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习学记言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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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学记言序目

作者：叶适 资料来源：恶人谷珠楼 点击数：235 更新时间：2008-3-10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宁波)人。淳熙五年(1178)进士。历官工部侍郎、吏部侍郎。以宝谟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力主抗金，且有劳绩。他主张重农，反对抑商。晚年夺官去职，在故乡城外水心村讲学，自号水心居士，学者称水心先生。著有《水心文集》、《别集》等。《宋史》、《宋史新编》、《南宋书》、《南宋馆阁续录》有传。 　　《习学记言序目》又称《习学记言》，五十卷，为叶适读书札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于子部杂家类，《宋史·艺文志》著录于子类杂家类，《四库全书》收于子部杂家类。成书于嘉定十六年(12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书乃辑录经史百氏，各为论述，条列成篇。凡经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鉴》四卷。所论喜为新奇，不屑摭拾陈语，故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文刻峭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此书通过辑录评论经、史、百家，表达其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观点。 　　叶适从事政治和学术活动的五十年中，正是南宋岌岌可危的时期。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理学内部已出现异端。叶适面对现实，主张“明大义”、“图大事”；在理论思想上主张“当求公心”、“当立定论”；在改治实践上主张“务实而不务虚”(《水心文集·补遗·奏札》)。他的著述活动，始终结合当时现实生活，坚持“事功”与“义理”的统一观。认为“为文”要“关世教”，“笃行”要“合于大义”，“立志”要“存于忧世”。他是永嘉学派哲学家，反对理学家“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主张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 　　叶适论文持功利主义现点，认力文关“国之废兴”，“篇什能蛊山林之士”，且“事往犹存”。他认力《离骚》并非出于“一身之利害”，而是“明于治乱”的屈原“疏斥不用，谏争莫行”的忧愤，司马迁对此“不足以知之”，而扬雄的《反离骚》则更是“自立于浅而不足以知人之深”。 　　正如在哲学上提倡反对虚空之学一样，在文学上，叶适提倡反映现实的“风雅”，而力诋沈、谢，说他们的作品“穷巧极妙而无当于义理之毫芒”。在他看来，诗要反映现实，不能像白居易那样“专以讽为主”，而应像《东坡七首》的“哀而不伤，放而不怨”。 　　叶适注意考察体裁、流派的发展变化，即“考源之所自来”。认为后世之诗与古诗“出于人心者实同”，斥韩愈“尊古而陋今太过”。他认为“争妍斗巧，视外物之变态”是唐诗长处，但“为求于内，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叶适评诗是内容与形式并重，强调“意趣之远”和“词藻之佳丽”．叶适对艺术形象的认识有可取之处。他说“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这个“物”就是艺术形象。他主张“物”和它所表达的内容应当统一，“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又不同于“道”，“物有止”，是具体的、有限的；“道无止也”，是抽象的、普遍的。叶适要求艺术形象应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因此他批评孟郊“自鸣其私”、“何足继古人之统？” 　　哈哈儿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点校制作，只摘录部分诗话条目，未录入全书。 　 　　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诗为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多矣。　　○大序所发明，既为决定之词，学者据依。然以诗考之，精粗表里，失源流矣。　　○论风雅者，必明正变尚矣。夫自上正下为正，固也。上失其道，则自下而正上矣。自下正上，虽变亦正也。小序谓政教失而变风，发乎情，审如其言，则是不足以自正，岂能正人哉？今之所存者，取其感激陈义而能正人，非谓怨愤妄发而不能自正也。《舜》、《皋陶赓歌》，风之正也；《五子》述禹戒而作歌，得为变乎？　　○《史记》：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取三百篇。孔安国亦言删诗为三百篇。按《诗》周及诸侯用为乐章，今载于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诗，殊少矣，疑不待孔子而后删十取一也。又《论语》称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诗，不应指其自删者言之也。余于《尚书》既辨百篇非出于孔氏，复疑《诗》不因孔氏而后删，非故异于诸儒也。盖将推孔氏之学于古圣贤者求之，视后世?script >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SO娱乐城：真_人.足球.彩票齐全| 开户送10元.首存送58元.手机可投ぺ注任何游戏顶级信用ぺ提现即时到账SO.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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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陂》之美人，谓贤者也。诗言淫乱，必指其人与事。非人与事，则所为美人静女者，皆以贤有德言之也。　　○逍遥、翱翔，大夫自谓也。以道而去，虽其身安，其服不改，然不敢忘其君也。　　○冠其重也，衣次之，韠又次之。若曰“庶见其冠乎”？又或“庶见其衣乎”？又或“庶见其韠乎”？　　○壹，纯一也，不二也。有一德者古难之，伊尹以为天之所眷求也，而况于人乎？必有是一也，而后可以正四国也。祝之万年，言其甚难，而愿其久也。虽然仪与服其外也，诗人以为可以占其内也。霍光至无识也，犹曰“郎仆射窃识视，不失尺寸”，所以能任汉事也。　　○乱世非曰无政，然犹冽泉之浸丛草也，其能熟而食乎？故曰“芃芃黍苗，阴雨膏之”，若是者，治世之政也。　　○系七月者，但曰陈王业，而下文云周公详味，其诗实周公也。君者众民之总，国者众家之总。是诗也，以家计通国服，以民力为君奉，自后世言之，不过日用之粗事，非人纪之大伦也，而周公直以为王业，此论治道者所当深体也。武王访箕子曰：“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无逸》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古人未有不先知稼穑，而能君其民；君其民，未有不能协其居者。此诗乃《无逸》之义疏，协居之条目。成王童孺，未有所知，故详以告之也。《顾命》曰：“昔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成王盖守此，以命召毕相康王也。后世弃而不讲，其讲之者亦自笑其迂浅而无用，乃以势力威令为君道，而以刑政末作为治体。然则汉之文帝、唐之太宗，虽号贤君，其实去桀、纣尚无几也，可不惧哉！　　○孔孟论《鸱鸮》诗，盖推言之也。正言之则，作室之难，当知所保耳。　　○《东山》无功名可歌，与《采薇》、《出车》稍异。　　○周大夫能刺朝廷，且自笾豆、衣裳之外无他事，岂当时所谓危疑者，非后世危疑之比乎？然至于以狼跋而喻周公，则祸福难易之际，古今亦不相远，但盛德履之不同耳。（同上《陈桧曹豳》）

　　自《鹿鸣》至《菁菁者莪》，文武成康之盛备见矣。古人因诗度乐，后世因乐为诗，盖以事合政者，德以致之也，以政求事者具之尔。按《棠棣》、《采薇》、《出车》、《杕杜》、《鱼丽》、《湛露》、《彤弓》，皆详载事本，余则缺焉。得无因乐为诗，而以政求事乎？　　○今考其义已明，而师传未讲者：《南陔》，孝子相戒以养；《白华》，孝子之洁白，指言孝子，当有其人与其事；《华黍》，时和岁丰，宜黍稷，当有丰年嘉禾之事；《由庚》，万物得由其道；《崇丘》，万物得极其高大；《由仪》，万物之生，各得其宜。三篇各以得字言之，是其实顺生长之理，实无夭阏之患，实遂土地之性，皆知其所以致之之由，非泛然以意言之也。虽其词亡，而系诗者既以明著之，不可得而没也。其义虽若未明，而以诸诗参比，则《鹿鸣》当是得此贤人，与之燕乐；《四牡》、《皇皇者华》，当是王事方急，特命使臣往来王所；《伐木》，当是感鸟声之求友，故于粲洒扫，八簋肥羜，以速亲戚；《天保》，当是人臣实有为此诗以祝其君者；《蓼萧》，当是天子巡狩远方，诸侯群臣喜于得见。皆其时实有此事，诗实有此词，故因被之乐歌也。若未必有是事，而逆有是诗，出于上则为具文，出于下则为虚美。既非其实，岂能责治。虽后世固然而成，周盛时则不然矣。此尤师传之所未讲也。惟《南有嘉鱼》，言乐与贤；《南山有台》，言乐得贤；《菁菁者莪》，言乐育材。贤材国命之终始，虽未有是事，亦可以逆为是诗，上可其文以待之而非豫，下可虚美以祈之而非謟也。今师传以是义故并归一比，随文解释，使成周实美。晻郁不章，非所以开后人也。然则二《南》不逆为诗乎？曰：正家之道，始自后妃，终及士庶妾媵，以本先之，以效致之，以瑞应之，主义以教，非逆为诗之比也。若《葛覃》、《卷耳》，则周之后妃固当有是人，赋是诗，亦非逆为者，嫌不明载耳。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或者师尚父之时乎？何其相与之懿也。　　○自“周爰咨诹”以下变文，然皆咨访之义也。而叔孙穆子乃以为臣获五善，盖笺传之学尚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然皆编户、齐民、兄弟之情也。《麟趾》之公子，可以互见。　　○因伐木鸟鸣，而感求友之义，其词激切殷勤，此必于时事有所激发，今不可得而见也。　　○“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所谓“于汝极，锡汝保极”也。　　○《鱼丽》，万物盛多。孟子所谓“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之效，非自能然也。　　○《南山有台》，言山之有木，凡六章，蔚乎山也，国之人材亦然盛矣。　　○厉王流彘，共和行政，天子若家人，然天下不复知有号令矣。故二《雅》咏歌，皆封建征伐搜狩宫室之事，其一时作起，观听赫然，固臣子所喜。至于恩深泽厚，本根有托，敬保元子，绸缪室居，则未可谓知文武成康之义也。故不幸一传幽王，十余年而坏千三百年之业，读是诗者，徒乐其词，而不察其事，则于治道失之远矣。　　○于彼新田?scrip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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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逊，何承天曾孙，范云、沈约皆好其诗，以为含清浊中今古，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梁元帝论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

　　钟嵘诗评谓“郁陶乎余心”、“名余曰正则”为五言之滥觞，备论众作，以及时流，盖天监初也。

　　刘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言“铨叙一文易，弥纶群言难”，自谓文之枢纽极于此。王籍《赋若耶溪》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当时称其文外独绝。

　　按梁世文士之盛，虽格力不逮建安，而华靡精深，众作林起则过之。后世虽云接周汉之风流，然岂能反齐梁之气？习学者当深考。

　　魏齐间，温子升、邢邵、魏收继出，文字稍与江南比。隋唐以来，能使南北同体，盖非特庾信、江总之教也。高澄父子收拾士类，厮隶用之，其言“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正依放曹氏，本根不建，而急于歌颂。宣王《小雅》犹无救于亡，摛辞奋笔，涌波涨澜，愈速其崩坏耳。（卷三十五《北史·齐书》，下同）

　　齐氏变风，属诸弦管；梁时变雅，在夫篇什。弦管之乱，时移则息；篇什之变，事往犹存。弦管止诱闾巷淫人，篇什能蛊山林正士，害之大小固不同也。自文林馆设，齐人风靡，然不旋踵而亡其俊秀者，尽为周隋之用；士之离合，岂与国之废兴相关哉！《诗》“殷士肤敏，裸将于京”，《论语》“殷有三仁”两节，当参看。

　　隋僧道骞读《楚辞》，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后传《楚辞》者，皆祖骞之音。辞以义为主，音必归于正，若楚人之辞，必为楚音，则五方异域不胜其音，而文义奚取？虽《三百篇》亦肴乱而不知所裁矣。此固浅儒俗人之通患，学者不可不知也。（卷三十七《隋书》，下同）

　　房晖远指“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为王者房中之乐。按文王、周公以《关雎》为风化之首，故孔子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经师相传，用之乡人，用之邦国，天下正音无先焉，而鄙儒俗生，其言如此悲哉！

　　征论文，言“北方以理胜词”，使理果胜，则词何足云？正谓理未能及词尔。而南方文意兼失，又非过其意者，征固未知此也。征又言：“炀帝意虽骄淫，而词无浮荡，故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易》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章高下，未有不与事称者。炀帝大业三年幸榆林，突厥启民朝，复幸启民所居，赋诗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氊帷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竭天下之力从事于荒远，仅做得此诗，虽只十数句，而所关兴亡甚大。夫所恶于轻靡之文者，谓其不足以致治也。若无浮荡，而反至于亡，则何益哉？又王胄和《大酺》诗，亦夸奢之词，而帝以为“意气高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盖其君臣务为雄胜，轻尽民力，与“璧月云山”之句异体同归，而征反谓“依而取正”，与子革举祈招诗何不同耶？

　　《新志》言：古之作乐者，多为之法。始求声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度量权衡皆自黍积之，以为古之君子知物之终始，而忧世之虑深。按《书·周官》、《左氏》、《论语》、《孟子》论乐皆无此，惟《国语》载泠州鸠答问律，称“古之神瞽，考中声而量以制”，无所谓君子者。欧阳氏所据，盖《汉志》王莽时钟律家所定，刘歆所典领，工师相传，非君子之言也。学者最患论世不明，转溺卑近，由汉至今，无不以制乐为极，致尺律起深争。且璇玑、玉衡，舜实在之，以齐七政。后世尚不能传其法，而律度量衡自天地以来所同有，乃必曰“皆起于黍”，夫有律而后有黍耶？有黍而后有律耶？以圣人君子之学，驱而求工师瞽人之所能，又谓乐旷世而不可作。宰我言“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夫乐何尝绝于天下，而亦何时而不崩。谓“知器之必敝而声不可以言传”亦非也。祖孝孙、张文收既定乐，太宗乃谓“圣人因人情以作乐，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魏征遂言“乐在人和，不在声音”，便欲决了此论。盖太宗以治自矜，言和则由已，无预于乐，征不知其指，殆浅率矣。夫乐疑非以致人和，而非人和则不足以制乐。太宗不以时之治乱责效于乐可也，而谓我能造治使乐随以和，虽圣人不敢当，而太宗偃然当之，非泰乎？舜闻“律音在治忽”，正恐乐有未谐，则治有未至。既以已致治，复以乐察治，此道之密微，非太宗与征之所能知也。又言“将亡之政，其民苦，故闻乐而悲”，今《玉树》、《伴侣》之曲尚存，为公奏之，知必不悲，此尤非也。因政成乐，政往乐存，人听其音如在其时。季札历观众乐，不问存亡；孔子闻韶，久而忘味，安有奏亡国之音而不悲者？太宗此言亦谓当我之时，悦我之政，无悲前代衰乱之心，何其意之鄙近也。充太宗之治，力行不已，宜若可以语乐，而其见处卑下如此，《新志》所谓“时君褊迫，不足以堪其事者”，正应太宗尔。若隋文则又未论也。张齐贤议凉武昭王为太祖，举《传》称“欲知天上事问长人，以其近之”。《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跼”，又云“瞻仰昊天，云如何里”。齐贤在当时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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