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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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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芝

[转帖] 诗词曲名词术语释[上]

【诗言志】 我国古代诗论家对诗歌本质的一种理解。最早大约记载于《尚书·尧典》。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均有所论及，但各家的理解已不尽一致。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三种说法。一种偏重于“志”，是指诗人主观的思想认识；一种偏重于“情”，是指主观的情；更多的诗论家则认为诗歌是抒发思想感情的，志和情并重。

【思无邪】 原句出于《诗经·鲁颂·駉》最后一章。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用来评价《诗经》的总的思想倾向。“诗三百，一方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所谓“无邪”，就是“归于正”，亦就是合乎封建正统礼教的意思。

【兴、观、群、怨】 春秋战国时代哲学家孔子对诗歌创作的社会作用的论述。记载于《论语·阳货》。历代诗论家对于这个论述作过不少阐述。大致上说，兴，是指诗歌的美感作用，观，是指诗歌的认识作用，通过它可以观风俗、识得失；群，是指诗歌的教育团结作用，沟通人们的情感；怨，是指诗歌的宣洩作用，特别是对社会政治的议论和讽喻。

【温柔敦厚】 最早记载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这是儒家的诗歌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诗歌有着教化作用，能使人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于特定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这种理论长期影响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和创作，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诗六义】专指《诗经》的“六义”。最早记载于·《周礼·春官》，汉代《毛诗序》中明确提出：“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对于“六义”的解释，有着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唐代孔颖达提出了“三体”“三法”的说法，也就是将“六义”分为两组，“风”“雅”“颂”这三者是指体裁，“赋”“比”“光”这三者是作法。

【变风变雅】 最早记载于汉代《毛诗序》。它是和风、雅相对而言的。风、雅，是太平盛世的产物，而当国政变乱之世，就形成变风、变雅。这种理论主要是建立在“乐”和“政”通、“诗”和“政”通的思想基础上的。

【讽喻】 中国传统诗歌创作的一种手法。诗人对于不合理的事物，满怀愤慨，但不正面直言，而是微词托意。《毛诗序》中所说“风，风也”，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就诗人主观方面来考察的。从容观作用角度来看，讽喻，是指不用“直言”，而能使为政者知晓错误而改过。《毛诗序》中说：“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样，主客观都要求这样的创作手法。

【缘情】 最早记载于晋代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作者将“诗”“赋”明确分界。强调指出“缘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所谓“缘情”，就是指诗歌必须深刻、细微而又生动的抒发情感。这种思想发展了传统的“诗言志”的理论。

【应感】 最早记载于晋代陆机《文赋》。“若夫应感受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这是指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中的灵感问题。他主要是依据先秦老庄等主张的“心物感应”的理论，运用到文艺创作领域。

【声调·声病】 南北朝时代南齐的沈约、周顒等人提出的诗歌创作中格律的学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四声的确立和运用；二是指出诗歌格律的病犯。沈约等将汉语语音中特有的声调，划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并将这划分运用到诗歌格律中。在运用中出现了许多现象，沈约等又归纳成病犯，称为“声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后人并发展出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共计八种。通称“四声八病。”

【浮声切响】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昴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这是指诗歌中四声的按排的规律问题。浮声，指的是平声；切响，指的是四声中的上、去、人。后来就称之为平、仄。在这个基础研究逐步形成了近体诗的律、绝。中国古典诗歌格律日益完善。

【风骨】 最早本是汉魏时代对于人物品评时的用语。南北朝齐梁时的文艺批评家刘勰等将它移用到文学创作领域。它主要是指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创作）的一种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特色。就前者来说，它指的是充实而严正的思想倾向，在风格上，则是精练简约，以达到刚健有力的境地。

【滋味】 最早记载于梁朝钟嵘的《诗品序》。“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主要是指诗歌创作的感染力。这不单纯是作品的艺术性问题，而是包含着作品的思想倾向问题。以“辩味”来比喻文艺的审美过程，是源于先秦诸子的论述。历代诗论家更有所发挥，南宋扬万里甚至提出，论诗“以味不以形”的说法。

【用事】 钟嵘《诗品序》中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认为诗歌创作是抒写个人情感和思想，不必注重用事。这里的用事，是指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就是在创作中引用典故和前人典籍中的材料。这种手法，也不是一无是处；但滥用无度，必然使作品晦涩难懂，损害感染力量。

【切对】 是指近体诗格律中的一种形式要求。在近体律诗中间，不但规定的句数要对，而且这种对，不仅字面意义上相对，而且更重要的是字音的平仄也要工整相对。这样，就获得完美的音韵协调的效果，增强艺术感染力。

【唱和】 最早是指歌曲演唱中的相互呼应。《荀子·乐论》“唱和相应”。南北朝开始，诗人将诗歌相互赠答称为“唱和”。这种形式，到唐代，得到极大发展，乃至有唱和的专集。例如：元稹和白居易的 《元白继和集》（已佚）、皮曰休和陆龟蒙的《松陵集》等。

【诗道】 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的诗歌创作和批评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他是接受了儒家思想的“道统”和韩愈等提的“文道”的思想而形成的主张。它指的是《诗经》中所建立的“六义”体系。他特别着重风、雅和比、兴这四类。这个体系，白居易认为贯于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历史之中。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四种要素。这四种要素，亦就是诗歌的内容（情·义）和形式（言、声）的相互关系问题。白居易用树木来作比喻，实际上只是简单的排比，并不能完善地体现这四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为时为事】 唐代诗人白居易所提出的诗歌创作中的一种主张。它要求诗歌创作于预生活，干预政事，揭露矛盾，不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这种主张是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理论的组成部分。

【嘲风雪·弄花草】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至于齐梁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他在这里批评齐梁时代的诗歌创作，都是些吟咏风雪花草等客观自然物的篇章，不符合诗歌理论的“六义”和“诗教”的要求。这种主张，虽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

【取境】 唐代释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诗歌创作中的一种手法。所谓“境”，是指诗人将客观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感受，通过主观性创造，再现在诗歌创作中的艺术真实，这就要求诗人的感受要“深”“险”，至难至艰，而再现出来的却是“新”“易”，乃至于不露主观的刻划痕迹，平易、自然，达到最高境界。

【五格】 唐代释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诗歌批评的一种标准。它主要是指诗歌中运用典故的优劣。“不用事第一”，而“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这里，也涉及到诗歌中的“情”的问题。所以，不能单纯用“用事”“不用事”以及用事好坏与否来评定创作的高下。

【七德】 唐代释皎然在《诗式》中提出的诗歌创作中的七个标准。即：“一识理，二高古，三典丽，四风流，五精神，六质干，七体裁”。这七个标准涉及到思想内容、形式体例和写作风格等。他将诗歌创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可是，对于每一个标准没有深入的阐述。

【三思】 唐代诗学论著《诗格》（伪托王昌龄所作）中提出“诗有三格：一曰生思，二曰感思；三曰取思。故称三思。”这是指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主观构思的不同过程和情况。“生思”是指忽然而得；“感思”和是指间接有所感而得；“取思”是指深入客观现实，而后才有所得。

【三境】 唐代诗歌论著《诗格》中提出，诗歌的境界，有物境、情境和意境。物境是指山水诗的他作；情境，是指抒情诗的创作；意境，是指抒写诗人对客观外界的感受、认识的诗篇。“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这就是说，它不是单纯的抒情，而是主、客观融会所得的抒述。虽然，这三境说，没有很好的阐发，但对后世的意境说有一定的影响。

【韵味】 唐代司空图提出的诗歌批评的总则。他认为诗歌创作的优劣主要是取决于韵味的消长。所谓“韵味”是指诗歌创作中涵蕴的思想倾向与艺术特色所构成的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品质。这种品质和欣赏者的主观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味外之致”“外象之象”等一系列的审美成果。

【雄浑】 唐代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廿四品。“雄浑”是第一类。它主要指诗歌创作的那种雄健有力、浑成一统的风格。它既包含着正确而又充实的思想内容，又有波澜壮阔的气度。两者是密切结合的。

【冲淡】“廿四品”中的一类。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主要风格。所谓“淡”，不是指“淡而无味”，而是指“素”（从色彩角度着眼）“默”（从意境角度看）和“微”（从欣赏心理角度着眼）。总之，诗人运用高妙手法，徐纤从容的神态来表现一些微妙隽永超逸的思想感受，诗歌语言也必然是朴素无华、不事藻饰。

【自然】 唐代司空图《诗品》中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它侧重于创作手法角度，排斥人工的造作、矫饰、刻划等，力求一种天然形成的美的境地。这种风格，实际上和宋代梅尧臣提出的“平谈”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含蓄】 唐代司空图《诗品》中提出的廿四品中的一类。这是侧重于创作手法的一种风格。它和浅露、率直相对立，要求诗歌创作的含意深远，含而不露，及至达到意在言外。这就是说，诗人创作时对于客观生活和主观内心有深刻的体察感受，能发现深层次的思想感情，又能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寓深意于篇章之中。从读者角度来说，必须磨练自己的感受力，能有条件体察其中的奥秘，求索作者的本意。

【绮丽】 唐代司空图《诗品》中所提出的廿四品中的一类。这种艺术风格，着眼于艺术语言的创造和运用方面。主要指华丽辞采的描述以及声韵的巧妙。

【疏野】 唐代司空图在《诗品》中提出的“廿四品”中的一类。这种艺术风格正好和含蓄蕴藉相对立。它要求诗人感情奔放，一泻千里，尽情宣泻。读者阅读时，他的思想感情追随着诗篇也经历一个宣泻过程，获得精神的享受，不再需要去品味“言外之意”了。

【意新语工】 宋代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的诗歌创作的主张。它涉及到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意新”是指立意要新，能够达到“前人所未道者”；“语工”则要求形式上（包括语言）要刻意求工，务必反复探求。这种主张，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但，后代各家理解并不一致，效果也就不同了。

【诗中有画】 宋代苏轼对唐代诗人王维的诗画的评论。“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兰田烟雨图》）这里涉及到诗与画的分界和交互渗透问题。某些山水诗和风景画，都是以自然客体为对象，但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效果并不一致。就观赏者角度来说，它却有某种相通的地方，那就是某些描绘自然客体的诗篇，在观赏者角度的接受过程中，往往回原为具体的形象的画面。这种共通性，亦就是“诗中有画”的基本意思。

【点铁成金·夺胎换骨】宋代诗人黄庭坚提出的诗歌创作中的一个主要论点。它主要是探讨诗歌创作中学习古代典范著作应采取的态度和具体途径。在诗歌形式（特别是语言方面）领域，那就是在“陶冶万物”的基础上，吸取前人成果，做到“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在思想内容方面，则要求推陈出新，从前人已经写过的内容中造出新的意境，达到“夺胎”“换骨”的程度。

【闭门觅句】 相传北宋诗人陈师道，经常闭门创作诗篇。这里一种脱离生活实际，单凭主观想象或模拟古人典籍的错误倾向。金代诗人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就对这种创作手法给于深刻的批评。

【悟入】 “悟入”原本佛家禅宗的用语。宋代吕本中将它引入诗歌创作和评论领域。他认为诗人必须透彻了解和掌握作诗的“活法，”，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由此可见，他倡导的“悟入”，并不是禅宗南派的“顿悟”，而是必须经过刻苦的一番功夫才能做到“悟入”。

【活法】 宋代诗论学家吕本中提出的诗歌的基本法则。他在《夏均文集序》中说：“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规矩也”。这实际上就是“有定法”与“无定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比较符合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

【叶韵】 亦称“协韵”。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了词的叶韵的特色。认为词在声律上要求极为严格，它不但分析五音，而且“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她主要从音乐角度对诗与词的分界作了明确的规定。

【别是一家】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词论》中对于词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领域所建立的一个重要界说。它并不是单从“体”着眼，也并不只是音乐性的问题。词与诗的分界，是内容、形式，乃至手法、作用等各个方面构成的整体的区别问题。

【铺叙】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作词手法的重要论点。她提出的这个论点，并不单是指“铺陈叙事”，而是着重于诗人内心感受的展现，情景交融的内外过程，乃至思想感情的多层次的交叉复杂的变化等，总之是有关情感领域的拓展问题。这也是使词的创作，不单纯停留在“情景交融”等单一、静止的描叙上，而是进入到动态的多变的领域。

【本色·当行】 本色，自然之色；当行，内行。前者最早见于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后者出于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中所引晁无咎语。这两者是指诗词曲的创作都要恪守各自的基本法则，不要互相干扰，形成变体、变类。

【平淡】 宋代梅尧臣首先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这种风格的最主要特征就在于不激越，不飞扬。诗人的深刻的思想感受，运用朴质、微婉的语言，不动声色的表现出来。它既有排斥绮丽的一面，更主要的是否定剑拔弩张的讽喻的作用。所以，这种风格往往和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倾向相互矛盾。

【穷而后工】 宋代欧阳修最早提出的一个诗人生活和诗歌创作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诗人的生活坎坷，理想无法实现，必然寄情山水，借景抒情，用物喻志，就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对于这种论点，也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绝对性的理解。

【言志为本】 宋代诗论家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本质的一种理解。“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他主要的是发展了传统“诗言志”的理论，比较正确地指出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主次问题。

【意味】 宋代诗论家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出：“大抵句子中若无意味，譬之山无烟云，春无草树，岂复可观？”所谓“意味”，是钟嵘提出的滋味说的一个发展。它不单着眼于诗歌作品的艺术性，而是包含着思想内容的充盈、鲜明的倾向以及艺术的感染力。

【情真】宋代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道：“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视《三百篇》几于无愧。”这三者是他评论诗歌创作的三个重要标准。所谓情真，就是指诗歌中含蕴的不但是抽象的情，而是来自内心的真情。这也是必然关涉到诗人必须具有正确、鲜明的思想认识，才不会在创作中“矫情”“虚饰”。

【味长】 宋代诗论家张戒所提出的诗歌构成三种要素中的一种。它是指诗歌中含蕴的思想感情，不但是“真”，而且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复杂性。读者需要经历一个反复体会的过程，才能完整的把握诗人的意念。这里的“长”，并不是具体的度量，而是一种心理感受的深远程度。

【气胜】 宋代诗论家张戒所提出的诗歌构成三要素的最后一个。它是指诗歌创作中内含和外溢的气势。这种气势决定于诗人的思想认识和对客观事物的体会的正确性和深广度。只有能够正确的揭示主客观的事物的本质特征，才能具有这种气势。否则，只有人为的空架子而已。

【绮罗香泽之态】 宋代词论家对于宋代的婉约派词风的评语。胡寅在《题酒边词》里说：“及眉山苏氏（指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他将婉约派单纯结为“绮罗香泽之态”是片面的，因为，婉约作为一种词风，它不单是由内容所决定，而必须从整体的形象的美学特质去把握。

【学诗如参禅】唐代释皎然首先提出这个主张，到宋代更为盛行。吴可《学诗诗》的起句就说：“学诗浑似学参禅。”这种主张，排斥诗人的才、学，提倡思想上的“悟”。它虽然也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某些真理，可是单凭主观的修炼，是创作不出好诗的。这些以“禅”喻“诗”的诗论家的失误，主要的是没有正确的理解创作和生活现实的辩证关系。

【诗家三昧】 所谓“三昧”，原是佛经中用语，音译作“三摩地”等。意思是排除一切忧烦，最终获得正果。我们古代文论家，将这个词用到文艺批评上，特别是关于作者的艺术修养的造诣。精通本门文艺规律的，就称之为得“诗家三昧”了。

【诗外功夫】 南宋诗人陆游在《示子遹》中首先提出的诗歌创作的主张。这是他针对当时诗坛的两种倾向而提出的。一种专门从古人典籍中寻章摘句，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功夫；一种是一味强凋主观的修炼。他从自身创作经历中体会到，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认识起着决定作用，“诗外功夫”远比“诗内功夫”重要得多。它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要素。

【天籁自鸣】宋代词人、诗论家提出的一种评论诗歌创作的标准的比喻说法。“天籁”原本是指自然界发出的音响。这里指的是诗歌创作，不袭前人，不事雕琢，自然形成。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中说：“诗本无体，《三百篇》皆天籁自鸣。”虽然他只就“体”一方面立论，但是诗歌创作的整过程也是这样的。

【诗有四种高妙】 宋代诗人、诗论家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构成要素。“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对这四个方面，解说不一。大致上说，理是指情理；意是指意料之外，也就是构思巧妙；想是透切见微，毫无晦涩暖味之处；自然是指天然而形成的艺术效果。总起来看，姜夔已涉及到诗歌创作中的特殊性领域，特别是“意”“想”等范畴的引入，使他的诗论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妙悟】 宋代诗论家严羽提出的以禅喻诗的主张的中心思想。他在《沧浪诗话》中说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他的这种主张，虽然也揭示了诗歌创作中诗人主观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单纯强调个人的心神领会，参透前人的成果，必然致至脱离社会生活，窒息诗歌创作的发展。

【沉着痛快】 宋代诗论学家严羽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他在《沧浪诗话》中这样描述：“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后者所指的是思想感情具有相当的深度，能用雄壮的气度表现出来。读者在欣赏时感受到明白痛快，毫无阻碍的达到相互理解。

【别材·别趣】 宋代诗论学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是严羽诗论中的主要论点。前者指诗歌创作需要别种才能，和书本知识无关；后者指诗歌创作应包含某种情趣，而不是单纯的说理，乃至和“理”没有关系。这种理论，反对当时“掉书袋”“讲理学”的弊病，强调诗歌创作的艺术性和形象思维的独特作用，有着极大影响。

【兴趣】 宋代诗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主要艺术特性。他认为盛唐诗人追求的就是“兴趣”，所谓兴趣，他用一系列比喻解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最后总结为“言有尽而意无穷。”这里实际上是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诗歌创作内涵的质的分析，亦即“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比喻所表达出的思想感情的深邃的不可捉摸性和变幻不定的模糊性与读者感受之间的无法介入的或然性；另一方面才是作品的外在语言形式和包孕的思想感情之间的完全一致或不一致的问题。也就是量的问题了。严羽在这里看到了诗歌艺术的两个方面特性，而用一个“兴趣”来表达。不过，他对盛唐诗歌改用“兴趣”标举，也不完全正确！

【气象】 宋代诗论学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诗歌构成要素。他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他所提出的“法”，是从“法度”着眼。“气象”就是作品所具有的气势。它决定于诗人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风貌和诗人自身的气质以及倾注于作品的思想感情的深度。他举出汉魏古诗是“气象混沌”，唐诗与宋诗的分界是“气象不同”，都是就时代宏观风貌评论。

【雅词】 宋代词人张炎《词源·杂论》中批评辛弃疾等豪放派词，“非雅词也”；同时，他又认为柳永、周邦彦等的词，是“软媚”“靡曼”，也不是雅正之作。他推崇姜夔词，“不惟清空，又且骚雅。”所以说，他提出的“雅词”是对“婉约”派词的一个发展。他主要是从诗教角度来论词，用风、雅来判评词作，既反对豪放派的粗犷（从内容到形式），又反对专门言情的“艳词”，开创“雅词”的新风。

【清空】 宋代词人张炎在《词源》中说：“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他标举“清空”和“质实”这样相互对立的审美范畴，并不单纯是词的语言风格问题。他在评论姜夔词时，对清空的特点比喻作“野云孤飞，去留无迹”。这和严羽论姜夔词所提出的“羚羊挂角”是一脉相承的。可见，他是就词的整体艺术特性着眼，特别着重于词的审美角度。

【质实】 它是和“清空”相对立的审美范畴。词论家显然不是在探讨词的内容有无以及多少、正确错误等问题，而是在于揭示诗人表达主观思想感受时的艺术能力问题。这自然不单是语言问题，而是和诗人的秉赋、才能，修养等都有关系。这方面修养差，必然造成作品的艺术因素的低下，不能给读者高度的美的享受。这就是张炎提出的“质实”的关键所在。

【豪放】 这是和“婉约”相对立的词风。所谓“豪放”，词论家虽单从气象着眼，但根本上是在于词的思想内容的不同，是由于词人内心感情的激越所决定；为了适应内容情感的需要，必然打破唐五代以来词风，另创音律，独辟艺术境地，形成“豪放”词风。

【婉约】 [婉约] 后人对宋词的流派，有各种分法。明代张綖首先提出了“婉约”和“豪放”的两分法。他说：“词体大略有二，一婉约，一豪放。盖词情蕴藉，气象恢宏之谓耳”。后来徐镌也说：“词体大约有二，大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这里，对于婉约和豪放两者的区分，看法是一致的。所谓“婉约”是指“蕴藉”（不论“词情”“词调”）、也就是说，从思想内容、音乐节律到艺术手法乃至抒情的审美特性等等，到要达到含而不露，包括深层次的意念、情感、而不是直露、粗线的情感宣泻。从唐五代以来，从“花间”遗风到南宋姜、张等，在这方面，越益进展，艺术上境界日益高妙，蕴藉之完美，至于极境。

【情寡词工】 明代诗人李梦阳在《诗集自序》中提出的对于当时诗歌创作倾向的批评。它主要是指出当时诗歌创作专门拟摹古代，没有思想感情，只在字句上刻意求工。这样的创作态度和方法，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真诗在民间】 明代诗坛拟古模仿之风极盛，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对于这种风气，有些诗论家就着眼于民间创作。他们提出“真诗在民间”的口号。这也是对于过去历来推崇《诗经》国风、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的发展。

【以筏喻诗】 明代诗人何景明提出的诗歌创作的途径。他主张，作诗开始要学古人成法，学到手就要舍成法而进行独创。这正如乘符渡河一般。这种主张，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掌握“舍筏”的火候并不容易。有些诗人终身无法摆脱前人的规范。

【诗有造物】 明代论诗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的方法。“诗有造物，一句不工，则篇不纯，是造物不完也。造物之妙，悟者得之”。它是指诗歌创作时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客体。这个客体既可以一字一句来看，但更主要是一个整体所表现的气势神韵，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要依靠诗人对客观事物的“悟”的能力。

【意随笔生】 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的一种诗歌创作的理论。他认为优秀的诗歌创作是在诗人创作过程中，遂渐明确主题，形成格局，乃至完成全诗。反对先立主意，构思谋篇，再下笔创作。“意随笔生，不假布置”。这种理论，在摆脱复古模拟的弊病 ，反对“主题先行”等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它与创作实际往往不符合。有极大局限性。

【自然为上】 明代诗论家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的诗歌创作原则。“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它强调诗歌创作原则。“自然妙者为上，精工者次之。”它强调诗歌创作要天然自成，反对过份的雕琢加工，这和他所主张的“意随笔生”等观点相统一。但是，艺术创作是一个艰苦的、独创性劳动，单纯一味主张“自然为上”，显然有着一定的片面性。

【情词易工】 明代戏曲家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出的理论。他认为文艺作品中描写感情的语言，容易获得良好的效果。这里是指两个方面。从作家来说，抒发主观感情是切身之事，容易取得完善的表达语言、形式等；从诗者角度看，抒写情感的语言，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直接感应读者的感情。

【激越·慷慨】 明代戏曲理论家的出的戏曲两种风格。王骥德《曲律》中引康海的话说：“南词主激越”“北曲主慷慨”。对于它们的解释，各家意见并不一致。大致上，这是就戏曲的整体审美角度评述南、北曲的分界。它是各种因素所构成。

【诗有虚实】 明代诗人屠隆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顾诗有虚，有实，有虚虚，有实实，有虚而实，有实而虚，并行错出，何可端倪。”他所指的“虚”大致是指“虚构”，“实”就是“实情”。诗歌创作中虚、实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了诗歌的复杂多样的艺术性。他的这种说法，和我们所理解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不相同，不能混淆。

【意·趣·神·色】 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提出的评论文艺作品的标准。他认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这四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作品的总的倾向和特色。意，是主意；趣，是风趣；神，精神，亦即贯穿全篇的气质；色，色彩，作品所具有的艺术风格。这四者缺一不可，互为因果、表里。

【性灵】 明代袁宏道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的中心观点。他主张“独抒性灵”。所谓“性灵”，是指个人在生活实践中，长期形成的本质特性。它具有鲜明的主观性，但它也有着不可摆脱的社会、时代的因素。明代诗论家，乃至清代标举“性灵说”的袁枚等，往往只着重于性灵的前一中特性，无视时代、社会的约束性，必然形成他们理论的片面性。

【真趣】 明代袁宏道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这是从“性灵”说的基础上，阐发的一种论点。他说道：“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童年时代“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可见，他所说的“趣”是专指一种自然形成的感受，也只有这种趣，才是“真趣”。诗歌中有了它，就能感动读者，给予心灵上的美的享受。

【家数】 戏曲创作中的体制流派的特定名称。首先是明代戏曲理论家王德骥在《曲律》中提出的。他认为戏曲有“本色”和“文词”两家。他虽比较推崇“本色”，但也指出两者各有利弊。“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词，复伤雕镂。”

【曲中工巧】 明代戏曲理论家沈璟提出的评论戏曲的一种标准。他认为填曲，首先要协音律，获得表演上美感的效果；虽然有损文词也无关紧要。这种现象称之为“曲中工巧”。

【作曲三难】 明代戏剧家臧懋循提出的戏曲创作中的三种现象。一种“情词”之难，就是指主题的确立、题材的选取和风格的创立；第二种“关闩”之难，就是“戏剧冲突”的建立安排问题；最后的是“音律”之难，是指音乐性的完美问题。

【情与景会】 明代诗人袁宏道首先提出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特性。他指出“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魂”。这是说的诗歌创作中“意境”的创立问题，也就是创作过程中主观认识和客观世界之间的辩证的形象反映问题，“情”和“景”，既有生发，观照的一面，又相互通会的际遭。诗人就要把握并能完美的表达这种关系，构成诗篇的动人的艺术魅力。

【幽情单绪】 明代竟陵派诗人钟惺等倡导的一种诗歌创作风格。他认为“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渲染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他的这种主张，体现了没落知识分子的孤独感和不适应感。这种单纯从诗人主观精神创造艺术风格的主张，有一定的局限性。

【景语·情语】 清代诗论家王夫之提出的诗歌理论用语。所谓景语，就是指诗歌中单纯描摹景色的诗句，情语, 是指“以写景之心理言情”的诗句，亦就是“情”“景”交融的句子。可见，“景语”是浅层次的，“情语”才是内外交融，饱含情感的诗句。在这基础上构成名篇佳作。

【神韵】清代诗人、诗论家王士祯提出的诗歌理论用语。它的中心思想是要求诗歌创作具有深邃的思想感情和蕴籍丰富的审美意义；外在形式，却又是冲淡、超然的。它主要是发展了司空图、严羽的理论，在诗歌创作的审美作用方面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是，文艺创作是由多种要素综合构成的，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面。

【格调】清代诗人沈德潜提出的诗歌创作现论。它主要是强调诗歌创作中的“格”和“调”。前者是指诗歌的格式，也就是表达思想、感情所必须具有的与之相适应的格局，决不是漫无格式、任意而为的；后者强调诗歌的音律格调。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

紫芝

[转帖] 诗词曲名词术语释[下]
【肌理】清代诗论家翁方纲得出的诗歌创作理论。这种主张既反对袁枚、王士祯的“性灵”“神韵”，也不满于沈德潜的“格调”，它主张诗歌创作必需惯彻“理”，“诗必研诸肌理”。这里的“理”，既是指诗歌的思想内容的“道理”，也体理着创作规律的“文理”。

【人外无诗】清代诗人龚自珍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诗与人为人，人外无诗，其面目也完”。这种主张表明诗论家已看到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作品的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致的、统一的。可见，什么品质诗人就只能创作出同样品质的篇章。这种“同一”观，也不能推之极端，否则又将陷于矛盾之中。

【哀乐中节】清代诗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他认为诗歌创作是抒情的，这里就有一个“度量”问题。“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这里的“中节”就是要合乎一定的礼义规范。

【诗眼·词眼】这里指诗、词中的重要关节处。有的评论家着重于一句中的某些关键词语；有的则从整篇的布局、高潮等着眼。例如：清代刘熙载就是着重后一方面的论述，提出“通体之眼”的说法。

【妙在衬跌】清代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诗词创作中的一种手法。衬，是指衬托；跌，是指跌宕变化，形成一个有机的多资的整体。他指出诗词创作中必须具有层次和变化，形成一个有机的多姿的整体。这样才能具有动人的艺术性。

【凭虚构象】清代评论家刘熙载提出的文艺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他认为，凭实（客观事物）构象（艺术形象）是容易的，而凭虚（想象）的构象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凭实构象必然受到“实”的制约，只有凭虚才能具体有无穷尽的意境。至于这里所说的“虚”，不是“虚幻”，而是取决于诗人的生活积累和想象力的水平的高下。

【极炼如不炼】清代评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提出的主张。他说“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恶归天籁矣。”明确提出“极炼”和“不炼”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单纯的“炼”，太露痕迹，只有“极炼”达到“不炼”的程度，才能算达到艺术的极致。

【我手写吾口】清代诗人黄遵宪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他主要针对清代诗坛情况，特别是同治、光绪朝代的拟古作风而提出的，要求运用口语创作诗歌。这是时代发展决定的。

【意境】我国古典诗论中重要的理论之一。它主要是关于诗歌中的形象问题，也就是诗人主观情感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相互融会，构成主客观统一的形象体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文艺创作的（特别是诗歌创作）中的主体问题。中国古典诗论，从“言志”“缘情”开创的，都是着眼于诗人主观的内心世界，即便是山水诗等，也强调主观对于客观的关照关系，在诗篇中强调内在与外界的沟通、融合。这就是意境的基础。在这基础上，发挥诗人的主观独创作，深入体会外界的本质特征，求得新的艺术创造。

【有我·无我】清代评论家王国维提出的诗词创作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有我”是指“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也就是说作者主观的感情，移到客观事物上，再由作者将这主客观形成的情感物、物因情迁，统一的形象表现在作品之中。“无我”是指“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里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无我”，而是指将“我”化成“物”，使之与相同一，表现在作品中，只有“物”而不含主观的感情了。实际上它不能是“无我”的。这种“物”“我”同一理论，最早可推溯到古代印度《奥义书》中的“梵”“我”一致的理论。

【物我无间】清代评论家刘熙载所提出的文艺创作理论。“物”是指客观世界，“我”是指诗人的主观世界。他认为这两者之间是有同一性的，“我”有可能完善的反映客观之物。当两者统一时，就能创作出优秀的诗篇。

【隔与不隔】清代评论家王国维提出的判断境界优劣的标准。不隔是好的境界。不隔就是指客观世界和作者主观世界，乃至读者的精神感受这三者之间是相互贯通，相互观照、对应。要做到一点，就需要真诚的认识和高明的技巧。

紫芝

[转帖]从以虚对实看黛菱论诗[襄儿/文]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中，香菱跟黛玉学诗，黛玉告诉她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黛玉这一段话显然与“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的对仗要求相悖，历来学人多认为是曹公偶尔笔误。
   
    如俞平伯在《红楼心解》之《读<红楼梦>随笔》中，有《林黛玉谈诗讲错了》一篇，其中说：“好像不错，实则大错而特错。当真做律诗，把虚字对实字，实字对虚字，岂不要搞得一塌胡涂？难道林黛玉这样教香菱而《红楼梦》作者又这样教我们么？这是承上文‘平声对仄声’，句法顺下，因而致误。恕我不客气说，恐非抄者手底之误，实为作者的笔误。语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殆万虑中之一失也。我向来不赞成‘以意改字’，但碰到有些情形又当别论。像这样明显的错误应当校正的。”
   
    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之《<红楼梦>中的诗论选注》一文，引用黛玉的话时，干脆直接改成“虚的对虚的，实的对实的”，并解释说：“对仗就是两句之间的字，不但要平声对仄声，字义的性质也要是同类的，即虚字对虚字，实字对实字。上引的话，原作‘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各本皆然。俞平伯曾辨其为‘作者偶尔笔误’，是说得对的。今引文亦据俞氏校本改正。”
   
    两位先生说的固然有理，但按笔者想来，《红楼梦》一书是曹公“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字斟句酌完成的，又经历了脂砚斋等人一次又一次的重评再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如果还有这样显而易见的错误，这种可能性恐怕是不大的。
   
    也许还有一种更合理的推测，那就是曹公并没有写错，抄书者也没有抄错，而是曹公故意保存了生活中的本真状态——要描写的正是黛玉偶尔口误，说错了。
   
    试想，人在说话的时候，很容易有一种惯性，要么连续说一样的，要么连续说相反的。黛玉前面先说“平声对仄声”，后面就容易说成“虚的对实的”；要是前面先按照常理说“实的对实的”，后面估计就可能说成“平声对平声”了。小说中描写黛玉指点香菱这一段时，一上来就说“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本身是抱着半交流半聊天的态度，不是在做严谨的学术报告，不太会去计较每一个字词的对错和每一个句子的关联。因此“平声对仄声”只说了一句，“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接连说了两句，并没有为了句式的工整去配上一句“仄声对平声”。况且黛玉的重点在于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前面的话都属于陪衬性质的基础知识，所以夹在中间的部分说错，是完全正常的。格律在黛玉心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牢不可破的金规玉律。此段正是要描摹黛玉在不经意间的小小口误，以说明潇湘妃子不仅谙于格律，而且超于格律，其诗才早已不为格律所限。
   
    而作为学生的香菱，并没有被误导，而是紧随其义，和黛玉探讨起“不以词害意”的问题。这说明香菱也是有相当的格律功底的，所以在听讲的时候，自动忽略了老师的口误，领会了黛玉所说的作诗之根本要义所在。香菱在既往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况下，利用“常弄一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的学习机会，就能达到如此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这也是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暗示英莲根基不凡。甲戌侧批有“正是写日后之香菱，见其根源不凡”、“总写香菱根基，原与正十二钗无异”等语，肯定了英莲的兰心蕙质。庚辰双行夹批更是比之于其他诸钗，赞美香菱说：“细想香菱之为人也，根基不让迎、探，容貌不让凤、秦，端雅不让纨、钗，风流不让湘、黛，贤惠不让袭、平，所惜者青年罹祸，命运乖蹇，至为侧室，且虽曾读书，不能与林、湘辈并驰于海棠之社耳。然此一人岂可不入园哉？”而香菱也终于借助在大观园里学诗的机会展现了自己的不凡的性灵。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看法。如刘恒曾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文章《关于“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提到：“近读沈德潜《说诗晬语》，内有‘中联以虚实对、流水对为上’的说法，霍松林教授的解释为‘中联，指律诗的中间两联。抒情为虚写景叙事的实，以虚对实，或以实对虚，叫”虚实对“。如陈与义（简斋）《怀天经智者》中的”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一我一物，一情一景，显得有变化，不呆板。’……原来诗道中就有‘虚实对’一说与‘流水对’并举，林黛玉说的话还是有根据的，不存在什么笔误。”
   
    笔者觉得此说未必符合作者的原意。“虚实对”当然是有的，但不是常例，颔联颈联实对实、虚对虚也是可以的，而且更为常见。施蛰存在《唐诗百话》的“刘长卿五言律诗三首”一篇中说道：“律诗的中间二联，一般作者都用一联写景，一联抒情的方法，这就是宋元诗家所谓虚实相生法。写景是实句，抒情是虚句。但南宋时，有一个诗人周伯弼，编了一部《三体唐诗》，选录七绝、七律、五律三种诗体的唐诗，以发挥他的虚实论。……所谓四虚、四实，指的是律诗的中间二联四句。他以为一首律诗，以四实为上，四虚为中，虚实各半为下。……刘长卿的《馀干旅舍》，就是符合于他的四实论的。他认为这种创作方法，是唐律之上品，但近代诗家却以虚实各半为上。”
   
    黛玉指点香菱时，推荐用王维的五律、杜甫的七律、李白的七绝打底子，再参考南朝及以前“陶渊明、应玚、谢、阮、庾、鲍”诸家，而认为“断不可学”陆游的诗，说明黛玉的倾向显然是“宗唐”而非“宗宋”的。“唐律之上品”是“符合四实论”的，而到了“宋元诗家”才推崇“虚实相生法”，“以虚实各半为上”。如果要让黛玉在作品上“宗唐”而在理论上“宗宋”，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黛玉此语无关“虚实对”，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了。
   
    此后香菱读完王摩诘的一百首五律，与黛玉谈论“领略的滋味”，所举出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三个对子，均为写景之作，无不是以实对实，并不涉及到“虚实对”的情况。说明黛玉把《王摩诘全集》推荐给香菱，正是希望她学得盛唐的律诗正体，而不是在“虚实对”、“流水对”等问题上大做文章。
   
    因此笔者认为，“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一语，并非曹公笔误，也并非“虚实对”之义，而是曹公故意为之，脂砚斋等人评点时集体保留，使这一段文字准确地叙述了黛玉偶尔口误、香菱心领神会的真实场景，这正是生活中本真状态的展现。

瀚海一鹤

紫校辛苦了！

瀚海一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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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柔

好多啊~~慢慢学才是~~紫芝校长的心血，辛苦了~~~上不了茶哦

十八龙门

谢谢校长传道解惑~~

坐领春风气不群

老师辛苦了，收藏了。

夏竹林

慢慢消化吧，校长辛苦了

星湖五味子

传道授业，老师辛苦。

一片枫叶

这份学习资料太好啦！谢谢紫芝校长！

箩赋闲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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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洱散人

值得一看，看后再看！！！{:5_116:}

情长纸短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
学习了。

闲散

俺看一遍都看的辛苦~~先囫囵吞枣。谢校长，你更辛苦~~

业余围观

校长好

九知羽

学习

不羁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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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中岁月

看一点是一点，慢慢来吧。紫校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