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中国书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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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绪论（作者：不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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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及无与伦比的丰富文字记载都已为世人所认可，在这一博大精深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书画艺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语言再现了这一历时性的嬗变过程。而具有姊妹性质的书画艺术在历史的嬗变中又以其互补性和独立性释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由于书、画创作所采用的工具与材料具有一致性。《历代名画记》中谈论古文字、图画的起源时说：“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书画虽然具有同源的可比性，但以后的发展状况是以互补的独立性发展变化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形成、发展与汉文字的产生与演进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连带关系。那么究竟什么是“书法”呢？我们可以从它的性质、美学特征、源泉、独特的表现手法方面去理解。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四维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它体现了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这个基本规律又反映了人作为主体的精神、气质、学识和修养。 　　中国文字起源甚早，把文字的书写性发展到一种审美阶段——融入了创作者的观念、思维、精神，并能激发审美对象的审美情感(也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的形成)。有记载可考者，当在汉末魏晋之间（大约公元2世纪后半期至4世纪），然而，这并不是忽视、淡化甚至否定先前书法艺术形式存在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中国文字的滥觞、初具艺术性早期作品的产生，无不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就书法看，尽管早期文字——甲骨文，还有象形字，同一字的繁简不同，笔画多少不一的情况。但已具有了对称、均衡的规律，以及用笔（刀）、结字、章法的一些规律性因素。而且，在线条的组织，笔画的起止变化方面已带有墨书的意味、笔致的意义。因此可以说，先前书法艺术的产生、存在，不仅属于书法史的范畴，而且也是后代的艺术形式发展、嬗变中可以借鉴与思考的重要范例。
　　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一个历时性、线性的过程，中国的书法艺术在这样大的时代背景下展示着自身的发展面貌。在书法的萌芽时期（殷商至汉末三国），文字经历由甲骨文、古文（金文）、大篆（籀文）、小篆、隶（八分）、草书、行书、真书等阶段，依次演进。在书法的明朗时期（晋南北朝至隋唐），书法艺术进入了新的境界。由篆隶趋从于简易的草行和真书，它们成为该时期的主流风格。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出现使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的艺术成就传至唐朝倍受推崇。同时，唐代一群书法家蜂拥而起，如：虞世南、欧阳询、楮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大名家。在书法造诣上各有千秋、风格多样。
　　唐代的书法理论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基础上更加精密、完善。如：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仪》及张彦远的《法书要录》都被后人奉为准则，对后世书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五代、宋、辽、金、元的书法是对晋、唐时期书法的追述与继承，这一时期由于战乱和政局不稳，呈现出复杂局面。书法家转向以书法抒发个人的情感意趣的轨道。出现了北宋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等名家。书法理论也获得了发展，出现了如：《墨池篇》、《书史》、《宣和书谱》、《翰墨志》、《广川书跋》、《法书考》、《翰林要决》等理论著作。给当时及后世书法家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参考的文样和理论的指导。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明清的书法作品如同绘画一样传世、遗留的较多。当前见诸于市面上出现的也较多。中国的书法和绘画作品，至迟从魏晋以来，一直被历代宫廷和民间作为艺术品珍藏起来，成为人们的精神食粮，但在流传中竟出现了作品的真赝问题，困惑着收藏家、鉴赏家。而在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赝品的官案。明清时，由于部分沿海城市的工商业先后发展起来，书画的需求便日渐增多，明间制造赝品便应运而声。什么“苏州片”、“河南造”、“湖南造”、“后门造”，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这也是困扰收藏家、鉴赏家难题所在。明清的作品虽然流传很多，但里面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也大有其作。因此，对于当下艺术市场中的收藏家、收藏界来说，购买、收藏这部分作品时应保持谨慎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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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0 11:54:3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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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left>                          甲骨文</P>
<P>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然而，它的发现却是近代史上的事，是在清光绪二十五年（1889）由王懿荣发现的。据统计，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十五万片以上，不重复的字约有四千五百多个，可识的约有一千五百字。这些字用尖利的工具契刻，也有用类似毛笔所写的墨书或朱书文字。笔画瘦硬方直，线条无论粗细都显得遒劲而有立体感，表现出契刻者运刀如笔的娴熟技巧。书法风格也随着时期的不同而迥异，或纤细谨密，或草率粗放。董作宾曾就甲骨文书法的时代特征作了划分：第一期（武丁），雄伟；第二期（祖庚、祖甲），谨饬；第三期（廪辛、康丁），颓靡；第四期（武乙、文丁），劲峭；第五期（帝一、帝辛），严整。以时代来分，大致前期的字大，中期的字小，较质朴，晚期的字带有一些金文的特点，有的字很小，但很严谨。
　　甲骨文绝大多数是刀刻的有的刻好后填朱，也有少数甲骨以朱墨所写而未刻。说明甲骨文一般是直接刻字，也有的是先写后刻。从这里知道甲骨文的线条不仅有刀法而且还包含笔意，对于笔意是不容忽视的。因工具材料的限制，其线条瘦劲犀利，有直线也有曲线；有单刀也有双刀。往往是中间较粗两头尖，而点画起止仍有一些方圆之法；有的直画微带曲意，线条点画显得丰富而有变化。字的结构一般呈扁长方，方圆曲线、直线组合的很有意味。甲骨文均以竖行排列，由上到下，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依次排开。
　　甲骨文已具备“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假借、转注、形声）的汉字构造法则。甲骨文已包含着书法艺术的诸多因素，从其点画、结字、行气、章法来看，浑然一体又富于变化，体现了商代人的艺术技巧和艺术素养。</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0 11:56:05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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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大公鼎、毛公鼎

　　商周属于奴隶社会的青铜时代。青铜器包括多种用途的器物，其中礼器、乐器比重最大，而礼器中的鼎和乐器中的钟具有代表性。金文，就是铸或刻在这些青铜器上的铭文，又称“钟鼎文”、“大篆”、“籀文”。普通的铭文都很简短，但较之诸甲骨文长而完整。平均每器为二十至五十字，也有少于十字或多于二百字者。在甲骨文盛行的商代，青铜器有铭文的大多只二三字，长至十字或数十字的为数不多，书风受甲骨文的影响，从书法的角度看，商代金文近似甲骨文体势，至周的金文无论从文字还是书法，均与甲骨文拉开了距离。尊礼尚施，事鬼神敬而远之。”因此，甲骨文退下了历史的舞台，钟鼎文走上了历史舞台并成为主角。这一时期以《毛公鼎》铭文为代表,笔法精美绝伦，纵向结体，严谨遒劲，行气流贯，十分难得。此外，还有《颂鼎》铭、《虢季子白盘》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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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石鼓文</P><P>石鼓文是唐代在陕西凤翔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为文字是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头上，故称“石鼓文”。内容介绍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今中国考古界一般认为是战国时代秦国的遗物。石鼓文的字体，上乘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从书法上看，石鼓文上乘《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铜器，铭文盖十行，器五行，计121字。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法则，然而更趋于方正丰厚，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古茂雄秀，冠绝古今。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被历代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流传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国藏的《先锋》、《中权》、《后劲》等北宋拓本，现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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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帛书、竹简、木简</P>
<P>在战国时期，有一种用帛作为书写材料的书体——帛书，帛是白色的丝织品，汉代总称丝织品为帛或缯，或合称缯帛，所以帛书也叫缯书。中国目前现存最早的帛画是20世纪30年代在长沙的楚墓中发现的。近些年又出土了大批的竹木简。如1951年湖南长沙五理碑，1954年长沙仰天湖古墓，1954年长沙杨家湾古墓，1957年河南信阳台古墓，1975年湖北云梦睡地秦墓，1980年四川青川郝家坪土墓，发掘了大量的战国时代的竹木简。另外还有1942年长沙楚墓出土帛书（1945年流入美国），又山西侯马盟书等。无论是写在竹木简还是丝织品上的书体，都是战国时代的手迹。这些简与波帛书墨迹，不仅是珍贵的文物，尤其对于研究书法史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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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6-10 12:15:10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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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书法—汉碑风尚及隶书的形成

　　中国秦汉时期，汉字的变迁更为剧烈也最为复杂，大篆经过省改而创造了小篆，李斯所书《泰山》、《琅琊》、《峄山》等石刻，就是小篆的典型。另外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随之大量出现，此一时期的书法成就给后世的书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书法遗存今天的有帛书、简牍书、还有壁画、陶瓶及碑上的刻字。汉代的石碑艺术在这一期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西汉较少而东汉却“碑碣云起”。出现了象《张迁碑》为代表的方劲古朴类；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飘逸劲秀类；还有如《礼器碑》和前、后《史晨碑》的端庄凝练类等著名的碑铭。隶书书体在此时的碑刻艺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石刻外，近年出土的秦汉竹木简、帛书也十分丰富。如《睡虎地秦简》、《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武威汉医简》、《居延汉简》等。篆、隶、章草均有，足与碑刻笔法体势相印证。其中有一些已显露行书、正楷的端倪。由于书法艺术在秦汉时代的昌盛，篆刻在这一时期也十分精美。各种印章出现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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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秦刻石与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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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小篆，当以秦刻石为代表。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言：秦始皇曾经在东巡中立了六块碑刻。今所存者仅《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两种。秦刻石传为李斯所书。
　　《泰山石刻》为前219年时所刻，原石毁于清乾隆五年（1740）今存十字，其书与大篆比较，笔画俭约，结体更为规矩典雅。
　　《峄山刻石》今所传者为宋郑文宝所摹刻，峄山翻刻甚多，而尤以郑氏为最精。以上诸碑是秦篆的典型，其特点是用笔匀净挺瘦，提笔疾过，圆融峻整，其笔法又如玉筋、钗骨，所以秦篆又称“玉筋篆”秦刻比《石鼓文》、《秦公簋》简化，而且结束了六国文字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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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西汉刻石
</P><P>西汉的石刻很少见，据宋尤袤《砚北杂记》说：“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赵明诚《金石录》仅著录《居摄两坟坛》、《五凤刻石》两种。其他西汉石刻是清以后才陆续发现的，所以伪刻较多。近人徐森玉《西汉石刻文字初探》所收集计有十种，有《霍去病墓石刻字》、《莱子侯刻石》等十种。以上石刻仅仅是作为坟坛、宫殿的计时标志，属于“小品”性质。从以上西汉的时刻来看，隶书的波磔还不明显，严格的讲，都非正规的汉隶碑刻，其实，西汉的隶书已经成熟，具有波磔挑笔。可以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简》、《孙膑兵法简》中看到，笔画都带有燕尾波挑。

                             东汉刻石</P><P>
　　东汉“碑碣云起”。刻碑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门生故吏很多，为府主歌功颂德，或封山祭祀之用。自郦道元《水经注》便见诸于著录，有三百多件，碑刻、拓片流传至今者（包括近所发现）的约有二百余种。清代朱彝尊在《跋汉华山碑》中把汉隶分成三种类型风格：方正、流丽、奇古。其实从形制上可以分为碑刻和摩崖两大类。从艺术特点上可以把其分为：典雅、秀逸、拙朴、雄浑、纵肆、平整、古峭、奇谲。它们的代表作品分别为：《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曹全碑》，《张迁碑》，《西狭碑》，《石门颂》，《熹平石经》，《裴岑碑》，《夏承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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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lign=center>汉代书法系统</P>
<P>汉代的书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碑刻文字，一是简牍墨迹，它们都是在纸未发明以前或未大量使用以前的书籍文献。由于材料不同，书写的工具不同、内容不同，形制不同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因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汉简书写的文字内容或是书信记事，或是公文报告，因而不拘形迹，草率急就者居多。汉简受简面狭长、字迹小的限制。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独运，错落有致，随意挥洒。汉简的文字，篆、隶、真、行、草（章草）各体具有。汉简在书写思想上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缚，因此，表现出丰富的创造力，最终成为由篆隶向行揩转化的过渡性书体——汉简。 在《居延汉简》、《武威汉代医简》中有大量的墨迹出现，这可以和敦煌的《敦煌汉纸墨迹》相比较。体势近楷书、行书等各种书体。从竹木简所看到的书法艺术，是研究秦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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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三国两晋南北朝书法 　　</P><P>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发展的时期，这时，隶书已走东汉末年程序化的道路，楷书趋向成熟，草书经章草阶段发展到今草，行书在隶楷递变过程中从产生经过发展到成熟，尽管后来各朝各代的书法家擅长篆、隶、章草，但毕竟是个别的，只是作为书法艺术来欣赏。而真、行、今草，已为上下所接受，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交往，同时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了普遍的风尚，作为雅俗共赏的标准。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著名的书法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光辉时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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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三国刻石</P><P>魏蜀吴三国鼎立，只有四十五年的历史，三国石刻承东汉余绪，然而，立碑之风衰竭。建安十年（205）曹操以当时葬礼过繁，曾下令禁止制造石兽、碑铭，自次以后，碑刻减少，但并不因此而完全绝迹，仍旧有不少重要的碑刻。如魏的《上尊号奏》、《受禅表》、《范式碑》等，吴有《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等，蜀无石刻流传。在这些碑刻中大多数是隶书体，然而与汉碑不同，其实正是行楷书逐渐取代了隶书之际，隶书中楷书笔法成分加强，在这些典章巨制的碑刻中也能够透出消息。自魏至明，再也没有写出汉碑隶书的风韵，然而，三国时的魏隶其飘逸拓展不及汉隶，然茂密浑穆、整严浓丽，却为两晋南北朝隶揩的渊源所在。</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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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木简、写经

　　属于魏晋时代的木简，大多数是从古楼兰遗址，所发掘出来的。在20世纪初，为斯坦因等及我国西北科学家考察团先后在楼兰故址及其周围的地区内发掘出甚多的木简。 　　这时的书迹与前代的简牍书比较，就是带有波折的隶书，几乎完全灭绝，而行揩、行草、草书为多。从其遗迹中可以充分证明现代传世不多的魏晋法帖或墨迹，如钟繇宣示力命、陆机平复，以及王羲之诸帖，都是可以互相印证。魏晋时战乱频繁，人民颠沛流离、灾难深重。于是灵魂不散、因果报应、转世轮回的佛教得以大为流行。开窟造像、镌刻铭记和颂扬佛教的丰碑应时而起，写经祈福的活动盛极一时，这些活动客观上给书法的普及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另外，北魏龙门造像铭的镌刻、规模巨大的泰山《金刚经》等，也都给书法艺术发展史留下珍贵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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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三国两晋时期书法家
　　三国、两晋时期的留存至今天的墨迹大多是写经、简牍和残纸。流传有绪的书法家墨迹，是西晋的书法家陆机写的《平复帖》。《平复帖》的字体属于章草，它和出土的汉晋简牍章草很相似，用笔挺健、朴拙。 魏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有钟繇、韦诞、皇象、卫恒、索靖、陆机等，并他们的作品有的有刻帖流传。　　　　
　　　　　　　　　　　　　　　　　　　　　　　　　　　　　
　◇ 钟 繇（151-230）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曾师曹喜、刘德升、蔡邕，工篆隶、行草，尤以楷书擅名。有《荐李直表》、《贺捷表》、《宣示表》、　《力命表》等。这些作品有的刻成单帖，有的收集在众帖中。
　◇ 韦 诞（179-253），字仲将，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擅长各种书体，尤精题署。《四体书势》谓"魏氏宝器题名，皆诞书"。
　◇ 皇 象（生卒年不详），字休明，三国吴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善篆隶、章草，时有"书圣"之称。传为皇象作品有《急就章》，今有刻本流传，《天发神谶碑》传为其手书。
　◇ 索 靖（244-303），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姊之孙，亦擅章草，传张芝草书而变其形，传世有《出师颂》、《淳化阁帖》刻有《七月》等帖。
　◇ 陆 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擅长章草，有真迹《平复帖》传世，此帖曾在《宣和画谱》中著录，此帖和流行后世的刻帖中的一般章草不同，与王羲之的草书也不同，由此可以窥见西晋草书的真貌。流传至今的东晋墨迹大都是勾摹本和临摹本，其中以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的书迹比较多。王羲之及王氏一门书家，为书法发展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人，官至右军将军，人称"王右　
　　军"，早年学卫夫人，草书学张芝，真书学钟繇，并博采秦篆、汉隶及六朝碑版之长。一变汉魏以来的质朴的书风，创为妍美流便的新体。有"书圣"之称，书法特点是奇而正，雄而逸，健而美，无一偏之弊，其书真迹无存，传世作品散见于宋以来所刻的众帖中，墨迹也多为唐人双钩填之摹本。保存至今的有《姨母》、《寒切》、《二谢》、《丧乱》、《孔侍中》、《初月》、《快雪时晴》、《兰亭序》、《上虞》、《十七帖》、《乐毅论》等。其中《兰亭序》享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盛誉。
　◇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自幼从父学书，精诸体，尤以行、草擅名。与父并称"二王"。他继承并发展了张芝、王羲之的书法衣钵。并一改当时的古拙之风，用笔英俊豪迈，饶有逸气，赢得了"破体"之誉。存世的墨迹有《鸭头
丸帖》；小楷有《洛神赋》刻本，因残存十三行，故也称《十三行》。另有《中秋贴》、《地黄汤帖》、《廿九日帖》等，其中《中秋帖》为《三希堂法帖》之一。与二王同时代的书法家还有卫铄、王珣等人
　◇ 卫铄（272-349），字茂漪，汝阴太守李矩之妻，世称卫夫人。师承钟繇，尤善隶书。因王羲之少时曾从其学书，所以卫夫人书名传之久远。传世楷书八行在《淳化阁帖》，及书论《笔阵图》，大概均为好事者为之。
　◇ 王珣 (350-401)，字元琳，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他和著名书法家王献之乃
族兄弟。珣之书法行书尤佳，传世作品有《伯远帖》。</P><P>                      南北朝时期
　　南北朝时期的书法墨迹主要体现在羊欣、王僧虔等著名书法家及南北朝的写经中 羊欣（370-442），字敬元，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书法亲授于王献之颇具神韵，当时有“买王得羊，不失所望”的谚语。王僧虔（426-485），琅琊（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四世族孙，并深受其影响，最善正行书，丰厚淳朴而有骨力，为时人所推崇，影响至唐宋。传世书迹有《王琰帖》。书品着有《书论》等篇。
　　南北朝时佛、道两教空前发展，它们的思想道义宣传，适合了当时希望过安宁生活的人民大众，特别是给下层的僧道和广大的写经生们造就了书写经卷的机会，致使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南北朝的经卷。此时的写经书体与同期士大夫阶层的书体很不一致。如敦煌出土的《华严经卷》，字体大都是扁方形，竖笔细，横下笔不顿，但收尾重而上挑，有点象隶书。实际上未有中锋和回笔，不讲究间架结构，随意落笔，似不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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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碑刻

　　南朝宋、齐、梁、陈是楷书盛行的时期，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楷书书写的。南朝著名的碑刻有：宋《爨龙颜碑》（此碑与东晋大亨四年，即：405年的《爨宝子碑》并称“二爨”。爨龙颜活了六十三岁称“大爨”，爨宝子活了二十三岁称“小爨”），齐《吴郡造维卫尊佛题记》，梁《瘗鹤铭》、《太祖文皇帝神道阙》等。其中以《爨龙颜碑》、《瘗鹤铭》为最著名。前者是楷书，带有隶意，笔势方折雄劲而又具飞动之势。后者刻在山崖上，随山刻石极为自然，书法潇洒而有法度，字画厚重、笔势飞动，其中间杂行书，笔法方圆并用，严谨有法度。为历代书法家所重视 。另外，还有墓志：《刘怀民墓志》、《刘岱墓志》、《桂阳王妃慕昭墓志》等。这些墓志上的书法都是比较成熟的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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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北朝碑刻</P><P>北朝指当时在中国北方相继建立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王朝政权。由于北朝不禁碑，因此，其碑刻书法比南朝要丰富多彩，北魏初期书法方劲古拙，仍保留着隶书的笔画，《太武帝东巡碑》、《中岳嵩高灵庙碑》等都属于风格雄强一类。439孝文帝迁都洛阳，汉化达到高潮，书风随着起了变化。北魏帝王提倡佛教，开窟造像之风大兴，因此，造像碑也大为兴盛。这些造像、造像碑大多有题记，书法艺术保留至今的也非常丰富，著名的龙门石窟成为北魏书法艺术的宝库。龙门石窟书法以《牛橛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等最著名。后世选择龙门造像题记有：“龙门四品”、“龙门二十品”等名目。
　　在太和以后又出现了象：《张猛龙碑》、《敬使君碑》、《曹恪碑》等著名的碑刻。北朝的碑刻书法艺术以北魏和东魏为最精，风格多样。北魏碑刻书风大体上可分雄强、秀丽两大类。前者以《张猛龙碑》为代表，后者以《敬使君碑》为代表。北朝的摩崖石刻著名的有北魏的《石门铭》、《论经书诗》等，北齐的《泰山金刚经》、《天柱山铭》等，因山凿石，书写常随石势而成，又因石质不同，镌刻也有所不同。
　　北朝墓志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出现了《元简墓志》、《刁遵墓志》、《张黑女墓志》、《刘玉墓志》等各种不同风格的墓志书法艺术。北魏以后的墓志书法渐趋疏宕平整，北魏的茂密浑厚的风格已渐趋消失。</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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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隋唐五代书法</P>
<P>　　隋唐三百余年，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重要时期。我国书法到东汉后期已成为欣赏艺术，此后经过魏晋南北朝书家的创作实践及王羲之父子的遗规，衣钵相传，对我国隋唐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由于有这样的时代背景，到隋及唐初，书法艺术呈现出颠峰状态。下启宋元明清，众多的书家，莫不取法于唐人。而隋代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关键时刻。沙孟海先生说：“隋代只有短三十七年，但这一时代的书法艺术，上承两晋南北朝因革发展的遗风，下开唐代逐步调整趋向规范化的新局。这一过渡时间，是我国中世纪书法史上一个大关键、值得做一番综合性的分析研究。”。唐代书风上乘隋代，将楷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唐朝楷书与南北朝楷书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碑帖中别体较多，唐代楷书除了在文字上规范严谨之外，在书写上严谨端丽，典雅大方，不象南北朝欹斜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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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隋代书法

　　隋代的书法，上乘南北朝，下启唐代，书风巧整兼力，不离规矩，兼有东晋南朝书法的疏放妍妙，北朝书法的方整遒劲。初唐大家的风范规模，在此已经初步形成，二王的书风开始盛行。著名的书法家有丁道护、史陵与智永。法书墨迹则有千字文与写经，《龙藏寺碑》、《启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显示了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
</P><P>智永， 陈、隋间的书法家。晋王羲之的后裔。名法极，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僧，人称“永禅师”继承祖法，书艺精湛。所书《真草千字文》有墨迹本和刻本。
丁道护（生卒年不详），隋文帝（581-604在位）时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宋陈思《书小史》称其“善正书”。《启法寺碑》为其代表作。

　　传世隋代的书法以碑刻为大宗，隋碑刻包括：碑碣、墓志、造像记和刻经。其中以墓志、造像记为多。《寰宇访碑记》所载有百种。沙孟海先生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中，将隋代的书法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P><P>第一，平正和美一路。从二王出来，以智永、丁道护为代表，下开虞世南、殷令名。</P><P>第二，峻严方饬一路。从北碑出来，以《董美人》 、《苏慈》为代表，下开欧阳询父子。 　</P><P>第三，浑厚圆劲一路。从北齐《泰山金刚经》、《文书经碑》、《隽敬碑阴》出来，以《曹植庙碑》、《张仇禹生造像》为代表，下开颜真卿。

第四，秀朗细挺一路。结法也从北齐出来，由于运笔细挺，另成一种境界，以《龙藏寺碑》为代表，下开禇遂良，‘二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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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唐代书法</P><P> 　　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的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
　　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 ，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历代盛称的唐初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这时，行草书尚守晋法，以右军为宗，没有什么新意。这一时期的书法家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与唐太宗。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汾阳）人，官至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是魏征之甥。从魏处获观所藏虞、禇书法，临习精勤，遂以善书名世。其书得于禇者为多。唐人说：“买禇得薛，不失其节”，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其弟薛曜与之同一师承，但更纤细，是徽宗“瘦金体”的前源。其真书的代表作品为《信行禅师碑》，该碑刻于武后时（684-704）。石已久佚。唯清代何绍基藏有宋孤本，现已流入日本。

　　唐代书家林立，众派纷呈，固然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活跃有一定的联系。唐代君主大多数能书，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李世民（597-649），李渊之次子，对文化很重视，对书法大力提倡，如在“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书学右军，而英俊雄迈之气超过右军。他首创以行书入碑，可以称上古今帝王书法之冠。《唐朝叙书录》说：“（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其存世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屏风帖》等。
　　
　　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篆书以李阳冰声名最大，其成就则不如史惟则。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清何绍基的行书，都学过李邕的书法。
　　韩择木（生卒年不详），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为韩愈同姓叔父，官至右散骑常侍、工部尚书。传世碑刻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心经》等。
　　如果说李邕是唐代行书之冠的话，那么，李阳冰就是唐代篆书之冠，后人将李阳冰与李斯并称“二李”。

　　唐代帝王善书者除唐太宗外，还有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他是睿宗第三子，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工书法。唐玄宗工隶书、行书，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唐代的隶书成就远逊于汉隶，工于隶书的除唐太宗、徐浩外，还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隶书四大家。
　　李潮，杜甫的外甥，在唐开元年间以隶书享名。

　　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在草书也形成了鼎盛的局面。书法家有初唐的孙过庭及盛唐的张旭、怀素、贺知章等著名的书家。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杜牧、高闲、裴休等。
　　
　　敬客为高宗时人，河东望族，史迹无考，以《王居士砖塔铭》而称于世。铭是高宗显庆元年，灵芝撰，敬客楷书，明万历年间出土，后石薄而裂为七，藏合阳县官库中。此铭王昶认为是石。当时翻刻很多。翁方纲说：“此刻书法全得禇意，唐揩之最精者。禇书之妙，乃在上通隶古，旁证欧、虞。后有作者，未免失冲和之度。此刻婉润秀整，虽已开后人法门，尚未失河南规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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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辽金元

　　五代和宋代的文人促进了书法的发展。印刷术的发达使书法家从单纯的功能性书写活动中解放出来，书法艺术特性被进一步强调。宋元时代的书法可以说是行草时代。宋代书法家在楷书和狂草方面不及唐代书法家，但在行草书方面却表现出鲜明的文人个性和品质，开一代新风。法帖的普及使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艺术具有绝对的典范意义。但宋代重要书法家不同程度地受到具有变革意义的中晚唐书法的影响，特别是颜真卿的影响。此外，宋人对金石学的重视和研究也使书法和篆刻艺术置于更大的历史尺度之下，汲取了丰富的源泉。

　　 五代书法

　　由于战争连年不断，士大夫皆无暇留心翰墨，因此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朝"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唐昭宗时进士，官秘书郎，后历仕后梁、唐、晋、汉、周五代，官至太子太保，世称"杨少师"。因为对时局的混乱，政治的多变极为苦痛，杨凝式性格狂放不羁，故人称"杨风子"（即杨疯子）。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兴起时常在粉壁上题字，当时洛阳寺观随处可见他的书迹。
　　他的书法初学欧阳询、颜真卿，后又学习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一变唐法，用笔奔放奇逸。无论布白，还是结体，都令人耳目一新。其代表作有《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等。
《韭花帖》是他流传于世的代表作，是用行书书写的信札。内容是叙述午睡醒来，恰逢有人馈赠韭花，非常可口，遂执笔以表示谢意。此帖的字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布白舒朗，清秀洒脱，深得王羲之《兰亭集叙》的笔意。而《卢鸿草堂十志图跋》则深得颜真卿《祭侄稿》的神髓，错落有致，气势开张，一股朴茂雄浑之气扑面而来。狂草《神仙起居法》和《夏热帖》（均藏于故宫博物院）则更加恣肆纵横，变化多端，点画狼藉，线条扭曲不安，一股对时局不平的郁勃之气跃然纸上。《神仙起居法》在草书中，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为"雨夹雪"。
　　杨凝式被视为历来承唐启宋的重要人物。"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深受其影响。
　　◆ 李煜（937—978），即南唐后主，字重光，酷爱书画。他书法传二王执笔法，称为"拔镫法"。擅长行书，喜欢使用那种虬曲而颤动的笔法写字，被称为"金错刀"。作大字不用笔，卷帛而书，被称为"撮襟书"。他的墨迹流传很少，南唐画家赵幹《江行初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的一行标题被认为是他的真迹。他曾出示南唐秘府所藏的书法作品，命徐铉刻成《升元帖》，供人欣赏和临习，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法帖。今已不存。
　　◆ 徐铉（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曾在南唐为官，后入宋。在南唐时即以文翰知名，精于文字学。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他的《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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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宋代书法　　</P><P> 　　北宋统一以后，宋太祖对书法并未给以重视，更没有像唐代那样采取各种措施。因此，一些士大夫也就漠然对待。欧阳修曾这样感慨："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尽管如此 ，宋代书法在延续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是突破唐人重法的束缚，而以自己为主，以意代法。努力追求能表现自我的意志情趣，形成"尚意"书风。苏轼的"我书意造本无法"，黄庭坚的"凡书画当观韵"，强调"韵胜"，皆是此意。其二是有意将书法同其他文学艺术形式结合起来。宋代书法大家同时又是文学家、画家。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不仅认为书画和诗一样，是表现自我的手段，而且强调文学修养对提高书法艺术的作用。</P><P> 　　　宋代法帖  

　　法帖是指汇刻名家书法墨迹在石、木版上并拓印成可供人们学习的墨本。此前，南唐已有《升元帖》、《澄心堂帖》等法帖。宋代最早的法帖是《淳化阁帖》。此后刻帖的风气渐盛，又有了潘师旦摹刻的《绛帖》、希白和尚摹刻的《潭帖》，由蔡京负责摹刻的《大观帖》等。《宝晋斋法帖》等宋代法帖。
　　宋太宗即位后，才开始书画作品的收藏，购置古先帝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整理编刻了一部法帖，赐给大臣。这部法帖，因为是在淳化年间所刻，所以称为《淳化阁帖》。《淳化阁帖》十卷，第一卷为历代帝王法帖，第二、三、四卷为五代名臣法帖，第五卷为古代各家的法帖，第六、七、八、九十卷为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作品。 "二王"（ 王羲之、王献之）的作品占了一半，所以宋初的书法风格受到"二王"的影响。但是，作为临摹而刻制的法帖，毕竟不能与名家书法作品原作相比；而且，王著编刻《淳化阁帖》时，所依据的书法作品也有一些并非原作，而是赝品。
　　直到宋四家时（仁宗庆历到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他们力主由唐溯晋，屏除帖学，宋代书法才为之一振。
　　米芾在《书史》中分析说："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多了。所有这些，都限制和影响了宋代书法的发展。
　　宋代的金石学 宋代金石学已经相当兴盛，，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陈思的《宝刻丛录》、洪适的《隶释》、《隶续》 都是宋代有代表性的金石著作。金石学的兴盛反映了宋人对古代铭刻的兴趣，这对书法和篆刻艺术有一定的影响。

■ 米芾 在书法方面，他在宋四家中虽同为"尚意"，但更多的属于传统"尚法"派，恪守晋法，自题斋号为"宝晋斋"。崇尚"二王"，深得二王父子笔意，尤其擅长临摹，人称其字为"集古字"。同时他提倡在二王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平淡天真"的意趣。 　　宋四家中以米芾行书成就为最高。他的行书以"二王"为根基，尤得力王献之，又参以唐代颜真卿、李邕、徐浩及初唐欧、褚笔意。米芾在广临前人的基础上，善于化古为新，集众家之长，成自家面目。其特点是运笔迅疾，如"风樯阵马，沉着痛快"。用笔中侧锋相互配合，有"八面出锋"之誉，自称"刷字"。字的结体错落有致，章法疏密相间。传世书迹很多，行书以《蜀素帖》、《苕溪诗卷》流传最广，还有《珊瑚帖》、《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等。草书有《论书帖》、《元日帖》等。
　　米芾的书法受到同时代人及后代人的极高评价。苏轼说它"超逸入神"，"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黄庭坚也说："文章书如快剑斫阵，强驽射千里"。宋孙觌说："南宫……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之奇迹也"。
米芾之子米友仁，人称"小米"，与父亲一样精于书画，精于鉴赏，其书承继父风，逼似而稍温雅。代表作有《吴郡重修大成殿记》及《北门帖》、《文字帖》等。
　　■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官至端明殿学士，世称"蔡端明"。蔡襄楷、行、草书皆能。"宋四家"中，他年最长而居末，因此有人认为"苏黄米蔡"之"蔡"，原指的是奸臣蔡京，因蔡京祸国殃民，而以蔡襄代之。但蔡襄书法宋人皆奉为第一，尤为欧阳修、苏东坡所推崇，苏东坡认为他"本朝第一"。他的书法由唐溯晋，楷书得力于颜真卿，行书得力于虞世南，又兼有欧阳询、褚遂良、徐浩等人之长，形成和平蕴藉、端庄婉丽的风格。讲究结构，运笔严谨，很少放纵之笔。传世书迹很多，楷书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等，行书有《澄心堂帖》、《自书诗卷》等。</P><P>   　■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他政治上昏庸，艺术上却颇有才能。精通音律，擅长书画鉴赏，他建立了翰林书画院；命工匠摹刻《大观太清楼帖》，精妙在《淳化阁帖》之上；他命书画院的书画博士将历代著名的书画家资料和古代钟鼎彝器，整理成三本书，即《宣和博古图》、《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
　　他在书法上最大的贡献，是创立"瘦金书"，又称"瘦金体"。这种书法是由薛稷、薛曜兄弟而上溯褚遂良发展而来，其特点是：笔画瘦直挺拔，结体内紧外展，顿挫分明，收放有致。这种书体介于行、楷之间，代表作为《楷书千字文》。同时他也擅长行草，有《草书千字文》、行书《蔡行敕》流传至今。赵佶第九子宋高宗赵构也善书。擅长草书，风格圆转飞动，代表作有《草书千字文》等。
　　■ 张即之（1186-1263）字温夫，号樗寮，南宋历阳（今安徽和县）人，进士。书法深受唐人影响，出自颜真卿门户，擅长楷书和榜书。
　　张即之的楷书结构严谨、端庄。行书则用笔枯硬，近于刻露，毫无温润典雅之感。有人称之为"宋书殿军"，也有人说他的书法说明了宋朝书法的穷途末路。传世作品有楷书《汪氏保本庵记》、《大字杜甫诗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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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元代书法

　　自从成吉思汗统一了各蒙古部落以来，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横扫亚欧大陆，先后灭西夏、金，和南宋，最后统一了整个中国。统一之后，元朝的统治深知：在马上得天下，未必能在马上治天下，所以十分注意文艺教化。重开科举制度，广泛选拔人才；复兴儒学；同时也大兴宗教，各种宗教信仰在这个时代同时并存。这些， 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下太平了，蒙古族的统治者也开始热爱舞文弄墨。元仁宗图帖睦尔建立了奎章阁－－专门的书画鉴藏机构，请侍臣为他鉴定书画，象我们后面所要提到的书画家，如柯九思、虞集等人就曾任奎章阁学士；另一方面，汉族知识分子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多少感到压抑不适，更加倾心民族文化。这样，书法艺术非但没有凋落，而是继续滚滚向前发展。 　　一． 温雅平正、复古求新的元初书法
　　书法发展到南宋，因为延续北宋以来“尚意”书风的余响——热衷于表现书法家自己的胸中意气而忽视技法——而南宋书法家一方面没有北宋书法家那样的才情，又没有深厚的技法功底，因此南宋书法渐渐地走上末路 。这时候，元代书坛巨匠赵孟頫高举起“复古”的旗帜，主张学书法应该避开唐宋，要向更远的晋朝书法大师学习，并身体力行地施行。最终，赵孟頫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P><P> 　　◆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太祖十世孙。这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是宋朝皇室的后代，却做着异族朝廷的官，虽然地位很高，实际并不受重视，心里很苦闷，只是一味地吟诗作画。他是中国文艺史上少有的全才，大概只有宋朝的苏东坡、清朝的董其昌可以和他相提并论。除书法外，他还擅长绘画，精通文学，通晓音律，熟谙道释。是他，最先将“诗、书、画”三绝合为一体。不仅如此，他的家族中也出了不少艺术名人：他的妻子管道升、他的儿子赵雍都精通书画，他的外甥王蒙是著名的“元四家”之一。
　　赵孟頫的书法，成就最高的是楷书和行书。传世的楷书名作有《胆巴碑》、《湖州妙严寺记》、《仇锷碑》等；小楷有《汲黯传》等；行书作品不少，如《洛神赋卷》、《赤壁二赋帖》、《定武兰亭十三跋》等。他作品最主要的特点，无论楷书还是行书，都很工整，四平八稳。温和、典雅是他书法的主要特色。虽然他对晋人书法下过很深的工夫，但晋人书法中精妙的用笔，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体现；或者说，他将晋人笔法的精微之处大大加以简化了。尽管如此，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一种高贵、典雅的气息。这完全是他深厚的学问、修养所致。
　　他的书法成就和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不仅同时代的一些名家如邓文原、鲜于枢纷纷以他为榜样，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清代的刘墉、乾隆帝也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整个元朝书法，几乎都笼罩在赵孟頫的庇荫之中。可以说，他是个上承晋唐，下启明清的一个重要的桥梁式人物。他是继王羲之、颜真卿之后再中国书法史上第三个影响深远的大师。 　　◆ 元初另一位书法名家是鲜于枢（1257——1302），一种说法是（1256——1301）。字伯机，号困学民、直案老人、直奇老人、虎林隐吏等。河北渔阳人（今天津蓟县），居住在杭州。与赵孟頫有“南赵北鲜“之称。他的书法成就，主要在于行草。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他的执笔方法很有特点，使用独特的回腕法；喜欢用狼毫，写字强调骨力。的确，他的行草书骨力劲健，真力饱满。行笔潇洒自然。赵孟頫对他很推崇，说：“我当年同伯机兄一块学草书，伯机超过我太多了，极力追赶也赶不上。现在伯机死了，大家都说我书法写的好，不过是在没有佛的地方称尊罢了。”如果说赵孟頫的字骨少肉多的话，那麽，他的字骨多肉少。虽然他学的是唐朝人怀素，但他的字里，更多的是元朝人的东西：无论是笔法的丰富性，还是节奏的复杂性，都比怀素有所简化。这一点大概是元朝书法共有的特征吧。
　　他的代表作，有《王安石杂诗卷》、《进学解卷》、《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卷》、《苏轼海棠诗卷》等。与赵孟頫、鲜于枢并称为“元初三大家”的是邓文原
　　邓文原（1258——1328），字善之、匪石，绵州（今四川绵阳）人。《元史》上说他是一个廉洁的官吏。书法风格，尤其是行书，很象赵孟頫。章草很有个人特色，与古人皇象、索靖的质朴相比，他更流利矫健。代表作有《临急就章卷》等。
　　柯九思、虞集、揭傒斯都曾在奎章阁任职，从事鉴定书画的工作，不仅对书画有极高的鉴赏力，书法也都称雄一时。柯九思书法学欧阳询，结构紧密、姿态峭拔，有时还有写经体、汉简体的笔触，显得很有古意。代表作有《独孤僧本兰亭帖跋》等。

二． 元中后期书法的变奏

　　 元代中期以后，江南爆发了农民军起义，还有关于帝位的宫廷斗争，社会开始不太平了。这些，对艺术家的创作心态、书法面目都有极大的影响。象杨维桢的粗头乱服，倪瓒的尖峭冷逸，都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时局的曲折反映。</P><P> 　　◆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铁笛道人。会稽人（今浙江绍兴）。他生活在元末大乱之际，浪迹在山水之间，行为放荡，与陆居仁、钱惟善被称为“元末三高士”。他的书法取法很高，来源于汉晋，对索靖的章草很有领悟，而且能将章草、隶书、行书的笔意熔于一炉，并加以发挥。他的字，粗看东倒西歪、杂乱无章，实际骨力雄健、汪洋恣肆。如果说把赵孟頫比作优美的代表，那他则是壮美的典范。书法的抒情性在他这里得到充分的张扬。这从他的作品《游仙唱和诗册》，《真镜庵募缘疏卷》可以看出。
　　大画家吴镇、倪瓒也可以说是这个系统的代表。</P><P> 　　◆ 吴镇（1280——1354），字仲奎，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他的草书很有成就，用墨湿润秀逸，笔调轻盈潇洒，独树一帜。
　　倪瓒的楷书下笔尖峭，速度悠缓，有一种漫不经心的闲散情调，冷冷的、幽幽的，好象不食人间烟火——典型的隐士形象。他们的作品大多题在画上，更是相得益彰。元亡后入明朝做官的危素书法也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少数民族书法家，如元初的耶律楚材，中后期的康里巎两人。

　　◆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是辽代的宗室，是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也是元初推行汉文化的中坚人物。如果说赵孟頫等人是受晋唐书法影响，那麽，他的字主要受惠于离他不远的宋人：点画比较粗率、缺少文人气，倒也表现了蒙古人纵横草原的豪情。
　　◆ 康里巎（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色目康里部人，幼年时在皇家图书馆受过充分的汉文化教育，后来做过文宗和顺帝的老师。他是个廉洁、正直的大臣，字也写得爽利干脆，用笔速度较快，往往在最后一笔用力一挑、或一顿，这样难免显得有些刻露——他的成就主要在行草，代表作有《谪龙说卷》、《李白试卷》、《述笔法卷》等。 　　纵观元代的书法，大致有如下特点：
　　主张复古。以赵孟頫为首的书法家，认为书法应该学宋以前的东西，宋代书法已经走上了穷途末路，不值得效法。因此，元代书法一直笼罩在晋唐古法之下，没有重大进展。倒是元末的书法家能够放开胸襟，写自己之想写，发自己之想发，为明代草书大家的出现开辟了新声。
　　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也是此时书法的特征之一。 元朝统治者以武力征服了汉人，而在文化上被同化、被反征服，之后相互交融。少数民族书法家有辽代的耶律楚材，蒙古的文宗、顺帝，还有色目人康里巎。元朝政府还设置了奎章阁等文化机构，这些，对书法的发展无一有着很大的作用。
　　书体的全面复兴与“诗、书、画”的结合。元代书法家在重视复古的同时，还重视各种书体的修养。赵孟頫就是个典型代表——只要看看他的《六体千字文》就知道了。象章草，自从魏晋以后就很少人写了，而元代却出了一大批章草高手。至于篆书和隶书，水平倒不是很高——即使是赵孟頫。但他们毕竟做出了努力，意义也正在于此。
　　诗、书、画的结合也是由赵孟頫开始的。这在艺术品的形制上是个突破。表现力更加丰富，更具有观赏性。不仅如此，元代一些书法家还热衷于篆刻，文人自己动手刻印，既篆且刻，也是从这个时代的王冕开始的———这翻开了篆刻史新的一页。此后，印章成了中国书画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诗、书、画、印成了后代书画艺术家必备的修养。
　　元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继承上，它避开了宋朝的流弊，远接晋唐 ，取法很高，对古典传统做了深入的学习，并创造出鲜明的时代风格。对后来的明清 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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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明书法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统一的明王朝，中国书法也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宋元以来的书法，基本上以是帖学为主，明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明朝历代帝王，大都热爱书法，因此，刻帖的风气，大大超过以往。刻帖———过去没有象现在这样的照相制版印刷，为了让字帖广为流传，只能依样刻在木版上进行印刷。这时候大型系列刻帖，有《东书堂帖》、《宝贤堂集古法帖》等，这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明代前期书法 </P><P>　　明初的书法，要数“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名声最著。“三宋”是明初洪武年间的书法名家，其中以宋克最为有名。

　　宋克（1327——1387），字仲温，号南宫生，吴（今苏州）人。擅长楷书、草书，以钟繇为师。最拿手的是章草，他的章草，延续赵孟頫、邓文原的风格又有所发展，融入了今草和行书的写法，更加流利、矫健。代表作有《章草急就章卷》。

　　沈度（1357——1434），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在永乐年间当过翰林学士，算是义勇文人。善写各体，尤其山长楷书，学智勇、虞世南，风格端正、秀气、圆,润，深受明成祖的喜爱，当时朝廷很多金版玉册、重要制诰都出自他的手笔，又因为当时八股科举，读书人纷纷效仿，成为流行一时的“台阁体”。《敬斋箴》是他的代表作。

　　姜立纲是继沈度之后著名的台阁体书法家之一。</P><P>
　　这时期不受台阁体的影响，又能自出新意的书法家有解缙、陈献章等人。

　　解缙（1369——1415），字大绅，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主持编修《永乐大典》。诗文都不错，草书学怀素、张旭，尤其喜欢写狂草，笔势飞动，婉转流畅。但比起怀素、张旭来，笔法上要单调些，节奏感也欠丰富。这也许是时代的原因吧 。

　　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人。居住在白沙村，人称白沙先生。喜欢用茅草做笔写字，点画粗率，不计工拙，倒也别具一格。他们两人，可算是当时 台阁体笼罩下的书坛的一个变数，是后期草书大量出现的先声。

　　台阁体书法，对于有才华的书法家来说，是一种无形的束缚，是对书法抒发情性本质的悖反。明初书法的繁荣，以及台阁体的风行，是由于统治者大力干预的结果。当这种干预日渐削弱时，书法的发展局势便发生了变化——进入了明代中期的阶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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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明代中期书法 </P><P>　　明代中期，经济繁荣昌盛起来，手工业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繁荣都市不断出现，新兴的市民阶层对传统文化推波助澜，特别是文人集中的地区，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书法家。当时有“天下书法归吾吴”（明·王世贞）一说。
　　到了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书法已渐渐走向穷途末路，变得僵硬刻板，毫无生命力；书法家们也认识到台阁体的危害，转而师法晋唐，以畅情适意、抒发个人情感为目的的书风重又开始抬头，并逐渐成为明中后期的主流。这一时期的书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成化、弘治时期台阁体渐次消弭、过渡、转变的阶段，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P><P> 　　□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湖南茶陵人，为官清廉刚直。他在篆书、楷书、隶书、行草书上都下过很深的功夫，对自己的篆书很自负，说：“李斯、李阳冰之后，就算小生我了。”然而他成就最高的应该算草书：笔法圆转瘦硬、骨力雄健、气度高旷。用笔方式与明代其他草书家不同。作品有《自书诗卷》等。

　　□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人称“祝枝山”，因为右手生有六个手指，所以又号枝指生。长洲（今苏州）人，任过南京应天府通判，所以又有“祝京兆”之称。他的诗文书法，才气横溢，与唐寅、文徵明、徐祯卿号称“吴中四才子”。书法造诣很深，各体兼能，蜚声艺坛，与文徵明、王宠并称“三大家”。陈道复为后起之秀，又称为“吴中四家”。他的书法博采晋唐各家的长处，并有自家面貌。主要成就在于狂草和楷书。狂草来自怀素、张旭，更多的是接近黄山谷，提按和使转的笔法交互使用，行与行之间的距离很紧，形成一种汪洋恣肆的视觉效果。更难得的是楷书又写得相当严谨，有晋唐人的古雅气息。这种反差很大的综合素养与唐代的张旭十分相似。作品有楷书《出师表》、草书《自书诗卷》、《和陶渊明饮酒二十首》、《赤壁赋》、《杜甫诗轴》等。

　　□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也作璧），徵明是他的字，后来又改字徵仲，别号衡山，自称衡山居士。长洲（今苏州）人，五十四岁时才做了个翰林院待诏的小官，早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不许参加乡试，因而发愤图强，终于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全才。绘画方面，与弟子成为“吴门派”；又和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书法各体无一不精，尤其以行书、楷书为人所称道，在当时名重海内外，并且因为他享年高寿（将近九十）、年高望重，门生有多，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儿子文彭、文嘉在书法上也很有成就，其中文彭还是明清篆刻的一代宗师。
　　文徵明的小楷特别精细工整，主要来源于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和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法度谨严、笔锋劲秀、体态端庄，风格清秀俊雅，晚年八十岁以后的小楷，尤其见功夫。行书主要学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智永，运笔遒劲流畅，晚年大字学黄庭坚，风格变得苍劲秀逸。他的传世墨迹很多，有小楷《前后赤壁赋》、《顾春潜图轴》、《离骚经九歌册》；行书有早期的《南窗记》，中期的《诗稿五种》，晚期的《西苑诗》。他的所有的作品，都笔笔工整，即使是快到九十岁时，也是如此，这在我国书法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 唐寅（1470——1523），字伯虎，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苏州人。生性放荡不羁，自己刻有一章“江南第一风流才子”。书画都不错，但在他的字中又看不出一丝狂态，字主要学赵孟副，另外加些李北海的笔意，笔画婉转流畅，风格俊秀潇洒；没有丈夫气，倒有女儿态——他的内心应该是温柔的。代表作有《落花诗卷》，及一些题在画上的诗文。

　　□ 王宠（1494——1533），字履吉，号雅宜山人，江苏吴县人。擅长行、楷书，楷书来源于智永、虞世南，拙中带巧，以拙取胜，既秀媚、又潇洒。作品有楷书《辛巳书事诗册》，行书《李白古风诗卷》、《石湖八绝句卷》等。

　　□ 陈淳（1483——1544，另一种说法是1482——1539），初名淳，字道复，后来以字行，自号白杨山人。长洲（今苏州）人。书画学于文徵明，擅长写意花卉，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书法以行草书成就最高，早期小字行草风格接近于文徵明，用笔精细；后期一变为率意纵横，草书的抒情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他是明朝书法由中期想后期转变的一个过渡性的关键人物。</P><P>                     明代后期书法

　　明后期，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的市民阶层逐渐扩大。长久以来的封建正统意识、价值观念——从孔孟之道到朱程理学都受到猛烈冲击，新的美学观、价值观正在兴起。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如李贽、袁宏道等，他们认为艺术在于抒发个人情性 、独抒性灵。这种求异的美学思潮与仍在继续发展的封建正统美学一起，相互斗争、相互影响，促使思想界，艺术界呈现丰富多彩的格局。也正是在这种时局下继续向前发展的。这时涌现了一批大师，如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 </P><P>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或作天池山人，晚号青藤居士，或署名水田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天才超逸而又愤世嫉俗。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并且懂兵法 。自称“我的书法第一，诗第二，文章第三，画第四”。这样一个天才一生却极不得志，晚年更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境地。他的草书，纯粹是个人内心情感的宣泄：点画狼籍，不计工拙，象突然而至的大风雪，象烟云缭绕的远山。他用的笔法并不复杂，但整体气势汉人，所有的才情、悲愤、苦闷都郁结在扭来扭曲的笔画中了。代表作有《青天歌卷》、《咏墨磁轴》、《题画诗》等。 　
　　</P><P>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这也是个全才式的人物，诗文书画都很精通，绘画方面倡导“南北宗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谈论不休的话题：他的书法广泛学习古人，开始学唐人，后来觉得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改学钟繇、王羲之，最后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种风格：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比较松弛，墨色也很清淡，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布局很疏朗很匀称。整体上有种飘飘欲仙的味道。追求‘士气“和“文人气”。如果说明末其他大师在于注重表现个人情感的话，那麽，他是力追古法。他很自负，看不起前辈文徵明、祝允明等人，把自己同赵孟頫相比，说自己平时写字随便，如果认真书写，赵孟頫的字也应该输他一筹；又说，赵孟頫的字因为写得熟练而显得俗气，他的字因为有点“生”而有秀态。的确，在境界上，他的境界更高远。
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早期小楷《月赋》，晚期的《三世诰命》；行书有《李白月下独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等。 　　与董其昌审美趋向大致接近的还有邢侗、米万钟等。
    </P><P> 张瑞图（1570——1644），字长公，号二水、又号白毫庵主。福建晋江人，他比徐渭的仕途要顺利的多，年纪轻轻就升到学界最高层，但最后却因为牵扯进魏忠贤集团而退出政坛，留下千古遗憾，晚年遁入空门，以诗文自娱，为后世留下不少书法珍品。他的书法，以露锋起笔，转折尖锐，结构上下左右错动，有跳荡之势，形成一种新奇的节奏感，似乎暗示了当时社会局势的不安定和他心中纠结不安的心境。代表作有《杜甫球兴八首试卷》、《醉翁亭记》等。</P><P>明末最后两位齐名的书法名家是黄道周与倪元璐。
  </P><P>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福建漳州人，南明弘光帝时任礼部尚书。后来被清俘虏杀害。擅长书画，是晚明的草书大家。他的草书，行笔转折刚劲有力，结构纵横奇肆；楷书主要学习钟繇，比起钟繇的古拙厚重来，显得更清健逸秀。隶书也不俗。代表作有楷书《张溥墓志铭》、草书《洗心诗轴》等。

倪元璐（1593——1643）字玉汝，号鸿宝，浙江上虞人，曾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李自成进京后，他自缢而死。是个忠臣。行草书很有自家面目：线条刚劲秀逸，结构挺拔，气魄宏大。传世作品有《行草七绝诗轴》、《舞鹤赋卷》等。

　　综观明代书法，在承接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此时期书法家们大都取法高远，以晋唐以前为学习对象，并有新的个人面目，到明末更是到了个性化的高峰。为清代书法纷繁复杂的局面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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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清代书法
</P><P>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
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清代早期书法　

　　自明末以来，董其昌的书法被认为是二王嫡派，多受推崇。董其昌古淡萧散的书风固然在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是你学来我学去，日子久了，董书被演绎得精巧妩媚、局狭寒俭，令人生厌。即在明末，一些有识见的书家如黄道周、倪元路便想跳出藩篱，不只走二王、董其昌的老路子。
　　到了清初，康熙帝也崇尚董其昌，董书的身价一下子又高了许多，学董之风依然盛行。著名的书家有查士标（1615——1698）、姜宸英（1628——1699）等。而明王朝的遗民，却不随从学董的风尚。他们在继承明季书风的基础上，拓展了学习二王书法的路径，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今仍倍受推崇。著名者推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P><P> 王  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嵩渔等，河南孟津人。曾经官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笔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象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章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

　　傅山与八大山人则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与抗争意识的遗民，傅山是绝不食清禄的，八大山人更是与新王朝格格不入。

傅  山（1606——1684），原名鼎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一说太原）人。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

八大山人（朱耷 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南昌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昌，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精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郁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针对当时又甜又熟的书风，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美学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以力矫时弊。他振聋发聩的呐喊刺激了陈袭日久的书法审美定势，为后来碑学的发展提供了观念上的极其有力的支持。

　　整个来看，清初的书法是明季的延续，承接了晋唐以来一千多年的帖学传统，故可称帖学期。
　　此期亦有书名者还有郑簠（1622——1693）、宋曹（十七世纪）、王澍（1668——1743）、沈荃（1624——1684）、汪士鋐（1658——1723）、等。其中郑簠的隶书很有特色，横画的波挑很显眼，秀丽多姿。宋曹的草书在当时很有名，但用笔，结构，和章法都趋于简单。

清代中期书法

　　康熙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帝推举赵孟頫，本来是件好事。可是作为二王一路最重要继承者的赵、董，在二位皇帝低水平的诠释下，渐渐走向平庸和刻板。而这种诠释又成为馆阁体的主要依托。
　　所谓“馆阁体”，是指端正匀整的小楷，应用于科举时的考卷上。清初情况还好，中期以后过分严格，各人写来，千篇一律。标举“乌光方”三字诀。虽然历代都有官方倡导的官样书体，唐时多类颜真卿体，宋时多类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体，明时大多接近沈度的书体，但是都没有达到象清代的馆阁体这样严格刻板的程度。
　　面对一味崇尚赵董的狭隘趣味和馆阁体的板刻僵化，当时在朝和在野的书家都进行了反拨。在朝书家以刘墉、翁方纲为代表，他们科举出身，受过馆阁体的“洗礼”，因此可称是从馆阁体内部杀将出来的。他们倡导对唐法的回归，反对光洁、方整的馆阁流弊。在野书家以扬州八怪中的郑燮、金农为代表，他们从汉代碑刻隶书中吸取营养，力图摆脱时风。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他的书法以行书著称，用笔浓厚，而内含骨力。人称“浓墨宰相”。－－－作品：《临米芾诗帖》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乾隆25年（1760年）探花，他的行书得力于董其昌、米芾，运笔柔润，意蕴婉美，喜用淡墨，人称“淡墨探花”。他们两人与翁方纲（1733——1818）、梁同书（1723——1815）并称为“清四家”。此时的帖学名家还有永瑆（1752——1823）、铁保（1752——1824）、钱灃（1740——1795）等。－－－作品：《待月之作》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 郑夑（1693——1766）、李鱓（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郑夑的书法揉多种书体于一炉，看似歪七扭八，毫无章法，但却有奇肆之气。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官方倡导馆阁体的根源，在于帝王欲以其一人之力，“纳天下之书于一格”（启功语）。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治统治的需要。

　　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江山稳固，一方面笼络汉族官僚地主，网罗汉族宿儒学士，一方面加强思想文化控制，大兴“文字狱”。面对残酷的现实，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有志之士兴起考据之风，欲借研究经史唤起复兴民族之势。可是到了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愈发严酷，文人动辄遭杀身之祸，而汉人的民族意识也日益淡薄，于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人为代表，考据之风逐渐走向纯学术研究，大批学者明哲保身，专志考古，借出土金石考证经书、修正史籍。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咏史》）。
　　　出土的金石（包括商周时代的甲骨文、金文、汉晋南北朝碑刻和各时代的墨书竹木简等）一方面成为考证的工具，一方面又成为学书的范本。这是碑学兴起的物质条件。这时候，邓石如首先开始了碑学实践。但邓作而不述，真正为碑学兴起提供了有力理论根据的是阮元、包世臣等。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将古代书法体系分为王羲之的帖学系统和北碑的碑刻系统，并主张学碑。由于阮元在当时学术界地位很高，所以他的理论影响极大，而对于当时厌倦帖学却苦于挣脱不开的清代书家来说，更是“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此后又有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鼓吹扬碑抑帖，于是碑学兴起。此期著名书家首数邓石如、伊秉绶。
</P><P>邓石如（1743——1805）被推为“国朝第一书家”，艺术风格影响深远。其篆书以李斯、李阳冰为基，参法隶意，是千百年来篆书的极大发展。　　－－－－作品：《语摘》、《唐诗》

伊秉绶（1754——1815）集隶书之大成，所作强化了纯粹的空间美感，削弱了用笔的节奏表现，书风古穆浑厚。

　清代晚期书法

　　扬碑抑帖之说经阮元、包世臣发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后，于是碑学始成巨流。到咸丰、同治年间，“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千百年来，晋唐书风对书坛的禁锢被打破了，篆书、隶书、北碑重新获得了生长的动力。书家辈出，异彩纷呈，清代因此成为书史上又一个辉煌的时代。</P><P>其中有一已面目者，约有以下数家：

何绍基 （1799——1873） 阮元门生。书从颜真卿出，生动圆熟。继邓石如后，极力推崇碑学。主张“书家须自立门户”。执笔用回腕法。这种执笔法远离正常生理习惯，故每次写字须“通身力到”，每次写完“汗湿襦衣”。别有趣味。 作品：《论书语》</P><P>
吴熙载 1799——1870） 师从邓石如的学生包世臣（1775——1855）。篆隶书俱学邓石如，能融会贯通。篆书流美婉转，婀娜多姿。有“吴带当风”之誉。 《五言诗》</P><P> 杨沂孙 1812——1881） 以篆书闻名，他的篆书，据说是将笔毫烧掉一些，以期写出粗细匀等的线条，但显得平板少趣味。自以为可与邓石如相颉颃。 《七言联》 </P><P>张裕钊 （1823——1894） 书法在唐法基础上参以北碑体势，以清峭刚健胜，然失于生硬刻意。 《七言诗》 </P><P>赵之谦 （1829——1884） 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八言联》、《节录史游急就篇》。</P><P> 杨守敬 （1839——1915） 曾因公驻留日本四年，将中国书坛尚碑的风气传到日本，给日本幕府末期颓靡的书坛造成了极大的冲击波。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六言诗》 </P><P>吴昌硕 （1844——1927） 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五言联》 </P><P>沈曾植 （1850——1922） 著名学者，书法大家。成就与吴昌硕相伯仲。融汇碑帖之学，博取厚积，开拓了行草书的发展道路，丰富了碑学的表现力，代表着碑学的发展高度。 《七律》 </P><P>康有为  （1858——1927） 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著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五言联》 　 </P><P>此外，翁同龢（1830——1904）、吴大澂（1835——1902）等亦有书名。 </P><P>（注：书法家内容主要分别为：姓名、简介、主要代表作品）</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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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近现代书法

　　1911年到1949年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接着是军阀割据、北伐、抗日、以及国共两党之间最终爆发的大规模的政治、军事及文化冲突。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建国初的挺进期和“十年文革”之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是一段极其动荡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在这样如火如荼的年代里，不仅产生了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时期书法，最显著的特色是：书法不再象前朝一样，仅仅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的专利，而是进一步“泛化”，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政治界、军事界都有不少书法好手。这时期书法活动也十分活跃，书法教育也由过去师徒相授式渐渐向社会化教育转变。特别是建国以后，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迎来了她的又一个春天。
　　具体说来，这时期书法，上承清末，在康有为“北碑南帖”的“抑帖扬碑”理论的牵引下，碑派书法继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没能产生重要的“碑派书法”大师。而帖学一路，却大有起色，沈尹默、白蕉成为一时翘楚。但仅用“碑、帖”两派，远不足以涵盖此期书法的面貌，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而新中国的书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开创了“百花齐放”的崭新局面。
下面拟从四个方面具体论述。

较纯粹的书法家 　　这一类的书法家基本上是以书法家的形象出现的，有的就是以书法为业。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尽管在别的方面，他们也很有造诣，但大多为书名所掩，因此，他们是较为纯粹的书法家。
　　■曾熙（1861一1930），字季子、子缉，号俟园，晚号农髯。湖南衡阳人。早年与李瑞清同在北京做官，共研书法。清朝灭亡之后，归隐故里。后因生活窘迫，接受李瑞清到上海卖字之邀。从此，“南曾北李”，名扬十里洋场。
　　曾熙书法学《石鼓文》、《夏承碑》、《华山碑》、《史晨碑》、钟繇、二王，尤好《瘗鹤铭》和《金刚经》，自号“南宗“，以与“北宗”的李瑞清相敌，用笔圆通流畅，线条柔和润泽。所以他的书法是学魏碑而能得秀雅婉丽之美。又能以碑入帖，书法饶有晋人疏朗秀逸的风度。其实，曾熙北碑也写得不坏，只因当初李瑞清已经以善写北碑名闻遐迩，而名声为李瑞清所掩而已。曾李两人是交情相当好的朋友，在当时上海滩被传为美谈，“文人相轻“的恶习，在曾、李二人身上不曾见到。

　　■李瑞清（1867一1920），字仲麟，号梅庵、梅痴。江西临川人。清王朝被推翻后，到上海卖字为生，以别号“清道人”驰名。上面提到所谓“南曾北李”，“北李”即指李瑞清偏爱北碑。他自己说是“喜学鼎彝汉中石门诸刻”，他的北碑书法有着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篆和隶。以篆隶笔法人北碑，字写得遒劲、生涩、疏朗、有金石味，笔道老辣而富有古意，与“南宗”的曾熙流丽圆通的书风，形成较强烈的对照。但他的书法，为了追求“生拙”和“老辣”，而故意扭来扭去，显得有些做作。所以，上海滩上卖字，后来是“南曾”比“北李”生意好。

　　■萧退庵（1876一1958），名蜕，字中孚，以退庵名世，别号很多，江苏常熟人。真草隶篆行五体皆工，尤以篆书名扬大江南北。自许甚高，以为篆书成就在前辈名家吴昌硕等人之上。初学邓石如，以后“上窥周、秦、汉代金石遗文，能融大小二篆为一”，篆字基本是用圆笔，笔法较简单，结构也少变化。他对篆书，有自己独到的体会：
　　“篆书贵圆转自如，贵柔中有刚，贵结构紧凑。必须写得方，写得扁，方是好手；吴大微写得是方了，可是不够圆转，不够流丽；杨沂孙呢，又嫌圆而无骨，结构松驰；吴昌硕则刚有余而柔不足，尤其他那种缩项耸肩的样子实在太怪了”
萧退庵自己的篆书确实克服了这些人的不足。他化传统的长篆为方篆，但方之后尚能保持圆劲的用笔与体势，结字特好，正是所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
萧退庵另一个叫人称道的地方是，他主张书贵自然，以造作为书家大忌。这一精神明显地体现在他的行草书中。

　　■王福庵（1879一1960），原名寿祺，更名褆 ，字维季，号福庵，70岁后自号持默老人。浙江仁和人。近代篆书大家，隶书也写得不错。精篆刻，是西冷印社创始人之一。王福庵的篆书是标准的“玉筯篆”，线条圆润，结体匀称，点画一丝不苟，与秦篆比，少金石味而以文气胜。但王福庵篆书在点画安排上过分的平铺直叙，因而被人讥为算子书。

　　■沈尹默（1883一1971），原名君默，字中，后更名尹默，号秋明、匏瓜。浙江吴兴人，与赵孟顺是同乡。近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其实，沈尹默初以诗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30岁就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所交游者皆一时风云人物。书法少时就开始学了，在地方上已很有书名，但有一次，陈独秀见到沈尹默写的一首诗，对沈说：“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此后开始勤奋练字，如是不间断者两三年，书法面目从此一变。
　　沈尹默是以学帖出名的。其实，他在碑上也下了苦功。近50岁时致力于行草书，从米南宫而释智永，而虞世南，而褚遂良，再上溯二王。又在故宫博览历代名迹，眼界大开。这是沈尹默书法生涯中一个关键时期。沈尹默书法由此大进，秀雅、俊美的个人风格也基本形成。51岁上办了第一次个人书展，以后几乎一年一次，名震南北，收入巨富。
　　书法实践的同时，沈尹默也深入研究了书法理论。他结合自己学书的体会，将书法理论通俗化，起到了广泛的宣传作用。沈尹默于解放后，积极从事书法艺术的教育与普及工作，培养了不少卓有成就的书家。上海的书坛上，至今仍活跃着许多沈先生的传人。

◆谢无量（1883一1964），原名大沉，字仲清，别号啬庵。四川乐至县人。近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早年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先后担任过《京报》主笔、孙中山先生大本营秘书长、参议长、黄埔军校教习等职。孙中山逝世后，潜心改志，从事教育与学术，以学者身份终其生。
　　谢无量著作等身，以其文史及词章方面的辉煌成就，名重今世。他并不以书家自居，初也不以书家名。那种异于常规的“孩儿体”书法，不太受世人青睐。但有真眼力的人知道，谢无量乃藏龙卧虎，本不是一般俗家俗字所可比肩的。于右任先生曾说，谢无量的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沈尹默先生也曾赞曰：“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
　　谢无量书法，要说来源，他夫人说是“师法二王，游心篆隶和南北朝碑刻”。但我们现在看谢先生的字，是看不出多少前人的影子的。书法到他那个境界，已不再是技巧问题，他已完完全全在写他自己。　谢无量的字，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已经由绚烂归于平淡；它看上去稚拙，实则博大精深，背后有一般人不易企及的学养支撑着，故与俗书无缘。当然，这种“孩儿体”是学不得的。不下字外工夫，却唯稚拙是求，结果必然堕入魔道。

　◆胡小石（1888一1962），名光炜，号情尹、夏庐，晚号沙公、子夏等。原籍浙江嘉兴，生长在南京。近代颇有影响的学者、诗人。属于学院派的书法家，因为他差不多一生都在高等学府做教授，知识渊博，手眼俱高。书法初学颜真卿，写得板滞。经老师李瑞清指点，很快改学北碑，从《郑文公碑》及《张黑女墓志》临习最久。又写《流沙坠简》墨迹影印本，得汉代八分、章草及行草书真相，品格高古，不同时俗。此后广收博取，历代大家都有涉猎，尤其对米南宫“刷字”的痛快十分神往。但胡小石不习唐人书，以为其时大家结体虽佳，也只是齐整而已，不若前代书法之大气并富有天趣。这或者与康有为的某些说法相似，但胡小石不是卑唐论者。
　　总起来说，胡小石成熟期书法的最大特点是，用笔以碑体的方笔为主，沉著、厚实、老硬，但又加进了米南宫的“刷字”法，故沉雄之中，又有豪迈之气。结体布局，不拘一格。字的中宫紧收，但主笔画能放则放，神纵、荡漾，颇得小王与黄山谷书的神趣。这实际又是吸取了帖的优势，使他的碑体书法没有死板呆滞之嫌。
胡小石对书史书论也颇有研究。

　◆郑诵先（1892——1976），四川富顺人。原名世芬，字诵先，号研斋。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即习文史、诗词和书法。书法从隋碑入手，后来专攻草书，将今草和章草结合在一起，形成朴茂古雅的风格。五十年代在北京与张伯驹等人组织“北京书法研究社”，任秘书长。晚年又将《爨宝子》、《爨龙颜》等碑的用笔融汇到他的草书中，风格更加浑厚苍莽、潇洒飞动。
　◆邓散木（1898一1963），原名菊初。钝铁，字散木，别号芦中人、无恙、粪翁。一足等，以字行。江南大书家萧退庵的弟子。工行草书，一笔王字，但于篆隶真书，也都下过极深的工夫。楷书以唐楷为主，也写北碑，但终于还是帖意浓于碑意。隶书则汉代名碑大多涉及，以笔酣墨饱、结字谨严胜。篆书功夫很好，初走吴昌硕的路子，以后上下古今融会贯通，写出一种个人风格强烈的草篆。
　　邓散木在近代，是以篆刻著称的。当年印坛所谓“北齐南邓”，就是指北京的齐白石与江南的邓散木。邓散木的篆刻老师，是“虞山派”开山鼻祖赵古泥。他的篆刻，追求的是汪洋恣肆、不计工拙的效果。但显得有些破碎，境界不高。书法也如此，这可能是天分使然吧。

　◆林散之（1898一1989），号江上老人、左耳、聋叟，别署林散耳。安徽和县乌江人。当代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诗、书、画皆工，并称“三绝”。60岁后专攻草书，以其苍茫淋漓、云烟四溢的狂草书冠绝今世，被誉为“当代草圣“。
林散之的书学道路，他自己说是经过了四变。具体说来，林散之学书是“由唐入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这种远近上下反复临摹的功夫，为林散之后来的草书，打下了极坚实的基础，使他晚年纵横驰骋，随心所欲，貌似无法而不逾矩。
　　而他的狂草书，是“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草法多从大王来，但那根劲挺而有蠕力的“屋漏痕”线条，基本还是怀素的。自作诗云：“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到圆时更觉方”，这种曲中还直，圆极便方的效果，是林氏草书的一大特色。他的字所以个个线条如钢丝一般地能从纸面上立起来，挺拔而弹性十足。
　　用笔之外，林散之用墨也极讲究。他写字喜欢在砚池旁置一水孟，饱蘸浓墨之后，将笔尖轻轻点上一点清水，一下笔，水墨交融，千变万化，妙不可言！　更善于用枯笔，往往在墨竭锋散之后，还能仗其超凡的控制力，写出时隐时现、若断还连的点画来。
　　林散之工于画，故于谋篇布局上能匠心独运，出常人难有的艺术效果。用水，使他的字富于墨色变化；枯笔与润笔相结合，使他的作品有鲜明的节奏。林散之深得“知白守黑，计白当黑”之理，所以他的作品看上去有那样强烈的画面感，加上大小参差，斜正互用，真是茫茫苍苍，真气淋漓，满纸云烟。暮年更趋老辣，枯笔更多，又时出童趣。惟纵横奔腾不如当年，虽还是狂草，草中多见宁静，所谓绚烂之极复归平淡是也。 ◆潘伯鹰（1899一1966），原名式，字泊鹰以字行，号凫公、有发翁，别署孤云。安徽怀宁人。少年时就流露出文字才华。工诗词。风神潇洒。崇尚雅洁。当年国共和谈时，一度曾担任国方代表章士钊的秘书，一时间，“书记翩翩潘伯鹰”的考语流传甚广。潘伯鹰比沈尹默小16岁，但二人相入很好，书法也是一路的，都宗二王。沈尹默以为，褚遂良是唐代一位推陈出新、承上启下的书家，所以在褚字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有趣的是，潘伯鹰后来也专攻褚字，而他的褚字，写得较沈尹默更为洒脱，劲健处也在沈尹默之上。解放后，沈、潘二先生曾各写楷书字帖，以作中小学生的临摹范本。当今的上海书坛，仍可明显看到二位先生的影晌在。
　
◆沙孟海（1900—1993），原名文若，字孟海，以字行，别号石荒、沙村、兰沙、决明等。浙江 县人。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印学家。
　　沙孟海早年得吴昌硕指授，他的书法以行草书最佳，尤其善作孽窠大字，人以为“海内榜书，沙翁第一“。1955年，杭州重建灵隐寺，殿额“大雄主殿”四字，板面横长8米，高3米。沙孟海用3支檀笔绑在一起，铺纸地面，移步俯书，“如牛耕田”。此匾挂起后，轰动杭州城；有人以为气魄雄伟，深得李邕骨法。沙孟海的字确实以气胜，且越大越壮观，此非胸有浩然之气不能致也。
　　沙孟海的篆刻成就极高。早年受教于赵叔孺。曾任西泠印社社长。

　　◆萧娴（1902一 ），字稚秋，号蜕阁，别署枕琴室主。贵州贵阳人。当代著名的女书法家。父亲萧铁珊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又是著名的南社社员，工诗文，善书画。萧娴幼承庭训，小小年纪就以善作擘窠大字闻名乡里。后拜识康有为，康先生以其聪明好学，收为弟子，从此萧娴书艺大进。
　　受康有为影响，萧娴学书从篆隶入手，与现在一般入从楷书开始不一样。她认为，“楷书是从篆隶而来。篆是圆笔，隶是方笔，圆笔方笔都掌握到了，不论改写楷书、行书或草书都不难掌握了”。取法乎古，这当然是最难得的。她的书法，开始就是以“三石”为宗；“三石者，《石鼓文》、《石门颂》、〈石门铭〉是也。历史上，女书法家并不多；即便有，一般也以秀丽婉约见长。萧娴的字却有伟丈夫气概，这与她宗“三石”是很有关系的。她最以大字行楷书胜，点画纵横驰骋，外放内敛，大气磅礴，与老师书如出一辙，以重、拙、大的特点，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白蕉（1907一1969），本姓何，名法治，字旭如，号复生，后改名换姓为白蕉。上海金山县张堰镇人。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家学，少时就有书名于乡里。白蕉自己说是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其实，他还治印，只是难得为人奏刀。传统文艺修养相当全面，但白蕉最为人称誉的，还是他那一笔秀逸的行书，他的行书主要学“二王”一路，功底深厚，格调高雅。40年代，他多次在上海举办个人书画展，名噪一时，行家也颇推重。有人评论说，他写的王字为当今第一。细看他的行草书，觉得这话并非过誉。白蕉的行草书，深得二王精髓。沈尹默、邓散木、马公寓、潘伯鹰诸家也都写王字，但较之于他们，白蕉的字更富英锐之气；流转畅适，又能收得住，丝毫没有浮滑薄俗之感。有些行书，还有王珣《伯远帖》的明显影
响，十分可爱。

　　 另外，近现代知名的书法家还有孙墨佛、钱振锽、马公愚、钱瘦铁、刘孟伉、吴玉如等人。建国后，舒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书法家。早在解放前，他便被誉为“军中一支笔”，后又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第一任主席。他的字，主要来源于颜真卿和何绍基，再掺与篆籀笔法，所以显得骨力饱满。结构上，无论是行楷书还是行草书，都接近于圆形；所以他的字，如果单个看，觉得相当不错，但整篇看来，一个圆形接着一个圆形，像是转动着的车轮，章法上未免显得过于单调乏味。 学者型书法家 　　对于学者来说，书法，仅仅是自己诸多方面修养的一面而已，并不以此自重。然而，人们在敬仰他们文艺、学问上的成就的同时，惊喜地发现他们在书法方面的才能。 　　◆李叔同（1880一1942），名文涛，字叔同，别名很多。浙江平湖人，出生于天津。是近现代少见的全才式人物。他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国外学习美术者之一，最早将话剧引入中国，最早创办美术教育，也是最早开始用人体模特写生的人。精书法、擅篆刻。对音乐也很有造诣。他的学生中，著名的有音乐家刘质平、画家丰子恺。
　　李叔同的字自然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即出家前与出家后。李叔同受时代风气影响，早岁自然学习魏碑，对《龙门二十品》、《张猛龙》、《爨宝子》等碑曾反复临习。不过李叔同写碑较一般人为润泽，似乎主要在取其奇妙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的面目。李叔同出家后，“诸艺俱舍，独书法不废。”他以书法弘扬经律，广结佛缘，但早期那种凌厉的才子气与魏碑那种刚劲雄伟的风格不见了，代之以起的是安祥肃穆到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副面孔。李叔同晚年的书法形式上以抄写佛经的册页、对联为主。字体偏于狭长，用笔较轻、较慢，章法空间十分疏朗。呈现一派肃穆、高古的佛家气象。 　</P><P>◆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其实，鲁迅在书法上的造诣极高。他早年抄写过很长时间的古碑，并热衷于搜寻碑帖拓片，对书法、美术有着很高的鉴赏力。他的书法，古雅厚重，文人气十足。无论是精心书写的对联，还是即兴书写书写的手稿、书信，都大有可观。在一次拍卖会上，鲁迅的一页手稿曾被卖到4万元人民币。可见它的价值。

　◆马一浮（1882——1962），浙江绍兴人。原名浮。著名学者，通多国外语，精于佛学、儒学的研究，解放后曾任浙江文史馆馆长。他的书法，主要来源于褚遂良，兼融各家。以行草书成就最高，字的体势向右上倾斜，用笔尖峭，转角处圭角鲜明，而又有种散淡的文人气息，格调很高。

　◆郭沫若（1892—1978），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郭沫若具有多方面的学养，书法也卓然不群。他的书法，以行书成就最高。用笔爽辣干脆，注重提按，有一种潇洒、傲然的才子气。尤其善于题匾。“荣宝斋”三字可算作他的得意之作。 ◆茅盾（1896—1981）、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的字，是典型文人的字 ，用笔较细，字的中宫很紧，而笔画外延很长。显得文雅、含蓄，有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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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续）</P><P>◆陆维钊 （1899一1980），原名子平，字微昭，晚年多署劭翁。浙江平湖人。当代一位传统中国文化修养相当全面的书法家。1979年始，受命招收国内第一批书法篆刻研究生，所以他又是一位书法教育家。陆维钊开始也师魏碑，但他决不抑帖，走的是碑帖并重的道路。他以“碑可强其骨，帖能养其气“，可谓善学者也。；他以篆隶为基础，融入草意，刨造出一种非篆非隶、亦篆亦隶的新体，用笔方圆兼备，结体方中偏扁，人林“扁篆”，即古人所渭“非老手莫能到”的“蜾扁体”。
尽管他以“扁篆”名世，但陆维钊自认为得意的还是“行草书”。的确，他的行草书笔挟元气，精力饱满，雄强恣肆，有种来去无碍的大家气度。

　◆王蘧常（1900一1990），字瑷仲，号明两。浙江嘉兴人。一生基本上在大学任教授，文史哲艺俱通，著作宏富。王蘧常是现当代以章草著名的书家。
　　王蘧常开始写《九成宫》，之后又学《十七帖》写北碑，主要临习《张猛龙》和《郑文公》。19岁时，从名书家沈寐叟先生学。沈先生见他习北碑，很是赞许，又见弟子学《十七帖》，以为王右军毛法是“远承章草”，但章草传本，如今只有皇象的《急就章》、索靖的《出师颂》以及萧子云的《月仪帖》（一般传为索靖所书）数种了。所以沈寐叟对弟子说：“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于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王蘧常敬志不忘，从此走上了研习章草书的漫长道路，矢志不渝，持之以恒，终有大成。所作章草，古雅、厚重，时出方意，已对前人的章草书作了发屐的书家。 　　行楷书之外，篆隶书也极精，不以媚取人，而是以拙为巧，古朴老辣。萧娴在15岁时就受到康有为这样连颜真卿都看不起的名家的推许，如今是老笔纷披写精神，已臻人书俱老之境了。 　◆高二适（1903一1977），原名锡璜，后取“适吾所适”之意，改名二适，字适父，号舒勇、舒父。江苏东台人。当代著名学者型的书法家。有渊博的文史知识，工诗词，精鉴赏，长期在文史馆工作，博及群书，眼光很高。文章、书法极受林散之先生推重。为人狷介自持，在六十年代的“兰亭论辩”中曾发表重要言论。
　　高二适的草书最为人赞赏，其风格十分独特。他对章草书有专门的研究，专著《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他巧妙地将章草、今草、狂草熔于一炉，既有高古的品格，又有奔腾跌宕之气势，尤以线条的劲幢。结字的紧密见长。看他的草书，才真正感觉到那笔锋在纸上奔突的力度。另外，高二适学问素养极高，作品往往洋溢出浓郁的书卷气。他对自己的草书也很自信，自认为天下第一。

　◆赵朴初（1907——2000），安徽太湖人，著名学者、佛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影响遍及海内外，尤以宗教家为甚。他的字以行楷书最擅长，脱胎于李北海、苏东坡，字的体势向右上方倾斜，结构严谨，笔力劲健而又有种雍容宽博的气度，隐隐透出一种佛家气象。
其他以书法知名的学者还有罗振玉、章炳麟、梁启超、王国维、董作宾、沈从文、台静农、商承祚等人。

画家型书法家 　　这类书法家主要以画家的身份出现，书法成就也很高，但并不广为人所知，只是书名为画名所掩而已。

　　◆ 张大千（1899一1983），名爰，字季爰，又字大千，号南场丈人，70步后署爰翁、爰皤。四川内江人。当代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画大师。一生多富传奇色彩。早岁即有艺名。享高寿。富可敌国。书法以魏碑为宗，也习唐宋，从《瘗鹤铭》、《石门铭》、《云峰刻石》、〈郑文公碑〉等得趣最多。以行草书胜，长撇长捺，纵横有象，笺致老到，结字舒展，雄强中寸露秀逸之气。他的用笔和结体均异于常人，个性独特，人称“大千体”。张大千早年从曾熙、李瑞清学艺，可谓法门高深，学有巨源。但因画名太响，书名终为之所掩。

　　◆ 溥心畬（1896—1963），名儒，字心畬，满族，清宗室，著名画家，山水、人物无一不精。擅长书法。他的书法，来自帖学一路，主要得自于“二王”，结体潇洒、用笔轻盈、秀逸多姿。特别是他题在画上的书法，与画境和谐融为一体，营造出一种秀美、高雅的意境。

　　◆ 齐白石（1863—1957），中国著名画家、篆刻家。无论是画还是书法，都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书法上也颇有造就。他的书法，篆隶、行草都独具一格。篆隶来源于“天玺纪功碑”，笔法纯用篆书笔法，笔画横平直竖，显得真力饱满、厚重而又古朴，有种奇肆之气。行书则纵横自如，不计工拙，大气磅礴，而又书卷气十足。

　　◆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安徽歙县人，著名山水画家。亦善书法。所作行书，任笔自然，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内含骨力。篆书很有特色：喜用半干的焦墨写篆，特别是大篆。运笔较慢，笔画时粗时细，有一种散淡而又古拙的味道。

　　◆ 徐生翁（1875——1964），浙江绍兴人，早年姓李，名徐，号生翁，晚年复姓徐。他初学颜真卿，后宗北碑。他的的字结体奇崛、生拙古辣，有时看上去好像完全放弃了用笔，但别具情趣。他的字一直不为别人称道，但的确是格调高古。　　

　◆ 徐悲鸿（1895——1953），现代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国画、油画无一不精。他的书法造诣很高，之所以常常被人忽略，完全是为他的画名所掩。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指点，作行书喜用中锋，结体漫不经意，有种稚拙的儿童体的韵致。

　　◆ 潘天寿（1897——1971），杰出的书画家。他的篆隶，取法《三公山碑》、〈褒斜道〉，行草书从晋唐入手，然后融入黄道周、倪元璐的险绝。书风整体来看是豪放一路，“一味霸悍”。特别是读他的画上题字，只见大小参差错落，与他的画一同构造险绝的意境。

　　◆ 陶博吾（1900——1996），著名画家、书法家，江西九江人。早年求学于上海昌明艺专，得黄宾虹指授，后归隐乡里，以布衣终其一生，生前不大为人所知，声名不出乡里。可谓“百年孤独”！所作山水、花鸟，用笔奇肆老辣，全用篆籀笔法。书法也是结体奇崛，纯用中锋。喜欢用大篆集联。他的书法，在吴昌硕的基础开辟了新的风貌。

　　◆ 来楚生（1903——1975），浙江萧山人。以“书画印”三绝著称，所作花鸟意趣盎然，篆刻更是开创了一片新天地。他的书法，以草书成就最高，线条简练飞动，结构稍紧，形成绵密、筋骨内含的效果。

　　◆ 陆俨少（1909——1993），上海嘉定人，著名山水画家。曾任职于上海中国画院、浙江美术学院。他的行草书则纯粹用篆籀笔法来写，以笔法为上根据笔法调整结构，而后顺势引出章法。所以他的书法显得醇厚饱满。

　　◆ 谢稚柳（1910——1997），江苏武进人。现当代著名画家、书画鉴定家。他的书法，和他的画一样，来源于陈洪绶，起笔轻缓、结体奇崛而又秀丽多姿。至于草书，则用笔圆转灵动，潇洒流落、飘然出群。
　　其他兼善书法的画家还有蒲华、刘海粟、王个移、丰子恺、等人 政治家身份的书法家 　　古人以“治国、修身、起家、平天下”为己任。并“穷则独善其身，大则兼济天下。”所以 ，“文艺之道”，在他们看来，“小道”而已。近现代的仁人志士，依然作如是观。下面所谈到的政治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以书法名世。但他们在书法上的成就，足以和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比肩。
　　◆孙中山（1866—1325），名文，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先生并不以书法知名，但水平却很高。他的字，结体紧密，气象雍容。有一种大家风范，这从他大量的题字和墨迹中可以看出。他的书法不是练出来的，纯粹是从心灵里流露出来。“字如其人”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谭延闿（1876一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谭延闿一直是国民党政府里的高官，管制行政院院长、并二任国民政府主席，他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字的大家。颜真卿楷书自从被米南宫批判之后，一直不很被重视，宋、元、明三代不出一个善写颜字的大家。清初基本上是董其昌书法的天下。直到清中叶刘石庵以及后来钱沣、何绍基、翁同和等出，颜书才始得到复兴。但清代书家多数还是写行草书，篆隶也颇有好手，只是规规矩矩的楷书尚不多见。钱沣是一时名家了，学颜字得其神趣，气象浑穆。但横平竖直处时显板硬，不若鲁公之灵妙。即使如此，同时代及后世，楷书领域内，钱沣也是罕有其匹的。楷书是能显示真功夫的，一点一画，稍有偏差，一望便知。
　　从民国至今，写颜字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字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民国时期，在朝的显贵许多能写一手好字，但最著名的莫过于谭延闿、于右任二家。

　　◆于右任（1878一1964），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骚心，以字行。陕西三原人。长期任职于国民党政府，管至行政院院长。但它作为书法家的名声，是乎超过了作为政治家的名声。他的书法艺术，一般认为可分为两个时期：一是以魏碑为基础，写出具有强烈个性的行楷书时期；二是创立标准草书的时期。
　　于右任对魏碑下过很深的功夫。清代中叶以来，学魏碑而能出己意者，还是寥寥。他满带“碑味”的行草书，可以说是风格独具了。尤其是行书，中宫紧促，而结构多变。在一种看上去十分随便不经意的把握之中，获得一种奇绝的、从容大气的效果。 于右任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是创立“标准草书”，于1932年在上海发起成立了草书研究社。他广泛搜集前人的优秀草书作品，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干字文》，而后自己又手写一遍，刊印行世。
　　标准草书的创立，目的在于使草书规范化。其实，草书是无所谓标准的，一标准就失精神。但初学草书的人，由此可以摸得一正确的门径。
至于于右任自己的草书，笔画简单，形态优美。他基本上写的是不相连属的今草，但他的草书是由章草入今草的，在他的草书作品中，不时可以见到章草的笔法。在用笔方面，几乎笔笔中锋，精气内蓄，墨酣力足，给人以饱满浑厚的感觉。

　　◆叶恭绰（1881一1968），字裕甫，又字誉虎、玉甫，号遐庵、遐翁。广东番禹人。基本上也算一个在朝的书家，前半生做过交通总长、财政部长，后半生才致力于学术。但叶恭绰学问很好，诗词书画考古都精通，所以民国时一度也曾任过国学馆馆长的职务。解放后，北京中国画院的第一任院长就是他。叶恭绰以善写正楷书著名，尤其会写大字，笔力雄健。所作行草书也时参以楷式，不同凡响。清代以来，世人都重碑轻帖，至民国，对帖的偏见始渐渐改变，一些书家开始走碑帖并学的路子，从多方面吸取养料。叶恭绰的字，就是碑帖并学的结果，既有碑的厚重，也不少帖的灵动。最胜处还在其书的魄力非凡。

　　◆毛泽东（1893—1976），作为伟大领袖的形象盖过了其他的一切，或者说，他在其他方面的造诣，与他伟人形象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他工诗词，精书法，均达到同时期的最高成就。他的书法成就在于狂草，来源于张旭、怀素。 中年以后，形成了独到的个人风格：汪洋恣肆，跌宕起伏，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他的字，既充满激情，又有理性。看他的草书，视线不由自主地受到牵引，随着他草书的线条、用笔，时紧时密，时快时慢。笼罩在他草书制造的“气场”中，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被他伟人风范所吸引一样。

　　其他领袖善书者还有沈钧儒、周恩来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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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妃子

阳光辛苦了！跟着学习一下，：））

阳光在线

可惜不会贴图，不然把名家作品的图片贴出，再对照评鉴一起看就更好了，（不过也全部是临摹与拓文的赝品照片，没真迹哈：）

斗鸡眼

<P>好！阿斗收藏了，谢谢楼主。</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8-1 0:19:05编辑过]

红尘一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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