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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闲话对联——作者;飘萍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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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5-15
发表于 2006-1-4 01:2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P><B><FONT color=#ff0033 size=5>联理类:</FONT></B></P>
<P><B><FONT color=#ff0033 size=5>作品来源:</FONT></B><B><FONT color=#ff0000><FONT size=5><FONT color=#ff0033>《联都》</FONT>
<P><B><FONT color=#ff0033 size=4>[原创] 闲话对联——作者;飘萍浪子</FONT></B></P>
<P><FONT color=#ff0033 size=4>二、对联的贴与切</FONT>
    <FONT color=#0000ff>贴,指妥当、合理;切,指确切、紧切。这是对联抛开纯文学性而近于实用性的两个要点。若一副对联做到了工和稳,至少在纯文学方面可以合格了。那么能否算作一副好联呢?还不够,因为对联在纯文学性以外还要具备实用性。
    这里我要把“贴”和“切”换一个位置,因为“贴”是依附于“切”的,若无“切”,则“贴”也无从谈起。
    于诗法论,似乎“切”是不必的。古人诗话中说:“不可过拘于题,不可过离于题”。那么对联为何要“切”呢?这便涉及到了诗与联的创作目的。诗言志,是用来咏怀的。即便古人的题名胜之诗,也是借名胜而咏怀,而不是专为名胜写,而后悬于其上的。有悬于其上者,多是出于后人的敬仰,而非作者本意。换句话说,诗的核心是人,借景抒情。而联的核心是物(或曰客体,因为有赠人挽人之联),将作者的情感融入其中。创作目的的不同必导致创作手法的差异。这里有一个问题,对联能否也像诗一样以人为主呢?如果可以,并且被大多数人认可,从古时一脉相传,那么这不失为对联的一个方向,“切”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实际呢?据我所知,或许寡闻,古人纯咏怀之联似不多。即便格言,更重要的也仍是其实用性。原因大约是诗的得天独厚、难以逾越吧。任何一种文体如果要发展,除了要有独特的形式,还要有独特的内容与作用。诗言志,并且难以逾越,词就只好言情。对联于志于情都挤不进去,就向实用性发展。更类似科学一点地说法,借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许对联之初有言志有言情也有实用的,但是言志言情受到诗词排挤,被自然淘汰,只余实用。虽然无奈,却属进化。另一种说法,对联起源于民俗,而并非“风骚”;对联的初始作者群(尤其是明清以前)是平民,或者余力创作对联之人。这便决定了对联初期,无论是水平和地位上,都无法与诗词抗衡。从作者群的角度,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网上言志言情的对联很多。因为作者群是年轻人,或热血沸腾或柔肠百转,又多是以对联为主要创作文体,再加上网络载体的特殊和流动,于是以诗词之法入联者多,以传统联法入联者反而少。那么这种现象是好是坏,前景如何呢?这要辩证地说,不妨以苏轼为例。苏轼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境界,开豪放词一派,后世争相效仿,这是大功劳,对联也不妨效仿,将这种非传统的对联风格保留并发展。至于前景,时间是一个最好的裁判。但是从另一方面,这种风格也不宜太过看重,以至于盖过甚至完全替代了传统对联风格。正如豪放词并未代替婉约词,千百年来婉约词仍然是词的主流、正格一样,实用性仍然应当是对联的主流。借行公的一个比喻,既然千百年来都是猫抓老鼠,并且抓得很好,强迫狗改行抓鼠,偶尔一两只还可,若大面积的代替猫,只怕是不好的。既然如此,可以看到“切”于对联是处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的。
    为“切”正了名,继续说怎样算切并如何切。最理想的“切”,除紧扣主题外,最好还能做到唯一性,即不能移至他时他人他处。做到这些很困难,这需要对要写的对象(或人或物,或赠或挽)有充分的了解,包括名称、特点、内含、地理位置和历史典故等等资料,再加以选择合组织。不妨对照前人之作,看看流传的是如何做到切的。
    潮州韩文公祠联:
    天意起斯文,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
    人心归正道,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韩愈因为上《论佛骨表》被贬潮州,虽只呆了八个月,但他的文学主张因际遇得到加强,被尊为百世之师。于是这副联不仅仅切住“韩文公祠”,也切住了“潮州”,移至他处不可。
    章士钊赠徐悲鸿联:
    海内共知徐孺子;
    前身应是九方皋。
    此联切人又切事。陈蕃为豫章太守,不接待宾客,只特设一榻接待徐孺子,因此以徐孺子切徐悲鸿姓氏与名气;九方皋善相马,徐悲鸿善画马,故以此切事,又称赞徐悲鸿之慧眼。
    康有为挽谭嗣同联:
    复生不复生矣;
    有为安有为哉!
    “复生”为谭嗣同字,“有为”为康有为字。作者巧妙地嵌入联中,切被挽着的同时也切作者,并且浑然一气,既表达了对被挽着的强烈悼念,并联系当时的社会,有一种无奈和愤怒的情感。
    纪昀贺牛氏新郎婚联:
    绣阁团圞同望月;
    香闺静好对弹琴。
    以“吴牛喘月”和“对牛弹琴”之典切牛姓,并且文辞喜气中透着诙谐,切住了“结婚”这一事件。
    韩江酒楼联:
    韩愈送穷,刘伶醉酒;
    江淹作赋,王粲登楼。
    分嵌韩江酒楼之名,并且四人都是名人,又与酒有关,使得酒楼又多了一份雅气。
    以上为“切”。一副好的对联,在“切”的基础上,还应做到“贴”,即妥当、合理。
    “贴”有多方面的,首先是用词。用流行一点的说法,叫做炼字。古人讲炼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句话其实说得不仅是炼字,包括言、意、景、情、象之间的关系,这里只取炼字之法。比如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直”、“圆”两字用得便贴,并毫无痕迹。《红楼梦》中香菱的一段话便很好地说明了这两字的好处:“我看他《塞上》一首,内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合上书一想,到像是见了这景的”。又如杜甫之“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过”字便是炼得恰好,不刻意,又合情理。据说有人见到这句残缺了“过”字,便想替其续上,于是有用“疾”的,又用“落”的,又用“起”的,有用“下”的,有用“度”的。用这几个字于杜甫的“过”字对比,有的用力过度,斧凿痕迹便重,有的用力又不够,便显得轻浮,还有的不合理,则不能使人产生共鸣。虽然这个故事很可能是讹传,但杜甫炼字之贴是可见的。说到痕迹,我认为是一个阶段。首先要炼出痕迹,即将字下得不同寻常,成为句眼联眼,如点睛之笔,带活全篇。然后是炼回平淡,使痕迹消失,不用力、不刻意。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并非不炼字,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炼字,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当然,无论痕迹与否,合理是首要的。合理有两方面,小的是合乎整体环境,大的是合乎思维惯性。若仅为了视觉冲击而炼字,如煮石撕梦浣尘一类,假使没有特殊用意或特殊背景,只怕不仅是不贴,而且近于哗众取宠了。炼字需要很强的对文字驾驭能力,于初学者而言,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我的经验,重点炼动词形容词,于五言炼第三字、七言炼第四字,长联炼领字和连结的虚字。若这几个字炼出来了,则全联都有精神。
    另外是评价上的“贴”。这一点于挽联和名胜联最需注意。要根据所写的对象,选取适当的评价。若逢人便是“举世无双”、逢景便是“小蓬莱”,不但空洞,而且无聊了。需要掌握一个度,适当的夸张是修辞,是一种文学手法,但若夸张过度,或不恰当的夸张,便可归入不贴的行列了。
    抽象些的说法,“贴”还要符合特定的环境。比如贺联不宜出现悲字,挽联不宜出现喜字(指正常情况,特殊故意反讽现象除外),长辈给晚辈、晚辈给长辈、师徒朋友之间等等,写法都不同,这时“贴”的重要便显现出来:于小,只是不贴;于大,便要引起笑话以至引起纠纷了。再比如名胜联,“贴”体现在要针对景物的特点及内涵选取词语或意象。若是苏州园林,就应是“小桥流水”的闲适和隐逸;若滕王阁或岳阳楼,则应是“地杰人灵”的壮观宏大并渗入些感伤忧乐的气氛。假使两者交换,纵文笔极佳也甚难控制,因为这些名胜都是积累了很多很沉淀的文化内涵的。这并非陈腐、拾人牙慧,并与创新不矛盾。所谓创新,更多是指立意用词上,并一定范围内的。于格调气脉似不宜过分标新,而违反了思维的惯性。
    再进一层,上升到人生的高度,“贴”还表现在一个人的思想上。即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联。可以有艺术的夸张或加工,但应该合乎本心,而不宜于一个人外再幻想出一个人或一种思想。如陶渊明写隐逸、写田园,被后人称颂,因为他的心是属于他的文字的。其它的,如王维于禅之静默幽深,李白于月之高洁飘逸,无不能找出作者的心性,甚至相融为一体。若其他人无此心也如此写,纵笔力到了,于知人论识或言情言志等方面看,只会觉得造作了。
    关于贴和切,以我的理解,就只能写到这里。要补充的一句是,贴和切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并目的,那便是“言之有物”,若无此,则一切皆无了。
<FONT color=#ff0033 size=4>三、对联的新与奇</FONT>
    一种文学体裁要发展,“新”和“奇”是不可少的。新,显而易见。简单地说,每一篇作品都是“新”,它有新的语言和思路。当然,只有这种“新”是不够的,要大范围的,并渗透到各个环节。奇,如果没有的话,就缺乏亮点,中规中矩多了,总是昏昏欲睡的。
    先写创新。实际上,任何时期的任何文学都在谈创新(即便是复古,相对于当时的文风,也是一种创新),而当代的对联又是更该提倡创新的。从时间上看,每个时期的社会、民风、思想都是变化的,以文合时而论,上述的变化引起文学本身的变化是再正常不过。而如今社会的变化,只怕比数千年之中任何一个时期的变化都大得多,因为它正在受到一种新的文明与思想的冲击,并逐渐接受、与之融合。时代变了,文字又怎能不变呢?从文学自身的角度,对联的实用性决定了它应更多地面向客体,而时代,是客体的重要成分,于是对联必须紧切时代,创新的程度与速度也会比其它的文体更大更快。
    那么如何创新?这是一个大问题,并且不好回答。因为创新意味着走前人未走过的路,便难免入了歧途。万劫不复或许夸张,但至少毫无进展甚至倒退是很可能的。所以我只就我的理解和尝试写一些浅薄的东西,很可能是已经走歪了的。
    先从对联创作的本身入手,立意、用词都需要“新”--还只是“新”,而不到创新的地步。
    立意的“新”,指对同一描写的对象(或名胜或行业或人物),一定要有异于(最好是高于)他人的想法或入手点。若只是模仿前人,或与别人大同小异,则无甚趣味了。这个“新”,就是别人没有自己独有的,也是一篇之中的要点和看点所在。比如网络上束之高阁写雪的一联:“始于纷乱;终作清白”,从雪的形象上升到人生高度,不但网上没有,便古人似也不多见(最多是写高洁而已)。如此立意,则不但“新”,而且内涵上也高人一等了。再以诗类比,比如杜牧的咏史之作:“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反常见的历史观点,却入情入理,自然令人耳目一新。这里,“新”之中的“入情入理”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味求新,而造成思想扭曲,则是贻笑大方了。所以说,“新”也要有个度,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底线大约是能够自圆其说,并不太过违反常理吧。
    用词也需要“新”。简单说,就是不抄袭或模仿前人用词,力求写出自己的味道。模仿别人,于初学来说,未尝不是捷径,本无可厚非。但成了习惯,危害却是很大的。其一,别人下字经常有特殊环境,如果这种环境现在不曾有或模仿者未曾体会,用了别人的字未必就有好效果;其二,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字,初用时是好字,一用再用,便成了俗字,继续用,便不堪了。比如“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字,初用时大受赞赏,但几百年的“弄”下来,至少我看,就未必是什么好字了。像在网上,“邀”、“携”、“愁”、“寂寞”等等字眼广为流传,大概是因为这几个字音韵比较开阔,有比较有些文采吧。但我以为,如果不是必须,用得多了的字,还是避一下为好。
    以上是创作手法的“新”,如果进一步,到创新,立意和用词就要上升到思想和意象的“新”了。
    思想的“新”,就是时代性,反映新的生活新的思想。大到申奥成功、神五上天、美伊战争,小到考试毕业、家庭琐碎等等,都可以写。关键是眼界要开阔,从纸堆里走出来。身边的大事小事新闻巷议都可以入联,并非古人不写的我们也不能写。相反,不但能写,而且要写,还要写好。实际上,古人的诗文也是和时代联系紧密的,比如杜甫号称“诗史”,白居易的“诗歌合时而作”,就都是深深钉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的。所谓的“盛唐风骨”,也都是时代的反作用。后人说的复古,是指风气和古力上,而不是抛开时代。明朝的前后七子就因为抛开时代而一味学唐,于是走上了一条很失败的道路。当然,紧切时代并不是歌功颂德,如果满篇的“太平盛事”,便成了假大空的口号了。
    意象上的“新”却是最棘手的,因为我现在还很迷茫怎样创新甚至需不需要。大约是需要的,但是做起来会很难。因为自诗经起,便有“赋”、“比”、“兴”,于是文字的意义便丰富起来,除了本意外,又有了双关意、言外意、象征意、比喻意等等,经过一代代的文化积累和沉淀,使得文字更美、更有内涵了。这是一种传统美、习惯美,用我常说的词,就是“思维的惯性”了。这种美,有时甚至是在有理无理之间的。比如我们说“东篱”很有意境,因为“东篱”这个词已经和陶渊明融为一体并带上了陶的人格。可是单从文字论,西篱、南篱、北篱又差在哪呢?至于“篱”,于今已不可多见(至少是城市),那么是否要换“篱”为“墙”?怕是更加不伦不类吧。再比如“灯花落”为古人常用意象,而如今“灯花”也不常见,是否要换作“等你到全世界都已停电”?这却是新诗的意象了,是完全打破,连古典的韵味也一并没有了。那么该如何创新呢?我的意见不妨慢行。我曾尝试过两种办法,第一种是用旧词汇表现新思想新生活。词是旧的,味道还是古典的,但是意象和思想都是新的。王婆一下的话,我原来写过一个“大学生活”的集子,自我感觉还不算失败。摘其中“上课”一联:“早已神驰物外,论周公于易,聚庄子于蝶,任凭尔口水不绝,问谁理会;忽而铃响耳边,悟明镜非台,喜池鱼非我,刹那间佛光普照,得大解脱”,大约就是这种“旧瓶新酒”的效果了。另一种做法就是完全用新的词语,但是保留旧的体制(比如节奏、韵味),这时候词语内涵上的不足就需要用思想的深度来弥补了。这种做法我虽有过尝试,却不敢王婆,拿启功先生的一首词为例:“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账,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中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龂龂争辩。檐下飞蚊生自灭,不曾知,何故团团转。谁参透,这公案”(《贺新郎·咏史》)。可见,思想的沉淀是可以弥补词语内涵的不足的,新词语的使用,并没有使整体浮华,并且在思想的作用下,依然浑厚。更彻底的做法,是一切都打破,完全用散文、新诗的节奏、意象来写。我也作过尝试,却很失败,甚至被别人认为不是对联了。或许这种办法可行,但我是不敢再试了。至于油条豆腐脑西直门的乱写,那就更什么都不是了。
    上面都是关于“新”的一些看法,如果向旁边走一走,从篇门入,逆向思维,走奇异、奇特的路线,令人拍案叫绝,那就是“奇”了。
    “奇”需要作者的胆量、观察、胸怀,并且有对文字技巧的把握能力。有势之“奇”,运用夸张的手法夺人耳目,如陈宝裕题黄鹤楼联:“一枝笔挺起江汉间,到最上层放开肚皮,直吞将八百里洞庭,九百里云梦;千年事幻在沧桑里,是真才子自有眼界,那管他去早了黄鹤,来迟了青莲”;有意之“奇”,打破常规令人意象不到,如石达开题理发店联:“磨砺以须,问天下头颅几许;及锋而试,看老夫手段如何”;有字之“奇”,利用汉字字型、字音、字意等特点构造对联,如刘师亮的讽刺联:“民国万税;天下太贫”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奇”虽然是由偏入,但需要由正出,是要为内容服务的。如果仅停滞于表面的文字游戏,那么再高明的文字技巧也掩饰不了内容的苍白。这样的对联,就真的只是茶余饭后的“小道”了。
</FO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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