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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复性思维与对联文体(略)
朱承平(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育部中国语言文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系主任朱承平教授
序二
(作者为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戴伟华教授)
序二
作为一名年轻的英语教师,本书作者敢于迎接挑战,敢于探索,敢于研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性很强的中华对联,实在是后生可畏, 精神可嘉。
本书上篇为“中华对联研究”,因为是外行,我不宜作过多评说,但从上篇结构内容、编排顺序及参考文献看,作者是独具匠心的。譬如,他始终认为,中华对联是汉语言独有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并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简介和探讨了对联的种类、修辞及格律,在第四章深入讨论了中华对联的美学特质,指出对联有“七美”:古典美、诗意美、音韵美、对称美、图画美、逻辑美和建筑美,使人留下深刻印象。
本书下篇为“中华对联英译探讨”。作者不辞劳苦,摘录对比一些诗歌对仗句英译实例及一些古典小说(如《红楼梦》、《西游记》等)中的部分对联英译例子,其中有的摘录多达14种之多,真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本书作者把中华对联与英语英雄双行体诗进行对比研究,认为两者分别“是汉英语言的传统文学形式,各具特色,有同有异,最能体现汉英语言文字及汉英文化特色。”两者的比较“折射出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了汉英语言的差异……把中华对联诠译为英语英雄双行体诗是可行的”。这个看法新颖,不无道理。
在对比研究和评述“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译论的基础上,作者指出,对联英译主要有三种方法,即:1、以偶译偶,以工对工;2、意美为上,意在形先;3、传神为重,得意忘形。这种提法饶有新意,也是我前所未闻的。
在对联选译部分,作者的对联翻译主要采用诗体自由译法,大部分均能够传神达意,译文体现了对联浓厚的诗味。其中,有两诗行的,有四诗行的;有入韵的,也有不入韵的;入韵韵式多是aabb或abab。译文有单词和音节数量相等的,如Industry is a ready source of money; / Frugality makes a big bowl of treasure.(勤乃摇钱树,俭是聚宝盆);The less one knows affairs, the less one has worries; / The more one knows people;the more one has troubles.(知事少时烦恼少,识人多处是非多)。有单词数量相等且用韵的,如Sky and water have the same cast; / They make nature appear to be vast.(天水一色,风月无边); A nation in trouble yearns for a great general; / A family in poverty calls for a housewife frugal.(国乱思良将, 家贫思贤妻)。有音节数量相等且用韵的,如The fish is pleased when the water is lucid; / The moon looks brighter when the night is placid.(水清鱼乐,天静月明)。有相当平衡对称的,如When having doubts in reading, / You’d clear it up with all your might./ When having troubles in work, / you’d keep it up with all your heart.(书到疑时须逆志, 事当难处但平心),等等。应该说,他试图“让中华对联与英诗‘喜结良缘’”的努力初有成效,可圈可点。
有人说,我国是诗的国度,我看中国又是对联的国度。同中华诗词翻译一样,中华对联翻译有相当难度,需要英汉两种语言较好的文学功底和天赋。本书也许是第一部,起码是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华对联研究与翻译课题比较系统的著作,实为国内对联文学翻译工作开了一个好头,是中华对联英译研究开先河之作。
本书起码有三大收获,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首先是博大:它博采众议,博古通今,它涉猎中华对联的方方面面,如中华对联之作为文化载体、文学体裁、民间习俗,它的艺术特征、哲理内涵,它的语言艺术、修辞技巧等等。其次是精深:本书以对联为题,深刻地论述了它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使读者对源远流长的中华对联之历史演化过程一目了然。本书还特意精选了各个历史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各类楹联实例。本书的第三个特点便是新颖:它选题大胆,富有挑战性,本书引用了许多大家名言,但也不乏作者个人独到的见地,绝无人云亦云之嫌。
总而言之,本书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无论在理论阐述、艺术分析、文献考证、汉英对译等诸方面均有相当的高度、广度和深度,显示出作者非凡的文学、秉赋与修炼。本书不失为对联爱好者、研究者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和参考书。
本书既然是“初探”,就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有待深入探讨。例如,第九章第三节“汉语的对偶、对仗与英语的 Antithesis、Parallelism”的比较探讨略显单薄,第五节关于对联翻译方法的界定、论证和描述可以更深入讨论。然而,白璧微瑕,不应吹毛求疵。如果说,作者的“初探”目的在于“能引起更多更深的研究探讨”,那么,我看这一目的应该达到了。
我深信本书作者孜孜不倦的耕耘,为中华对联的研究与传播,为新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翻译对联就是希望读者(包括英语读者)“知联、好联、乐联”。本书即将付梓,趁作序之便,先“读”为快。
戴伟华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
二00五年元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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