基本法则，是正格。对仗这一修辞方法必须要在语法学的指导之下，与修辞学互相结合使用，方能达到对联的高级阶段。

L翠拨青松

【转帖】王力教授的贡献

王力教授倾其毕生精力进行汉语言学研究，教书育人，著作等身，为当代文学理论界一代宗师，受到国内外华人的一致尊敬。特别是他对诗词曲律的研究，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的语言阐述了诗律联律，对传承中华中华文明，推动华人学习古典诗词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所有诗人联家，无不知道王力。他对传承中华文化的瑰宝唐诗宋词做出的贡献，迄今无人可与比肩。

可怪的是，总有那么几个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多年来连续不断地发表文章，诋毁王力。说王力理论“负面影响更大”“产生了误导”“以偏盖全”，说他关于诗词格律的文章“导致了唯格律论”，他的关于对仗的理论“语法分析法”“句法一致，词性一致”是大罪一桩,”将很多名联开除出联籍”。并且“深挖”了王力的错误根源，在于坚持五十年代已经对苏联专家检讨过的错误，甚至和他的出生地广西都有关系。可见已经从理论驳斥发展到人身攻击。事实是这样的吗？

首先我们看看，王力的对仗理论错在何处？王力对仗理论是简单的“语法分析法”“两个一致”吗？

王力在《古代汉语》《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中，对近体诗的对仗做出了全面科学的阐述。不仅在于运用现代语法学和修辞学知识阐述了对仗，而且更大篇幅阐述了中国古代传统对仗方法。王力的这些阐述，无一不被吸收进现在的《联律通则》中。大家可以将《联律通则》与王力的文章相对照，有那一条王力没有论述过？王力的论述更简练，更全面，更富有可操作性。请问指责王力者，王力起了什么“负面影响”？

对仗理论必须正本清源。

王力对仗理论：

1，王力首先明确：对仗的技巧是“为了增加诗的艺术性”，---这就确定了对仗技巧属于修辞学范畴；

2， 王力说：句法结构相同，这是正格。难道这不是千百年来的事实吗？骈体文中的对偶句可以证明，无数的诗联可以证明，前人大多数对联也可以证明，句法结构相同，词性一致的对联是主流，是大多数，谁能否认得了？难道现在的比赛排名，不都是以此为准吗？

3，,王力说：字面相对，句法可以不一致。王力用了更大的篇幅，举了很多例子来阐述这个“不一致”，为什么指斥王力“两个一致”者视而不见？

4， 传统对格，谁推介的最早？最详细？

其中包括：

①对类理论，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详细列举了古代对课中的各种门类，这是迄今列举最详细的门类。

②字面对理论，连绵词，叠字。

③借对理论。包括借义，借音。

④形容词与不及物动词可对。

⑤数目对，颜色对，天干地支对。

⑥句中自对，交互对等技巧对。

王力理论奠定了联律通则的基础。中楹会《联律导读》中多次延伸阅读中推介了并登陆了王力的文章，并说王力是“一代大师”就是证明。有人看了一篇古代的童蒙对课书《缥湘对类》，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奉为经典，殊为可笑！我曾说过：我绝对瞧不起那些不学无术却有自高自大，把任何先贤都不放在眼里的人。比如有位桂先生，自己连孤平拗救都闹不懂，却发文谩骂王渔洋，董文涣，赵执信，王力。比如前不久有位骂唐诗宋词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是垃圾，绝非古诗词爱好者的同路人。作为一个民族，领袖和英雄是必须有的。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作为一个学科，必须有个权威。没有学术权威的学科也是没有希望的。正如物理学有牛顿爱因斯坦，化学有门捷列夫。同样，诗词界必须有唐诗宋词元曲，必须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必须有王渔洋赵执信王力，他们就是权威，诗词爱好者必须尊重他们爱护他们。批评可以，但绝不能人身攻击和全面否定。应该再说句：权威在于民心，不是靠谩骂先贤名人来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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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

——陈 树 德2008-06-27 10:18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语言文字领域的大进步时期。第一是国家颁布了“汉语语法”；第二是编制了“汉语拼音”；第三是统一了“简化汉字”。这三项变革，意义都十分重大。“汉语语法”结束了中国几千年“说文解字”的历史；“汉语拼音”统一了“国语”（普通话），打破了“南腔北调”的格局；“简化汉字”的意义，也不亚于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功绩。

这三项变革，都与对联格律关系密切。“语法”的出现，“主语”、“谓语”、“宾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专业术语，开始进入汉字舞台（在此之前《辞源》中并没有这些词条）。以语法新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必然取代传统的“同门类相对”。“汉语拼音”昭示汉语声调的统一，“新四声”取代“旧四声”也只是迟早的事情。“简化汉字”虽然与对联格律关系不大，但书法作为楹联的载体，和文字的标准化仍然有直接的联系。关于《对联格律的时代性》，本人已有专题文章发表在《北京楹联》2006年第2期。

“汉语语法”的出现虽然只有百年时间，但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似乎也有几十年了，并且为联界广泛认同（许多书籍都采用）。我曾经思考过两个问题？在对联中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历史上由何人倡导？又成型于何时？《联律通则》的颁布，将“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正式列入格律准则，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而在对联中倡导使用“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第一人，应该是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赵元任等，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并先后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学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语言学会名誉会长等职。王力先生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逾半个多世纪，他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四十余种，发表论文著述上千万字。他研究领域之广，取得成就之大，中外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是极其突出的。

王力虽然没有专门写过对联的文章，但他在对仗理论上的论述很多，不仅具有独创性，而且最早将现代语法的概念引入对联格律。王力的对联理论，集中反映在《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和《古代汉语·骈体文构成》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发表年代，正是“汉语语法”的制订年代，甚至早于“汉语语法”的颁布时期。王力为什么只在诗、词、骈、赋中论述对联，而没有单独写对联文章？据我猜想，大概是受老师梁启超的影响。因为梁启超先生早在1924年就声称：“对联不过是附庸的附庸”。后来程千帆先生也说：“对联被文史学家们一致同意开除了”。对联既然已被“一致同意开除了”，当然只能充当诗、词、骈、赋的“附庸”。不幸王力已经作古，如果先生还健在，看到今天对联发展的大好局面，他一定能和程千帆先生一样（程先生也已作古），站出来为对联“平反”的。

其实，对联（包括对句）和诗、词、骈、赋的关系，也有两种理解：从消极意义理解，对联附属于诗、词、骈、赋，是这些文体的附庸；从积极意义理解，是对联（或对句）向诗、词、骈、赋进行了渗透，而且这种渗透早已超出诗、词、骈、赋的范畴。试想，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诗词是什么样子？（例如律诗中的对句）。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例如章回小说的题目）。如果没有对联，中国的戏剧是什么样子？（例如唱词中大量的对偶句）。甚至可以说，没有对联的存在，就没有中国特色的文学。

王力虽然没有论述对联的专著，但翻阅《汉语诗律学》就会发现，一本上千页的厚书，名义是讲“诗词”格律，其实讲述对仗规则的内容占据了一大半。所以将《汉语诗律学》加上《骈体文构成》，看作是王力的“对联学”专著，也是可以的。

特别突出的是，王力先生在阐述对仗规则时，既照顾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又将现代语法概念大量引进对联。在对仗门类中，王力划分的门类十分完备，共11类28门，其中第四类中的“文具门”、“文学门”；第九类中的“人名对”、“地名对”；第十一类中的“副词”、“连介词”等，比古人的门类，都有新发展。王力还严格为“工对”、“邻对”、“宽对”，做了准确的定义，这些论述都是超越古人的。难能可贵的是，王力最早将现代语法的“词性”概念引入对联，直接将“名词和名词相对，动词和动词相对，形容词和形容词相对，副词和副词相对”，作为对联的基本规则。由于汉字的词类常常“活用”，动词可以作名词，名词也可以作动词，特别是受到对仗规则的约束，词的“活用”现象十分普遍，王力还专门提出了在对联中词可以“变性”的说法。

在对联中引入“语法结构”的概念，王力也是历史第一人。他在《骈体文构成》中，首次提出“骈体（对仗）的基本功要求是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复句对复句”。接着又说：“如果进一步分析，骈偶不仅要求整体对称，而且上下联内部的句法结构也要求一致：主语对主语，谓语对谓语，宾语对宾语，补语对补语，定语对定语，状语对状语”。考虑到古人对“汉语语法”这些新名词、新概念不理解，王力还特别补充说明：“古代虽然没有这些语法术语，但事实上是这样做的”。在《汉语诗律学》中，王力还根据语法构成，深入分析了对联的各种“句式”，将对句分为“简单句”、“复杂句”和“不完全句”三类，取五言对句的“句式”作例子，一口气就列举出“九十五个大类，二百零三个小类，三百四十个大目，四百个细目”。同时强调“这些类目，当然不能包括所有一切的句式”。引用现代语法标准，如此广泛、深刻分析对联的“句式”结构，至今无人可比，王力真不愧是语言大师！

根据以上叙述，对联格律实际存在“两个版本”：一、以传统“同门类相对”为标准，可称为“古代版”；二、以现代汉语语法概念为基础的“词性一致”＋“结构相应”（词性和结构不可分割），可称为“现代版”。根据以上叙述还可以证明，王力是对联格律“现代版”的第一倡导人。有了王力的倡导，才有今天的《联律通则》，所以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贡献巨大！


需要说明的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或《骈体文构成》，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著作，所谈的对仗规则，还处于“同门类”向“词性一致”的过渡阶段，不完善处在所难免。

例如“词性”的确定，历史上就一直争论不休。英语、俄语的词性大多可以从字形加以辨别，汉字的词性只能靠上下文去判断。所以《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新著国语文法》说：“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这些表述，无非说明汉字的“分类”十分困难，一个字可能既属“甲类”，又属“乙类”，还属“丙类”……但词、字总是要分类的，不能因为“无定类”或“离句无品”就不划分词类。在“词类”的划分进程中，由于受古文“词”、“字”不分的影响，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就将文言文按“字类”命名，共分九类：名字、代字、动字、静字、状字、介字、连字、助字、叹字。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正式将词类分为五个大类和九个基本类：实体词（名词、代名词），述说词（动词），区别词（形容词、副词），关系词（介词、连词），情态词（助词、叹词）。直到1956年，教育部颁布《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才将词类分为11类：名词、量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1984年，该系统正式修订为《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增加“拟声词”一类，共12类：

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

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拟声词。

这是当今最权威的汉语词的分类标准。

词的分类有了，还要解决“字无定义，故无定类”的问题，这就必须借助“词性”。“词性”就是词在语法意义上（角色）的“定性”，它表示该词在语法中所属的种类。因为汉语的同一个字，既可以做“动词”，又可以做“名词”，还可以做“形容词”、“副词”等。例如“光”字，在“光天化日”中是形容词；在“发扬光大”中是动词；在“观国之光”中是名词（“光”指礼乐）；在“不能光靠你”中是副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同一个词组，也有不同的词性，例如“光大”一词，可以作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光荣”一词，可以作名词，也可以做形容词。一个词到底属什么“类”？这就和“结构”有关。有人认为，《马氏文通》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已经“过时”。其实马建忠的说法，正恰当地表达了汉语词类不确定的特点，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解决“词类”的活用？这就要使用“词性”。“词性”是词在语法中的角色，虽然还是12类，但“词类”是固定的，“词性”则随着不同的语法功能而变化。我们可以将“词类”和“词性”做了一个比喻：在三口之家的家庭成员中，一个男性有三种称谓：父亲、丈夫、儿子。这些称谓是固定的，就相当于“词类”。但一个男性成员在家庭中的角色，却随着位置不同而发生变化：同一个男人，在儿子面前是“父亲”，在父亲面前是“儿子”，在妻子面前是“丈夫”，这种变化就相当于“词性”。上海辞书出版社《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以“锁”字为例，说明“词性”的变化。在“锁门”的词组中，“锁”是动词，在“铁锁”的词组中，“锁”就是名词。“词性”随着“角色”不同呈现不同的“词类”，这就是“词性”的活用，也是“词性”和“词类”的不同，还是“词性”和“对类”（对类是固定不变的）的本质差别。用“词性”取代“对类”，符合“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黎锦熙）的汉字特征。汉语“词性”虽然多变，但已经有了明确的判别准则，这就是现代出版的各种《辞典》、《词典》，如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新编古今汉语大辞典》，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汉语词典》，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华古汉语大辞典》等，这些工具书对所有的词、字都标注了“词性”。撰写对联的人，完全可以凭借现代词典去确定“词性”，而不必为“定性”而烦恼，就像我们确定“古声”查《韵书》，确定“今声”查《新华字典》一样。

王力先生在对联“结构分析”上同样存在疏忽，因为语法结构分析存在层次的差别，而对仗结构分析则有层次的需要，笼统要求上下联“句法结构的相互对称”，会引起误解。例如广西的胡自立先生提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一个流行的错误”（因为普遍采用）。四川的李成森先生也认为，对联要求“结构相同”是“作茧自缚”。湖南的孙则鸣（亦作孙逐明）先生则直接指出，关于“词性”和“结构”的提法，是王力在“对仗理论语法分析的失误”。这些朋友之所以反对“结构相应”，是因为他们能列举“大量的例子”，不能满足“结构相应”的要求。其实，要求上下联全句的语法结构完全相同，不仅现代熟悉汉语语法的人很难做到，古代人“不懂语法”，更难做到。问题的关键是，传统“同门类相对”的规则并没有要求这样做。

如何处理“结构相应”？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原则。因为语法结构分析有不同的立脚点，代表性的有：马建忠的“词本位”、黎锦熙的“句本位”、朱德熙的“词组本位”、徐通锵的“字本位”、邢福义的“小句本位”……等等。这就是说，语法分析是分层次的。汉语以“字”为基本单位，由“字”及“词”，由“词”及“组”，由“组”及“句”，由“句”及“章”，层层递进。而传统的“同门类相对”，只要求“词”、“字”结构相同即可，并没有“句”的要求。本人提出“词本位”分析法，将“句本位分析”降到“词本位分析”（“字”只分析词性）。降低一个等级进行对联的“结构分析”，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仔细阅读王力先生的“句结构”分析时也可以发现，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内容就是“词本位”分析。

现在举例五言、七言各两例，予以说明。例中所有词性的英文代号，都是王力《汉语诗律学》原有的标注。

例一、fnNN-V句式：“旧国云山在；新年风景余”。（李颀《送人归沔南》）

上联说旧国的云山还存在，下联说新年的气氛尚余留！显然是一种感慨文字！“云山在”主谓结构，“在”是不及物动词。“风景余”主谓结构，“余”是不及物动词。

王力没有分析全句的“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旧国”、“新年”。NN──并列名词，指“云山”、“风景”。V──动词，指“在”、“余”。

例二、C-V-NN-V句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杜甫《放船》）

上联“青惜”主谓结构，“惜”什么？惜“峰峦过”。下联“黄知” 主谓结构，“知”什么？知“橘柚来”。这种语法，不是常见的语法。“青”、“黄”是颜色，没有思想，怎么会“惜”？又怎么会“知”？这就是古人在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兴”即由此及彼，“青惜”实际是“人惜”，“黄知”实际是人看到“黄”而知道“橘柚”来了。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C──颜色，指“青”、“黄”。V──动词，指“惜”、“知”。NN──并列名词，指“峰峦”、“ 橘柚”。 V──动词，指“过”、“来”。

例三、fN-fN-V-fN句式：“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杜甫《至后》）

上联说“青袍白马没有意义”，下联说“金谷铜驼不是故乡”。“无”、“非”二字，作动词、副词都解释得通。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fN-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青袍-白马”、“金谷-铜驼”。V──动词，指“有”、“非”。fN──形容词修饰名词，指“何意”、“故乡”。

例四、vn-BX-fr-V句式：“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杜甫《曲江》）

上联“蛱蝶见”，下联“蜻蜓飞”，所以都是主谓结构，其它都是附加的描写。

王力没有分析“句法”，只分析词、字结构：

vn──动词作名词，指“穿花”、“点水”。BX──双音专名，指“蛱蝶”、“蜻蜓”。fr──叠字形容词，指“深深”、“款款”。V──动词，指“见”、“非”。……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王力的“句式”分析，实际并没有涉及全句的句法，分析的只是“词”和“字”，显然，这样的分析就是“词本位”分析。

关于“句本位”和“词本位”的异同，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存在分歧的具体例子。所有引用的例子，都有“句结构”分析的结论，其“句结构”分析的正误，本人不作评价，只用来和“词本位”分析作比较。

例一、
旄尽风霜节；
心悬日月光。（杨维桢《题苏武牧羊图》）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复句”，“对句是一个简单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旄尽?心悬”，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风霜?日月”，名词-名词，并列结构对并列结构。“节?光”，名词对名词（也可以理解为形容词对形容词）。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二、
犹悲堕泪碣；
尚想卧龙图（陈子昂《岘山怀古》）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和对句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复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犹悲?尚想”，副词-动词，结构相同。“堕?卧”，动词对动词，“泪·龙”，名词对名词。“碣?图”，名词对名词。“堕泪碣?卧龙图”，也可以作三字组合，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三、
江流横万里；
天柱插三峰。（桂林市南溪山刘仙岩古联）

胡自立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出句是简单句”，“对句是倒装句”，所以不符合上下联“结构相应”的原则。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江流?天柱”，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横?插”，动词对动词。“万里?三峰”，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四、
异乡惊落叶，
斜日过空槐。（王闓运《发祁门杂诗》）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结果：上联属“状-谓-宾”结构，下联属“主-谓-宾”结构，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异乡·斜日”， 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惊·过”，动词对动词，“落叶·空槐”，形容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落”除了作动词，也可以作形容词，如零落、落魄。依句辨品，“落叶”就是表示零落。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五、
风骚北院花千片；
月上东楼酒一樽。（王禹偁《日长简仲咸》）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出句是一个完整的单句……对句是个复句，成分有缺省，语法结构明显不同”。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风骚·月上”，名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北院·东楼”，方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花·酒”，名词对名词。“千片·一樽”，数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例六、
我去太匆匆，骑鹤仙人还送客；
兹游良眷眷，落梅时节且登楼。（清联：《黄鹤楼》）。

孙则鸣先生用“句本位”分析的的结果：上联是“主-状-谓-宾”，下联是“状-状-谓-宾”，所以结构不合。

此联用“词本位”分析。“我去·兹游”，代词-动词，主谓结构对主谓结构。“太匆匆·良眷眷”，副词-形容词，结构相同。“骑鹤·落梅”，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仙人·时节”，名词-名词，偏正结构对偏正结构。“还·且”，副词对副词。“送客·登楼”，动宾结构对动宾结构。整个句子对仗工整。

以上六例，从“句本位”的角度看，皆不符合“结构相应”的原则。但采用“词本位”分析，又都符合这条原则。不同层次的分析获得完全不同的结果，可见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王力大师开创对联格律“现代版”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随着“汉语语法”分析的深化，即使在结构分析中使用“词本位”代替“句本位”，也只是“结构相应”规则的细化，不能说明王力有“方向性错误”。至于对联要求“词性一致”，更是对仗理论的一个进步，如果否定“词性一致”，我们就要退回到“同门类相对”的时代，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即使是严厉批判王力“对仗理论语法分析失误”的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在绕了一个大弯子，做了许多“否定”之后，还是回到了王力的“传统语法学”体系。因为孙先生的文章最后是这么说的：“古人对类，总是重视局部的对称，它只要求相对应的局部具有某种对称的属性，也就达到了对仗对称的目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一原则，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来重新审视对联的法度”。接着孙先生又提出：“对联任何一个局部，可以灵活地分别选用‘字类’、‘词性’、‘短语结构’来比较，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请注意孙先生主张的“利用现有的语法知识”（即“传统语法学”），“审视”“对联任何一个局部”，而且说“只要其中之一相同，即可成对”，这显然就是本人主张的“词本位”分析原则，同样也是王力先生“词性一致”和“结构相应”的原则，只是把“句本位”降低到“词本位”而已，其理论体系仍然没有脱离“传统语法学”的范畴。

本文的目的是从正面肯定王力先生在对仗理论上的卓越贡献，和孙则鸣（孙逐明）先生对王力的全面批判显然是对立的，但本文并不否定王力在对仗理论上的疏漏。上文提到的“句式分析”，没有根据对联对仗的实际需要，笼统提出“句结构相应”的要求，就是疏忽这一。疏忽之二是没有明确“词类”和“词性”的区分，也没有阐述“词性”是“词类”的活用，让许多人误认为“词类”就是“词性”。孙先生在批判王力的“传统语法学”理论时，试图建立一套“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和“字类结构”，并反复强调采用“字类相对”的原则。可惜“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 和“字类结构”都只是孙先生的一种设想。特别是“字类”这个术语，除了一百年前马建忠使用过以外，今天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已查不到它的踪影了。“字类”连权威定义都没有，联界又如何用“字类相对”来撰写对联呢？这里不能不强调，“汉语语法”是由无数学者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索才定型的；汉语“词类”的划分，是由教育部颁布的；汉语“词性”的确定，是由权威辞书出版社标注的，而辞书出版社的编审，都是一批专业文字专家。联界的个别学者，试图另起炉灶，创建所谓的“字类对称比较语法学”，窃以为既无可能，更无必要。因为根据学科分类，“对联学”说到底只能是“汉语语法学”和“汉语修辞学”的二级学科。“对联学”不可能超越“语法学”，也不可能超越“修辞学”。至于孙先生列举古代对句中有“副词”和“介词”相对的现象，例如杜甫对句：“往来皆茅屋；留淹为稻畦”。其中“皆”是副词，“为”是介词。对于这种情况，本人主张在“词性一致”中采用“变通”处理。因为格律规则既有原则，也允许适当“变通”，例如“平仄相对”中的“一三五不论”就是变通。“词性一致”也可以规定一些变通，如半联内“自对”后，上下联“互对”的“词性”可以放宽。同理，“虚词”（只限虚词）中的“副词”和“介词”也允许“异类相对”。对于“名词”和“代词”相对的情况，因为“代词”本身就可以“代名词”，例如孟浩然对句，“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其中的“谁”为代词，但代的是“人”，是名词，因而“谁·世”相对，并没有违背“词性一致”的原则。当然，在古典对句中不难找到一些不符合“词性一致”或“结构相应”的例子，但正如孙先生所言，“古人缺乏成熟的句法理论，根本没有能力全面考察句子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所以那些对仗不合例子，不能作为否定“现代版”对联格律的依据。

总之，王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且充满独创精神，我们怀着敬重的心情，感激这位为对联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学者！没有先生的倡导，就没有“现代版”的对联格律，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联律通则》。

作者: 陈树德 (74岁徐州工程学院教授 江苏省楹联研究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 )

地址: 221008 徐州市三环南路 徐州工程学院

漠野孤狼

这篇文章，他到处故意欲盖弥彰地遮掩，也说明了经过联友们的批判，有些东西他确实懂了，他遮掩的，他欲盖弥彰的，都是他以及中楹联学会那帮草包以前所坚持理论的致命部分，只是他们死活拉不下那张臭脸而已。中楹联学会那几个混蛋也把这篇狗屎文章供奉为救命稻草，以前是疯狂嘲笑，说对仗与语法有什么关系，后来在铁的事实面前，没法混得下去了，就说还有其它的方法，并制造一个独裁的帽子“唯语法独尊”，“唯语法论”以示语法的霸道和错误。我说，你要判定对仗不对仗，你不用语法用什么啊？那什么同类同义了词性会不相同？那仅仅只是同类词中的一小部分，古今实际对仗也并没有只按同类同义，而是同词性，词类不同在句子中作相同的句子成分的时候古人一样可以成对也对得很好。用古代的虚实死活，只能简单地套用词类相同的一小部分，牵涉到词性活用古代的典籍屁都没有放一个，只能靠自己悟，用现代的语法去解析，简单清晰明了，你就是来一百个不懂语法的方家我也能轻松对付。

  古代的虚实死活，就是词的原始分类，粗的太粗，细的太细，很不科学，词的分类也是现代汉语语法学最基础的部分，实际用于对仗的时候，古人并没有拘于小类和邻类，而是以现代的词性为基本规律的。很多东西按照古代的虚实死活也是没法玩得转的。只能对一些最基本的最工稳的东西，稍微变化，那套东西就没法说得清了，因为其分类一点都不科学，而且很多词都没法分得清，古人也并没有笼统地用虚对虚，还是按照现代语法的词性去对了。

  看看孙的迷魂手法：

  这些语法规则无一不是为“正确组词成句”服务的，它们对于对仗所需要的“对称美”的形成没有决定性作用。

      说对仗的对称就对称，非要加一个“美”搅混水，放放烟雾，美不美，谁能说得清？语法的作用还不仅仅只是正确地组词成句，还能让你准确地理解句子的意思，清晰地知道词性，你现在要是搞对仗词性都分不清，你还对称个鬼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称都搞不好了，你的对称美在爪哇国吧。

  但遵守了语法规则的通顺句子，不一定是合格的对偶句

  这种废话加屁话也是对仗与语法无关的论据？这种低劣的逻辑混淆法，这么弱智的迷雾也只能哄哄那些没脑子的“文人”。

“词性相同”“语法结构相同”和“字类系统”完全是实现对称美的修辞规则，与句子通顺与否的语法规则的目的与性能根本不同

  真想骂人，前面都是语法概念，后面再缩小语法的功用范围，再偷换语法概念，把语法的应用范围仅仅说是句子的通顺与否，以此来说对仗与语法无关，我C，前面“词性”，“语法结构”是什么啊？狗屎专家们！中楹联学会的狗屎领导们！甚至连语法两个字都还没去掉呢！字类系统是个什么玩意啊？不就是古代粗糙的词的分类？词的分类就是语法学的基础知识之一！古代的分类是很不科学很不完善很不系统的，粗的太粗，细的太细，有些没法说明白，且完全在现代语法的词性分类范围内，现代的分得更好，古今实际也是按词性相同来对仗的，并没有 仅仅只按同类同义的小类去对，蠢得死的狗屁专家！

相对而言，对偶修辞与语法学的词性、结构等语法知识关系比其他修辞手法更加密切而已，但并非所有语法知识都是对偶修辞的必需品。

  废话加屁话！又故意歪导制造对偶与语法无关的妖雾假象。难道所有的语法知识仅仅只为修辞服务吗？如果所有的语法知识都能用在修辞上面，那这样的语法还会是语法吗？这样的语法还能成为一个广泛通用的基础知识吗？对偶修辞仅仅只是与词性结构的语法知识关系更紧密吗？词性和语法结构是对偶不对偶的决定因素！虽然对仗不一定需要结构相同，但是结构相同也是对仗的充分条件之一，你要否定对仗，首先，要否定词性不对，其次还要否定句子结构不对，如果句子结构对仗了也是合格的对仗！这样的逻辑关系，我知道那些狗屁专家是搞不清楚的。对联的对仗，所需要的仅仅只是语法学上的一部分知识而已，孙故意倒过来说就是欲盖弥彰，撒迷雾有意制造对偶与语法无关的假象。语法学的知识范围远超对联这个分支部分，对偶的判定仅仅只是语法学可以应用的一部分功能而已，当然不需要用到全部的语法学知识，逻辑和真相是这样的！猪脑壳们！

  整篇文章，到处都是像这些故意歪曲欲盖弥彰的东西。如此臭不可闻的狗屎文章居然还能拿去交流，说明了中国楹联学会高层某些人纯粹就是一帮草包！为了那张臭脸死不要脸，为了自己那点小山头利益，不光无能，还缺德！
  
  难怪最近几年中国楹联学会就没干几件好事，丑闻不断。

漠野孤狼

特别痛恨这帮斯文的败类！！！

三羊

对偶，就是语法结构“对称”的“两（偶）”句话。
没有语法结构的“对称”或对等，就不成为“对偶句”！所谓的“对偶修辞”，也就荡然无存了！
所谓“对偶句”，名为“修辞格式”，实为“语法问题”！
古人《习对发蒙格式》的“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就是一个语法问题吗！

漠野孤狼

我为什么要臭骂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因为从孙这篇文章来看，有些东西他是肯定明白了的，否则他绕这些弯子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是不会这么强的。这么做说明了他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国粹文化，帮孙鼓吹之人也是有着同样的目的的，这样的人表现出的学术道德非常低下，行为也是极其恶劣的，这些害群之马应该尽早扫除！

三羊

我为什么要臭骂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因为从孙这篇文章来看，有些东西他是肯定明白了的，否则他绕这些弯子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是不会这么强的。这么做说明了他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国粹文化，帮孙鼓吹之人也是有着同样的目的 ...
漠野孤狼 发表于 2012-5-23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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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大了什么玩意的鸟都有！名气大了什么无耻的话敢说！

孙逐明最新语录：
孙逐明 发表于 2012-5-24 22:29
http://bbs.zhsc.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10855&extra=page%3D1
虚实死活的互变在缥缃对类里提了一下，没有具体阐述：
若夫以实字作虚字使，以死字作活字用，是作家有此活法，初学者未易语〔“悟”〕此。
虚实死活的互变完全可以根据语义和语感辨识的，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我们不是跟语法分析法怄气，能利用的且有效的，当然要利用。利用成分分析法可以使得虚实死活的互变更容易掌握。

艺海听涛

【转一跟帖】
飘零酒一杯：
支持版主的观点！现在有一些人，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不惜踩着名人（特别是已故的名人）肩膀往上爬。前两年不是有人以批鲁迅来抬高自己吗？结果怎么样，不但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贻笑于世人。去年我在国粹论坛就见到一个什么宝岛野叟的，居然把“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说成是王力的观点，进而对王力大加贬斥，更为可笑的是他自称没有看过王力的书，既然连人家的书都没有看过，你凭什么来驳斥人家？（后来他承认是听网友说的）。他不知道，王力恰恰是对这句话进行批驳的，指出了这句话的缺陷。
我给他提出来后，他竟然对我删帖、禁言，呵呵，我再也没有去过那里。
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只要言之有理，别人会接受的，但没必要拿名人开刀，特别是已故名人，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反驳的机会了，这样做不是太残忍了吗？

艺海听涛

【转一跟帖】
王力先生的书在。他虽然不能在这里跟帖，但他的书会对无端的指责提出无声的抗议的。
王力的对仗理论是结合语法学和修辞学知识全面阐述了诗中的对仗理论。
内容包括：
1，对仗的作用，“可以增加诗的艺术性”----这句话本身说明对仗的主要作用是修辞。
2，对仗的定义，为什么叫对仗，王力打了个“类似两行仪仗队”的形象的比喻。
3，对仗的起源，来自于骈体文。
4，格律诗中什么情况下使用对仗。王力举了大量诗例，说明了诗中出现对仗的位置。
5，对仗的方法：
①句法结构相同的语句组成对仗，这是正格；
②只要求字面相对，不要求句法结构相同。
王力特别强调：字面相对也就是词类相同的互为对仗。这是和传统对类相一致的。古代自童蒙就学习“对对子”，有不少歌谣，如“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就是，为学童以后写诗写骈体文打下基础。这些本质上就是“对类”。“缥湘对类”无外乎也是这童蒙读物之一，无什么新奇之处。王力也指出了实词与实词相对，虚词与虚词相对。
6，所谓“虚实死活”的理论实质，是说把字（词）类分为“死”字（词）和“活”字（词），并说“死活”是可以变化的，实际就是现代说的“词性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词性可以改变，如动词可以变为名词等，这有什么可神秘的呢？什么叫“王力摈弃了虚实死活理论”？
7，王力明确继承了古代的对类理论，怎么叫“仅仅”保留了字类小类判别工宽？
8，王力什么时候，将什么合格对联“摈弃于门外”？真是欲加罪之何患无辞！
可以说，王力先生的对仗理论，是迄今最全面的理论。不仅可适用于诗词，也适用于对联。包括联律通则，再修改，也脱不了王力对仗理论的厩巢，哪怕你再多分几个阶段也无济于事，功劳仍然应归于王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口头上承认不承认。

川流不息

发展到现在，上下比相对应的部分基本的语法结构一致，是对仗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