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问对

名繁

<br /><br />唐李问对
      李卫公问对
      李靖 撰
      《李卫公问对》简介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649)，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于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伟大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闼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伟大的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列传》)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祐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唐李问对》，故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薳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子类》)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四部正讹》)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年)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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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 《李卫公问对》共分上、中、下三卷，一万零三百余字。全书涉及的军事问题比较广泛，既有对历代战争经验的总结和评述，又有对古代兵法的论释和发挥；既讲训练，又讲作战；既讨论治军，又讨论用人；既有对古代军制的追述，又有对兵学源流的考辩，但主要内容是讲训练和作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心围绕着“奇正”论述问题。
         
      奇正是古代军事学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历代军事家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论述深刻，分析透辟。它引《握奇经》：“八阵，四为正，四为奇”，说明奇正原是方阵队形变换的战术。方阵中有四块“阵地”或“实地”(即战斗部队的位置)，有四块“闲地”或“虚地”。在“实地”作战的部队就是“正兵”；利用“虚地”实施机动的部队就是“奇兵”。它认为奇与正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提出“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它用奇正的观点来解释进退、攻守、众寡、将帅、营阵、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军事问题，大大发挥了孙子的奇正学说。如它指出：“凡兵，以向前为正，后却为奇”；“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等。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紧密联系起来阐述，指出“奇正者，所以致敌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故形之者，以奇示敌，非吾正也；胜之者，以正击敌，非吾奇也。此谓奇正相变。”“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
         
      《李卫公问对》非常重视阵法训练。主张从实战需要出发训练部队，达到在战斗中“斗乱而法不乱”，“形圆而势不散”，“绝而不离，却而不散”。它重视训练方法，认为“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强调根据部队的不同特点进行教练，“汉戍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它还提出了由单兵到小分队，由小分队到大部队的训练程序，即由伍法而队法而阵法。对于方阵、圆阵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尤其对李靖创造的六花阵，明确指出本于诸葛亮八阵法，“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立，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敌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也。”
         
      《李卫公问对》对古代兵法的源流进行了总结归纳，它认为古代兵法“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即：“《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它对古代重要兵法进行了评述和发挥，其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如对《孙子》“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解释不囿于曹操等旧说，并批评他们用力量的强弱来解释是“不悟攻守之法也”。指出“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对于攻守问题，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如“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等等。
         
      《李卫公问对》也包含着较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它认为战争的胜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不可归结为单纯的一个原因，“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它还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强弱、优势、主客都处在变化之中，“‘因粮于敌’，是变客为主也；‘饱能饥之，佚能劳之’，是变主为客也。”它注重人事、反对迷信，指出“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但是，它又不主张废弃阴阳术数，认为这是“使贪使愚”的诡道之术。
         
      《李卫公问对》是《武经七书》之一，在中国古代军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它也存有一些明显的封建糟粕，如对李勣的明黜暗用的封建权术；它提出阴阳术数为诡道之术，若用来作为欺骗敌人、团结内部的一种战术，尚有可取之处，若用它来愚弄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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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士卒，便是封建的愚兵政策。它的“教正不教奇”的论点，也有很大的片面性。明何良臣曾批评它说：“奇而不教，则号无以别，变何以施？”(《阵纪·奇正》)
         
      《李卫公问对》，宋初有《兵法七书》本，后又有麻皓年注释本。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令校定《孙子》、《李卫公问对》等七书为《武经七书》，镂版刊行。据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载，宋代曾刊印过《李卫公问对》三卷单行本。但北宋之前的版本今不可见。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后众多丛书本及清刻、清抄本，大多源于此本。现存比较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建国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吴如嵩、王显臣的《李卫公问对校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和《李卫公问对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李卫公问对》卷上
         
      卷上共分十七节。主要论述兵法中“奇正”的关系和运用，结合战例着重论述了“无处不用正，无处不用奇”，“正能胜，奇亦能胜”，“奇正相交，循环无穷”的道理。此外，还兼论了阵法的起源和发展，兵法的源流和派别。最后还联系当时边防实际，论述了奇正的运用以及选将、练兵等问题。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陈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易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台，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太宗亻免首。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案《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尔。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孰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灾。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案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说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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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靖曰：案《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安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
         
      靖曰：案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
      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
         
      臣案《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干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医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那社尔等讨薛延陁，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宫，联皆从请。延陁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勣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来力}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以通斥候，斯以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戌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来力}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蕃汉便见奇正之法矣。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尔。臣案《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已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候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
          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陈法悉图以上。
          太宗曰：蕃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犄角，此正兵欤？
         
      靖曰：案《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蕃汉所长而战也。蕃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尝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
          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孙子》曰：“形兵之杉，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 其此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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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br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糜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巳。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故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被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己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易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波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人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情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勣，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图报，于理何损乎!
          太宗曰：善！无疑矣。
          太宗曰：李勣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
         
      靖曰：勣忠义之臣，可保任也。无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而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
          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日，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车免}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大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难时。既行，军中但闯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谓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报其毅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邪!尽合古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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